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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节 约瑟夫·普利策

  众所周知,美国宪法的修正案第一条明文规定美国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法典上写着的东西并不等于实际生活中所享有的东西。美国言论自由之实践,不仅仅要归功于宪法的“权利法案”,在更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大批继续不断为保卫言论自由而奔走呼号的战士。约瑟夫·普利策就是这大批战士中的一员猛将。

  约瑟夫·普利策,1918年

  我们绝不是说普利策是一位“好人”,不,普利策可能是一名大混蛋,但这一点并不妨碍他是一名言论自由的杰出战士。

  约瑟夫·普利策生于1847年4月,是匈牙利的犹太人。他的父亲是一名富商,不幸早逝,他母亲改嫁了另外一名富商。他在17岁前往美国冒险,以前曾在欧洲四次投军遭到拒绝。第一次申请参加奥地利陆军,第二次前往巴黎申请参加法国赴墨西哥兵团,第三次到伦敦申请参加英国的驻印军,第四次在汉堡申请入德国海军。但每次都因年龄太小和视力太差未被录用。

  这时,美国有人在汉堡招兵。他乃得录用,乘航船于1864年秋抵波士顿港。普利策为了避免招兵者的剥削,乃跳入大海,游泳抵波士顿上岸,转往纽约,于9月30日加入了林肯骑兵团,亲自领到投军奖金。

  那时离战争结束已不远,普利策实际并未真正作战过,他却参加了首都华盛顿的胜利大游行。1865年7月7日,骑兵团被解散。

  当时,普利策的英语水平较低,在纽约难以活动,于是前往德语民族较集中的圣路易。他投靠了共和党中最有名的德裔政治家卡尔·舒尔茨。舒尔茨已三十八九岁,而普利策才二十出头。舒尔茨让普利策担任了当地“德国人协会”的秘书,后来又聘他为德文《西方邮报》的记者。这样,普利策就登上了发迹的第一个台阶。

  命运之神不断光顾。1869年12月14日,由于偶然机会,他在圣路易第十街的共和党大会上被选为该党的州议会候选人,并在12月21日的投票中击败了民主党对手。按照选举章程,满25岁才有资格当议员,而普利策只有22岁,幸运的是,谁也没有去查考普利策的年龄。

  作为记者,普利策在《西方邮报》上抨击了一名议会游说客奥古斯丁上尉,上尉大兴问罪之师。两人终于在一家旅馆见面,上尉上前要揍普利策,普利策马上拔出手枪,连开两枪,一枪打中对方膝盖,另一枪打穿了地板。

  法庭最后判普利策一笔小小的罚款了事。他觉得议会没意思,便于3月24日退出议会,专心办好《西方邮报》。

  奥古斯丁不肯罢休,再诉以“谋杀未遂”。1871年8月20日,法院判普利策罚款100美元,并负责全部诉讼费,总共合计400美元,这使他又一次陷入经济困境。

  但机会仍不断涌来。1873年,精明的普利策看到濒临破产的《密苏里德文时报》有拍卖的可能,而该报拥有西部联合通讯社的版权。1874年1月6日,普利策以不到1万美元的价格买进了该报,然后马上转手以4万美元之价出让了西部联合通讯社的版权(先收2.7万美元)。另外,他又把该报社机器卖出,也获得了一笔可观的收入。普利策在一个晚上变成了小富翁。

  1878年年底,他又一次抓住了一个机会。他以2500美元的低价,买进了破产的《圣路易快报》。这是一家破烂不堪的报馆,但它拥有西部联合通讯社的版权。他利用这个版权与另一家摇摇欲坠的《圣路易邮报》合并,成立了新的《圣路易邮快报》,并不久单独控制了该报。

  普利策本来是共和党人,但由于见到格兰特政府之腐败,他又弃绝共和党成了民主党人。他在《邮快报》上公开宣布,该报不是为党而是为人民服务,要反对所有的欺诈和作伪,不管它们是什么人干的,也不管它们发生在何时何地。它要拥护的是原则和理想,而不是成见和党派。

  他说:“什么是我们政治生活的最大败坏者?自然是腐化堕落。是什么造成了腐化堕落?自然是贪钱贪财。谁又是最大的贪财诱惑者?自然是大公司。”

  “钱是今天的最大力量,人们为了它出卖灵魂。妇女为了它出卖自己的肉体。人人跪倒在它的脚下。它给我们的自由制度蒙上了黑云。”

  《邮快报》向一切看不惯的事情开火。

  普利策自己宣布:“我们的报纸的确不拘一格。但在今天的世界里,它是道德上最鲜明的法官。许许多多的罪恶、卑鄙和腐败,最害怕的不是法律、伦理和所颁布的规章和法令,而是害怕在报纸上被揭露出来公之于众。”

  我们不清楚普利策是否读过杰斐逊的著作,至少,他在新闻自由这点上与杰斐逊不谋而合。杰斐逊早在一百年前说过类似的话:新闻自由“是人民自由的唯一保证”,“如果政府问心无愧,它就不必害怕在报纸上进行公正的辩论。除了新闻自由外,上帝没有赐给人类以筛选真理的妙方,宗教、法律和政治更不用说了。”

  在普利策经营下,《圣路易邮快报》成了美国中部最有名的报纸,普利策也靠它发了大财。于是他决心回纽约闯天下。

  纽约有一家摇摇欲坠的报纸——《世界报》。这家报纸的老板是臭名昭著的大资本家古尔德。普利策一贯在报上攻击古尔德,但现在他想买进《世界报》,不得不前往谈判。为了钱,这两个对头竟坐下来作了友好的谈判。古尔德索价50万美元,最后以34.6万美元成交。

  这里要附带说一下,美国的报纸有四分之三是共和党的,即老板为共和党人。普利策决心要把《世界报》办成民主党的报纸。他作了调查研究,了解到纽约的报纸读者基本上是上层或中层人士,也就是说,报纸还没有打入下层人民。所以他决心要把《世界报》办成一张吸引市民或小市民的报纸。在普利策看来,民主党是代表中下层人民的。1883年5月11日他在新的《世界报》上发表了宣言:

  《世界报》的全部财产已由本宣言的签署人购买了。从今日起,它已置于于不同以前的管理人员之下,措施和方法不同了,目的、政策和原则不同了,目标和兴趣不同了,同情和信念不同了,思考和心灵不同了。

  在这个日益繁荣的大城市里应该有一家不但价廉而且杰出;不但杰出而且版面众多;不但版面众多而且真正民主的报纸。它要为人民的大义献力而不是为权势。它要揭发所有的奸诈欺骗、打击所有的公害和弊端。它要以最热烈的诚挚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战斗。

  《世界报》将从此支持这个大义,并且为了这个目的,愿接受深明大义的大众的指导。

  普利策领导《世界报》靠的就是两条:第一条是制定政策,第二条是选好干部。其政策就是争取市民读者,其手段就是刊登迎合市民心理的新闻,包括无情揭露政治、经济、社会丑闻。选干部的手段就是重金聘用人才,挖走其他报纸的骨干。

  普利策购进《世界报》时,该报销路只有1.5万份。1896年最盛时期,它的早报销路平均为31.2万份,晚报为36万份,星期日版为56.2万份。普利策本人也成了他曾一贯攻击的“财阀”。他购置游艇一艘,游弋海上,生活奢华,早已没有平民气息。

  不过,《世界报》的确办了几起了不起的事。

  第一,它帮助民主党夺回白宫主权。自林肯以来,共和党一直占据白宫。在1884年的选举中,《世界报》为民主党首次夺得了白宫。民主党候选人克利夫兰仅以微弱多数战胜了共和党的布莱因,原因就是克利夫兰仅仅以数千票之差赢得了纽约州。民主党之所以取得这一差额应归功于《世界报》。它竭尽全力在报上揭露布莱因的丑闻,影响了投票。

  第二,它帮助建成了耸立于纽约港口的自由神像。自由神像本来是由法国人民在法国铸成的。工程师为奥格斯特·巴索地。他制成许多张的铜版,构成152米高的巨人,并送交了美国驻法使馆。安装在什么地方呢?有一个委员会选定了贝德洛岛,并筹集到了15万美元捐款。但这笔钱远远不够。工作就要停顿下来。《世界报》便出头发起一个宣传运动。普利策在社论中发出号召说:

  法国送了我们这么美丽的礼物,我们连让它登岸的地方都没有替它预备好,这对于纽约和美国国家简直是一种极大的耻辱。现在我们只有一件事可做,我们一定要筹款。

  《世界报》是人民的报纸,它现在向人民呼吁,大家共同来筹款。女神像所花的25万美元是由法国人民大众共同负担的。我们大家应当有同样的表示,不要等待百万富翁来出这笔钱。这不是法国百万富翁送给美国百万富翁的礼物,而是法国全体人民送给美国全体人民的礼物。

  请你们响应这个呼吁,无论多少捐献一些,我们等待着大众的响应。

  就这样。主要通过五分(nickel)和一毛(dime)的捐献,《世界报》筹足了近10万美元,自由女神终于在纽约港口竖立起来了。

  第三,普利策捐建了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他表示愿向哥大捐赠200万美元创办新闻学院。在最初,哥大竟拒绝接受,因为校董中有人认为普利策的钱不干净。普利策不死心,又一而再地找上门来,最后他保证不会因捐款而干涉校务,这笔钱才被收受。今天,哥大新闻学院校门口还刻着杰斐逊的一句名言:“如果我不得不在有政府而没有报纸与有报纸而没有政府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当然,杰斐逊在这儿所说的报纸是指自由发行的报纸。

  第四,普利策在遗言中留下了25万美元,作为普利策奖金,每年颁发一次。奖给在新闻、历史、音乐、戏剧各方面有卓越成就的人。由于近年来货币贬值,奖金数额似乎不多,但它仍然给得主带来极大的荣誉。

  但普利策最可贵之举是舍命为言论自由而进行一场决战。当年美国兴建巴拿马运河时,国会曾拨款4000万美元给运河公司。普利策认为该款之去处不明,很可疑。他还点名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内弟和塔夫脱总统的弟弟在这件事中大为可疑。罗斯福很是恼火。他送了一个咨文给国会说:“这一部分是对个人的诽谤——如对塔夫脱先生和鲁宾逊先生,但实际上是完全对美国政府的诽谤。真正的罪犯是《世界报》的编辑和报纸主人约瑟夫·普利策。普利策先生所犯的刑事罪,形式上虽然是对个人的诽谤,但其中伤的是在美国全体人民。现在不应当由哪位公民去控告普利策先生的诽谤罪,而应当由政府当局予以检举。这是国家的崇高责任,将诽谤美国人民者,绳之以法。”

  普利策没有被吓倒,他在《世界报》发表社论,题为“世界报是压不倒的”。文曰:“罗斯福先生打错了算盘。《世界报》是压不倒的。他一大堆卑鄙的话并不能改变我们以合理公平的态度对待他。我们重申我们已经说过的——美国国会应当对整个巴拿马交易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使美国人民了解其真相。”

  “就《世界报》而言,它的拥有人可以到监狱去。但即使他入了狱,《世界报》也不会停止作为自由人民的一名无谓保护者和维护自由言论的一张自由报纸,因为它是吓不倒的。”

  普利策完全了解罗斯福是一位说了就做的人,所以他特地派人去监狱察看,并预先安排他万一入狱以后的狱中生活。

  为了查明4000万美元用处的档案,普利策自己出资派人往巴黎调查,但档案已封藏。根据法国法律,已停业的公司档案要封存20年后焚毁,所以调查毫无结果。

  诉讼进行得很慢,直到1910年(已由塔夫脱接替罗斯福任总统)1月,纽约法院的法官才宣判政府的起诉无效,因为诉讼的理由不符合美国的法律精神。

  普利策还不满意,他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上诉。为什么胜诉的一方要求上诉呢?因为地方法院的判决效力限于地方,而普利策希望该判决具有全国性效力。1911年1月,最高法院作了裁决,宣布《世界报》胜诉。

  不管普利策是一名多大的浑蛋,由于他英勇地与政府进行了一场新闻自由的决战,从而使他在新闻史上成了一名不朽的英雄。

  2005年10月,美国专栏作家杰克·夏福对《世界报》作了如下的回顾:

  1883年,在圣路易斯成就霸业之后,少壮派出版巨头约瑟夫·普利策从金融家杰伊·古尔德手中收购了拥有1.5万销量、正亏本经营的《世界报》。普利策将揭露政治丑闻和制造轰动效应结合起来,获得了巨大成功,使报纸成为纽约民主党阵营劳工阶层的喉舌。到1898年,日销量已攀升到150万份。

  普利策彻底改写了纽约新闻界的行业规则。他会刊登廉租房生活的曝光报道,同样也会以“法国科学家和探险者发现长有尾巴的原始人”为标题,刊登附有插图的离奇故事。传记作家丹尼斯·布赖恩在《普利策的一生》一书中这样写道:《世界报》在纽约诸多日报中率先开辟了独立的体育专栏,并勇敢开创雇用女记者的先河。其中最有名的当数调查记者内利·布莱,她曾假冒病人入住一家精神病院,以揭露那里可怕的生活条件。

  但是真正让报纸鲜活起来的还是所配的插图和版面设计。普利策的员工彻底摒弃了以往版式的灰暗和沉闷。其他报纸上标题仅占一栏,而《世界报》的常常跨多栏。有时为了刺激读者的视觉,甚至横跨整个版面。

  众多的网板照片、戏剧化或是连环漫画的插图、插画、手写体的标题,以及大量地使用彩色等等,让《世界报》精美的版面变得生机盎然。如,1907年1月20日星期日《世界》杂志向读者介绍纽约摩天大楼内部情况的封面新闻所做的处理,就十分引人入胜。今天,报纸版面的设计都力求使读者能一目了然。而《世界报》的版面设计者则吸引读者去探寻,了解详情,去体会其中的微妙,使人们在脑海里形成一个持久的形象。有关摩天大楼的版面,设计得就像一本降临节日历,无处不在说“打开我”。

  过分依赖插图让《世界报》看起来有些落伍,但如果你理解当时的传统,那么这些画面的三维质量其实可以与今天最精致的照片及复制品相媲美。1911年8月13日《世界》杂志人兽遭遇的封面图片“潜水艇遭遇鲸鱼”,在我看来就栩栩如生。

  放在今天,版面设计人员在组织这类海洋报道的时候,会在几个版面上分散布置收集来的许多照片——鲸鱼、潜艇、水面船只、海豚、船只残骸、鲨鱼、涌浪、海草,还有追逐艇。然而,像贝克和布伦塔诺拯救下来的《世界报》的其他许多版面一样,潜艇和鲸的“双人芭蕾”的插图故事仅用了一个版面就讲了一个完整绘画故事,这就激起了读者阅读其文字部分的兴趣。

  类似《世界报》那样厚厚的周日大报,是收音机出现之前人们家庭娱乐的中心。一家人可以从众多的版面中各取所需:妈妈看女性版,哥哥看体育版,爸爸读头版,姐姐读时尚版,小孩们则可以看连环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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