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荒原

第26章 爱我所爱

　　在农村，你可以经常看到这样一些因上了年纪而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他们混浊、迟滞的目光和微微张开了的空洞的嘴巴，以及衣服上面那些乌黑油亮的污垢，总令人徒然产生日暮时分的悲凉和无望。他们和过去在太阳底下一边用沾满了泥巴的手挥着额头上的汗，一边大声讲着床第之间的笑话的汉子和妇人们已完全判若两人。离开劳动，又没有精神上的其他任何寄托，使他们整个人都仿佛被抽空了一般。空虚和无聊对一个人的心理和精神所产生的腐蚀作用是可怕的，而因之带来的某些东西的消失，是真正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毁灭！

　　许多年来，我们目睹着周围那些像庄稼一样一批接着一批被衰老无情收割而去的老人，看着他们大同小异的日渐干瘪、萎缩的晚年生活——尽管他们当中也不乏年轻时曾经优秀辉煌者，但最后还是都不约而同地走向了那种可怕的毁灭，就像暮色四起时的那些家禽一样，即使没有棒棍驱赶和吆喝，自己也会慢慢地踱向那个也许被它们视为归宿的笼子。所以当年逾古稀的传化老人怀抱琵琶神采飞扬地出现在众人面前时，人们不能不对这位看不懂曲谱也不识多少字的老人由衷地产生深深的敬意，并抱着极大的兴趣渴望走近他。

　　纵览老人的一生，可以说在其前半个多世纪光阴的生命里，是为家人为生计而活着；而当他过了花甲走向古稀之年时，才真正地开始为自己而活着了。

　　和许多上了年纪的人一样，跟人聊天，老人也常常会沉缅于往事之中——“多少渴望顿顿都能有饱饭吃，活儿越重，胃口也越大，一日三餐，中间间隔的钟头总是还不到一半的时候，肚子里又早已是空的了。除了吃，还最渴望偶尔能有个饱觉睡。那时候白天要在生产队里挣工分，私有地上的活儿只好放到晚上去做，总要摸黑干到半夜三更才肯歇手。终于睡下了，心却还得提着，明天一大早还要进城去卖菜，三四个小时里须不时地醒过来看一看搁在床头的那口钟里的几根指针，要是睡过了五更，就别指望能赶上去杭城的头渡。出了门，一眼望去，那路还只是白花花的一条带子，自行车骑着骑着，眼皮就粘上来了，怎么都分不开，两只脚仍在那里踩着，梦却一个接着一个地做，中间猛地被惊醒，却像渴极了才喝了一小口茶一样，激起的只是更加强烈的想喝的欲望。

　　“后来土地承包了，吃饭终于不成问题了。再后来办了厂，日子越来越好过，冠巨也越来越得力，公司里很多事情都不必再由我操心，不用再像以前那样起早摸黑，这时候心里就又尽惦念着这辈子唯一的嗜好：文艺。做梦都惦念着过去参加文宣队时的日子——一班子人经常热热闹闹地聚在一起拉拉唱唱，互相切磋琴艺。”

　　然而此时——20世纪90年代初期，作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特定的产物农村文宣队早已不存在，而往日与他一起参加过文宣队的村人们，这年头都恨不得能生出个三头六臂来帮着一块儿狠命赚钱，以圆满完成这辈子普遍被视为三件头等重要大事：造房子、娶媳妇、抱孙子。

　　苦于找不到知音和良师点拨的徐传化，此时又格外想念起玉坤——那位小他四五岁却可算得是他的第一位胡琴老师的乡村秀才。然而时隔这么多年，玉坤在他的视线里如同一只断了线的风筝，早已不知在那些多风的季节里被飘向了何方。

　　而萧绍地区妇孺皆知的莲花落演员翁仁康，正是在这时候走进了老人的生活里。

　　莲花落作为萧绍地区特有的一种地方曲艺，最早源于绍兴一带，故民间习惯于在“莲花落”前再冠以“绍兴”二字。其表演方式由一人组唱、一人打板、一人拉胡，具有“一人多角”的特色。由于所表演的内容故事性强，语言采用原汁原味的本地方言，幽默朴素，通俗易懂，再加上音调不急不缓，张弛有力，且其唱腔要求极能体现出男性嗓音的深沉宽厚，故深受杭绍方言群内的老百姓的喜爱。20世纪70年代初，著名绍兴莲花落表演艺术家胡兆海对莲花落的伴奏和唱腔又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使其音乐感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增强。1976年，由胡兆海表演的一则《翠姐姐回娘家》将莲花落在萧绍地区的老百姓心目中抬高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从70年代末一直到80年代中期，《翠姐姐回娘家》令无数方言区内的老百姓百听不厌。它讲述的是一个非常稀松平常的有关婆媳、姑嫂之间的农村家庭故事，然而正是由于故事本身和现实生活之间的贴近，使长期以来一直都被强制灌输着那些高、大、空的政治宣传品的老百姓们，在那个政治和文艺都将开始复苏的年代里，一下子感到无比的亲切和感动，这把痒就搔在了他们多年来一直最渴望被搔到的部位上。直到今天，《翠姐姐回娘家》作为绍兴莲花落的代表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恐怕仍是无可替代。

　　继《翠姐姐回娘家》之后，1986年由萧山文化馆的创作干部韩关均创作、翁仁康表演的《晦气鬼告状》，成为莲花落中又一具有爆炸性轰动效应的重量级作品。而翁本人也因这则《晦气鬼告状》而一举成名。随后，翁的另外两则莲花落《糊涂村长》和《新乡长上任》在民间虽然没有引起像《晦气鬼告状》那么强烈的反响，但都获得了官方的许多重要奖项，并使莲花落跨越了方言区范围，走向全国文化枢纽中心北京以及天津等官话区的一些重要城市。从而进一步巩固了翁在曲艺界的地位。

　　在萧山沙地区，你可以在问及当今中央政治局有哪几位常委时摇头说不知道，但决不可以在提到“翁仁康”这三个字时露出一脸茫然的样子，否则你就会被人笑话是“甏里养大”——太没见识了！

　　也是巧合，翁仁康在曲艺界开始“红”起来之时，也正好是传化企业刚刚起步的时候。传化虽早已仰慕翁仁康的大名，也不止一次地在广播和收音机里听到过翁表演的莲花落，但正式面对面地与翁接触已是数年后的事。

　　那次侄儿观泉应邀去杭州电视台，与杭州曲艺界名人徐筱安等一起为该电视台的《人口与未来》栏目合演一则小品。耳染目濡，使多年来一直跟随在传化身边的观泉也对文艺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当晚即将表演的小品里面，观泉扮演的虽是个只有两三句台词的配角，但毕竟是第一次正式上台表演小品，又是一下子上这么大的“场面”，出发前越想越紧张得要命。为了给侄儿壮胆，传化欣然放下手头上的工作，一同陪往。

　　节目还没有正式开始，大家都暂时在电视台的演播厅外面等候着。这时徐筱安拉了一人过来，向传化叔侄俩作了介绍，传化这才知道眼前这位个子不高、其貌不扬的年轻人就是一直被自己和无数人崇拜着的翁仁康！当翁伸手和他相握时，传化仍有一种恍然如梦的失真感，仿佛这位曲艺界里的名星是突然从电视机或收音机里走出来的。

　　或许是翁仁康的老家也跟他一样在萧山东沙的缘故，或许是翁仁康很善于和观众打成一片，尤其会讨上了年纪的人的喜欢，也或许是传化天生就具有跟使他特别感兴趣的人的沟通能力，这一老一少居然一见如故，站在那里谈得十分投机。传化倾吐了自己对文艺的酷爱和无奈——苦于无人指点，又没有一个可以经常在一起拉拉唱唱并互相切磋的圈子。翁当时刚出任萧山演出管理站副站长兼演出公司经理，经常组织本市的一些文艺骨干组成小分队送戏下乡，为萧山农村里的父老乡亲们免费送去精神食粮，遂对传化说：“既然你这么喜爱，就一起跟着我们去各乡村演出好了。”

　　在此之前，传化一直以为只有那些戏剧院里的舞台才配得上叫舞台，至于那些在街头马路边或乡下临时搭建起来的露天舞台根本算不上叫舞台。听了翁仁康的一番话后，他才知道只要老百姓需要和欢迎，不管是在哪里演出，那舞台都跟戏剧院里的舞台同等，都是任何优秀演员的真正的舞台。

　　过了阵子，翁仁康托人来邀请传化去萧山观看他的演出。在人头挤挤的萧山剧院里，传化再次领略了翁令全场观众倾倒和痴迷的程度。一则莲花落唱完后，翁特意下台来跟他打招呼，像邻居家的后生仔一样亲热地喊了他一声“老徐！”当时那种感动和自豪简直无与伦比，传化只觉得剧院里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了自己身上！他额头发亮，脸颊发烫，比起后来在得到政坛上的一些重要人物的接见时还觉荣耀百倍！

　　翁后来因下乡演出经费不足，到公司里来找他，希望得到企业的赞助。平时和侄儿一起出门中午连份快餐也舍不得吃的传化，当时想也没想就答应了翁开出的五千块钱的赞助费。当时股份公司那边有一仓库的屋基刚完成，还未起墙，为了表示感谢，翁仁康主动提出晚上到工地上来“唱一则”，既表示祝贺，又按萧山沙地农家的说法是图个吉利。翁当时还开玩笑说：“我这一唱，你们公司定会越办越兴旺发达的！”

　　翁竟然肯屈尊到自家门前来表演，传化自是深感荣幸并欢喜不尽。两人当即亲自动手，在仓库屋基地里用自制的“工”字砖搭底，上面再搁上几扇门板，搭成个临时的简易舞台。一起干着这活儿时，传化怎么也没想到这位家喻户晓的著名莲花落演员，居然会连工地上的泥匠小工活儿都会干，并且还非常拿手，也比一般的年轻人还不嫌脏和累！

　　由于事先没有在村里做广告，纯粹是抱着自娱自乐的目的，当晚观看演出的也就除了传化一家子和公司里的员工外，便只有那几个建筑工人了。大家各找一块“工”字砖，将面积大的那一面朝上横放了作凳子坐。底下观众虽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翁仁康却照样唱得非常认真和投入。唱到几处令人喷饭的地方，本地员工和传化一家人早已笑得前仰后合，那些外地员工却还是一脸木然，听着耳朵旁一片笑声，扭过头来四下里望望，再看看台上，还是莫名其妙，却因受了笑声感染，也跟着嘴一咧，笑了——旁边的人既然都觉得那么好笑，自己就没有不笑的理由。

　　这场演出无论对演员翁仁康，还是对在场的每一位观众，尤其是传化本人，都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或许真是应了翁那天所说的话，传化企业在随后几年里果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在浙江省众多民营企业中一下子脱颖而出，成为佼佼者。不久翁结婚，还特意过来邀请传化一家去喝喜酒。

　　年底，公司里照例要召开总结表彰大会，大伙儿一起聚集在传化家那幢住宅楼的一楼厅堂里。一等表彰结束，总裁冠巨讲话完毕，一台不需要经过多少准备的联欢会便开始了，大伙儿你唱一首，我来一段，自然也少不了传化跟着拉上一曲，曲尽，意犹未尽，便在众人的怂恿中顺水推舟地再来一曲，直惹得他侄儿观泉坐在那里心也痒痒得要命，摩掌擦拳、跃跃试试地也欲上去来一段越剧清唱。拉的、唱的都有些跑调，可是大伙儿都很开心。他们早已听说翁仁康今天也要来，正在担心今天这样的场合里这位知名人物究竟会不会乐意来，翁仁康却已经来了。翁仁康一到，这联欢会的档次又不一样了，好比餐桌上几个自炒的农家菜当中，突然添了一道由五星级酒店厨师做的鲍鱼或龙虾。

　　翁仁康唱的莲花落一如既往的令人开怀。在一阵阵的开怀大笑中，众人心身里积了一年的疲惫、烦恼和同事之间的一些不愉快的小磨擦也都随之烟消云散。

　　这之后，传化开始跟随翁仁康他们的小分队四出演出。

　　演出第一场是在来苏的一个显得有些破败的会堂里。记忆中的那天傍晚，薄暮像有情人眼里的水雾刚隐隐笼上来的时候，观泉开车送他过去。在宁静安祥的乡村公路上，他把车窗微微摇了些下来，顿时一片此起彼伏的蛙鸣声夹裹在呼呼的风声里，像个被在外面关久了的淘气的孩子似的，急不可待地从车窗外直扑腾进来。这使他后来一直都对蛙鸣声抱有好感，仿佛这声音总能与他内心的那份隐秘的激动和兴奋结伴而来。

　　当晚演出，临到翁仁康即将上台表演，大眼睛仁荣（翁仁康的琴师）热情地招呼传化坐在他后面，两人一起拉二胡为翁的莲花落伴奏。在舞台一角，传化P股一挨座，便忍不住偷偷地往底下瞄了眼，那些攒动着的人头越密集，越增添了他的得意和自豪，但同时也使他更感到紧张，觉得自己即使只是动一下脚趾头，也事关牵引台下那么多双眼睛的注意力。

　　他相信自己身上的每一个部位此刻都成了底下观众关注的焦点，譬如脚上那双皮鞋刚才来时因匆忙，来不及仔细地擦一擦，上面的灰尘虽然不多，但台下那么多眼睛肯定都注意到了这个美中不足；譬如两条腿这样分得太开，显得土气和不够严肃，那样又并得太紧，好像很拘谨的样子，让台下的人一眼就看出是第一次上台，被临时拉来凑凑数的；再譬如握弓的那只右手有些微微发颤，动作也远远没有仁荣那么潇洒自如……他很后悔，第一次正式上台表演就留下了这么多遗憾！

　　但无论如何，这次演出使他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满足和骄傲，大大地过了把上舞台的瘾。于是当翁第二次邀请他时，他又愉快地一起跟随去了。几次跟下来，便和小分队里的每一个人都混得很熟，知道这些人当中除了翁和仁荣两个人外，其他几位也都是业余的，跟自己一样是“发烧友”。他们自编自排节目，节目很丰富，小品、莲花落、舞蹈、歌曲等等什么都有。每到一处，他们还自己动手搭台，做装卸工。

　　下乡演出的经费有限，传化便主动提出每次出去运送的车辆都由他来解决。当时公司各部门用车还十分紧张，几辆大卡车通常不得空。但只要是这边演出需要，总会想方设法地抽调出来，支援他们送戏下乡。

　　作为每次下乡演出活动的负责人，翁仁康原自己也有一辆旧吉普车的，只是开着开着，车子常常会莫名其妙地熄火。最可怕的是晚上演出结束后，在回萧山途中忽然地趴在那里不肯动了。在那些黑咕隆咚半夜三更时分的乡村公路上，翁吃尽了这辆车的苦头。传化看不过，便将自己乘坐的一辆“捷达”送给了翁。不久，因“捷达”可使用年限已不多，传化便又索性将自己另一辆价值七十多万元、才坐了三年的“本田”也一并送给了翁。而他自己再要用车，便常在冠巨、观宝弟兄俩那里蹭着用。

　　两个儿子只好商量再给父亲重新买一辆轿车。考虑到父亲平时喜欢坐在车里打盹，便又给他买了辆新的“本田”。该款车能根据需要调节座位前倾或后仰，坐在该车里，即使是一连打上几个小时的瞌睡，醒来脖子和腰骨也不会觉得难受。

　　大伙儿一起搭台、一起吃晚饭，一起参加演出，演出结束后再一起拆台、装卸道具，传化只觉得日子仿佛又回到了从前——那种流动性很强、热热闹闹的集体生活。他还从仁荣等人那里了解到了许多关于乐器方面的知识，单是胡琴，知道有好几种：一种叫主胡，适合在越剧里使用；通常在绍剧中使用的是板胡；京胡顾名思议是为京剧定制，而京剧既为国剧，京胡也就想当然地比较常见了；至于莲花落，则以四胡为主。此外，还有一种叫中胡，好比从前吃商品粮的人手里所持的全国粮票，可以在许多剧种中通用。

　　白天，传化仍和侄儿观泉一起进出于一家家印染厂大门，与那些老总们一如继往地递增着他们之间的友谊和合作次数。一到傍晚，告别印染厂里所特有的那股混杂着油烟、染料、酸醋等的气味后，便顾不得回一趟家里，即马不停蹄地匆忙赶往当晚的演出地点。

　　归来后，表上那根走得最缓慢的指针总是已经偏到右边去了。累？有点儿，可是更多的是过瘾后的满足和开心。那种氛围有点像在六七十年代的大队文宣队里，或当俱乐部主任那阵子，也有些类似于在杭城搬运队里拉车时的景况。

　　只是，过去他不但能把握自己，还能把握团队里的其他许多人，他习惯于做一根柱子，为自己也为大伙儿支撑起一片天地。而现在，这种雄壮的感觉都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卑微感——就表演水平而言，放眼望去，演出队里的每一位都可以称得上是自己的老师，在这些人中间，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个跟班者。而这种自卑感，在他每次抱着胡琴跟随在仁荣等人后面上台时尤其强烈。

　　既有了仁荣，在为翁仁康伴奏时，他那把胡琴就显得可有可无。而人家之所以还热情地招呼他一块儿出来，只不过是看在他对文艺的这份执著和痴迷上，适当地给他提供个过把瘾的机会而已。意识到这一点，对一贯喜欢出类拔萃做人尖的他，无疑是非常伤自尊心的。

　　他不声不响，一双你连他是否在注意你都捉摸不透的小眼睛里，更是无法窥探到其内心的隐秘——那股子依然不减于血气方刚时的犟劲。

　　白天是基本上不得空儿的，时间只有在晚上挤，反正睡眠对他来说一直是只具有极好性能的弹簧，长期以来，他总在接连不断地压缩着它，而它也一直表现出罕见的承受能力。为了不影响妻子的休息，他把自己的被褥抱到了隔壁另一个房间里。晚上演出归来后，匆匆洗个澡，再拿起那把胡琴，将琴码拨到蛇皮上面，尔后把那房门一关，在温和的灯光下坐端直了，右手把着那弓，一下一下地，胡琴被感动了，声音尽管喑哑了些，却还是积极地应和着。刹那间，他忽然成了那些浩荡而又无声的流水啊、欢快奔跑着的马驹啊、一钩悬于骨鲠般清晰的树枝上空的残月啊、充满了清晨的露水和虫鸟啁啾声的林荫小道啊，以及永远不会成为现实的一切东西的使者……

　　门忽然开了，祥仁眯睁着睡眼出现在门口。

　　“老太公呃，”她说，“你今晚上还睡不睡了？一大把年纪的人了，夜里怎么还像个活神仙似的？！”

　　兴奋而又火烫的奔跑突然中止了，那把弓。他抬起头来有些讨好望着妻子道：“再练会儿，松松劲骨嘛，等一下一闭眼就能睡着了。”

　　“天都快亮了！”

　　妻子又嘀咕了一句，转身踢踢拖拖地回隔壁卧室去了。

　　他一边含含糊糊地应了句：“还早呢！”一边起身去把房门关紧，又重新握起那弓在椅子上坐端正了。

　　不识曲谱还是成了那条路上的最大障碍。要搬动它对从未正式上过一天学的传经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想方设法地绕过去。侄儿专为他买来了一台录音机，又替他精心挑选了一大堆有关二胡独奏的磁带。这样，传化有了最好的指导老师，可以一边听，一边自己跟着拉。“老师”好脾气，一遍遍地受命于他的指头，不厌其烦地给他作一次又一次的示范，纠正了他从前不少跑调之处。

　　但这还是不够的。大眼睛仁荣已是座高峰，就算能跟他拉得差不多了，也总还有个先来后到的，演出时给翁仁康伴奏，自己仍然是个可有可无的角色。传化不禁有些泄气地琢磨着。

　　但有一件事又使他很快振奋起来——翁仁康的乐队里一直缺少一名固定的弹琵琶的乐师，似乎许久以来，翁一直都找不到这方面的合适人选，需要了，便临时派车去杭州接一位过来，有时这一位没空，请另一位也正好没时间，再另请，亦跟前两位好像一起约好了似的，同样说没空，事情就显得比较令人头痛了。得到这一消息，传化兴奋得仿佛刚刚获得一条重要商业信息一般，半夜里醒来，就急切地想到要学弹琵琶。

　　学弹琵琶的念头一生出，他又笑自己：都六十五岁的人了，还跟个小学生似的再从头一招一式地开始学起一样对你来说是全新的乐器，你的指头、你的脑筋都没有从前的灵活了，再说你又不识谱，基本功就比别人差一大截，什么时候你才能学成呢？

　　那个自己却又反劝道：你想做什么，就尽管一头扎在那里去做，别的就什么也别去想，别去顾虑，做事情最忌用常人的眼光和思维方式，东张西望，思前想后，那样只会浪费你的时间，挫伤你的锐气！你当年骑着自行车跑那么远的路去楼塔、诸暨等地买糠；你一个未曾上过一天学，毫无背景的地地道道的农民，却在杭城组建起了一支拥有八百多人的庞大的搬运队伍；你于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之际，仅凭两千块钱、一只缸，与冠巨及家里其他成员一起背水一战，在命运面前扭败为胜，使今天已成为浙江省屈指可数的民营企业之一——传化集团得以萌芽，这些当初在常人看来，不都是根本无法想象、不可思议的么？而今人都摇头感叹是奇迹，而你在做这一切的过程中，并未有在创造所谓的“奇迹”的那种伟大感觉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侍候得好一些，多费些工夫和心神，收成自然也就好一些，你觉得这一切其实都是顺理成章不值大惊小怪。当然你也知道你跟别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认准了的事，会不顾一切地叮上去，使劲儿地往肉里、血管里，甚至骨头缝里地死叮进去！

　　你用这蚂蝗使的法子，把再难以攻克的都攻克下来了，难道还怕奈何不了这一琵琶？

　　刚开始学的时候，他拜绍兴绍剧团里的乐师刘英为师，得到刘的一两次点拨后，便又通过磁带和录像带自学。录像带的效果比磁带更为好一些，可以把听觉和视觉都动用起来，比较直观地学到一些正确的姿势和指法。那些日子里，他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本来就不够充足的几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常被这琵琶声切割得断断续续。有时候睡下去时已是午夜，凌晨两三点钟醒来，便又披衣起床，于睡意朦胧中再抱起那琵琶，这一练，便一直要练到那太阳也从睡梦中醒来，并又开始它那一复一日的行程才肯歇手。

　　夜深人静，这琵琶声便如洁白的宣纸上的一团氤氲而开的浓墨，任是门窗紧闭，也无法关住它那飞翔的灵魂。它不但飞到了祥仁的卧室里，也同样飞进了一起居住在隔壁的观宝、冠巨兄弟俩和他们各自的妻儿的睡梦里，用那温柔的小爪子将一个个薄脆的梦轻轻抓破、捏碎。他们半睁着睡眼，辨别出这声音的来源后，便轻叹一声：“老爹！”翻个身，让听觉和意识努力摆脱那只小爪子温柔的搔扰，再重返梦里去。这样的次数想必不会少，但他们从未表露出半点埋怨和不高兴，以致于传化对自己卧室里的门窗的隔音效果一直都坚信不疑。渐渐地，家里人也都习惯了枕着他的琵琶声入梦，要是中间有一整夜都未能听到这声音，他们反而会觉得不习惯和不安，早起时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便是过来向父母亲问候。

　　那时在他们家旁边的两栋宿舍楼里，居住着许多刚从大学校园里出的新员工，半夜三更或凌晨天欲亮未亮时，他们去老人的卧室窗口下面的一个水龙头里打水，总能听到叮叮咚咚的琵琶或琴声，都还以为是谁家的孩子这么刻苦勤奋。

　　后来在观看翁仁康表演莲花落时，人们总能在舞台的一角见到怀抱琵琶的传化，他已弹得非常从容，脸上流露出通常只有那些职业乐师才有的陶醉的神情。有一次，他还得意地告诉身边的人，每次排演新节目时，乐队里的其他人都得看着曲谱，就像小孩子刚开始学步时，得小心翼翼地抓着扶手一样，唯有他甚至连往那曲谱上瞧一眼都根本不用。那人便问他是怎么和大伙儿一起配合的呢？

　　“我嘛，”他嘴角一歪，忍不住笑了，面上的表情像个大孩子一样忽然显得很不好意思起来，“跟着他们的节奏弹就是。有些地方不能跟，需要停止或单独的，我心里也有些数，要是还有不对的，排演的时候，他们都会向我及时地指出来的。”

　　不久，他听别人吹笛子很好听，便又迷恋上了笛子。见到谁比他吹得好，便逮着谁教他。原萧山绍剧团里有一位姓瞿的乐师，一只笛子吹得出神入化，那笛声仿佛长了两条腿不够，又长了对翅膀，还不够，又长了副要清脆有多清脆、要悦耳有多悦耳的嗓子。听过一曲以他的笛子为主奏的《扬鞭催马运粮忙》，你再也不能忘了这一老祖宗留下来的几节竹子的神奇之处，笛声一起，仿佛有无数只小手一齐伸出来，把你拉住、缠住、抱住，让你呆在那里动弹不得，直到那些小手跟着声音一起消失了，你才能回过神来，重新意识到你的身子，你的四肢和你的口眼耳鼻的存在。这位正当壮年的瞿姓乐师在熟人的引见下，在传化众多的宾朋中，也占了一把比较重要的椅子。

　　之后，传化对乐器的兴趣变得越来越广泛，除了胡琴和琵琶外，他还喜欢上了唢呐、古筝、大提琴、圆琴等等。十八般武艺虽不是样样精通，却也都能来两下子。

　　而这一年，他还结识了许多浙江省曲艺界和戏剧界的知名人物，并长期以来都一直和他们保持着频繁的联系，这些人当中就有著名滑稽演员黄宪高先生。

　　和黄宪高先生的相识，还得从他和侄儿观泉开着那辆老“伏尔加”打助剂市场时说起。那次叔侄俩一起去诸暨，在车里枯坐了数小时后颇觉无聊，途经一山区小镇时，观泉便停了车，推开镇上唯一一家音像店的玻璃门准备买两盒越剧联唱磁带在车上放放，借以消遣。店里那台招引顾客的录音机音频调得很高，是一个颇具磁性的男音在唱。观泉听那调儿像是越剧，却又觉得似乎跟以往的越剧有点不一样。

　　店主听说他要买越剧磁带，便热情地推荐道：“买几盒《滑稽越剧哈哈笑》吧，黄宪高唱的，我这店里这段时间就他的滑稽越剧磁带最好卖，货都不大有得进，这几盒还是我今天刚刚托朋友弄来的。”

　　观泉半信半疑道：“好听么？”

　　“是黄宪高唱的呀！”店主把那名字叫得异常响亮，“黄宪高这个人的名字你就没听说过？我们这里八九十岁的老太太都知道黄宪高唱的越剧蛮发靥，蛮好听的。喏，这录音机里在放的，就是他唱的《滑稽越剧哈哈笑》——你自己听嘛，到底好不好。”

　　观泉仔细听了一会儿，觉得还真的不错，不但唱功好，还蛮幽默的，便将那《滑稽越剧哈哈笑》的三卷带全买了。带回车里随便取了盒一放，才听了一小段，传化便连声叫好。那段子里讲的是贾宝玉削发当和尚后如何遇上济公，又在夜总会守门人阿Q的怂恿下如何去法官徐九经那里打官司，要求与薛宝钗离婚，后来又遇上已当上公关部经理、一身时髦打扮的林黛玉，等等。想象力极为丰富，而那些人物的名字都是老百姓们所非常熟悉了的，听起来别有一种亲切感。他们本来分别来自不同的戏里，就好比佛教里的如来佛、天主教里的圣子圣母、基督教里的耶酥、伊斯兰教里的真主一样，互不搭界，如今却被故意大杂烩在一起，又以当代生活为故事背景，这就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喜剧效果，同时又给人一种辛辣的感觉。叔侄俩一边听，一边只是会心地笑着。

　　归途中，车子快到家门口时，三卷磁带还有半卷未听完，叔侄俩也不急着下车，仍呆在车里将这剩余的也都一口气听完了，才意犹未尽地打开了车门。

　　从此他们心目中又一增添了一名偶像。只要听说黄宪高又有新的带子出来了，必想方设法地要去买来。

　　数年过去了，那辆老掉牙的“伏尔加”早已不见了踪影，中间传化又接连换过了好几辆座车，叔侄俩却仍然不改对黄宪高的滑稽越剧的热衷。一直到1998年的某一天，他们去萧山演出公司找翁仁康，刚巧《故事春秋》杂志的主编沈晨也在。一起坐下来聊天时，沈晨谈及他儿子学艺，说是才拜了黄宪高为师不久，艺术上就已大有长进。传化听他唇齿间吐出“黄宪高”这三个字，心都跳了起来，急忙问道：“是不是唱《滑稽越剧哈哈笑》的那个黄宪高？”

　　沈晨点头说就是他呀，杭州滑稽越剧团的，现在许多音像出版社都非常看好他，带子出一盒就畅销一盒！

　　“真是他呀！”传化朝膝盖上狠狠地拍了一记，激动、兴奋得仿佛终于得到了一位久违了的老朋友的下落——“你有他的电话号码么？我跟观泉两个一直都想见识见识他，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找他。这个人——这个人，咳，真有水平！真当了不起！”

　　得到黄宪高先生的电话号码后，传化当即激动地往先生家里拨打了一个过去。电话很快被人拎起了，当听筒里传来那个熟悉的充满磁性的声音时，传化唯恐对方会立即挂掉电话似地急忙报上了自己的姓名和与沈晨的关系，同时又对自己稍一紧张便会情不自禁地起轻微的结巴的语病感到十分恼火和无可奈何。这种语病有时候还表现为常常说一些省略句，即前一层意思表达了三分之二，又马上跳到下一层意思上去了，仿佛故意要给人留下思考的余地似的。这种省略和跳跃偶有一两次，也是比较正常的，有时候也很有必要，但是一段话中接连不断了，无论是听的人还是说的人，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提心吊胆的感觉，仿佛汽车颠簸在一个接着一个的土坑上面，轮子轮空的刹那，让人的心也跟着陡地沉一沉，似乎就要窒息了，然而那轮子底下很快又有着落了，那口气便也跟着缓了过来。自我介绍完毕，传化似乎又觉得自己负有不容电话两端之间出现静默的义务，便又用那种令他自己也很不满意的语调告诉先生多年来自己和侄儿对他的仰慕，并表示非常想过去拜访他。

　　先生在电话那边显得十分谦逊与客气，同时对传化叔侄俩的厚爱深表感谢，并爽朗地说随时欢迎他们过去做客。当时已是傍晚时分，传化却等不及明天了，冲动地说自己和侄儿这就过来。

　　先生家住大关。叔侄俩从二桥过去，三、四十分钟的车程也就到了。门开了，无须对方自我介绍，叔侄俩也知道眼前这个有着中等个儿、眼睛不是很大，但目光炯炯显得极为有神的男人便是他们神交已久的黄宪高先生。

　　黄宪高，1944年出生于绍兴，祖籍萧山石岩乡施家桥，从小爱好文艺。16岁在树人中学毕业后，偶然遇到一位在桐庐滑稽剧团的乐队里拉二胡的同学。在同学的劝说下，黄也考取了该剧团，从此走上了这条迄今已长达半个世纪的滑稽艺术之路。

　　1986年，黄宪高在一次文艺创作座谈会上，听一位与会人员谈及国外许多比较先锋的如荒诞、抽象等文艺流派时深受启发。从此便一直思索着：要是采用荒诞的手法把滑稽艺术与越剧相结合起来，效果会如何呢？

　　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把越剧《红楼梦》里的“问紫娟”、《祥林嫂》里的“洞房”、《碧玉簪》里的“送凤冠”、《何文秀算命》里的“路遇大姐”等几个老百姓们非常熟悉的唱段综合在一起，把里面的唱词改成现代最流行、滑稽的话语来唱，表演者为一男一女，女的仍按传统的唱，男的（黄宪高自己）则唱修改后的，两者一映衬，更显出后者荒诞、滑稽的戏剧效果。这盒由浙江音像出版社出版的《滑稽越剧哈哈笑》（第一卷）的磁带投放市场后不久，黄去上虞一个叫章镇的地方下乡演出，在当地一户人家的录音机里听到一段曲子，觉得像是自己在唱，又觉得那声音不像是自己的，便忍不住问主人该磁带是不是《滑稽越剧哈哈笑》？

　　主人点头说是的，并感慨道：“这磁带买不到呀，我这是从朋友的朋友的朋友那里翻录过来的，都已经翻了好几番了！”

　　至此，不太喜欢通过炒作来赢得市场的黄宪高方知自己的新作品深受观众欢迎的程度。随即《滑稽越剧哈哈笑》的第二卷《贾宝玉后传》、第三卷《方卿见姑》又很快相继问世，销量一卷比一卷好。这之后，黄宪高的创作热情更是一发不可收拾，迄今共出了20多盒磁带和10多张VCD，故事情节都较为荒诞离奇，然而表现手法越来越丰富活泼，把越剧与流行歌曲、江南民间小调等都糅和在了一起，给人一种大杂烩然而又非常新鲜好玩的感觉。而黄宪高本人出色的唱功，善于将男声与女声使用同腔同调唱，且其模仿能力又特别强，也成为他的这些作品深受观众喜爱的原因之一。

　　尽管也受方言的局限，但与莲花落相比，滑稽越剧的听众似乎要更广一些，它几乎能被整个吴语方言区的听众所接受。除了浙江、江苏、上海等地外，在海外也有许多“黄宪高迷”。一位居住在落山矶的美籍华人，其叔父曾是蒋介石的保健医生，多次托人回大陆捎买黄宪高的带子。另一位在美做粽子生意的嘉善人，1989年在美高速公路上第一次听到黄宪高的滑稽越剧，激动得不得了，这人后来还通过长途越洋电话设法和黄宪高取得了联系。而在港澳台，黄宪高的忠实听众更是不计其数。

　　此刻，迎接传化叔侄俩到来的不仅是他那诚挚友好的微笑，两杯载沉载浮着上等龙井茶叶的绿茶，还有他和他夫人的另一番盛情款待。从那一满桌专门为他们的到来而准备的果品，和这些果品之间的搭配与摆放，传化一眼就看出这位著名的滑稽演员还是一个非常注重礼节和细节的人。

　　相差无几的方言，使传化一下子打消了刚才在电话里还有些掩饰不住的拘谨，他们一见如故地谈得十分投机。只是更多的时候，是传化在不停地讲，黄宪高则一脸专注地倾听着。当传化讲到他早年的一些经历，特别是“两千块钱、一只缸”这一段时，黄宪高忙做了个暂停的手势，起身找了盒空白磁带塞进录音机里，按下了录音键，请传化再继续讲下去。后来黄宪高就根据这些录音材料，专门为徐传化创作了一首《多字歌》：

　　……

　　董事长，徐传化，

　　年纪虽有六十多啊！

　　精神比年轻人要强得为个多，

　　伊读过个书倒并勿多，

　　拉过个石头比小山多，

　　一条条道路走得多，

　　一双双鞋子穿破为个多，

　　汗水流得多，苦头吃得多，

　　从早到夜做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