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北京十年——思想篇

第三节 李大钊的少年中国思想

　　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于1918年6月30日，成立于1919年7月1日，会员主要包括：向往俄国十月革命的一些人；因反对日本侵占山东而归国的一部分留日学生；从事爱国运动的国内各学校学生。最后发展到108人，会员分布在北京、成都、南京以及法国巴黎。1925年自然解体，它反映了五四时期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期望，对中国的政治与学术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李大钊曾经是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之一，少年中国思想对他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有密切关系，少年中国思想应列入李大钊思想研究范畴。

　　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与发展

　　少年中国学会最初由王光祈、曾琦、陈愚生、张梦九、周太玄、雷眉生六人发起，他们是四川省同乡、同学结合在一起。这个结合过程是：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同日本政府签订《中国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留日学生曾琦是为抗议此事发起罢学归国运动的领导者，他在东京组织学会的打算，得到了张梦九、雷眉生的赞同；在国内的王光祈、周太玄、陈愚生则与之精神上相结合。这样，曾琦回国后，就在上海设立了留日学生救国团总部，打算在北京成立救国团分部，游说梁启超、汤济武、蒋百里等出面办一所大学，用以收容归国的留学生，此事未能成功。6月25日，曾琦见王光祈，王光祈建议当前应集结有志趣的青年，增进学识，从事各种研究，经过历练，成为各项专门人才，才能解决救国和建国的实际问题。6月30日，王光祈、曾琦、陈愚生、雷眉生、周太玄聚会北京南横街岳云别墅张文达祠，商议发起少年中国学会。7月21日，陈愚生提出并得到大家赞同，邀约李大钊参与发起，李大钊遂参与了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工作，而不是少年中国学会最初的、主要的发起人。

　　李大钊长王光祈、曾琦3岁，他们的生活经历都很坎坷。王光祈是遗腹子，家境贫困，受赵尔巽资助得受新式教育。李大钊、陈愚生、曾琦、张梦九、雷眉生同为留日学生，陈愚生更与李大钊为故友，1917年秋，陈愚生回国后，介绍王光祈、周太玄与李大钊相晤，交谈甚为投契。周太玄回忆：“他们共同之处是：思想倾向于新的一面，要成立一个团体来寻找方向，实现理想，要坚决与旧的一切划清界线，决不与任何旧的势力妥协。要想在青年的朝气上面加上奋斗刻苦的精神，以一完全崭新的姿态和做法，去创造一个少年中国。”

　　1918年春，陈愚生移居回回营二号，这年秋天，李大钊将家眷接到北京，恰巧住在陈愚生的隔壁回回营三号，李大钊同陈愚生往来密切。这样，少年中国学会的聚会就常在陈愚生家里。1918年7月27日，曾琦离开北京去上海前在中央公园聚会，商定少年中国学会宗旨为“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俗”。并对会员提出具体的要求，规定了“奋斗、实践、坚忍、俭朴”八个字的信条。

　　本会之宗旨：（一）振作少年精神本会既为青年活动团体，故出版书报，多系鼓吹青年之作。盖青年者，吾人所视为创造少年中国之唯一良友也。（二）研究真实学术同人等主张凡事皆本于学术，见诸事实。故会中有科会、学术谈话会等组织，皆所以达学术研究之目的者也。（三）发展社会事业本会同人大半皆从事教育实业；亦即同人等所视为建造“少年中国”之唯一良好手段也。（四）转移末世风气本会信条，在积极方面，则有奋斗、实践、坚忍、俭朴之规定；在消极方面，则有第十四条概括之禁约，实欲由少数青年身体力行，以造成一种善良之风气。

　　李璜曾经这样描述过他对李大钊的印象：“守常生得仪表不错，身长面白，留有两撇胡子，河北话说的干净而响亮，对人接物，皆有一定分寸，并不使人讨厌。我初在愚生家于九月中晤见他时，揣其年岁必要大我十岁以上，三十三四岁的样子，慕韩于民七由日本归国（指曾琦1918年由日本回国——编者注）的杂感诗中，有‘诗伯数青莲’一句，下注李大钊；但我未能读到他的诗作，不过字却写的不错，八行很漂亮，一笔行书，颇有阁帖味道，用松烟墨写在宣纸信笺上，甚为夺目。”

　　李璜：《五四运动与少年中国学会》，台湾《传记文学》杂志总第95号，1970年。

　　为什么定名为少年中国学会呢？一是梁启超1900年所作《少年中国说》，当时脍炙人口；二是受“少年意大利”的启发。李大钊的《青春》一文的青春中华思想，更可以说是为之提供了哲学基础。当然，李大钊也说过，青年与老人的分别不在年龄而在精神。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在学会正式成立时，经李大钊建议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北大校长蔡元培当时曾评价说：“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他的言论，他的行动，都质实的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

　　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主要是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希望改造中国传统文化，通过教育和实业改革社会，是反对暴力和革命的。在发展过程中，上海会员担心过分政治化可能给学会带来麻烦，呼吁“暂多研究‘学理’，少叙述‘主义’”，北京会员则在日益政治化中表现出对政治上的“登台一试”和从事“社会革命”的宽容，而巴黎会员的明确的“主义”倾向也在对学理与“主义”关系的解释中表露无遗。

　　介绍毛泽东、张闻天等入会

　　《少年中国》1卷8期“会员消息”中，内谓“本会于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一月共加入会员三人”，即有张闻天、毛泽东、芮学增。根据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入会规约，一人入会要由5个会员介绍。毛泽东入会的介绍人有康白情、李大钊、王光祈等人的可能性大一些。此时，毛泽东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李大钊为图书馆主任，康白情是北大的学生领袖、有名的诗人，并且与毛泽东相识。按年龄推算毛泽东入会应是1919年12月第二次到京的最初几天。可是，《少年中国》4卷3号有：“收毛泽东第三年会费二元”的记载（1923年5月出版），若据此推算，毛泽东入会时间可能会晚一些。毛泽东、赵世炎、张闻天、恽代英等人加入学会，都是由这几个老会员同时介绍的。少年中国学会，曾对青年毛泽东产生过很大影响。

　　据李璜回忆，有一次毛泽东写了一篇主张暗杀军阀的短文，投给陈愚生主持的一个刊物，此稿刊出后引来了大麻烦，北京军警逮捕了编辑，还要捉拿陈愚生和毛泽东。陈愚生、毛泽东避往天津租界，后来是李大钊向当局解释，两人才回到北京。后来受到上海会员责难，认为“学会对于政治及社会，纯取学术研究，尚未有主张。若因个人之文字而危及全体之进行，则不若暂时停止与学会存亡有关之言论”。

　　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时，曾饶有兴趣地参观王光祈试办的女子工读互助团，并写信向长沙的新民学会作介绍：“觉得很有趣味！但将来成绩如何？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子组大概可说已经失败了）。”1920年4月1日，王光祈和部分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从上海乘法国轮船远赴欧洲。毛泽东曾在岸上向他们挥手告别。

　　张闻天在五四运动后不久，由王光祈、李大钊等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此后，他就离开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来到上海，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刊物《少年世界》的编辑工作，并开始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论文、诗歌、散文和译著，坚定地走上马克思主义者之路。

　　1921年4月8日，少年中国学会北京部分会员在李大钊寓所举行谈话会。李大钊“出语诚恳忠实，与人和蔼，会上既谈了会务问题，又谈了青年的婚姻和自杀问题，谈话至十一点半尽兴而散”。

　　《少年中国》，第2卷第11期。

　　1921年5月20日，少年中国学会北京部分会员在李大钊寓所举行临时会议，出席者李大钊、黄日葵、高尚德、刘仁静等八人。

　　《少年中国》，第3卷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