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苑论史

第二节 革命烈士杨杰

　　杨杰是现代中国着名的军事家、外交家、爱国志士。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发起人之一、第一届人民政协代表。他在国民党军政界、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人们的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他为祖国培养了许多军事人材，为神圣的抗日战争，争取到大量的军事物资和贷款，为反对独裁内战、争取民主和平、伸张正义，他无情抨击独夫蒋介石，但用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声誉和影响，策反了一批国民党官兵起义。最后，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仅仅活了五十九岁的杨杰，经历了人生坎坷的道路。他经过观察、实践、分析、研究，选择了革命的道路。杨杰，的确是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中不可多得的、与反动势力奋战到底的着名爱国将领。

一

杨杰，字耿光，云南大理人。生于一八八九年阴历腊月二十三日。家庭贫寒。兄弟四人，杨杰居次。祖父是个裁缝。父亲杨汉章是个走方医生。母亲徐氏是位白族妇女。她除辛勤做繁重的家务外，还代制帽行业做瓜皮小帽。一家人如此辛劳，生活仍难以维持。这一切，经予杨杰幼小的心灵以许多创伤。杨杰的父母，尽管那么困难，还是要供自己的儿子杨杰读书。杨兆龙回忆。

一八九五年杨杰开始在大理读私塾，一九〇〇年上中学。八国联军攻陷北京，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蹂躏，腐朽的清政府毫不抵御，任人宰割，这给少年杨杰以很大刺激。他说：“海禁开后，外交军事，无一不告失败，若不改弦更张，就会亡国灭种。缅甸、安南、印度就是榜样。”青少年时代的杨杰也和当时许多爱国士一样，把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希望，寄托在向西方学习。当时，资本主义是世界上先进的社会制度。他在送友人宋福昌的诗名里说：“东鲁文章旧，西欧教化新”表达了他的这一思想。

激流勇进献身中华——爱国将领、革命烈士杨杰春苑论史——杨德慧文集一九〇五年杨杰到昆明报考京师大学，因考期已过，遂考入云南陆军速成学堂。一九〇六年以成绩优异，被选送到保定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学习。不久，又由清政府选送到日本士官学样学习。

在日本，他看到日本学习西方成效甚大，尤以注重军事而使国家强盛。这对杨杰走“军事救国”道路是有影响的。他目睹耳闻的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与蹂躏。他在学军事中，特别着重于国防军事。基于这种热望祖国“国富兵强”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研究各国战史，精研各国地图，废寝忘食地学习，使他后来成为一位具有国际声誉的国防战略家。与此同时，他怀着革命的激情，在日本参加了以孙中山为首创建的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制度，杨杰满怀豪情，抱着极大希望回到祖国，参加了军队工作。一九一二年任临时政府泸军威武军第二营营长。五月升任第一团团长，九月调任黔军骑兵第一团团长，授陆军上校衔。一九一三年三月任黔军步兵第十团团长。此时，正是唐继尧督黔，遵义方面发生了梅治逸被杀事件。原贵州都督杨荩诚认为这时滇军在黔为数不多，即拟由湘边率入黔。唐继尧乃任命杨杰率部进驻镇远，何海清、田兴胜率兵到铜仁堵击。杨杰往返青溪、玉屏、大鱼塘、铜仁之间，周密布置，以少胜多，为滇军建立了奇功，被称为“黔东大捷”。九月唐继尧升任杨杰为黔军第一旅旅长。一九一三年底，随唐继尧回滇。

一九一四年杨杰任云南讲武学堂骑兵科科长。同年，由同乡周益存介绍与赵舒之长女赵丕颀结婚。不久，杨杰改任弥勒县县长。夫人赵丕颀先后生了两个儿子，大的叫重萤，次的叫重歌。

一九一五年冬，袁世凯复辟帝制，蔡锷、李烈钧、唐继尧等在云南组织护国军宣布讨袁。杨杰毅然参加了护国战争，任黄毓成所部护国军挺进军第一纵队司令。在战争中立功，被授予三等文虎章。

一九一六年二月任护国军第四军参谋长兼叙南卫戍司令、第一梯团梯团长，晋升陆军中将。

一九一七年杨杰调任北京大总统府军事咨议，兼陆军部顾问。当时，黎元洪虽任大总统，但实权却在国务院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手中。日本为了进一步控制中国，促使段祺瑞对德宣战。段则企图借参战名义得到日本的贷款，扩充武力，消灭异己，竭力主张参战。美英支持的黎元洪因害怕皖系势力过于扩张，于己不利，反对参战，并解除了段的国务院总理职务。六、七月间，段暗中支持张勋复辟，赶走黎元洪。面对这军阀纷争、国家支离破碎的局面，杨杰想为国家建设强大国防的抱负，化为泡影。于是他回到云南，任靖国联军第四军参谋长兼泸州卫戍司令，八月，任靖国军中央军总指挥。

一九二一年，顾品珍率入川滇军返回云南，赶走唐继尧，执掌云南政权时，选送一批军官和学员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杨杰被委任为留学生监督，率领学生前往日本。

辛亥革命后的十年中，民国的招牌虽然挂起，国家的情况仍一天天坏下去。帝国主义支持各派军阀互相混战，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封建的经济、封建的文化、封建的思想。帝国主义仍然欺负中国，人民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些活生生的事实，使已对封建军阀不满的杨杰，思想上产生了更多的疑问。

杨杰到日本后，一方面管好留日学生，另方面为了能够学到较深的军事知识，以便将来为祖国建设强大国防贡献力量，竟放弃了陆军中将云南留日学生监督的头衔，以中校身份考进日本陆军大学攻读，这的确是一般人所不能想像的。

在日本陆军大学学习的四年中，杨杰生活清苦，节衣简食，专心致志，勤学苦练。他的夫人赵丕颀也考入日本女子大学，靠早请留日补助费生活学习。他们不请佣人，用节约下来的线买书和学习资料。在他的寝室里，挂满了世界各国的军事地图。他还搜集各国的战例照片以及各种最新武器的图案，进行细心地研究。他画了各式各样的战争图表进行比较，古今中外的军事、地理、历史、哲学以及自然科学。他都认真学习。

日本陆大经常让学员指挥海陆空军大演习，以训练和考察学员的军事指挥能力。由于杨杰刻苦钻研，学习成绩斐然，被选为统帅，指挥演习。在指挥中他得心应手，并有独特的创新，得到日本天皇的赞赏，并赐予宝刀，因此有天才将军之名。法国着名军事家霞飞元帅到日本陆大参观，学校预先选拔了几个学员备资询，杨杰是其中之一。他以悬河之口，旁征博引，发挥了卓越的军事见解。霞飞元帅称赞说：“此人将来必成东亚杰出军事人才”。

一九二四年，杨杰在日本陆军大学第十五期毕业时，日本当局请了知名人士及杨杰的好友，劝他留在日本任职，许以优厚待遇。杨杰不为所动，他惦念着苦难深重的祖国，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当年与杨杰一起赴日本士官学样学习的张公达回忆。

二

一九二四年杨杰归国，适孙中山先生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广东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与他平生主张恰相吻合，遂投奔广东”。于一九二六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总参议，军长是程潜。十二月，兼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师师长，参加北伐。

一九二七年初，正当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向前发展时，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公开背叛革命，使大革命遭到失败。

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宁汉分裂，程潜率一个师返武汉。杨杰所率第十七师因受李宗仁部队所监视，未能离宁返汉，被南京政府改编为第六军，任杨杰为副军长。代理军长。五月一日，南京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将东路军各军分编为三路，继续北伐。蒋介石任第二路军总指挥，杨杰指挥第二路军第一军的一、三两师及第六军参加作战。八月五日，蒋介石策定淮河防御方案，任命杨杰为总司令部淮南行营主任兼总预备队指挥官。这时，由于蒋介石先进攻武汉的主张无人附合也得不到英美政府的支持，他自己指挥的军队在津浦线上作战又遭到失败，使得他在新军阀中的地位大为降低。此时，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全国人民为反对白色恐怖进行着顽强的斗争，蒋介石为了稳定和提高他的统治地位，感到必须到国外去寻求帝国主义更大的支持，以便伺机卷土重来。于是采取以退为进的手段，于八月十三日宣告下野，并于九月间偕同张群等前往日本。蒋介石下野后，北伐军退守长江南岸，第六军番号改为十八军，杨杰任军长。八月中旬，龙潭战役，孙传芳军溃败。杨杰被命为右翼追击指挥官，率第十八军、十四军和三十一军渡江追击。第十八军迅速攻克扬州，又连克宝应、淮阴等地，对整个追击战发生很大影响。

这时，何应钦要控制长江一带经济，写信叫杨杰照顾其内兄杨某继续担任原杨州关税收监督的职务。杨杰拒绝说：你将我的第一税收重要机关夺去，我的几十万军队吃什么？遂将杨某的税收监督职务撤掉。何应钦就联络孙岳用临时军政府的命令仍任杨某为杨州关税收监督。杨杰一怒之下，弃职东渡日本，访晤蒋介石。蒋责怪他不该把军队丢掉走了。但仍予于以慰勉，叫他随同回国。回国后，十二月杨杰被任命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

一九二八年二月，在蒋介石的操纵下，国民党召开四中全会，改组了国民党的政府和国民党的中央党部。蒋当上了军事委员委员长兼中央政府会议主席。三月，杨杰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办公厅主任，四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参谋长，十月，兼任陆军宪兵学校校长。同年，杨杰夫人赵丕颀在日本女子大学毕业回国。

一九二九年三月，杨杰参加了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四月，杨杰任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总参谋长。这年秋天，蒋介石电召杨杰接替方振武的安徽省主席及接管军队职务。十二月初，唐生智举兵反蒋，蒋将王金钰、徐源泉、杨胜智三个师编成第十军，任杨杰为军长，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洛阳行营主任代行总司令职权，张子贞任参谋长，詹旭初任高参，率军讨伐唐生智。队伍由徐州出发，将唐生智赶出潼关。一九三〇年一月唐生智溃败。二月，蒋任命杨杰为宁、镇、澄、松四路要塞司令。

一九三〇年五月，蒋、冯、阎、桂中原大战瀑发，这是各派新军阀生死存亡的关键之战，谁胜了，谁就取得国民党政府的中央政权。因而蒋介石全力以赴，亲自到前线指挥。杨杰任第一集团军总参谋长和第二炮兵集团指挥官随军出征。战争初期，蒋失利。杨杰曾配合指挥第三师于十二日击破马牧集冯阎阵地，十七日炮兵集中轰击归德，守军投降。蒋介石叫何应钦拟一个作战计划。何久拟不出。蒋很着急。又叫杨杰拟作战计划。时逢杨杰夫人赵丕颀患病甚危，在上海住院治疗，李杰几次请假到泸看望。蒋就派飞机到泸接杨杰返前线，命杨杰迅速拟出作战计划。杨杰考虑到这时期拥兵关外的张学良是个关键性人物，他的向背有举足轻重之势，因而提出鼓动的张学良入关，进占北平、石家庄，切断阎、冯联系，再诱敌深入，以平汉、陇海两面包抄的口袋战术各个击破。蒋看了这个计划非常高兴，依计派人游说张学良。其时，阎冯方面也曾派人去运动过张学良，只是蒋有美英等帝国主义及江渐财阀的支持，又控制着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可以给张学良以海陆空军副总司令的头衔，这些优越条件，阎、冯是望尘莫及的。与此同时布置了以陇海线为主的大兵团作战。战前杨杰曾召集各方面指挥官布置作战计划。八月底，津浦线战事蒋军渐见优势。九月十八日，张学良遂发出拥蒋通电，派兵入关，占领平津。使混战双方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十一月初阎、冯失败，攻入湖南的桂系亦退回广西。历时七个月的大混战，以蒋胜利而告结束。这是杨杰为蒋“一统天下”立下了汉马功劳，也是杨杰实践口袋战术的一次胜利。杨杰倾注全力指挥这次作战，在夫人赵丕颀病故时都未能见到最后一面。蒋为此曾安慰杨杰，说他“为国效劳，不成个人情义，古今少有”。后来杨杰在南京为赵夫人设灵开追悼会时，蒋介石和宋美龄还亲往吊念。杨兆龙回忆。

这一时期，杨杰的思想是很明显的。他希望长期纷乱的国家能够统一，希望能在统一的国家里建设强大的国防，以抵御外国的侵略。只有使自己的国家富强起来，才能立足于世界。但是他对蒋的本质没有认识，也尚未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从根本上推翻剥削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任何事情也办不成的，国家的富强统一，也只不过是徒自空谈。因此，一心走“军事救国”道路的杨杰，把国家统一富强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这就促成了杨杰一生中的最大错误，使他走了一段曲折的路。对此，在他后来提高认识之后，是很难过很懊悔的，认为他这一段做了蒋的帮凶。

三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蒋实行不抵抗政策，使日本能侵占我东北三省，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国民党的各派军阀和政客（除蒋的亲信外）纷纷出来攻击蒋。广东“国民政府”的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也利用全国人民的抗日浪潮来反对蒋。蒋看到形势于己不利，又一次玩弄花招于十二月十五日宣布第二次下野。并于二十二日离开南京。国民党随即在南京召开了四届一中全会，改组国民政府，由孙科出任行政院长，杨杰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任陆军大学校长。但是大小军阀仍各据一方。国民党统治区内呈现出更加混乱局面。蒋在下野前已在各方面作了周密布置，下野后，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政治、财政大权，实际仍为蒋的亲信所掌握。不得蒋的同意，军队无法调度，财政也周转不灵。到“一·二八”前夕，上海局势紧张。蒋的亲信党徒乘机叫嚷，促蒋回京复职。经帝国主义撮合，蒋与汪精卫会晤于杭州烟霞洞。双方勾结成功。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一日，蒋重回南京，召开所谓“国难会议”，改组国民政府，林森为主席，汪精卫为行政院长，孙科任铁道部长；撤销陆军海空军总司令部，成立军事委员会，蒋任委员长，冯玉祥任副委员长，阎锡山，李宗仁、张学良等为委员，“准备抗日”。杨杰被任命为军委参谋次长、陆大校长，后来蒋介石自兼校长，杨杰便改任教育长。

一九三一年，杨杰在天津与南开大学毕业生胡允文结婚，后因意见不合，又于一九三四年离婚。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社会予盾发生了变化。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予盾上升为主要予盾。工农商学兵的抗日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高涨。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发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日宣言，激励了正直爱国的杨杰。他对日本侵略者的罪行非常愤慨，主张坚定抵抗。在接受蒋介石任命他主持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的任务后，他满怀信心，积极筹划，到处奔走，动员从孙中山逝世后就赋闲在家的越翰轮等出来做抗日工作。他在制定华北抗日作战计划时，主张放弃古北口，诱敌深入，然后以两翼包围，一举歼灭敌人。但遭到亲日派何应钦的反对，杨杰的抗日计划不能实现，只好辞职。蒋介石采劝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支持杨杰的抗日作战计划，遂改任何应钦与黄郛主持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结果华北战事失败。自此，杨杰和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产生了根本的分岐，也便遭到了排斥。但是杨杰并不甘心。他为人直爽，性格刚强，不肯曲意迎合，随波逐流。加上一张不肯饶人的嘴巴，到处责骂不积极抵抗日寇的可耻行为。蒋感到脑火，但又不便公开指责，为了避免影响扩大，乃于一九三三年十月派杨杰出国进行军事考察。

杨杰到莫斯科，受到斯大林的热情欢迎；到英国，英国国防大臣与杨杰谈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情况。杨杰对世界各国地形非常熟悉，对各国的军事情况也十分了解。英国国防大臣拿出一张伪造的英国国防计划，请杨杰斟酌。杨杰看后说：这份计划未见得是真的，如果是真的，英国定要亡国。英国防大臣大为惊讶说：要是真的，应如何改？杨杰提出的修改意见，同英国真的国防计划大同小异。英国防大臣惊奇地赞赏杨杰的军事才能，赠以”军学泰斗“的称号。他到意大利和墨索里尼谈话后，墨索里尼也对他十分敬佩，把多年随身配带的马鞭送他作纪念。他还到过德国、法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荷兰、土耳其、比利时、挪威、瑞典及巴尔干诸国访问和考察，了解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不同制度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情况。从此，杨杰的外交才能与他的军事才能，闻名于世界。

一九三四年回国，总结对比了各国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情况，写成《欧洲各国军事考察报告》一书，并向蒋提出抗日的防空和国防建设的建议。蒋又任杨杰为参谋次长、代理总长、陆大教育长、城塞组长、防空委员会主任等要职。

一九三五年七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在江西庐山开办署期军官训练团，蒋任团长，杨杰任团副。调集全国陆军少校以上军官训练，蒋介石在训练团鼓吹：“新生活运动”，还与“雪耻救国、收复夫地”来欺骗学员，并说明他用棉麦借款，换来了美制的新式武器，准备抗日。有次竟说：“我姓蒋的如不抗日，全国人民共诛之。”

杨杰在训练团也讲了话，他把在国外考察、洲历所见所闻，用“紧、急、忙、闲”几个字来概括。他认为德国是紧，意大利是急，日本是忙，总觉得侵略我国东北四省还不满足，还气势凶凶地要灭亡中国。接着说：“我回到上海一看，却遍街是闲人，南京政府的官员更闲，甚至有吃、喝、玩乐通宵达旦，把东北沦于敌手的耻辱置于脑后。”讲到这里，他表示拥护蒋介石的“要雪耻救国，收复失地”的主张，强调这是适合现时的国际形势，和全国人民的愿望相符合的。他还说：“我已拟好了一份抗日作战计划，预料日本必败”。最后，他希望政府拿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国策来，统一思想，动员群众，中国是大有希望的。这一席话，引起全团二千六百余学员的震动。蒋介石在一旁如坐针毡，啼笑皆非。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炮火硝烟，蒋却违背了国家民族利益，对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动了五次反革命围剿，作为国民党高级官员，并在当时世界上有一定声望的军事家杨杰，在中华民族面临危机的时刻，行动上不参加反革命围剿战争，言论上不顾情面，不畏强权，敢于当着蒋介石的面，在大庭广众中发表上术主张，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一九三五年，蒋介石派杨杰检查航空委员会新买来的飞机。当时宋美龄任航空委员会主任。杨在检查时发现其中有几架是已报废的飞机来抵数。便如实报告给蒋介石。由此得罪了宋美龄和孙祥熙。特别是在对待中国共产党问题及抗日问题上，杨杰主张团结共产党一致抗日，蒋则主张“攘外必先安内”，这样，在蒋杨之间的根本分岐就更加尖锐了。过去杨杰去见蒋是随到随见，不必通报。此后，杨杰见蒋，蒋却叫人代见或不见，蒋杨关系日渐疏远。杨杰也意识：蒋并不真正需要建设和巩固国防，抵抗日本侵略，使国家独立富强。蒋的“国防建设”、“准备抗日”只是为了欺骗人民，遂辞去防空委员会的职务。

宋美龄并不就此罢休，她联合何应钦，陈立夫兄弟、陈诚等找机会攻击杨杰。他们向蒋诬告杨杰兼任南京城防司令时，在修建南京城防工事中贪污公款。蒋遂将城塞组军需处长郭某和副处长董万翘逮捕追查。何应钦、陈诚又借蒋心情恶劣的机会，陷害杨杰，蒋遂下令将郭某及董万翘枪毙。随后将杨杰的代理参谋长及兼任城塞组长职务撤去。

过去，蒋在黄埔军校担任校长时，杨杰还在日本，但黄埔出身的高级将领，多年来一直都称杨杰为“老师”，对他十分尊敬。这是因为杨杰在蒋的军事机构内长期主办军事教育；同时杨杰的军事理论及渊博的知识，也为蒋军将领所佩服。所以杨杰虽没有掌握军队的实权，而在蒋军中威信依然很高，被称为中国杰出的战略家。“在中国过去的军事领域里，蒋百里算是杰出战略家之一，杨杰也有这个称号”。这样，蒋就更容不得杨杰了。

当杨杰的原配夫人去世后，宋美龄曾主动介绍谭四小组给杨杰做续弦、（谭四小姐是当时行政院长谭延的女儿，是宋美龄的干妹妹，后来嫁给陈诚），杨杰都拒绝了。

有一次，韩复榘在山东得到一匹土黄色腹下有黑斑纹的“千里驹”，它会锤、摇铃、爬行、立正、稍息、飞跑、腾越、用前蹄与人握手等等。韩复榘将这匹“千里驹”送给冯玉祥。冯怕蒋忌妒，不敢留，叫人送给杨杰，杨杰得“千里驹”后，留为己用，并未沿袭献给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享用的“习俗”，蒋非常不高兴。赵志良回忆。这时杨杰的思想也从对蒋尽诚尽忠，转为不满。

四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魔爪步步逼近，民族危机日愈加深，爱国志士纷纷奋起要求抗日、张学良，扬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芦构桥事变开始了全国性抗日战争。为了得到苏联的支持与援助，杨杰被国民党政府派到苏联任军事代表，继任驻苏大使。

杨杰在苏联，为了祖国的抗日战争，到处奔走，多方接恰，说明中国抗日战争与苏联的关系以及它的世界意义，得到苏联最高党政领导集团的重视，斯大林亲自接见了杨杰，长谈五小时之久。杨杰在日记中写到：“我在莫斯科效外之德皇行宫与史太林（斯大林）先生及伏罗西洛夫元帅会见亘五小时之谈话，可称历史上之谈话。而史太林先生之一切态度言语行动诚可为吾人模范，第一耐烦，第二和蔼，第三诚恳，第四平民化，第五对人考察有方，或名曰懂相人之法，第六沉毅而精细，伟大人物应具有之条件皆兼而有之。”在此期间杨杰争取得到苏联对中国抗日的多方面援助，包括飞机、大炮、航空员、军事顾问及借款。载至一九四〇年杨杰被免职回国为止，苏联先后给中国贷款约四亿五千万美元，充作贷款的是中国急需的飞机、大炮、坦克及其武器弹药，运输工具、燃料等等，其折价比市价还低百分之二十。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慷慨援助，是和杨杰的努力争取分不开的。

杨杰身在国外，心在祖国，抗日战争初期，亲日派大肆散布“战必败，败必亡”的廖论，杨杰根据战史分析，充满信心地指出“国内战争据报，仍无若何变动……依战史观察，日军结果必无胜算，可以预卜矣”。杨杰日记：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九日。日本侵略者节节进攻，使祖国山河破碎，杨杰忧心如焚。当南京失陷时，他在日记中写到：“闻南京失陷，深为悒悒，此皆举棋不定所致，如此名城，如此工事，反不如一要塞之寿命，真腾笑万邦矣，噫！岂天亡中国，使鬼域辈充任要枢欤？杨杰日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南京失陷后，蒋发表通电，表示继续抗战，杨杰又写道：“委座前日发表宣言，引起民气振奋及国外同情，颇值得注意，只要把握此次决心干下去，必有良好结果，最好要取消亲日派及动摇分子，否则不彻底”。杨杰日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可见，只要蒋介石有一点抗日的言论，杨杰都给予肯定。然而，由于蒋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使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到一九三八年十月，国民党丢弃了华北、华中、华南的大片国土。这一时期，全国抗日情绪更对于形高涨，毛泽东主席的《论持久战》等文章也已相继发表，这杨杰不能不产生巨大的影响。在武汉失陷后，杨杰再次提出抗战建议，他在给蒋电中写道：“广州失陷，武汉撤退，于抗战中不能不谓致命之损失，今后应战策略自有庙算，勿劳下读，兹就管见谨陈天下，策定继续抗战以待好机会而予敌以大打击，恢复失地之阵容：

甲、西南为政治经济资源防战之右轮，故对于广州视为生命之门户，不惜牺牲锐意克复之，同时倾全力注重英法之外交，西北为反攻予敌包围运动之左轮，故于西北各省，集结强有力之兵团时出威胁（敌之侧背），同时在西北着手训练新军，指导游击队大规模之活动（实应积极着手），以分敌势而期持久。并加深中苏之大量援助，俾倭苏仇嫉益深，终至开衅。

乙、征练新兵数百万，维持战斗员之补充。以新法土法并用，尽量开掘矿产品，以资抵换军需品。

丙、打通滇缅公路及安南之借道，俾军需接济应时而到。是否有当，祈作参考。职杨杰叩州。杨杰：《抗战建议》给蒋介石电。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日。

杨杰给蒋介石的这份电报，比较明显地、全面地看出武汉失守后，杨杰对抗日战争中的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的主张，这些主张基本上是正确的。

蒋对此建议，采取符合其意的用之，不合其意的弃之的态度。

杨杰还不断地把抗日游击战术详细地告诉国内能抗日的人，为打击日本侵略者贡献一份力量。他说：“写信数件于蒋大使回国之日，托其带往内地发出。计与张亮清、周亚卫、高伯昂及家书。致张函中详告游击战术要领”。杨杰日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又记：“李杜将军昨日到莫斯科，今日来访……李杜尚文雅，见解亦佳，如能在敌后方操纵义勇军，发挥游击战术，使倭寇稍受打击，亦国家之幸也，决帮助之完成其计划。”杨杰日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杨杰知道，由于他在苏联积极主张抗日的言行，蒋是不会高兴的，他可以借故在苏联“休养”不回国去。但是祖国面临日寇侵略的烽火，他怎能在国外苟且偷安？他说：“……终日受俄方之特殊招待颇感不安，由归国后我之立场言，与其回国后难过，孰若在此间休养反觉便宜也。惟念念不忘者抗日作战耳”。杨杰日记：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杨杰任苏联大使期间，在参加一次斯大林宴会后，斯大林的小车先开出，道路雪化泥泞，斯大林的车开到十字路口停下，叫交通警察拦住杨杰的车，斯大林亲自去对为杨杰开车的驾驶员说：道路泥泞，你要小心开车，从你车的人不是一般外宾，他是世界上有名的军事学家。并跟这位驾驶员握了手。第二天这位驾驶员要请假，原因就是昨晚斯大林握过他的手，他要告诉亲友们为此祝贺，要让亲友们也握他这只被斯大林握过的手。方国瑜回忆。

苏联政府对杨杰及其随从人员提供过不少方便，经常让他们参观集体农庄和工厂，以及他们能去的场所。杨杰在此期间，除深入研究苏联的政策方针、军事策略、计划经济、民主政治、和平外交，还接触了广泛的苏联劳动人民，了解了苏联的社会制度，从而真正认识到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推翻了剥削制度才能实现平等和自由，国家才能富强，民族才能独立的道理。他还到帝俄时代遣留下来的外国资本家开的饭店洒店，了解他们税收的情况，考察到从政策上这类企业是不会长久存在的。此外，他还用心学习和研究了马列主义，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都作了笔记，还详细的摘寻了共产国际的历史，这些对他的思想转变，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九四〇年蒋介石因国际势有新的变化，英美为了自身利益，开始较积极地支持蒋，更重要的是蒋对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态度转变了，他就免去杨杰驻苏大使职务，命其回国。

杨杰回国前，去拜辞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时，伏罗希洛夫曾对杨杰说：“贵元帅为人诚实负责，是苏联真正朋友，办事极为方便，深深不愿贵元帅去而不返，未知阁下何日可返莫斯科。”杨杰答：“余为军人，在疆场上杀敌为本人素志，但个人无选择工作之自由，一切行动听命于政府，来否未能预定”。从这段谈话中，可以看到伏罗希洛夫对杨杰的评价是很高的。杨杰为了祖国的神圣抗日，不顾个人得失安危，便毅然回国。

当时，国民党中央日报记者往访，他谈了这几句话：“中国若是徘徊歧路，不能当机立断，决定联苏的外交政策，将必成为波兰之续。”

杨杰回国后，曾向蒋提出加强国防建设，抗日等作战方案和加强中苏亲善，而蒋回答他的则是送给他一部《曾文正公家书》，叫他在家好好阅读，并加了批注，要杨杰三个月后送还，杨杰为此十分气愤。三个月后，蒋叫人来要书，杨杰随便批了几个字，蒋看后，大发脾气，认为杨已走上邪路，中毒太深，不可救药。给了杨杰一个军事委员会顾问的闲职，留在重庆。

杨杰眼看着国民党许多爱国将领被排斥，亲日派却掌握实权，大敌当前，不顾国家民族利益，还策划了三次反共高潮。至此，杨杰对蒋的本质有了深刻认识，他不再把国家独立富强的希望寄托于蒋了。

另方面，他看到新的希望，中国共产党担负起全民族的抗日责任，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沉重的打击了侵略者。同时，他对自己的生命及生活道路也有了新的认识，他说：“五年来的艰苦抗战，中华民族觉醒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脑膜上都被敌人的刺刀雕刻着殷红的字迹：‘国家’、‘民族’。每一个中国人民对于生命和生活都有了新的评价和新的认识，都开始把自己放在‘国家’’民族‘的中间。战争把全国同胞的心熔成一个，把全国同胞的生命熔成一个，把全国同胞的希望熔成一个。以汪精卫为首的汉奸卖国贼打着所谓”曲线救国“的招牌，无耻地投靠日帝时，杨杰告诉人们：“不要忘记：’一·二八‘上海之战，……我们不要忘记：日本军队到处抢夺我们的儿童，……我们不要忘记：日本在占领区里面，提倡烟赌，奖励栽种鸦片，……这就是’天演淘汰‘法慢性亡华灭种的毒计”。他大声疾呼：“要救中国，必须从武装全体国民的头脑做起；要复兴中华民族，必须集中一切精神力量，物质力量，完成最新的’超时代‘的国防建设”。他说：“一经戴上’奴隶‘帽子的国家民族，除了采取流血的革命手段对征服者进行无情的斗争以外，没有别的方法能够使他们得到真正而完全的自由解放；尚未丧失自由独立的国家民族，若不积极地不顾一切地准备抵抗，随时有被侵略者全部征服的可能。”因为“利润会使战胜者变成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也爱和平，但是帝国主义者更爱吮吸弱小民族身上那香喷喷的血液。”所以我们要进行人民战争：“战争是一颗有生命的树，它的根必须深入到广大的民众里，它的枝叶才会茂盛，才会生生不已”。他利用闲居的机会，经常讲学和演说，宣传抗日主张。每逢国内或国际间发生重大变故，重庆各报记者便赶赴杨杰寓所，向他请教，他豪不隐讳，慷慷陈词。同时，他还先后写了许多军事着作，如：《国防新论》、《孙武子》、《国防与军事》等，在这以前着有《国民军事必读手册》四册、《大军统帅学》、《战争抉要》、《现代国防的基本条件是什么？》、《欧洲军事考察报告》、《读总理遗教》等书。

《国防新论》及《军事与国防》这两本书，比较系统地、明确地阐述了杨杰的军事战略思想。这种军事战略思想主要是经过杨杰多年来对中外各种军事史进行研究分析得出来的。杨杰认为：国防“它所负的责任，不仅是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国家的领土主权，社会的安宁秩序，并且是推行国策，发挥国家机能的有力杠杆。”杨杰：《国防新论》。这样，杨杰就已经跳出了国防是国家在军事上单纯防御侵略的工具的论点，同时还直接指出政治制度对国防的影响，认为假如人剥削人的制度存在，人民的国防是建设不起来的。他说：“’人民‘就是这个时代的象征，是新社会的创造者和支配者，”所以“假如一个国家，在经济方面还存在着人剥削人的制度；在政治方面，管理国家大事还仅仅是少数人或某一部分人特殊的权利；在军事方面，还有一部分国民千方百计地逃避兵役——人民的国防是建设不起来的。”因为“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破坏国防组织的毒菌，它们在国家内部制造矛盾对立，使人民分化成几条肉眼看不见的阵线，经常进行战争，破坏国防健康，抵消国家的作战力量。国防建设的指导者，必须认清这种事实，致力于国内战争的消弭，不论这种战争采取那一种方式，都是足以致命的危机。”他明确的指出：“人民的战争，目的在保卫祖国的政治目标，先建立一个人民的政治目标，正是进行人民战争的前提。”“国家是人民的结合体，国家的事情自然应当由人民来管理。政府是管理国家大事的执行机关，若不得到人民的拥护，它就不会有巨大的权力；要得到人民的拥护，它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人民谋利益。……所以政府要想博得全体人民的拥护，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给全体人民谋利益，把国家的最高统治权交到全体人民手里”。这些观点表明杨杰已跳出资产阶级的军事范畴，思想前进了一大步。正如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大公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所指出：“杨杰先生是位军事学者，他的明慧的天才造成了他在中国国防军事上的权威地位，他的明慧的天才也指出了他走社会主义进步的道路。……杨氏且云：世界各国对国防建设进展到最高度的阶段，也就是消灭国防的时期，必然达到社会主义的阶段了。这个推论是马列主义的，科学的，当然要遭到蒋介石忌恨，使之视为导端给予排而斥……《敬悼杨杰将军为人民而牺牲》《大公报》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杨杰的转变和他的鲜明的言行，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视和关怀。董必武同志较早地跟他有了单线联系，经常把抗日圣地延安的情况告诉他，他用笔名经常在报张上发表文章，宣传我们党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前搞地下策反工作的王文亚同志回忆。与此同时，周恩来同志通过宋庆龄同志也跟他有了联系，使他的思想转变有了一个飞跃的重要原因，终于成为我国一位无私无畏的爱国人士，并且为民主革命而献出生命。

五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国人民经历了艰苦的八年抗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取得了胜利，人民迫切要求和平、民主、实现民族独立，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但是，蒋介石在美帝支持下，疯狂掠夺抗战胜利果实并玩弄假和谈真备战的手法，于一九四六年秋，撕毁与中共签订的《双十协定》，悍然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蒋介石的总参谋长陈诚神气十足地召集各报记者谈话，诬篾共产党说：现在共产党不照《双十协定》履行任务，还调集共军向国民党驻军地区进攻。我大胆地说，国民党是有足够的势力，只要三个月时间，可以击溃共军主力，五年内可以完全肃清残余。

陈诚的夸论发表不久，《重庆日报》记者即到杨杰住宅访问。记者问：“杨先生，时局又起了变化，为何不出来做点国事呢？”杨答：“我近年来多病，精神不佳。”又问：“杨先生每日喜欢念经拜佛，要求长生不老呢？”杨答：“我不迷信成仙成佛，只求修身养性。”又问：“你看过陈诚将军对记者的谈话吗？”杨答：“看过了，我没有多大见解，但我的看法，共产党有广大的群众基础，要三个月打跨主力，五年肃清是办不到的。我认为十年打不垮，百年肃不清。”记者张口结舌，只好退出。

抗战胜利，蒋曾在南京召见杨杰，想利用他来解决龙云在云南的势力，他坚决拒绝。后来又委任他作高级顾问，留在南京身边，以便为他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出谋献策，杨杰则托病休养于重庆。于是，杨杰的一切行动便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这更促使杨杰坚定地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

这年秋天，蒋介石和龙云矛盾达到顶点，派在滇的杜聿明解决龙云。杨杰初回云南时，不去找龙云，龙云也不来找杨杰。可是，在杜聿明围攻五华山之前，龙云忽然叫副官请杨杰到龙云公馆坐坐。杨杰感到此公必然大难当头，要求教于他了。他到龙公馆，就大讲《空城计》，扬说：“诸葛亮坐守空城，司马懿大军来得好快，环顾左右尽是老弱残兵，老夫只有束手被擒了。”龙云听了大惊，从沙发上直竖起身子来向他请教。他授以踞守五华山以拒杜聿明一计，果然生效。两人从此亲近，常有过从，杨杰对龙云也做了许多工作，龙云本人也承认自己原是民盟成员，后来也加入民革，是受到杨杰的一些影响。

杨杰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积极投入反独裁、反内战的民主革命运动。他在重庆和昆明与各界民主人士密切合作，在国民党军政界上层人士中做了不少组织宣传工作，号召他们认清形势，明辩是非，走爱国起义的道路。

杨杰曾与潭平山等组织了“三民主义同志会”。一九四八年三民主义同志会，和李济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蔡廷楷、蒋光鼐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个组织的负责人，在香港开会，决定三个组织合并，正式成立全国性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杨杰当选为中央委员，并选为新政协代表。

当时，国民党内许多人对蒋不满，但是又怕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美帝支持蒋介石，反蒋就有困难，所以有些顾虑。不少人来问杨杰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杨杰回答说：“二十年内不研究世界大战，因为打大战要有条件，不是心血来潮，想打就打得起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的国家被削弱，有的国家被打垮，所以短时间内打不起来。”还说：“蒋是独夫，他不垮台我去做和尚，过去的革命过去了，现在重新来。”这样，杨杰对形势的正确估计，使许多人放心了，加上他对这些人做了工作，不少人有了转变，如刘文辉、熊克武等人，后来都参加“民革。”

蒋介石既然不能使杨杰为挽救其王朝而出力，就令特务监视着他，甚至买通了杨杰身边的人对杨杰密谋陷害。杨杰在重庆呆不下去，就回到云南来。

一九四八年杨杰回到云南，就找国民党左派张天放联系，并对张说：“蒋是独夫，非垮不可，反对他的人多得很，我们现在要朝这个方面做工作，多联系些人，非把这家伙打倒不行”。后来，又同张天放商量，组织团结一些人集会，取名“双周聚餐会。”这工作由张天放负责，大家认为有点革命性的人就约来在昆明得胜桥巡津街西餐馆借吃饭为名开会。每次都组织一、二人进行反蒋演讲。“双周聚餐会”后来发展到一、二十桌。杨杰与张天放以“双周聚餐会”的人做基础，发动了有名的昆明万人签名反对内战大会。闻一多、冯素陶、李公仆、楚国南等，都积极约人签名，又请张天放拟了一个稿，闻一多修改，公开发出电报，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刊载张天放：《回忆杨杰同志》与此同时，杨杰还对卢汉做工作，他是卢汉家的座上客。杨杰认为卢汉不会事事听从蒋的指挥，自己有一套计划，俩人经常谈得很久，卢汉表示愿意待机而动。

此外，杨杰还到处去演讲，只要群众团体请他去，他都乐意去，如商会、学联、教育界、新闻界、中学生等等。当时进步教授、云大附中校长杨春洲、省立龙渊中学校长张淑绚，经常请杨去为学生演讲，杨从不推辞。星期日，杨杰和云大陈复光教授等还去篆塘新村54号张淑绚家，借“磨豆花”吃为名，与中共地下党员任泊生会晤，提供组织革命武装意见。杨杰到云大进行时事演讲，青年学生张毓吉等听后深受鼓舞，以后一打听到杨杰在那里演讲，他们就去听。淮海战役结束后，杨杰在一次演讲时说：“……徐州是四战之一，必须是四战之军，共产党方面高级指挥者是刘伯承、邓小平、陈赓、粟裕，是龙、虎、豹、彪。蒋用刘峙，此人连一条豺狗都不如，是一条死猪，那有不败之理……”。杨杰满腔热情、直言不讳，尖锐、深刻地抨击蒋介石的腐朽黑暗统治，及其所发动的内战。

在杨杰这些频繁的爱国活动中，特务是紧紧地跟踪着他，他也知道，但毫不畏惧。有一次形势很紧张，他仍答应为“双周座谈会”做一次公开演讲，地址在中国银行会议室，到场的人挤满了屋子内外，彪形大汉也出现在会场外面，空气非常紧张。杨杰讲的主题是国际形势，强调说明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会发生的，从美、苏当时关系看，它们的战后，政策都要要求和平，并力斥国民党CC派到处散布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上寄托希望。许多人劝杨杰注意自己的安全。杨杰回答说：“多如牛毛的特务，像苍蝇似的叮着我，他们要杀我，就是躲也躲不了，怕又有何用？但是，我相信，陆大的学生，对我是不会下此毒手的”。

杨杰的活动也引起了美国驻昆领事的重视。一九四八年底，甘介侯在商务酒店召集座谈会，实际上是美国领事罗塞策划的，杨杰被邀请出席。开会时，罗塞坐在甘介侯身边，杨杰却坐得远远的。罗塞发言说：“请大家估计一下，今后中国的政局将是哪些人台上当政呢？杨杰将军、罗隆基博士怎么样？”这时罗隆基已随着西南联大迁返北平，而杨杰却是对面坐着。这显然是当面阿谀，拉拢杨杰。而杨杰却不动声色，没有任何反应。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转入战略反攻，蒋政权摇摇欲坠，美帝忧虑愈深。为了延长反动派的寿命，他们采取了新的阴谋诡计，主要一点是：必要时丢掉失尽人心的蒋介石，而代之以其他的傀儡，进行新的和谈欺骗，以争取时间。这时，国民党军阀中，桂系军阀在长江以南还保存较多的实力，因此，时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的桂系首领李宗便被美国选中而成为扶持的对象。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李宗仁上台，第二天表示承认以中国共产党所提八项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甘介侯却做了李宗仁的外交顾问，接着李宗仁电邀杨杰到南京共商国是。杨杰派陈复光代表，陈复光回来向杨杰汇报：李宗仁非常希望与杨杰的合作，而甘介侯就是劝驾的中间人。然而，此时杨杰已经认识到，只有走真正民主革命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才能真正独立富强，毅然拒绝与李宗仁合作。

一九四九年当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以实力控制昆明的时候，举办了大型彩排宴会。请卢汉赴宴，邀请杨杰参加，此会在卢蒋矛盾加深，形势紧张中举行，时人称为“鸿门宴”。卢汉届时没有到场，杨杰却坦然去了。事后杨克成问杨杰“万一发生意外，你将何以自处？”杨杰玩笑似地回答：“彩排时，右手是余程万的老婆，左手也是一位女客，我将一手提一个，夺门而去，谁也伤害不了我”。

杨杰不抽大烟，不财钱，经常喜欢到严燮成家聊天，因为杨严两家是同乡世交，他在那里可以无拘束地畅所欲言。一次，杨杰在严家正和杨克成，严燮成聊天时，国民党第八兵团司令李弥带着他老婆进来了，对杨杰非常尊敬地敬了个礼，喊了声“老师”说：“已到府上拜望过，听说常在这边，特来请安”。严燮成和杨克成就走开了。李弥和杨杰谈不到半小时就走了。杨克成问杨杰，李弥来找你干什么？杨杰回答说：“是来为他的校长（指蒋介石）察看我的动静”。

杨杰在昆明，住在靖国新村，蒋派特务沈醉监视他的行动，沈醉就住在杨杰房子的斜对面，杨杰的一切活动，沈醉都看得清清楚楚。杨杰也知道，但他很坦然，经常在晚饭后，穿一件草绿色的加克，牵一条狼狗，出来散步。杨杰的行动一贯是大意和随便，这是一个弱点，后来特务也正是利用这一弱点，较容易地杀害了他。

一九四九年中共中央电邀杨杰去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由于在云南做策反工作，跟卢汉商量反蒋起义事，故推迟了去北平的日程。

这时，蒋三次电催卢汉到重庆商谈，九月六号，卢汉到重庆去见蒋。沈醉则在昆明布置杀害杨杰的活动。

沈醉当时是国民党国防部驻云南特派专员兼保密局（即军统）云南站站长，他在一九四八年秋，先后接到特务头子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三次密电，内容都是命令沈醉立即暗杀在昆明的杨杰等人。目的是把在云南的反蒋势力消灭，尽一切可能保有云南这块基地，作为勾结美帝国主义反共反人民的最后据点。

沈醉监视杨杰是很严密的。杨杰经常在外面进行社会活动和严燮成家聊天吃饭，沈醉都常和他见面，彼此很熟悉。所以沈醉要暗杀杨杰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毛人凤命令沈醉同时暗杀这些人，如果对杨杰先下手，其他就会提高警惕，就难以下手。九月八日，沈醉接到重庆毛人凤急电，说卢汉已同意在昆明来一次大逮捕，沈醉便召集在昆明的十来个特务头子开会，准备行动。监视杨杰的几个特务也表示只要一声令下，就可把杨杰逮捕起来。

九月九日，卢汉的飞机刚一到昆明，毛人凤便命令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带领大批特务跟着飞到昆明，在徐远举的专机降落时，杨杰乘坐的中航公司飞港的班机正好起飞。徐远举一下飞机就到沈醉家，把蒋、毛当面指示他办的第一件事告诉沈醉。沈醉当即去逮捕杨杰，结果扑了一个空，便把杨杰的参谋长张德尊抓到沈醉家楼下一间小会客室刑讯，接着又把陈复光抓到，徐远举把陈复光带到沈醉家楼上会客室中，让陈听楼下刑迅张德尊的惨叫声。很快就从他们两人口中知道杨已于当天上午飞往香港。飞机票是由杨杰的侄女婿朱健飞用化名买的，并由朱用汽车到杨家去接，杨躲在汽车后座下面，所以没有被监视的特务发觉。

蒋知道杨杰逃走的消息，大为震怒。又派毛人凤带着周养浩等，赶往昆明，毛人凤住沈醉家中。特务们从杨杰家中抄到杨杰的日记、信件中，找出了杨杰在香港的关系后，毛便急电台湾保密局行动处长叶翔之率领特务韩世昌等四人赶到香港。事先伪造了一封介绍信，让特务拿到香港轩鲤诗道260号四楼，杨杰的香港友人家中见到杨杰，杨正折开假信在低头看的时候，特务使用手枪向杨杰头部连开两枪，将杨杰击毙后逃走。一位富有国际声誉，积极参加民主革命的国防战略家，终于被蒋介石用卑鄙的流氓手段杀害了。杨杰经历了坎坷曲折的道路，为了祖国的独立解放，最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杨杰被害后，中国共产党以及广大进步、爱国人士，对于国民党反动派躲在阴暗角落里所干的卑鄙勾当，表示了强烈的义愤。

周恩来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的报告：《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起草的经过和纲领的特点》中指出：“特别提起大家注意：这些反动阶级中重要反动分子们，决不甘心失去他们的特权，一定要进行阴谋破环的，最近杨杰将军的遇害，便是一个例证。”

中国共产党长期搞地下工作的王亚文同志，以“温雅风”的笔名写了一篇《关于杨杰将军》的悼念文章，经党审阅同意后，在香港《展望》上刊出。表示党对杨杰的悼念。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提出的临时动议，由主席以大会名义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杨杰将军家属致唁。当天解放区各报头版加以报道。民革中央亦电唁杨杰家属，唁电说：“惊悉耿光同志应召出席人民政协会议，途中在香港惨遭匪特杀害，易胜痛悼！耿光同志致力民主革命贡献甚多，当此新中国正在诞生，反动统治宣告灭亡之日，耿光同志死而无憾。尚望勉抑哀思，继承遗志。特此奉唁”。

中国共产党还对坚持云南最后解放斗争的边纵部队发了关于杨杰被蒋介石暗杀的通报，激发了广大战士对蒋介石的仇恨，加强了革命斗争意志。

当时国内外许多报纸都纷纷发表文章，表示了对蒋卑鄙行为的谴责，和对杨杰的深切悼念。

杨杰死后，遗体由友人贺耀祖等出面，买棺收殓，葬于香港。

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杨杰后事，派人专程赴港搬运骨灰回国。由他的家人和民革的张德尊前往香港料理归葬遗骸。一九五〇年十月十六日移柩香港印度为化场火化，骨灰用古铜瓶盛装。同时举行了公祭，各界知名人士和新华社送了花圈和挽联。骨灰运回昆明葬于西山风景区。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亲为题写墓碑“杨杰烈士之墓”。

一九八〇年夏，民革中央副主席吴茂荪到云南视察工作，接见了杨杰的家属，勉励要继承先烈遗志，为祖国统一、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并与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商量，维修了杨杰的坟墓。

同年九月十九日，民革云南省委为杨杰举行了蒙难三十一周年的扫墓仪式，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省政协、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杨杰生前友好及其家属参加了扫墓仪式，在杨杰墓前献了花圈，民革中央派张德尊为代表前来参加祭扫活动，慰问家属。

一九八二年六月，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追认杨杰为革命烈士。

　　§§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