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北京十年——思想篇

第十二节 李大钊的图书馆建设思想

　　李大钊在任职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期间，经过努力学习有关理论，对北京大学图书馆进行了全面改革，使之成为当时国内大学的一流图书馆。李大钊的图书馆建设思想的形成，主要是工作需要的实践经验，也吸收和借鉴了西方图书馆建设的指导思想，李大钊成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先驱。

　　李大钊创造性地阐述了图书馆的性质、分类与作用，强调图书馆作为研究和教育机关的重要性，社会图书馆与学校图书馆的不同，图书馆的功能注重图书的流通，为读者服务由文库出纳转变为导读、介绍，倡导馆际合作、资源共享；图书馆内部必须健全管理体制，完善规章制度；图书馆工作人员必须提高专业素质，开办讲习班，加强图书馆教育；经过努力在工厂创建了各种类型图书馆，以图书馆为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和社会主义思想。

　　图书馆功能是研究和教育

　　1918年2月至1922年12月，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此一时期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向近代图书馆演变的重要时期，李大钊处于工作的需要，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方面进行探索。他没有写作和出版过图书馆学著作，而是实践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全面改革，在工作实践中使他的图书馆建设思想得到体现，例如《参观清华学校杂记》（1918年3月19、20日）、《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辞》（1919年12月13日）、《关于图书馆的研究》（1921年10月24日）、《美国图书馆员之训练》（1921年12月1日）等文章，还有现在收录在《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中的几十篇图书馆主任的启事、告白、通知等，都体现出李大钊是在兢兢业业地开创大学图书馆事业，同时也是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积极推动，李大钊确实是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者。美国出版的《ALA世界图书和图书情报工作百科全书》中称：“李大钊是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

　　“古代图书馆和现在的性质完全不同。古代图书馆不过是藏书的地方，管理员不过是守书的人。他们不叫书籍损失，就算尽了他们的职务。现在图书馆是研究室，管理员不仅只保存书籍，还要使各种书籍发生很大的效用，所以含有教育的性质”。

　　李大钊提出“想教育发展，一定要使全国人民不论何时何地都有研究学问的机会；换句话说，就是使全国变成一个图书馆或是研究室”。

　　同上。

　　这是因为就大学而言，大学教授法由过去的教师讲、学生记的方式，转变为鼓励学术研究兴趣的教授法，因此，图书馆也不能不发生改变。教师在课堂上指出许多的参考书作学生自行研究的材料，若没有完备的图书馆，大量的藏书和复本，就无法满足新教授法的要求。大学图书馆是为大学教学和研究服务的机构，可见，学术研究就必须有完备的图书馆。

　　提出增加复本的同时，李大钊提出了开架式，由读者自行选择取书的方式，并且与之相联系的提出了所发生的目录编制方法问题，建议使用依据书籍的性质分类录制目录，而不是只用字典式、文库式。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读者。

　　对图书馆学理论的重要探索

　　李大钊是一位实践中的图书馆学者，而这种专业性的工作实践必然要求提升到理论的层面加以论证，这些方面的探索有：

　　图书馆的分类。李大钊指出：“图书馆有两种：一是社会的，一是学校的。社会图书馆的对象是社会一般人民、学校图书馆的对象是学生。这两种的性质不同，所以形式也不一样。”

　　同上。

　　时至今日，仍然是这样划分图书馆类型的，只是又增加了一类专业图书馆。李大钊说的社会图书馆要面向大众，面向市民，尤其要面向劳工阶级，藏书通俗一些，要“多办市立的图书馆，通俗的尤其要紧。图书馆宜一律公开不收费”。

　　公共图书馆应该为劳工阶级服务，要使它成为提高工农大众政治觉悟、文化水平和向中国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工具。他撰文呼吁：“劳工聚集的地方，必须有适当的图书馆、书报社，专供工人休息时间阅览。”

　　图书馆的教育功能。李大钊认为学校图书馆是为学校师生服务的教育科研机构。学校图书馆不单是藏书的地方，而是“教育的机关”的“研究室”，具有传递知识的功能。既要收藏好书籍，又要有目的地整理书籍，要通过流通借阅，使书籍发挥教育功能，为广大读者尤其是学生服务，也要为学校教学与科研服务。“图书馆和教育有密切的关系。想教育发展，一定要使全国人民不论何时何地都有研究学问的机会；换一句话就是使全国变成一个图书馆或是研究室。”因此，他主张充分开发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不能再像过去的藏书楼，只重书籍收藏，而要使各种书籍发挥很大的效用，使其成为研究室，“含有教育的性质”。

　　图书馆的改革途径。在《关于图书馆的研究》一文中，李大钊提出：“为什么要研究图书馆？若只为添几部书，要急于救目前的话，则似乎范围太狭了。”

　　为充分发挥图书馆社会教育的功能，他主张要创造条件满足日益增加的读者借阅的需求。他提出增加复本，方便多数读者；提出采用开架式。并且以美国的统计为论证，指出采用开架式虽有弊端，即“损失较多”，但“所得的利益比损失大得多”，图书馆应“给阅览的人一种选择的便利”，开架式具备这种优点，既然“图书馆就是研究室，阅览的能随时翻阅才好”。

　　提高图书馆员素质。李大钊建议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添设图书馆专科，或是简易的传习所，使管理图书的都有图书馆教育的知识”。

　　在《关于图书馆的研究》的讲演中，他还提到：“在中国今日，管理图书馆者，多无专门知识，女界于此，若能事先研究，养成图书馆人才，他日此种事业，自能得到优先权利。”

　　1921年12月，他在《晨报》上发表《美国图书馆员之训练》一文，介绍了美国17所图书馆学校的沿革、学制、课程等方面的情况，“证明了这经过训练的，比没有经过训练的有条理有组织的多”，“因而促成图书馆学校发达了”。

　　希望我国吸取和借鉴国外图书馆员训练方面的先进经验。

　　做好读者服务工作。李大钊说，北大图书馆“职员虽然很多，但天天办的都是些借书的手续。所以这个图书馆不是研究室，变成借书所了”。“藏书贵活用，欲活用故奖励借书。借书之事，乃成图书馆中最重要的问题。”为方便多数读者，他又提出，“（一）借出之书，宜先预定归还日期。（二）临时借阅，不准携书馆外。”对读者也提出了要求，指出：“开架式最重要的是公德心。敝校阅书的有一种不好的习惯，就是借去的书籍，往往不按期交还。”

　　传播先进文化。在李大钊的主持下，北京大学图书馆成了当时中国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中国共产党北方革命活动的中心。把图书馆建设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阵地，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史上的划时代转变。

　　图书馆的安全。“幸勿在各阅览室内吸食纸烟，以防火险，并重公众卫生。”

　　重视馆员业务素质

　　李大钊把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上升到“这是关系到中国图书馆前途的事情，也是关系到中国教育前途的事情”。

　　图书馆的教育功能能否充分发挥，与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自身素质有很大关系。所以，李大钊对如何提高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素质尤其是业务素质等问题亦作了开创性的探索。李大钊在中国图书馆思想发展史上最早明确主张高等师范学校宜设立图书馆专科或图书馆“传习所”。1919年12月13日，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时，李大钊指出：“贵校是研究教育的，所以，我希望贵校添设图书馆专科，或是简易的传习所，使管理图书的都有图书馆教育的知识。”“这是关系到中国图书馆前途的事情，也是关系到中国教育前途的事情”。

　　李大钊通过演讲、撰文等形式，努力普及图书馆的知识。1921年10月24日，他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关于图书馆的研究》演讲，介绍了图书馆管理的基本程序和图书馆事物的基本知识，介绍了国外图书馆发展的状况，提出发展图书馆必须培养图书馆人才的主张。并说“国内女子图书馆人才极缺乏”

　　而美国图书馆人才女性大大高于男性。

　　1921年12月1日李大钊在《晨报》上发表《美国图书馆员之训练》一文，指出英国在1877年就有关于图书馆员训练的记载，此后意大利颁布皇家条令，规定凡是国家图书馆员必须训练，并附之实施。美国很注意图书馆员的训练……1887年，发明十进位分类法的M。杜威在哥伦比亚学院成立了图书馆学校，此后美国图书馆学校就逐渐多起来。李大钊在《美国图书馆员之训练》一文中，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图书馆教育发展的情况、美国重要的17所图书馆学校的概况。他着重指出：“美国图书馆教育的发达，因而促成图书馆学校的发达。”“若能要求学校增设图书馆讲习所，岂但图书馆幸甚，女界也幸甚。”

　　同上。

　　李大钊通过演讲和发表文章，宣传图书馆的基本知识，强调图书馆教育的重要性，为图书馆知识的普及和提高人们对图书馆的认识作出了贡献。

　　1920年8月，在李大钊的强烈建议下，北京高等师范举办了“暑期图书馆讲习会”。李大钊在讲习会上讲授了“图书馆教育”课程，传授图书馆的基本知识。“到会所讲者不下百余人，内有女子十余人，多系各省或各校选派来京或有志研究此项教育者，每日开讲座为之满，洵吾国图书馆教育发展之一新纪元也”。

　　当时参加听讲的人谈其感受说：“中国自从开办图书馆以来，大家只知道图书馆，不知道什么图书馆学，到了这会讲演图书馆组织法、管理法、分类编目，以及图书馆教育科学，一切听讲的人，都知道图书馆是一种科学，大有研究的价值”。可见，这次讲习会，达到了普及图书馆学知识的目的。《晨报》在报导这次讲习会的消息时，曾称之为“中国图书馆界空前的大会”、“吾国图书馆教育发展之新纪元”。戴志骞先生也有记“庚申夏，北京高师办有图书馆讲习会，虽直皖之战而各省图书馆员，前来听讲者，仍形踊跃，此可见国人，对于改良旧有图书馆之积习，固甚及也。”

　　这次史无前例的讲习会，开创了图书馆教育的先河，为社会大众接受、认识、利用、研究图书馆学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李大钊是中国图书馆思想发展史上倡导开设图书馆专业讲座的人士之一。他主张在有条件的学校开设一些图书馆专业讲座，以弥补图书馆员在业务理论方面的不足。因此，1921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开设了“图书馆教育”的讲座课，使听众包括图书馆员对图书馆职业产生了浓厚兴趣。

　　北大图书馆的改革创新

　　1918年年初，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时，开始了把旧式图书馆变成与学术研究和教育需要相适应的现代图书馆的改革。北大图书馆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建于1902年，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国立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红楼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今五四大街）29号，原为北京大学第一院。整座建筑通体用红砖砌筑，红瓦铺顶，故名。始建于1916年，1918年落成。楼高4层，有半地下室，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红楼建成后成为前北京大学的校部，并作图书馆和文科教室。半地下室设有印刷厂，第1层为图书馆，第2层为行政办公室，第3、4层为教室。1918年10月李大钊组织实施了图书馆搬迁到红楼的新规划。10月22日日新馆开馆。各类图书兼容，中外文化并存，推行外国图书馆的先进经验，提倡开架阅览。

　　大力增加书刊。1917年12月，北大图书馆有中文书籍147190册，外文书籍9970册；到了1923年9月有中文书籍184008册，外文书籍28836册。五年中，中、外文图书增加很多，中文书籍增加36800余册，外文书增加18800余册。日、德、英、俄的图书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书籍。

　　调整服务机构。1920年5月10日，由李大钊亲自修订图书馆借书规则，1920年5月又拟定了《北京大学图书部试行条例13条》。增设各类阅览室。将原来只有4个室改为4个科，即购书、登录、编目、典书。典书科下设6个阅览室。图书馆员经过考核，聘任为大学助教。

　　健全规章制度。为寄存书规定：凡一种书两本以上的，不论是教员、职员、学生概不借出，尽可能在阅览室里看；与国史馆及各科研究所商榷后，施行互相借书这一方法；可以将个人私有图书寄存在馆内，供大家阅览，以改变图书馆里的书少不够读者借阅的情况。

　　改革藏书制度。“藏书贵在活用”，藏书实施“兼容互需”方针。主张开架借阅，节约读者时间。李大钊在仔细分析图书搜集、登录、分类、保存、借阅的每一方面后，指出“借书之事乃成为图书馆中最重要的问题”，主张开架借阅，废弃繁琐的文库式借阅。当时的北大图书馆闭架借阅，文库式排架，书本式目录，找一本书很是费时费力。

　　实现资源共享。校内文献交流，促成馆际互借。书是图书馆赖以存在的基础，而当时北大图书馆的藏书少又陈旧，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李大钊意识到图书馆最重要的事务，就是管理好图书馆的流通，为读者找书，为书找读者。图书馆的图书丰富程度极为重要。为此，他一方面千方百计力争增加经费，直接从国外购书。但是，图书馆总是无法及时满足读者所有读者阅读需求的，所以，李大钊提出采用馆际之间的互借，实现资源共享。1919年1月，李大钊在当选北京图书馆协会中文书记之后，参与制定的《北京图书馆协会章程》中也明确提出了“各图书馆互借图书，应由各图书馆自为交涉”。

　　加强与国外联系。李大钊在1921年6月接待了由金陵大学校长介绍的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汉文书籍编目员卫德女士来北大图书馆研习汉文书籍编目事宜。1921年9月17日，卫德女士自华盛顿致函李大钊，对给予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并表示愿意为北大图书馆与国会图书馆的联络尽力。

　　《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9月30日。

　　倡导无私捐赠。李大钊特别特别重视捐赠书刊给图书馆。在当时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试行条例》中，规定有图书馆的登录科应负责赠书答谢和加以公布以倡导的规定，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后，先后捐出400多册中外图书给北大图书馆。在《李大钊史事综录》一书中，收录有李大钊捐赠书刊的日期和目录。

　　把图书馆建成传播马克思学说的阵地

　　李大钊利用图书馆阵地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前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介绍主要是通过报刊登载。北大图书馆开放两个阅览室的目的就是为广大读者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各种新思潮提供方便条件。李大钊在补充书刊资料时，大力入藏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介绍苏联十月革命方面的书刊。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马克思主义》以及外文期刊《苏维埃俄罗斯》等等。

　　李大钊凭借着北大图书馆工作之便，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研究马克思学说。1920年，李大钊先后参加创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并在图书馆特辟出为研究会服务的图书室——“亢慕义斋”（Communism，德文“共产主义”译音）。在亢慕义斋中，李大钊组织有志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青年成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著作的小组。这个小组中设有英、德、法三个翻译组进行翻译、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著作，供人们学习研究。据1922年2月6日《北京大学日刊》所载，当时亢斋已有马克思学说的英文书籍40余种，中文文献20余种，基本上包括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主要著作，如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和《法兰西内战》等，中文图书有：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李义俊译《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恽代英译《阶级斗争》和李达译《马克思经济学说》等。到了1922年其藏书已达到数百种，其中包括德、英、日、汉等各种文本。现在的北大图书馆中仍保存着一本1920年9月再版的《共产党宣言》和8册封面印有“亢慕义斋”图章的德文文献，如《伟大的创举》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在李大钊组织领导下，开展了多项研究活动，开设了“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史”、“晚近各种社会主义之比较及其批评”、“俄国革命及其建设”等10余个专题研究。这是我国最早以收藏马克思主义著作为使命的专业图书室。它的建立，帮助北大青年加深对马克思学说的了解，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李大钊参加编辑《新青年》，主编《少年中国》，指导《国民》、《新潮》杂志的编辑和发行，创办《每周评论》，把北大图书馆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中心、学习中心。毛泽东曾经在北大图书馆任职，他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当国立图书馆员时，就迅速地朝马克思主义发展。”李大钊对图书馆事业的奉献，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