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北京十年——思想篇

第二节 李大钊的互助思想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向西方国家开放国门，国家利益不断受到损害。1898年，严复翻译并出版了英国学者托马斯·赫胥黎的《天演论》（《进化论与伦理学》），自此，“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想在中国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成为“变法图强”民族主义理论基础，使得中国思想界在五四运动之前，生物进化论一度占上风。生物进化论是生物学最基本的理论之一，最早由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提出，在1859年11月24日出版的所著《物种起源》中详细加以论说。尽管在此之前，18世纪中叶法国博物学家布封和拉马克都曾系统地研究过生物进化。进化论的三大经典证据是比较解剖学、古生物学和胚胎发育重演律。达尔文学说在中国的社会学影响，要远胜于生物学，中国知识分子中很多人毫无保留地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却很少真正理解生物进化论，而是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中自然选择思想应用于人类社会，提出并主张“落后就要挨打”便是明证。（尽管“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词语最早出现在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Hofstadter）1944年出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美国思维》一书，并且把英国哲学家、作家赫伯特·斯宾塞列为最早提出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人。）

　　五四运动以后，“互助论”又在中国思想界强劲地传播开来。《互助论：进化的一个要素》是无政府主义的主要活动家和理论家克鲁泡特金在1902年发表的一部著作。该书根据许多事实，反复申明：动物同种里没有自相残杀的情形，只有互助维持的趋势，各各相助，合力抵抗环境的严刻。互助的利于生存，则因少费能力而能保持极大的公益。因此，大概能互助的动物多繁衍，强盛……所以动物的互助，也正是进化的公例。在此基础上，把生物界的互助进化规律套用来考察人类社会，克鲁泡特金认为，互助不仅是动物界，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克鲁泡特金断言：达尔文说的生存竞争、自然选择，不是生物进化的根本原因，互助才是一切生物进化的真正因素。“不论是在动物界还是在人类中，竞争都不是规律。”恰恰相反，不要竞争、避免竞争才是“自然的倾向”。

　　五四运动后期，社会主义逐步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但当时人们眼中的社会主义，既有马克思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如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俄国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流行于北美的工读主义等。

　　李大钊的“互助论”

　　《互助论》认定人类依靠互助的本能，就能够建立和谐的社会生活，无须借助权威和强制；没有权威和强制的社会更能保障人的自由，更富有生命力。《互助论》于是被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青睐，1907年6月东京创刊的《天义报》刊载刘师培等译述的克氏《未来社会生产之方法及手段》、《无政府主义之哲理同理想》等，1908年李石曾译出《互助论》的前三章。1918年11月15日，蔡元培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发表《黑暗与光明的消长》演讲，指出：黑暗强权论的消灭，光明的互助论将随着协约国的胜利，而为“人人都信仰”。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撰文认为“人类之进化，竞争与互助，二者不可缺一，犹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其目的仍不外自我之生存与进步，特其间境地有差别，界限有广狭耳。克、达二氏各见真理之一面，合二氏之书，始足说明万物始终进化之理”。

　　1920年《互助论》全译本出版，《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登载过部分译文。

　　李大钊此刻的思想，正处于向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过渡期，他于1919年7月6日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九号发表了《阶级竞争与互助》，阐述了关于“互助论”的思想。“我们试一翻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必可晓得‘由人类以至禽兽都有他的生存权，依协和与友谊的精神构成社会本身的法则’的道理”。

　　李大钊指出：“互助的理想”在于“协和的法则，常是生存的法则”，“有友谊是天堂，没有友谊是地狱”，“协和与友谊，就是人类生活的普遍法则。”而这种伦理的思想，正是“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这基础就是协和、友谊、互助、博爱的精神。就是把家族的精神推及于四海，推及于人类全体的生活的精神。”

　　充分肯定了互助思想的积极意义。

　　李大钊赞同“由人类以至禽兽都有他的生存权，依协合与友谊的精神构成社会本身的法则”的道理。人类依互助而进化。从人类互助进化的过程来看，这是“由个人主义向协合与平等的方面走的一个长路程”。他将个人主义视为通达合作社会所需要走的一段路程，目标是协作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是必须经历的过程。互助论与阶级斗争并不矛盾，二者互为补充。阶级斗争为实现目标指出道路，互助论为人类达到光明指出目标。阶级斗争适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前，互助论则适用于人类历史的全过程。人类历史的前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其中互助精神并未灭绝。人类历史在社会主义建立之后则是没有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才是人类的真历史。阶级斗争“不过是把他的经济史观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一段，不是通用于人类历史的全体”。互助论才是永恒的。

　　在李大钊看来，社会主义就是“协合”的社会主义、“友谊”的社会主义、“互助”的社会主义、“博爱”的社会主义。用这样的思想认识阐明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在人类生存的未来和本质上，李大钊强调“互助”的意义，认为“人类应该相爱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进化；不可依战争而生存，不能依战争而进化。这是我们确信不移的道理。依人类最高的努力，从物心两方面改造世界、改造人类，必能创造出来一个互助生存的世界”。

　　同上。

　　李大钊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前，以阶级竞争为手段可以改造社会组织，以互助原理为信条用以改造人类精神，实行“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

　　对于李大钊的这一思想认识，有的李大钊研究者给出了不同的评价，如丁守和、李义彬曾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奠基人》一文中说：“李大钊当时在宣传中，也有一些误解和不确切的地方，还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划清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界限。如他认为法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孔德‘是唯物史观的开创者’，新理想主义‘可以修正马氏的唯物论，而救其偏蔽’，社会主义伦理的观念‘就是互助、博爱的理想’等。在《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里，他也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看做是互相补充的。出现这些失误主要是理论准备不足造成的。那时还没有一本经典著作的全译本，他虽然可以从英、日文译本学习马克思主义，但也不得不从资产阶级学者的介绍中来了解马克思主义。五四前后，中国的思想界十分活跃，各种思想纷至沓来，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等等，都是作为‘社会主义’思潮广为传播。因此，先进分子受这样那样思想的影响，在宣传中出现一些失误或错误，是可以理解的。在当时那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李大钊能够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实质，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以崇信的态度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正表明他已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评说显然有些偏颇，因为李大钊所说的协和、互助精神是社会主义的根萌，是在正确地理解社会主义的特征和本质要求基础上提出的命题，绝对不是失误。更不是“出现这些失误主要是理论准备不足造成的。那时还没有一本经典著作的全译本，他虽然可以从英、日文译本学习马克思主义，但也不得不从资产阶级学者的介绍中来了解马克思主义”。难道从英、日文译本学习马克思主义，就一定比从中文译本中学习马克思主义要差吗？这样的逻辑推理是能够成立的吗？如此说来，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失误了？

　　问题的关键是，李大钊所主张的阶级斗争“不过是把他的经济史观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一段，不是通用于人类历史的全体”。而互助论才是永恒的。这样的结论是“失误”和“理论准备不足”，还是看到了互助、协和、友谊、博爱这些词语，就一定要归结到无政府主义思想，就一定认为是非马克思主义？

　　关心、支持工读互助团

　　竞争与互助是生物进化的两个基因，缺一不可。这是物种发展的一般规律。李大钊关于“互助”是生物进化的“根本动机”、“依互助而进化”的观点是科学的。大量事实证明，在生物的生存与发展中，竞争很重要，没有竞争就没有物种选择，就不能保证物种有力的发展。但生物的互助更为重要，如果没有互助，种群就有被消灭的危险。既有竞争又有互助。物种才能获得发展的平衡。李大钊批判了生物进化只有竞争没有互助，或只有互助没有竞争的观点，特别强调“互助”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意义。克鲁泡特金否定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器，也就否定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可能；但他的互助论正是基于群众组织在自由发展基础上的集体主义社会合作，这要比单方面的“乐于助人”高明很多，这种方式不是孽生人民的奴性，而是增长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

　　工读主义或“工读互助主义”，正是综合当时流行的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以及武者小路实笃新村主义等思潮形成的。

　　日本的新村主义，是由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提出来的。他受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以及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的影响，形成了一套关于否定资本主义、探索理想社会的理论体系。1919年3月，周作人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把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思潮带进了中国的知识界。赞美新村主义“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正中普遍的人生的福音”。它所营造的无政府、无剥削，没有脑力和体力劳动对立的新生活，和互助理论所追求的社会模式极其相似，引起广大青年的回应和共鸣。当时的《新青年》、《新潮》、《批评》等都发表了介绍和讨论新村主义的文章。短短一两年内，新村主义思想迅速传播，引起了广大进步知识青年的关注。

　　毛泽东等都曾对新村主义产生浓厚的兴趣。毛泽东曾经把他的“新村”建设计划的一章《学生之工作》发表在1919年12月1日《湖南教育月刊》，其中说：“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事无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旧日读书人不预农圃事，今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以神圣视工作焉，则为新生活矣”。“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认为这样的新村计划可以改变旧有的教育制度和家庭制度，实现对人的改造，进而达到改造社会的最终目的。

　　王光祈在北京于1919年12月创办了工读互助团。王光祈说：“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现我们理想的第一步……若是工读互助团果然成功，逐渐推广，我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渐渐实现，那么，这次工读互助团的运动，便可以叫做‘平和的经济革命’。”

　　企图通过工读互助实行新村主义的理想。该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团员工作所得归团体所有，团员的生活必需品及教育费、医药费等由团体供给。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17人曾联合发表《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他们把“互助”看做是改造精神的手段，把“互助”思想放在与阶级斗争同等的位置上，看做是一种相互补充。从1919年底到1920年初，北京组织了工读互助团四个组，第三组为女子工读百助团。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成立，引起很大反响，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地先后成立了工读互助团。“北京共读互助团”。是想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实现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这一组织更广泛地得到了一拨北大老师的支持，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也为其募款。可惜，那时的北京工厂并不多，半工无法维持半读。

　　恽代英等人1920年在湖北黄冈林家大湾创办了浚新学校，作为试验新村生活的基地。

　　蔡和森、瞿秋白等许多知识分子都曾接受武者小路“新村”的主张，企图通过新村的计划，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新村主义既没有发动群众积极参与，也没有制定具体可行的措施和方针，只是一种理想化了的新农村建设的图景。代表一部分知识分子改造旧社会、建设新农村的向往和憧憬。

　　李大钊一直是关心北京的工读互助团的发展状况的，1920年3月还曾为此写信给陈独秀，提出：“北京的工读互助团精神上已不能团结，经济上也不能维持，看看有消灭的样子。我的意见有一半和适之相同。他说应该取纯粹的工读主义，不要别挂新生活的招牌。我想这话不错。我以为在都市上的工读团，取共同生产的组织，是我们根本的错误。都市的地皮、房租这样富贵，我们要靠资本家给劳动者的工资和商卖小业的蝇头，维持半日读书半日作工的生活，那里能够……我觉得工读团要想维持，还是采取纯粹的工读主义才是。其有一部分欲实行一种新生活的人，可以在乡下购点价廉的地皮，先从农作入手。”

　　互助就要爱人，爱人才能互助

　　在过去的李大钊研究文章中，有的研究者认为强调“互助”对生物与人类具有重要意义，强调应该把互助论运用于人类社会的思想，都是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因为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思想是反对阶级斗争的。这种论说如果仅是就《互助论》和“阶级斗争”两者的指向来说，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毕竟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起来之前，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阶级斗争。但是，也必须看到，中国先进分子把互助思想拿来运用于爱国运动之中，对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确实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很多青年，就是在“互助”的旗帜下，发动起来，团结起来，建社团，办刊物，搞运动，形成了一股社会进步潮流。李大钊当时的“互助论”思想，是与这股进步社会潮流一致、汇流在一起前进的。

　　《阶级斗争与互助》就是试图阐明两者之间的关系。

　　李大钊认为阶级斗争是重要的，他指出这个阶级竞争说是卡尔·马克思所倡说的，这和他的经济史观很有关系。马克思说：“所有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从来社会的历史都在阶级对立中进行”。但是，马克思同时也说：“资本家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的生产方法采取敌对形态者的最后。”“人类历史的前史，以今日的社会组织终。”人类的前史只有经过“大变化”、“大洪水”，“把从前的阶级竞争的世界洗的干干净净，洗出一个崭新光明的互助的世界来，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阶级社会自觉的途辙，必须经过的，必不能免的”。

　　在人类的前史阶段，有没有互助的精神呢？有，还是有的，只是与互助相反的社会组织不断地毁灭它。“互助的精神”是社会主义的道德，“互助”理想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现的，在经济构造建立于阶级对立的时期，互助的理想、伦理的观念，尽管一日也未曾消失，因它常为经济构造所毁灭，终至不能实现。只有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人类才会真正实现互助。“到了经济构造建立于人类互助的时期，这伦理的观念可以不至如从前为经济构造所毁灭”。

　　李大钊满怀信心地说：“总结一句话，我信人类不是争斗着、掠夺着生活的，总应该是互助着、友爱着生活的。阶级的竞争，快要息了。互助的光明，快要现了。我们可以觉悟了。”

　　可见，李大钊在谈“互助的光明”思想时，他的阶级斗争观念是非常明确的，绝不是像有的研究者所说李大钊的互助思想是“模糊与否定阶级斗争”。

　　在谈论协合、互助等社会主义道德理念时，李大钊还经常提到“人类之爱”，把“博爱”提到与协合、互助、友谊同等重要的地位。要建立起“协合”、“互助”、“友谊”的社会主义，就要提倡“爱人”的博爱精神。博爱是建立协合、互助、友谊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博爱”同样是社会主义道德的特征。1918年7月，李大钊在《俄法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指出俄国革命“那社会主义伦理的观念，就是互助、博爱的理想”。要协合、互助、友谊，就必须爱人、博爱；只有学会爱人、博爱，社会才能真正协合、互助、友谊。李大钊把爱人与互助一起提出来，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精神，是对社会主义精神特征的完整发挥。

　　李大钊认为“人间的关系只是一个‘爱’字”。“我能爱人，人必爱我”。“人间共同生产的关系……即是以爱为基础的”。他把这种“博爱”思想作为建立“互助”社会的思想基础，“爱人”就是社会主义道德。“爱人”与“互助”精神联系起来，“那社会主义伦理的观念，就是互助、博爱的理想”。互助就要爱人；爱人才能互助。“人类要是想求生存想享幸福，应该互相友爱，不该仗着强力互相残杀。”

　　“人类的进化，是由个人主义向协合与平等的方面走的一个长路程。人类应该相爱互助，可能依互相而生存而进化，不能依战争而进化。这是我们确信不疑的道理。”

　　有的研究文章说，李大钊把“爱人思想与资产阶级博爱观相联系”，“在客观上只能起模糊与否定阶级斗争学说的消极作用”。这些文章是在当时所受斗争哲学影响下的产物，实际上也是对李大钊思想的误读。他们贯彻的思想路线是，只要不是与传统的观念彻底决裂，就一定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如何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却全然不予过问。他们完全忽视了李大钊关于“爱人”、“互助”道德的论证，并不是对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全然接受，而是要论说社会主义的道德精神和总体特征，论说阶级斗争与互助的关系，更是与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完全对立的。在这一点上，或许认真地读读《对李大钊思想研究中几个问题的再认识——一种历史观的自我批判》会得到一些启发。

　　吕明灼写到：“李大钊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把‘互助’作为理想社会原则，并明确把‘互助’定为社会主义精神与道德范畴。他说，‘互助的理想’、‘互助生存的世界’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协合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这一法则是‘社会主义者共同一致认定的基础’。‘这基础就是协合、友谊、互助、博爱的精神’。李大钊这些思想，特别是‘协合’‘互助’社会主义思想，应该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笔重要精神财富。”

　　“李大钊把‘爱人’与‘互助’一起提出，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精神，这是对‘协合’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进一步发挥。他的这一思想继承与发展了儒家文化中提倡‘仁爱’与以‘仁’达‘和’的思想观念。这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要发扬友爱、互助精神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关于“阶级竞争”、“人类历史的前史”

　　李大钊对“阶级竞争”和“阶级斗争”、“人类历史的前史”和“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这样的重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概念是一定要认真进行斟酌的。李大钊之所以不用“阶级斗争”而用“阶级竞争”，不用“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而用“人类历史的前史”，其寓意是十分深刻的，并非是有些研究者所认为的是接受生物进化论思想的残留。

　　关于“人类历史的前史”这段译语，李大钊注明是“从河上肇博士”。

　　“综其大体而论，吾人得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及现代资本家的生产方法，为社会经济的组织进步的阶段。而在此中，资本家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的生产方法之采敌对形态的最后。——此处所谓敌对，非个人的敌对之意，是由各个人生活的社会的条件而生的敌对之意，——同时作成于此敌对的解决必要的物质条件。人类历史的前史，就以此社会组织终。”

　　现在中文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段落是：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在中文也可以理解为是英国学者丹尼尔·威尔逊1851年出版的《苏格兰考古及史前学年鉴》中首先使用的“史前”（Prehistory）一词，“史前时期”指人类社会的文字产生以前的历史时期。而“人类历史的前史”则明确的是指人类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和自觉的发展阶段之前的历史阶段，这才是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时强调指出，不仅仅是要以无产阶级的统治取代资产阶级的现存统治，还要以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取代现存的经济形态，即建立起超越经济因素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存在形态，这样才能真正结束“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这是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推进，正是在这样的构想下，马克思设想人类将建设社会主义而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所以翻译成“人类历史的前史”是准确的，可惜，这个思想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中有所忽略，也很少再使用“人类历史的前史”这个词语。

　　关于“阶级竞争”，李大钊引自《共产者宣言》的译文，“凡以前存在的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希腊的自由民与奴隶，罗马的贵族与平民，中世纪的领主与农奴，同业组合的主人与职工，简单的说，就是压制者与被压制者，自古以来，常相反目，而续行或隐然，或公开不断地斗争，总是以全社会革命的变革，或以相争两阶级的共倒结局的一切争斗。试翻昔时的历史，社会全被区别为种种身份者，社会的地位有多样的等差，这类现象我们殆到处可以发现。在古代罗马则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则有封建诸侯、家臣、同业组合的主人、职工、农奴，且于此等阶级内更各分很多的等级。由封建的社会的崩坏，产出来的近世的社会，仍没把阶级的对立废止。他不过带来了新阶级、新压制手段、新争斗的形式，以代旧的罢了。”

　　现在《共产者宣言》中译本的有关段落：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的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日本学者后藤延子的文章中指出：河上肇使用了“阶级斗争”，李大钊使用的则是“阶级竞争”。她就这个语词的不同进行了分析，认为李大钊把“阶级竞争”看做是“宇宙间一切生命”有机体的“自己发展”的倾向，把“阶级竞争”当做起源于生物进化来考虑；同时把“阶级竞争”与互助、博爱的伦理观念结合在一起，说明李大钊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伦理的社会主义。

　　李大钊对达尔文、斯宾塞、海克尔等人的进化论是有所了解的，说他对“阶级竞争”和“阶级斗争”这样的概念一定要认真进行斟酌，没有问题。但是，李大钊不用“阶级斗争”而用“阶级竞争”，其寓意是十分深刻的，并非是接受生物进化论思想的产物。

　　一是李大钊认为译成“凡以前存在的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这样的表述，才符合马克思的意愿。所以没有按照河上肇的译文译成“阶级斗争”。李大钊指出：“马氏并非承认这阶级竞争是与人类历史相终始的，他只是把他的阶级竞争说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不是通用于过去、现在、未来的全部。”

　　所以，李大钊区别开了曾经存在的土地共有制崩坏以前的人类社会的历史，这个阶段是不应归结为“阶级斗争”的历史的。阶级是“经济上有共同利害自觉的社会团体，都有毁损别的社会团体以增加自己团体利益的倾向”。“阶级竞争是这种倾向的无量表现与结果中的一个”。只是在“土地共有制崩坏以后，经济的构造都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也就是说，李大钊认为由于阶级对立并非人类历史的全部，用“阶级斗争”来表述人类的全部历史过程，不如用“阶级竞争”来表述更为恰当。

　　二是李大钊指出，依据马克思的说法，阶级对立的出现和形成是由于生产资料的独占和掠夺他人的剩余价值，是有着一个阶级形成、阶级自觉、阶级对立的发展过程的，又有从经济竞争进而为政治斗争的发展过程，直至通过革命，变革原有的经济结构。这意味着在资本家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结构被推翻之后，阶级斗争也就不再存在了。到那时没有对立性的阶级还存在，阶级竞争是不是还存在？李大钊完整把握住了“阶级竞争”的含义，才能准确地表述：“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