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北京十年——思想篇

第九节 李大钊的民族主义思想

　　在近代中国为仁人志士们提供思想源泉和精神动力的正是民族主义。西方思潮传入近代中国，靠民族主义的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李大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正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率我四万万忠义勇健之同胞，出其丹心碧血，染吾黄帝以降列祖列宗光荣历史之末页。”

　　正是朴素的民族主义精神，对外抗敌，对内改革，建设独立、民主的国家，是现代民族主义的重要特征，也是李大钊思想的基点。

　　民族主义是历史性概念

　　中国自秦汉至明清一直闭关自守，以天朝大国自居，视其他国家为藩属、蛮夷。鸦片战争之后，大国迷梦破灭，承认存在于由他民族国家组成的联合体之中，也开始向民族国家转变。民族意识的产生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源自对西方列强压迫的反抗。中国民族主义可以划分两个阶段，五四前的酝酿阶段和五四以后的形成及发展阶段。有世界意识才有民族意识，1850年到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汉民族反抗满民族压迫，也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促使民族意识的形成。辛亥革命中鼓吹民族主义，重心也是反满。陈天华指出西方列强的侵略是“民族帝国主义”：“从前灭国，不过是那国的帝王换了座位，于民间仍是无损。如今就大大的不相同了，灭国的名词叫做‘民族帝国主义’……久而久之，必将其人灭尽，他方可全得一块地方。”

　　陈天华：《猛回头》。

　　1915年日本强迫袁世凯政府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激发中国全国的抗议浪潮，爆发大规模“抵制日货”运动，民族意识发展为现代民族主义。

　　从李大钊对日本民族的认识，可以反映出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李大钊十分肯定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民族善于学习外来文明、敢于冒险等民族特性。“日本无固有文明之国也，其于调和东西之文明，介绍东西之文明，吸收东西之文明，最易奏功。”

　　李大钊分析日本民族精神，肯定了日本民族发展文化的特点。同时也指出，日本的“武士道”意识与“大和魂”精神，本是任侠好义、扶弱摧强、公而忘私的民族精神，却因为强调国家主义而令日本民族产生向外扩张心理，把发动侵略战争视为“圣战”，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

　　李大钊认识到了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是同一思潮的两个方面，民族主义是处理国家对外关系的思潮，国内政治方面的主要体现是国家主义。李大钊对民族主义作为历史性概念这一点，不是认识不明确，而是在李大钊思想中总是设想中国应作为重要的成员参与世界上的重大事件，时代的局限性所致，他总是强调国家主义的这个方面。

　　民族主义是历史性概念，是现代民族国家出现后产生的以民族权益、民族感情为核心内容的政治观念、政治目标和政治追求，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渐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其基本原则是“共化”和“排外”。“共化”指有效地维持本民族集体认同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地理环境，价值观念、精神信仰，生活习惯和语言文化等等。“排外”指为维护自己民族利益与价值标准而排斥其他民族的侵犯。民族主义的本质这种以本民族自我中心的倾向，在现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已经成为了发展中的一种障碍，而被称之为狭隘的民族主义。

　　争取民族主权和国家主权

　　当中国已经沦落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之时，才开始探求民族国家建立之路，自然地首要任务就是争取民族主权，没有民族主权和国家主权，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就无从谈起；在争取到民族主权和国家主权以后，进行民族国家的建设，则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一番时代性的审视，进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文明、富强的民族国家。

　　1914年，李大钊入东京早稻田大学研习政治经济学理论，为其民族主义思想夯实了理论基础。民族主义的追求，最主要的特征是对主权的追求。主权意味着国家的独立、自主，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平等，它是国家现代性的首要象征。在留日期间，李大钊得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奋起反对，编印《国耻纪念录》，撰写《国民之薪胆》、《警告全国父老书》，充满爱国主义思想，号召国民为民族存亡奋起自救，民族主义思想非常强烈。

　　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在《青春》一文中号召广大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新造民族之生命”，明确体现了民族主义的思想诉求。

　　李大钊指出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者对中国民众的屠杀，“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史”，“清朝第一次的民族革命运动——太平天国，既是满清入关以来中国民族反抗满洲的民族革命运动，同时亦是反抗帝国主义武力的经济的压迫的民族革命运动。”“太平天国的运动，是并合明亡以来‘反清复明’的民族运动，随着外力侵入中国的耶教运动，以及骤变帝国主义政治的、经济的压迫而发生的国民革命运动三大系统，汇注而成的。有明既亡，许多孤臣遗老，亡命南来。在闽粤一带的下层民众，留下了秘密组织，把反清复明的民族思想，深深地撒布在中国民族最深最下的层级，希图保存其种萌，而待时以发育，这个藏留民族思想于下层阶级的事实，足以昭示吾人以革命的力量，常含蓄于工农阶级的下层民众之间，并且预示吾人以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多半要靠工农民众的努力。”

　　“太平天国虽然灭亡，可是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并未即此而中断。太平天国灭后二年——一八六六年孙中山先生诞生。由一八六六年到中山先生逝世的一九二五年，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总在那里蓬蓬勃勃的向前涌进。中山先生在这个运动中，是个唯一的指导者。他以毕生的精力，把中国民族革命种种运动，疏导整理，溶解联合，以入于普遍的民众，革命的正轨。他那临终的遗嘱，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中国的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先生所生的时代及其环境，在在都使他自觉其所负民族的历史的使命的伟大；英法帝国主义的跋扈，太平天国的痛史，在在都足以激动他革命的情绪，而确立其决心。帝国主义对于中国进攻加紧一步，他的革命的奋斗猛进一步。”

　　孙中山承接了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的系统，而把那个时代农业经济所反映出来的帝王思想以及随着帝国主义进来的宗教迷信，一一淘洗净尽。

　　李大钊对太平天国的肯定，对孙中山的肯定，体现了他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思想。

　　批判大亚细亚主义

　　20世纪初，日本宣扬大亚细亚主义，宣称日本应当成为“亚细亚的盟主”。李大钊批判大亚细亚主义，形成自己的新亚细亚主义思想。新亚细亚主义是李大钊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1917年2月，李大钊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4月，发表《大亚细亚主义》；1919年1月，发表《庶民的胜利》。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批判了大亚细亚主义。1919年2月，李大钊发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12月，发表《再论新亚细亚主义》。基本上形成了他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内核——新亚细亚主义。

　　李大钊指出：大亚细亚主义是“吞中国主义的隐语”，“表面上只是同文同种的亲热语，实际上却有一种独吞独咽的意思在话里包藏”；大亚细亚主义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就是日本人要借亚细亚孟罗主义一句话，挡欧、美人的驾，不令他们在东方扩展势力。”

　　为此，李大钊提出用“新亚细亚主义”取代“大亚细亚主义”。

　　1919年，李大钊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中，已经开始使用“民族自决”、“民族平等”观念来分析、批驳大亚细亚主义，“拿民族解放作基础，根本改造。凡是亚细亚的民族、被人吞并的民族都该解放，实行民族自决主义，然后结成一个大联合，与欧、美的联合鼎足而三，共同完成世界的联邦，益进人类的幸福。”

　　《再论新亚细亚主义》一文，表明在接受民族自决思想基础上，指出新亚细亚主义“是为反抗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是为亚洲的民族解放的运动”。它“顺应世界主义”，“是‘自治主义’，是把地域民族都化为民主的组织的主义，不是‘排外主义’，不是‘闭锁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体系中，民族主义就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与国际主义相辅相成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李大钊的民族主义思想饱含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吾中国位于亚细亚之大陆，版图如兹其宏阔，族众如兹其繁多，其势力可以代表全亚细亚之势力，其文明可以代表全亚细亚之文明，此非吾人之自夸，亦实举世所公认。”“苟无中国即无亚细亚，吾中国人苟不能自立即亚细亚人不能存立于世界”。

　　新亚细亚主义是弱小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大亚细亚主义、军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武器。李大钊指出：“不要震于日本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势力，轻视弱小民族和那军国主义、资本主义下的民众势力……我们应该信赖民族自决的力量，去解决一切纠纷。”

　　“何谓民族？民族的区别由其历史与文化之殊异，故不问政治、法律之统一与否，而只在相同的历史和文化之下生存的人民或国民，都可归之为一民族。例如台湾的人民虽现隶属于日本政府，然其历史、文化都与我国相同，故不失为中华民族。”

　　李大钊的民族主义思想，旨在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压迫，在世界上展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谋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

　　关于《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

　　李大钊在1926年5月著文《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主要是翻译了马克思在1853年6月14日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该文整整占了八个印刷页的篇幅。

　　然后作了简单的论说：“在世界革命的运动中，中国和英国所处的地位，最为重要，因为英国是世界市场中欧洲产业的代表，中国是英国帝国主义销售商品的重要市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扩大，就是英国帝国主义销售市场的缩狭，这个缩狭，可以促动普遍危机的迫近，加速世界革命的爆发。这种英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造成了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更以其影响还答于英国，经由英国还答于欧洲，造成了英国革命，欧洲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共有7篇。6篇写于1853至1858年，最后一篇写于1862年。前6篇都是肯定“太平天国”的。

　　1.1853年6月14日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肯定了革命性质：“中国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成了一个强大的革命”，“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发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

　　2.1856年10月17日的《欧洲的金融危机》（又名《货币流通史片段》），称“太平天国”运动为“中国的起义”。

　　3.1857年3月2日的《俄国的对华贸易》中，重申起义的观点，说中国产茶区的通路“为起义部队所占领”。

　　4.1857年3月22日的《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说“在中国爆发成了愤怒的烈火”。

　　5.1858年9月3日的《鸦片贸易史》，重申“鸦片战争”“使中国发生起义”。

　　6.1858年9月10日的《英中条约》中，强调“太平天国”是“中国革命”。

　　可是，在1862年6月的《中国记事》中，马克思却评价太平天国“一开始就带着宗教色彩”，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显然，太平天国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马克思在太平天国运动处于萌芽或初期尚有革命性的时候，他热情地赞扬它、肯定它；而当太平天国蜕化变质以致彻底失败，他指出了这种蜕变的原因和必然性。这是符合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基本原则的。

　　同样，李大钊对太平天国的论述也有多篇文章和演讲，1925年8月在河南开封第一师范的讲演《大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1925年9月9日发表《从印度航路发现以至（辛丑条约）帝国主义侵入东方大势年表》；1925年12月30日一1926年2月3日发表《土地与农民》；1926年3月12日发表《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1926年5月发表《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1926年11月发表《中山主义的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

　　李大钊把太平天国放在近代中国“民族革命”和“国民运动”历史发展中加以论述和评判。太平天国起义“实为大英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第一次中国国民革命的大运动。”是“反抗满洲”封建统治、“反抗帝国主义”的“农民革命运动”。外因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内因是采用宗教观念，遮蔽了帝国主义者凶恶的真相，埋没了这次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性质；洪秀全的帝王思想，更“是他们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没能满足“农民经济的要求”，没能实现“耕地农有”、“无人不饱暖”；李大钊说：“太平天国禁了鸦片，却采用了宗教；不建设民国，而建设天国。”这样的“天国”只能归于灭亡。

　　我国哲学家冯友兰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也称“太平天国的改革，表面看好像反封建，实际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

　　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

　　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通常总是被人们认为是互不相容的两种思潮。民族主义通常都是表现在政治领域，民族统一、民族分离、民族扩张、民族解放等等，其动因可能根源于经济或其他问题，最常见的是特定民族要求建立独立的或统一的民族国家。因此，以自由、民主为本质要求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精神是一致的，民族主义不过是斗争中的旗帜，它与世界大同的理想并没有矛盾。李大钊在论述民族主义时，也曾经论说过世界主义，即世界大同的实现途径。

　　1919年2月，李大钊在《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中，阐明未来理想社会应是一个“大同团结”与“个性解放”相结合的新组织。“中欧的社会革命一经发动，世界的社会组织都有改变的趋势，为应世界的生活的必要，这国际组织、世界组织，是刻不容缓了。只要平和会议变成了世界的议会，仲裁裁判变成了世界的法庭，国际警察如能实现，再变成了世界的行政机关，那时世界的联合政府，就正式成立了。依我的推测，这世界联邦进行的程序，就是：（一）各土地广大民族众杂的国家，自己先改成联邦；（二）美洲各国组成全美联邦，欧洲各国组成全欧联邦，亚洲各国组成全亚联邦；（三）合美、欧、亚三洲组成世界联邦；（四）合世界人类组织一个人类的联合，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这就是我们人类全体所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

　　1920年，李大钊在《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中说：“现今世界的趋势，纵的组织日见崩坏，横的组织日见增多扩大，就是中土各种民众的自治联合，也从此发轫了。将来学生有学生的联合，教职员有教职员的联合，商界有商界的联合，工人有工人的联合，农民有农民的联合，妇女有妇女的联合，乃至各行各业都有联合，乃至超越国界种界而加入世界的大联合，合全世界而为一大横的联合。在此一大横的联合中，各个性都得自由，都是平等，都相爱助，就是大同的景运。”

　　其后，1923年1月李大钊在《平民主义》中，又从社会发展规律阐发“大同”：“现在世界进化的轨道，都是沿着一条线走，这条线就是达到世界大同的通衢，就是人类共同精神连贯的脉络。”

　　“这条线的渊源，就是个性解放。个性解放，断断不是单为求一个分裂就算了事。乃是为完成一切个性，脱离了旧绊锁，重新改造一个普通广大的新组织。一方面是个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团结。这个性解放的运动，同时伴着一个大同团结的运动。这两种运动，似乎是相反，实在是相成。”

　　同上。

　　“在此横的联合中，各个性都得自由，都是平等，都相爱助，就是大同的景运。”

　　李大钊指出：开展“大同团结的运动”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组织”，这种新组织就是一个新联合。这个新联合的内容，比以前的旧组织要扩大一层，从中国扩大到全世界，“令全世界人类组织一个人类的联合，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这就是我们人类全体所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

　　就人类整体发展的全程而言，民族国家与世界大同代表了不同的阶段，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从世界主义的立场看，民族主义不可能直接打开通向人类大同的坦途；从民族主义的观念看，世界主义也不能真正有效地保护后进弱小民族的利益，后进的民族或国家如何进入世界先进行列而不牺牲自我。这还是一个在思想认识上没有明晰的定论，在实践中需要经历考验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