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节 马克·吐温
马克·吐温是笔名，他的原名叫萨默尔·克莱门。美国人称他为“美国文学界中的林肯”，因为他的经历像林肯一样坎坷，他的成就像林肯一样辉煌。
1835年11月30日，马克·吐温生于密苏里州的小镇弗洛里达。他父亲本来是弗吉尼亚的一个小康商人，因生意失败，不断西迁。1839年，全家又从弗洛里达迁到汉尼堡。这是一个靠密西西比河的城市。1847年，他父亲去世，家境更为困难。1848年，吐温就到当地一家印刷厂当学徒，他的马克·吐温工作是排字。但这也给了他一个机会，使他能多认识字，多接触文化。这对他后来的创作生涯很有帮助。
他有一个哥哥，比他大10岁，在当地办了一家报纸，名曰“西部联邦报”。吐温于1851年转入他哥哥的报纸工作，在那里他开始写一些报道和短文。由于他自信已经可以独立谋生，从1853年起他就离乡远走，到圣路易、辛辛纳提、费城和纽约等地做排字工作或编辑。
1857年，他回到老家，异想天开，准备去巴西冒险。当他登上一条南下的航船“保罗·琼斯号”后，又改变了主意。因为他在船上遇到导航员比克斯皮，两人相谈甚洽，吐温决定向他学航行，但对方要收学费，吐温就向他姐夫借了150美元交学费，并很快领到了驾驶证书。因此，到1861年止，他是密西西比河上的一名领航员。这又为他后来写文章提供了许多写作素材。
1861年，内战爆发，他参加了南军，被围困。他逃出后与哥哥一同前往内华达，当时内华达尚未建州，他哥哥曾在1860年选举中极力为林肯竞选，所以被任命为内华达的检察长的秘书。当时有不少人在内华达找银矿发了财，吐温也想发财，作了尝试，但以失败告终。于是又重新投身报界。1863年2月3日，他在内华达的弗吉尼亚城《领地企业报》上首次采用了“马克·吐温”这个笔名。不久，因一篇文章引起了纠纷，并发展到要进行决斗，他不得已，离开内华达到旧金山。
他在《旧金山晨钟报》当记者，l866年，他受《萨克拉门托联邦报》之约，去夏威夷采访当地土人情况，回来后除了写报道外，又到处演说，他的演说非常风趣和幽默，从而获得幽默家的称号。
1867年，他以《加利福尼亚州日报》通讯员身份去纽约，这一次他是从水路去的，先从旧金山到尼加拉瓜的太平洋沿岸，然后横贯尼加拉瓜的大西洋沿岸，再上船抵达纽约。这次旅行非常艰苦，又给他带来了不少写作题材。
同年，韦伯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卡拉维腊郡的著名跳娃》，使他在全国文坛建立了声誉。他在纽约结识了《汤姆叔叔的小木屋》的作者斯托夫人，并经过她结识了她的哥哥、当时很有名的牧师比契。经比契的活动，他得以参加了一个赴欧观察团，在航船上他和一位姓蓝登的青年成了朋友，蓝登拿出妹妹的一张相片，吐温一见就入了迷。从这一刻起，他就开始对蓝登的妹妹念念不忘起来。
从欧洲回来后，他就到蓝登家做客。蓝登的父亲是一位富翁，经常招待客人。但吐温是蓄意找他女儿来的，他女儿名叫奥丽维亚。她爸爸万万没有想到女儿会看上这位莫名其妙的西部牛仔。由于女儿的执著，爸爸只好答应了这门亲事。他俩在1870年2月2日结婚。做岳父的替女婿买下了《布法罗快报》的三分之一股票，并送了他在布法罗的一幢住房。
结婚后不久，他岳父就得癌症病死了。女儿也因过度悲伤而得了精神分裂症。吐温觉得此地不祥，便决定迁往康涅狄克的哈特福德。起先，他在斯托夫人的妹妹家租了一幢房，但同时他自己买地盖屋，1874年他迁进了自己的新屋，这是一座相当豪华的楼房，共有18间房间。他在这事上花了10万美元，并在那里写了好几本书。这正是他一生中经济最宽裕的时期，谁也没有想到“破产”正在向他招手。
原来，吐温也有发财梦。为了方便出版自己的书，他自己成立了一个出版公司。他请他的内侄韦伯斯特当经理，公司就叫韦伯斯特公司。公司曾出了一本畅销书，即退休总统格兰特的自传。但吐温到底不是商务人才，他不善经营，最终大亏，以倒闭了事。吐温和他妻子各赔了6万美元，还欠下了9.5万美元的债务。其实，这不过是小灾难，不巧的是，他同时在另一笔投资上摔了个大跟斗。十多年来，吐温一直在一位佩奇先生身上投资。佩奇设计了一架印刷机，比市面上的先进得多。吐温认为这可以带来100万美元以上的利润，所以最后竟反客为主，买下了全部股票，佩奇倒成了雇员。佩奇的机子的确很好，但它的结构太复杂了，动不动就失灵，难以修复。因此只能作为实验室展览品，根本不能成为商品，吐温的巨额投资也从此泡了汤。这使他成了一个真正的穷光蛋，这也是又一出“林语堂中文打字机的悲剧”。
但吐温夫妇不失为英雄，他们公开宣布，不论怎样，他们将在短期内全部偿还债务。二人花了几年的时间进行艰苦劳作，其中一项是吐温到国外进行演讲。他们终于在1894年还清了所有债务。当时的舆论界都认为吐温了不起，这是债务史上的一大奇迹。而吐温又一次享誉全国。
吐温是一位多产作家，他的著作是真正的“等身”。1901年，他获耶鲁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02年，获密苏里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07年获英国牛津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吐温自己觉得最遗憾的是：他的爱妻和三个孩子都在他之前去世。特别是他唯一的儿子，是他的大意而造成其死亡的。那是个严冬，儿子只有一岁多。夫人有事外出，叫吐温照看儿子。吐温把儿童车推到走廊晒太阳，他自己则坐在晃椅上看书，忘其所以。当时室外温度为零下17度。那婴儿把小被踢开，等到吐温发现不对，他早已全身冻紫。由此得病而死。
1910年4月21日，吐温病死于纽约的艾尔密腊。
美国的19世纪后期被称为“镀金时代”，这个名词就是从吐温的小说《镀金时代》而来的。它描写了当时的华盛顿：
华盛顿这个地方对我们任何人都是个有趣的城市。你刚由车站出来，走上人行道的时候，就有一长排出租马车的车夫举起鞭子在你面前挥动，向你进攻。于是你就踏进首都的马车。你随即到了旅馆。
你当然愿意游览这个城市。首先，你瞥见一长排高耸在一个矮树林之上的雪白的宫殿顶上的装饰建筑。还看到一个高高的、优美的白圆屋顶。这个建筑就是国会大厦。国会大厦在一片高地的边缘，地势很好，可以看得很远，可是你却看不见什么城市。因为在国会大厦附近决定扩建市区的时候，附近的地产主人马上就把地皮的价格涨到不近人情的地步，以致大家都到下面去，在自由神殿后面的泥泞低湿地带盖起这座城市来了。
如果你再多到各处去访问一下，就会发现华盛顿每一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公寓的数目要多过全国其他任何城市。如果你到一个公寓里去要求寄宿，女主人就会用严厉的眼光打量你，并问你是不是国会议员。你也许为了开玩笑，故意说“是的”。那么她会对你说，她那儿已经客满了。如果你老老实实地当一个老百姓，她会让你住进去，因为你的行李可以作担保。因为国会议员的人身和财物是不许扣留的，她曾几次眼睁睁地含着眼泪看着几位议员老爷赖了账，各自跑回他们的老家，还把她那些没有填号收据的房租和伙食账单装进口袋里去作纪念品。
最使你吃惊的事情之一，就是你在华盛顿这个城市里所碰到的人差不多个个都有几分来头。上自最高级的局长，下至给各部的大厅擦地板的女仆，没有一个不是靠政界人物的人情找到差事的。除非你能使一位参议员或众议员或某部的长官倾听你的请求，替你说情，否则你就休想在华盛顿获得一个即使是最卑微的职务。你要是没有人情，光有品德和才能，那对你徒然是一种包袱，一点用处也没有。
19世纪的最后一年，美国参加八国联军，从天津打进北京城，沿途烧杀劫掠，无所不为。当时美国驻北京外交官洛克希尔写道：“文明的西方军队所到之处，其所产生的结果不堪描绘。想来13世纪蒙古人所作所为也不过如此吧。我无脸待在中国了。这一次次征讨一定会作为本世纪最可耻的征讨而列入史册。”
吐温更用讽刺之笔，写下了一篇“杂文”，登在圣诞前夕的《纽约太阳报》上。
美国对外传教协会理事会阿门特牧师是最近从中国旅行回来的。他这次旅行的目的是征收中国义和团对教会所造成的各种破坏的赔偿费。他不论到什么地方，就强令中国人付赔偿费。他说，所有他治下的基督徒现在都已获得照顾。他手下的教徒有700人，其中有300人被杀。他对每一个被杀的人相应地要索300两白银。他还令中国人全部赔偿教会的一切财产损失。不仅如此，他还征收了罚款，罚款为损失的财产价的13倍。阿门特先生说，他所收的赔偿费若与天主教所收的相比，那还是客气的，因为天主教除了收钱以外，还要求一命抵一命。天主教对杀死一名教徒要收赔偿费500两白银。
阿门特先生还说：“不错，我对我的美国同胞有意见，美国人的手太软了，没有像俄国人那样厉害。”我们幸运之至，在圣诞前夕读到这样的绝妙新闻，这有助于我们更兴高采烈地来庆祝我们愉快的节日。我们非常兴奋，我们的确可以开这样一个玩笑说：“我赢得白银，你输了脑袋。”
我们的阿门特牧师对其同伴天主教人表示妒忌，因为他们不仅得到较多赔款，而且还“一命抵一命”。牧师的妒忌是合情合理的。但他若能稍加思考，似大有可以自慰之处。因为天主教人的全部勒索都归入他们的私囊，而我们的这位牧师并不那样自私。他只以每人300两作如上之用，而其他赔偿则用之于传布福音。他这种海量已经赢得了全国的夸奖，国人应准备为他立一纪念碑。
我们有着一个输送文明的托拉斯。他向野蛮人的输出品清单上列有下列物品：博爱、公正、和善、基督精神、法律与秩序、自由、平等、教育，等等。不好吗？好，好得很。像苹果排一样好。但只是输出品的商标，是贴在货箱外面的。内部呢？不是这么一回事。面上光滑漂亮，而袋内所装实物恰巧是换取野蛮人的血汗、眼泪、领土、主权和自由的东西。而这个实物才是我们的真正的文明。
从这一篇文章看来，马克·吐温不仅是“美国文学界的林肯”，似乎也是“美国文学界的鲁迅”。
作为幽默大师，他为我们留下了很幽默的名言：
快乐不是一件自我存在的东西，它仅仅是与其他不快乐事情的一个相对比照，这就是快乐的整个情况。
缺乏钱财是所有罪恶的根源。
真正的大不敬是不尊重别人的神。
人类是唯一如此的动物：他爱护他的邻居就如同爱护他自己一样，但是如果对方的宗教神学有问题，他会割断对方的喉咙。
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有一项资产，它比其他所有的资产价值都高，那就是他最后的一口气。
良好的教养在于隐藏我们对自己较佳的评价，以及隐藏我们对他人较差的评价。
“名声”如同蒸气，“声望”如同意外，在地球上唯一可以确定的事情是被遗忘掉。
“原则”是“偏见”的另一个名称。
被大胆说出的预言不会被迷信的人认为是愚笨无趣的。
“需要”不认识任何“法律”。
当你为爱情而钓鱼时，要用你的心当作饵，而不是用你的脑筋。
首先去取得你的事实，然后你才能够随心所欲地扭曲它。
一个人最危险的敌人是他自己的口舌。
预言是唯一的一项人类技术，它是无法由练习而改善的。
当一个人阅读《圣经》时，他对上帝所知程度的惊讶是低于他对上帝所不知程度的惊讶的。
最后有一项惊人的消息：将有一部新的马克·吐温自传问世。原来马克·吐温在1906年时口授了一部自传，由打字员记录完成。因为他当时明确表示这部自传必须在他死后一百年才能出版，造成了一代文豪在去世后一百年还有“新作”问世的独特现象。
为什么要等一百年后才出版？因为这里面涉及很多对当时美国政界名人的评论，对美国政治主张的讽刺，也有对自己私人生活的披露。这些内容如果在当时披露出来的话，肯定会引起轩然大波。
他在71岁时才写这部自传，正因为他说定一百年后才能出版，所以他可以畅所欲言，不受任何约束。他在书中对一切人都直言不讳，毫不客气。而且往往非常刻薄。如果此人在世的话，肯定会气得半死。
举一个个别例子来讲：他把针对莱昂女士的抨击首次公之于众。他毫无保留地展现对莱昂以及她丈夫拉尔夫·阿什克罗夫特的憎恨。他本来十分信任这个女人，并于1907年将代理权交给了她，后者在两年后将自己置于催眠状态之下。他揭露年龄比他小将近30岁的莱昂试图勾引他。他申斥她“是撒谎者、造假者、贼、伪君子、酒鬼、告密者、骗子、背信弃义者、阴谋家、思想肮脏、一心想勾引男人的荡妇。”
翻译家黄福海对有待出版（中文版）的这部自传作了如下的介绍：
一个伟大的作家，艺术与思想方面往往都同样成熟。马克·吐温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他对当时的中国和其他落后国家怀有深切的同情。他在担任记者期间，曾经撰文揭露旧金山一群孩子欺侮一个华人的事实，表现了强烈的正义感和一个作家的良心。马克·吐温在一个集会上曾听到有人说“我们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种，我们要什么东西时，只需要伸手拿就是了。”《自传》针对这句话评曰：这句话换一种说法就是“英国人、美国人是小偷、是拦路行劫的强盗、是海盗，并且我们以此三位一体为光荣。我们从专制的欧洲输进了我们的帝国主义，还输进了我们的别开生面的爱国主义观众。”
马克·吐温写道：“在这本自传里，我是从坟墓中向世人说话，这本书出版时我已死了。一本在作者活着时给人看的书，总是不敢真正直言不讳说话的。我将写得真诚、自由，不受拘束，因为我深知，在我死去从而无知无觉不闻不问之前，我所写的东西不会给任何人看到。我希望这部自传能成为将来所有传记的典范。”他还说：“我这部自传并非专从我一生中挑出一些足资夸耀的插曲来写，而只是写了一些普普通通的经历，正是这些经历组成了一般人的生活内容。”
这部自传全面地展现了作者对政治、性、宗教以及美国政府的一些激烈评论，比如说，反对美国军事干涉古巴和菲律宾。他说：“世界上幽默的事情有许许多多，其中之一就是：白人认为他们比其他野蛮人少一些野蛮。”以及“人类是唯一以杀人取乐的动物”等。这些言论在当时都是有所实指的，也是一针见血的。
在文学方面，马克·吐温认为美国西部文学的代表作家布勒特·哈代从来不是一个优秀作家，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作者斯托夫人“脑子已经退化，是个可悲的人物”。另外对亨利·詹姆斯和乔治·艾略特等也直接表示了厌恶。但他跟海伦·凯勒关系很好。自传中附有这位克服种困难终于获得成功的盲聋女作家写给马克·吐温的信。
马克·吐温最赞赏的美国人是他的老朋友兼评论家威廉·迪安·豪威尔斯。
马克·吐温关心普通民众，描写普通民众，同情弱势群体，而且不畏强权。他对基督教国家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上帝也常常会幽上一默。
马克·吐温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平民化和民主化倾向的文学家，他喜欢冒险，主张乐观，鼓励探索，追求正义，体现了真正的美国精神。虽然他晚年有些悲观主义的倾向，但总体仍属乐观。他说，英国小说长于讽刺，法国小说长于机智，而美国小说则长于幽默。
马克·吐温的自传将使人们联想到世界文学史上的知名自传，如奥古斯多的《忏悔录》，富兰克林的《自传》和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总之，马克·吐温的小说艺术和思想哲学值得人们重新研究和发掘。
1835年11月30日，马克·吐温生于密苏里州的小镇弗洛里达。他父亲本来是弗吉尼亚的一个小康商人，因生意失败，不断西迁。1839年，全家又从弗洛里达迁到汉尼堡。这是一个靠密西西比河的城市。1847年，他父亲去世，家境更为困难。1848年，吐温就到当地一家印刷厂当学徒，他的马克·吐温工作是排字。但这也给了他一个机会，使他能多认识字，多接触文化。这对他后来的创作生涯很有帮助。
他有一个哥哥，比他大10岁，在当地办了一家报纸，名曰“西部联邦报”。吐温于1851年转入他哥哥的报纸工作，在那里他开始写一些报道和短文。由于他自信已经可以独立谋生，从1853年起他就离乡远走，到圣路易、辛辛纳提、费城和纽约等地做排字工作或编辑。
1857年，他回到老家，异想天开，准备去巴西冒险。当他登上一条南下的航船“保罗·琼斯号”后，又改变了主意。因为他在船上遇到导航员比克斯皮，两人相谈甚洽，吐温决定向他学航行，但对方要收学费，吐温就向他姐夫借了150美元交学费，并很快领到了驾驶证书。因此，到1861年止，他是密西西比河上的一名领航员。这又为他后来写文章提供了许多写作素材。
1861年，内战爆发，他参加了南军，被围困。他逃出后与哥哥一同前往内华达，当时内华达尚未建州，他哥哥曾在1860年选举中极力为林肯竞选，所以被任命为内华达的检察长的秘书。当时有不少人在内华达找银矿发了财，吐温也想发财，作了尝试，但以失败告终。于是又重新投身报界。1863年2月3日，他在内华达的弗吉尼亚城《领地企业报》上首次采用了“马克·吐温”这个笔名。不久，因一篇文章引起了纠纷，并发展到要进行决斗，他不得已，离开内华达到旧金山。
他在《旧金山晨钟报》当记者，l866年，他受《萨克拉门托联邦报》之约，去夏威夷采访当地土人情况，回来后除了写报道外，又到处演说，他的演说非常风趣和幽默，从而获得幽默家的称号。
1867年，他以《加利福尼亚州日报》通讯员身份去纽约，这一次他是从水路去的，先从旧金山到尼加拉瓜的太平洋沿岸，然后横贯尼加拉瓜的大西洋沿岸，再上船抵达纽约。这次旅行非常艰苦，又给他带来了不少写作题材。
同年，韦伯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卡拉维腊郡的著名跳娃》，使他在全国文坛建立了声誉。他在纽约结识了《汤姆叔叔的小木屋》的作者斯托夫人，并经过她结识了她的哥哥、当时很有名的牧师比契。经比契的活动，他得以参加了一个赴欧观察团，在航船上他和一位姓蓝登的青年成了朋友，蓝登拿出妹妹的一张相片，吐温一见就入了迷。从这一刻起，他就开始对蓝登的妹妹念念不忘起来。
从欧洲回来后，他就到蓝登家做客。蓝登的父亲是一位富翁，经常招待客人。但吐温是蓄意找他女儿来的，他女儿名叫奥丽维亚。她爸爸万万没有想到女儿会看上这位莫名其妙的西部牛仔。由于女儿的执著，爸爸只好答应了这门亲事。他俩在1870年2月2日结婚。做岳父的替女婿买下了《布法罗快报》的三分之一股票，并送了他在布法罗的一幢住房。
结婚后不久，他岳父就得癌症病死了。女儿也因过度悲伤而得了精神分裂症。吐温觉得此地不祥，便决定迁往康涅狄克的哈特福德。起先，他在斯托夫人的妹妹家租了一幢房，但同时他自己买地盖屋，1874年他迁进了自己的新屋，这是一座相当豪华的楼房，共有18间房间。他在这事上花了10万美元，并在那里写了好几本书。这正是他一生中经济最宽裕的时期，谁也没有想到“破产”正在向他招手。
原来，吐温也有发财梦。为了方便出版自己的书，他自己成立了一个出版公司。他请他的内侄韦伯斯特当经理，公司就叫韦伯斯特公司。公司曾出了一本畅销书，即退休总统格兰特的自传。但吐温到底不是商务人才，他不善经营，最终大亏，以倒闭了事。吐温和他妻子各赔了6万美元，还欠下了9.5万美元的债务。其实，这不过是小灾难，不巧的是，他同时在另一笔投资上摔了个大跟斗。十多年来，吐温一直在一位佩奇先生身上投资。佩奇设计了一架印刷机，比市面上的先进得多。吐温认为这可以带来100万美元以上的利润，所以最后竟反客为主，买下了全部股票，佩奇倒成了雇员。佩奇的机子的确很好，但它的结构太复杂了，动不动就失灵，难以修复。因此只能作为实验室展览品，根本不能成为商品，吐温的巨额投资也从此泡了汤。这使他成了一个真正的穷光蛋，这也是又一出“林语堂中文打字机的悲剧”。
但吐温夫妇不失为英雄，他们公开宣布，不论怎样，他们将在短期内全部偿还债务。二人花了几年的时间进行艰苦劳作，其中一项是吐温到国外进行演讲。他们终于在1894年还清了所有债务。当时的舆论界都认为吐温了不起，这是债务史上的一大奇迹。而吐温又一次享誉全国。
吐温是一位多产作家，他的著作是真正的“等身”。1901年，他获耶鲁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02年，获密苏里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07年获英国牛津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吐温自己觉得最遗憾的是：他的爱妻和三个孩子都在他之前去世。特别是他唯一的儿子，是他的大意而造成其死亡的。那是个严冬，儿子只有一岁多。夫人有事外出，叫吐温照看儿子。吐温把儿童车推到走廊晒太阳，他自己则坐在晃椅上看书，忘其所以。当时室外温度为零下17度。那婴儿把小被踢开，等到吐温发现不对，他早已全身冻紫。由此得病而死。
1910年4月21日，吐温病死于纽约的艾尔密腊。
美国的19世纪后期被称为“镀金时代”，这个名词就是从吐温的小说《镀金时代》而来的。它描写了当时的华盛顿：
华盛顿这个地方对我们任何人都是个有趣的城市。你刚由车站出来，走上人行道的时候，就有一长排出租马车的车夫举起鞭子在你面前挥动，向你进攻。于是你就踏进首都的马车。你随即到了旅馆。
你当然愿意游览这个城市。首先，你瞥见一长排高耸在一个矮树林之上的雪白的宫殿顶上的装饰建筑。还看到一个高高的、优美的白圆屋顶。这个建筑就是国会大厦。国会大厦在一片高地的边缘，地势很好，可以看得很远，可是你却看不见什么城市。因为在国会大厦附近决定扩建市区的时候，附近的地产主人马上就把地皮的价格涨到不近人情的地步，以致大家都到下面去，在自由神殿后面的泥泞低湿地带盖起这座城市来了。
如果你再多到各处去访问一下，就会发现华盛顿每一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公寓的数目要多过全国其他任何城市。如果你到一个公寓里去要求寄宿，女主人就会用严厉的眼光打量你，并问你是不是国会议员。你也许为了开玩笑，故意说“是的”。那么她会对你说，她那儿已经客满了。如果你老老实实地当一个老百姓，她会让你住进去，因为你的行李可以作担保。因为国会议员的人身和财物是不许扣留的，她曾几次眼睁睁地含着眼泪看着几位议员老爷赖了账，各自跑回他们的老家，还把她那些没有填号收据的房租和伙食账单装进口袋里去作纪念品。
最使你吃惊的事情之一，就是你在华盛顿这个城市里所碰到的人差不多个个都有几分来头。上自最高级的局长，下至给各部的大厅擦地板的女仆，没有一个不是靠政界人物的人情找到差事的。除非你能使一位参议员或众议员或某部的长官倾听你的请求，替你说情，否则你就休想在华盛顿获得一个即使是最卑微的职务。你要是没有人情，光有品德和才能，那对你徒然是一种包袱，一点用处也没有。
19世纪的最后一年，美国参加八国联军，从天津打进北京城，沿途烧杀劫掠，无所不为。当时美国驻北京外交官洛克希尔写道：“文明的西方军队所到之处，其所产生的结果不堪描绘。想来13世纪蒙古人所作所为也不过如此吧。我无脸待在中国了。这一次次征讨一定会作为本世纪最可耻的征讨而列入史册。”
吐温更用讽刺之笔，写下了一篇“杂文”，登在圣诞前夕的《纽约太阳报》上。
美国对外传教协会理事会阿门特牧师是最近从中国旅行回来的。他这次旅行的目的是征收中国义和团对教会所造成的各种破坏的赔偿费。他不论到什么地方，就强令中国人付赔偿费。他说，所有他治下的基督徒现在都已获得照顾。他手下的教徒有700人，其中有300人被杀。他对每一个被杀的人相应地要索300两白银。他还令中国人全部赔偿教会的一切财产损失。不仅如此，他还征收了罚款，罚款为损失的财产价的13倍。阿门特先生说，他所收的赔偿费若与天主教所收的相比，那还是客气的，因为天主教除了收钱以外，还要求一命抵一命。天主教对杀死一名教徒要收赔偿费500两白银。
阿门特先生还说：“不错，我对我的美国同胞有意见，美国人的手太软了，没有像俄国人那样厉害。”我们幸运之至，在圣诞前夕读到这样的绝妙新闻，这有助于我们更兴高采烈地来庆祝我们愉快的节日。我们非常兴奋，我们的确可以开这样一个玩笑说：“我赢得白银，你输了脑袋。”
我们的阿门特牧师对其同伴天主教人表示妒忌，因为他们不仅得到较多赔款，而且还“一命抵一命”。牧师的妒忌是合情合理的。但他若能稍加思考，似大有可以自慰之处。因为天主教人的全部勒索都归入他们的私囊，而我们的这位牧师并不那样自私。他只以每人300两作如上之用，而其他赔偿则用之于传布福音。他这种海量已经赢得了全国的夸奖，国人应准备为他立一纪念碑。
我们有着一个输送文明的托拉斯。他向野蛮人的输出品清单上列有下列物品：博爱、公正、和善、基督精神、法律与秩序、自由、平等、教育，等等。不好吗？好，好得很。像苹果排一样好。但只是输出品的商标，是贴在货箱外面的。内部呢？不是这么一回事。面上光滑漂亮，而袋内所装实物恰巧是换取野蛮人的血汗、眼泪、领土、主权和自由的东西。而这个实物才是我们的真正的文明。
从这一篇文章看来，马克·吐温不仅是“美国文学界的林肯”，似乎也是“美国文学界的鲁迅”。
作为幽默大师，他为我们留下了很幽默的名言：
快乐不是一件自我存在的东西，它仅仅是与其他不快乐事情的一个相对比照，这就是快乐的整个情况。
缺乏钱财是所有罪恶的根源。
真正的大不敬是不尊重别人的神。
人类是唯一如此的动物：他爱护他的邻居就如同爱护他自己一样，但是如果对方的宗教神学有问题，他会割断对方的喉咙。
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有一项资产，它比其他所有的资产价值都高，那就是他最后的一口气。
良好的教养在于隐藏我们对自己较佳的评价，以及隐藏我们对他人较差的评价。
“名声”如同蒸气，“声望”如同意外，在地球上唯一可以确定的事情是被遗忘掉。
“原则”是“偏见”的另一个名称。
被大胆说出的预言不会被迷信的人认为是愚笨无趣的。
“需要”不认识任何“法律”。
当你为爱情而钓鱼时，要用你的心当作饵，而不是用你的脑筋。
首先去取得你的事实，然后你才能够随心所欲地扭曲它。
一个人最危险的敌人是他自己的口舌。
预言是唯一的一项人类技术，它是无法由练习而改善的。
当一个人阅读《圣经》时，他对上帝所知程度的惊讶是低于他对上帝所不知程度的惊讶的。
最后有一项惊人的消息：将有一部新的马克·吐温自传问世。原来马克·吐温在1906年时口授了一部自传，由打字员记录完成。因为他当时明确表示这部自传必须在他死后一百年才能出版，造成了一代文豪在去世后一百年还有“新作”问世的独特现象。
为什么要等一百年后才出版？因为这里面涉及很多对当时美国政界名人的评论，对美国政治主张的讽刺，也有对自己私人生活的披露。这些内容如果在当时披露出来的话，肯定会引起轩然大波。
他在71岁时才写这部自传，正因为他说定一百年后才能出版，所以他可以畅所欲言，不受任何约束。他在书中对一切人都直言不讳，毫不客气。而且往往非常刻薄。如果此人在世的话，肯定会气得半死。
举一个个别例子来讲：他把针对莱昂女士的抨击首次公之于众。他毫无保留地展现对莱昂以及她丈夫拉尔夫·阿什克罗夫特的憎恨。他本来十分信任这个女人，并于1907年将代理权交给了她，后者在两年后将自己置于催眠状态之下。他揭露年龄比他小将近30岁的莱昂试图勾引他。他申斥她“是撒谎者、造假者、贼、伪君子、酒鬼、告密者、骗子、背信弃义者、阴谋家、思想肮脏、一心想勾引男人的荡妇。”
翻译家黄福海对有待出版（中文版）的这部自传作了如下的介绍：
一个伟大的作家，艺术与思想方面往往都同样成熟。马克·吐温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他对当时的中国和其他落后国家怀有深切的同情。他在担任记者期间，曾经撰文揭露旧金山一群孩子欺侮一个华人的事实，表现了强烈的正义感和一个作家的良心。马克·吐温在一个集会上曾听到有人说“我们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种，我们要什么东西时，只需要伸手拿就是了。”《自传》针对这句话评曰：这句话换一种说法就是“英国人、美国人是小偷、是拦路行劫的强盗、是海盗，并且我们以此三位一体为光荣。我们从专制的欧洲输进了我们的帝国主义，还输进了我们的别开生面的爱国主义观众。”
马克·吐温写道：“在这本自传里，我是从坟墓中向世人说话，这本书出版时我已死了。一本在作者活着时给人看的书，总是不敢真正直言不讳说话的。我将写得真诚、自由，不受拘束，因为我深知，在我死去从而无知无觉不闻不问之前，我所写的东西不会给任何人看到。我希望这部自传能成为将来所有传记的典范。”他还说：“我这部自传并非专从我一生中挑出一些足资夸耀的插曲来写，而只是写了一些普普通通的经历，正是这些经历组成了一般人的生活内容。”
这部自传全面地展现了作者对政治、性、宗教以及美国政府的一些激烈评论，比如说，反对美国军事干涉古巴和菲律宾。他说：“世界上幽默的事情有许许多多，其中之一就是：白人认为他们比其他野蛮人少一些野蛮。”以及“人类是唯一以杀人取乐的动物”等。这些言论在当时都是有所实指的，也是一针见血的。
在文学方面，马克·吐温认为美国西部文学的代表作家布勒特·哈代从来不是一个优秀作家，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作者斯托夫人“脑子已经退化，是个可悲的人物”。另外对亨利·詹姆斯和乔治·艾略特等也直接表示了厌恶。但他跟海伦·凯勒关系很好。自传中附有这位克服种困难终于获得成功的盲聋女作家写给马克·吐温的信。
马克·吐温最赞赏的美国人是他的老朋友兼评论家威廉·迪安·豪威尔斯。
马克·吐温关心普通民众，描写普通民众，同情弱势群体，而且不畏强权。他对基督教国家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上帝也常常会幽上一默。
马克·吐温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平民化和民主化倾向的文学家，他喜欢冒险，主张乐观，鼓励探索，追求正义，体现了真正的美国精神。虽然他晚年有些悲观主义的倾向，但总体仍属乐观。他说，英国小说长于讽刺，法国小说长于机智，而美国小说则长于幽默。
马克·吐温的自传将使人们联想到世界文学史上的知名自传，如奥古斯多的《忏悔录》，富兰克林的《自传》和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总之，马克·吐温的小说艺术和思想哲学值得人们重新研究和发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