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统中原——赵普

第三节 削弱藩镇，赵普提出三大纲领

　　秦始皇第一次在幅员辽阔和交通落后的条件下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后，为了有效地统治广大民众，在全国设置36郡，由中央派出监御史，监察各地郡守，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并不突出。

　　汉代郡、国并行，其数目较秦代增加了近两倍，因而中央直接统辖郡县便产生了困难。汉武帝时把全国分为13部州，各置刺史以察郡守，试图继续维持和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到东汉末年，刺史改为州牧，拥有财赋和行政之权，州由监察区变成了行政区，出现了州郡县三级制行政体制，中央使者成了最高地方长官，成为乱世破坏统一的割据势力。

　　三级制行政区的划分，实在是中央与地方矛盾关系的产物。一方面，要在统治手段（交通、通信）相当落后的条件下完成对广袤疆域和众多人口的有效统治，在原有二级制机构之上另设立一级机构是势所难免的；但另一方面，一旦新立机构官吏成为地方最高长官，掌握军政大权，特别是当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平衡局面被打破时，地方就容易形成与中央对抗的割据局面。

　　唐代的藩镇正是中央与地方这对矛盾发展的产物。

　　唐初显然也担心地方事权过重，因而不时派使巡省天下，监察州县。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将州县之上临时设置的“道”予以定制，各道设一采访处置使，监察吏治，常设不撤。不久，采访处置使权力逐渐扩大，有的道并由掌握兵权的节度使兼领其职，发展到安史之乱期间，全国遍设节度使、防御使等方镇。乾元元年（758年）出逃四川途中的唐玄宗下令，准许所在节镇自募军队，自调兵食，自署官吏，停废了采访使，改由方镇主帅兼任观察处置使，逐步控制了军政大权，并逐步剥夺了中央的权力，成为割据一方的地方政权。

　　这些藩镇拥有巨大的权力。一是人权，即藩镇幕府官员，本道可以自行辟署；二是财政，即留用本道军费可以自行支配；三是对州县监察权，即对州县官吏的任免黜陟，藩镇有予夺之权。

　　客观地说，这些因素对于藩镇割据有一定影响，但并不是最根本的原因。造成割据的根本原因有两条，一是中央没有一支能统摄全局的武装力量，而地方拥有重兵；二是地方军事权和行政权的合一，造成了中央与地方的对立。

　　军政权力的相合，造成了中央政权大权旁落，地方群雄竞起的尴尬局面。这些藩镇“大者连城十数，小者亦兼三四”，它们自设官吏，不由中央；专擅财货，豢养骄兵；以武人典狱，法外施刑，最终发展到“大者称帝，小者称王”。

　　建隆元年初，赵匡胤消灭了李筠和李重进之后，他与赵普有一段关于治策问题的谈话。《长编》记载道：

　　太祖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如何？”

　　赵普答：“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

　　这就是赵普提出“三大纲领”的著名谈话。

　　宋初的最高统治者，有意于长治久安，希望自己的皇朝能够出现太平盛世景象。太祖除与赵普常常讨论治国大计外，还广泛征求意见。建隆三年（982年）二月，诏：“自今每五日内殿起居，百官以次转对，并须指陈时政得失，朝廷急务，或刑狱冤滥，百姓疾苦，咸采访以闻，仍须直书其事，不得广有牵引。事关急切者，许非时诣閤上章，不须候次对。”七月，诏：“朝臣出使，还日，具所见民间利病以闻。”太祖还常常详延故老，问以前朝兴废之由，铭之于心，以为鉴戒。但是，说到对唐末五代乱因的分析，对于为患200年之久的藩镇之患的消除办法，则以赵普的论述最为透彻和精辟，所提措施也最切中时弊。太祖基本是按赵普的办法，去矫正五代之弊，加强中央集权的。

　　赵普的“君弱臣强”四字，道出了藩镇割据的原因，所谓“君弱”，指的是中央的权力不强。赵普的办法，就是三条：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言简意赅，可称为“三大纲领”。实施“三大纲领”以后，藩镇的基本权力已经丧失，节度使无割据之基础，迟废罢还是早废罢，就无足轻重，无关大局了，因为“君弱臣强”的局面已完全改观。

　　“三大纲领”，并非赵普凭空提出的，他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实际上，对于削弱藩镇的建议，早在唐代后期即有人提出并加以实施。

　　唐宪宗时，横海军（治沧州）节度使乌重胤提出“杀节镇之权”，而且在他的辖区内率先实行了两项新的措施，一是让刺史、县令各司其职，二是把军队交给各州刺史管辖，以此剥离节度使权力。但实际上，由于中央武装力量弱小，必须倚重藩镇兵力攻打另一些藩镇，加上朝政紊乱、党争剧烈，乌重胤的建议缺乏实施的基础。

　　尽管如此，乌重胤的建议和设想，对于宋代统治者的影响却不能低估。南宋有人说，“乌重胤欲杀节镇之权，我宋实用以弭五代之祸”。北宋哲学家程颢说得更直接：“赵普除节度使权，便是乌重胤之策。”

　　乌重胤建议的中心内容，在于对藩镇拥有的行政权和兵权予以处置。这也就是“三大纲领”中的“稍夺其权”和“收其精兵”的渊源关系。

　　事实上，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加强中央集权，不是赵匡胤和赵普的主观臆想，这种需要，也是从晚唐五代数十年间统治者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一个成果。在他以前的许多前辈“老师”，例如朱温、李存勖、李嗣源、郭威、柴荣等都作过某种程度的尝试，为他的成功铺就了一块块基石。

　　在解除藩镇武装上，朱温对魏博牙兵的打击可谓突出的一例。

　　藩镇之所以能军事割据，核心是掌握着一支“牙兵”。唐末魏博牙兵“强买豪夺、逾法犯令，吏不能禁”。到后来发展到“父子相袭，亲堂胶固”，以至“变易主帅，如同儿戏”，变成了一股特殊的武装力量。906年，朱温在称帝的前一年，派客将马嗣勋、寇彦卿等，领军千人，乘其不备，突袭魏博牙兵，“死者七千余人，洎于婴孺，亦无留者”。杀戮持续了半年，终于使这股特殊的武装力量得到平定。定州王处直因为“牙帐”跋扈难制，便“自队长以上记于别簿，渐以他事孥戮，迨二十年，别簿记之，略无孑遗”。这些措施是有成效的。魏博牙兵经过两次消灭后，赵翼称之为“魏之骄兵，至是而尽”。

　　另外，对一些重镇，用“陪都”的名义直接置于中央政权控制之下，也是削藩的措施之一。后唐曾把太原叫作“北都”，把魏博命名为“兴唐府”。将真定、河中、凤翔等镇的县，升格为“次畿”。

　　再有，开始实行剥夺地方的招兵权等措施。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年）规定，节度使、刺史今后的“牙队”，只许在国家规定的数目内，不得自行“招致诸色人”。后唐庄宗还借潞州杨立叛变事件，撤除诸道城防，“潞州城峻而隍深，故立辄敢据之，庄宗因兹诏诸道撤城防之备焉”。后周时，郭威又进一步罢去了州郡自造武器的权力，下令“诸道作工赴京作坊以备役使”。

　　最重要的一点是，五代诸君在削弱地方兵权的同时，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加强中央军队的措施。后梁朱温以李顷掌禁军，“倚为肘腋”。后唐设置“侍卫亲兵”制度，潞王李从珂在位时，禁军数达到十万。后周柴荣对中央军队的整编，赵匡胤即是直接参与者。

　　除收取地方兵权外，在行政、财政大权方面，五代诸朝也开始实施诸多限制。

　　后唐庄宗削弱了地方任用官员的权力。“今后大镇节度使，管三州以上者，每年许奏管内官三人，管三州以下者，许奏二人。”明宗时，规定内外官僚，包括节度使、刺史一切在内，“并不得擅发书题，妄行请托于诸处安排公人”，如有违者，荐者和被荐者都要受到严厉处分。后汉、后周都有诏命，“两京诸道州府留守判官、两使判官、少尹防御团练军事判官，今后并不得奏荐”。后梁时，还曾规定郡县长官权位高于镇将，并命令以后刺史可以不通过节度使直达中央奏事。

　　在财政方面，地方节镇的经济收入，从后唐初期开始逐渐由中央直接管理和控制。庄宗时将河中所属安邑、解县盐池直接归属中央管理。后唐明宗时，严禁诸道节度使“有不守诏条、公行科敛、颁行止绝”，“所纳军粮，不得更邀加耗”以及严禁“州使妄称修葺城池廨宇，科赋于人”。后周时柴荣更是明确划一地方税额，实行均定天下田税。

　　此外，各朝还经常调换节镇统帅，以防止尾大不掉。后唐时张温，在庄、明宗两朝，历任7个地区节度使，最北至塞外，最西到四川。后梁、后唐时张牟义“十领名藩”，其用意也是如此。另外，各朝还采取将兵卒与家属分离的办法，如郭威代汉，在邺起兵，其“大名戍卒家属尽在京城”。用家属当人质，对地方藩镇势力的牵制用意也是不言而喻的。

　　五代各朝为了改变中央与地方关系而采取的种种措施，对于赵匡胤日后从容稳健地建立一个统一的集权帝国，其作用是明显的。作为目击者和参与者，赵匡胤对这种关系是明了的。在他取得帝位前，唐末那种外重内轻，致使安史之乱后河北诸镇对抗中央连绵200年的情况已迥然不同了。所谓“禁军悍勇，远胜前朝”，藩镇势焰，早已非复当年。所以废罢藩镇之权，有人说，于赵匡胤，不过是有无决心的问题，而不是能行不能行的问题了。

　　前代各朝为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诸种措施，并不能因此就看轻赵匡胤和赵普的种种努力。一是各朝采取的措施并不系统，大多没有从根本上，或者说提出一套完整的措施来固定这种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关系；二是朝代更替频繁，许多措施的贯彻落实很难收到应有的效果。所以即使在周世宗时期，藩镇的势力仍然是较为强大的，中央支配地方的地位并未得到巩固。淳化二年正月，宋太宗曾对近臣讲起：“前代武臣，难为防制，苟欲移徙，必先发兵备御，然后降诏，若恩泽姑息，稍似未遍，则四方藩镇，如群犬交吠，周世宗时，安审琦自襄阳来朝，喜不自胜，亲幸其第。”号称一代英主的周世宗，对安审琦如此礼遇有加，实在是一种言不由衷的表白和姿态，也反映出他内心对藩镇势力的畏惧。他在征伐淮南返回时，许州百姓向他告发节度使向训的诸种不法之事，周世宗不但没有派人查实予以处罚，相反却把此人交给了向训，向训便把这位倒霉的告发者活活沉入水中。李筠任潞州节度使8年，种种不法之事，所闻不少，但周世宗不敢采取什么措施，听凭他在这块独立王国胡作非为。

　　但赵匡胤则不然，首先，他依靠禁军夺取了政权，表明他对中央军事力量的控制已有完全把握；其次，先后消灭了李筠和李重进割据势力中的最强大者，向其他藩镇显示了中央力量的强大，也表明削夺藩镇之权的时机已经成熟。

　　一般认为，赵匡胤削夺藩镇之权，并没有采取急风骤雨式的剥离方式，而是以渐进的、有条不紊地创设种种制度，采取恩威并施、文武相济的各种手段得以完成的，而且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宋真宗时代。

　　赵匡胤之所以能如此从容，不外乎是他已完全控制了局势，特别是对军队的统御。论实力，各路诸侯已无力与赵匡胤一争高下；另外从统治的角度看，怀柔政策有时比军事进攻更为有效。中国人历来讲究“不战而屈人之兵”，对赵匡胤来说，执掌权柄他喜欢一人独揽，可是装门面，在天下臣民面前树立一个好的形象却是他一直努力在做而尚未做成的一篇文章。

　　或许还有一层较为隐秘的原因，赵匡胤本人曾做过节度使，而且是在节度使任上当上皇帝的，因而对这些坐镇一方的藩帅的种种心态自然了如指掌，采取何种办法，如何选择最佳时机，他应该是胸有成竹的。

　　政治家历来喜欢“杀一儆百”，不“杀鸡给猴看”，就难以达到“天下咸服”的目的。因而在最初阶段，赵匡胤毫不留情地不惜集全国之军，以武力向昭义节度使李筠和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开刀。这两个对新政权威胁最大的准割据政权被消灭后，全国藩帅震动很大，在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斟酌之后，不得不“束手听命”于朝廷。成德节度使郭崇为表明自己对新天子的服从，曾刻意对监军陈思诲展示自己的忠诚；保义节度使袁彦在赵匡胤称帝后，“日夜缮甲治兵”，颇有不服管制的味道，待赵匡胤派潘美晓谕他入朝觐见，袁彦二话没说，立即治装上朝；建雄节度使杨廷璋，是郭威的内弟，赵匡胤也担心他怀有异志，命令晋州兵马钤辖荆罕儒就近监视，杨对荆罕儒极表忠诚，接到入朝诏书，当天就离镇赴京。这些在赵匡胤看来可能“拥兵自重”的藩镇主帅，慑于新天子的强大武力，不得不收敛起图谋不轨的雄心，开始与新王朝的合作。建隆二年（961年）八月，赵匡胤又毫不留情地收拾了义武节度使孙行友。孙镇易州（河北易县）历时8年，境内僧人深意以狼山为据点聚众造反，势力越来越强盛。赵匡胤称帝后，孙行友“缮治甲兵，将弃其孥，还据山寨以叛”。赵匡胤派武怀节调集军队，假称巡边，进入定州。一切准备就绪后，赵匡胤立即下诏，削夺孙行友官职，将其禁囚于私人宅第，并将深意处死，在开封焚烧尸体，从而再次挫败了藩帅试图谋反的阴谋。

　　赵匡胤对那些直接构成威胁，并有明显造反动机及行动的藩帅施之以武力，而对那些关系比较疏远，且持有疑虑的节度使，则采取调动的办法，使他们难以形成独立王国，以削弱其割据的基础。

　　袁彦、杨承信、杨廷璋等人虽说赵匡胤一声令下，即俯首听命，但毕竟与赵匡胤关系较浅，而且还有过“缮甲治兵”的举动。这些人虽然一时对新王朝构成不了威胁，但久任一镇，日后难保不会生事，因此，赵匡胤便采取挖墙脚的办法将他们调任它处，使之难以在原地“拥兵自重”。结果，原来治镇陕州的保义节度使袁彦改任彰信节度使（曹州，今山东曹县）、治镇寿州的忠正节度使杨承信调任护国军节度使（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建雄（今属河南）节度使杨廷璋改任静难军节度使（邠州，今陕西彬县），彰义节度使白重赟在赵匡胤称帝后，被泾州（今甘肃泾州）马步军教练使李玉诬告谋反，虽经核实，纯属子虚乌有，但赵匡胤还是将他改任为泰宁军节度使（兖州，今山东兖州市），从甘肃调任至千里之遥的山东。在赵匡胤平定李筠叛乱之后，因后周名将、安国军节度使李继勋曾在亲征途中“朝于行在”，赵匡胤即任命他为昭义军节度使，让他顶替了李筠的职位。这样做，一方面威慑了李继勋，使这位前后周的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感受到新天子的威严；另一方面让他出面收拾李筠苦心经营多年的独立王国，以他在后周期间曾出任昭武、河阳等重镇的节度使的经验，李继勋不失为一个合适的人选。一箭双雕，正是赵匡胤的高明之处。

　　至于个别看不顺眼而又没有多少能耐的节度使，赵匡胤根本用不着挖空心思地调兵遣将，动用军队，甚至连调动之类的把戏都不需要，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将他就地免官。962年二月，滑州节度使张建丰，就因为一起“甲仗军资”仓库失火事件，被赵匡胤免掉了节度使，并将他发配唐州。其实，有许多比军用仓库失火更为严重的事件，赵匡胤从不把它放在心里，有些赵匡胤还曲意为之辩解、遮掩。显然，失火事故，不过是赵匡胤的一个漂亮的借口而已。

　　在甩石头、挖墙脚的同时，赵匡胤还用掺沙子的办法，用“节镇之权”作为一种安抚或奖赏，将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一批故交、亲信、部下派驻各地出任节度使，继续为新王朝效力，并可形成制衡力量。

　　陈桥兵变后论功行赏，赵匡胤即以归德、义成、镇安、泰宁、宁江、武信六个节度使的位置赏赐给石守信、高怀德、张令铎、王审琦、张光翰、赵彦徽。其中王审琦、张光翰、赵彦徽三人均是在州防御使的位置上加以破例提升的。

　　961年闰三月，慕容延钊和韩令坤分别被解除禁军殿前和侍卫两系统的最高统帅职务，作为交换，慕容出任山南西道（治陕西汉中）节度使和成德军（治镇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慕容虽于964年去世，但韩令坤“镇常山凡七年，北边以宁”，也算得上是为赵宋王朝鞠躬尽瘁的一名武将。

　　是年七月，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将石守信等人解除兵权，又以天平、归德、忠正、镇宁等节度使相赠，让他们从此在藩镇安心于良田美宅，歌儿舞女，而不再过问军事。

　　961年三月，赵匡胤对雄武节度使王景委以重任，将其调任凤翔节度使并充西面沿边都部署。这次改任却不带有防范的性质，主要在于赵匡胤深知王景的为人。同赵匡胤相比，王景是前辈级的人物，周世宗显德年间收复被后蜀占领的秦、凤、成、阶四州，王景与向拱出力最多。当时王景即被任命为西面行营都部署，负有方面指挥之责，王景率兵出大散关进讨，连陷砦栅，大破蜀军于上邦，斩首数万，秦州由此得以收复。对于这次战争，赵匡胤是熟知的，当时他曾以皇帝特使的身份亲临前线，与王景等人有过深入的交往。这次任命，同那场战争多少有些关系。另一个原因是王景比较谦虚谨慎，折节下士。赵匡胤即位后，每有使者来藩，无论品级多低，王景都要亲自迎送，全力招待，因而颇能博得一般使者的好感，带回来的情况自然对王景赞誉有加。更难得的是王景这种屈尊并不是表面文章，而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对朝廷的忠诚。当时他的幕僚曾对此不以为然，称“节度使职位颇高，不宜过分自行损抑”，王景回答说：“人臣重君命，固当如此，我唯恐不谨尔。”赵匡胤曾在建隆年间派吏部尚书张昭出使王景藩镇，王景一次即赠钱万缗，手下有人认为此礼过重，王景则说：“我素闻张昭之名，今日派他来我处，乃是国家看得起我王景，怎么可以按惯例办事！”王景就这样靠自己对朝廷的那份诚心诚意的拥戴，博取了赵匡胤的信任。此外，王景为政宽厚也是他得以见用的一个原因。《宋史》本传称他“素无智略，然临政不尚刻剥，民有讼必面诘之，不至大过即谕而释去，不为胥吏所摇，由此部民便之”。后周广顺初年，王景由地方调任中央，当时曾有数百人堵道挽留。可见王景做地方工作也还多少算是有经验、有声望的。

　　王景离任雄武节度使后，建隆三年（962年）六月，赵匡胤任命枢密使吴廷祚接任。吴是文官，在后周时期曾担任过怀州和郓州的地方主官和西京、东京两都留守，是赵匡胤比较尊重的一位官员。赵匡胤即位之初，吴廷祚仍继续担任枢密使。李筠叛乱，吴向赵匡胤建策，提出李筠勇猛而轻敌，此次征讨宜速击而不宜久战，赵匡胤深以为然。在赵匡胤亲征李筠期间，他决定让吴廷祚担任东京留守同时主持开封府工作，这对吴廷祚来说，无疑是一种高度的信赖。随后征战淮南李重进，赵匡胤再次让他担任东京留守，让他全权处理后方的一切事务。

　　此次出任雄武节度使，赵匡胤经过了长时间的考虑。原来在961年，尚书左丞高防出知秦州（甘肃天水，雄武节度使驻地）后，见秦地盛产木材，又见西戎少数民族以伐木牟利，于是建议朝廷在此设立采造务，圈地数百里，在要津筑堡设关，又动用军卒300人进行采伐，供应京师。如此一来，因利益关系必然导致与当地少数民族发生冲突。当时双方商定以渭水为界，以北属当地少数民族开采范围，以南则归采造务伐取。不料当地少数民族并不同意这种划分，一时纷争频频。高防于是动用军队抓获了40多人。赵匡胤接到报告后，感到边境生事，可能将来难以收拾，觉得高防的做法有欠妥当，于是便将高防调回开封担任枢密院直学士，转而让有多年地方工作经验、深得自己信赖的吴廷祚出镇秦州，以平息事端，保持边境安宁。

　　在任命下发的前一天，赵匡胤特意召见了吴廷祚，预先把自己的考虑告诉了他，同时还颇为深情地对吴讲了一番体己话：“卿久掌枢务，年龄渐高，今与卿秦州，庶均劳逸，明日制出，恐卿已离朕左右，不能无忧，故先告卿也。”

　　赵匡胤让人效力效忠之时，这些事情总是做得很周全的。

　　或许正如王棣在《燕翼诒谋录》中所说，由于赵匡胤“以节度使受禅”的缘故，因而在最初，这个职位曾经是他手中所握着的一个筹码和一件赏赐品，显得颇有些分量，无论是授予新职还是对原任节度使的处理，都持小心谨慎的态度。

　　一般来说，对原有节度使，只要肯积极与新政权合作，赵匡胤还是尊敬有加的。尽管这些节度使中也有个别是靠门第靠关系坐上去的，但大多数是靠战功靠资历靠本事才获得的，赵匡胤对他们的态度如何，直接影响到他们与新政权的合作，也直接关系到新政权的稳定。

　　赵匡胤是聪明的，在政权新立时期，他对这些节度使往往待之以礼，让他们感受到新天子对他们的重视。960年七月，河阳节度使赵晁因病回京，不久去世，赵匡胤把丧事办得很隆重，同时又赠他太子太师，后又赠他为侍中。其实赵晁在藩镇专事聚敛，“无他勋劳”，但他曾与赵弘殷一道在后周禁军中共事，“有宗盟之分”，所以赵匡胤才有此等姿态。

　　赵匡胤原来的直接上司、忠武节度使张永德更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赵匡胤称帝后，治镇许州（今河南许昌）的张永德即入朝觐见，主动采取了合作态度。赵匡胤对这一点深为感激。960年八月，张永德从忠武节度使转任武胜节度使（邓州，今河南邓县），据说自此赵匡胤对他“恩宠优渥，旧臣无与比者”。前面已经说过，张永德每次来朝，赵匡胤都要单独召见，设宴招待，畅叙家常。为了表示对他的敬重，赵匡胤从不对他直呼其名，而以“驸马”称之（张妻为周太祖之女晋国公主），又从国库拨出专款，帮助张永德偿还旧日所欠官钱，甚至从游玉津园，赵匡胤还不忘让卫士替他牵马，赵匡胤准备用兵北汉，仍不忘向这位昔日的上司“讨教”。如此礼遇，张永德已感到无比荣耀，最令张永德感动的莫过于在“造反”、“政变”之类问题上对他信任。大凡藩镇主帅，在新皇帝即位之际，最忌讳的就是被人指控心怀异志，谋图不轨。据《涑水记闻》记载，张永德镇邓州时，手下有一军士跑到京城向赵匡胤密告张永德谋反，告状者言之凿凿，各种细节说得绘声绘色。赵匡胤听归听，却连派人查实的念头都不动，反倒叫人将告状者五花大绑，送交张永德自行处理。

　　对于那些长期居住边疆，拥有少量军队，父终子继的节度使，也就是少数民族的首领们，赵匡胤则对他们实行特殊政策。例如对定难节度使李彝兴（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灵武节度使（今宁夏灵武县）冯继业等人，“许以世袭”，不再由朝廷另行派员，而让他们继续戍守西北边防。962年，李彝兴派遣使者进贡名马300匹，赵匡胤正命玉工为自己制作腰带，得到消息便灵机一动，召见使者，询问李彝兴的腰围有多大，使者说李彝兴粗腰大腹，赵匡胤恭维道：“你的主帅真是个福人。”当即派人将打制给自己用的玉带赐给了李彝兴。这种怀柔确实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好处，这些节度使不但没有造反，而且戍边也很卖力。

　　同以往相比，赵匡胤的新王朝在对节度使的礼遇上，似乎还要优厚一些。961年闰三月，慕容延钊和韩令坤罢兵权出任山南西道和成德节度使时，赵匡胤在广政殿举行送别宴会，为他们饯行，“自是，节度使以上出使赴镇”，都要按照这种规格和排场在广政殿送别。五代时期，武夫悍将以军功进秩为节度使而称霸一方的比比皆是，但在上朝排班时，却列在卿、监之下，赵匡胤即位后，特地对这种排列次序进行了改革，将其改在六曹侍郎之上，中书侍郎之下，并且“恩数同执政官”，这种高规格的优礼，从心理上满足了节度使的自尊，使他们感受到朝廷对他们的重视。乾德二年（964年）二月，安远节度使兼中书令王晏致仕，为表示优礼，赵匡胤又下诏：“自今藩镇带平章事求休退者，每遇朝会，宜令缀中书门下班。”到乾德五年，为了抚慰已逐步剥夺实权的各藩镇主帅，又改变了原来“节度使不带平章事者，皆位在卿监下”的旧例，将其升班在龙墀内金吾将军之上。

　　不过，所有这些特殊的礼遇并没有动摇和改变赵匡胤“稍夺其权”的既定方针。如果说，政权初立，赵匡胤对五代旧臣“无不以恩信结之，既以安其反侧，亦藉其威力，以镇抚四方”，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的话，那么等他羽毛渐丰，全国局势得到完全控制，其他改革正逐步深入的时候，赵匡胤便会毫不通融地向这些藩帅们下手。

　　开宝二年（969年）十月，赵匡胤设宴后苑，招待后周时期资格很老的几位藩帅，参加者有凤翔节度使王彦超，安远军节度使武行德，护国军节度使郭从义，定国军节度使白重赟，保大军节度使杨廷璋。赵匡胤从容与语道：“卿等均国家旧臣，久临剧镇，王事鞅掌，殊非朕优礼贤臣之本意。”一听这话，王彦超即避席跪奏道：“臣素乏功劳，忝膺荣宠，今年已衰朽，幸乞赐骸骨，归老田园！”赵匡胤见王彦超已明白自己的意思，不禁大喜，连忙离座扶持，嘉慰再三。武行德等人还不明就里，反倒乘着酒兴，大谈昔日功劳和苦劳。赵匡胤不由得打断话头，冷冷笑道：“这些都是前朝旧事，已不值得再讲了。”这些滔滔不绝的藩帅们这才醒过神来，原来赵匡胤是让他们告老还乡！这次宴会之后，赵匡胤如愿以偿，五位节度使被解除职务，乖乖地接受了赵匡胤早就预备好了的“太子太傅”、“左金吾卫上将军”之类的荣誉性闲职。

　　此前和此后，赵匡胤又用移镇的办法对三位资深的节度使发出了警告。天雄节度使符彦卿，是周世宗和赵光义岳父，真正的两朝皇亲国戚，仗着这层关系，在天雄军任内，巧取豪夺，又将政事委之牙将刘思遇，招权黩货，“军府久不治”，因而在这年七月调任凤翔节度使。符彦卿对这次调动抱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命令下达五个月后，才上路赴任，行至洛阳，又上书称自己病得不轻，要求准许留在洛阳就医。赵匡胤准假百日。假满之后，符将军却仍不愿前行，且“受俸如故”，御史闻知，要求符彦卿到御史台接受审查。赵匡胤考虑到种种因素，特地交代有关部门不再追究此事，但却毫不犹豫地罢免了他的节度使职务。八月，西京留守向拱被调任安远节度使。调动原因是“向拱在河南十余年，专修饰园林、第舍”，纵情声色，恣意妄为，以致“政府坏废，群盗白日劫人于市，吏不能捕”，赵匡胤一怒之下做出了此项决定。

　　事实上，赵匡胤在给予各节度使种种恩惠的同时，就开始侵夺他们的种种权力了。从赵匡胤所采取的夺权手段来看，一是用武力实行强制剥夺，二是用移镇办法削弱其割据基础。但使用武力，则要把全国变成战场；调动则不能去其根本，难以彻底达到目的。由于这些原因，赵匡胤又着手尝试其他的办法。

　　960年七月，成德节度使郭崇入朝，赵匡胤在与他虚与寒暄的同时，做出了一项令郭崇始料不及的决定，任命宣徽南院使昝居润权知镇州，开始首次以文臣取代节度使掌理地方政务。

　　赵匡胤选择昝居润无疑经过了慎重考虑。昝居润是后周重臣，与赵匡胤“情好款浃”，是赵匡胤比较看重的人物之一。另外，昝居润有着多年地方工作特别是边境地区工作的经验，后周时期，他先后担任过知青州、知秦州、知凤翔、知河中府、知开封府、东京副留守等职务，为人谨慎，善于计谋，让他出知与契丹交界的镇州，同时要分割节度使的权力，昝居润是理想的人选。

　　在迈出了第一步之后，以后的事情就变得顺理成章起来。

　　十一月，赵匡胤在平定李重进的叛乱后，又任命宣徽北院使李处耘权知扬州。

　　李处耘是赵匡胤的得力干将，文武两个方面都很得力。陈桥兵变，李处耘作为赵匡胤的重要谋士，策划于密室，点火于众卒，出力尤多，是赵匡胤所倚重的另一名亲信。史传称他“善谈当世之务，居常以功名为己任”，可见此人具有干大事业的雄心壮志；又称他“自以受太祖之遇，思有以报”，就是说他还具有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忠诚，用他出知扬州，贯彻对新征服地区的统治意图，李处耘也是一个理想的人选。

　　李处耘果然干得很出色。平定李重进后，经过兵火洗劫，扬州“境内凋敝”，民不聊生，李处耘以安抚怀柔政策施政，奏请朝廷减免城中居民房税，又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使李处耘渐渐博得了声望。962年奉诏召回时，“老幼遮道涕泣，累日不得去”。

　　昝、李两人出知地方，头衔前均冠以“权”字，这是赵匡胤颇有深意的创造。权者，代理也，即两人在中央机构中担任的宣徽南、北院使的职务仍然保留。从理论上说，不过是中央要员代表皇帝暂时处理地方政务而已。感觉上，他们仍是属于中央机关的皇帝的直接部属。这样就从心理上切断了地方政权割据一方而不服从中央的种种情绪。

　　尽管是中央派出的临时代理，但文臣知州事，作为赵匡胤削夺藩镇之权的一个既定不移的方针，却得到了同样坚定不移的贯彻和执行。

　　李处耘在扬州“代理”知州8个月后，被召回朝廷，与此同时，又任命内客省使王赞接替李处耘，出任权知扬州军府事。

　　王赞也是赵匡胤十分欣赏的一员干将。赵匡胤欣赏他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不畏强梁，敢于向藩帅动手。在前朝时，他曾出任河北涿州计度使，大约相当于中央派出的财政长官。当时诸州藩镇割据自大，完全无视中央政府的权威，私自截留赋税，中央有关部门对此毫无办法，不敢依法办事。王赞到任后，“振举纲维，所至发摘奸伏无所忌”，因而名声大振，赵匡胤由此知道王赞可以担当重任。所以在李处耘离任后，赵匡胤便将扬州政务托付给他。原想让他在扬州锻炼一段时间后再挑重担，不料，王赞在乘船赴任途中落水而亡。赵匡胤闻讯，深为悲痛，对手下人说：“是吾杀枢密使也。”由于王赞没能到任，李处耘便继续“代理”到962年。

　　乾德元年（963年）正月，太常寺卿边光范出任权知襄州。边氏“雅有吏干”，这种行政才能主要表现在善于理财上。周世宗时，曾任职户部，受命赴河北大名等地度田，朝廷派人到民间核实和检验他的工作效果，结果有口皆碑，于是边光范的才能为皇上所知。宋初征战泽、潞，赵匡胤命令边光范为前军转运使，计度郑、洛、汝、孟、怀州军粮，担任后勤保障工作，圆满完成任务，受到赵匡胤的嘉奖。此次命他权知襄州，正是考虑到朝廷将命幕容延钊（襄州节度使）率军出征荆湖，大量后勤工作需要计度才委以知州之职的。边光范到任后，的确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时称“路当冲会，饷馈无阙”，保障了战事的顺利进行。

　　三月，宋军平定荆湖后，又任命户部侍郎吕馀庆权知谭州。

　　吕馀庆是赵匡胤历滑、许、宋三镇时的幕僚，赵匡胤即位后，授官给事中充端明殿学士，不久又出知开封府，赵匡胤征潞州及扬州，吕馀庆担任东京副留守，是赵匡胤可以信赖的亲信。此次出知谭州，反映出赵匡胤对他的倚重。湖南是宋军新占领地区，由于宋军的残暴，占领地区的反抗远远没有平息，需要有一位精明干练的人妥善处理种种遗留问题。吕馀庆在赵匡胤心目中便是最合适的人选。随后，他又权知襄州，接替边光范，同时改任兵部侍郎，出知江陵府。

　　乾德三年（964年）二月宋军平蜀后，已是参知政事（副宰相）的吕馀庆再次于危难之际受命出知成都府。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由于宋军纪律涣散，劫掠财富，致使反抗不断，“盗贼四起”；另一方面宋军将士“恃功骄恣，大将王全斌等不能禁”。不采取措施，很可能使战争成果付诸东流。赵匡胤期望吕馀庆能挽回局势。吕馀庆到任后，立即大刀阔斧地整顿宋军纪律。当时成都街头药市刚开，有人即飞驰来报：宋军军校醉酒持刀，劫持商人，抢夺财物。吕馀庆立即命令将其逮捕并斩首示众。经过吕馀庆采取强硬的种种措施的治理，成都府的社会治安方才渐渐好转起来。

　　963年四月，赵匡胤任命枢密直学士、户部侍郎薛居正权知朗州，同吕馀庆一道对新占的湖南地区实施统治。薛居至朗州，周保权政权的数千名溃兵在汪端率领下“聚山泽为盗”。当时宋军主张不问青红皂白，对朗州实行屠城式的斩杀，被薛居正严令禁止，后设计捉拿汪端，最终平息了叛乱。

　　五月，凤翔节度使王景去世，赵匡胤命枢密直学士、尚书左丞高防权知凤翔府，再次赴任西北边境。

　　高防在知秦州任上因引发边境纠纷被调回，却丝毫没有影响赵匡胤对他的信任。在赵匡胤看来，高防有出众的才干，而且为政清廉，是理想的边境地方长官，因而王景死后即命高防代替。可惜就在这一年，59岁的高防因病不治而去世。高防的去世，使赵匡胤极为悲痛。

　　乾德二年（964年）六月，刑部侍郎、权知凤翔府刘熙古权知秦州。自高防离任后，吴廷祚接替，大概边境纠纷仍未完全平息，因而吴此年改镇京兆而以刘熙古取代。刘熙古也是赵匡胤过去的幕僚，此次出知秦州，显然赵匡胤期望他能有所作为。刘熙古到秦州，果然是“州境所接多寇患”，处理起来很棘手。刘熙古用恩威并施的手段，对少数民族首领“谕以朝廷恩信”，又将他们的子弟集中到秦州当作人质，这样才算渐渐平息纠纷，相对安宁下来。

　　965年二月，在任命吕馀庆权知成都府的同时，另一位枢密直学士冯瓒也受命权知梓州，担负新定地区的善后重任。冯瓒到梓州才数日，就遇到伪蜀军校上官进率兵3000余人，连同数万百姓夜攻州城。当时城中仅有骑兵300人，这对冯瓒来说无论如何都是场严峻的考验。冯瓒临危不惧，首先安定人心。他分析说：“伪军乘夜攻城，说明这些人是乌合之众，没有多少战斗力，所以要借夜色作掩护以壮声势。我们只要固守城池，以逸待劳，天明便会自行溃退。”接着，他对城楼更夫又作了如此这般的安排。深夜时分，两军对峙之际，突然响起五更鼓声，前蜀溃军听到鼓声，以为天亮，而城池尚未攻下，便急急集合部队撤退。此时冯瓒打开城门，命骑兵乘胜追击，结果将上官进抓获。冯瓒利用时间差给敌人造成的错觉，成功地唱了一出“空城计”，进而瓦解了敌军。平息反叛后，他又将招降的大部分人释罪复业，梓州从此安定下来。

　　开宝元年（968年）六月，赵匡胤又命右补阙辛仲甫权知彭州。辛仲甫原是成德节度使郭崇的幕僚。赵匡胤称帝后，郭崇日夜不安，辛仲甫建议郭崇在军国民事的处理上，悉遵常规法度，并对宋使者尽礼节、示恭敬，郭崇果然不被见疑。乾德五年出知光州，赶上多年不遇的大水灾，州城军资民储眼看要被洪水吞噬，辛仲甫调集船只数百艘，全城出动抢运，终于使虎口夺粮成功，由此水灾中的军民百姓得以接济。赵匡胤对他的才干颇为欣赏，赴任彭州前，曾特意交代他说：“蜀土始平，轻侈之俗未革，尔有文武才干，是用命尔。”辛仲甫到任后，按照赵匡胤的指示，尽力勤于政务，同时保持高度警惕。当时有州卒鼓动屯戍彭州禁军，准备乘庆祝长春节之际发动兵变。次年春初，辛仲甫出城巡视，见城壕中蒿草繁密，藏伏难以发现，便命人将其全部铲除焚烧，此举本意在于防范，不料歪打正着，兵变部队怀疑有人走漏风声，事情已经败露，于是有人自首，辛仲甫顺藤摸瓜，将阴谋兵变者100余人全部捕获并处以极刑，从而成功地挫败了这起兵变阴谋，到底没有辜负赵匡胤对他的重托。

　　自建隆、乾德年间开始，赵匡胤将自己的亲信和比较有才干的中央官吏分派到新征服地区和重要地区担任知府知州，以贯彻自己的治国方针和统治意图。这些官员毫无例外都是文官，又是以中央大员身份“代理”掌管地方事务，从而在收夺了节度使所拥有的行政权力的同时，又加强了地方与中央的联系。赵匡胤之所以“热衷于以文臣代替武将，就在于以他的经验，觉得武将大都骄横跋扈，动辄举兵犯上，而文臣与军队联系较少，关系不深，难以形成兵连祸结、反叛朝廷的气候。赵匡胤对于这一指导思想甚为得意，他说：今用儒臣干事者百余人，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宁愿让文臣贪浊，也断不容武人举兵犯上，这便是赵匡胤的根本心思。

　　赵匡胤所开创的“文臣知州事”制度在宋初的几代皇帝手中得以继承和发展。到宋仁宗时期，全国上下简直成了文人的世界。所以蔡襄形容说：“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辞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

　　在实行“文臣知州事”的同时，赵匡胤还采取了另一项收权措施，即逐步罢废支郡。

　　所谓“支郡”，就是非节度使直接治理的州郡。唐末五代时期，一个节度使除了管理所驻州郡的政务外，还要治理附近州郡的政务。如山南东道节度使辖襄、均、房、复四州，节度使驻襄州，均、房、复三州各有防御使、团练使或刺史处理州务，但须秉命于节度使，而不能直达于朝廷。均、房、复三州就是山南东道节度使的“支郡”。

　　罢藩镇支郡，事在宋太宗初年，但赵匡胤时代，已开始有了这种意向。

　　乾德元年（963年）四月，赵匡胤在平定荆湖政权后，废除了这一地区的“支郡”。“始令谭、朗等州直属京，长吏得自奏事。”虽然新征服地区仍保留节度使，但节度使驻地以外的州郡从此不受其节度，而直接听命于中央，节度使的势力范围进一步缩小。

　　同年六月，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长期镇守大名，专恣不法，属邑不治，赵匡胤于是借机选派一批精明强干的官吏去任知县。当时大理正奚屿知馆陶县，监察御史王祜知魏县，杨应梦知永济县，屯田员外郎于继徽知临清县，从此开始用常参官出任知县。这四县都是魏州天雄军的直辖县，派常参官任职，其意就是要提高知县地位，使之与节度使分庭抗礼。对于这一点，赵匡胤一点也不隐讳，他特意把王祜安排在家乡任职，让他衣锦还乡，同时交代他要“察彦卿动静”。多亏王祜处事还算公道，他以全族百口之人担保符彦卿并无谋反企图，又苦劝赵匡胤：“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杀无辜，故享国不承，愿陛下以为戒！”这才使符彦卿幸免于难。后来右赞善大夫周渭出任永济县知县，符彦卿至郊外迎接，周渭只在马背上拱拱手，算是打了招呼，一直到住地才与符正式相见。到任后，县内有盗伤人而逃，周渭派人捕获，公布罪行后即就地处决，而没有按照规定送到大名府再行处理。这算是中央命官出任地方低级官职后敢于同直接上司分庭抗礼的一个突出例子。

　　从此以后，赵匡胤越来越乐意运用种种手段来罢废“支郡”。乾德二年七月，阶、成两州直隶京师，乾德五年二月，庆州直隶京师，三月，兴元府三泉县因大县屯兵，也直属京师。开宝二年（969年）十月，归、峡二州直隶京师。三年三月，泽州直隶京师。五月，又将通远军直隶京师管辖，罢除“支郡”的范围越来越大。

　　以文臣知州事和废罢支郡措施的实行，使位尊权重、声势煊赫的节度使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其实际权力仅等于某一州府的长官，有的甚至徒具虚名，仅仅属于一种荣誉称号。自中唐以来藩镇权势过重，拥兵自大的情形终于得到了改观。

　　收夺藩镇之权，并不是赵匡胤的终极目的，按照他的思路来调整严重颠倒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才是他的真实意图。因此，除削夺地方藩镇之权之外，对州郡的行政权力也要进行限制。即使任命文臣知州，也要防止其权力过大。为此，赵匡胤又采取了两项措施。其一是“三岁一易”，即“知州”、“知县”在一地的任职时间不得超过3年。乾德三年（965年）北海军（今山东潍坊）知军杨光美任职已满3年，由于在当地为政清廉，颇得百姓爱戴，当地数百人赴京请愿，请求杨光美继续留任。赵匡胤派人劝他们散去，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赵匡胤采取断然措施，“笞其为首者”，才将请愿者赶走。乾德四年七月，赵匡胤下令，“自今诸州吏民不得即诣京师举留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知州、通判、幕职、州县官”。这是针对北海军百姓请愿事件由政府做出的反应。他同时还指出：“若实以治行尤异，固欲借留，或请立碑颂者，许本处陈述，奏以俟裁！”这道命令的意思是，确实政绩突出，坚持继续留任者，也应通过正常渠道请求，由中央政府来决定。可见，当时执行“三年一易”的制度是多么坚决。

　　赵匡胤采取的另一项重要措施是设置“通判”。乾德元年（963年）赵匡胤统一湖南后，于是年四月任命刑部郎中贾玭等通判湖南诸州，这是宋代设立通判之始。当时的考虑是湖南初平，“伪命官”势难尽废，故权派京官为通判以监视。965年平蜀后，新牧各州也设置通判。削藩政策实施后，各地府州，也都按照荆、湖的办法，依事务繁简、人口多少设置通判。一般情况是州设一人，大州设二人，只有人口不及万户者不设，但倘若知州是武臣，则虽为小州也都设置。

　　通判是负有特别使命的中央命官，表面上，是州府副长官，但却具有监察所在州府官员之权。凡民政、财政、户口、赋税、司法等事务文书，都必须由知州或知府与通判连署，方能生效。

　　拥有如此权力，自然会有仗势欺人的事情发生，有的通判以朝廷重臣自居，甚至单独签发文书以夺知州之权。赵匡胤不得不于乾德四年（966年）十一月下诏诸州通判不得怙权徇私，需与长吏连署，文移方许行下。

　　但通判一职，到底是由皇帝直接指派的耳目，州县官吏都为之惧怕。

　　《宋史》卷二七八《王德用传》记载，王为言者所攻，自枢密使出知道州。“州置通判，家人惶恐。”家人惶恐，无非通判握有重权，担心王德用因此断送前程而已，由此可见通判之厉害。尽管有宋一代，州郡长官与通判不和的问题一直存在，但从通判挟权以制约州郡长官到如此地步来看，赵匡胤试图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算是真正得到了实现。

　　一般来说，赵匡胤乐意以财富作交换，换取诸多朝廷重臣手中的权力，但如果贪得无厌，永无止境的搜刮，赵匡胤也是难以接受的，特别是眼睁睁地看着国家财富大量流失，赵匡胤也深为痛心。

　　961年二月，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为了取得更多的租赋，在收租时大做手脚，“概量增溢，公取余羡”，虽然这是当时节度使的普遍做法，但符彦卿仗着自己是皇亲国戚的特殊身份，更加肆无忌惮地盘剥百姓。赵匡胤十分恼怒，当即派遣常参官到天雄军主管租税，以取代符彦卿的亲信爪牙。

　　建雄节度使赵彦徽，本是赵匡胤所敬重的一位前朝宿将，解除兵权后，赵彦徽出任节镇。每次入朝觐见，赵匡胤都要以礼相待，在京饮酒过度，赵匡胤还曾亲往探视，并赐钱百万。但赵彦徽却仍不满足，在镇期间，“不恤民事，专务聚敛，私帑所藏巨万”，赵匡胤听说这位前后周将军如此贪婪，“始薄其为人”。

　　无论是羞辱还是鄙薄，都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地方藩镇和势力强盛的州郡依然故我，以种种借口和手段截留应该上交中央赋税的现象比比皆是，这种财政上的“留使”、“留州”制度，使赵匡胤大伤脑筋。

　　使赵匡胤苦恼的是，一方面他清醒地意识到急切需要收夺地方财权，以增加中央财政收入，改善中央政府财政窘迫的状况，同时要防止地方长官利用“留使”、“留州”的名目，截留财赋豢养心腹、收买军队进而危及中央；另一方面尽管他“素知其弊”，但不能不考虑正是由于允许地方节镇拥有较多的财富，才换取了他们手中的权力，一旦改革必然会触及这一部分人的切身经济利益，搞不好就会弄巧成拙，影响赵匡胤自身的形象；逼急了，更有可能“狗急跳墙”。

　　所以在宋初的几年里，各藩镇“犹循常制”，依然直接派出自己的亲信管理场院（征收赋税的场所），而使“财货自专”。

　　赵匡胤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推行他的改革。

　　乾德二年（964年），赵匡胤在几经犹豫之后，终于采纳了赵普的建议，小心谨慎地下了一道命令：各州自今以后，每年所得民租赋税，除支度给用外，凡缗帛之类的现钱实物全部送到京师，各州不许占留。赵匡胤还特意交代：在运送这些物品时，如果官府没有牛车运送，就租用老百姓的充用。这道命令无疑是一颗试探气球，它富有弹性，也留有余地，特别是允许诸州留足支度给用而没有规定基本的数额，等于由各州自行确定。但这道命令却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这些税赋收入属于国家所有，归中央财政统一支配。

　　965年三月，赵匡胤以解决征蜀军费为由，再次重申了这个诏令，规定各州除留有必要的经费外，其余财赋中的货币部分全部送交京城。随着钱币的集中和中央政府对租税处分权的确认，赵匡胤逐步规定了各州郡支用经费的基本数额，从而限制了地方长官以种种手段占有国家财富。

　　在各地设置通判以后，中央政府就开始对上供之数和地方自留数额分别进行了具体的规定，州县长官再也不敢随意占用和挥霍了。据说当时有的知州连看家信都不敢用公家的蜡烛，以至于流传着“灭蜡看家书”的说法。

　　收夺地方财权，还采取了其他几项措施。一是在乾德三年五月派遣常参官18人分往诸州受民租，直接控制对租税的征管工作，地方州县长官不得过问，以后更发展到由朝廷官员出任各处场院的专官。

　　在各征税地设置专官依法征税的办法，显然对藩镇任命亲信肆意征收是一次彻底的革除，地方长官由此失去了自擅赋税的条件，因而也就失去了对抗中央政府的经济基础。

　　另一个办法则是设立转运使。乾德三年，度支郎中苏晓建议政府在蕲、黄、舒、庐、寿五州设场榷茶，实行垄断贸易。这年九月，苏晓被任命为淮南转运使。苏在淮南置十四场，每年为国家创收百余万缗。以后又将全国划分为十几路，每路设立转运使，使之负责管理、征收、转运该路各州的财赋。“凡一路之财，置转运使掌之，虽节度、防御、团练、观察等使，皆不得佥书金谷之籍。”转运使的设立，使地方各州在财赋问题上基本上处于束手听命的状况。昔日那种“藩镇自擅、财赋散失”的情况已不复存在，只能留在某些已致仕归宅的前节度使们的美好记忆之中了。

　　大约到开宝年间，经过渐进式的改革，在财政问题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基本得到了调整。开宝元年（968年）五月，赵匡胤诏令“诸道州府追属县租，以籍付孔目官，擅自督摄逋赋，因缘欺诈，破扰吾民，自今令录事参军躬按文簿，本判官振举之”，当月，他还采纳淮南转运使苏晓的建议，下令要求“诸州通判，粮料官至任，并须躬自检阅账簿所列官物，不得但凭主吏管认文状。主库吏每三年一易”。这两个诏令的出现，表明在此时，赵宋王朝已正式建立起了正常的税赋征收、管理和稽查制度。而发展到后来，竟是“文具则日密，法令则日烦，禁防束缚，使不得动”，由此推断，中央政府已牢牢控制了各地的财政大权。

　　但是，在考虑将地方财权收归到中央的同时，赵匡胤也对各地方藩帅给予了抚慰，为他们设立了“公使钱”。王巩《闻见近录》记载说：“太祖即位，患方镇犹习故常，取民者无节，而意多跋扈。一日，召便殿，赠饮款曲，因问诸方镇：‘尔在本镇除奉公上之外，岁得自用，为钱几何？’方镇具陈之。谕之曰：‘我以钱代租税之入，以助尔私。尔辈归朝，日与朕宴乐如何？’方镇再拜。即诏给侯伯随使公使钱，虽在京亦听半给，州县租赋悉归公上，民无苛敛之患。”赵匡胤的办法，是在收入总量的再分割中让个人得到满足，这种办法既弥补了地方长官因失去财权而产生的失落心理，又因此而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也算是各得其所的一个“好办法”吧。

　　地方丧失了财权，自然也就无法“屯兵自重”了。在这种情况下，赵匡胤与赵普所讨论的“收其精兵”的措施实行起来就很顺利了。前面已经讲到过，从建隆年间开始，赵匡胤便不断派人到全国各个藩镇和州府所辖军队中选拔士兵，凡身强力壮、武艺过人者都被选送到中央禁军之中。这样，地方军队中所剩下的大多为老弱残疾者，由他们组建而成的厢军一般不再进行军事训练，也很少负担军事任务，而主要用于官府当差服役，根本无法与中央禁军抗衡，更谈不上凭借他们实行武装割据了。

　　赵普的“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三大政策的实施，极大地满足了赵匡胤的集权要求，全国各地“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行政一切收了”，从而使“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由于赵匡胤持续不懈的努力，中唐以来由于地方势力的膨胀而造成中央对地方的失控局面得到了彻底改观，出现了“天下之权悉归朝廷”、“四方万里之遥，奉遵京师”的新型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南宋学者陈亮曾津津乐道地评论说：“太祖皇帝一兴，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镇拱手以趋约束。使列即各得自达于京师，以京官权知，三年一易。财归于漕司，而兵归于郡。朝廷以一纸下郡国，如臂之使指，无有留难，自管库微职，必命于朝廷，而天下之势一矣。”

　　§§第三章 雪夜定策，辅佐太祖一统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