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北京十年——思想篇

第二节 李大钊的共产党建设思想

　　李大钊曾经有过一段十分反对“党私”的思想认识，并把它写入《隐忧篇》。但就是在同时李大钊也指出了：“党非必祸国者也。且不惟非祸国者，用之得当，相为政竞，国且赖以昌焉。且不惟国可赖党以昌，凡立宪之政治精神，无不寄于政党，是政党又为立宪政治之产物矣。”

　　李大钊认定国家利益高于政党利益，政党若能排除“私心党见”，就可以造福于国家、造福于人民，这正是李大钊政党观的核心要求。

　　李大钊的建党思想，是应中国革命的实际发展过程的迫切需要，和革命的发展进程密切联系着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才能深刻地领会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理论概括的真正内涵，也才能对李大钊同志的建党思想形成过程有真正的理解。

　　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

　　1917年11月7日，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李大钊注意并搜集资料潜心研究了法俄革命至不同，同时，阅读和思考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十月革命的和布尔什维克的各项主张深深引起李大钊的共鸣，最终得出了十月革命是20世纪初期“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的结论，认定奉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得以“根本改造”走向富强的唯一出路。1918年3、4月间，李大钊与林伯渠通信，介绍十月革命的现实意义和马克思主义。1918年6月，李大钊作为发起人之一的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成立。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比较观》。11月，李大钊在中山公园演讲《庶民的胜利》，12月，李大钊发表了《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借鉴俄国革命经验，考虑中国走向的“根本解决”，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努力奔波，促使李大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政党理论基础的建党思想开始形成。与此同时，中国的情况受到共产国际和列宁的关注，共产国际开始派出代表与李大钊进行联系，商讨如何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

　　1919年1月，北京出现了抵制巴黎和会的活动。2月，苏俄宣布废除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北京知识界呈现出对苏俄友善的高潮，促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受到欢迎。1919年3月，李大钊直接领导和关怀的北大平民教育团成立，邓中夏带领平民教育讲演团，深入工厂、矿山、农村，同工农群众结合并团结起来。

　　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利用社团活动，团结了大批的爱国青年。参与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指导北京大学的新潮社，国民杂志社的活动，为《新潮》和《国民》杂志写稿，在学生当中组织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的讨论，阐述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引导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坦诚谦逊和在生活上给予青年关心和帮助，成为了青年的良师益友。

　　共产国际成立时，曾向中国发出邀请，李大钊表现了强烈的联俄思想和愿望。1919年5月1日，李大钊在《五一杂感》中提出了“直接行动”的指导思想，接着，他写出了中国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表达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理解，和把它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思想。李大钊利用一切机会宣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指导社团，促使大批进步青年开始深入工厂、农村，研究社会，组织工农团体。李大钊始终坚定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党的性质、宗旨、纲领和组织纪律

　　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建党过程中，对确立党的性质、宗旨、纲领和党风，思想上是十分明确的。

　　党的性质：

　　1920年11月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这政权是维持资本家的国家的；并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人的手里，正如1917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样。”

　　李大钊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1921年）中提出：“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

　　这与《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的：“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李大钊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他说：“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他们将要联合世界的无产庶民，拿他们最大、最强的抵抗力，创造一自由乡土，先造欧洲联邦民主国，做世界联邦的基础。这是Bolsheviki主义。这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

　　中国所要建立的就是这样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

　　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是党的先进性的体现：“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共产党是以无产阶级为基础、为支柱建立起来的，但又不能把党同整个阶级等同起来，因为党是阶级的觉悟的、先进的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它吸收了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集中了经过革命斗争教育和锻炼的、完全觉悟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

　　1922年3月22日，李大钊在《中国工人运动的趋势》一文中说：“世界正处于促进无产阶级时代到来的运动过程中。”“无产阶级时代的到来就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这一历史进程在中国虽然还很幼稚，但也避免不了受到这种世界性潮流的影响。”

　　当时党的主要成分是知识分子，是带着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在五四运动中从事工人运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将这些论述运用于中国实际，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是一个新问题。知识分子必须在促进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过程中，团结在李大钊周围，改造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在工人运动发展的基础上，以这些革命者为核心和骨干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

　　党的宗旨：

　　党的宗旨是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直接体现。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宗旨概括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参加、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运动是多数人参加、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

　　李大钊指出：“十九世纪以来，政党之发达，则人类组织能力之进步，又极可惊。英、美政治纯受政党支配，其政党都有极繁复之机关，极妙之组织。所以势力雄厚，直与政府并驾，甚或称为第二政府……有切实的计划，伟大的成绩，所以社会事业才能这样发达。”

　　“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正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

　　李大钊提出：“我总觉得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像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他们主张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工作的男女都应该组入一个联合……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许更有所有权。”

　　党的纲领：

　　张国焘在讲课稿中说：北京小组成立于1920（年）七、八月间，由李守常、张松年和我商量筹备（叫北京共产党）。张松年不久赴法。我与守常与无政府接洽，他们也赞成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一共有八人，决定党纲如下：

　　1.共产党原则：

　　（1）没收一切资本——没收银行矿山，废除个人压迫个人，经济上社会共有。

　　（2）领导工人阶级获得政权，打倒反动势力，过渡到消灭政权。

　　（3）消灭一切阶级。

　　2.共产党目的：

　　（1）要进行阶级斗争——团结工人由经济争斗发展到政治争斗夺取政权。

　　（2）取得政权以后，发展阶级争斗。

　　（3）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以大规模生产为基础。

　　李大钊指出：“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

　　“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物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故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要件。”

　　“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

　　把经济结构的改造列为首项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

　　以此，与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英文译稿）相对照，内容也大体相似。

　　在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英文译稿）中，第一条是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二条是我党纲领如下：

　　1.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

　　2.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

　　3.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

　　4.联合第三国际。

　　据张闻天的说法，在党的纲领中有“赞成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条。1938年，张闻天在延安撰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一书中说：“北平小组织通过中共纲领时（北平小组织自己拟定的临时纲领），因纲领中有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条。在讨论时，黄凌霜等表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争论的结果，无政府主义者均退出了党。”

　　据朱务善回忆，邓中夏在发展他加入北京组织时，开头就问他赞不赞成马克思主义，赞不赞成无产阶级专政，待他表示完全赞成后，才考虑他加入党组织的问题。

　　党的纪律：

　　李大钊说：“人类之社会的观念和组织的能力，和文化有相互的影响。文化高的民族，社会的观念和组织的能力，固然也高；亦为社会观念和组织能力既高，而文化始有进步。”就是说，政党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关系密切，文化的发展必将推动团体生活、政党政治的进步。“中国人虽然也是社会动物，但几千年专制之压迫，思想之束缚，和消极的、懒惰的、厌世的学说之浸染，闹得死气沉沉，组织的能力都退化了”。建立“强固精密的组织”，才能使“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所以，李大钊要求党的建设要十分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投身于中国革命事业，必须严守党的组织纪律。北京党组织活动一直处于秘密状态；李大钊多次赴张家口对冯玉祥开展工作；为实现国共合作去广州和上海；为团结国民军二军去郑州；为实现联合吴佩孚赴开封；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五大”；“三·一八”惨案后党的领导机关迁入苏联大使馆西院旧兵营，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秘密状态下完成的，同时也是向党中央报告并得到批准以后实施的。

　　李大钊所去的苏联大使馆西院旧兵营，因为旧兵营内设有庚子赔款委员会、中东路办事处、远东银行等机构。徐谦是庚子赔款委员会的委员，具有合法身份。正是基于这层关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工作人员，才把机关迁到庚子赔款委员会，继续开展工作。并不是李大钊与苏联大使馆接洽后的安排。当然，在客观上要借助驻外使馆的政治保护。

　　李大钊被捕之后，在敌人的多次审讯和自己书写的供状中，是以国民党北方领导人的身份回答敌人的提问，同时坦然说明自己是“左派首领”，“主张共产主义”，而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及人事只字不提，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保守了党的秘密。

　　为党的创建工作培育一支骨干力量

　　1919年3月，李大钊等组织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6月，在《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9月，《新青年》杂志出版了“马克思研究专号”，宣传“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明显地开始了在中国创建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和干部教育工作。把要不要“走俄国人的路”，要不要建立俄式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样的问题明确地提了出来。

　　1920年初，共产国际派出维经斯基一行到中国，首先与李大钊接触，举行座谈，介绍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对外政策，李大钊写信把他们介绍给陈独秀，直接促进了建党活动的进行。

　　在此期间，在关于“问题与主义”论战中李大钊写出了《再论问题与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争论中，李大钊参加辩论会，他的发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为题发表；在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斗争中，李大钊写出了《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在争取知识青年团结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李大钊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组织领导作用，正是因为在这些思想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学说取得的胜利，团结教育了广大知识青年，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培育骨干，作好了干部准备。

　　李大钊还组织领导了职工运动，创造了工人俱乐部、工人夜校、工人图书馆等活动方式，联系和团结了一批工人中的先进分子，教育引导他们提高思想觉悟，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李大钊在《“五一节”（MayDay）杂感》中写道：“我们中国今年今日，注意这纪念日的人还少。可是明年以后的今日，或者有些不同了！或者大不相同了！”

　　正表明李大钊对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满怀信心。

　　党的发展要实现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要用先进的理论启迪工人的觉醒，对此，李大钊有明确而深刻的认识。1920年年初，李大钊安排罗章龙、罗家伦等先后到唐山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的学生一起进行社会调查，写出《唐山劳动状况》，发表在《新青年》第7卷第6期上面，罗家伦还在《晨报》上发表了《唐山纪游》。北京大学的平民教育讲演团也到唐山讲演，他们在唐山制造厂、开滦煤矿对工人和各界群众发表演说，唤醒工人对资本家的斗争意识，自觉承担肩负的历史使命。1920年11月7日出版的《劳动音》第一期，报道了10月间唐山煤矿发生的瓦斯爆炸事件，揭露帝国主义残酷剥削工人，视工人的生命如虫蚁的罪行。1920年4月，李大钊派罗章龙等到唐山。与唐山工人邓培、董恩建立了联系，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书刊宣传渠道，办起工人夜校。12月间，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会成立，邓培当选为会长。38岁的邓培成为北京共产党支部的成员。

　　长辛店是北方铁路系统工会组织出现最早的地方，依靠工人阶级，引导工人不断提高政治觉悟，真正形成北方建党的阶级基础。李大钊多次强调：“共产党是工人的政党，成员中不能没有工人”，“要在工人中宣传共产主义，并吸收一些工人入党。”李大钊强调明确党的马克思主义性质是最重要的一条，因为“主义不明，对内即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

　　“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

　　“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赋予我们的。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现在已是我们世界的平民的时代了，我们应该自觉我们的努力，赶快联合起来，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

　　“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

　　“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

　　要把共产党发展成为全国性政党

　　李大钊认识到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造，需要培养中心势力，这个中心势力就是先进政党。1920年10月，中共北京支部成立之后，在李大钊领导下，为努力创建全国性政党积累经验，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李大钊说：“为了要进行举国上下的根本改造，光靠打倒军阀、埋葬政客这种表面上堂皇的口号，那是很不可靠的事情，而且也是非常危险的。这种根本性的改造，无论哪个国家都必须有其中心不可”。

　　李大钊不仅培育了一大批建党的骨干力量。如张申府、邓中夏、罗章龙、张国焘、张太雷、高君宇、周恩来、王尽美、毛泽东、刘清扬、高语罕、刘仁静、何孟雄、邓培、朱务善、胡鄂公等，他们都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成员，李大钊可以十分信任并得心应手地将他们派赴各地发展党员，从事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而且成绩显著。

　　李大钊还团结和影响了一大批各界人士，如蔡元培、蒋梦麟、胡适、鲁迅、钱玄同、杨度、马叙伦、沈尹默、高一涵、章士钊、梁漱溟、刘半农、沈士远、李辛白、吴虞、冯玉祥、罗家伦、傅斯年、张一曼、王光祈、陈溥贤、朱希祖等，从北京大学成立进德会开始，在许多重要社会活动中，李大钊的学术造诣和人格风范获得了尊重和信任，为其开展建党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李大钊还与共产国际加强联系，多次接待共产国际和俄共代表，使得共产国际了解中国政治现状和动向；李大钊亲自安排何孟雄组团参加少年共产国际大会，派张太雷赴苏参加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建立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创建共产党的紧密联系通道。

　　李大钊虽然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中共北京支部却一直为之努力工作。1921年7月，中共北京支部派张国焘、刘仁静到上海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了各项组织任务，成立了中共北方区委。1921年7月以后，北方党组织的壮大和发展，与李大钊的重要领导作用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