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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乌云压满洲
田中奏折：“吾人如欲征服中国，要先征服满蒙……进而征服印度、南洋诸岛、小亚细亚以至欧洲……”蒋介石东渡日本：一要娶宋美龄，二要求日本支持他统一中国。
1927年8月4日，刚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召开内阁会议，拟定了对外扩张的战略国策。
1927年6月27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右三）召开内阁“东方会议”。田中疲倦地然而亦是兴奋地给枢密院议长打了电话，详细地通报了内阁会议内容，请求上奏天皇陛下，举行御前会议，获得天皇的正式批准。
御前会议于次日召开，会议厅摆着两条长桌，铺着锦缎，与会者分别在桌子两旁正襟危坐。当天皇步入会议厅时，他们则一下子起立。天皇虽然穿着军装，但看上去并不英武。他在朝南的御座坐下，前面是一个金色屏风，这给人一种似乎超然于世外的感觉。
御前会议的格局是严格根据宫廷礼仪安排的，下面与会者坐的位置与天皇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和角度。他们双手放在膝上，像木头人似的彼此凝视着，肃穆、庄严，又有些呆头呆脑。
在这种会议上，天皇历来一言不发地坐着，听取大家对要审议的政策的解释。参加御前会议的成员一般有顾问——已经卸任的历任首相，现内阁成员，再加上一两个专家，还有枢密院议长。议长将以代表天皇的文官身份出席会议，在天皇不便启齿的情况下代表他发问，因此，也只有他能预先知道御前会议的内容。
田中义一首先起立，向天皇鞠躬，然后宣读一篇题为《目前的形势和国策提纲》的文件，这就是田中内阁新拟定的“积极政策”。提纲阐明：日本必须借着与满洲当局，特别是与东北边防军总司令及满洲、热河的行政长官张作霖的合作，以扩大和发展日本在满洲已取得的特殊权益。田中还强调说，日本必须将满洲当做和中国其他部分完全不同的地方，绝不允许发生扰乱该地的平静和损害日本的重大权益的事件，否则，日本将以武力来保护它在该地的权益。
“陛下，”田中慷慨陈词，“第一步征服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现皆实现，然第三步灭亡满蒙以及征服中国全土，惟内阁效忠天皇陛下之义务！”
说毕，呈上一份蓝封的奏折给枢密院议长。
奏折说：
吾人如欲征服中国，要先征服满蒙，吾人如能征服中国，则其余所有亚洲国家及南洋诸国，均将畏惧于我，投降于我……当吾人得以支配中国全部资源之后，吾人将更能进而征服印度、南洋群岛、小亚细亚以至欧洲……
在整个会议中，天皇始终一言不发地坐着，面无表情。
会上进行了表决，田中宣读的政策文件获得通过，日本将侵占满洲。
日本称霸亚洲，进一步称霸世界的国策，在1927年以后很长一个时期，属于国家特级机密。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要通过大规模的战争。发动战争，不是轻而易举的。
在战争的准备阶段，蒋介石自然弄不清日本人的胃口到底有多大，他对日本的国策一无所知。1927年9月27日，蒋介石东渡日本，到达长崎。
蒋介石到日本的主要目的，是向宋美龄正式求婚。他的事业很需要宋氏家族的支持。蒋介石还要通过日本的朋友，向日本政府进行和善的表示，以便和自己的政敌进行内战时，日本能保持友好的中立。如此，蒋介石可以默许日本在东北的行动。在此之前不久的4月12日，蒋介石已采取行动，大批地捕杀共产党和工人、学生。
在蒋介石看来，他不得不如此。
自1925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以来，北伐军势如破竹，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的前线部队，不停地溃败。正当蒋介石的军队一路北上的时候，“保护满蒙地区权益”的日本军队，竟开到了远离满蒙数千里之遥的山东，炮击济南。冈村宁次还发出警告警示蒋介石，蒋只得恭恭敬敬地退出济南，并禁止民众有任何反日的行为。
在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和自己的嫡系何应钦的逼迫下，蒋介石不得已通电下野，北伐军总司令的大权失去了，全中国的统治大权距蒋更为遥远了。
如何才能卷土重来呢？经沉思，蒋介石遂作出了去日本的决定。
真可谓“心诚所至金石为开”，蒋介石终于感动了宋氏家族中的“佘太君”。未来的丈母娘答道：“你须和原配毛福梅、侧室姚怡诚、小妾陈洁如离异，并答应接受洗礼而成为一名基督教徒，我便不反对你和小女美龄的婚事。”
之后，蒋介石逗留东京。3个月里，他和曾经担任过自己的顾问、士官学校的同学铃木贞一探讨日蒋之间的未来前途，分析二者之间的利害得失，磋商如何处理好双方的协作关系。继而又间接地和裕仁天皇交换了想法。蒋和日本达成默契：
蒋在统一长城以南的中国内地时，以中国北方的满蒙诸省换取日本的中立和友谊；蒋在和共产党人发生内战时，日本可提供友好的援助。在如此前提下，蒋对日本人在长城以北的行动，只表示象征性的反对。
蒋介石如愿以偿，1928年初，偕同新娘子回到南京。凭借各方面的社会势力，蒋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恢复了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并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从此，蒋介石党、政、军权俱握。不久，蒋便以总司令名义宣布第二次北伐。
蒋亲自统领嫡系中央军即第1集团军，沿津浦铁路线北进；以冯玉祥部为第2集团军，经陇海路从郑州北进；以阎锡山晋军为第3集团军，东出正太线，沿石家庄北上，另一路从晋北沿平绥经张家口北上；以李宗仁部为第4集团军，白崇禧为参谋长，从广西挥师北指。四路北伐大军浩浩荡荡压向安国军总司令、北方各系军阀头领张作霖。
1932年9月15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左）与“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右）签订《日满议定书》，中国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人对蒋介石的日本之行很满意。蒋和他的对手要开战，日本在中国东北进行大动作时，就会从容得多。在长城以南，蒋介石有三个对手需要他消灭或者降服，一是以江西为中心的中国红色政权，另外两个是西北军首领冯玉祥和山西土皇帝阎锡山。日首相田中义一认为，蒋介石把他长城以南的江山打磨一遍，最少需要五年时间，有这五年，日本的战争准备工作肯定如期完成了。
征服中国，肯定要从中国东北开始。东北与朝鲜半岛只有一江之隔，朝鲜半岛的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下一步大规模入侵满洲已有坚实后盾。和蒋介石已经达成默契，在中国东北动作就少了最大的顾虑。
张作霖可是，张作霖也不是个容易对付的角色，这个土匪出身的军阀，手里握有几十万部队，是不会轻易让出东北的。解决张作霖成了日本面临的首要问题。
1928年6月4日凌晨5时30分，当张作霖乘坐的专列穿过沈阳西郊皇姑屯车站附近京奉路与南满路交叉处的铁路桥洞时，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参谋东宫大尉一按电钮，震天动地的一声巨响，铁路桥以及蓝色铁甲列车迅即飞上天空。30麻袋黄色烈性炸药的威力，使大地剧烈震动，爆炸声在清晨回响，久久不能消逝。
须臾，日本军队蜂拥而来，立即封锁了出事现场。
日本政府知道张作霖被炸后，立即意识到这件事肯定是关东军激进军官所为，一时间显得手忙脚乱。田中第一个反应是：赶快转移张学良的注意力。他气鼓鼓地对参谋总长说：“赶快以关东军名义发表声明，把这件事栽在中国人头上。到底是谁，干事这么鲁莽，坏了帝国大事。”
6月4日，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称出事现场留有两具中国人尸体，从尸体上所带文件推断，这件事是中国南方便衣队干的。
日本人希望张学良把杀父之仇记到蒋介石头上。
这实在是很愚蠢的做法。
张学良知道张作霖被炸，怔了一会儿，哭了一场，咬牙切齿地说：“小日本，妈拉个巴子，此仇不报，汉卿枉为中国人。”6月18日，他秘密抵达沈阳。7月4日，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7月3日，北伐军四路总司令进驻北京。
7月6日上午8时，蒋介石偕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等30余人去碧云寺祭孙中山先生灵。
7月8日上午，蒋介石在行营公署召集四路“诸侯”会议，决定：定都南京；改北京为北平；按先总理遗愿，早日移棺南下，安葬金陵。
同日，张学良派和谈代表邢士廉、王树翰到北京。目的是代表东北军政最高长官张学良将军晋见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表示愿意服从中央。张学良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及东北民众的愿望，于1928年12月29日上午7时，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在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政府机关悬挂青天白日国旗。31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将热河省划归东北地方政府管辖。奉天省改称辽宁省。
蒋介石长出了一口气。经过半年多的军事和政治努力，他终于将全国统一起来了。他很清楚这种统一是一种形式，但这种形式的完成，也实属不易。1929年元旦这一天，蒋介石在南京和宋美龄喝了几杯葡萄酒后说：“日本人的野心，已是路人皆知。眼下还得利用日本人，攘外必先安内，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汉卿归顺中央，不管从哪方面看，都是值得庆贺的。”
谋杀张作霖，日本人是偷鸡不成反蚀了一把米。中国各地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抵制日货运动，海外华侨也积极响应，引起日对华贸易额直线下跌。
田中内阁的日子很不好过了。民政党以此为理由，对田中内阁的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东三省“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这对于日本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大的失败，但日本对“满蒙”的野心不减，随着形势不断发展变化，关东军的参谋们鼓吹先实行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确保满蒙先行。
关东军参谋、作战主任石原莞尔中佐认为：下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的最后大战。美国势力向远东扩张，将是现在日本向大陆发展的最大挑战者。当前世界有了通航全球的飞机，战争技术发达，“东洋文明中心的日本”与“西洋文明中心的美国”必将开战。
石原指出：及早解决“满蒙”问题是日本唯一的活路。日本占有“满蒙”，既可恢复不景气的国内经济，消除国内不安情绪，又可及时扑灭中国大陆日见增长的排日情绪。
满洲事变提前，“九·二八”变成“九·一八”。日军占领山海关以北，发表声明称：“日本无领土野心，出兵纯粹是为了自卫。”苏联政府欺软怕硬，提议与日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江桥：抗日第一仗。
1931年上半年，日军已经做好了入侵中国东北的所有准备工作，剩下的只是等待一个偶然的机会。
历史上所有重大事件的发端，都有等待这样一个偶然机会的痛苦过程。
关于侵占东北的具体计划，在1931年5月已由关东军石原莞尔中佐和坂垣征四郎大佐订出。
制造借口：爆炸沈阳城北柳条湖边铁路，由沈阳特务机关的花谷正少佐负责；进攻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占领沈阳、长春、吉林的军事行动计划，由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中佐负责；在吉林市、哈尔滨市挑起事端，以造成日本有利借口，由吉林市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中佐和日本浪人——原宪兵大尉甘粕正彦负责。
计划特点：要求行动迅速，必须在一夜之间，造成占领沈阳、长春的既成事实，以防本国政府的干扰和外国的干涉。
具体行动方案：在事件开始的当晚，第3中队长川岛正大尉和副中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以演习名义率中队由虎石台向南经支官屯，1部至柳条湖的铁路边，川岛则率领中队在北大营外围的预定地点展开。河本率少数人在铁路边，将炸药放于铁轨附近并予以引爆。川岛听到爆炸声之后，即发起对北大营的攻击。
此时在沈阳城内的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则“根据”中国军队爆炸了柳条湖附近铁路的报告，即以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命令驻沈阳的独立守备第2大队进攻北大营，步兵第29联队进攻沈阳城……
关东军武装侵占东北的原定时间为9月28日。这时，东北各地秋收之后，便于部队运动、观察、射击。由于走漏了风声，导致日本外相币原向陆相南次郎提出质问，于是南次郎大将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大将决定派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赴东北，了解和制止关东军这一行动。
建川美次于9月18日傍晚到达沈阳，坂垣轻而易举地把建川少将安排在一家日本旅店，跟艺妓们过夜，并劝他不要外出，以免遭到危险。随后，在旅店派上岗哨，坂垣即回到沈阳的特务机关。就这样，原定在9月28日的行动计划，提前到9月18日晚实施。
当晚，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副中队长河本末守中尉，在月光下带领6名士兵来到北大营西南约800米的柳条湖，诡秘地把42包小型黄色炸药设置在南满铁路的道轨上。10点20分，轰隆一声巨响，东侧道轨接头处约有1.5米的钢轨被炸弯，两根枕木损坏轻微。20分钟后，一列从长春开来的列车尚能疾驶越过爆炸点，准时抵达沈阳车站。
爆炸声起，埋伏在北约4公里的文官屯南侧的川岛大尉，率领一个中队的日军对东北边防军第7旅驻地北大营发起攻击。
布置于独立守备第2大队营院中的炮兵部队得到指示后，即以24公分的大口径炮向北大营、东塔机场等地射击。沈阳立刻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坂垣征四郎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先遣参谋的名义，发布了四道命令：
一、令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扫荡北大营之敌；
二、令步兵第29联队进攻沈阳城；
三、令独立守备队第5大队从北方进攻北大营，受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长指挥；
四、令第2师团以主力增援之。
就在沈阳地区炮火连天、枪声大作的时候，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尚不知道具体情况。直至晚间11点46分，本庄和三宅才接到花谷和坂垣的报告：中国军队破坏南满柳条湖铁路，并袭击守备队，现正对北大营及沈阳的中国军事机关进行出击；同时要求批准坂垣代行发布的命令，对此行动予以认可。
本庄繁终于下了决心，并说：由本人承担责任，干吧！
19日凌晨本庄繁下令：第2师团主力迅速集中，攻击沈阳城，独立守备队各部进攻铁路沿线安东、营口、凤凰城和长春等地。另外，致电驻朝鲜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请求尽速增援关东军。本庄繁将各项命令电告军部，于19日凌晨3时半偕司令部乘火车前往沈阳。
日军第29联队于19日零时50分分三路进攻沈阳。驻沈阳军警宪兵8000名奉命“不许与日军冲突”，未作抵抗。2时，日军逼近大小西关，4时，由西南角登墙入城，占领警察署、电台，包围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东三省官银号。4时50分，日军第2师团主力到达沈阳，占领沈阳兵工厂、东塔飞机场。日军从发动攻击起仅5个多小时，于清晨6时半完全占领了东北这座重要城市沈阳。
日军侵占沈阳，东三省官银号、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边业银行等被洗劫一空，财产损失达17亿元以上；东北军飞机262架、各类火炮3091门、战车26辆、枪械11万8千支、机枪5800挺以及大批弹药尽落日军之手。平民和中国军警死亡800多人。
9月19日，日军占领安东（丹东）、营口、长春、凤凰城等地。同日，日本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出任沈阳市市长职务。
日本占领沈阳后，日本内阁于9月19日上午10时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事态以不扩大超过现在程度为方针”，并责成陆相南次郎大将通知关东军。陆军省、参谋本部分别训令关东军：本着政府的精神“妥善处置”自己的行动。参谋本部第二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深知内阁与军部的微妙关系，于是发密电给关东军坂垣：参谋本部的训令“是应付内阁会议之举，其本意并非要停止你们行动”。
9月24日，日本政府公开发表了《关于满洲事变帝国政府之第一次声明》（昭和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一、帝国政府向以笃厚日华两国邦交而苦心努力，以期实现共存共荣之方针，然不幸过去之数年间，中国官民之言动，屡屡刺戟我国民感情，尤其是与我国利害关系最紧密之满蒙地方，最近不快之事频发，我一般国民心理，以中国方面并未对我友好公正之政策，而以同一精神相酬，致使物情骚然。适于此时，在九月十八日夜半，中国军队1部在奉天附近，破坏南满洲铁道之线路，袭击我守备队而发生冲突。
二、当时守备于满铁沿线之日军兵力，总计仅为一万零四百人，而四周之中国军队则达二十二万，致事态俄然紧迫。居住于同地之百万帝国臣民，亦陷入重大之不安状态。我军为先发制人清除危险，乃迅速行动排除抵抗，解除驻屯于附近中国军队之武装。关于地方治安，则督励中国自治机关维持。
三、我军达成上述目的后，已大致归还铁路附属地内集结。目下附属地外之警戒，为奉天、吉林配置若干部队及几个地点的少数兵员，并非军事占领。至于言及帝国官宪已占领营口税关与盐务署，或已接管四平街、郑家屯及奉天、新民间之中国铁路，全系误传，另言及我军向长春以北和延吉运动，亦无事实根据。
四、帝国政府于九月十九日已开紧急内阁会议，决定不使该事态扩大，陆军大臣已将该方针训令满洲驻屯军司令官。九月二十一日由长春出动去吉林之部队，是为消除对满铁侧守之威胁，并非对该地实行军事占领。当达成此目的，我出动部队之大部将返回长春。另在九月二十一日，因鉴于满铁沿线之不安，由朝鲜驻屯部队派出兵员约四千之混成一旅团，新属满洲驻屯军司令官麾下，但满洲驻屯军之兵员总数，仍在条约所定之限制之内，当然不能谓对外关系上之扩大事态。
五、帝国政府于满洲并无任何领土欲望，此已无庸反复赘述。所期待者，在使帝国臣民能安心从事各种和平事业，以其资本及劳力有机会参与该地开发。维护本国及国民正当权益，乃政府当然之职责，排除满洲之危害，其旨趣亦在于此。帝国政府在尊重善邻友谊方面，仍恪守既定方针，为使此次不祥事件不至破坏国体，与断绝将来建设方策之祸根，有决心与中国政府真诚协力，如能打开目前两国间之难局，转祸为福，帝国政府则不胜欣幸。
“九·一八”事变引起苏、美、英等国的密切关注。至此，这些国家均已得出日本已开始用武力推行起东方政策的结论。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将会以该地区作为军事和资源的基地，以其经济和技术实力，迅速开发并向外扩展，进而威胁东方的和平。因此，苏、美都开始对日进行战略戒备。
10月5日，石原和坂垣再次向本庄繁司令官建议：对锦州进行试探性轰炸，查看中国及苏美对此事的反应。
10月8日，本庄繁命令两个飞行中队轰炸了锦州。轰炸过程中，日机均遭东北军部队的对空射击，但未被击落击伤。
10月15日，日军得到情报，说马占山在离开黑河前，曾与苏联方面进行过多次接触，苏支持其抗日，并送给马占山许多武器。
10月20日，关东军司令部制订出进攻齐齐哈尔的作战计划，其目的是：歼灭背部东北军抗日有生力量；试探苏联对“九·一八”事变的真实态度。
10月30日，关东军令第2师团16联队队长滨本喜三郎大佐率一步兵大队、一野炮大队、一工兵中队共1500余人前往江桥地区，准备由此北上进攻齐齐哈尔。
此时，马占山已率领部队在大兴地区构筑了多层的防御阵地。
11月1日，滨本率部从吉林市出发，2日傍晚到达泰来，3日中午抵达江桥。4日上午，滨本令第5中队从残破铁桥通过，占领嫩江以北约15公里的大兴车站。
远矢中队长率部举着100多面大大小小的太阳旗，在独立飞行第8侦察中队的掩护下，由江桥向大兴进攻。正午，即遇马占山设伏部队袭击，远矢中队死伤20余人，进攻被迫停止。
下午3时，日一架飞机被中国部队击伤，飞行员大针新一郎大腿被高射机枪击穿。这是中日战争爆发后日军第一次遭到抵抗。
是日晚，本庄繁得到报告：江桥一带遇中国部队顽强抵抗，铁路被毁，部队无法前进。本庄繁即令一大队前往增援。
11月5日，滨本指挥近2000人，在5架飞机的配合下再次发起对大兴车站的攻击。双方激战至傍晚，日军只突破中国守军第一道防线，而中国大批部队已完成对日军的包围。滨本只好下令固守。当晚，中国骑兵第1旅对日军发起突然袭击，歼敌近千名。
本庄繁只好再令两个大队前往增援。这两个大队在5日晚到达战场，即被中国守军分割包围。
6日上午，本庄繁在万般无奈中，又令29联队，骑兵第2联队，混成39旅团一个大队，野炮第2联队前往增援。
本庄繁这回已押上了老本，如果战事再度恶化，他只好向大本营要援兵了。1931年11月间，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部队仅有第2师团、39独立混成旅团、独立铁路守备队，总兵力不足2万，如果中国政府坚决实行东北军统一抗日政策，区区2万人哪里是中国军队的对手。
然而，中国实行的却是不抵抗政策。马占山率部在江桥与日作战，并无援兵。他一看日本押了血本，6日下午率部主动撤离了战场。
日本参谋本部得到江桥地区战报，一看3天里关东军伤亡1000多，有些畏惧。11月5日晚，金谷范三参谋总长电示关东军：作战地区仅限在大兴车站附近。
关东军想的却是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问题。马占山为首的抗日部队如不被歼，将会对日军产生极大威胁。而现在正是歼灭马占山部的极好时机：一是这一区域关东军兵力占优，二是中国南部正在内战，三是苏联已表示自己对满洲事变的中立立场。
11月13日，关东军司令部做出击溃马占山为首的抗日部队，攻占齐齐哈尔的计划，战场指挥由第2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担任。
11月14日，日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分别电告关东军，指示在马占山部不撤离齐齐哈尔以北地区的情况下，可实行武力解决。
11月15日，本庄繁派人去和马占山谈判。马占山听了日本人的条件，冷笑一声：“妈拉巴子，齐齐哈尔是中国的领土，老子是黑龙江省主席，怎么能听你们的？”
11月17日，日军几乎倾巢出动，扑向齐齐哈尔。马占山见寡不敌众，只派小部队留守，大部队于11月18日主动撤离。临走前，马占山怕日军专和自己纠缠，把自己的手杖、大烟枪和穿过的便衣扔在撤退道路相反方向的一条道路上，以迷惑日军。
多门二郎知此情况后，立即召集特务机关人员和熟悉马占山的人进行研究，最后得出结论：马占山这次并非仓促撤离，而这些东西又确系马本人的，可见马占山已死。
中国民团杀日军，第一仗就打死一个联队长。关东军攻占全东北。坂垣、石原、土肥原，三个“中国通”煮酒论时局。日军要招募军妓，解决“性”问题。
1931年11月间，日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设计发动天津事变，准备接溥仪到满洲，推行以华制华政策。
稍后，日军准备彻底解决满洲问题。关东军把解决满洲问题的最大障碍看做是锦州问题。
12月24日中午，关东军向进攻锦州的部队下达了进攻命令。锦州是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的临时所在地，集结近5万军队，陆、海交通便利，中国军队的作战条件要比马占山部优越得多。因此，关东军动用了自己仅有的两个师团兵力的全部，后方治安完全交给了伪军。
日军参谋本部认为：此次进攻锦州，中国军队会沿着秦皇岛、山海关、锦西的铁路和公路增援锦州。因此，日军参谋次长专程去找海军军令部次长，希望海军能在进攻锦州期间，封锁中国这一地区的海岸通道，并派出几艘大吨位的战舰吓唬一下中国军队。谁知当时日本陆海军的领导机构还没统一，海军没理这个茬，要执行“中国事件不宜扩大”的政策。
关东军只好硬着头皮冒这个险了。
当时，关东军的全部兵力不足3万（有1万人尚属江桥战事结束后由国内调来），如果中国军队全力抵抗，后果殊难预料。但是，北平军分会的张学良仍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在锦州未作大的抵抗便将部队撤退。这次撤退并不是将部队撤向锦州附近驻扎，而是分乘44个专列，一口气跑到距锦州170公里远的山海关。
关东军创造这种“奇迹”难道真是天意？
12月31日，日第2师团主力进入沟帮子以南地区。同日，39旅团也抵达这一地区，临时归第2师团指挥。同日，第8混成旅团主力到达大虎山，并控制了沿线铁路。
4日来，日军的损失仅为1架飞机，死伤不足100人！
1932年元月1日，日第20师团进入锦州外围，按本庄繁命令准备攻城。
元月3日，嘉村旅团长率39旅团进入没有抵抗的锦州。
关东军这次胜利，弄得大部分日本人晕晕乎乎起来。驻锦西的第27联队，其任务是向50公里以外的热河、山海关方向进行警戒，扫荡这一地区的抗日部队。联队长古贺传太郎大佐率领全联队80余人于1月6日到达锦西。7日，石野中尉率一小队也到达了锦西。此时，锦西日军总数不过130名。
中国人开始报仇了，尽管这个时候锦西已没有正规的政府军。
7日晚，西五会的民团数百人进入锦西袭击日军，与日军打了一个半小时，从监狱里抢出几十名犯人后，主动撤离。
元月9日，古贺决定向城西进行扫荡。是日下午，古贺的60余名骑兵和石野小队遭到民团的三面包围。下午5时，石野中尉重伤毙命。古贺中佐已感情况不妙，下令返回锦西。
此时的锦西外围已在中国民团控制之中。古贺返回至西门外，一颗子弹把他打下马来。
9日晚，龟缩在教育局内的山田大尉率领仅剩下的不足40人准备突围。后半夜，他们只好向锦州求援。
10日下午，负责救援的足立大队600人进入锦西。民团并不畏惧，与日军又激战两天两夜，方才撤离。
锦西之日军正遭中国民团袭击的时候，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前去拜访了当了几天“奉天市长”的土肥原，准备商谈关东军的有关问题。
“土肥原君，我等来拜访市长阁下，打扰了。”其实坂垣和石原已经得知参谋本部和内阁政府的示令，正是来宽宽心的。
土肥原与坂垣、石原同为关东军参谋部将佐，互相志同道合，意趣相投，心有灵犀，哪有不晓之理，忙让进屋：
“坂垣君、石原君大驾光临，吾乃不胜荣幸，哪有打扰之理。”忙叫下人备上酒菜。
坂垣和石原解下佩刀和手枪挂至墙上，然后在榻榻米上围茶几坐了下来。
谈话很快切入正题。
“参谋本部的官僚们胆小怕事，我们占领了锦州，又能怎么样？”石原尽管采取了先轰炸然后再上报的做法，实现了自己的意志，但心里仍对参谋本部有气。
“担心‘国联’干预我们？”坂垣气狠狠地说，“国联‘能利用则利用，’国联于我无用了，我们可以不理它，看它能把我大日本帝国如何！”
石原补充道：“必要时，可以退出‘国联’，省得让他们指手画脚！”
“参谋本部畏惧苏联，那哈尔滨怎么办？整个满洲怎么办？靠外交？靠外交能解决满洲问题？靠外交能解决日本本土资源问题？还是能让苏联把哈尔滨捧送给我们？”坂垣一口气提了一连串的问题，两手轻轻搓着，“土肥原君，你说说看，不打是不是会贻误战机？”
土肥原慢条斯理地说：“按现在的情况来看，苏联于9月29日声明，他们不干涉满洲事变事务，这是一个好的信号。但是，中东铁路属中、苏双方共管。就利益看，苏联当然不欢迎我们……”
“苏联当前正埋头于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充实其第一次大战和内战中消耗的国力。”坂垣接着分析道，“苏联是共产国家，由于支援中共和中共的军队而和中国国民政府交恶，更何况蒋介石正在‘围剿’中共军队，苏联总不可能因临时事件而突然公开介入中国东北的事务。”
“国与国之关系，因利益而转移，没有永远的朋友，亦没有永远的敌人。”土肥原若有所思，“就利弊之大小分析，苏联不可能因此而改变整个国策。”
“对满洲来说，苏联最终是我们的敌人。”石原忍不住插话说。
“我们应该对满洲充满信心，可以有把握地说，哈尔滨的问题小小的，小小的，二位不必多虑。”土肥原胸有成竹，说惯了汉语，竟不自觉地溜了几句汉语出来。
石原说：“内阁和军部畏首畏尾，满洲问题的解决，在参谋本部的功劳应首推桥本君。”坂垣接道：“是桥本君及时通报东京消息，我们才得以抓住这个机遇，几十年哪！”石原说：“要照那位编制动员课的大佐君说的做，我们的满洲还是中看不中用啊！哈哈！”
坂垣和土肥原都清楚，石原所说的那位研究战史的大佐君，指的是参谋本部编制动员课长东条英机大佐。坂垣和石原曾在1930年制订出占领“满蒙”的计划交给参谋本部，课佐以下只有东条认为计划有待完善，而石原桀骜不驯、刚愎自用，对这位挑毛病不说出所以然来的长条脸大佐耿耿于怀，竟似被人挖了祖坟似的。
土肥原又开话题：“石原君，满洲功劳你大大的，辛劳大大的，犒劳亦应大大的。”日汉夹白，是常用话，好懂。
“酒是好酒，菜是日菜，土肥原君，”坂垣终于不再搓手，动作粗犷起来，伸出厚短的手掌，拍着土肥原的背，“哈哈哈，就是短点喝的。”
“不知二位光临，不然会安排艺妓作陪的。6名，至少6名。”土肥原轻松地笑着说。
“哈哈哈哈哈哈，不嫌多。土肥原君，不嫌多。”坂垣仰起脖子，放声大笑。
“太少，太少了！”石原将右拳砸在左掌里不断摩挲着说。
“嗯？”坂垣和土肥原感到惊奇，不知石原的话是什么意思，竟异口同声。
石原自鸣得意地晃晃脑袋：“确实是问题，确实是问题。”
坂垣和土肥原原本是比较了解石原这位陆军大学教官的，其主意之多，策划能力之强，恨不能将整个地球都装进他设计的方案里去。可这时，石原在想什么呢？
石原莞尔这个一手策划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此时想的问题是一个只有侵略者才会遇到的问题，这也正是日本军人，眼下是关东军人产生的“性”问题。
石原总结说：“大日本有艺妓制度，但只能歌舞，说笑，不解决问题；在中国，有娼妓制度，这确实能满足一些男人的性要求，但随之出现的问题很多：如性卫生问题、部队纪律容易松懈问题、接触社会时产生的安全问题以及吸毒、多寡不均乃至产生互相争艳而打架斗殴等等问题。”
日本国驻外军队共4个军、3个师团、2个飞行联队，仅关东军经增兵后近达2万人。军人除打仗外就是训练，其他娱乐很少，且因经常作战，今天不保明天还能活着，性的需求就更为强烈些。若用帝国军人纪律强行约束，未尝不可，硬堵而不准宣泄，时间一长免不了出事。
“已经有情况汇报，在我们占领的地区，帝国军人有入室强奸民女的，有辱帝国名誉！”土肥原一副道貌岸然，是举例来证明自己圣洁，还是证明石原想到的问题确已迫在眉睫，也未可知。
“因此，要有一个能够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石原接着说，“能不能建立一个制度？”石原自问自答，“对！建立随军‘艺妓’制度！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艺妓，要解决士兵‘性’问题，叫做什么呢？叫随军妓女？不雅，叫慰安妇？对！就叫做慰安妇！设在军营，与外界隔绝！”石原似乎突然完善了一个计划，兴奋地将两手在大腿上一拍说。
“石原君！真有你的！”坂垣重重地在石原的背上拍了一掌，“拿一个计划出来，递军部，不，先在我关东军实行。一切为了圣战，为了大日本帝国，为了天皇陛下。”
“哈哈哈哈哈哈！”
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的三位高级参谋，都抱着自己的双臂，犹如已经抱着帝国的军妓，开怀大笑起来，整个房间顿时充满了猥狎之味。
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19路军奋起抗日。日军一个半师团陷在上海，日参谋本部增兵6万。国际舆论哗然，日不得不玩一玩东方骗术。
日本以伤亡不足4千人的代价在军事上解决了南满问题，土肥原献妙计请来了溥仪做满洲国皇帝，在政治上解决了满洲问题，侵吞中国的计划进行得十分顺利。
张学良带20余万人入关，并没作多大抵抗，这一点很出乎日本政府高层人物的预料。天皇知道后说：“支那军队怎么都像清宫里的太监，帝国军队与这种部队较量，有失帝国的尊严。”
天皇话是这么说了，他是天皇，谁也不敢从中挑什么毛病。内阁和日军大本营不是这么看问题的，他们暗自庆幸中国军队未作大规模抵抗。当时，日军陆军只有二十几个师团，关东军的人数只有张学良部队人数的1/8，真打起来，鹿死谁手还难说。
张学良没抵抗，或许有他的苦衷。但在1931年，中国还是有不怕日本的中国正规军队，这又出乎日本人的意料了。
关东军策划准备在1932年春实行“满洲独立”，时值“国联”李顿（英国前驻印度总督）调查团欲来中国调查“满洲事件”，欧美列强及西方国际舆论热点在中国东北，于是，关于“满洲”的一举一动，无不引人注目。这对于关东军来说，操纵“满洲独立”，犹如众目睽睽之下窃人钱物一般，这种如芒刺背的滋味，即使强盗亦企望避免。
关东军的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的心理正是如此。
“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日寇抢运“战友”尸体。“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坂垣征四郎就策划将外界的注意力由中国的东北引向南方上海，于是和上海日本公使馆武官辅佐田中隆吉少佐谋划。坂垣对田中说：外国人的目光很讨厌，你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把他们的视线引过去，使“满洲独立”顺利实现。坂垣给予活动经费2万日元（其时日元和美元的比率为2：1），田中接受了任务，并获准，如经费不足时可向上海的“钟纺”事务所索领。
随之，田中隆吉和在上海的日谍川岛芳子谋划后，决定向上海的日商筹措10万日元，收买流氓无赖，由他们来制造伤害日本人的事件，挑起事端，然后见缝下“楔”，扩大事态，从中渔利。
事端正如田中隆吉与川岛芳子所谋划的情形发生了。1932年1月18日下午4时许，日莲宗山妙法寺僧侣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及信徒藤井国吉、后藤芳平、黑岩浅次郎共5人行经马玉山路，在以抵制日货而著称的“三友实业社”附近时，突然遭到一伙人的袭击，3人受伤。24日，日方宣布，水上秀雄因伤势严重身亡。
元月19日，日本总领事村井仓松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严重抗议。田中则在继续扩大事态，他支使重藤千重（原宪兵大尉）率“青年同志会”浪人30余名于20日早晨捣毁“三友实业社”，袭击了马玉山路的中国警察，砍死1人，砍伤2人。接着，一些不明真相的日侨举行集会，通电东京，声称：“现在抗日暴行已达到极点，帝国政府应下最后之决心，立即派遣军队，行使自卫权，坚决灭绝抗日运动。”之后，日本侨民团赴总领事馆、海军陆战队部“请愿”。海军大佐鲛岛具重表示：“我们将决心采取果断措施。”
21日上午10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紧急晤见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四条“严正”要求：
一、市长须对日总领事正式表示道歉；
二、迅速逮捕凶犯，并予以严惩；
三、赔偿被害者医药费用及抚慰金；
四、凡排日、抗日之行为一概予以制止，排日、抗日之团体一概予以取缔。
22日，日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声明：
上海市长对于日本提出之要求，如不能给予满意之答复并将各项要求立即付诸实行，日本海军为保护帝国之权益，决心采取必要之措施。
盐泽这一恫吓并非偶然之举。日本海军省次官左近司政三中将对陆军中将畑俊六表示：“陆军在满洲大显了身手，这次在南边该轮到海军了。”盐泽借“天赐良机”，向海军省提议：
一、不准中国商船驶往吴淞；
二、弹压抗日团体；
三、飞机示威侦察；
“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中国军队奋勇抗击在七丫口、杨林口等地登陆的日寇。四、对租界以外日侨实行就地保护；
五、如中方反抗，就占领吴淞炮台。
海军省批准盐泽提议之二、三、四条措施。1931年12月13日上台的犬养毅内阁（首相犬养毅，军界为陆相荒木贞夫、参谋总长宫载仁亲王、参谋次长直崎甚三郎）态度强硬，于元月21日开始，派出日舰和海军陆战队向上海集结。日领事村井仓松态度随之强硬起来，向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限于元月28日下午6时，对四条要求作出满意的答复，否则，日本海军将以自己的方式行动。
吴铁城在请示了南京政府又和上海各界人士商量后，于28日晨，封闭了“上海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民国日报》，并允诺缉拿凶手，负担医药费用和抚恤金。
日方视中方软弱，得寸进尺，于当日晚8时，又提出要求中方撤出驻沪军队，理由是北四川路一带之日侨对中国军队众多而深为不安，因此，要求中方撤出军队，拆除工事，由日军进驻闸北。其实，在日领事代表盐泽向上海市政府要求时，盐泽正在指挥其陆战队员于晚9时半登陆，并向天通庵火车站附近集结，企图攻占上海北火车站，截断中方守军的军事运输，扩大日本租界占领区域。一切就绪之后，晚11时半，日军沿天通庵铁路向闸北一带发起进攻。
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了。
在上海郊外作战的第19路军日军以装甲车进犯闸北地区各路口，29日天明后，在从长江口起飞的日军水上飞机的配合下，狂轰滥炸闸北、真茹一带。大火漫天、瓦砾遍地，平民死伤累累。驻扎在闸北的粤系19路军官兵1700多名遭日军突然袭击，伤亡达1/3.出于民族义愤，他们奋起抵抗，并于下午开始对敌反击，打垮了日军援兵，消灭了车站周围转入防御的日军，5时左右收复了上海北火车站，同时击退了几处进犯日军。
在日军进犯南推时，日本“在乡军人”组成的“自警团”在闸北、虹口一带滥捕华人，以“便衣队嫌疑”的罪名肆意加以杀害。日侨俱乐部的院落变成了屠场。2月2日，日本公使重光葵给日外相的电报说：“在乡军人团、自警团的行动宛如关东大地震时自警团杀戮朝鲜人一样，因‘便衣队嫌疑’而被处决者已达数百人。”
日本军队的进犯与中国军队的抗战出乎欧美列强的意料。各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在沪利益，美、英、法派海军陆战队员5000名及舰艇抵沪，旋即又训令其驻沪领事斡旋停战。南京政府本来就主张对日退让，而日本海军亦感其兵力单薄，先行缓兵之计，野心勃勃的盐泽幸一就势同意从29日晚8时起停战，在美国总领事馆与中方达成停火协议。
盐泽幸一的第1遣外舰队失败的报告到达东京后，日本海军军令部长博恭王、参谋总长宫载仁亲王、陆相荒木贞夫决定增加兵力，经内阁会议通过，并上奏天皇裕仁，获得认可。任命海军中将野村吉三郎为第3舰队司令官率舰驰援上海，盐泽部归野村统辖。
日军向吴淞炮台发起冲锋的瞬间日舰增到49艘，新任统帅信心十足，企图一举夺取吴淞炮台，控制黄浦江入口。2月3日，日军以20多艘舰艇突然攻击吴淞炮台和高桥炮台。19路军则死守吴淞要塞，日军猛攻4天，未能如愿。另一方面，盐泽率部在日机掩护下再犯闸北，中国守军抗击9小时，毙敌300有余，日军的一个联队在江湾被19路军围歼。野村建功不成，盐泽幸一少将被免职返回日本。
19路军初战告捷，日军上层对中国军队敢于抵抗并能取胜一是意外，二是惊愕，遂决定派陆军参战。经犬养毅内阁同意，日陆军第9师团紧急动员，先派其军24旅团乘驱逐舰急赴上海。7日，日军24旅团在吴淞河南岸登陆，11日下午，向蕴藻浜、曹家桥进攻，中国军队奋力抗击，毙敌数百名。13日拂晓，日军施放烟幕偷渡曹家桥，进犯纪家桥，19路军与日军展开肉搏战，日军又被歼数百，野村进攻吴淞之战又告失败。
2月15日、16两日，拥有60架飞机、50辆坦克和大批重炮的日军第9师团在汇山码头登陆。此时，日军总兵力已达3万人以上。师团长植田廉吉中将接替野村吉三郎中将的指挥，沪淞战争局势扩大。
和日军相比，中国军队的装备处于劣势。19路军将士英勇抗敌，伤亡甚众。总指挥蒋光鼐和军长蔡廷锴一再电话请求增援兵力，军政部长何应钦则以“抗日剿共两难兼顾”为辞，不肯增派兵员；蒋介石则施压19路军，令其早日停战，“从速进入外交途径”，南京外交部又派员向日本驻南京代理总领事上村解释：上海的抗战为19路军所为，南京不受其影响，希望日方谅解。国民党不支持沪淞抗日的态度，全国舆论沸腾，迫于压力，蒋介石才不得不决定派张治中的新编第5军于2月15日开往上海。
与国民党政府相反，日本军部却持强硬态度，指示第9师团：先逼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如果不答应，就以武力驱之至昆山—黄浦—松江一线以西，并占领该地。18日晚植田师团长和村井日领事向中国军队发出通牒，限在20日上午7时前撤出第一线，下午5时前撤往租界边界线20公里以外，同时撤除其军用设施，并不得重新设置。日领军的这些要求被中国军队严词拒绝。
20日拂晓，日军发起总攻，以机群和重炮先后轰炸庙行、江湾、吴淞，再以坦克掩护进犯张家滨和杨树浦。遭到19路军和第5军奋力抗击，被歼800多人，损失战斗机1架，经两昼夜血战，日军不支而退到沿海一隅。23日，日军发动第二次进攻，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又被歼500多人，少佐宫闲升被俘。植田发动的大规模“上海会战”未能取得成功。
日本陆军一个半师团陷在上海，非日之国际舆论与日俱增。东京为迅速扭转局面，犬养毅内阁于2月23日决定，任命曾任关东军司令的陆军大将白川义则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增派陆军第11师团、第14师团。日军在上海的兵员增至近6万人。
“上海会战”的战火，危及西方国家的在沪利益。英、美训令其驻日大使向日外相芳泽发出警告，反对日军把公共租界充做作战基地。英国驻华舰队司令克莱受政府指示与日军中将野村会晤，斡旋停战，日方故意搪塞和拖延，继而又同意谈判，却提出诸多无理要求。最后，又以“等待东京训令”为借口，迟迟不作答复，其实是在玩弄骗术，施行缓兵之计。
1月28日，关东军第2师团开始进攻哈尔滨，因在使用铁路问题上与苏联产生冲突，进展很不顺利。日大本营认为，如果苏联以此为借口闹事，也不好对付，不如把上海战争停一停，看看哈尔滨的情况再说。2月1日，苏联方面让步。但中国驻双城守军赵毅部没有望风而逃，反给日第3师团以重创，东北问题仍存在翻盘的可能，白川义则只好再等下去。
2月4日，日第3、第15旅团开始进攻哈尔滨，遭中国守军顽强抵抗。2月5日，中国守军主动撤离，哈尔滨沦陷。
日军在上海玩弄骗术，还有另外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要在东北推行“以华制华”的战略。
5“这五色旗是什么东西？难道这是大清帝国么？”溥仪气得声调都变了，“满洲人心所向是大清皇帝，请关东军考虑。”关东军答复：如不接受，只能被看做是敌人。溥仪半推半就当了儿皇帝。白川义则命丧虹口。
溥仪在由日方挑起的大规模“上海会战”期间，关东军正在加紧实施“满蒙”独立方案。
首相犬养毅却主张承认中国在东北的“宗主权”，在平等开发“满洲”的基础上，日中两国联合建立新政权，从事实上达到日本的目的。于是，他背着军部派密使萱野长知前往上海，同南京方面交涉。犬养毅的主张和日本军方的意图相距甚远，内阁书记官长森支持关东军“满蒙”独立方案，当得知派遣萱野赴上海的消息后，便一面透露给陆相荒木贞夫，一面通过犬养毅之子转告首相，说陆军对此十分愤慨，犬养毅怯惧军方，只得召回萱野，放弃此举。
本庄繁的关东军认为，“满蒙中央政府”最迟要在3月上旬之前，即“国联”李顿调查团到达东北之前成立，只要强调此政府系中国人自己内部的分离，并不关日本的事，在既成事实面前，“国联”亦奈何不得。
1月13日，本庄繁派坂垣携“方案”回日本，天皇裕仁破格接见了他。
由关东军参谋中野操纵的“自治指导部”，则大造“满蒙”独立的舆论，步伐加快。
2月22日下午，坂垣来到大和旅馆，上到溥仪几人占用的二楼，带着关东军通译官中岛比多吉。
坂垣一开始先表明是奉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之命，向溥仪报告关于“建立满洲新国家”的问题的。
接着坂垣如土肥原在天津时所说，从张学良“虐政不得人心，日本在满权益丝毫没有保障”谈起，强调了日军行动的“正义性”，一直谈到关东军“帮助满洲人民建立王道乐土的诚意”。其音娓娓动听，其语慢条斯理，其像颇为斯文。
溥仪不断地点头，等待着坂垣的下文正题。
“这个新国家名号是‘满洲国’，国都设在长春，因此，长春改名为‘新京’。”坂垣接着说，“这个国家由五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日本人在满洲花了几十年的心血，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自然和别的民族相同，比如同样可以充当新国家的官吏……”
中岛还未译完，坂垣从皮包里拿出了《满蒙人民宣言书》和五色的“满洲国国旗”，放到了溥仪面前的沙发桌上。
“这是个什么国家？难道这是大清帝国么？”溥仪见坂垣出示的物件全然不符土肥原以及坂垣前些时去天津时允诺的条件，气得颤抖着把那堆东西推了一下，连声音都变了调。
前一年，即1931年的9月30日的下午，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通译官吉田忠太郎来到溥仪的住地——天津协昌里的“静园”，说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有请，要溥仪到日军司令部有重要事情相谈，并说不要带随从，单独前往。
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等合影。溥仪因害怕北伐军加害于己，受日本人鼓动避往天津，并居于天津日租界内，受到了日本人的格外“关心”和“保护”，自然对日本人言听计从。于是，溥仪怀着喜事临门之感，到了海光寺日军兵营，香椎中将正站在他的住宅门外等候着溥仪。溥仪进了香椎的客厅，见有两个人正恭恭敬敬地站着，一个是前清臣罗振玉，穿着长袍马褂，另一个是陌生人，穿着西服，从其鞠躬的姿势上可以判断得出，是个日本人。香椎介绍说，这是关东军参谋坂垣征四郎大佐派来朝见溥仪的，名叫上角利一。
上角利一是代表坂垣来向溥仪致意，希望溥仪能前去满洲，并说“沈阳各界准备迎立前清皇帝”的种种新闻，其诚切之意溢于言表。香椎中将亦表示，希望溥仪能考虑关东军坂垣大佐的意见，动身到东北去。
在溥仪看来，坂垣是要请他回东北去“复辟”做清朝皇帝的，坂垣是关东军的重要人物，而关东军对于东北的统治是肯定的。这时的溥仪心情舒畅极了。溥仪从日租界的宫岛街的张园迁到协昌里陆宗舆的公馆“乾园”，就给它改了名字，叫“静园”。意思并非是溥仪求清静，而是求图“定于一”的大业，在这里“静观变化，静待时机”。可这时的溥仪等来的，不是大清复辟，而是一个什么劳什子“满洲国”，溥仪简直肺都要气炸了。
看见溥仪气得连声音都变了调，坂垣似乎并不介意，照样不紧不慢地说：
“自然，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决议，一致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就是‘执政’。”
“阁下？”溥仪和日本人打交道的全部日子里，不是“宣统帝”就是“皇帝陛下”的称呼，现在居然从坂垣的嘴里蹦出个“阁下”来，只觉得全身的血都在往上涌，激动得几乎都坐不住了：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满洲人心所向，不是我个人，而是大清的皇帝，若是取消了这个称谓，满洲人心必失。这个问题必须请关东军重新考虑。”
坂垣轻轻地搓着手，笑容满面地说：
“满洲人民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这就是人心所归，也是关东军所同意的。”
“可是日本也是天皇制的帝国，为什么关东军同意建立共和制呢？”
“如果阁下认为共和制不妥，就不用这个字眼。这不是共和制，是执政制。”
“我很感谢贵国的热诚帮助，但是别的都可接受，唯有这个执政制却不能接受。皇帝的称谓是我的祖宗所留下的，我若是把它取消了，即是不忠不孝！”
“所谓执政，不过是过渡而已，”坂垣表示十分同情，“宣统帝是大清帝国的第十二代皇帝陛下，这是很明白的事，将来在议会成立之后，我相信必定会通过恢复帝制的宪法，因此目前的执政，不过是过渡的办法而已。”
溥仪连忙摇头说：
“议会没有好的，再说大清皇帝当初也不是什么议会封的！”
溥仪不厌其烦地强调不得不正统系的道理，反复地表示不能放弃皇帝的身份，坂垣则坚持只能先行“执政”称谓，态度平和，一点不着急，刮得很干净的青白色脸上始终浮着笑容，两只手轻轻地搓来搓去。
争论了3个多钟头，两人仍没有谈到一起。最后，坂垣收拾起他的皮包，表示不想再谈下去了。他脸色更青更白了：“阁下再考虑考虑，明天再谈。”声调没变，笑容则没有了，一度回到他口头上的宣统帝的称呼又变成了阁下。
坂垣冷冷地说完，便告辞走了。
第二天早晨，溥仪得到坂垣的传话：
“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果不接受，只能被看做是敌对态度，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作答复。这是军部最后的话！”
溥仪听后不禁惊呆了。其左右献策：答应暂定一年为限，如逾期不实行帝制，到时即退位。溥仪采纳，遂命人转告坂垣，坂垣接受了溥仪的要求，并说晚上要“为未来的执政举行一个小规模的宴会！”
在宴会上，坂垣召来了一大批日本妓女，给每个赴宴者配置一名，以侑酒取乐。他自己左拥右抱，时而举杯豪饮，时而纵声大笑，毫不掩饰其得意的心情，却绝口不提曾有的争论，好像根本就未曾发生。宴会上的人，犹如约定了似的，除了风花雪月，烟酒饮食，不谈别的。坂垣对任何人的敬酒，都表现得十分豪爽，大口地喝酒。随着饮量的增加，坂垣的脸色越发青白。这时，有个日本妓女用生硬的中国话问溥仪：蔡廷锴“你是做买卖的干活？”坂垣听见了，突然怪声大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溥仪却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
上海“一·二八”事变中，由于日方玩弄“缓兵之计”，在谈判中屡屡作梗，拖延时间，给日军往上海增兵创造了机会。
白川义则大将乘“妙高号”巡洋舰于2月29日到长江口。3月1日黎明，陆军第11师团一万多人在80多架日机施放的烟幕掩护下，在浏河上游的中国军队的背后登陆。2日，浏河镇被日军占领。另一方面，第9师团则绕过江湾，于2日下午攻占大场镇，中国军队则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
中国军队在抗击日军的进犯中，英勇奋战一月有余，19路军的伤亡人数达8000多，第5军的战斗减员也上5000，两军总数已不到4万，且装备落后，防线过长，兵力明显不足。蒋光鼐、蔡廷锴虽一再乞援，蒋介石则以“剿赤”执意不允援沪。抵抗日军的中国部队不得已于2日晚撤出阵地。3日，日军占领真茹、南翔。日军因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抗击，死伤人数占参战总人数的17%，于是疯狂进行报复，一路纵火杀人，连妇女、婴儿也不放过，“吴淞、江湾、闸北、虹口、大场……一片恐怖和残杀的景象”。
“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侵沪的日第9师团师团长植田廉吉回国时只剩下一只脚。3月6日早晨，原参谋本部编制课长、新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少将到达上海，于晚上接见了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称赞他们在“一·二八”事变中的功劳。
3月1日，日本关东军在国际视线集中在上海之际，宣布“满洲国”成立。9日，溥仪宣誓就职“执政”。坂垣写信给田中隆吉说：“幸亏你这样一来，满洲独立成功了！”
3月16日，裕仁天皇对侵犯上海的日本陆、海军赐敕语：
派往上海方面之陆、海军将兵，同心协力，以寡破众，行动机宜适切，得以宣扬皇军之威望于中外，朕深嘉其忠烈。
昭和七年三月十六日
4月29日是日本天皇裕仁的生日。天皇的生日在日本国为“天长节”；皇后的生日则为“地久节”。
1932年4月29日，占领上海地区的日军于虹口集会，祝贺其日皇的31岁生日，并举行了阅兵式。后来又在新公园举行联欢会，日军将领及上海的日本领事馆、日租界的侨民代表也都参加。当合唱日本国歌“君之代”于尾声时，在会场的朝鲜志士尹奉吉将小水壶做成的炸弹掷于主席台中央爆炸，白川义则大将、植田廉吉中将、野村吉三郎中将、重光葵特命全权大使、村井仓松公使、日本驻上海侨民行政委员长河端贞次等7人被炸伤。重光葵被炸掉一条腿，野村被炸伤一只眼，河端于第二天死去，白川义则终因伤势过重亦于5月26日死去。
毙命日军将领录（之一）
古贺传太郎，陆军少将（追晋）。1930年8月晋升为骑兵大佐，任混成第38旅团骑兵第27联队队长。1931年，古贺联队入中国。1932年1月，日军进攻锦西时，古贺联队担任主攻。1月初，古贺率部向锦西扫荡，被锦西民团打死。他是“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中第一位战死的将领。
林大八，陆军少将（追晋）。1931年8月任上海派遣军第9师团步兵第6旅团第7联队队长。“一·二八”事变后，林大八率部于1932年2月10日进入上海。3月1日，日第9师团组织第三次进攻时，第7联队作为左翼中央联队率先发起进攻。在挺进作战中，林大八被中国军队击毙。生前，林大八曾获金至鸟三级勋章。
白川义则，陆军大将。1911年6月入中国，任关东军第11师团参谋长。1913年9月调任华中派遣部队司令官。1915年8月，晋升为陆军少将。1916年1月晋升中将并调任日本陆军大学校校长。1921年任第11师团师团长，1922年10月升任陆军省次官。1923年10月再次入中国，任关东军司令官。1925年3月，晋升为陆军大将。1926年7月奉召回国任军事参议官，次年4月升任陆军省大臣。
白川义则仕途一直顺利，深受天皇器重，是大举入侵中国最有力的鼓吹者之一。1928年6月，河本大作策划炸死张作霖。事发后，田中首相要处理河本大作，白川义则恃功对河本进行包庇，此案一直无法审理。1929年，田中首相再次提出处理河本，白川义则竟以辞职要挟。之后，日陆军省给河本“永不晋衔处分”，将白川义则调回国任军事参议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白川参与日对中国东北政策的制定。1932年2月25日，白川义则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负责日军对上海作战，再次入中国。1932年4月29日，被朝鲜志士尹奉吉扔炸弹炸死。死后，被封为男爵。
森秀树，陆军少将（追晋）。1932年12月15日，森秀树率部从安东出发，进至庄河县城土城子。森秀树提出要与大刀会决战。16日夜，大刀会首领娄子敬率500名刀术高强队员任主攻，大首领鞠抗捷亲率大刀会员3000余包围了森秀树部。经一夜厮杀，日军大部被砍死，森秀树被长矛扎死。
森玉德光，陆航中将（追晋）。1939年8月晋升为航空兵大佐，任飞行44联队队长，直属中国派遣军，曾多次率部轰炸中国城市。1941年8月，任飞行学校教官。1942年12月任第21独立飞行队队长，多次参与日对中美空战。1943年调至东北，任白城子教导飞行团团长。1944年3月晋升为陆航少将，同年7月25日，在中国东北一次空战中，因座机被击毁毙命。
四手井纲正，陆军中将。1942年12月入中国东北，任关东军第1方面军参谋长。1943年10月晋升为陆军中将。1944年10月，调任第7方面军第94师团师团长。1945年5月任南方军第7方面军总参谋长，驻新加坡。同年7月，再次入中国，任关东军副参谋长。8月9日，苏对日宣战，日大本营令其立即赴任。因日本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台湾停留数日，8月18日由台湾乘专机飞东北，因飞机失事毙命。他是中国东北战场上最后一名死在任上的日军将领。
本庄繁，陆军大将。1907年陆大毕业，后晋升为步兵大尉，任驻华使馆副武官，活动于中国各大城市，为入侵中国作准备。1918年6月晋升为步兵大佐，回国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1919年4月再次入中国，任第11联队队长。1921年5月，被派至张作霖手下做军事顾问。1922年8月升为陆军少将。1925年5月任驻华公使馆武官。1927年3月晋升为陆军中将，次年2月任第10师团师团长。1931年8月任关东军司令官。
本庄繁是“九·一八”事变的组织实施者和领导者，他实现了日本占领东北的梦想。为此，天皇对他格外器重，亲手把一枚金至鸟一级功勋章和一枚旭日大绶章授予他。1933午4月，被天皇钦命为侍从武官长。同年6月，晋升为陆军大将。1938年4月，任军事保护院总裁。1940年8月，本庄繁又获最高的端云勋章。1945
1927年8月4日，刚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召开内阁会议，拟定了对外扩张的战略国策。
1927年6月27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右三）召开内阁“东方会议”。田中疲倦地然而亦是兴奋地给枢密院议长打了电话，详细地通报了内阁会议内容，请求上奏天皇陛下，举行御前会议，获得天皇的正式批准。
御前会议于次日召开，会议厅摆着两条长桌，铺着锦缎，与会者分别在桌子两旁正襟危坐。当天皇步入会议厅时，他们则一下子起立。天皇虽然穿着军装，但看上去并不英武。他在朝南的御座坐下，前面是一个金色屏风，这给人一种似乎超然于世外的感觉。
御前会议的格局是严格根据宫廷礼仪安排的，下面与会者坐的位置与天皇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和角度。他们双手放在膝上，像木头人似的彼此凝视着，肃穆、庄严，又有些呆头呆脑。
在这种会议上，天皇历来一言不发地坐着，听取大家对要审议的政策的解释。参加御前会议的成员一般有顾问——已经卸任的历任首相，现内阁成员，再加上一两个专家，还有枢密院议长。议长将以代表天皇的文官身份出席会议，在天皇不便启齿的情况下代表他发问，因此，也只有他能预先知道御前会议的内容。
田中义一首先起立，向天皇鞠躬，然后宣读一篇题为《目前的形势和国策提纲》的文件，这就是田中内阁新拟定的“积极政策”。提纲阐明：日本必须借着与满洲当局，特别是与东北边防军总司令及满洲、热河的行政长官张作霖的合作，以扩大和发展日本在满洲已取得的特殊权益。田中还强调说，日本必须将满洲当做和中国其他部分完全不同的地方，绝不允许发生扰乱该地的平静和损害日本的重大权益的事件，否则，日本将以武力来保护它在该地的权益。
“陛下，”田中慷慨陈词，“第一步征服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现皆实现，然第三步灭亡满蒙以及征服中国全土，惟内阁效忠天皇陛下之义务！”
说毕，呈上一份蓝封的奏折给枢密院议长。
奏折说：
吾人如欲征服中国，要先征服满蒙，吾人如能征服中国，则其余所有亚洲国家及南洋诸国，均将畏惧于我，投降于我……当吾人得以支配中国全部资源之后，吾人将更能进而征服印度、南洋群岛、小亚细亚以至欧洲……
在整个会议中，天皇始终一言不发地坐着，面无表情。
会上进行了表决，田中宣读的政策文件获得通过，日本将侵占满洲。
日本称霸亚洲，进一步称霸世界的国策，在1927年以后很长一个时期，属于国家特级机密。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要通过大规模的战争。发动战争，不是轻而易举的。
在战争的准备阶段，蒋介石自然弄不清日本人的胃口到底有多大，他对日本的国策一无所知。1927年9月27日，蒋介石东渡日本，到达长崎。
蒋介石到日本的主要目的，是向宋美龄正式求婚。他的事业很需要宋氏家族的支持。蒋介石还要通过日本的朋友，向日本政府进行和善的表示，以便和自己的政敌进行内战时，日本能保持友好的中立。如此，蒋介石可以默许日本在东北的行动。在此之前不久的4月12日，蒋介石已采取行动，大批地捕杀共产党和工人、学生。
在蒋介石看来，他不得不如此。
自1925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以来，北伐军势如破竹，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的前线部队，不停地溃败。正当蒋介石的军队一路北上的时候，“保护满蒙地区权益”的日本军队，竟开到了远离满蒙数千里之遥的山东，炮击济南。冈村宁次还发出警告警示蒋介石，蒋只得恭恭敬敬地退出济南，并禁止民众有任何反日的行为。
在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和自己的嫡系何应钦的逼迫下，蒋介石不得已通电下野，北伐军总司令的大权失去了，全中国的统治大权距蒋更为遥远了。
如何才能卷土重来呢？经沉思，蒋介石遂作出了去日本的决定。
真可谓“心诚所至金石为开”，蒋介石终于感动了宋氏家族中的“佘太君”。未来的丈母娘答道：“你须和原配毛福梅、侧室姚怡诚、小妾陈洁如离异，并答应接受洗礼而成为一名基督教徒，我便不反对你和小女美龄的婚事。”
之后，蒋介石逗留东京。3个月里，他和曾经担任过自己的顾问、士官学校的同学铃木贞一探讨日蒋之间的未来前途，分析二者之间的利害得失，磋商如何处理好双方的协作关系。继而又间接地和裕仁天皇交换了想法。蒋和日本达成默契：
蒋在统一长城以南的中国内地时，以中国北方的满蒙诸省换取日本的中立和友谊；蒋在和共产党人发生内战时，日本可提供友好的援助。在如此前提下，蒋对日本人在长城以北的行动，只表示象征性的反对。
蒋介石如愿以偿，1928年初，偕同新娘子回到南京。凭借各方面的社会势力，蒋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恢复了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并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从此，蒋介石党、政、军权俱握。不久，蒋便以总司令名义宣布第二次北伐。
蒋亲自统领嫡系中央军即第1集团军，沿津浦铁路线北进；以冯玉祥部为第2集团军，经陇海路从郑州北进；以阎锡山晋军为第3集团军，东出正太线，沿石家庄北上，另一路从晋北沿平绥经张家口北上；以李宗仁部为第4集团军，白崇禧为参谋长，从广西挥师北指。四路北伐大军浩浩荡荡压向安国军总司令、北方各系军阀头领张作霖。
1932年9月15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左）与“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右）签订《日满议定书》，中国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人对蒋介石的日本之行很满意。蒋和他的对手要开战，日本在中国东北进行大动作时，就会从容得多。在长城以南，蒋介石有三个对手需要他消灭或者降服，一是以江西为中心的中国红色政权，另外两个是西北军首领冯玉祥和山西土皇帝阎锡山。日首相田中义一认为，蒋介石把他长城以南的江山打磨一遍，最少需要五年时间，有这五年，日本的战争准备工作肯定如期完成了。
征服中国，肯定要从中国东北开始。东北与朝鲜半岛只有一江之隔，朝鲜半岛的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下一步大规模入侵满洲已有坚实后盾。和蒋介石已经达成默契，在中国东北动作就少了最大的顾虑。
张作霖可是，张作霖也不是个容易对付的角色，这个土匪出身的军阀，手里握有几十万部队，是不会轻易让出东北的。解决张作霖成了日本面临的首要问题。
1928年6月4日凌晨5时30分，当张作霖乘坐的专列穿过沈阳西郊皇姑屯车站附近京奉路与南满路交叉处的铁路桥洞时，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参谋东宫大尉一按电钮，震天动地的一声巨响，铁路桥以及蓝色铁甲列车迅即飞上天空。30麻袋黄色烈性炸药的威力，使大地剧烈震动，爆炸声在清晨回响，久久不能消逝。
须臾，日本军队蜂拥而来，立即封锁了出事现场。
日本政府知道张作霖被炸后，立即意识到这件事肯定是关东军激进军官所为，一时间显得手忙脚乱。田中第一个反应是：赶快转移张学良的注意力。他气鼓鼓地对参谋总长说：“赶快以关东军名义发表声明，把这件事栽在中国人头上。到底是谁，干事这么鲁莽，坏了帝国大事。”
6月4日，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称出事现场留有两具中国人尸体，从尸体上所带文件推断，这件事是中国南方便衣队干的。
日本人希望张学良把杀父之仇记到蒋介石头上。
这实在是很愚蠢的做法。
张学良知道张作霖被炸，怔了一会儿，哭了一场，咬牙切齿地说：“小日本，妈拉个巴子，此仇不报，汉卿枉为中国人。”6月18日，他秘密抵达沈阳。7月4日，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7月3日，北伐军四路总司令进驻北京。
7月6日上午8时，蒋介石偕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等30余人去碧云寺祭孙中山先生灵。
7月8日上午，蒋介石在行营公署召集四路“诸侯”会议，决定：定都南京；改北京为北平；按先总理遗愿，早日移棺南下，安葬金陵。
同日，张学良派和谈代表邢士廉、王树翰到北京。目的是代表东北军政最高长官张学良将军晋见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表示愿意服从中央。张学良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及东北民众的愿望，于1928年12月29日上午7时，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在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政府机关悬挂青天白日国旗。31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将热河省划归东北地方政府管辖。奉天省改称辽宁省。
蒋介石长出了一口气。经过半年多的军事和政治努力，他终于将全国统一起来了。他很清楚这种统一是一种形式，但这种形式的完成，也实属不易。1929年元旦这一天，蒋介石在南京和宋美龄喝了几杯葡萄酒后说：“日本人的野心，已是路人皆知。眼下还得利用日本人，攘外必先安内，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汉卿归顺中央，不管从哪方面看，都是值得庆贺的。”
谋杀张作霖，日本人是偷鸡不成反蚀了一把米。中国各地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抵制日货运动，海外华侨也积极响应，引起日对华贸易额直线下跌。
田中内阁的日子很不好过了。民政党以此为理由，对田中内阁的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东三省“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这对于日本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大的失败，但日本对“满蒙”的野心不减，随着形势不断发展变化，关东军的参谋们鼓吹先实行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确保满蒙先行。
关东军参谋、作战主任石原莞尔中佐认为：下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的最后大战。美国势力向远东扩张，将是现在日本向大陆发展的最大挑战者。当前世界有了通航全球的飞机，战争技术发达，“东洋文明中心的日本”与“西洋文明中心的美国”必将开战。
石原指出：及早解决“满蒙”问题是日本唯一的活路。日本占有“满蒙”，既可恢复不景气的国内经济，消除国内不安情绪，又可及时扑灭中国大陆日见增长的排日情绪。
满洲事变提前，“九·二八”变成“九·一八”。日军占领山海关以北，发表声明称：“日本无领土野心，出兵纯粹是为了自卫。”苏联政府欺软怕硬，提议与日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江桥：抗日第一仗。
1931年上半年，日军已经做好了入侵中国东北的所有准备工作，剩下的只是等待一个偶然的机会。
历史上所有重大事件的发端，都有等待这样一个偶然机会的痛苦过程。
关于侵占东北的具体计划，在1931年5月已由关东军石原莞尔中佐和坂垣征四郎大佐订出。
制造借口：爆炸沈阳城北柳条湖边铁路，由沈阳特务机关的花谷正少佐负责；进攻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占领沈阳、长春、吉林的军事行动计划，由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中佐负责；在吉林市、哈尔滨市挑起事端，以造成日本有利借口，由吉林市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中佐和日本浪人——原宪兵大尉甘粕正彦负责。
计划特点：要求行动迅速，必须在一夜之间，造成占领沈阳、长春的既成事实，以防本国政府的干扰和外国的干涉。
具体行动方案：在事件开始的当晚，第3中队长川岛正大尉和副中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以演习名义率中队由虎石台向南经支官屯，1部至柳条湖的铁路边，川岛则率领中队在北大营外围的预定地点展开。河本率少数人在铁路边，将炸药放于铁轨附近并予以引爆。川岛听到爆炸声之后，即发起对北大营的攻击。
此时在沈阳城内的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则“根据”中国军队爆炸了柳条湖附近铁路的报告，即以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命令驻沈阳的独立守备第2大队进攻北大营，步兵第29联队进攻沈阳城……
关东军武装侵占东北的原定时间为9月28日。这时，东北各地秋收之后，便于部队运动、观察、射击。由于走漏了风声，导致日本外相币原向陆相南次郎提出质问，于是南次郎大将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大将决定派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赴东北，了解和制止关东军这一行动。
建川美次于9月18日傍晚到达沈阳，坂垣轻而易举地把建川少将安排在一家日本旅店，跟艺妓们过夜，并劝他不要外出，以免遭到危险。随后，在旅店派上岗哨，坂垣即回到沈阳的特务机关。就这样，原定在9月28日的行动计划，提前到9月18日晚实施。
当晚，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副中队长河本末守中尉，在月光下带领6名士兵来到北大营西南约800米的柳条湖，诡秘地把42包小型黄色炸药设置在南满铁路的道轨上。10点20分，轰隆一声巨响，东侧道轨接头处约有1.5米的钢轨被炸弯，两根枕木损坏轻微。20分钟后，一列从长春开来的列车尚能疾驶越过爆炸点，准时抵达沈阳车站。
爆炸声起，埋伏在北约4公里的文官屯南侧的川岛大尉，率领一个中队的日军对东北边防军第7旅驻地北大营发起攻击。
布置于独立守备第2大队营院中的炮兵部队得到指示后，即以24公分的大口径炮向北大营、东塔机场等地射击。沈阳立刻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坂垣征四郎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先遣参谋的名义，发布了四道命令：
一、令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扫荡北大营之敌；
二、令步兵第29联队进攻沈阳城；
三、令独立守备队第5大队从北方进攻北大营，受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长指挥；
四、令第2师团以主力增援之。
就在沈阳地区炮火连天、枪声大作的时候，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尚不知道具体情况。直至晚间11点46分，本庄和三宅才接到花谷和坂垣的报告：中国军队破坏南满柳条湖铁路，并袭击守备队，现正对北大营及沈阳的中国军事机关进行出击；同时要求批准坂垣代行发布的命令，对此行动予以认可。
本庄繁终于下了决心，并说：由本人承担责任，干吧！
19日凌晨本庄繁下令：第2师团主力迅速集中，攻击沈阳城，独立守备队各部进攻铁路沿线安东、营口、凤凰城和长春等地。另外，致电驻朝鲜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请求尽速增援关东军。本庄繁将各项命令电告军部，于19日凌晨3时半偕司令部乘火车前往沈阳。
日军第29联队于19日零时50分分三路进攻沈阳。驻沈阳军警宪兵8000名奉命“不许与日军冲突”，未作抵抗。2时，日军逼近大小西关，4时，由西南角登墙入城，占领警察署、电台，包围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东三省官银号。4时50分，日军第2师团主力到达沈阳，占领沈阳兵工厂、东塔飞机场。日军从发动攻击起仅5个多小时，于清晨6时半完全占领了东北这座重要城市沈阳。
日军侵占沈阳，东三省官银号、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边业银行等被洗劫一空，财产损失达17亿元以上；东北军飞机262架、各类火炮3091门、战车26辆、枪械11万8千支、机枪5800挺以及大批弹药尽落日军之手。平民和中国军警死亡800多人。
9月19日，日军占领安东（丹东）、营口、长春、凤凰城等地。同日，日本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出任沈阳市市长职务。
日本占领沈阳后，日本内阁于9月19日上午10时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事态以不扩大超过现在程度为方针”，并责成陆相南次郎大将通知关东军。陆军省、参谋本部分别训令关东军：本着政府的精神“妥善处置”自己的行动。参谋本部第二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深知内阁与军部的微妙关系，于是发密电给关东军坂垣：参谋本部的训令“是应付内阁会议之举，其本意并非要停止你们行动”。
9月24日，日本政府公开发表了《关于满洲事变帝国政府之第一次声明》（昭和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一、帝国政府向以笃厚日华两国邦交而苦心努力，以期实现共存共荣之方针，然不幸过去之数年间，中国官民之言动，屡屡刺戟我国民感情，尤其是与我国利害关系最紧密之满蒙地方，最近不快之事频发，我一般国民心理，以中国方面并未对我友好公正之政策，而以同一精神相酬，致使物情骚然。适于此时，在九月十八日夜半，中国军队1部在奉天附近，破坏南满洲铁道之线路，袭击我守备队而发生冲突。
二、当时守备于满铁沿线之日军兵力，总计仅为一万零四百人，而四周之中国军队则达二十二万，致事态俄然紧迫。居住于同地之百万帝国臣民，亦陷入重大之不安状态。我军为先发制人清除危险，乃迅速行动排除抵抗，解除驻屯于附近中国军队之武装。关于地方治安，则督励中国自治机关维持。
三、我军达成上述目的后，已大致归还铁路附属地内集结。目下附属地外之警戒，为奉天、吉林配置若干部队及几个地点的少数兵员，并非军事占领。至于言及帝国官宪已占领营口税关与盐务署，或已接管四平街、郑家屯及奉天、新民间之中国铁路，全系误传，另言及我军向长春以北和延吉运动，亦无事实根据。
四、帝国政府于九月十九日已开紧急内阁会议，决定不使该事态扩大，陆军大臣已将该方针训令满洲驻屯军司令官。九月二十一日由长春出动去吉林之部队，是为消除对满铁侧守之威胁，并非对该地实行军事占领。当达成此目的，我出动部队之大部将返回长春。另在九月二十一日，因鉴于满铁沿线之不安，由朝鲜驻屯部队派出兵员约四千之混成一旅团，新属满洲驻屯军司令官麾下，但满洲驻屯军之兵员总数，仍在条约所定之限制之内，当然不能谓对外关系上之扩大事态。
五、帝国政府于满洲并无任何领土欲望，此已无庸反复赘述。所期待者，在使帝国臣民能安心从事各种和平事业，以其资本及劳力有机会参与该地开发。维护本国及国民正当权益，乃政府当然之职责，排除满洲之危害，其旨趣亦在于此。帝国政府在尊重善邻友谊方面，仍恪守既定方针，为使此次不祥事件不至破坏国体，与断绝将来建设方策之祸根，有决心与中国政府真诚协力，如能打开目前两国间之难局，转祸为福，帝国政府则不胜欣幸。
“九·一八”事变引起苏、美、英等国的密切关注。至此，这些国家均已得出日本已开始用武力推行起东方政策的结论。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将会以该地区作为军事和资源的基地，以其经济和技术实力，迅速开发并向外扩展，进而威胁东方的和平。因此，苏、美都开始对日进行战略戒备。
10月5日，石原和坂垣再次向本庄繁司令官建议：对锦州进行试探性轰炸，查看中国及苏美对此事的反应。
10月8日，本庄繁命令两个飞行中队轰炸了锦州。轰炸过程中，日机均遭东北军部队的对空射击，但未被击落击伤。
10月15日，日军得到情报，说马占山在离开黑河前，曾与苏联方面进行过多次接触，苏支持其抗日，并送给马占山许多武器。
10月20日，关东军司令部制订出进攻齐齐哈尔的作战计划，其目的是：歼灭背部东北军抗日有生力量；试探苏联对“九·一八”事变的真实态度。
10月30日，关东军令第2师团16联队队长滨本喜三郎大佐率一步兵大队、一野炮大队、一工兵中队共1500余人前往江桥地区，准备由此北上进攻齐齐哈尔。
此时，马占山已率领部队在大兴地区构筑了多层的防御阵地。
11月1日，滨本率部从吉林市出发，2日傍晚到达泰来，3日中午抵达江桥。4日上午，滨本令第5中队从残破铁桥通过，占领嫩江以北约15公里的大兴车站。
远矢中队长率部举着100多面大大小小的太阳旗，在独立飞行第8侦察中队的掩护下，由江桥向大兴进攻。正午，即遇马占山设伏部队袭击，远矢中队死伤20余人，进攻被迫停止。
下午3时，日一架飞机被中国部队击伤，飞行员大针新一郎大腿被高射机枪击穿。这是中日战争爆发后日军第一次遭到抵抗。
是日晚，本庄繁得到报告：江桥一带遇中国部队顽强抵抗，铁路被毁，部队无法前进。本庄繁即令一大队前往增援。
11月5日，滨本指挥近2000人，在5架飞机的配合下再次发起对大兴车站的攻击。双方激战至傍晚，日军只突破中国守军第一道防线，而中国大批部队已完成对日军的包围。滨本只好下令固守。当晚，中国骑兵第1旅对日军发起突然袭击，歼敌近千名。
本庄繁只好再令两个大队前往增援。这两个大队在5日晚到达战场，即被中国守军分割包围。
6日上午，本庄繁在万般无奈中，又令29联队，骑兵第2联队，混成39旅团一个大队，野炮第2联队前往增援。
本庄繁这回已押上了老本，如果战事再度恶化，他只好向大本营要援兵了。1931年11月间，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部队仅有第2师团、39独立混成旅团、独立铁路守备队，总兵力不足2万，如果中国政府坚决实行东北军统一抗日政策，区区2万人哪里是中国军队的对手。
然而，中国实行的却是不抵抗政策。马占山率部在江桥与日作战，并无援兵。他一看日本押了血本，6日下午率部主动撤离了战场。
日本参谋本部得到江桥地区战报，一看3天里关东军伤亡1000多，有些畏惧。11月5日晚，金谷范三参谋总长电示关东军：作战地区仅限在大兴车站附近。
关东军想的却是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问题。马占山为首的抗日部队如不被歼，将会对日军产生极大威胁。而现在正是歼灭马占山部的极好时机：一是这一区域关东军兵力占优，二是中国南部正在内战，三是苏联已表示自己对满洲事变的中立立场。
11月13日，关东军司令部做出击溃马占山为首的抗日部队，攻占齐齐哈尔的计划，战场指挥由第2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担任。
11月14日，日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分别电告关东军，指示在马占山部不撤离齐齐哈尔以北地区的情况下，可实行武力解决。
11月15日，本庄繁派人去和马占山谈判。马占山听了日本人的条件，冷笑一声：“妈拉巴子，齐齐哈尔是中国的领土，老子是黑龙江省主席，怎么能听你们的？”
11月17日，日军几乎倾巢出动，扑向齐齐哈尔。马占山见寡不敌众，只派小部队留守，大部队于11月18日主动撤离。临走前，马占山怕日军专和自己纠缠，把自己的手杖、大烟枪和穿过的便衣扔在撤退道路相反方向的一条道路上，以迷惑日军。
多门二郎知此情况后，立即召集特务机关人员和熟悉马占山的人进行研究，最后得出结论：马占山这次并非仓促撤离，而这些东西又确系马本人的，可见马占山已死。
中国民团杀日军，第一仗就打死一个联队长。关东军攻占全东北。坂垣、石原、土肥原，三个“中国通”煮酒论时局。日军要招募军妓，解决“性”问题。
1931年11月间，日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设计发动天津事变，准备接溥仪到满洲，推行以华制华政策。
稍后，日军准备彻底解决满洲问题。关东军把解决满洲问题的最大障碍看做是锦州问题。
12月24日中午，关东军向进攻锦州的部队下达了进攻命令。锦州是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的临时所在地，集结近5万军队，陆、海交通便利，中国军队的作战条件要比马占山部优越得多。因此，关东军动用了自己仅有的两个师团兵力的全部，后方治安完全交给了伪军。
日军参谋本部认为：此次进攻锦州，中国军队会沿着秦皇岛、山海关、锦西的铁路和公路增援锦州。因此，日军参谋次长专程去找海军军令部次长，希望海军能在进攻锦州期间，封锁中国这一地区的海岸通道，并派出几艘大吨位的战舰吓唬一下中国军队。谁知当时日本陆海军的领导机构还没统一，海军没理这个茬，要执行“中国事件不宜扩大”的政策。
关东军只好硬着头皮冒这个险了。
当时，关东军的全部兵力不足3万（有1万人尚属江桥战事结束后由国内调来），如果中国军队全力抵抗，后果殊难预料。但是，北平军分会的张学良仍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在锦州未作大的抵抗便将部队撤退。这次撤退并不是将部队撤向锦州附近驻扎，而是分乘44个专列，一口气跑到距锦州170公里远的山海关。
关东军创造这种“奇迹”难道真是天意？
12月31日，日第2师团主力进入沟帮子以南地区。同日，39旅团也抵达这一地区，临时归第2师团指挥。同日，第8混成旅团主力到达大虎山，并控制了沿线铁路。
4日来，日军的损失仅为1架飞机，死伤不足100人！
1932年元月1日，日第20师团进入锦州外围，按本庄繁命令准备攻城。
元月3日，嘉村旅团长率39旅团进入没有抵抗的锦州。
关东军这次胜利，弄得大部分日本人晕晕乎乎起来。驻锦西的第27联队，其任务是向50公里以外的热河、山海关方向进行警戒，扫荡这一地区的抗日部队。联队长古贺传太郎大佐率领全联队80余人于1月6日到达锦西。7日，石野中尉率一小队也到达了锦西。此时，锦西日军总数不过130名。
中国人开始报仇了，尽管这个时候锦西已没有正规的政府军。
7日晚，西五会的民团数百人进入锦西袭击日军，与日军打了一个半小时，从监狱里抢出几十名犯人后，主动撤离。
元月9日，古贺决定向城西进行扫荡。是日下午，古贺的60余名骑兵和石野小队遭到民团的三面包围。下午5时，石野中尉重伤毙命。古贺中佐已感情况不妙，下令返回锦西。
此时的锦西外围已在中国民团控制之中。古贺返回至西门外，一颗子弹把他打下马来。
9日晚，龟缩在教育局内的山田大尉率领仅剩下的不足40人准备突围。后半夜，他们只好向锦州求援。
10日下午，负责救援的足立大队600人进入锦西。民团并不畏惧，与日军又激战两天两夜，方才撤离。
锦西之日军正遭中国民团袭击的时候，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前去拜访了当了几天“奉天市长”的土肥原，准备商谈关东军的有关问题。
“土肥原君，我等来拜访市长阁下，打扰了。”其实坂垣和石原已经得知参谋本部和内阁政府的示令，正是来宽宽心的。
土肥原与坂垣、石原同为关东军参谋部将佐，互相志同道合，意趣相投，心有灵犀，哪有不晓之理，忙让进屋：
“坂垣君、石原君大驾光临，吾乃不胜荣幸，哪有打扰之理。”忙叫下人备上酒菜。
坂垣和石原解下佩刀和手枪挂至墙上，然后在榻榻米上围茶几坐了下来。
谈话很快切入正题。
“参谋本部的官僚们胆小怕事，我们占领了锦州，又能怎么样？”石原尽管采取了先轰炸然后再上报的做法，实现了自己的意志，但心里仍对参谋本部有气。
“担心‘国联’干预我们？”坂垣气狠狠地说，“国联‘能利用则利用，’国联于我无用了，我们可以不理它，看它能把我大日本帝国如何！”
石原补充道：“必要时，可以退出‘国联’，省得让他们指手画脚！”
“参谋本部畏惧苏联，那哈尔滨怎么办？整个满洲怎么办？靠外交？靠外交能解决满洲问题？靠外交能解决日本本土资源问题？还是能让苏联把哈尔滨捧送给我们？”坂垣一口气提了一连串的问题，两手轻轻搓着，“土肥原君，你说说看，不打是不是会贻误战机？”
土肥原慢条斯理地说：“按现在的情况来看，苏联于9月29日声明，他们不干涉满洲事变事务，这是一个好的信号。但是，中东铁路属中、苏双方共管。就利益看，苏联当然不欢迎我们……”
“苏联当前正埋头于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充实其第一次大战和内战中消耗的国力。”坂垣接着分析道，“苏联是共产国家，由于支援中共和中共的军队而和中国国民政府交恶，更何况蒋介石正在‘围剿’中共军队，苏联总不可能因临时事件而突然公开介入中国东北的事务。”
“国与国之关系，因利益而转移，没有永远的朋友，亦没有永远的敌人。”土肥原若有所思，“就利弊之大小分析，苏联不可能因此而改变整个国策。”
“对满洲来说，苏联最终是我们的敌人。”石原忍不住插话说。
“我们应该对满洲充满信心，可以有把握地说，哈尔滨的问题小小的，小小的，二位不必多虑。”土肥原胸有成竹，说惯了汉语，竟不自觉地溜了几句汉语出来。
石原说：“内阁和军部畏首畏尾，满洲问题的解决，在参谋本部的功劳应首推桥本君。”坂垣接道：“是桥本君及时通报东京消息，我们才得以抓住这个机遇，几十年哪！”石原说：“要照那位编制动员课的大佐君说的做，我们的满洲还是中看不中用啊！哈哈！”
坂垣和土肥原都清楚，石原所说的那位研究战史的大佐君，指的是参谋本部编制动员课长东条英机大佐。坂垣和石原曾在1930年制订出占领“满蒙”的计划交给参谋本部，课佐以下只有东条认为计划有待完善，而石原桀骜不驯、刚愎自用，对这位挑毛病不说出所以然来的长条脸大佐耿耿于怀，竟似被人挖了祖坟似的。
土肥原又开话题：“石原君，满洲功劳你大大的，辛劳大大的，犒劳亦应大大的。”日汉夹白，是常用话，好懂。
“酒是好酒，菜是日菜，土肥原君，”坂垣终于不再搓手，动作粗犷起来，伸出厚短的手掌，拍着土肥原的背，“哈哈哈，就是短点喝的。”
“不知二位光临，不然会安排艺妓作陪的。6名，至少6名。”土肥原轻松地笑着说。
“哈哈哈哈哈哈，不嫌多。土肥原君，不嫌多。”坂垣仰起脖子，放声大笑。
“太少，太少了！”石原将右拳砸在左掌里不断摩挲着说。
“嗯？”坂垣和土肥原感到惊奇，不知石原的话是什么意思，竟异口同声。
石原自鸣得意地晃晃脑袋：“确实是问题，确实是问题。”
坂垣和土肥原原本是比较了解石原这位陆军大学教官的，其主意之多，策划能力之强，恨不能将整个地球都装进他设计的方案里去。可这时，石原在想什么呢？
石原莞尔这个一手策划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此时想的问题是一个只有侵略者才会遇到的问题，这也正是日本军人，眼下是关东军人产生的“性”问题。
石原总结说：“大日本有艺妓制度，但只能歌舞，说笑，不解决问题；在中国，有娼妓制度，这确实能满足一些男人的性要求，但随之出现的问题很多：如性卫生问题、部队纪律容易松懈问题、接触社会时产生的安全问题以及吸毒、多寡不均乃至产生互相争艳而打架斗殴等等问题。”
日本国驻外军队共4个军、3个师团、2个飞行联队，仅关东军经增兵后近达2万人。军人除打仗外就是训练，其他娱乐很少，且因经常作战，今天不保明天还能活着，性的需求就更为强烈些。若用帝国军人纪律强行约束，未尝不可，硬堵而不准宣泄，时间一长免不了出事。
“已经有情况汇报，在我们占领的地区，帝国军人有入室强奸民女的，有辱帝国名誉！”土肥原一副道貌岸然，是举例来证明自己圣洁，还是证明石原想到的问题确已迫在眉睫，也未可知。
“因此，要有一个能够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石原接着说，“能不能建立一个制度？”石原自问自答，“对！建立随军‘艺妓’制度！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艺妓，要解决士兵‘性’问题，叫做什么呢？叫随军妓女？不雅，叫慰安妇？对！就叫做慰安妇！设在军营，与外界隔绝！”石原似乎突然完善了一个计划，兴奋地将两手在大腿上一拍说。
“石原君！真有你的！”坂垣重重地在石原的背上拍了一掌，“拿一个计划出来，递军部，不，先在我关东军实行。一切为了圣战，为了大日本帝国，为了天皇陛下。”
“哈哈哈哈哈哈！”
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的三位高级参谋，都抱着自己的双臂，犹如已经抱着帝国的军妓，开怀大笑起来，整个房间顿时充满了猥狎之味。
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19路军奋起抗日。日军一个半师团陷在上海，日参谋本部增兵6万。国际舆论哗然，日不得不玩一玩东方骗术。
日本以伤亡不足4千人的代价在军事上解决了南满问题，土肥原献妙计请来了溥仪做满洲国皇帝，在政治上解决了满洲问题，侵吞中国的计划进行得十分顺利。
张学良带20余万人入关，并没作多大抵抗，这一点很出乎日本政府高层人物的预料。天皇知道后说：“支那军队怎么都像清宫里的太监，帝国军队与这种部队较量，有失帝国的尊严。”
天皇话是这么说了，他是天皇，谁也不敢从中挑什么毛病。内阁和日军大本营不是这么看问题的，他们暗自庆幸中国军队未作大规模抵抗。当时，日军陆军只有二十几个师团，关东军的人数只有张学良部队人数的1/8，真打起来，鹿死谁手还难说。
张学良没抵抗，或许有他的苦衷。但在1931年，中国还是有不怕日本的中国正规军队，这又出乎日本人的意料了。
关东军策划准备在1932年春实行“满洲独立”，时值“国联”李顿（英国前驻印度总督）调查团欲来中国调查“满洲事件”，欧美列强及西方国际舆论热点在中国东北，于是，关于“满洲”的一举一动，无不引人注目。这对于关东军来说，操纵“满洲独立”，犹如众目睽睽之下窃人钱物一般，这种如芒刺背的滋味，即使强盗亦企望避免。
关东军的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的心理正是如此。
“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日寇抢运“战友”尸体。“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坂垣征四郎就策划将外界的注意力由中国的东北引向南方上海，于是和上海日本公使馆武官辅佐田中隆吉少佐谋划。坂垣对田中说：外国人的目光很讨厌，你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把他们的视线引过去，使“满洲独立”顺利实现。坂垣给予活动经费2万日元（其时日元和美元的比率为2：1），田中接受了任务，并获准，如经费不足时可向上海的“钟纺”事务所索领。
随之，田中隆吉和在上海的日谍川岛芳子谋划后，决定向上海的日商筹措10万日元，收买流氓无赖，由他们来制造伤害日本人的事件，挑起事端，然后见缝下“楔”，扩大事态，从中渔利。
事端正如田中隆吉与川岛芳子所谋划的情形发生了。1932年1月18日下午4时许，日莲宗山妙法寺僧侣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及信徒藤井国吉、后藤芳平、黑岩浅次郎共5人行经马玉山路，在以抵制日货而著称的“三友实业社”附近时，突然遭到一伙人的袭击，3人受伤。24日，日方宣布，水上秀雄因伤势严重身亡。
元月19日，日本总领事村井仓松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严重抗议。田中则在继续扩大事态，他支使重藤千重（原宪兵大尉）率“青年同志会”浪人30余名于20日早晨捣毁“三友实业社”，袭击了马玉山路的中国警察，砍死1人，砍伤2人。接着，一些不明真相的日侨举行集会，通电东京，声称：“现在抗日暴行已达到极点，帝国政府应下最后之决心，立即派遣军队，行使自卫权，坚决灭绝抗日运动。”之后，日本侨民团赴总领事馆、海军陆战队部“请愿”。海军大佐鲛岛具重表示：“我们将决心采取果断措施。”
21日上午10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紧急晤见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四条“严正”要求：
一、市长须对日总领事正式表示道歉；
二、迅速逮捕凶犯，并予以严惩；
三、赔偿被害者医药费用及抚慰金；
四、凡排日、抗日之行为一概予以制止，排日、抗日之团体一概予以取缔。
22日，日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声明：
上海市长对于日本提出之要求，如不能给予满意之答复并将各项要求立即付诸实行，日本海军为保护帝国之权益，决心采取必要之措施。
盐泽这一恫吓并非偶然之举。日本海军省次官左近司政三中将对陆军中将畑俊六表示：“陆军在满洲大显了身手，这次在南边该轮到海军了。”盐泽借“天赐良机”，向海军省提议：
一、不准中国商船驶往吴淞；
二、弹压抗日团体；
三、飞机示威侦察；
“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中国军队奋勇抗击在七丫口、杨林口等地登陆的日寇。四、对租界以外日侨实行就地保护；
五、如中方反抗，就占领吴淞炮台。
海军省批准盐泽提议之二、三、四条措施。1931年12月13日上台的犬养毅内阁（首相犬养毅，军界为陆相荒木贞夫、参谋总长宫载仁亲王、参谋次长直崎甚三郎）态度强硬，于元月21日开始，派出日舰和海军陆战队向上海集结。日领事村井仓松态度随之强硬起来，向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限于元月28日下午6时，对四条要求作出满意的答复，否则，日本海军将以自己的方式行动。
吴铁城在请示了南京政府又和上海各界人士商量后，于28日晨，封闭了“上海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民国日报》，并允诺缉拿凶手，负担医药费用和抚恤金。
日方视中方软弱，得寸进尺，于当日晚8时，又提出要求中方撤出驻沪军队，理由是北四川路一带之日侨对中国军队众多而深为不安，因此，要求中方撤出军队，拆除工事，由日军进驻闸北。其实，在日领事代表盐泽向上海市政府要求时，盐泽正在指挥其陆战队员于晚9时半登陆，并向天通庵火车站附近集结，企图攻占上海北火车站，截断中方守军的军事运输，扩大日本租界占领区域。一切就绪之后，晚11时半，日军沿天通庵铁路向闸北一带发起进攻。
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了。
在上海郊外作战的第19路军日军以装甲车进犯闸北地区各路口，29日天明后，在从长江口起飞的日军水上飞机的配合下，狂轰滥炸闸北、真茹一带。大火漫天、瓦砾遍地，平民死伤累累。驻扎在闸北的粤系19路军官兵1700多名遭日军突然袭击，伤亡达1/3.出于民族义愤，他们奋起抵抗，并于下午开始对敌反击，打垮了日军援兵，消灭了车站周围转入防御的日军，5时左右收复了上海北火车站，同时击退了几处进犯日军。
在日军进犯南推时，日本“在乡军人”组成的“自警团”在闸北、虹口一带滥捕华人，以“便衣队嫌疑”的罪名肆意加以杀害。日侨俱乐部的院落变成了屠场。2月2日，日本公使重光葵给日外相的电报说：“在乡军人团、自警团的行动宛如关东大地震时自警团杀戮朝鲜人一样，因‘便衣队嫌疑’而被处决者已达数百人。”
日本军队的进犯与中国军队的抗战出乎欧美列强的意料。各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在沪利益，美、英、法派海军陆战队员5000名及舰艇抵沪，旋即又训令其驻沪领事斡旋停战。南京政府本来就主张对日退让，而日本海军亦感其兵力单薄，先行缓兵之计，野心勃勃的盐泽幸一就势同意从29日晚8时起停战，在美国总领事馆与中方达成停火协议。
盐泽幸一的第1遣外舰队失败的报告到达东京后，日本海军军令部长博恭王、参谋总长宫载仁亲王、陆相荒木贞夫决定增加兵力，经内阁会议通过，并上奏天皇裕仁，获得认可。任命海军中将野村吉三郎为第3舰队司令官率舰驰援上海，盐泽部归野村统辖。
日军向吴淞炮台发起冲锋的瞬间日舰增到49艘，新任统帅信心十足，企图一举夺取吴淞炮台，控制黄浦江入口。2月3日，日军以20多艘舰艇突然攻击吴淞炮台和高桥炮台。19路军则死守吴淞要塞，日军猛攻4天，未能如愿。另一方面，盐泽率部在日机掩护下再犯闸北，中国守军抗击9小时，毙敌300有余，日军的一个联队在江湾被19路军围歼。野村建功不成，盐泽幸一少将被免职返回日本。
19路军初战告捷，日军上层对中国军队敢于抵抗并能取胜一是意外，二是惊愕，遂决定派陆军参战。经犬养毅内阁同意，日陆军第9师团紧急动员，先派其军24旅团乘驱逐舰急赴上海。7日，日军24旅团在吴淞河南岸登陆，11日下午，向蕴藻浜、曹家桥进攻，中国军队奋力抗击，毙敌数百名。13日拂晓，日军施放烟幕偷渡曹家桥，进犯纪家桥，19路军与日军展开肉搏战，日军又被歼数百，野村进攻吴淞之战又告失败。
2月15日、16两日，拥有60架飞机、50辆坦克和大批重炮的日军第9师团在汇山码头登陆。此时，日军总兵力已达3万人以上。师团长植田廉吉中将接替野村吉三郎中将的指挥，沪淞战争局势扩大。
和日军相比，中国军队的装备处于劣势。19路军将士英勇抗敌，伤亡甚众。总指挥蒋光鼐和军长蔡廷锴一再电话请求增援兵力，军政部长何应钦则以“抗日剿共两难兼顾”为辞，不肯增派兵员；蒋介石则施压19路军，令其早日停战，“从速进入外交途径”，南京外交部又派员向日本驻南京代理总领事上村解释：上海的抗战为19路军所为，南京不受其影响，希望日方谅解。国民党不支持沪淞抗日的态度，全国舆论沸腾，迫于压力，蒋介石才不得不决定派张治中的新编第5军于2月15日开往上海。
与国民党政府相反，日本军部却持强硬态度，指示第9师团：先逼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如果不答应，就以武力驱之至昆山—黄浦—松江一线以西，并占领该地。18日晚植田师团长和村井日领事向中国军队发出通牒，限在20日上午7时前撤出第一线，下午5时前撤往租界边界线20公里以外，同时撤除其军用设施，并不得重新设置。日领军的这些要求被中国军队严词拒绝。
20日拂晓，日军发起总攻，以机群和重炮先后轰炸庙行、江湾、吴淞，再以坦克掩护进犯张家滨和杨树浦。遭到19路军和第5军奋力抗击，被歼800多人，损失战斗机1架，经两昼夜血战，日军不支而退到沿海一隅。23日，日军发动第二次进攻，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又被歼500多人，少佐宫闲升被俘。植田发动的大规模“上海会战”未能取得成功。
日本陆军一个半师团陷在上海，非日之国际舆论与日俱增。东京为迅速扭转局面，犬养毅内阁于2月23日决定，任命曾任关东军司令的陆军大将白川义则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增派陆军第11师团、第14师团。日军在上海的兵员增至近6万人。
“上海会战”的战火，危及西方国家的在沪利益。英、美训令其驻日大使向日外相芳泽发出警告，反对日军把公共租界充做作战基地。英国驻华舰队司令克莱受政府指示与日军中将野村会晤，斡旋停战，日方故意搪塞和拖延，继而又同意谈判，却提出诸多无理要求。最后，又以“等待东京训令”为借口，迟迟不作答复，其实是在玩弄骗术，施行缓兵之计。
1月28日，关东军第2师团开始进攻哈尔滨，因在使用铁路问题上与苏联产生冲突，进展很不顺利。日大本营认为，如果苏联以此为借口闹事，也不好对付，不如把上海战争停一停，看看哈尔滨的情况再说。2月1日，苏联方面让步。但中国驻双城守军赵毅部没有望风而逃，反给日第3师团以重创，东北问题仍存在翻盘的可能，白川义则只好再等下去。
2月4日，日第3、第15旅团开始进攻哈尔滨，遭中国守军顽强抵抗。2月5日，中国守军主动撤离，哈尔滨沦陷。
日军在上海玩弄骗术，还有另外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要在东北推行“以华制华”的战略。
5“这五色旗是什么东西？难道这是大清帝国么？”溥仪气得声调都变了，“满洲人心所向是大清皇帝，请关东军考虑。”关东军答复：如不接受，只能被看做是敌人。溥仪半推半就当了儿皇帝。白川义则命丧虹口。
溥仪在由日方挑起的大规模“上海会战”期间，关东军正在加紧实施“满蒙”独立方案。
首相犬养毅却主张承认中国在东北的“宗主权”，在平等开发“满洲”的基础上，日中两国联合建立新政权，从事实上达到日本的目的。于是，他背着军部派密使萱野长知前往上海，同南京方面交涉。犬养毅的主张和日本军方的意图相距甚远，内阁书记官长森支持关东军“满蒙”独立方案，当得知派遣萱野赴上海的消息后，便一面透露给陆相荒木贞夫，一面通过犬养毅之子转告首相，说陆军对此十分愤慨，犬养毅怯惧军方，只得召回萱野，放弃此举。
本庄繁的关东军认为，“满蒙中央政府”最迟要在3月上旬之前，即“国联”李顿调查团到达东北之前成立，只要强调此政府系中国人自己内部的分离，并不关日本的事，在既成事实面前，“国联”亦奈何不得。
1月13日，本庄繁派坂垣携“方案”回日本，天皇裕仁破格接见了他。
由关东军参谋中野操纵的“自治指导部”，则大造“满蒙”独立的舆论，步伐加快。
2月22日下午，坂垣来到大和旅馆，上到溥仪几人占用的二楼，带着关东军通译官中岛比多吉。
坂垣一开始先表明是奉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之命，向溥仪报告关于“建立满洲新国家”的问题的。
接着坂垣如土肥原在天津时所说，从张学良“虐政不得人心，日本在满权益丝毫没有保障”谈起，强调了日军行动的“正义性”，一直谈到关东军“帮助满洲人民建立王道乐土的诚意”。其音娓娓动听，其语慢条斯理，其像颇为斯文。
溥仪不断地点头，等待着坂垣的下文正题。
“这个新国家名号是‘满洲国’，国都设在长春，因此，长春改名为‘新京’。”坂垣接着说，“这个国家由五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日本人在满洲花了几十年的心血，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自然和别的民族相同，比如同样可以充当新国家的官吏……”
中岛还未译完，坂垣从皮包里拿出了《满蒙人民宣言书》和五色的“满洲国国旗”，放到了溥仪面前的沙发桌上。
“这是个什么国家？难道这是大清帝国么？”溥仪见坂垣出示的物件全然不符土肥原以及坂垣前些时去天津时允诺的条件，气得颤抖着把那堆东西推了一下，连声音都变了调。
前一年，即1931年的9月30日的下午，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通译官吉田忠太郎来到溥仪的住地——天津协昌里的“静园”，说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有请，要溥仪到日军司令部有重要事情相谈，并说不要带随从，单独前往。
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等合影。溥仪因害怕北伐军加害于己，受日本人鼓动避往天津，并居于天津日租界内，受到了日本人的格外“关心”和“保护”，自然对日本人言听计从。于是，溥仪怀着喜事临门之感，到了海光寺日军兵营，香椎中将正站在他的住宅门外等候着溥仪。溥仪进了香椎的客厅，见有两个人正恭恭敬敬地站着，一个是前清臣罗振玉，穿着长袍马褂，另一个是陌生人，穿着西服，从其鞠躬的姿势上可以判断得出，是个日本人。香椎介绍说，这是关东军参谋坂垣征四郎大佐派来朝见溥仪的，名叫上角利一。
上角利一是代表坂垣来向溥仪致意，希望溥仪能前去满洲，并说“沈阳各界准备迎立前清皇帝”的种种新闻，其诚切之意溢于言表。香椎中将亦表示，希望溥仪能考虑关东军坂垣大佐的意见，动身到东北去。
在溥仪看来，坂垣是要请他回东北去“复辟”做清朝皇帝的，坂垣是关东军的重要人物，而关东军对于东北的统治是肯定的。这时的溥仪心情舒畅极了。溥仪从日租界的宫岛街的张园迁到协昌里陆宗舆的公馆“乾园”，就给它改了名字，叫“静园”。意思并非是溥仪求清静，而是求图“定于一”的大业，在这里“静观变化，静待时机”。可这时的溥仪等来的，不是大清复辟，而是一个什么劳什子“满洲国”，溥仪简直肺都要气炸了。
看见溥仪气得连声音都变了调，坂垣似乎并不介意，照样不紧不慢地说：
“自然，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决议，一致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就是‘执政’。”
“阁下？”溥仪和日本人打交道的全部日子里，不是“宣统帝”就是“皇帝陛下”的称呼，现在居然从坂垣的嘴里蹦出个“阁下”来，只觉得全身的血都在往上涌，激动得几乎都坐不住了：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满洲人心所向，不是我个人，而是大清的皇帝，若是取消了这个称谓，满洲人心必失。这个问题必须请关东军重新考虑。”
坂垣轻轻地搓着手，笑容满面地说：
“满洲人民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这就是人心所归，也是关东军所同意的。”
“可是日本也是天皇制的帝国，为什么关东军同意建立共和制呢？”
“如果阁下认为共和制不妥，就不用这个字眼。这不是共和制，是执政制。”
“我很感谢贵国的热诚帮助，但是别的都可接受，唯有这个执政制却不能接受。皇帝的称谓是我的祖宗所留下的，我若是把它取消了，即是不忠不孝！”
“所谓执政，不过是过渡而已，”坂垣表示十分同情，“宣统帝是大清帝国的第十二代皇帝陛下，这是很明白的事，将来在议会成立之后，我相信必定会通过恢复帝制的宪法，因此目前的执政，不过是过渡的办法而已。”
溥仪连忙摇头说：
“议会没有好的，再说大清皇帝当初也不是什么议会封的！”
溥仪不厌其烦地强调不得不正统系的道理，反复地表示不能放弃皇帝的身份，坂垣则坚持只能先行“执政”称谓，态度平和，一点不着急，刮得很干净的青白色脸上始终浮着笑容，两只手轻轻地搓来搓去。
争论了3个多钟头，两人仍没有谈到一起。最后，坂垣收拾起他的皮包，表示不想再谈下去了。他脸色更青更白了：“阁下再考虑考虑，明天再谈。”声调没变，笑容则没有了，一度回到他口头上的宣统帝的称呼又变成了阁下。
坂垣冷冷地说完，便告辞走了。
第二天早晨，溥仪得到坂垣的传话：
“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果不接受，只能被看做是敌对态度，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作答复。这是军部最后的话！”
溥仪听后不禁惊呆了。其左右献策：答应暂定一年为限，如逾期不实行帝制，到时即退位。溥仪采纳，遂命人转告坂垣，坂垣接受了溥仪的要求，并说晚上要“为未来的执政举行一个小规模的宴会！”
在宴会上，坂垣召来了一大批日本妓女，给每个赴宴者配置一名，以侑酒取乐。他自己左拥右抱，时而举杯豪饮，时而纵声大笑，毫不掩饰其得意的心情，却绝口不提曾有的争论，好像根本就未曾发生。宴会上的人，犹如约定了似的，除了风花雪月，烟酒饮食，不谈别的。坂垣对任何人的敬酒，都表现得十分豪爽，大口地喝酒。随着饮量的增加，坂垣的脸色越发青白。这时，有个日本妓女用生硬的中国话问溥仪：蔡廷锴“你是做买卖的干活？”坂垣听见了，突然怪声大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溥仪却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
上海“一·二八”事变中，由于日方玩弄“缓兵之计”，在谈判中屡屡作梗，拖延时间，给日军往上海增兵创造了机会。
白川义则大将乘“妙高号”巡洋舰于2月29日到长江口。3月1日黎明，陆军第11师团一万多人在80多架日机施放的烟幕掩护下，在浏河上游的中国军队的背后登陆。2日，浏河镇被日军占领。另一方面，第9师团则绕过江湾，于2日下午攻占大场镇，中国军队则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
中国军队在抗击日军的进犯中，英勇奋战一月有余，19路军的伤亡人数达8000多，第5军的战斗减员也上5000，两军总数已不到4万，且装备落后，防线过长，兵力明显不足。蒋光鼐、蔡廷锴虽一再乞援，蒋介石则以“剿赤”执意不允援沪。抵抗日军的中国部队不得已于2日晚撤出阵地。3日，日军占领真茹、南翔。日军因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抗击，死伤人数占参战总人数的17%，于是疯狂进行报复，一路纵火杀人，连妇女、婴儿也不放过，“吴淞、江湾、闸北、虹口、大场……一片恐怖和残杀的景象”。
“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侵沪的日第9师团师团长植田廉吉回国时只剩下一只脚。3月6日早晨，原参谋本部编制课长、新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少将到达上海，于晚上接见了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称赞他们在“一·二八”事变中的功劳。
3月1日，日本关东军在国际视线集中在上海之际，宣布“满洲国”成立。9日，溥仪宣誓就职“执政”。坂垣写信给田中隆吉说：“幸亏你这样一来，满洲独立成功了！”
3月16日，裕仁天皇对侵犯上海的日本陆、海军赐敕语：
派往上海方面之陆、海军将兵，同心协力，以寡破众，行动机宜适切，得以宣扬皇军之威望于中外，朕深嘉其忠烈。
昭和七年三月十六日
4月29日是日本天皇裕仁的生日。天皇的生日在日本国为“天长节”；皇后的生日则为“地久节”。
1932年4月29日，占领上海地区的日军于虹口集会，祝贺其日皇的31岁生日，并举行了阅兵式。后来又在新公园举行联欢会，日军将领及上海的日本领事馆、日租界的侨民代表也都参加。当合唱日本国歌“君之代”于尾声时，在会场的朝鲜志士尹奉吉将小水壶做成的炸弹掷于主席台中央爆炸，白川义则大将、植田廉吉中将、野村吉三郎中将、重光葵特命全权大使、村井仓松公使、日本驻上海侨民行政委员长河端贞次等7人被炸伤。重光葵被炸掉一条腿，野村被炸伤一只眼，河端于第二天死去，白川义则终因伤势过重亦于5月26日死去。
毙命日军将领录（之一）
古贺传太郎，陆军少将（追晋）。1930年8月晋升为骑兵大佐，任混成第38旅团骑兵第27联队队长。1931年，古贺联队入中国。1932年1月，日军进攻锦西时，古贺联队担任主攻。1月初，古贺率部向锦西扫荡，被锦西民团打死。他是“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中第一位战死的将领。
林大八，陆军少将（追晋）。1931年8月任上海派遣军第9师团步兵第6旅团第7联队队长。“一·二八”事变后，林大八率部于1932年2月10日进入上海。3月1日，日第9师团组织第三次进攻时，第7联队作为左翼中央联队率先发起进攻。在挺进作战中，林大八被中国军队击毙。生前，林大八曾获金至鸟三级勋章。
白川义则，陆军大将。1911年6月入中国，任关东军第11师团参谋长。1913年9月调任华中派遣部队司令官。1915年8月，晋升为陆军少将。1916年1月晋升中将并调任日本陆军大学校校长。1921年任第11师团师团长，1922年10月升任陆军省次官。1923年10月再次入中国，任关东军司令官。1925年3月，晋升为陆军大将。1926年7月奉召回国任军事参议官，次年4月升任陆军省大臣。
白川义则仕途一直顺利，深受天皇器重，是大举入侵中国最有力的鼓吹者之一。1928年6月，河本大作策划炸死张作霖。事发后，田中首相要处理河本大作，白川义则恃功对河本进行包庇，此案一直无法审理。1929年，田中首相再次提出处理河本，白川义则竟以辞职要挟。之后，日陆军省给河本“永不晋衔处分”，将白川义则调回国任军事参议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白川参与日对中国东北政策的制定。1932年2月25日，白川义则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负责日军对上海作战，再次入中国。1932年4月29日，被朝鲜志士尹奉吉扔炸弹炸死。死后，被封为男爵。
森秀树，陆军少将（追晋）。1932年12月15日，森秀树率部从安东出发，进至庄河县城土城子。森秀树提出要与大刀会决战。16日夜，大刀会首领娄子敬率500名刀术高强队员任主攻，大首领鞠抗捷亲率大刀会员3000余包围了森秀树部。经一夜厮杀，日军大部被砍死，森秀树被长矛扎死。
森玉德光，陆航中将（追晋）。1939年8月晋升为航空兵大佐，任飞行44联队队长，直属中国派遣军，曾多次率部轰炸中国城市。1941年8月，任飞行学校教官。1942年12月任第21独立飞行队队长，多次参与日对中美空战。1943年调至东北，任白城子教导飞行团团长。1944年3月晋升为陆航少将，同年7月25日，在中国东北一次空战中，因座机被击毁毙命。
四手井纲正，陆军中将。1942年12月入中国东北，任关东军第1方面军参谋长。1943年10月晋升为陆军中将。1944年10月，调任第7方面军第94师团师团长。1945年5月任南方军第7方面军总参谋长，驻新加坡。同年7月，再次入中国，任关东军副参谋长。8月9日，苏对日宣战，日大本营令其立即赴任。因日本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台湾停留数日，8月18日由台湾乘专机飞东北，因飞机失事毙命。他是中国东北战场上最后一名死在任上的日军将领。
本庄繁，陆军大将。1907年陆大毕业，后晋升为步兵大尉，任驻华使馆副武官，活动于中国各大城市，为入侵中国作准备。1918年6月晋升为步兵大佐，回国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1919年4月再次入中国，任第11联队队长。1921年5月，被派至张作霖手下做军事顾问。1922年8月升为陆军少将。1925年5月任驻华公使馆武官。1927年3月晋升为陆军中将，次年2月任第10师团师团长。1931年8月任关东军司令官。
本庄繁是“九·一八”事变的组织实施者和领导者，他实现了日本占领东北的梦想。为此，天皇对他格外器重，亲手把一枚金至鸟一级功勋章和一枚旭日大绶章授予他。1933午4月，被天皇钦命为侍从武官长。同年6月，晋升为陆军大将。1938年4月，任军事保护院总裁。1940年8月，本庄繁又获最高的端云勋章。19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