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皇觉寺出家及游方
话说走投无路的朱元璋到了皇觉寺朱元璋进的这家寺庙当年叫做於（wū）皇寺，后来改名皇觉寺。朱元璋当了皇帝后，于洪武十六年（1383年）在离原址东北十五里处重建皇觉寺，并改名为大龙兴寺。正式成为一名小沙弥。他剃了光头，穿上破衲衣，但是没有受戒（履行正式出家的仪式），所以称做小行童，就是当老和尚的小仆人。此时朱元璋依然是胸无大志的人，只求碗饱饭。但是饥荒同样威胁着寺庙。“居未两月，寺主封仓。各为生计，云水飘”。原来和尚们也难得温饱，方丈只能让大家出去“云水飘”（出去乞讨，各求生路的意思）。小沙弥朱元璋只在寺里待了不到五十天，糊里糊涂地为生计而来，又为生计所迫糊里糊涂地离开了寺庙，云游去了。当时是元至正四年（1344年），朱元璋才十七岁。
所谓云游和尚，其实也是乞丐。只是多了一个乞讨用的坛子而已。游方僧朱元璋衣衫褴褛，形同乞丐，风餐露宿，历尽艰辛。风霜雨雪，霹雳暴雨，他都只能栖身荒山古寺，只得靠别人的施舍勉强维持生命。在路上，朱元璋曾经大病一场，多亏同行的两位僧人相救，才缓过命来。作为一名没有成年的小和尚，朱元璋受人欺侮难以避免。许多时候他只能和驴马争水，与饿狗抢食。朱元璋一路走，一路打听，那里年成好就往那里去。他从濠州向南到了合肥地区，从这里向西进入河南境内，再往北向东，折回安徽境内。他历经安徽、河南邻接地区的名川大邑。明史载朱元璋“南历金、斗，西抵光、息，北至颍州”，走遍了淮西、豫南的山山水水。真实情形远不如后世的史官想得那般浪漫。
在流浪的三年中，朱元璋彻底成为了一个游民（是比他父亲地位更低的游民，连租种的土地都没有），遍尝了人间冷暖。朱元璋告别了少年时代，成为见过世面、积累了一定社会阅历的青年。
元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年底，刚满二十岁的朱元璋回到了故乡的皇觉寺。
《皇朝本纪》上说：“复入皇觉寺，始知立志勤学。”在外面游历了三年的朱元璋回到皇觉寺后，开始发奋读书，伴随青灯黄卷，早功晚课，读书诵佛。皇觉寺的书籍主要以佛教书籍为主，也包括一些乱七八糟的其他书籍。朱元璋接受的教学内容非常庞杂，但也拓宽了他的视野，积累了基本的文化底子。为什么他开始好学了呢？也许是在三年云游中，朱元璋目睹国事事非，人民生活恶劣，也接触到了下层群众中酝酿的反抗烈火，预感到天下大乱的时候快要来到了。身逢乱世，朱元璋认定只有学得一技之长才能安身立命。三年的游历使得一个普通的小和尚成为了试图摆脱困境，争取光明前途的青年。
但这段经历也强化了朱元璋的自卑心理，具体表现在他对当过和尚这件事的忌讳上。在对和尚有礼有加的同时，朱元璋又害怕别人揭自己的短，时刻提防别人说自己的和尚经历。明史记载朱元璋的宠妃宁妃之兄郭德成好酒贪杯，一次酒后，朱元璋看到郭德成稀稀拉拉的几根头发就取笑他，“德成仰首曰：‘臣犹厌之，尽剃始快。’（意思是，我还讨厌这几根头发呢，全剃光了才好。）帝默然”。酒醒之后，德成吓得“佯狂自放，剃发、衣僧衣，唱佛不已”，装疯卖傻才留下一条性命。不仅如此，朱元璋还忌讳与和尚有关的语言文字，如秃头、光、生（因其读音同僧）等。
同时和尚经历也强化了朱元璋喜怒无常的个性。残酷的生存环境强化了他的残酷本性。史书评价朱元璋个性“雄猜多疑”。所谓“喜怒”其实是喜少怒多。“雄猜”就是怀疑一切。杀人变成很随意的事，兴之所至，就要杀人。在蓝玉案中，“高皇诛蓝玉，籍其家，有只字往来，皆得罪。”有人只是题诗说到蓝玉，也被斩首。
人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后感觉便迟钝了。风花雪月，吟诗颂词从未出现在朱元璋的想象中。残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更加残酷的个人。只有如此，后者才能获得生存发展。过于艰难的生活锻炼个人品性的同时，也剥夺了他常人应有的感觉。对一些常人的苦难，他就不觉得是苦难了。
朱元璋在未作皇帝之前较其他反元武装集团要讲些政策，在乱杀滥烧方面有些控制。一统天下之后的朱元璋在巩固政权表现出非常残酷的一面。制造了多少冤案，冤杀了多少人还是其次，对生命、对人的生存权利、人的自尊的贱视才是更严重的。
比如在整顿吏治中，朱元璋推行了极为残忍的肉刑。明初朱元璋创立了剥皮法。《草木子》中有记载“太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赃，许人民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枭首示众，仍剥皮囊草。府州县卫之左，特设一庙，以祀土地，兼为剥皮之所。官府座傍之左，各悬实皮草囊，使之触目惊心。”《孤树裒谈》中说：“国初重典，凌迟处死之外，有洗刷，裸置铁床，沃以沸汤；有铁刷，以铁帚扫去皮肉；有枭令，以钩钩脊悬之；有称竿，缚之竿杪，似半悬而称之；有抽肠，亦挂架上，以钩钩入谷道而出；有剥皮，剥赃贪吏之皮，置公座侧，令代者见而警惩云。”活脱脱一幅地狱景象。
朱元璋游方僧三年，正是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时候。农民起义队伍的早期领导者之一的彭莹玉，当时就在淮西一带利用宗教来秘密地进行宣传和组织农民的活动。彭莹玉崇奉弥勒佛和明王。他宣传说：天下将要大乱，等弥勒佛和明王出世，穷人就有出头之日了。与此同时，北方秘密宗教白莲教的首领韩山童，也进行同样的宣传。朱元璋云游的地区就是明王组织活动的中心地区。
朱元璋像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全国性的反元大起义开始了。韩山童和刘福通，在广平府永年县（今河北永年）发动起义。起义军共同推举韩山童为明王；他们用红巾裹头，因此称红巾军。谁料起义当天，永年官府带兵突袭，韩山童被捕遇害。刘福通就辅佐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为小明王，指挥红巾军作战。各地纷纷响应。第二年春天，濠州州治钟离和南面的定远一带农村的几万农民响应起义。2月27日夜里，定远人郭子兴等人率领几千农民，冲进州城，杀了州官，点燃了濠州农民起义的火势。
这时蒙古铁骑早已腐败，毫无战斗力。“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佚，自奉而已。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元朝派来镇压濠州起义的军队，不敢攻城，就在城外乱抓百姓，把抓到的百姓头上系上块红布就说是义军，以报功请赏。而城中的义军为了补充兵员，也不断拉周边的百姓入伙。双方的拉锯战和拉夫使百姓惶惶不安。皇觉寺也不是安全之地，和尚们也可能随时被当作“乱民”或“新兵”抓走。
这一年，二十五岁的朱元璋接到了友人来信。原来是小时候一同放牛的伙伴汤和在濠州郭子兴麾下担任千户。汤和想拉朱元璋入伙，“速从军，共成大业”。晚年的朱元璋生动地记述了当时的心情，“既忧且惧”，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谁知庙中有和尚知道来信，计划告发朱元璋以求自保。原本徘徊无计的朱元璋现在除了投奔红巾军外，别无选择了。
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闰三月初一，天刚蒙蒙亮，朱元璋就来到了濠州城下。当时两军对阵，红巾军防范很严密。守城军士见从城外忽然跑来一个壮汉，不由分说，就把他绑了起来当作奸细去见郭子兴。郭子兴觉得面前是个25岁的精壮汉子，身强力壮、气宇不凡，问明情况后便留他做了帐下亲兵。
加入红巾军后，朱元璋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职业。他充分发扬农民吃苦耐劳、残酷求生的本事和多年的生活经验和教训，苦练武艺，听从指挥；并且处事沉稳，计虑周详，作战出色，累功升迁。朱元璋每战必胜，逐渐得到郭子兴的器重。郭子兴把自己收养的马公之女嫁给他，这就是后来的马皇后。
所谓云游和尚，其实也是乞丐。只是多了一个乞讨用的坛子而已。游方僧朱元璋衣衫褴褛，形同乞丐，风餐露宿，历尽艰辛。风霜雨雪，霹雳暴雨，他都只能栖身荒山古寺，只得靠别人的施舍勉强维持生命。在路上，朱元璋曾经大病一场，多亏同行的两位僧人相救，才缓过命来。作为一名没有成年的小和尚，朱元璋受人欺侮难以避免。许多时候他只能和驴马争水，与饿狗抢食。朱元璋一路走，一路打听，那里年成好就往那里去。他从濠州向南到了合肥地区，从这里向西进入河南境内，再往北向东，折回安徽境内。他历经安徽、河南邻接地区的名川大邑。明史载朱元璋“南历金、斗，西抵光、息，北至颍州”，走遍了淮西、豫南的山山水水。真实情形远不如后世的史官想得那般浪漫。
在流浪的三年中，朱元璋彻底成为了一个游民（是比他父亲地位更低的游民，连租种的土地都没有），遍尝了人间冷暖。朱元璋告别了少年时代，成为见过世面、积累了一定社会阅历的青年。
元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年底，刚满二十岁的朱元璋回到了故乡的皇觉寺。
《皇朝本纪》上说：“复入皇觉寺，始知立志勤学。”在外面游历了三年的朱元璋回到皇觉寺后，开始发奋读书，伴随青灯黄卷，早功晚课，读书诵佛。皇觉寺的书籍主要以佛教书籍为主，也包括一些乱七八糟的其他书籍。朱元璋接受的教学内容非常庞杂，但也拓宽了他的视野，积累了基本的文化底子。为什么他开始好学了呢？也许是在三年云游中，朱元璋目睹国事事非，人民生活恶劣，也接触到了下层群众中酝酿的反抗烈火，预感到天下大乱的时候快要来到了。身逢乱世，朱元璋认定只有学得一技之长才能安身立命。三年的游历使得一个普通的小和尚成为了试图摆脱困境，争取光明前途的青年。
但这段经历也强化了朱元璋的自卑心理，具体表现在他对当过和尚这件事的忌讳上。在对和尚有礼有加的同时，朱元璋又害怕别人揭自己的短，时刻提防别人说自己的和尚经历。明史记载朱元璋的宠妃宁妃之兄郭德成好酒贪杯，一次酒后，朱元璋看到郭德成稀稀拉拉的几根头发就取笑他，“德成仰首曰：‘臣犹厌之，尽剃始快。’（意思是，我还讨厌这几根头发呢，全剃光了才好。）帝默然”。酒醒之后，德成吓得“佯狂自放，剃发、衣僧衣，唱佛不已”，装疯卖傻才留下一条性命。不仅如此，朱元璋还忌讳与和尚有关的语言文字，如秃头、光、生（因其读音同僧）等。
同时和尚经历也强化了朱元璋喜怒无常的个性。残酷的生存环境强化了他的残酷本性。史书评价朱元璋个性“雄猜多疑”。所谓“喜怒”其实是喜少怒多。“雄猜”就是怀疑一切。杀人变成很随意的事，兴之所至，就要杀人。在蓝玉案中，“高皇诛蓝玉，籍其家，有只字往来，皆得罪。”有人只是题诗说到蓝玉，也被斩首。
人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后感觉便迟钝了。风花雪月，吟诗颂词从未出现在朱元璋的想象中。残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更加残酷的个人。只有如此，后者才能获得生存发展。过于艰难的生活锻炼个人品性的同时，也剥夺了他常人应有的感觉。对一些常人的苦难，他就不觉得是苦难了。
朱元璋在未作皇帝之前较其他反元武装集团要讲些政策，在乱杀滥烧方面有些控制。一统天下之后的朱元璋在巩固政权表现出非常残酷的一面。制造了多少冤案，冤杀了多少人还是其次，对生命、对人的生存权利、人的自尊的贱视才是更严重的。
比如在整顿吏治中，朱元璋推行了极为残忍的肉刑。明初朱元璋创立了剥皮法。《草木子》中有记载“太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赃，许人民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枭首示众，仍剥皮囊草。府州县卫之左，特设一庙，以祀土地，兼为剥皮之所。官府座傍之左，各悬实皮草囊，使之触目惊心。”《孤树裒谈》中说：“国初重典，凌迟处死之外，有洗刷，裸置铁床，沃以沸汤；有铁刷，以铁帚扫去皮肉；有枭令，以钩钩脊悬之；有称竿，缚之竿杪，似半悬而称之；有抽肠，亦挂架上，以钩钩入谷道而出；有剥皮，剥赃贪吏之皮，置公座侧，令代者见而警惩云。”活脱脱一幅地狱景象。
朱元璋游方僧三年，正是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时候。农民起义队伍的早期领导者之一的彭莹玉，当时就在淮西一带利用宗教来秘密地进行宣传和组织农民的活动。彭莹玉崇奉弥勒佛和明王。他宣传说：天下将要大乱，等弥勒佛和明王出世，穷人就有出头之日了。与此同时，北方秘密宗教白莲教的首领韩山童，也进行同样的宣传。朱元璋云游的地区就是明王组织活动的中心地区。
朱元璋像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全国性的反元大起义开始了。韩山童和刘福通，在广平府永年县（今河北永年）发动起义。起义军共同推举韩山童为明王；他们用红巾裹头，因此称红巾军。谁料起义当天，永年官府带兵突袭，韩山童被捕遇害。刘福通就辅佐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为小明王，指挥红巾军作战。各地纷纷响应。第二年春天，濠州州治钟离和南面的定远一带农村的几万农民响应起义。2月27日夜里，定远人郭子兴等人率领几千农民，冲进州城，杀了州官，点燃了濠州农民起义的火势。
这时蒙古铁骑早已腐败，毫无战斗力。“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佚，自奉而已。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元朝派来镇压濠州起义的军队，不敢攻城，就在城外乱抓百姓，把抓到的百姓头上系上块红布就说是义军，以报功请赏。而城中的义军为了补充兵员，也不断拉周边的百姓入伙。双方的拉锯战和拉夫使百姓惶惶不安。皇觉寺也不是安全之地，和尚们也可能随时被当作“乱民”或“新兵”抓走。
这一年，二十五岁的朱元璋接到了友人来信。原来是小时候一同放牛的伙伴汤和在濠州郭子兴麾下担任千户。汤和想拉朱元璋入伙，“速从军，共成大业”。晚年的朱元璋生动地记述了当时的心情，“既忧且惧”，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谁知庙中有和尚知道来信，计划告发朱元璋以求自保。原本徘徊无计的朱元璋现在除了投奔红巾军外，别无选择了。
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闰三月初一，天刚蒙蒙亮，朱元璋就来到了濠州城下。当时两军对阵，红巾军防范很严密。守城军士见从城外忽然跑来一个壮汉，不由分说，就把他绑了起来当作奸细去见郭子兴。郭子兴觉得面前是个25岁的精壮汉子，身强力壮、气宇不凡，问明情况后便留他做了帐下亲兵。
加入红巾军后，朱元璋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职业。他充分发扬农民吃苦耐劳、残酷求生的本事和多年的生活经验和教训，苦练武艺，听从指挥；并且处事沉稳，计虑周详，作战出色，累功升迁。朱元璋每战必胜，逐渐得到郭子兴的器重。郭子兴把自己收养的马公之女嫁给他，这就是后来的马皇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