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荒原

第22章 还我男儿名

　　为了节省开支，九十年代初，出去送货，传花一般还都是亲自押运，并和司机一起做装卸工。那时他已是50来岁的人了，却端起百把斤重的助剂，走上百把步路还是气都不喘！货送到对方单位里，他们总会直接把车子开到仓库门口，并替那些仓库管理人员整整齐齐地码好。要是看着仓库里有些杂乱，传花还会殷勤地帮他们把东西都整理一番，并找来扫帚把地面也打扫得干干净净。

　　在印染行业极为发达的萧绍地区，当时许多印染厂里的门卫、仓库保管员，也包括那些厂里的高层管理人员，对那辆车牌为浙AG2005的解放牌大卡车的熟悉程度简直不亚于对他们自己厂里的车子，一见它在厂门口出现，就知道那个眯着双细眼、幽默风趣的老头儿又来了！

　　然而每次去水乡绍兴送货，对那位刚从汽校培训班拿到驾照不久的司机来说，都充满了考验。富有“小桥、流水、人家”这一浓郁的江南水乡特色的绍兴，八十年代末，还十分依赖水上交通，陆路则一般都造得比较经济，那辆大卡车一驶入这种地方，便如螃蟹爬在了一根根纤细的布带上。最让司机畏怯的还是那些桥。

　　这桥又特别多，还大多是些危桥，仿佛一个个瘦骨伶仃弱不禁风的古代仕女，没事儿站在那里欣赏感觉也不错，可是一辆大卡车，如同一个雄纠纠的武夫，四个轮子碾过来，需要的不是那种柔柔弱弱的古典美，而是桥身的牢固和桥面上足够的宽度。然而一到那桥跟前，除了底下波光粼粼的河水，把着方向盘的司机就根本没法看到即将要碾过去的那桥的两边。传花便自告奋勇地从车上跳下来，边喊边打着手势给司机做指挥。等到终于小心翼翼地过了桥，两人便如又打了场胜仗般的高兴。

　　有一次，他们一起去桐乡送货，当时去杭州还得绕道从钱江大桥那边走。沿途也多是些崎岖不平的石子路，且绕来绕去极不好走。上午九点钟出的门，到余杭临平就已是中午十二点多。下午一点多才到达桐乡境内，两人都早已被饿得肌肠辘辘，见路边刚好有家饭店，店面看起来也还有些整洁，便将车子在饭店门口一停，进去让店家炒了个肉丝麻辣豆腐，呼呼噜噜地吃得满头大汗，痛快无比，一出门，却傻了眼，车子矮了许多——四个轮子都陷在了深坑里！

　　原来这家饭店新开业，门前那片用来停车的空地也是新辟出来的。大卡车上又载满了货，少说也有好几吨重，再加上又是下雨天，一顿饭的工夫，那路面早已无法承受这么大的压强。眼看四个轮子越陷越深，司机慌忙爬上车子发动油门，传花帮着在后面使劲儿推，车子却趴在那里只是叫着，一动也懒得动。

　　雨越下越大。两人想了很多法子，把刚刚吃下去的饭都化成力气使出来了，车子还是趴在那里光会嚎叫，四个轮子不但无力自拔，反而好象又陷下去了许多！实在没法子了，他们只好出钱叫了几个人过来，先把车上的货都卸下来，再让那些人一齐使劲儿在后面推，车子终于挣扎着从那些泥坑里爬了出来。

　　雨还是一个劲儿地下着，中间连喘口气都没有。再重新装上货，两人都早已淋得像只落汤鸡，传花还把腰都给闪坏了。等他们把货送到对方单位里时，已是傍晚七点多。

　　十多年过去了，他们都还牢牢记着那场雨，那四个陷井般的泥坑，和他们之间那份既像父子又像伙伴之间的亲密感情。

　　事实上这份深厚感情，徐家和每一位曾经在创业初期与他们一起同甘共苦过的人都拥有着。在当时那个已由家庭式过渡到家族式的小化工厂里，没有冰冷的厂纪厂规，也没有老板与员工之间的角色之分，一到吃饭时间，大伙儿便像一家人一样，陆陆续续地走向徐家一楼最东面的那间屋子，那是传花和他妻儿、媳妇们的厨房，也是大家共同的厨房。饭菜都是祥仁亲手做的，总能照顾到他们不同的口味。吃饭时，也跟各人在自己家里一样，不分餐，大家围成一桌一起吃。一拨吃毕了，又来一拨，菜不够了，祥仁赶紧再烧再炒，直到大伙儿都侍候得差不多了，祥仁才顾得上为自己盛饭。

　　家里人也都一个个一起完全参与进来了。先是秀梅和杏娟，后来小燕与冠巨结婚后，也在原单位辞了职——那场疾病不但未能拆散这对有情人，反而使他们以后的婚姻显得更为牢固，彼此之间有了更多的理解和信任。翌年在宁围中学教务处工作的观宝也脱离了学校，回来一起辅助父亲和弟弟。一家人终于都紧紧地拧在了一块儿。

　　然而就在这一年，由于那场众所周知的学潮，国家政治形势忽然变得动荡不安。

　　他们最初是从货突然发不出去这一点上感受到的。发往湖南的五十吨用铁桶包装的助剂突然被退了回来！他们后来才知道这还算是幸运的，有许多物资随火车到了半途上，就被阻滞在那里，进进不得，退也退不回来，更惨！

　　不仅铁路交通不畅，公路如一些重要的国道和省道也都受堵。许多不法分子趁机混水摸鱼，拦路抢劫，大搞破坏。

　　一次浙AG2005的司机与业务员老董一起从宁海一家客户单位运货回来，车至慈溪境内，突然被十多个年轻人气势汹汹地拦住了去路，这些人一个个手里都带着刷子、油漆桶或墨汁瓶，有的还拿着专门用来刺汽车轮胎的家伙。但等车子一停下，便一拥而上，将手里的刷子往那些油漆或墨汁里一浸，恶作剧般地往车身上、窗玻璃上胡乱涂写一气！罢了，又强迫司机把汽车开进一个停车场里。跟他们停在一起的那些车子，也都被涂写乱七八糟，有不少轮胎都是瘪着的，而浙AG2005未被扎破胎还算是幸运的。

　　停了两天，还不见那些人有放行之意，老董和司机都心急如焚，所幸车钥匙还在司机手里。当天夜里，两人便趁人不注意悄悄溜上车，发动车子开了出去。一到马路上就加大油门，一直快到萧山了，心还狂跳不已！

　　最惊险的还是那次到上海奉贤某厂去送货。本来浙AG2005的司机和销售员来奎元约好了，中午十一点半来奎元在杭州南星桥那边等着，司机顺路开车过去接他，再一块儿去上海。偏那天路上又堵车，八点钟车子从厂里开出，一直到中午12点才到南星桥，怎么也找不到来奎元的人影，又没法子跟他取得联系，在那里停车等了半个小时，还未见来的人影，司机和车上的另一名同事都等不及了，只好开车走了。

　　傍晚五点半左右他们才抵达该厂，卸完货找了家旅馆住下已是晚上八点多。次日早晨二人归心似箭，五点多就起床，一吃过早餐便上了车。司机随手打开了车上的收音机，正好听到一条令人目瞪口呆的消息，说是昨天半夜时分，一列从杭州到上海班次的火车，在快到达上海的铁路段发生爆炸，死亡人数已达数十人，云云。

　　司机不禁惊叫道：“哎呀——，来奎元会不会也上了这趟火车呢？”

　　他们马不停蹄地匆匆赶回厂里，确证来奎元真的上了那辆火车，原来来奎元在南星桥按约定的时间等了半个小时，见浙AG2005还未来，以为他们失约自个儿先开车走了。哪想到他前脚刚走，车子随后就到了。这下子大家都慌得不得了，尤其是那司机，觉得万一来奎元真的出了事，自己最应该被追究责任！

　　大伙儿提心吊胆地等了两天，终于见到来奎元平平安安地回来了，每个人心里都松了口气，仿佛终于见到自己的亲人平安归来那么高兴。后来听来奎元讲他亲身经历的这桩惨案：当时车厢里真是惨不忍睹，坐在他边上的人都被炸死了，有人拿手往脸上一抹，就能抹到一大把血肉，他还亲眼看见一条腿飞出了窗外！独他大概因坐姿不太雅观，把两条腿都架得高高的半躺半坐在那里才幸免于难。爆炸发生后，铁路上一片漆黑，来奎元说，当时真有一种世界末日来临般的恐怖！

　　接二连三的险遇，使传花他们不得不缩起手脚，小心翼翼地只做一些近路生意。

　　局势一直到该年10月份左右，才见稳定下来。然而，与此同时私营企业该不该发展也成了当时一个颇受争论的话题。地方政府都面临着是支持乡镇集体企业呢，还是支持个体、私营企业这两大选择。选择后者无疑将冒相当大的政治风险，于是一些对个体、私营企业采取“不支持、不宣传、不反对”“三不”政策的地方，已算相当不错，不少地区采取了舆论加税收的方法，欲把这股刚刚蹿出来的火焰给压下去！

　　此时，贷款难、工厂用地难，特别是化工企业要上压力容器难和用电难等，成了私营企业想要进一步发展所遇到的普遍阻力！

　　一些小厂都顶不住了，纷纷关门熄火。会想法子的，偷偷转移到偏僻的围垦地区或山旮旯里；有门路的，则设法倚到集体企业的檐下，以借这棵大树遮一遮风，挡一下雨，时谓“戴红帽子”。

　　处在这风口子，传花和家人们也都感到惶惶不安。他们也考虑过“戴红帽子”，这样做不但可以避风，又可以减轻税收，企业要进一步发展，也不会再受种种阻挠。但他们又本能地反感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做法，觉得要么不办厂，办了就得堂堂正正地办！

　　那些日子里，每天早晚，传花都要搬个凳子坐在家里那只广播喇叭下面，歪着头，一动不动地听上半天，密切关注着中央方面的政治动向和最近的一些经济决策。他琢磨着上面既然还没有把他们厂里的工商执照收了去，这说明私人办厂还是合法的，但再听听社会上的一些舆论，又不能不感到畏怯。“双打”期间那六十二天的非人折磨，使他早已领略了政治风浪的险恶——纵然是艘巨轮，也照样会被一口吞没，更何况自己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家庭，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叶扁舟！

　　如果只是他光身一人，那么他还是什么都敢豁出去的，但他还有家人，还有儿孙们——徐家的未来和希望，他不能拿着他们的前途去赌这个博！

　　面对这个正越办越红火的小化工厂，传花和儿子们尽管心里万般不舍，但还是忍痛作出“见好就收”的打算。他们抓紧催讨货款，然而那些印染厂家因生意不景气，大多濒临倒闭，实在没有能力付款的，传花便让对方用积压在仓库里的布作抵，于是就搬回了许多布匹。

　　这年年底，他们正准备把剩余的一些原料用完后就也跟着关门熄火，却忽然传来了传花被评上该年度宁围乡劳动模范的喜讯！最早得到这一消息时，传花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直到后来，传花才知道自己这个劳动模范的称号得来得有多么不易。

　　就在1989年快到年底的时候，冠巨听到风声说宁围乡党委、乡政府将取消私营企业主参评劳动模范的资格，深感不公平的冠巨当即找乡里的领导一个一个地理论。他说：我们虽然是私营企业，但我们同样合法经营、照章纳税，每年我们都要交给国家许多税金，光是去年就有2万多元，今年将更多，我们还支持村里、乡里的建设，做了很多公益事业，为什么就不能评先进呢？当时宁围乡党委书记、乡长听了他的这番话后，觉得有道理，他们以邓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思想为指导，也认为传化企业发展势头强劲，且已为社会和宁围镇的经济建设作出了不少贡献，最终决定评选传化企业为先进，徐传花为该年度的乡劳动模范。

　　领奖那天早上，传花比以往都要醒得早，他几乎有些等不及通知上写着的那个开会时间了。到了会场上，就有工作人员替他将一朵大红花佩戴在胸前，又领他到主席台上，让他坐在一块写有他名字的牌子后面的座位上（这辈子他还是第一次坐主席台！）。他晕乎乎地听凭那位工作人员的安排，挺直了腰板毕毕正正地坐在那里，望着台下黑压压的还在攒动着的人头（这些人可都是来自全镇各村的能人啊！），他更觉得自己像是在做梦。

　　他小心翼翼地摸了摸那朵大红花，发现下面还垂着漂亮的须带。真好看，他心想，等开完会，还可以带回去给孙子和孙女儿玩。转而却又想：这可是党和政府给的荣誉哩，自己这辈子还是第一次得到这么大的荣耀，可不能落到孩子们手里给弄坏了，回去得让祥仁替自己好好地珍藏起来！

　　有了这朵大红花，传花已是心满意足，但随后在会上，他又得到了一大张奖状，还是乡里的一位重要领导用双手郑重地递到他手里的，又亲切地跟他握了握手；他还得到了忘了是谁送上来的一大束鲜花！在一片热烈的掌声里，他觉得眼睛里热热的，辣辣的，眼前的一切景物逐渐变得模糊。

　　会议结束了，传花随着人群一起走出会堂。许多人都主动挤过来过来跟他打招呼，祝贺他。那朵大红花把他的脸映得红红的，很有做新郎般的喜庆味道。他很想让这朵大红花一直这样佩戴在胸前，神气地走回家去，却又怕村人们瞧出自己的得意和骄傲来了，背地里笑话，还是把它摘了下来，小心翼翼地拿在手里。

　　回到家里，传花把花和奖状都放在桌上让老伴和儿女、媳妇们都过来看。这一家人从此永远也没有忘记，就是这朵大红花、这张奖状，当时给了他们多大的鼓舞和安慰，使他们彻底打消了顾虑，更坚定了一定要把厂办好、办下去的决心！

　　从1989年到1991年底，这两三年时间里，企业虽然因受外部一些不利因素的影响，发展相对较为缓慢了些，但在当时的私营企业中，只要能够坚持住，不垮下来，就已是相当不错！

　　1992年，他们在迎来大自然的春天的同时，也终于迎来了政治春天。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终于搬掉了压在个私、私营企业头上的那块石头！

　　适宜的政治气候，再加上“901”特效去油灵的成功发明，和一些专家教授的加盟，传化企业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在此之前，企业名称已经完成了三级跳，由“宁围宁新合作净洗剂厂”到“萧山宁围助剂厂”，再到“萧山化学助剂厂”，从“宁新”到“宁围”，又到“萧山”，每一次更名，都象征着企业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很快，他们又不能满足于“萧山”了。那天冠巨去杭州工商局，要求把企业更名为“杭州化学制品有限公司”。但按当时有关规定，“杭州”后面必须再加个代名词，市工商局的工作人员建议道：“你们是私营企业，加个人名也可以，像张小泉剪刀厂，用了一百来年了，这名字还是那么响亮！”

　　冠巨遂一下子想到自己父亲的名字，觉得这“传花”两个字也挺好，特别是那个“传”字，既有传扬天下，又有世世代代都能传承下去之意！填表格时，他又想把“花”字草字头去掉会更妥——传化，他们所经营的不正好都是化工产品么？

　　从杭州回来，冠巨把为企业更名的过程告诉了父亲，并建议父亲从此也使用“传化”这个名字，传花拍了拍脑袋笑道：“对呀，我都快60了，早不怕命贵养不大了，还要这女人名字干嘛？”

　　由王光英亲笔题词的“杭州传化化学制品有限公司”这十二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很快出现在公司大门口。这标志着传化企业已真正确立起自己的品牌，完成了初始资本的积累，正式迈上了以发展传化事业为目标的创业之路。

　　与此同时，传化自己也告别了那个他曾使用了五十七年的女儿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