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北京十年——思想篇

第八节 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

　　李大钊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目的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实际相结合的研究，论说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根本问题，才能解救中国、富强中国。

　　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的研究是深刻和精到的，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的论述，有《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8月17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9月、10月）、《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1921年1月27日）、《中国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1921年3月20日）、《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1923年1月16日）、《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1923年9月—1924年4月）、《社会主义释疑》、（1923年11月13日）等文章。李大钊论述了社会主义是重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是重视先进文化的传播的、是把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的。社会主义发展有先进文化的支撑，能避免资本主义恶俗的气氛，使文化艺术健康发展；社会主义能实现个人与自由、自由与社会相协调发展的社会秩序。

　　李大钊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后，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这个伟大的理想必须依靠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共同努力，需要社会上大多数人能够认同这个理想和目标，一起投入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之中，中国的社会主义理想和目标离不开实际运作，否则就只能是空谈。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又应该根据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寻找不同的应用方法。“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李大钊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多方面的思考。

　　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历程

　　关于李大钊最早接触社会主义理论的地点，有“国内说”和“日本说”两种不同的见解：

　　李大钊等人在《〈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中，曾两次提到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思想：“日本伪立宪，而有幸德秋水鼓吹社会主义。”“幸德氏慨然提倡社会主义，欲以平其不平。”可以断定李大钊在天津求学时期，初步接触幸德秋水及社会主义思想。尽管《〈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是集体写作的成果，李大钊是主持者，这说明李大钊在国内最早接触到社会主义理论。

　　李大钊1913年7月15日在中国社会党北京总部机关刊物《公论》第4期上发表《吊圆明园故址》（二首），是李大钊和中国社会党北京总部确有联系的重要证据。参加中国社会党，必然就会受到社会党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种种舆论宣传的影响，恰恰正是这些宣传吸引了李大钊，这应该是他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启蒙的途径和标志之一。

　　李大钊在留学日本后，在1917年4月29日发表的《政治之离心力与向心力》一文中，第一次提到了“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近世之文明，解放之文明也。近世国民之运动，解放之运动也。解放者何？即将多数各个之权利由来为少数专制之向心力所吸收、侵蚀、陵压、束缚者，依离心力以求解脱而伸其个性复其自由之谓也。于是对于专制主义而有民主主义，对于资本主义而有社会主义，是皆离心力与向心力相搏战而生之结果也。”

　　这与他留学日本受到的影响有很大关系。说李大钊在留学日本前已经接触到社会主义理论的见解难以成立。

　　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目前学者们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

　　启蒙时期，从1912年到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前，李大钊通过多种渠道对社会主义思潮或思想有所接触，奠定了他由一个改良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思想基础；

　　产生时期，从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至1920年。在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下，在中西文化论战中通过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对十月革命的研究，李大钊对社会主义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发展时期，从1921年到1924年。李大钊自觉地研究社会主义理论以及相关问题，发表《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通过对“史学思想史”和“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专题研究和讲授，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彻底地转变为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必走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一定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俄国十月革命，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克思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他们主张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工作的男女都应该组入一个联合，每个联合都应该有个中央统治会议……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许更有所有权。他们将要联合世界的无产庶民，拿他们最大、最强的抵抗力，创造一自由乡土”。

　　李大钊宣传俄国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因为他们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领导革命的党是社会党，他们成功地打破了资本主义制度，创造了自由乡土。

　　社会主义是否可以应用于中国呢？李大钊回答：那社会主义伦理的观念，就是互助、博爱的理想，实在一天也没有消灭，只因有阶级竞争的经济现象，天天在那里破坏，所以总不能实现。但这一段历史，马氏已把他划入人类历史的前史，断定他将与这最后的敌对形式的生产方法，并那最后的阶级竞争一齐告终。而马氏所理想的人类真正历史，也就从此开始。马氏所谓真正历史，就是互助的历史，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近来哲学上有一种新理想主义出现，可以修正马氏的唯物论，而救其偏蔽。各国社会主义者，也都有注重于伦理的运动，人道的运动的倾向，这也未必不是社会改造的曙光，人类真正历史的前兆。

　　“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

　　“可是当这过渡时代，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倍加努力，以图刬除人类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性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这是马氏学说应加救正的地方。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等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

　　“要问中国今日是否已具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须先问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实现社会主义的倾向的经济条件，因为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势力之外”。

　　基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的认识，李大钊坚信中国一定会走上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1924年5月，李大钊在《这一周》中提出：我们“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详细一点说，就是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下救济出来。”

　　1923年，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一文中，李大钊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理论在实际应用中的差异问题：“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

　　各国的国情不同，各国的情形就各异。“各国所有的特色亦岂忽略”。

　　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才能实现真正的、大多数人的民主，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马氏认社会的构造是个整个的东西，有其基址，亦有其上层，经济关系是其基址，观念的形态是其上层，上层与基址相合而成此构造。马氏虽认上层的变动随着基址的变动而变动，但绝不是把社会构造的整个全体，裂为零碎的东西，而以基址概全构造，以经济史概全文化史，概全历史学。”

　　李大钊批判了理恺尔把马克思看成一个单纯的经济决定者的观点，进一步解释了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关系，认为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强调经济基础决定和改变上层建筑这一观点，就判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将社会整体构造割裂为零碎的各个部分。正好相反，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以经济现象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把社会意识形态和意识形式与历史发展进程联系在一起。“经济现象，虽用他自己的模型制定形成全社会的表面构造（如法律、政治、伦理及种种理想上、精神上的现象都是），但这些构造中的那一个，也不能影响他一点。”

　　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的要领所在，即上层建筑只能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改变，却不能成为改变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因素。“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构造，全社会的表面构造，都依着他迁移变化。但这经济构造的本身，又按他每个进化的程级，为他那最高动因的连续体式所决定。”

　　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使生产“有计划的增殖”，使之“恰合于公众的需要”，“经济上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在社会主义实行“极公平的分配，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将来资本主义必然崩坏。崩坏之后，经济上生大变动，生产的方法由私据的变为公有的，分配的方法由独占的变为公平的，男女的关系也必日趋于自由平等的境界。”

　　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必须经过三阶段：一、政权的夺取；二、生产及交换机关的社会化；三、生产分配及一般执行事务的组织”。

　　由于中国深受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压迫，所以实行社会主义时，“应当与资本中等阶级联成一气，使中国成一独立者，不受国际压迫之国家”。

　　“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做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无论赞否马氏别的学说的人，对于此点，都该首肯。”

　　“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

　　“社会主义也有相当的竞争”，但不同于资本主义那种“使人类入悲惨之境”的竞争。“社会由竞争而进步，良好的竞争，是愉快而有味，无不可以行之”。

　　“再看中国的国际地位，人家已经由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的地位，我们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出发点，按人家的步数走。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所以，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

　　“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拒性的，物质的生产力是最高的动因。”社会主义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社会主义者是要求政府有一种权力，使之伸张，以保障每人享受极大量的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不是使人尽富或尽贫，是使生产、消费、分配适合的发展，人人均能享受更平均的供给，得最大的幸福。”

　　李大钊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在于经济上的落后，而要发展中国的经济，首先应该选择有别于西方的发展途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是以农业为主导地位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经济的一大特点，是生产的计划性和统一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经济才能得以充分的发展。“因为资本主义之下，资本不能集中，劳力不能普及，社会主义之下，资本可以集中，劳力可以普及……中国不欲振兴实业则已，如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

　　“所以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

　　对于生产交换机关的社会化，李大钊设想：“除去一部分的有土农夫，凡大资本的企业：铁路、矿山、轮船公司、承办运输事业、大规模的制造工业、大商店，收归国有，在人民会议代表人支配之下，照常办理”。“自国家银行以下所有的银行，均收归共有，而停止其从前的业务，有限的归于消灭。因为信用机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久已不必要了。”“中间的中介人、代理人一类的职业均被抑止。”“小工商业及运输机关，亦渐次收归国有。”“生产行于大工厂。分配集中于大中心。市场运输归于国营。”“除去有土农夫所有的土地以外，土地亦收归国有，但在新组织之下，他种职业未觅得以前，此项农民仍准续理前业”。

　　“私营的生产机关既经废止，一切生产事业都归国营，则小工厂都合并于大规模的工厂。”“依极经济的组织与方法，把资本、劳力与天然均成经济化，利用自然力开发富源，俾利国用。”“有需国际的共营的事业，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间亦可共同举办”。

　　同上。

　　对于生产和劳动的组织，李大钊设想：“生产品不就是为消费的，有直接分配于消费者，有分配于他业者。”“国家将生产品经过一回中心市场，使有货币者得已换取所需的物件，售价适应于此期流行的货币”。

　　“从经济方面言，必须使劳动的人，满足欲望，得全收利益”。

　　李大钊提出了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具体想法。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认为“有土农夫”的土地不能划分为国有土地，不能急于把他们的土地归为国有，认为中国的土地政策应有别于苏俄。在产品的分配原则上，李大钊提出产品不仅要分配给消费者还要分配给生产者。具体方法要以国家作为一个中介来掌控供求关系的平衡，并通过分配组织以货币的形式进行交换，以达到公平分配的目的。在经济上要使参加劳动的人都得到满足，得到收益。在生产组织形式上，社会主义可以集中资金、劳力和资源使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还提出社会主义国家间可以开展经济合作。“人咸以为实行社会主义之后，决不发生竞争。盖社会由竞争而进步，良好的竞争，是愉快而有味，无不可以行之。至于资本主义的竞争，使人类入于悲惨之境，此种竞争，自不可以。”

　　“社会主义不是使人尽富或皆贫，是使生产、消费、分配适合的发展，人人均能享受平均的供给，得最大的幸福。”“社会主义是由个人生产变为社会的生产，由手工的生产变为机器的生产，其进步是一线的，故社会主义不是破坏生产，是求进步的，适合的生产，即整理生产，使归统一，免呈纷乱之象。分配平均，使生产不致过度，社会上遂现一种新的秩序。”

　　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应该统一规划管理，这样有利于按需生产不至于造成供需混乱，而生产出的产品应该分给每一个人。社会主义所关心的不是每个人拥有财富的数量，而是每个人拥有的财富的机会必须均等，只要每个人都能平均享受到生产成果，就是最大的幸福，更要照顾社会上没有劳动能力的人。李大钊指出，人们对社会主义往往产生误解，而把竞争和社会主义制度对立起来，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存在竞争，竞争只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在经济领域应该允许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良性竞争。良性的竞争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它的公平性与合理性有别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生的竞争。

　　民主与社会主义

　　李大钊认为，民主和社会主义存在联系，二者具有统一的渊源，社会上一切不平等不自由的现实，皆源于经济上的不平等。因此，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也是一种经济制度。无论是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社会上，社会主义都体现着民主的精神，尊重人的个性，消除一切压迫和统治的关系，维护人自由平等的权利。民主作为一个基本要素存在于社会主义之中，社会主义是民主发展的一个阶段。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是要求政府有一种权力，使之伸张，以保障每人享受极大量的平等、自由”。

　　“社会主义又是须将现今制度，完全改革。其实质方面又须寻出一种新方法，代替旧式之私竞的经济秩序及组织，使社会上发现新的经济组织及秩序是正规而优良者，即主张协作的生产，并得到真正平均的分配，此为其目的”。

　　李大钊指出，只有将民主主义进行到底，才能进行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一种性质的东西，民主主义是包含社会主义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基础，社会主义是民主的必然发展趋势。“资本阶级或中产阶级的Democracy若已获得，紧接着社会主义，就是Democracy中的一个进程，不要把他看做与Democracy是两个东西”。

　　“这回民主主义的胜利，不是从前英、美式民主主义的胜利，乃是新发生的德、俄式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

　　李大钊说，社会主义可以使人们从心理结构的三个层面来接受它，社会主义把这三者即理性、情感、意志熔冶于一炉。

　　在知的方面，社会主义是对于现存秩序的批判主义；

　　在情的方面，社会主义是一种我们能以较良的新秩序代替现存的秩序的情感，这种新秩序便是对于资本制度的知的批判主义的结果，自显于意象中；

　　“在意的方面，社会主义是在客观的事实界创造吾人在知的和情的意象中所已经认识的东西的努力，就是以工人的行政代替所有权统治的最后形体的资本主义的秩序的努力。”

　　“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

　　李大钊提出“合理的社会主义”应该包容个性的发展，应该给予个人以必要的自由；“合理的个人主义”应该顾及社会的普遍秩序，在社会秩序的安排下进行自身的发展。突破了把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起来的倾向。“德莫克拉西，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要尊重人的个性。社会主义的精神，亦是如此”。

　　“无论富者统治贫者，贫者统治富者；男子统治女子，女子统治男子；强者统治弱者，弱者统治强者；老者统治幼者，幼者统治老者，凡此种擅用与治服的体制，均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所不许”。

　　设想中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李大钊在他的著作和讲述中，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有着多方面的论说，把这些方面已最简要的概括来叙述，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些主要方面：

　　1.首先要完成民主革命任务解决好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中国今日的土地问题，实远承累代历史上农民革命运动的轨辙，近循太平、辛亥诸革命进行未已的途程，而有待于中国现代广大的工农阶级依革命的力量以为之完成。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其国民经济之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中国的农业经营是小农的经济，故以自耕农、佃户及自耕兼佃为最多。”

　　“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

　　2.把一切重要生产资料和生产交换机构收归国有。为了实现“生产交换机关的社会化，除去一部分的有土农夫，凡大资本的企业：铁路、矿山、轮船公司、承办运输事业、大规模的制造工业、大商店，收归国有，在人民会议代表人支配之下，照常办理。自国家银行以下，所有的银行，均收归公有，而停止其从前的业务，有限的归于消灭。因为信用机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久已不必要了。中间的中介人、代理人一类的职业均被抑止。小工商业及运输机关，亦渐次收归国有。生产行于大工厂。分配集中于大中心。市场运输归于国营。在被抑止的企业里的雇工转业于国营的生产事业及分配事业。除去有土农夫所有的土地以外，土地亦收归国有。但在新组织之下，他种职业未觅得以前，此项农民仍准续理前业。住房由地方会议遵照中央会议的条例执行，将来设专门机关管理之”。

　　3.完全打破一切阶级特权，建立起平等、自由的人际关系。“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须用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

　　“在国家法令下，自由以守其规范，自进以尽其职分；以平均发展的机会，趋赴公共福利的目的；官吏与公民，全为治理国家事务的人；人人都是治者，人人都非属隶，其间没有严若鸿沟的阶级。这里所谓治者，即是治理事务的意思，不含有治人的意味。国家与人民间，但有意思的关系，没有强力的关系，但有公约的遵守，没有强迫的压服；政府不过是公民赖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事务的工具罢了。”

　　4.社会生产有计划合理地发展，前提是符合公众的消费需要。“社会主义是使生产品为有计划的增殖，为极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产的方法。这样一来，能够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照这样看来，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

　　“生产为消费者的需要所轨制，计算应绰裕一点。国家用科学的方法，制定工作日的期间，使生产恰合于公众的需要。”

　　5.国家的管理重点中心是经济建设，而不是突出阶级统治。“社会主义的制度，是以事物的管理代（替）人的统治的制度。此时所欲解决的，不是政治问题，乃是经济问题。”“依极经济的组织与方法，把资本、劳力与天然均成经济化，利用自然力开发富源，俾利国用。有需国际的共营的事业，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间亦可共同举办，但此实有利无害，断非现在什么中日合办、中英合办的种种事业可比。在这种经济组织之下，无论工农生产事业均渐扩大，生产自然增加。此时最经济的运输法日渐扩张，既便于材料的供给，又便于成品的分配，于生产事业、分配事业均有利益。”

　　6.科学地计算社会劳动时间，使人们的劳动变成愉快的事情。“除去少数幼稚、老休、残疾者外，其余皆是做事的工人，各尽所能以做工，各取所需以营生。阶级全然消灭，真正的伊尔格图克拉西，乃得实现。”

　　“在社会主义制度底下做工，是很愉快的，很舒服的，并不像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作，非常劳苦，同那牛马一样，得不到一点人生的乐趣。”

　　“除去用于必要的生产的工作以外的剩余工作，可用以美化人们的生活。过劳的工时可以缩减，使得复苏娱养的机会。”

　　7.实行极公平的分配，做到人人共享富裕的物质精神生活。“社会主义是使生产品为有计划的增殖，为极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产的方法。这样一来，能够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

　　“生产品不就是为消费的，有直接分配于消费者，有分配于他业者。后者不过记一记账，前者则须代价。金银纸币流行，可以换取所需的物品。国家将生产品经过一回中心市场，使有货币者得以换取所需的物件，售价适应于此期流行的货币。”“每月支用货币的项目：一、薪俸，二、恤金，（鳏、寡、孤、独、废疾者）三、前资产阶级的年金赔金，四、农产物的代价。”

　　李大钊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仍然要保留货币，用来作为交换手段和计算工具；社会主义对有管理经验的资产阶级专家应予以工作的机会。“工人虽执掌政权，但实际上不能指挥工师、技匠、实业家。此时阶级既废，好意的前资产阶级自当许与合作。”

　　8.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先进国家应帮助落后国家共同发展。“社会主义的精神，固极主张民族自决。倘使经济情形已能自立，如印度、朝鲜等，自应任其自主。而若经济进化过于低浅，苟非于经济上助其开发则永不能达于自决的境界，社会主义的国家当然有提携掖进的义务。近来有人大惊小怪地说有主义的侵略，这话大错，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能有侵略的意味。社会主义的国家间，苟有旷土，不许闭户自封，依社会主义的民族平和的解决。”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