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苑论史

第七节 毛泽东思想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悠久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对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任何外来的思想文化，要想到中国获得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和中国固有的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才能得到更新和发展，即使是人类最先进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相结合并得到丰富和发展的理论。本文对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提出及确立进行一些探索，不妥之处，请指出！

一、中共开始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问题

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侵入压迫开始，就没有停止过反抗斗争，与此同时，不断地向外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于是，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农业救国、军事救国等等各种思潮，不断涌入中国，但终因不能与中国具体国情相适应，不被中国人民所接受而失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的基础上，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出现了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这次历史性的飞跃经过了“以俄为师”，照搬苏联模式和共产国际的教条，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的曲折过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概念的提出，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独创性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认清中国社会的国情，是认清中国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然而，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对中国社会的性质还认识不清楚，只是仿效俄国革命，笼统地提出中国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一大”党纲规定：“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共同宰割，中华民族危机加深，特别是列宁提出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基本理论，关于殖民地国家首先应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在这个革命中，无产阶级应当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并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合作，但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个革命可以在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实现非资本主义前途等基本原则，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它为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及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确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1922年6月，中共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因此，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是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反对封建式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在这个认识基础上，1927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发表了宣言，明确地分析了中国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没有不受帝国主义的操纵和支配的。“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了。”在经济上“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作业和手工业经济基础上面”，在政治上则“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民）最大的痛苦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宣言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认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伟大势力”，农民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如果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手工业者、小店主、小雇主等大量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日趋困苦”，也会“加入到革命的队伍里面来”。新兴的资产阶级因为帝国主义的压迫，不能“自由发展和自由竞争而达到独立的地位”，他们“为要免除经济上的压迫起见，一定要起来与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奋斗”。

中共“二大”，在分析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阶级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的主要内容：1.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2.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3.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这个纲领实现后，再实现中共的最高纲领，即“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个纲领尽管对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革命前途认识不清，但毕竟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根本方向在于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动统治，并进而转入社会主义。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已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迈出第一步。

但是，从中国的国民革命的实践中来看，苏联、共产国际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强调的是无产阶级参加和支持资产阶级革命，对中国则特别强调的是国共合作，而不是争取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独立自主的地位及领导权的问题。

共产国际在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中明确指出，“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而“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所以，共产党应当加入国民党、支持国民党。于是，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特别会议上，原则确定，共产党人可以参加国民党，以实现两党合作，而且在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还进一步提出了“一切归国民党”的错误主张。共产国际、斯大林则提出过中国当前的革命是“国民党阶段”，要“一切权力归国民党”，甚至认为中共争取领导权是犯了“左”的错误，因此，在“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一再要求中共退让，以不破裂统一战线为最高准则。

可见，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代表，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认识不足，并且将中国的民主革命等同于欧洲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没有看到由于时代不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不同，即资产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参加的革命，其最终结局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参加的革命，最终结局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制度，并走向社会主义。

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中共逐渐认识到，无产阶级不能只局限于参加和支持民主革命，追随于资产阶级之后，而应当领导民主革命，特别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历史和现实中都证明了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二、共产党人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问题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的进程中，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问题作了认真的探索，他们写出了大量的文章，讨论研究这个问题。

1923年，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连续发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农民问题》《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中国革命和社会各阶级的观点。他指出：“人类经济政治大改造的革命有二种：一是宗法封建社会崩坏时，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一是资产阶级崩坏时，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此时又有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乃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含有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两个意义。”陈独秀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阶级及知识分子都作了分析，肯定了知识分子的革命性，指出了农民是国民革命的伟大势力，他还特别指出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的革命之一部分，而且是重大的一部分”。

蔡和森在《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一文中，阐述了中国革命运动的性质和历程与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指出“国际地位及经济地位之不同”。“各资本主义先进国的民主革命，可以完全是对内的革命，他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封建阶级；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则不然，不仅是对内的革命，而且是对外的革命，他的敌人有两个，一是封建阶级，一是外国帝国主义。”殖民地国民革命运动的特性是：一面打倒国内的封建势力，一面反抗外国的帝国主义。

瞿秋白在《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一文中指出：“这种中国国民革命的斗争，以无产阶级的斗争领导中国一切被压迫民众的解放运动，是最合于中国社会的需要。”

恽代英在《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一文中指出：“我们对内要打倒压迫我们的军阀，对外要打倒侵略我们的帝国主义……我们不打倒军阀便不能组织人民的政府，便不能灭绝外国的经济侵略。”

1923年12月到1924年1月，邓中夏在《中国青年》上连续发表了论述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兵士运动的文章，提出：工人、农民、兵士是“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而工人群众无论在民主革命中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最勇敢的先锋队”，“最重要的主力军”。1924年11月，邓中夏在《中国工人》上又发表《我们的力量》一文，进一步以大量的数字和事实，论证了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明确提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充当国民革命的领袖。

1925年的“五卅”运动，既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作用，也表明了民族资产阶级既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动摇性和妥协性的一面。同时随着革命运动的高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开始激化起来，在革命形势发展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各阶级和中国革命各项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瞿秋白的《“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等文章中，总结了五卅运动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他对中国革命若干问题的观点。瞿秋白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以至于资产阶级，都处于帝国主义军阀双重的压迫之下，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应当努力实行国民革命，引导一切平民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国民革命的进行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由资产阶级来指导……一是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只有后一种方式，才能整个儿推翻帝国主义，并“发展国民革命中阶级斗争成分，集中最大多数民众的革命力，以求肃清国内一切买办军阀土豪等帝国主义的工具和劳动平民的压迫者”。“五卅”运动不但使“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第一次实现于实际行动”，而且证明“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足以使帝国主义不敢一致进攻，军阀统治根本动冶。”五卅“运动还”实际的具体的提出革命平民的政权问题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与各国被压迫民族之革命运动互相结合的问题“，”只有工农小商等革命势力巩固的团结，和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战线，在各地直接的组织武装势力，推翻军阀政府，才能使民族解放运动胜利。“瞿秋白的这些论述，是建立于革命实践经验基础上的，是非常宝贵的观点。

以上共产党人的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同中国的实际革命运动和阶级状况结合起来，强调了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重要作用，指出资产阶级随着革命潮流的高涨，愈益加紧向无产阶级进攻，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不同于欧美的民主革命。初步揭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揭示了新旧民主革命的根本区别。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集中了全党的智慧。于1925年12月至1927年3月，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革命前途的影响》《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比较系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领导力量及前途，从而形成了党关于民主革命的基本思想，成为毛泽东思想萌芽的标志。

毛泽东指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大资产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代表中国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是“极端的反革命派”。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对革命抱矛盾的态度，既要革命，又怀疑革命，他们的企图是建立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但这种企图“是完全行不通的”，在阶级斗争激烈的形势下，他们必定很快发生左右分化，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小资产阶级是一个“值得大大注意”的阶级，可以分做有余钱剩米的、经济上大体自给的、生活下降的三部分，当革命高潮到来时，他们都可以参加或附和革命。半无产阶级包括半自耕农、贫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等。他们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其中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工业无产阶级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人员集中，经济地位低下，“特别能战斗”，是民族革命的主力，毛泽东认为，中国目前的国民革命既不同于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也不同于中国辛亥年的革命，欧美资产阶级的革命是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对象是国内的封建贵族，目的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最后结果是造成了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中国的国民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大资产阶级是附属于帝国主义成了反革命势力，中产阶级则介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革命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最终目标是要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建设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联盟。中国辛亥年的革命，本质应该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但口号却变成简单的“排满”。那时，国内没有组织的工农群众和无产阶级政党，作战队伍极其孤弱，世界上没有被压迫阶级的联合和无产阶级的国家，革命缺少国际上的援助。而目前国民革命的局面与那时完全两样。毛泽东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的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的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

以上共产党人这些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观点、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观点、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和农民同盟军的观点、建立民众联合政权的观点、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观点等，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步思想。

三、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曲折历程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实践中，初步提出并开始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时候、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及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在中国民主革命的理论上，国共合作、无产阶级领导权等等问题上，提出了错误的主张，并用之于实践。使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遭到了曲折，给革命带来了重大的损失。

陈独秀在阐述对中国革命和社会各阶级时，也存在一系列错误的观点，他夸大资产阶级的力量，低估工人阶级的力量，不懂得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应该处于领导地位，他既认为农民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但又认为他们“难以加入革命运动”，他认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由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发展资本主义，因而割断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并在共产党的“三大”会议上，积极附和马林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错误主张。陈独秀的错误理论，虽遭到党内不少同志的批评和抵制，但是，由于当时共产党的理论准备不足，以及党当时处于幼稚和缺乏经验之时，对陈独秀的这些错误观点未能全面批判及彻底清理，从而使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经受了曲折。

陈独秀的主要右倾错误如下：

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中，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对资产阶级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在中国革命形势蓬勃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日趋尖锐的时候，更加强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在国共合作的实践中，他始终把国民党视为资产阶级的私产，而把共产党当成暂栖其间的客人，没有在国民党内争取革命领导权，甚至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当国民党新老右派极力破坏国共合作，企图把共产党员排斥出国民党的时候，陈独秀亦主张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在国民党“整理党务案”以篡夺领导权准备条件时，陈独秀却向国民党宣称“贵党‘整理党务案’原来关及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陈独秀对汪精卫仍然继续妥协退让，一味迁就，终于导致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

在农民问题上，忽视农民的伟大作用，没有认识到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不敢大胆地领导农民的革命斗争和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从而终于放弃了农民这一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陈独秀认定农民分散、保守、难以加入革命，害怕实行土地革命会得罪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招致统一战线的破裂，因此，当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兴起时，他也跟着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叫嚷：农民运动“过火了”、“糟得很”，是“痞子运动”。并在党的第三次中央扩大委员会会上，制定了《农民运动决议案》，提出了一系列禁止农民革命斗争的规定：“不可简单地提出打倒地主的口号”，农民武装“不要超出自己的范围”，“不可有常备组织”，“不许收缴民团枪械”，农民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只是“限定最高租额”，“反对征钱征粮”。陈独秀企图以妥协的办法来缓和地主与农民、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以抵挡国民党右派的进攻，结果适得其反。

武装斗争问题上，陈独秀也是忽视的。蒋介石为反对共产党从事军事工作，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陈独秀听之任之，不予反击，从而使共产党被迫从第一军退出。陈独秀主张：“共产党只能做工作不能当官”，反对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力量。叶挺独立团建立以后，周恩来、毛泽东曾计划在各军都建立类似的军事组织以为各军的核心，因遭到陈独秀的反对而未组成。当时北伐军里有一大批爱国热血青年军官，也没有对他们去做认真的争取工作，如程潜、杨杰等，都是一批有军事知识的爱国青年军官。当时杨杰在日本做云南留日士官学校学生监督时，曾积极地做学生的思想工作，这批学生毕业后，杨杰把他们全部送到广东革命政府参加革命。他们根底好，为人正直，因为没有做认真争取他们的工作，后来都被蒋介石拉过去，为其统治服务，走了一大段弯路后，最终才又投入反蒋民主革命的洪流中并为之献身。陈独秀对于工农武装，认为不应该领导和组织。“马日事变”后，中共湖南省委曾组织周围十余县的农民武装围攻长沙，陈独秀则下令撤退，失去了一次消灭敌人、武装自己的机会。夏斗寅叛变革命时，武汉政府曾同意发给武器武装1500名工人的纠察队，但陈独秀却为了“不要使工人力量和国民政府造成对立”，拒绝接受武器，甚至在“七一五”政变前夕，还下令解散工人武装纠察队，把武器交给国民党当局。

这些右倾错误的方针，除陈独秀本人要负责外，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中国革命指导方针上，犯了许多错误，也要负一定的历史责任。这些错误给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它使统一战线内部的国民党右派逐步篡夺了革命领导权，从而公开叛变革命，致使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遭到了失败。可见，陈独秀在国民革命特别是后期，对中国革命一系列问题的结论，是完全违背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正确方向的。

国民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思想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主要表现在国民革命后期的右倾投降主义演变为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的“左”倾冒险主义。对革命的形势、革命的性质、革命任务和对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区分等方面都作了错误的估计，在革命道路上推崇城市武装起义，对党内斗争方面一味反对“右倾”。这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的人选也进行了直接干预。这一切对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中国共产党内连续出现“左”倾错误，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1927年7月23日，新的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到达武汉，参加了中共的“八七”会议，他和中国共产党人一起，总结了以前的经验教训，确定了新的斗争方针，使中共实现了向土地革命阶段转变。但是，罗明那兹坚决贯彻国际指示，使共产国际的“不断革命论”，成为中共这一时期瞿秋白“左”倾错误的主要理论依据。

这次“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很大危害，并引起中共党内许多同志的不满和批评，特别是广州起义的失败，促使共产国际重新考虑对中国革命政策的指导。接着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是在革命形势有所发展的情况下发生的，主体思想都源于共产国际，并且过了头，李立三的“城市中心论”就是共产国际把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绝对化、模式化、要求各国党照抄照搬的表现，李立三制定的一系列中心城市暴动和红军配合进攻中心城市暴动的冒险计划，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方式，在国民革命时期，主要靠往中国派“代表”和“顾问”，直接参与中共党的重大决策和重大事件的处理，“八七”会议后，主要是选拔并决定中共党的领导人，再通过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在莫斯科遥控指挥。到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共产国际对中共党组织和领导人选采取直接干预，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宗派集团扶上了中共的领导岗位，开始了理论上更为完备的比立三路线更左的教条主义错误统治，给中共和中国革命造成了更重大的危害。

当时，中共党的“左”倾路线的领导者，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机械搬用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不同程度地犯了教条主义错误。他们尽管在表现形态和错误程度上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是在反右倾的旗帜或口号下推行的；在战略方针上都是搞冒险主义与进攻路线的，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对教条化的倾向展开了批判和斗争。

毛泽东不仅在革命的实际斗争中，同党内连续出现的“左”倾错误进行斗争，而且从中国国情出发，从理论上总结中国革命的独特经验，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原则和新的结论。

1929年12月，毛泽东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写了《古田会议决议》一文，这是指导我党建军工作的历史性文件，在党内第一次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任务，指出：“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

1930年5月，毛泽东针对中共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写了《调查研究》（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针对教条主义“唯上”、“唯书”的错误思想，尖锐地批评了他们“开口闭口”“拿本本来”，动辄照抄照搬国际和苏联经验的错误倾向。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东着作选读》甲种本，第22～25页。这就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揭露并批评了那些口称马克思主义，实则教条主义的“左”倾路线的领导者。

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这“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去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损害了这些同志自己。”《毛泽东着作选读》甲种本，第25页。于是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

这里，毛泽东在党的历史上说明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路线，是我们党应该坚持的思想路线。

经过毛泽东的倡导，社会调查成为共产党的系统工作方法和认识路线，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任何其他阶级的政党的优良作风之一，这种社会调查，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基础环节，这就为中国共产党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从对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盲目听从中解放出来，为坚持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原则，独立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指明了方向。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及道路在实践中形成

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的实践中，积累了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加深了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更进一步学会了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从1936年至1940年，毛泽东代表全党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多方面的经验教训，写出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着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民主革命时期的特殊规律，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

毛泽东在进一步科学准确地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相互关系、在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及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背景的基础上，充分论证了中国的民主革命既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十月革命式的革命，也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欧美式民主革命，而是处于十月革命之后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的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它的特点是：从其革命的对象和经济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其领导力量来说，是无产阶级；其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但是革命胜利之后，并不建立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建立仅仅工农两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在这个政权中，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农联盟是基础，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分子都在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这个革命一方面由社会主义扫清道路，一方面也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它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保护和发展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只没收和消灭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大官僚垄断资本归国家所有，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归农民所有而保留富农经济，对于一般的剥削阶级分子，除罪大恶极者外，一律实行给出路政策，不从肉体上消灭，而作为劳动力保护下来，让其改过自新。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既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也为直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避免资本主义前途铺平了道路。向哪个方向发展，关键在于能否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如果坚持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国家政权和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就可以由民主革命直接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而避免民主革命后的资产阶级专政的结局。

在全面深刻地认识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的基础上，毛泽东把中国民主革命概括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1948年3月1日，毛泽东在《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党内指示中，第一次将新民主主义表述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既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同于列宁时代的俄国民主革命，它继承和丰富了马恩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参加民主革命，在革命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争取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的基本思想，更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必须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工农民主专政代替资产阶级民主专政思想的直接体现和丰富发展。也就是说，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将工农民主专政发展扩大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各革命阶级、阶层、社会团体在内的联合战线的民主专政。同时，也是列宁关于东方国家避免资本主义前途思想的伟大实践，这一前途的实现条件，由原来列宁所设想的依靠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在实践中变为依靠本国无产阶级的自力更生，使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概念的提出，是马列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果。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伟大理论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

那么，要在中国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呢？这同样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大问题。

大革命时期，尽管毛泽东和其他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论及中国革命应该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问题，但是他们的理论与实践活动，却反映出我们党正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尝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的实际，努力把握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逐步探索革命道路这样一个正确的思路。尤其是关于农民问题的正确思想，为党在农村根据地制定了关于对农民执行正确的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打开了正确解决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的大门。大革命失败后，血的教训是中国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等城市武装暴动的失败，使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从“城市中心”论的传统革命模式中摆脱出来，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民主革命道路，即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于是毛泽东等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彭湃领导的海陆丰起义，杨善集、王文明、冯白驹等领导的琼崖起义，吴光浩、潘忠汝、戴克敏等领导了数万人参加的黄安、麻城起义，方志敏、邵式平等领导了赣东北弋阳、横峰两县的年关暴动，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年关暴动，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领导的洪湖和湘鄂西的农民武装斗争，刘志丹、谢子长、邓子恢、张鼎丞等领导闽西龙岩、永定的农民起义，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的平江起义，形成了群雄并起的局面，所有这些武装起义，都是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英勇回击，是共产党坚持革命斗争的具体表现，它们扩大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使土地革命的口号深入到农民群众中，组织并保留了一部分革命武装，这些就为以后继续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准备了条件，到1930年，农村革命根据地已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分布在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浙江等许多省份。红军主力部队发展到十多个军，七万余人，地方武装近三万人，枪约六万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终于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革命道路。

中国共产党人由攻打城市到上山下乡建立农民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重大战略转移，这个转移是被迫的，但是却适应了中国的国情。

毛泽东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探讨，于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相继写成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着作。这些着作总结了共产党领导武装起义和开辟农村根据地的经验，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建立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

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论述主要之点是：红色政权区域虽然处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但是它的长期存在并日益发展是可能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地方性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各派军阀间的连续不断的战争。这种白色政权间的分裂和战争，使反动统治出现缝隙，给红色政权的发生和坚持提供了可乘之机。此外，还有四个条件：1926年和1927年革命影响的遗留；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红军和红色区域的建立与发展，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它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共产党必须确立“工农武装割据”的总体观念，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者结合起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的局面”，而“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也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只有实行“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波浪式的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才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革命实践，为中国革命在城市遭到失败后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以后，随着革命实践经验的丰富，毛泽东又把“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推向前进，到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初期，他进一步完整地论述了中国革命必须坚持先占领农村，后占城市，以包围城市的道路的问题。可见，中国民主革命的新道路，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中国革命特殊规律的集中表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这条道路的彻底胜利。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理论，关于殖民地国家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国情，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具体表现形式上，都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

首先，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突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城市中心”的模式，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独创的。

其次，在建立工农武装割据阵地的同时，创造性地解决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革命的基本问题，将落后的农村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革命阵地。在武装斗争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以人民军队为骨干，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这就是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力量求生存、求发展。把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结合起来，把正规军和游击队、赤卫队结合起来，把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结合起来，以战胜强大的敌人。总之，我党关于武装斗争的基本思想和在各个革命时期制定的一系列战术原则，适应了中国武装斗争主要在农村区域开展的客观要求，反映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土地革命问题上，创造性地分析了农村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待革命的态度，制定了正确的农村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土地革命既是实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重要保证，同时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关于根据地的建设，根据地是进行革命战争、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战略基地和依托。不建设根据地，革命战争就失去了有力的依托，土地革命就不能巩固，革命便不能发展。这也是我党的独创，而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所没有论及的。

再者，正确处理了武装斗争与其他斗争形式的关系、农村根据地工作与城市工作的关系，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白区工作的方针和政策。使白区工作得到了有效的开展，加强了党与城市群众的联系，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这不仅对农村根据地工作开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而且为最后夺取城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列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的过程中，紧紧地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的问题，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的形成和实践，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标志着马列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

通过以上的论述及中国革命实践的证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概念的提出及这条道路的实践，提出我的几点粗浅的看法：

第一，任何外来文化都必须与中国固有的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才能在中国得到生存和发展，就是人类最先进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也不能例外。

第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概念，是集中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在革命实践中与右倾错误和“左”倾错误斗争中及革命成败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和探索出来的，同时也是掌握客观科学规律、正确地把握住当时的形势和国情逐步完善的。

第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是在革命实践中被迫产生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屡遭失败的事实面前，从“以俄为师”的模式中脱离出来，从“城市中心”论的教条主义中突破出来，走“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这却符合了中国的特殊规律，适应了中国的具体国情。

第四，新民主主义革命概念的提出和这条道路的实践，经过坎坷曲折的艰难道路，它既是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同时又具体地体现了中国的国情，体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特殊规律及其独创性。

第五，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经验中，我们应该正确对待今天在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失误，同时也应该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些失误及其所造成的不良后果，要坚决加以纠正。只有这样，才能使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沿着马克思主义正确的轨道胜利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