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如蓝色的火焰——纪伯伦爱情书简

译序：爱，如蓝色的火焰

　　薛庆国

　　作为文学家和艺术家的纪伯伦，一生中不但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与画作，还留下了数量颇丰的书信；其中保留较完整，并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是他致两位恋人玛丽·哈斯凯尔和梅伊·齐雅黛的爱情书信。

　　玛丽·哈斯凯尔（1873—1964），美国人，是一个出身中产阶层的知识女性，曾长期任一所女子中学的校长。1904年，三十一岁的玛丽在朋友家结识了正在美国艺坛闯荡的纪伯伦。经过交往，玛丽对这位青年艺术家的才华大为赏识。在她主动资助下，纪伯伦于1908年赴巴黎学艺，并开始与玛丽通信。返美定居纽约后，他继续和住在波士顿的玛丽鸿雁来往，两人还不断互访，面晤。从玛丽的日记可知，纪伯伦返美后不久曾向她求婚，但她既不想让婚姻生活束缚他的艺术天赋，更担心可能的婚姻失败会影响两人的纯洁友谊，便以自己年长十岁为由而予婉拒。此后两人的友谊反而得到升华，而成为终身的挚友。

　　在与纪伯伦相识的二十多年时间里，玛丽一直在生活上慷慨相助，无数次给他寄去钱物，使他“完全摆脱了日常生活的烦恼”。于是，背井离乡而默默无闻的青年纪伯伦，得以将全部精力用于文学艺术的创作。在事业上，玛丽良好的文学鉴赏力和英语造诣，也使纪伯伦获益匪浅。他每写就一部英文作品，都要请玛丽过目。作为第一位读者和评论者，玛丽常能对作品提出有益的见解，并在语言上给予润色。在纪伯伦的眼里，善良、慷慨的玛丽不啻是为他铺平成功之路的天使。在致玛丽的信中，纪伯伦屡屡流露出感激和报恩之情。他还值两部新作出版时，特意在扉页印上“致M。E。H”（玛丽名字的缩写）的题赠。

　　在精神上，玛丽是纪伯伦的知音和同道。无论在通信中还是面晤时，她总能理解纪伯伦对生活、社会、艺术的灼见；而她颇有个性的见解，也常给予他启发。纪伯伦告诉她：“你对我的理解，给我带来了从未体验过的最为宁静的自由。”他甚至发过这样的感慨：“只有上帝、玛丽和我，知道我的内心。”因此，致玛丽的许多信件记录了作者对人生和艺术的看法，对人物与事件的评论，对创作过程与生活经历的描述。读这些信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思想和艺术上不断追求创新的纪伯伦，他最偏爱的艺术家，是具有自由灵魂和革命精神的卡莱尔、布莱克、罗丹等人（这同样可以解释他为什么那么喜爱暴风雨和暴风雪）。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挚爱祖国和家乡的纪伯伦，他多次在书信中流露出对梦系魂牵的祖国的思念，并且积极从事爱国义举。他在担任叙利亚1救助委员会书记时，“沉浸在比舒适更甜美的感觉里从未这么珍惜时间，这么珍惜分分秒秒”。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清醒的爱国者，一个不带有“靡丽的东方病态”的纪伯伦，他说：“我是太爱我的祖国了，因而不愿等同于她的众多儿女。”他的书信中，因此也不乏对阿拉伯社会与文坛不良风气的抨击。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在创作上极其勤奋的纪伯伦，他“夜以继日地画着，写着”，常常是“一整天不吃任何东西”；正是从创作中，他得到最大的快乐。从他的书信中，我们还可了解许多作品的创作过程，隐约先睹《先知》等作品中的隽言警句，窥见他作为诗人和艺术家的本色：许多短简看似信手拈来，却也词句清丽，意象别致。

　　在保留至今的两人英文书信中，纪伯伦共写了三百二十五封信（本译文依据的集子，摘录了其中一百七十封），玛丽写了二百九十封。1919年纪伯伦和远在埃及的梅伊·齐雅黛恢复通信后，他和玛丽的信件往来明显减少。随着年岁增长，玛丽开始寻求生活上的归宿，后来远嫁他人，生活平静而闲适。她婚后虽再未与纪伯伦见面，但两人一直保持通信联系。1930年，健康恶化的纪伯伦在遗嘱中写道：“我画室中的全部绘画、书籍、艺术品等，我故世后将遗赠玛丽·哈斯凯尔女士。”次年，纪伯伦病故。玛丽在得知噩耗的当天就赶赴纽约，她在整理死者遗物时发现：正如她珍藏着纪伯伦的所有信件一样，纪伯伦也保留着她的1指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大叙利亚地区。

　　全部来信。她并未依纪伯伦女秘书的建议将这些信焚烧，而是悉数带回家中。随后她在致女秘书的信中写道：“我一直相信纪伯伦的伟大，相信我们的通信及交往经历将属于历史。”

　　在1911年的一则日记中，玛丽记录了自己婉拒纪伯伦求婚的原因，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对于纪伯伦，另有一份爱在等待他。这爱不同于他对我怀有的爱，这是神启之爱，并将结成他的婚姻。他最伟大的作品，将由这爱而产生；他最大的幸福，他崭新、充实的生活，也将由此而生。这一切用不了许多年就会发生。对于那场爱中的女子，我只是一个阶梯。尽管我多情的眼睛在哭泣，我却是怀着欢欣想起她的。我不想拥有纪伯伦，因为我知道：她正在某个地方为他成长，他也在为她而成长。”心有灵犀的玛丽所预言的这位女子，不久果然出现在纪伯伦的精神世界里。如果说纪伯伦与玛丽的恋情更近乎友情，两人的关系虽然密切却也不免平淡，那么他与这位女子的爱情故事，则更为奇特、凄婉。纪伯伦致她的书信均以阿拉伯文写成，得以保留的虽然只有三十多封，却具有极高的文学欣赏价值，不但在纪伯伦文学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堪称世界书简文学的瑰宝。

　　这位女子，便是现代阿拉伯文坛最著名的女作家之一——梅伊·齐雅黛（1886—1941）。梅伊祖籍黎巴嫩，早年曾在贝鲁特等地求学，后随父亲移居开罗。她天性聪慧，才貌双全，精通多门外语，除从事文学创作及翻译外，还定期在自己家中举办文学沙龙，为许多作家、诗人尊敬和倾慕。1911年纪伯伦的小说《被折断的翅膀》发表，梅伊读后主动致信远在美国的作者，既对小说的思想和艺术手法表示钦佩，又对其中有关婚姻、爱情的观点坦言商榷，两人从此往来书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们失去联系多年。1919年开始，又恢复频繁通信。

　　纪伯伦和梅伊感情的基础，是两人对对方思想与才华的相互钦佩与赏识。纪伯伦作品以其深刻的思想与独特的文风，震动了整个阿拉伯文坛，也自然引起梅伊好感。同时，处于本世纪前期的阿拉伯社会，虽然正在思想、文学等方面开始复兴，但基本上仍是一个封闭、保守的社会，像梅伊这样具备“神奇的天赋，广博的学识，良好的审美观”的才女实属凤毛麟角。梅伊发表的文章令纪伯伦十分惊喜，他在去信中写道：“在你的文章里，我发现了许多久已盘旋在我的脑际、萦绕在我的梦中的志趣与倾向。”对于注重精神生活的纪伯伦和梅伊来说，能得到对方这样的异性知音，乃是各自人生的大幸。

　　更让纪伯伦欣喜的是，梅伊这样一位杰出的女性，还是他的黎巴嫩同胞。久居他乡的纪伯伦，无疑把梅伊视为他的东方祖国的象征。因此，他对梅伊的感情，还和他的爱国情、思乡情融合在一起。在这样的基础上，他对梅伊的友情迅速向爱情发展。在他们恢复通信的第一年——1919年，纪伯伦就“体验了一件事”，是“用心灵、理智和感觉体验的”。而且，他以深沉的笔调给梅伊写道：“如果我的那些体验与我过去的体验有一点相似，我就不会诉说了；但这次是全新的，奇特的，突如其来的。”

　　这全新的爱，给纪伯伦带来了巨大的快乐。有一次他结束长途旅行回家，发现邮件中有三封梅伊的来信，他兴奋极了，当天便回信写道：“梅伊，你的信是多么漂亮、多么甜美啊！它犹如一条从高处而下流淌着美酒的小河，歌唱着流进我梦幻的谷地。它又像俄耳甫斯弹奏的竖琴，将天涯变为咫尺，将左近变得悠远；又以其神奇的颤音，让顽石化为熊熊的火炬，使枯枝变成鼓荡的翅翼。如果说在一天之内，我收到你一封来信，就如同登上了山巅，那今天我一下收到你三封来信，这又让我怎么形容呢？”

　　如此充满了诗情画意的段落和句子，在致梅伊的信中俯拾皆是，美不胜收。受到爱情鼓舞的纪伯伦，常常在深夜用自己的生花妙笔同梅伊娓娓而谈。自他笔下流露的爱情，尽现出东方式的细腻和含蓄。挚爱而不言爱，是他致梅伊书信的特点。这些信件读来，犹如一曲曲缠绵蕴藉的歌，令人回味无穷。“噢，已是午夜了。可到现在，我还没有写出挂在我唇间的那个字眼呢，那个我时而低语、时而大声道出的字眼呢。我把这字眼交给静夜的心中。是静夜，保存着我们温婉地、热切地、虔诚地说出的一切；是静夜，梅伊，将我们的祷告带到我们希望的目的地，或将它高高地携到上帝的面前。”以这般曲尽其妙的文字，对比他对玛丽直露的、多少显得浮泛的爱的表白：“现在，让我用发自肺腑的全部声音高呼——我爱你！”我们有理由相信：纪伯伦对梅伊的爱确是全新而真挚的。

　　在两个人的精神世界里，连使用的一些语汇，也只有他们才能明白：“峡谷”是指纪伯伦工作的画室；“雾霭”指的是双方精神与情感的世界；“透明元素”则代表两人精神上达成的神奇默契；而如果产生矛盾，就应把分歧扔进“金柜”里；双方身上不那么坦诚与率真的成分，则被戏称为替各自帮倒忙的“守密者”然而，生活在东方，个性与思想都较为传统、矜持的梅伊，与生性羞怯又极为看重事业的纪伯伦之间，也产生了不少矛盾与误会。两个文人的自尊心，对婚姻生活的束缚怀有的共同顾虑等等，使得两人屡屡压抑自己的感情，在需要采取毅然的爱的举动时却步不前。梅伊期待的，是纪伯伦更为率直而主动的爱的表白，她对他信中某些过于精巧的文辞有所不满，讥之为“抒情歌曲”。对纪伯伦而言，他视创作为生命，重自由如饥渴，他能从反复咏唱爱情的苦乐中得到愉悦和慰藉，却并无必要的心理准备，将这爱凝结成现实生活中的男女之爱。此外，把与梅伊的恋情限制于尺素传情，恐怕也有担心伤害自己的恩人与密友玛丽的考虑。

　　对于梅伊的猜忌和怀疑，纪伯伦多采取主动谦让的姿态。一次次的误会后，是一次次的冰释前嫌。在纪伯伦和梅伊之间，爱总是胜利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都渐渐明白，两人的爱情不可能发展成男女间的婚姻关系。纪伯伦对梅伊的恋情，在后期升华成一种父女般的情感。他开始称梅伊为“小宝贝”、“小公主”、“我的女儿”，他不再闪烁其词了。她的信中，多了一份恬静与平和。然而，他又何曾忘却过那段令他铭心刻骨的精神之恋呢？就在去世前的十多天，重病缠身且手臂有疾的纪伯伦，仍然给梅伊寄去了最后一封信——一幅被人称为“蓝色的火焰”的素描。还有什么语言，能更好地表达他那纯洁、炽烈而永不熄灭的爱呢？

　　纪伯伦的逝世，给梅伊的身心造成巨大打击。一直掩饰着这段恋情的梅伊，终于撰文公开了她和纪伯伦长期的通信经历。她对纪伯伦的去世表示了深切的哀思，并流露出无限的绝望。

　　在纪伯伦去世后的十年中，梅伊的精神与健康先后崩溃，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一度被人送到贝鲁特的精神病院治疗，后来又在开罗哀度了生命中最后两年时光。1941年，梅伊十分凄凉地离开了人间。然而，她在晚年的辗转流落中，仍一直将纪伯伦的来信随身携带。在她的遗物中，有一本评述阿拉伯作家的英文论著，梅伊在书中纪伯伦的画像旁写下：“多年前这已注定了我的不幸！”

　　一位终身未娶，一位毕生未嫁，而这段生死之恋的两个主人竟然始终缘悭一面！纪伯伦与梅伊奇特的爱情故事感人至深，在阿拉伯文坛传为佳话。如果说玛丽·哈斯凯尔是纪伯伦无私的帮助者，文学艺术灵感的启发者，是他心心相应的知音，是“能在寂静的夜晚和他在花园里徜徉漫谈的朋友”，那么，梅伊·齐雅黛则是纪伯伦灵魂的知己，是他心旌为之颤栗的恋人，是联系他和遥远祖国的纽带，是这世界上惟一能够对他说这番话的人：“雾霭啊，我是另一团雾霭！来吧，让我们去遨游那些遥远艰险、不为人知的所在！”纪伯伦致玛丽和梅伊的书信，记录了两段不同的恋情，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致玛丽的信明快，平直，简洁凝练，轻松自如，具有更丰富的理性成分和社会内容；致梅伊的信则含蓄，蕴藉，淋漓尽致，情深意浓，更多地揭示了个人的情感世界。翻阅致梅伊原信的手稿可以发现，这些多半在深夜写就的洋洋洒洒的信件，浑然天成，极少涂改，令人折服于这位文学大师流畅的文思和高超的语言天赋。应该说，致梅伊的书信以其真挚的感情、浓郁的诗意、婉转的笔调、精美的词句，而具有更高的文学价值。两种书信之所以风格迥异，首先在于作者内心对两次爱情体验不同；其次，致梅伊的信中，纪伯伦既要向一位高雅的才女暗示爱情，又想以自己的才华博得对方的恋慕，他便充分发挥了自己对文辞的擅长；此外还可考虑到：致玛丽的信大多书成时间较早，而当时纪伯伦对英语的驾驭，远不如母语阿拉伯语那样得心应手。

　　在纪伯伦的作品中，我们常常能见到“孤独”二字。毕竟，芸芸众生之中，有多少人能成为一位天才艺术家心灵的知音呢？然而，纪伯伦是幸运的，他在一生中至少得到过两个知音。他的心在孤独的时候，总能找到自己“幽居的禅房，可以从中觅得宁静和慰藉”。他心灵的“禅房”，正是如蓝色的火焰一般，在他心中燃烧不息的爱情。

　　1999年6月于北京苏州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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