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佛教，因祸得福还是命运多舛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已有2000多年历史了。自东汉传入中原后，在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个乱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也就在这个时期，佛教经历了推崇、恩赏到大规模灭佛的传奇发展历程。这似乎意味着佛教在中国的命运。
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经长期传播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中国佛教形成了三大系，即汉地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
藏传佛教，或称藏语系佛教，俗称“喇嘛”教。“喇嘛”藏语意为“上师”。藏语系佛教始于7世纪中叶，当时的藏王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时，两位公主都带去了佛像、佛经。松赞干布在两位公主影响下皈依佛教，建大昭寺和小昭寺。到8世纪中叶，佛教又直接从印度传入西藏地区。10世纪后半期藏传佛教正式形成，到13世纪中开始流传于蒙古地区。此后的300多年间，藏传佛教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教派，普遍信奉佛法中的密宗。随着佛教在西藏的发展，上层喇嘛逐步掌握地方政权，最后形成了独特的、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
西藏最著名的佛教建筑布达拉宫，始建于7世纪文成公主入藏时，当时是作为为公主建的宫室，但建成现在的规模，是到17世纪才完成。
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佛教）流传于我国云南省傣族、布朗族等地区，那里人民的佛教传统信仰与南亚佛教国（泰国、缅甸等）大致相同。大约是在7世纪中叶，佛教从缅甸传入中国云南傣族地区。此后若干世纪以来，都保持着依照原始佛教的佛法戒律修学的优良传统。傣族男童到了入学年龄必须出家为僧，在寺院学习文化知识，接近成年再还俗。
今天在世界上大放异彩的主要是汉地佛教。下面笔者将就汉地佛教的传播进行论述。
汉地佛教怎样传入中国目前有两种观点。一部分人力主西来说。佛教东渐，首由西域之大月氏、康居、安息诸国。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佛教可能是从西北慢慢渗入，经由丝绸之路的两条支线在敦煌进入中国的，并且从哪里穿过河西走廊进入关中和华北平原。外国人习惯于从西路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国。佛教从西北印度，经巴基斯坦、阿富汗，并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西域。松本伸之：《丝绸之路与佛教文化》，载于《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同时，人们也注意到了佛教海上传播的线路。综合起来可以说，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历来有两条通道：北沿陆上丝绸之路，南沿海上丝绸之路。王健：《汉代佛教东传的若干问题研究》，载于《宗教学研究》2004年第1期。但后者比较鲜为人知。
印度佛教在公元前3世纪开始外传。在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一卷中，就此归纳了六种说法。清代学者俞樾等持“周世佛法已来”说，认为先秦即已传入；民国学者马元材等持“秦朝”说；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史家持“西汉末年”说；方立天等学者持“两汉之际”说；任继愈、严北溟等学者持“东汉初年”说。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已经很难考订。汉建元二年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39—前126年），张骞出使西域期间，曾在大夏见到从印度贩运去的蜀布、邛竹杖，说明当时中印之间已有民间往来，可能佛教也随之传入汉地。汉武帝还开辟了海上航道与印度东海岸的黄支等地建立联系。近年考古发现，东汉时的四川彭山墓葬中已有佛像，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初步证实也属于东汉时期。东汉明帝于永平八年（公元65年）赐楚王英诏言其“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可见当时已有佛教传入。经典的传入，据传始于汉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国（这本是原居我国甘肃的一个强盛的少数民族西迁中亚后建立的国家）国王的使者伊存到了当时中国的首都长安即今西安，他口授佛经给一个名叫景卢的博士弟子。这是中国史书上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记录，而此时的佛教只是在少数人中流传，未必为上层官府和史官之流所注意。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与佛教有关的帝王是汉明帝。史籍记载，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派遣使者12人前往西域访求佛法。公元67年他们与两位印度的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回到洛阳，带回经书和佛像，开始翻译了一部分佛经，相传就是现存的《四十二章经》，是《阿含经》的节要译本。同时在首都建造了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就是今天还存在的白马寺。相传有匹白马驮经而来，建白马寺纪念。东汉时绝大部分佛经都是在洛阳白马寺翻译的。
从此，佛教为上层官府和史馆之流所注意，佛教开始大范围传入中国，并且很快发展起来。此说是否为历史事实，近代颇有争议。因当时西域发生战乱，交通断绝，至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才开放。因此，只能推定大概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传入汉族地区。传播的地区以长安、洛阳为中心，波及彭城（今江苏徐州）等地。
魏晋南北朝急剧的社会变化，引发了各阶级对于佛教的多方面兴趣，外来佛教的各种思潮和典籍，可以说是以空前绝后的规模涌进内地，同时也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发生了全面的接触，在儒释道之间迸发了广涉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论战和斗争。佛教在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发展速度，是异常迅猛的。这个时期，主要传播活动仍是佛典翻译，魏都洛阳和吴国的都城建业是传播活动的中心。这阶段的译经工作和对佛教教义的宣传、研究，为以后佛教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到了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各阶层人普遍信仰佛教，到处建有佛塔、寺院。举世闻名的佛教石窟艺术，如敦煌、云冈、龙门等古代的雕塑、壁画，都是这一时期开始建造的工程。这时有成就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344—413年）所译的佛典有384卷，内容精确，对佛教发展贡献极大。还有西行取经最有成就的法显（337—422年），他游历了印度、斯里兰卡等南亚30余国，所取回的佛典和撰写的见闻，为佛教发展和研究古代中、南亚诸国史地，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任继愈：《中国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特别到了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笃信佛教，自称“三宝奴”，四次舍身入寺，皆由国家出钱赎回。他建立了大批寺院，亲自讲经说法，举行盛大斋会。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就有大寺700余所，僧尼信众常有万人。北朝虽然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发生过禁佛事件，但总的说来，历代帝王都扶植佛教。
佛教在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无论在思想上和经济上都为隋唐时期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创造了条件。隋文帝统一南北朝后，即下诏在五岳胜地修建寺院各一座，并恢复了在北周禁佛时期所破坏的寺院、佛像。在首都大兴城（汉长安城东南）建立了执行佛教政策的国家寺院——大兴善寺。仁寿（601—604年）年间在全国建立了111座舍利塔，并广置译场，罗致中外译师、名僧进行翻译、疏解佛教经典。炀帝继承文帝的保护佛教政策，在扬州建立了著名的慧日道场，作为传播佛教的据点，并继续发展前代的译经事业，佛教十分兴盛。
唐代是中国佛教臻于鼎盛的时期。唐朝帝王虽然自称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后裔，尊崇道教，但实际上是采取道佛并行的政策。唐太宗在清除割据、平息骚乱时，曾得僧兵之助；即位后，下诏在全国“交兵之处”建立寺刹，并在大慈恩寺设译经院，延请国内外名僧进行译经、宣化事业，培养出了大批高僧、学者。这时最著名的僧人之一是玄奘（600—664年）。玄奘历时19年，长途跋涉5万余里，去到印度取经，共翻译佛经75部1335卷，并写出了《大唐西域记》见闻录。唐太宗推崇玄奘为“法门之领袖”，“千古而无对”。高宗继位后，在帝都和各州设官寺，祈愿国家安泰；武则天更令各州设大云寺。终唐之世，佛教僧人备受礼遇，朝廷恩赐有加。不空和尚曾仕玄宗、肃宗和代宗三朝，出入宫门，封肃国公；入寂后，代宗废朝三日，以示哀悼。唐时中国名僧辈出，对佛学义理上的阐发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前代，因此，为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很多宗派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佛教信仰深入民间，创造了通俗的俗讲、变文等文艺形式。在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等方面，建树很大，丰富了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宝库。唐朝时期有大批外国僧侣、学者来我国从事传教和译经事业，中国也有不少僧人（如玄奘、义净）不辞艰辛去印度游学。中国佛教宗派开始传入朝鲜、日本、越南和诃陵（今印度尼西亚），加强了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宗教、文化和商业的关系。但是，到了会昌五年（845年），由于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发生了大规模的禁佛事件。武宗下令没收寺院土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淘汰沙门，勒令僧尼还俗。据《唐会要》记载，当时拆毁寺院4600余所，拆毁招提、兰若等佛教建筑4万余所，没收寺产并强迫僧尼还俗达260500人。佛教受到极大的打击。
综上所述，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历史阶段。一是吸收阶段，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这么七八百年的时间。在这一时期内，中国基本上都是在吸收从印度传来的佛教文化，绝大多数的佛教经典就是在这一时期翻译过来的。第二阶段是佛教中国化的阶段。隋唐以来，天台、华严以及特别是禅宗的形成和发展，表明了佛教在中国已具有特色，逐渐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隋唐是这两个阶段的转折点。唐代贞观年间，玄奘大师从印度留学归来后，当时中国的佛教水平，已非印学所能概括。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表明中国向印度学习佛教文化的漫长历史过程已经结束，并在隋唐时期形成了两小宗、八大派。两小宗是属于小乘的成实宗和俱舍宗，这两小宗实际上在中国都是大乘宗派的附属。大乘八大派有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和密宗。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嫁接”成功，公元6世纪左右，中国佛教逐渐开始向朝鲜、日本等地传播。在隋唐时代，在中日交往中，佛教始终占有重要地位。韩升：《南北朝隋唐时代东亚的“佛教外交”》，载于《佛教研究》1999年卷。中国佛教在海外的传播亦多属于嫁接类型。由于中国佛教传入的时间和时代背景不同，日本佛教先后形成奈良系（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平安系（天台宗和真言宗）和镰仓系（净土宗、净土真宗、时宗、曹洞宗、临济宗、日莲宗）。净土真宗、日莲宗等至今对日本仍影响深远，这些教派的出现，标志着佛教日本化的最终完成。朝鲜佛教也经历了从“五教九山”到“五教两宗”的变化，特别是智讷（1158——1201年）阐扬“禅教一致”、“定慧双修”，他开创的曹洞宗，至今仍是韩国佛教的主流。张雪松、刘泳斯：《扦插还是嫁接？》，载于2006年4月11日《中国民族报》。其中唐代律宗名僧鉴真（687—763年）晚年受日僧礼请，东渡传律，履险犯难，终抵奈良。为传播佛教与盛唐文化上做出了巨大的历史功绩。天宝元年（742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受日本佛教界和政府的委托，聘请鉴真去日传戒。鉴真欣然应允，从当年开始至天宝七年（748年），先后五次率众东渡，但均因天时、人事不利而失败；尤其是第五次遭到恶风怒涛的袭击，在海上漂了14天，最后漂到海南岛的振州，并发眼疾，导致双目失明。但他东渡弘法之志弥坚，于天宝十二年（752年）第六次东渡成功，到达日本九州，次年二月至平城京。自此日本始有正式的律学传承，鉴真被尊为日本律宗初祖。同时他还被尊为日本建筑、书法、医药始祖。日本豆腐业、饮食业、酿造业等也认为其行业技艺均为鉴真所授。
到了五代时期，北方兵革时兴，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国家对佛教执行严格的限制政策；南方则各国相安，社会比较安定，帝王都热心护教，因此，两地的佛教，一则勉强维持，一则续有发展，其情况各不相同。北方从后梁到后汉，度僧一向禁止私度，如后梁龙德元年（921年）即再申明令，愿出家者须入京师比试经业。到了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年）便毅然对佛教予以淘汰。凡未经国家颁给寺额的寺院，基本上一律废除，仅在原无敕额寺院的地方许留一、二所。又禁止私度，出家必须通过严格的读经试验。这对佛教本身来说，紊乱的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整顿，并不算是很坏的事，其性质也和前代各次的禁佛措施不同，只是北方佛教原来仅获维持的，经此波折就更见衰落了。虽然在南方佛教有缓慢发展，但是从此以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也已告一段落。
五代以后，佛教虽然在普通百姓心中的地位已经非常稳固了，但是，统治阶级对佛教的发展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热衷了，佛教的发展趋于平稳，佛教的文化已经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北宋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中国和印度的僧人间传法交往络绎不绝。天禧五年（1021年），北宋佛教发展到顶峰，全国僧尼近46万人，寺院近4万座。徽宗时，由于朝廷笃信道教，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为道观，佛教一度受到打击。
南宋偏安，江南佛教虽仍保持一定盛况，但由于官方限制佛教的发展，除禅、净两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远非昔比。禅宗不立文字，不重经论，因而在会昌禁佛和五代兵乱时所受影响较小。净土宗强调称名念佛，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简单易行，且北宋以后禅教僧人又多归宿净土，故能绵延相续，直至近世，仍甚盛行。
元代的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但对汉地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佛教中的禅、律宗等继续流传、发展，寺院林立，僧尼众多。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全国有寺院4万2318座，僧尼21.3万人，中央和地方设有严密的僧官制度，加以监督，颁行了《敕修百丈清规》，雕印了著名的普宁寺版的大藏经。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僧侣，即位后自封“大庆法王”，亲自讲佛法，度僧道，利用佛教帮助他巩固初建立的明朝政权。明万历以后，袾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家的出现，进一步发展了对内融会禅、教、律等宗学说、对外融通儒、释、道三家的风气，使佛教深受士大夫的欢迎和一般平民的信仰，并使之更加具有中国的特色。
清朝各位皇帝都崇信佛教，皇室崇奉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采取限制政策，汉语系佛教仍在民间流行。大清会典的律令规定：僧道不得沿门化缘，不得外出，禁止妇女到寺庙进香礼拜等。康熙时禁令稍弛，迎请明末隐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师，使已经衰微的佛教一时又呈现出活跃的气象。雍正虽重视藏传佛教，但主张儒佛道异用而同体，并行不悖，提倡佛教各派融合。他亲制《拣魔辨异录》、《御选语录》，提倡不问宗派异同，都应念佛，对近世佛教有重要影响。乾隆时刊行《龙藏》，并编辑《汉满蒙藏四体合壁大藏全咒》，对佛教的发展起了一定推动作用。清末以来，杨文会、欧阳竟无等在日本和西欧佛学研究的推动下，创办刻经处、佛学院、佛学会等，为佛教义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一批名僧如月霞、谛闲、圆瑛、太虚、弘一等都奋起从事振兴、弘扬佛教的工作，使佛教产生了新的气象。清朝末年中国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佛学研究学者，如杨文会、欧阳竟无、大虚等。近代思想家如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等都受过佛学的影响，佛学思想就曾是谭嗣同所建立的《仁学》体系的思想渊源之一，这些人还对佛教思想提出了新的见解，把佛学思想研究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近代随着西方殖民南亚，在隋唐时期就已经开始的南传佛教逐渐被西方世界认识，并逐步得到传播。出洋的华工、华商也将中国佛教带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美国出现的第一座寺庙是1853年由广东省华侨公会四邑总会在旧金山创立的，是以儒、释、道三教混合的形式出现的。截至19世纪末，美国西海岸各州已经有小木屋型或各种家庙约400座。但由于华人受到白人歧视，中国佛教对西方社会的影响力十分有限。19世纪末，随着日本人移民夏威夷、巴西等地，日本佛教也逐渐在海外传播开来。越南等东南亚移民也将自己的佛教信仰带到法国等欧洲国家。民国时期，太虚等法师曾积极筹备向海外传教，但由于国内外时局动荡，收效不大。当时中国佛教的海外弘法活动主要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如印顺法师于上世纪50年代初曾在菲律宾弘法，而竺摩法师在马来西亚的弘法活动成果最为引人瞩目。20世纪中叶，随着一批西藏、蒙古喇嘛在西方传法，西方社会开始出现藏传佛教的热潮。张雪松，刘泳斯：《扦插还是嫁接？》，载于2006年4月11日《中国民族报》。
作为舶来品的佛教，经过中国化过程后，成为了中国对世界历史的贡献之一。当今的佛教已经深刻影响了佛教徒和非佛教徒的人生理想、生活情趣、行为方式，在人类文明史上发挥了重要影响。佛教文化是中华文化圈的重要内容，已经完全渗透到亚洲各国人民生活的精神层面，带有浓厚中国色彩的佛教不再只是宗教，而是东亚各国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了。
§§第四章 灿烂的东方，辉煌的顶点
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经长期传播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中国佛教形成了三大系，即汉地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
藏传佛教，或称藏语系佛教，俗称“喇嘛”教。“喇嘛”藏语意为“上师”。藏语系佛教始于7世纪中叶，当时的藏王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时，两位公主都带去了佛像、佛经。松赞干布在两位公主影响下皈依佛教，建大昭寺和小昭寺。到8世纪中叶，佛教又直接从印度传入西藏地区。10世纪后半期藏传佛教正式形成，到13世纪中开始流传于蒙古地区。此后的300多年间，藏传佛教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教派，普遍信奉佛法中的密宗。随着佛教在西藏的发展，上层喇嘛逐步掌握地方政权，最后形成了独特的、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
西藏最著名的佛教建筑布达拉宫，始建于7世纪文成公主入藏时，当时是作为为公主建的宫室，但建成现在的规模，是到17世纪才完成。
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佛教）流传于我国云南省傣族、布朗族等地区，那里人民的佛教传统信仰与南亚佛教国（泰国、缅甸等）大致相同。大约是在7世纪中叶，佛教从缅甸传入中国云南傣族地区。此后若干世纪以来，都保持着依照原始佛教的佛法戒律修学的优良传统。傣族男童到了入学年龄必须出家为僧，在寺院学习文化知识，接近成年再还俗。
今天在世界上大放异彩的主要是汉地佛教。下面笔者将就汉地佛教的传播进行论述。
汉地佛教怎样传入中国目前有两种观点。一部分人力主西来说。佛教东渐，首由西域之大月氏、康居、安息诸国。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佛教可能是从西北慢慢渗入，经由丝绸之路的两条支线在敦煌进入中国的，并且从哪里穿过河西走廊进入关中和华北平原。外国人习惯于从西路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国。佛教从西北印度，经巴基斯坦、阿富汗，并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西域。松本伸之：《丝绸之路与佛教文化》，载于《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同时，人们也注意到了佛教海上传播的线路。综合起来可以说，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历来有两条通道：北沿陆上丝绸之路，南沿海上丝绸之路。王健：《汉代佛教东传的若干问题研究》，载于《宗教学研究》2004年第1期。但后者比较鲜为人知。
印度佛教在公元前3世纪开始外传。在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一卷中，就此归纳了六种说法。清代学者俞樾等持“周世佛法已来”说，认为先秦即已传入；民国学者马元材等持“秦朝”说；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史家持“西汉末年”说；方立天等学者持“两汉之际”说；任继愈、严北溟等学者持“东汉初年”说。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已经很难考订。汉建元二年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39—前126年），张骞出使西域期间，曾在大夏见到从印度贩运去的蜀布、邛竹杖，说明当时中印之间已有民间往来，可能佛教也随之传入汉地。汉武帝还开辟了海上航道与印度东海岸的黄支等地建立联系。近年考古发现，东汉时的四川彭山墓葬中已有佛像，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初步证实也属于东汉时期。东汉明帝于永平八年（公元65年）赐楚王英诏言其“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可见当时已有佛教传入。经典的传入，据传始于汉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国（这本是原居我国甘肃的一个强盛的少数民族西迁中亚后建立的国家）国王的使者伊存到了当时中国的首都长安即今西安，他口授佛经给一个名叫景卢的博士弟子。这是中国史书上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记录，而此时的佛教只是在少数人中流传，未必为上层官府和史官之流所注意。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与佛教有关的帝王是汉明帝。史籍记载，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派遣使者12人前往西域访求佛法。公元67年他们与两位印度的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回到洛阳，带回经书和佛像，开始翻译了一部分佛经，相传就是现存的《四十二章经》，是《阿含经》的节要译本。同时在首都建造了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就是今天还存在的白马寺。相传有匹白马驮经而来，建白马寺纪念。东汉时绝大部分佛经都是在洛阳白马寺翻译的。
从此，佛教为上层官府和史馆之流所注意，佛教开始大范围传入中国，并且很快发展起来。此说是否为历史事实，近代颇有争议。因当时西域发生战乱，交通断绝，至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才开放。因此，只能推定大概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传入汉族地区。传播的地区以长安、洛阳为中心，波及彭城（今江苏徐州）等地。
魏晋南北朝急剧的社会变化，引发了各阶级对于佛教的多方面兴趣，外来佛教的各种思潮和典籍，可以说是以空前绝后的规模涌进内地，同时也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发生了全面的接触，在儒释道之间迸发了广涉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论战和斗争。佛教在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发展速度，是异常迅猛的。这个时期，主要传播活动仍是佛典翻译，魏都洛阳和吴国的都城建业是传播活动的中心。这阶段的译经工作和对佛教教义的宣传、研究，为以后佛教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到了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各阶层人普遍信仰佛教，到处建有佛塔、寺院。举世闻名的佛教石窟艺术，如敦煌、云冈、龙门等古代的雕塑、壁画，都是这一时期开始建造的工程。这时有成就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344—413年）所译的佛典有384卷，内容精确，对佛教发展贡献极大。还有西行取经最有成就的法显（337—422年），他游历了印度、斯里兰卡等南亚30余国，所取回的佛典和撰写的见闻，为佛教发展和研究古代中、南亚诸国史地，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任继愈：《中国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特别到了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笃信佛教，自称“三宝奴”，四次舍身入寺，皆由国家出钱赎回。他建立了大批寺院，亲自讲经说法，举行盛大斋会。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就有大寺700余所，僧尼信众常有万人。北朝虽然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发生过禁佛事件，但总的说来，历代帝王都扶植佛教。
佛教在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无论在思想上和经济上都为隋唐时期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创造了条件。隋文帝统一南北朝后，即下诏在五岳胜地修建寺院各一座，并恢复了在北周禁佛时期所破坏的寺院、佛像。在首都大兴城（汉长安城东南）建立了执行佛教政策的国家寺院——大兴善寺。仁寿（601—604年）年间在全国建立了111座舍利塔，并广置译场，罗致中外译师、名僧进行翻译、疏解佛教经典。炀帝继承文帝的保护佛教政策，在扬州建立了著名的慧日道场，作为传播佛教的据点，并继续发展前代的译经事业，佛教十分兴盛。
唐代是中国佛教臻于鼎盛的时期。唐朝帝王虽然自称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后裔，尊崇道教，但实际上是采取道佛并行的政策。唐太宗在清除割据、平息骚乱时，曾得僧兵之助；即位后，下诏在全国“交兵之处”建立寺刹，并在大慈恩寺设译经院，延请国内外名僧进行译经、宣化事业，培养出了大批高僧、学者。这时最著名的僧人之一是玄奘（600—664年）。玄奘历时19年，长途跋涉5万余里，去到印度取经，共翻译佛经75部1335卷，并写出了《大唐西域记》见闻录。唐太宗推崇玄奘为“法门之领袖”，“千古而无对”。高宗继位后，在帝都和各州设官寺，祈愿国家安泰；武则天更令各州设大云寺。终唐之世，佛教僧人备受礼遇，朝廷恩赐有加。不空和尚曾仕玄宗、肃宗和代宗三朝，出入宫门，封肃国公；入寂后，代宗废朝三日，以示哀悼。唐时中国名僧辈出，对佛学义理上的阐发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前代，因此，为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很多宗派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佛教信仰深入民间，创造了通俗的俗讲、变文等文艺形式。在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等方面，建树很大，丰富了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宝库。唐朝时期有大批外国僧侣、学者来我国从事传教和译经事业，中国也有不少僧人（如玄奘、义净）不辞艰辛去印度游学。中国佛教宗派开始传入朝鲜、日本、越南和诃陵（今印度尼西亚），加强了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宗教、文化和商业的关系。但是，到了会昌五年（845年），由于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发生了大规模的禁佛事件。武宗下令没收寺院土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淘汰沙门，勒令僧尼还俗。据《唐会要》记载，当时拆毁寺院4600余所，拆毁招提、兰若等佛教建筑4万余所，没收寺产并强迫僧尼还俗达260500人。佛教受到极大的打击。
综上所述，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历史阶段。一是吸收阶段，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这么七八百年的时间。在这一时期内，中国基本上都是在吸收从印度传来的佛教文化，绝大多数的佛教经典就是在这一时期翻译过来的。第二阶段是佛教中国化的阶段。隋唐以来，天台、华严以及特别是禅宗的形成和发展，表明了佛教在中国已具有特色，逐渐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隋唐是这两个阶段的转折点。唐代贞观年间，玄奘大师从印度留学归来后，当时中国的佛教水平，已非印学所能概括。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表明中国向印度学习佛教文化的漫长历史过程已经结束，并在隋唐时期形成了两小宗、八大派。两小宗是属于小乘的成实宗和俱舍宗，这两小宗实际上在中国都是大乘宗派的附属。大乘八大派有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和密宗。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嫁接”成功，公元6世纪左右，中国佛教逐渐开始向朝鲜、日本等地传播。在隋唐时代，在中日交往中，佛教始终占有重要地位。韩升：《南北朝隋唐时代东亚的“佛教外交”》，载于《佛教研究》1999年卷。中国佛教在海外的传播亦多属于嫁接类型。由于中国佛教传入的时间和时代背景不同，日本佛教先后形成奈良系（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平安系（天台宗和真言宗）和镰仓系（净土宗、净土真宗、时宗、曹洞宗、临济宗、日莲宗）。净土真宗、日莲宗等至今对日本仍影响深远，这些教派的出现，标志着佛教日本化的最终完成。朝鲜佛教也经历了从“五教九山”到“五教两宗”的变化，特别是智讷（1158——1201年）阐扬“禅教一致”、“定慧双修”，他开创的曹洞宗，至今仍是韩国佛教的主流。张雪松、刘泳斯：《扦插还是嫁接？》，载于2006年4月11日《中国民族报》。其中唐代律宗名僧鉴真（687—763年）晚年受日僧礼请，东渡传律，履险犯难，终抵奈良。为传播佛教与盛唐文化上做出了巨大的历史功绩。天宝元年（742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受日本佛教界和政府的委托，聘请鉴真去日传戒。鉴真欣然应允，从当年开始至天宝七年（748年），先后五次率众东渡，但均因天时、人事不利而失败；尤其是第五次遭到恶风怒涛的袭击，在海上漂了14天，最后漂到海南岛的振州，并发眼疾，导致双目失明。但他东渡弘法之志弥坚，于天宝十二年（752年）第六次东渡成功，到达日本九州，次年二月至平城京。自此日本始有正式的律学传承，鉴真被尊为日本律宗初祖。同时他还被尊为日本建筑、书法、医药始祖。日本豆腐业、饮食业、酿造业等也认为其行业技艺均为鉴真所授。
到了五代时期，北方兵革时兴，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国家对佛教执行严格的限制政策；南方则各国相安，社会比较安定，帝王都热心护教，因此，两地的佛教，一则勉强维持，一则续有发展，其情况各不相同。北方从后梁到后汉，度僧一向禁止私度，如后梁龙德元年（921年）即再申明令，愿出家者须入京师比试经业。到了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年）便毅然对佛教予以淘汰。凡未经国家颁给寺额的寺院，基本上一律废除，仅在原无敕额寺院的地方许留一、二所。又禁止私度，出家必须通过严格的读经试验。这对佛教本身来说，紊乱的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整顿，并不算是很坏的事，其性质也和前代各次的禁佛措施不同，只是北方佛教原来仅获维持的，经此波折就更见衰落了。虽然在南方佛教有缓慢发展，但是从此以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也已告一段落。
五代以后，佛教虽然在普通百姓心中的地位已经非常稳固了，但是，统治阶级对佛教的发展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热衷了，佛教的发展趋于平稳，佛教的文化已经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北宋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中国和印度的僧人间传法交往络绎不绝。天禧五年（1021年），北宋佛教发展到顶峰，全国僧尼近46万人，寺院近4万座。徽宗时，由于朝廷笃信道教，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为道观，佛教一度受到打击。
南宋偏安，江南佛教虽仍保持一定盛况，但由于官方限制佛教的发展，除禅、净两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远非昔比。禅宗不立文字，不重经论，因而在会昌禁佛和五代兵乱时所受影响较小。净土宗强调称名念佛，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简单易行，且北宋以后禅教僧人又多归宿净土，故能绵延相续，直至近世，仍甚盛行。
元代的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但对汉地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佛教中的禅、律宗等继续流传、发展，寺院林立，僧尼众多。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全国有寺院4万2318座，僧尼21.3万人，中央和地方设有严密的僧官制度，加以监督，颁行了《敕修百丈清规》，雕印了著名的普宁寺版的大藏经。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僧侣，即位后自封“大庆法王”，亲自讲佛法，度僧道，利用佛教帮助他巩固初建立的明朝政权。明万历以后，袾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家的出现，进一步发展了对内融会禅、教、律等宗学说、对外融通儒、释、道三家的风气，使佛教深受士大夫的欢迎和一般平民的信仰，并使之更加具有中国的特色。
清朝各位皇帝都崇信佛教，皇室崇奉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采取限制政策，汉语系佛教仍在民间流行。大清会典的律令规定：僧道不得沿门化缘，不得外出，禁止妇女到寺庙进香礼拜等。康熙时禁令稍弛，迎请明末隐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师，使已经衰微的佛教一时又呈现出活跃的气象。雍正虽重视藏传佛教，但主张儒佛道异用而同体，并行不悖，提倡佛教各派融合。他亲制《拣魔辨异录》、《御选语录》，提倡不问宗派异同，都应念佛，对近世佛教有重要影响。乾隆时刊行《龙藏》，并编辑《汉满蒙藏四体合壁大藏全咒》，对佛教的发展起了一定推动作用。清末以来，杨文会、欧阳竟无等在日本和西欧佛学研究的推动下，创办刻经处、佛学院、佛学会等，为佛教义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一批名僧如月霞、谛闲、圆瑛、太虚、弘一等都奋起从事振兴、弘扬佛教的工作，使佛教产生了新的气象。清朝末年中国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佛学研究学者，如杨文会、欧阳竟无、大虚等。近代思想家如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等都受过佛学的影响，佛学思想就曾是谭嗣同所建立的《仁学》体系的思想渊源之一，这些人还对佛教思想提出了新的见解，把佛学思想研究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近代随着西方殖民南亚，在隋唐时期就已经开始的南传佛教逐渐被西方世界认识，并逐步得到传播。出洋的华工、华商也将中国佛教带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美国出现的第一座寺庙是1853年由广东省华侨公会四邑总会在旧金山创立的，是以儒、释、道三教混合的形式出现的。截至19世纪末，美国西海岸各州已经有小木屋型或各种家庙约400座。但由于华人受到白人歧视，中国佛教对西方社会的影响力十分有限。19世纪末，随着日本人移民夏威夷、巴西等地，日本佛教也逐渐在海外传播开来。越南等东南亚移民也将自己的佛教信仰带到法国等欧洲国家。民国时期，太虚等法师曾积极筹备向海外传教，但由于国内外时局动荡，收效不大。当时中国佛教的海外弘法活动主要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如印顺法师于上世纪50年代初曾在菲律宾弘法，而竺摩法师在马来西亚的弘法活动成果最为引人瞩目。20世纪中叶，随着一批西藏、蒙古喇嘛在西方传法，西方社会开始出现藏传佛教的热潮。张雪松，刘泳斯：《扦插还是嫁接？》，载于2006年4月11日《中国民族报》。
作为舶来品的佛教，经过中国化过程后，成为了中国对世界历史的贡献之一。当今的佛教已经深刻影响了佛教徒和非佛教徒的人生理想、生活情趣、行为方式，在人类文明史上发挥了重要影响。佛教文化是中华文化圈的重要内容，已经完全渗透到亚洲各国人民生活的精神层面，带有浓厚中国色彩的佛教不再只是宗教，而是东亚各国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了。
§§第四章 灿烂的东方，辉煌的顶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