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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云南起义

  无论客观形势怎样,前面所讲述的历史奇观,都会以一种与其开局并无不同的奇特方式,奔向它既定的结局,这只不过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罢了。袁世凯,这位尚未加冕的皇上,平静无事地享受他的空头衔实际上也不过只有两个星期。由他的接受皇位而引发的最初骚乱渐次平息之后,那种似梦似幻的古怪气氛,变得越来越显而易见了。虽然1915年在庆祝新政制的华灯异彩中悄然落幕,新的一年,也遵照古老的东方惯例而改号“洪宪”,但冠冕堂皇的喜气洋洋,就像已经被民众的怀疑所唤醒的睡眠一样虚假。

  新年的钟声刚刚敲响,充满不祥预兆的谣言就在外交圈子里不胫而走,说的是南方形势有了戏剧性的发展,这不仅直接挑战了苦心经营数月之久的密谋,而且也使得天下大乱看来已经不可不免。几天之后,事情已经变得众所周知,中国最南端的省份——云南,已经通电中央政府。这是一份并没做太多掩饰的最后通牒:要么取消君主政体并将首要分子立即法办,要么各省将采取他们认为合适的步骤。下面抄录的电文,是北京《政府公报》某位吃了豹子胆的编辑在12月31日发表出来的,一时间震惊了北京城。尽管颇具戏剧性,但精明的读者不会不注意到,其中蕴含着多么丰富的讽刺意味。

  北京大总统钧鉴:华密。自国体问题发生,群情惶骇,重以列强干涉,民气益复骚然。佥谓:谁实召戒,致此奇辱,外侮之袭,责有所归。乃闻顷犹筹备大典,日不暇给,内拂舆情,外贻口实,祸机所酝,良可寒心。窃惟我大总统两次即位宣誓,皆言恪遵《约法》,拥护共和。皇天后土,实闻斯言,亿兆铭心,万邦倾耳。《礼》曰:与国人交止于信。又曰:民无信不立。食言背誓,何以御民?纲纪不张,本实先拨。以此图治,非所敢闻。计自停止国会,改建《约法》以来,大权集于一人,凡百设施,无不如意。凭藉此势,以改良政治,巩固国基,草偃风从,何惧不给,有何不得已而必冒犯叛逆之罪,以图变更国体。比者,代表议决,吏民劝进,拥戴之诚,虽如一致,然利诱威迫,非出本心,作伪心劳,昭然共见。故全国人民,痛心切齿,皆谓变更国体之原动力,实发自京师。其首祸之人,皆大总统之股肱心膂。盖杨度等所倡之筹安会煽动于前,而段芝贵等所发各省之通电促成于继。大总统知而不罪,民惑实滋。查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有云: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说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谰言,紊乱国宪,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等语。杨度等之公然集会,朱启钤等之秘密电商,皆为内乱重要罪犯,证据凿然。应请大总统查照前项申令,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段芝贵、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袁乃宽等,即日明正典刑,以谢天下。涣发明誓,拥护共和,则大总统守法之诚,庶可为中外所信,而民怨可稍塞,国本可稍定矣。继尧等夙承爱待,忝列司存,既怀同舟共济之诚,复念爱人以德之义,用敢披沥肝胆,敬效忠告。伏望我大总统改过不吝,转危为安,民国前途,实为幸甚。再者,此间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永除帝制之实据,万难镇劝。以上所请,乞于二十四日上午十点钟以前赐答。临电涕泣,不知所云。谨率三军,翘企待命。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唐继尧、云南巡按使任可澄叩。漾。印。

  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正是自尊心使得已经骑上老虎背的袁世凯没法全身而退。在他的指示下,参政院给云南发出了一连串措辞强硬的电报,试图劝阻共和领袖们不要造反。但开弓没有回头箭,这粒骰子已经掷出去了,起义的大旗已经非常严肃地升起在云南首府的上空,民众也誓死血战。所有一切都指向一个事实:此次起义,与1913年7月爆发的那次草草收场的“二次革命”,必将大为不同。所有行动都镇定从容、深思熟虑,其清晰可见的凶险结局,给一些近距离观察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此时的北京城,依然睡眼惺松、恍恍惚惚。在整个1月份,梦中帝国的辉煌幻影,已经融入了稀薄的空气中,充斥着各大报纸的版面。据报告,印在黄绫纸上的登基诏书,已经做好了广为散发的准备;12方新的玉玺或金玺已制作完毕;一把金椅子和一辆路易十五式的豪华马车也差不多准备就绪。全国各地的官员面对袁世凯像宣誓效忠的仪式,很快也安排妥当;擅长吹牛拍马的文人学士们,则正在不亦乐乎地准备一卷高文典册,题目果然文绉绉的,叫做《帝国金鉴》,书中,这位新君主的美德被高调颂扬。据说,为了给古老的典礼(这也是必须恢复的)披上深奥莫测的外衣,每位官员都必须手握笏版(一块象牙板),抱持胸前。只要提到这玩意儿,就足以让当地的象牙价格迅速飙升。

  就连老袁家客厅的秘密,也不胫而走。故事说的是,袁世凯如今完全相信自己的伟大计划已经大功告成,于是穿上全套龙袍,在家里排练那套将要在他的宫廷里首先上演的典礼仪式,到那时,他将要给自己的众多妻妾封衔。端坐在龙椅之上的袁皇帝,正忙着指导这帮身着华丽装束的女人兴致勃勃地扮演她们的角色。正在这时,他注意到了一位朝鲜夫人的缺席,据说,这位小妾是他在派驻汉城期间,与日本驻朝使节进行那场引发甲午战争的比赛时,所赢得的礼物。有人告诉他,朝鲜太太之所以拒绝参加排练,乃是因为她对自己的封衔颇多不满。袁世凯态度坚决地让人去把她请来,吩咐她就位。但这位太太刚一到,就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当年你娶我时就曾对我说,不会有哪位妻妾的地位比我更高。如今我却只是个二等嫔妃。”说着说着就一头撞向那位占据了尊位的年纪最长的妻子,并狠狠地撕扯她。混乱之中,老袁从他的龙椅上慌里慌张地走了下来,试图制止她们,结果白费力气。两个女人打得难分难解,直到她们的衣袍被撕得粉碎。

  瞧,当一场大灾难正在酝酿的时候,北京却在玩这种孩子气的把戏。

  要想把云南所发生的事情说出个子丑寅卯来,有必要追溯一下那位著名年轻将领蔡锷的故事,在新近爆发的这场起义中,此人是个灵魂人物。

  辛亥革命中,各省都是根据这样一个假想来采取行动:它拥有与生俱来的自治权,并且据此认为,地方和国家一样,也可以迅速组建一个完整的临时政府。云南,是最早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之一,而且事实上让自己成了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因为保持着铁的纪律而广受关注。云南省拥有一个公正而高度组织化的军事体系,这主要应归功于与法属殖民地接壤,一任接一任总督前赴后继的努力,为的就是要提供一支足以担当大任的边防力量,它必须能够完全确保最近赢得的自治。当时指挥着一支劲旅的蔡锷将军,被推举为该省的总司令。走马上任刚刚几周的时间,蔡锷就把所有坚持帝制理想的官员赶跑了,并让所有地方组织自谋生路。据报道,即使是在1911年,这个年轻人就梦想着在南中国的崇山峻岭中建立起自己的王朝——这个野心也未必毫无实现的可能,因为他在东京的军官学校接受过一流的军事教育,并对现代政府理论有着全新而透彻的理解。

  这些报道当时曾引起过袁世凯的极大关切,所有熟悉这位云南领袖的人,都知道他是个我行我素的天才,他们都曾向老袁嘀咕过这些话。依照袁世凯的政策,所有可能挑战自己权威的人,都应该设法弄到北京来。于是,1914年初,袁世凯便以一个更高的地方职位为诱饵(因为在1913年的叛乱中,蔡锷并没有上贼船),诱使蔡锷撂下了云南督军的乌纱帽,北上进京。

  然而,一旦人在北京,也就身不由己了。袁世凯只给了他一个负责地税改革的职位,名义上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帮外国批评家已经鼓吹了很长时间。但一方面因为那里无钱可用,另一方面老袁的算盘也清楚得很,不过是要把他留在自己眼皮底下而已,蔡锷因为这样的约束而窝了一肚子火,于是便开始秘密地与那帮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暗通款曲。当他很快成为一个公开的怀疑对象时,为了避免被逮捕,他做出了一个大胆举动:在帝制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带头在驻京将军们呼吁建立帝制的请愿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这一举动保住了自己不会被立即收拾。但由于他和梁启超暗地里的勾勾搭搭(此时的梁启超,已辞去司法总长之职,挂冠而去,为了反对帝制运动而离开了北京),对他的监视也就越来越严密了——甚至有人暗示要他的颈上人头。

  但蔡锷不愧是个机灵人,机灵到足以用一招出奇制胜的妙计,来应付眼下险恶的处境。有一天,蔡锷与妻子之间发生了一场精心安排的争吵,他一怒之下叫来了警察,让他们看看他这个家,他所有的财产都被他该死的老婆席卷一空,带到天津去了,原因不过是因为自己拒绝再和她共享同一块屋顶。如今,蔡锷将军在北京城孑然一身,表面上终日沉湎于寡廉鲜耻的放荡生活,寻欢作乐,夜夜笙歌,成了北京外城区一个声名狼藉的花花太岁,那种地方,充斥着奇闻轶事和形形色色的女冒险家,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浪漫之地。等到政府的猜忌完全麻痹的时候,他在一位歌女的安排之下,拂晓时分从她住处的后门悄悄溜了出去,一溜烟跑到了火车站,眨眼之间,人不知鬼不觉地到了天津。

  这个清晨,天亮得似乎特别早,这在那几个整夜监视他的密探们看来,不免十分可疑。紧接着他们发现,那位正在车厢里呼呼大睡的车夫,对主人的下落也一无所知。他们粗暴地闯进了他过夜的房间,没想到竟然发现,鸟已经飞了。匆忙之间,命令将他立即逮捕的电报被发往四面八方,尤其是天津——这个政治流亡者的大本营。但命运之神对他格外青睐。就在警察们开始搜捕他的一刻钟之前,蔡锷带着他的全家,登上了一艘停泊在天津河口的日本轮船,向袁老四挥了挥手,说声拜拜。

  刚一到达日本,蔡锷就马不停蹄地把他的革命同志召集了起来,全体登船,取道南中国海。为了尽快从香港赶到云南,他沿着法属东京铁路一路奔波。12月初的时候进入了云南境内。他发现,起义的准备工作已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虽然武器和军需还稍嫌匮乏,必须作进一步的筹划。

  蔡锷的逃之夭夭,令袁世凯勃然大怒,他电告云南的密探:见则杀之。幸运的是,蔡锷已经得到了警告,重大活动概不露面。倘若能给他两个星期优雅从容的时间,他或许就能展开一场最漂亮的现代化战役,因为他是一名卓越的军人。他的计划是,凭借云南天险,下长江,经重庆,一举占领长江上游,直逼辽阔广袤的四川省。但对蔡锷和他的同志们来说,形势刻不容缓,必须尽快发出他们的最后通牒,不可能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了,这样一来,传达给中央政府的警告,只能让云南的攻势大打折扣。

  迫使他们不得不立即采取行动的形势,正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正如我们在前次起义的相关记录中所看到的那样,长江地区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上,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这里提供了进入中国的心脏地带并触及半数以上省份的方便通途,作为交通手段,它的价值的确无法估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袁世凯才在1913年评定叛乱之后,在沿江城镇塞满了他的军队,这些军队由那些他自认为不会被收买的将领们所指挥。他们中的首领,便是驻兵南京的冯国璋将军,他掌握着这条大江的力量平衡。在那场注定倒霉的帝制运动开始之前,冯国璋的政治立场,虽然不无可疑之处,却完全能够抵抗住南方革命党所开出的任何诱人的价码。但在运动期间,冯国璋将军对那位自封的皇上颇多微词,以至于暴露了自己,另一位高级将领(海军上将、淞沪镇守使郑汝成)得到了暗杀他的指令。然而这位郑将军非但没有奉命行事,反而向他的行刺对象通风报信,结果导致了这位不幸的将军在上海街头被人用来复枪残忍杀害,因为他出卖了主子的信任。出现这样的结局之后,冯国璋将军暗通革命党也就无足为怪了,革命党也得到了暗示,只要他们一进入长江流域,冯国璋立即就会率领他的全班人马,与革命党人并肩作战。对此,袁世凯已经通过他的情报系统也有所了解。依照他的惯用伎俩,袁世凯命令冯国璋进京担任参谋总长——这个任命将把冯国璋置于直接监视之下。冯国璋则左一个借口右一个借口,硬是赖在南京不挪窝,这样,既能够日复一日地拖延下去,而又不至遭到抗命不遵的严厉指控。但是到最后,形势逼人,老冯再也赖不下去了,只好打电报给蔡锷,说:如果云南方面不加速行动的话,他就不得不离开南京了——把这样一个重要枢纽拱手交给袁老四的某位心腹党羽,这意味着整个长江流域共举义旗的希望将彻底泡汤。

  接下来,为了保住冯国璋,年轻的爱国志士蔡锷不得不匆忙抛出他的最后通牒,因此,两周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这之前,要让云南的军队穿越崇山峻岭进入邻省四川并占领重庆——这里作为长江的咽喉要道,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无疑将阻挡南方军前进的步伐。蔡锷后来的丧命,主要也是由于这次强行军的艰苦卓绝,他们跋涉崎岖不平的山路,那里悬崖峭壁,直插云霄。一路上的风餐露宿,弄垮了蔡锷的身体,肺结核最后要了他的命。但至少有一件事情,让他坚决果敢的行动变得更有把握。随着云南的公开起义,几个邻省也纷纷跟着出牌,这样一来,冯国章将军就有了借口,于是电告北京:对他来说,这时候离开南京的职位而想要确保不出乱子,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样遮遮掩掩的恐吓,老袁当然心知肚明。他毫不客气地将了一军,使出了一招“必杀棋”。

  自始至终,他都在以自己惯有的精神劲头采取行动。军队被大批大批地派往四川,他们乘坐强行征调来的舢板船,沿长江上游河道溯湍流而上。如今,为了争夺战略重镇重庆,那些来自云南的登山健将和来自北方的平原居民之间,展开了一场离奇的赛跑。几周过去,结果尚未见出分晓。因为,尽管四川省乃是由北方守军所控制,但他们的发言权相对较弱,而且被周围那些政治态度尚不明朗的四川军队团团围住。然而到最后,袁世凯的人马先行到达了终点,重庆保住了。艰苦而持续的山地战随之打响,战斗中,南方军只取得了部分胜利。装备精良的山地炮兵很少,供应充足的补给也很少,南方军不得不主要依靠游击战。对于荒山野岭间的这场生死决战,相关的记录少之又少,不过我们知道,最初,云南的军队几乎全军覆灭,剩下的残兵败将,不是死于疾病,就是死于风霜雪雨的摧残。

  然而,另外一些事件,却迅速变得不可收拾。贵州是几乎是立刻就效法云南的榜样。第三个加入这支队伍的省份,是在德高望重的老将陆荣廷领导之下的广西。正如1911年一样,有一点逐渐变得清楚了,那就是:在一场错综复杂、设计精巧的比赛中,军队,只不过是一粒棋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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