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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八章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

　　狄更斯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是英国十九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一生创作了大量作品，广泛描写了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生活，揭露了资产阶级金钱世界的种种罪恶。著名作品《双城记》、《雾都孤儿》。

　　1812年2月7日，狄更斯出生在英国南部朴次茅斯的波特西地区一个贫寒的小职员家庭里。父亲是海军会计处的小职员，因无法清偿债务而被投进债务监狱。这时刚满10岁的狄更斯不得不挑起全家生活重担，11岁时就被送到一家皮鞋油作坊去当童工。为节省开支，母亲和弟妹都搬进监狱和父亲住在一起。狄更斯在外做工，每逢星期日领到薪水就买些食物去监狱看望父母弟妹。后来狄更斯的父亲继承了一位远亲的一笔遗产，还清债务后出狱。狄更斯离开鞋油作坊进入一家小学读书，对学校里摧残儿童的野蛮教育十分反感。狄更斯充满痛苦的童年生活，使他一生对穷人，特别是对贫苦儿童怀着深切同情，后来写了不少儿童题材的作品，如《大卫·科波菲尔》中就有他童年生活的影子。

　　《大卫·科波菲尔》：大卫·科波菲尔尚未来到人间，父亲就已去世，他在母亲及女仆辟果提的照管下长大。不久，母亲改嫁，后父谋得斯通凶狠贪婪，他把大卫看作累赘，婚前就把大卫送到佩格蒂的哥哥家里。佩格蒂是个正直善良的渔民，住在雅茅斯海边一座用破船改成的小屋里，与收养的一对孤儿（他妹妹的女儿艾米莉和他弟弟的儿子汉姆）相依为命，大卫和他们一起过着清苦和睦的生活。

　　大卫回家后，后父常常责打他，并且剥夺了他母亲对他的关怀和爱抚。母亲去世后，后父立即把不足10岁的大卫送去当洗刷酒瓶的童工，让他过着不能温饱的生活。他历尽艰辛，最后找到了姨婆贝西小姐。

　　贝西小姐生性怪僻，但心地善良。她收留了大卫，让他上学深造。大卫求学期间，寄宿在姨婆的律师威克菲尔家里，与他的女儿安爱格尼斯结下情谊。但大卫对威克菲尔雇用的一个名叫希普的书记极为反感，讨厌他那种阳奉阴违、曲意逢迎的丑态。

　　大卫中学毕业后外出旅行，邂逅童年时代的同学斯蒂福斯。两人一起来到雅茅斯，访问佩格蒂一家。已经和汉姆订婚的艾米莉经受不住阔少爷斯蒂福斯的引诱，竟在结婚前夕与斯蒂福斯私奔国外。佩格蒂先生痛苦万分，发誓要找回艾米莉。

　　大卫回到伦敦，在斯本罗律师事务所任见习生。他从爱格尼斯口中获悉，威克菲尔律师落入诡计多端的希普所设计的陷阱，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这使大卫非常愤慨。但这时，大卫堕入情网，爱上斯本罗律师的女儿朵拉。他俩婚后生活并不理想，因为朵拉是个容貌美丽、但头脑简单的“洋娃娃”。姨婆也濒临破产。这时，大卫再次遇见他当童工时的房东米考伯，米考伯现在是希普的秘书。米考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揭露了希普陷害威克菲尔并导致贝西小姐破产的种种阴谋。在事实面前，希普只好伏罪。后因他案并发，被判终身监禁。贝西小姐为了感谢米考伯，送他一笔资金，使他在澳大利亚发财致富，事业上取得成功。

　　与此同时，佩格蒂多方奔波，终于找到了被斯蒂福斯抛弃后沦落在伦敦的艾米莉，决定将她带到澳大利亚，重新生活。启程前夕，海上风狂雨骤，一艘来自西班牙的客轮在亚茅斯遇险沉没，桅杆上攀着一个濒死的旅客。汉姆不顾自身危险，下海救他，不幸被巨浪吞没。当人们捞起他的尸体时，船上那名旅客的尸体也漂到岸边，原来是诱拐艾米莉的斯蒂福斯！艾米莉怀念汉姆，去澳大利亚后在劳动中寻找安宁，终身不嫁。

　　大卫成了作家。朵拉却患了重病，在佩格蒂去澳前夕离开人世。大卫满怀悲痛，出国旅行，其间，爱格尼斯始终与他保持联系。当他三年后返回英国时，发觉安格妮斯始终爱着他。他俩终于结成良缘，与姨婆贝西和女仆佩格蒂愉快地生活在一起……

　　狄更斯由于家庭贫穷，狄更斯从16岁开始，先后做过律师的抄写员、事务所的信差、法院的速记员，这使他走遍伦敦的大街小巷，出入法院和监狱，接触到各种人物，了解到各种诉讼案件。1832年他又当了报社的采访记者。担任记者期间，他有机会广泛地接触英国社会，常去国会记录辩论情况，目睹了资产阶级党派斗争的肮脏内幕，了解了辩论中揭露出来的上流社会的大量罪恶事实，这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搜集了丰富的生活素材。

　　狄更斯一生不知疲倦地写作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1870年年6月9日，这位英国文坛上的“天之骄子”在赶写他的最后一部小说《爱德温·德鲁德之谜》时，患脑溢血去世。狄更斯在死前的遗嘱中写道：“我绝对要求把我的丧事办得朴素、简洁。不要张扬。不要在报上发讣告……我的书会让人们记得我的——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

　　除了纪念碑外，狄更斯的遗愿基本上都得到了尊重。但是他的死引起了全英国人民的哀悼，骨灰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的“诗人之角”。

　　简评：狄更斯所生活的年代，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迅速。经济繁荣的同时，现实的阶级矛盾也逐渐加深，统治阶级疯狂追求利润，想发横财，工人们失业无家可归。狄更斯从人道主义出发，善于运用典型的细节表现人物的特征；在着力描写小人物善良、温情和道德感化的力量的同时，对资产阶级的罪恶和惨无人道的社会制度作了具有强烈感染力的艺术概括。用作品呼吁统治者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不能剥夺劳动人民的权力，劝戒统治者要做讲道德有良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