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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鸡蛋皇帝的理财之道

  道光皇帝是一位以“恭俭惟德”的“模范天子”,一向艰苦朴素,穿补钉衣服,吃粗茶淡饭。他常用臣工们研究的是“借蛋生财”的问题,因此落了个“鸡蛋皇帝”的绰号。心中只装了“一个鸡蛋家当”的中国皇帝,偏巧又碰上“心装地球”的大英帝国,第一次鸦片战争刚一爆发,双方的优劣一下就凸现无遗了。再看臣工们都竞相摹仿皇帝穿补钉朝服,一望而知大清朝已经没有多少底气了。

  任何一种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也不能历久而不衰。关键还是要看产生制度的地缘文化和制定、执行制度的人格素质。

  文化思想孕育出制度,制度又规范文化人格。

  (一)和乾隆帝相比,嘉庆帝的后宫就冷落多了,他的后妃才十四人,嘉庆帝只有五个儿子,皇长子还没有来得及取名字就夭折了,不久在皇宫中的撷芳殿里,皇次子降生了,他的名字叫绵宁,后来改为旻宁,这就是清朝的第八个皇帝,人称道光帝。

  旻宁9岁时曾随从祖父乾隆帝外出打猎,突然有只受惊的小鹿蓦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小鹿惊恐地看着他,他也惊恐地看着小鹿,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这时远远立马在他身后的祖父提醒他说,傻孩子,再不下手猎物就跑啦!他听后这才闭着眼射了一箭,结果居然射中了小鹿。为此受到了乾隆帝的夸奖,第一次穿上了黄马褂,戴上了令人羡慕的花翎。不过,兴奋之余,他那双射箭拉弓的手,一连抖了好几天,也一直为那只被他射死的小鹿难过了好几天。甚至总不明白,是该射还是不该射?

  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这时旻宁已是30岁的人了。这天他随从嘉庆帝去打猎,他的两个弟弟都跃跃欲试,争先恐后地想打到更多的猎物,以博得皇阿玛的赏识。但他却不想去争宠夺魁,但愿不要再撞上什么猎物。还好,天从人愿,不一会就下雨吹风了,嘉庆帝便命他从木兰围场返回京师。他感到如释负重,一阵轻松。但他怕多事,事情偏又找上门来。就在他刚回京师皇宫的当天晚上,正巧赶上天理教林清等人与宫内七个太监勾结攻打皇宫。这伙人攻进内右门后,直奔养心殿的南面而来。这时旻宁正在上书房看书,听到喧闹声后,忙到门外去观看。正好看到一教徒正要翻墙而入,他忙返身拿起一杆鸟铳枪,也不管瞄准没有,抖抖地就抠动了板机。只听“轰”的一声,那人便栽倒了,旻宁自已也惊跌在地上。不料刚瑟瑟地站起来时,又看到一个教徒从墙头上冒了出来。他便举枪欲打,但心想多打死一个,不如少打死一个,这正好是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因此,他对那些翻墙的人喊道,你们去吧,我不想再浪费弹药了。这也是他一向奉行的“节约”原则。

  这时,侍卫们已纷纷赶来了,这才平息了这场叛乱。为此他又受到嘉庆帝的嘉奖,并封他为智亲王,还夸他临危不惧,应对有方。其实嘉庆帝对他的这个皇子是看走眼了,他不知旻宁是一个最吝啬、最怕多事、最没主见和最“庸暗”的人。为此,他差一点没当上皇帝。

  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十八日,嘉庆帝到热河避暑山庄秋狝,命次子智亲王旻宁和皇四子瑞亲王绵忻随驾,枢臣托津、戴均元和总管内务府大臣禧恩等臣工也伴驾而行。

  年仅61岁的嘉庆帝,本来“身体丰腴,精神强固”,但由于天气暑热,旅途劳累而诱发了心脑血管病,突然猝死。国不可一日无君,由谁来继位就成了朝廷的头等大事。

  这年已39岁的智亲王旻宁,他在清朝十二帝中,是惟一的嫡子。他的皇兄早夭后,他就成了皇长子了。由他来继位按说是名正言顺的,但按清朝传位的规矩,必须由内臣和储君同时在场开启那个装有先皇遗诏的“鐍匣御书”之后,弄清到底由谁来继位才能正式宣布有效。

  因为嘉庆帝并不知道自己会猝死于避暑山庄,所以不可能把那个有遗诏的“小金合”带在身上。但他死后偏又从一直在嘉庆帝身边的近侍身上发现了这个“小金合”,禧恩等人当即打开了匣子取出了嘉庆四年(1799)的御书,宣布由旻宁继承皇位。不过,托津和戴均元等大臣却以“小金合”来历不明和开启时储君没有在场为由,不承认御书遗诏的合法性。

  偏在这时,又从京师传了孝和睿皇后的懿旨,说让旻宁嗣位。虽然这道懿旨很有份量,但同样疑窦丛生,难道孝和睿皇后早就料到嘉庆帝这次必死无疑吗?他怎么知道嘉庆帝会传位于旻宁呢?要不就是她私自打开过匣子看过御书,而这些是不合法的。

  所以,宗室的意见和朝臣们的看法发生了严重的牴牾,一时争执起来,谁也不服谁。作为争论焦点的当事人旻宁,却居然在一旁袖手旁观,毫无主见。禧恩很着急,问他为何不站出来说话。他说我现在出面说话管用吗?禧恩说不管有用没用,你都得去争呀!否则你的皇位就泡汤了。他说是我的别人也争不去,不是我的我也争不来。听天由命吧,我只希望这场争吵尽快结束,别再添乱子了。

  最后总算摆平了,他终于在吵闹声中登基继位,成了清朝的第八个皇帝,史称“道光”。但他的运气不好,一上台就碰上战乱频扔,内忧外患的危难局面。更令他想不到的是,英国人居然用烟枪和大炮,首次轰开了天朝帝国的大门。这位资质平平,胸无大志和得过且过的“苦命天子”、“守财皇帝”,本不想无事生非,但偏又碰上一个多事之秋。英国人远在大洋彼岸,大清朝并未招惹他得罪他,干吗又打上门来了呢?他一生克勤克俭,惟恐多花一分钱,但结果却赔偿给英国几千万两白花花的银子。他心里很难受,也很想不通,为什么自己的运气如此糟糕?难道这是上天安排的吗?

  (二)道光帝继位还不到一个月,新疆南部就发生了张格尔叛乱。由于清廷派驻新疆的参赞大臣斌静荒淫无度,作威作福,引起当地百姓的反抗。张格尔便趁机率领部下,聚众闹事,并得到浩罕国王的支持,他亲自率军万人攻打喀什噶尔。清朝调集川陕等五省3万兵力予以镇压,结果虽然平息了这场叛乱,但朝廷了耗去了不少银子。这对爱钱如命的道光帝来说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西北叛乱甫定,西南各地农民起义又揭竿而起。先是湖南、广东的瑶民纷纷起义,后是四川、福建的灾民四处滋事。各地府衙的告急文书雪片似地飞到道光帝的龙案上,他开始还翻阅一下,最后什么都懒得看了。兵部和户部都催朱批拨款,他一看火冒三丈,说你们又要朕掏多少银子?国库早被你们掏光了,朕拿什么给你们?

  的确,大清帝国如日中天的雍乾时代,早已过去了。即使是雍乾盛时之时,正如《红楼梦》中的贾府一样,别看“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到了如今的道光年代,实际上已经入不敷出,捉襟见肘了。贫困、落后和饥荒战乱,分明已成了道光一朝无法解脱的痼疾和无法超越的劫难。

  尽管道光上台后,调整了中枢机构,改革了内政事务,将漕运改成了海运,又将垄断性的纲盐法改成票务制度,增加了一些税收,但这些都是小打小闹的“开源”理财之法,对开销越来越大的道光一朝来说,简直就是杯水车薪,根本堵不住国库空虚那个大窟窿。

  于是道光帝又想到了“节流”,他是出了名的“勤政图治,克勤克俭”的模范皇帝。道光辛已年(1821),他刚上台就打出“克勤克俭”的广告:道光辛已恭——俭——惟——德御笔他将这块御笔亲书的巨匾,正大光明地悬挂在自己头上,让臣工们一看就明白他的心思。不仅是说说而已,他要身体力行,从自己做起,他“旰食宵衣,三十年如一日,不敢自暇自逸”。野史说他为了节衣缩食,御膳的开销减了又减,裁了又裁,每顿几乎都是四菜一汤。比起后来的慈禧一上桌就是数百道山珍海味来,的确是小巫见大巫了。他的裤子破旧不堪了,他还舍不得丢弃,命宫女一一补好再穿。江苏一位官员见皇上穿带补钉的裤子,他回去也“缀一圆绸”于“膝间”,表示他在效仿皇上,做“节约模范”。

  上之所倡,下必趋炎。臣工们见皇上穿补钉旧衣,他们也纷纷仿效。即使袍服还是新鲜的,也要在地上滚来滚去,把新袍弄脏弄旧。即使裤膝还完好如新,也要“缀一圆绸于膝间”。

  工料局见有些殿宇年久失修,便打报告奏请修葺。道光帝却迟迟不批,说能遮风挡雨就行了,何必弄得金碧辉煌,劳命伤财。他还算了一笔细账,说一根木材从云贵川弄到京师来,至少要花去上百两银子,那么一百根、一千根又是多少呢?还有大理石,那就更贵了。总之,他不想穷折腾了。而且他还猜到,那些总想动工修葺的人,无非是想趁此捞钱。只要斧头一响,他们就黄金万两,朕就是偏不给你们捞钱的机会。有一次,他见一位南方来的巡抚穿着补钉裤来见他,他便问那位巡抚。你的一个补钉花多少钱,那个巡抚说一个补钉花去20两。

  道光帝听后不无惊讶地说,朕的一个补钉花去的却是50两呀!他们都在骗朕啊!他本不想被骗,当冤大头,但他又不能不在各种骗局中当冤大头。总之,朝廷上下都在装穷、装苦、装酸,也都在搞假、搞秀、搞骗。

  说道光帝也在装穷、装苦和做秀,似乎有失公道。因为他的确是把“节流”当成为一种当家理财的方法。何况以“恭俭惟德”,对一个君王来说,应当是难能可贵的。

  但评价一位君王的政绩、操守和得失,却又并不在“节流”上,更主要的还是看他如何“开源”。只要能广开财路,使朝廷国富民强,皇帝就是多吃点、多占点、吃好点、住好点,那怕是山珍海味,美女如云,老百姓也不会有怨言。因为大家都明白,皇帝有这个特权,谁也奈何不了他。怕就怕他把国家搞得一贫如洗,他自己却只顾吃喝玩乐,胡来一气。

  道光帝虽然没有胡来一气,但他只注意“节流”,而对“开源”却束手无策,因为在他的心里,只装了“一个鸡蛋的家当”。

  众所周知,道光帝从小就爱玩鸡蛋、吃鸡蛋。可以说他对鸡蛋情有独钟,简直入了谜。他一生的主要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了一个鸡蛋上。他常常想的是,一个鸡蛋一只鸡,十个鸡蛋十只鸡。如此鸡生蛋,蛋生鸡,要不了多久,普天之下就满天是鸡,满地是蛋了。一个鸡蛋一文银,岂不是满天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吗?他哈哈大笑了,但手中的鸡蛋突然跌落在地,一下便摔得粉粹。他惊出了一身冷汗,原来是南柯一梦啊!

  但他并未从梦中醒来,仍然同臣工们不停地研究如何才能做好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他说一个鸡蛋到底值多少银子,如果普天下的臣民都爱吃鸡蛋的话,那么一天能吃多少,又能赚多少银子?这笔账要细算,算好了我们就不愁没钱花了,他还特别研究鸡蛋的各种吃法和性能,又引证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的原话,对“知心”的大臣说,“蛋白可以清气,治伏热,治目赤;蛋黄气味俱厚,可以补形,治呕逆诸疮,治产后虚痢、小儿发热”。他特别从李时珍说的“卵白像天,其气清,其性微寒;卵黄像地,其气浑,其性温”的话语中,引申而为弄懂了鸡蛋,就弄懂了天地阴阳,上清下浑。此也是治国之道,因此朕的心中装有一蛋也。些话一传开,人们便私下称道光为“鸡蛋皇帝”。

  既有“鸡蛋皇帝”,便有“鸡蛋臣工”,据说有位知府为讨皇上欢心,便写了一本书。他说鸡蛋就是木犀(桂花),还编了一个故事。说有个不吃鸡蛋的南方人,到北方饭馆吃饭时,听到“木犀肉”就说好,但等端上来一看,原来是桂花炒鸡蛋,他只好另点一道“摊黄菜”,但端上来一看,仍然是“摊鸡蛋”,只好饿着肚子走了。小二望着他的背影说,当今皇上爱鸡蛋,你却不吃蛋,岂不是一个大傻蛋吗?

  其实真正大傻蛋的还是道光帝,他心中装的就只有“一个鸡蛋的家当”。这种胸无大志,得过且过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胸,以及鼠目寸光的短视眼界,难怪他见树木不见森林,看小不看大,重节流而轻开源了。这实在是抓到了芝麻,而放掉的是西瓜。

  然而,这个心中只装着葱葱蒜苗、“一个鸡蛋家当”的东方天朝皇帝,偏又碰上了心装着“整个地球”的西方大英帝国。

  (三)18世纪中叶,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成功和海洋文化的兴起,在资本主义列强中英国很快就成为头牌的经济和军事强国。为扩大商品销售市场和保障原料的供应,在列强争夺殖民地的过程中,英国率先敲开了天朝帝国的大门。

  但在同中国的贸易活动中,开始英国并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反而呈现出巨额贸易的逆差,于是便想从向中国倾销鸦片以获得巨大利润来改变现状。这一招果然灵验,从此鸦片就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

  当然,向中国输入鸦片并不是英国人发明的。早在唐代就从拜占廷和小亚细亚一带输入中国了,当时唐人用来治痢疾。宋代时则从阿拉伯传入,名叫“阿芙蓉”。到了明代才称之为鸦片,当时暹罗国是把鸦片作为贡品献给朝廷的,诸如进皇帝“鸦片二百斤”,进皇后“鸦片一百斤”。成化年间(1465至1487),市面开始贩卖鸦片,几与黄金同价。有鸦片就有烟民,而且很快就掌握了吸食的方法,一旦沾上就再也离不开了。

  雍正年间,英国向中国出口的鸦片为200箱;乾隆时增至1000箱;嘉庆时达4000箱;到道光时则猛增至40000余箱。这样一来,不仅造成白银外流,民生凋蔽,而且鸦片流毒全国,蛊人心志。

  道光十八年(1838),有大臣向皇上奏疏,说“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道光一看急了,他更为害怕的是白银外流,国库空虚。于是下招各省将军、督抚,会议速奏。林则徐率先上疏,史载:湖广总督林则徐,所奏尤为剀切。言:烟不禁绝,国日贫,民日弱,十余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上谓为深虑远识之言,诏林则徐来京面授方略,以兵部尚书佩钦差大臣关防,驰赴广东,查办海口,节制水师。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便开始了。

  这可说是道光帝最得意的一件大事。但由于他对禁烟运动既无必禁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又无必禁的措施和必胜的要求,只是一时心血来潮,所以一旦小胜就高兴得昏了头,一旦失利又垂头丧气,别无良策,很快认输。

  道光十九年(1839)三月,就在林则徐到广州雷厉风行的禁烟时,道光帝不从全局去掌控这场运动的发展变化,他却忙于从局部去亲查一些细小个案。

  当时京师发生了一桩“灵荼宫庙尼姑案”,尽管涉及到十一个贵戚、官员,影响很坏,但比起南方如火如荼的禁烟运动来,毕竟是局部性的一个小案子。但道光帝不观全局,不去关注强敌,却集中精力去审尼姑。一月之内,他就亲自过问三次,还三次传谕内阁,要求火速严惩。史载:前因庄亲王奕窦、辅国公溥喜在尼僧庙内吸食鸦片烟,已降旨将该王公革爵严惩矣。鸦片烟流毒内地,实堪痛恨。京师为首善之区,王公等亦复沾染恶习,此外官民人等吸食者,谅亦不少。皆由平日查缉不严,以致日甚一日。现在尼僧广真庙内,既有吸食鸦片之案,其余窝藏吸烟处所,安能保其必无;至于通衢广市,人烟稠密,五方杂处,更易藏奸,尤当认真查察,以绝根株。由于道光帝胸无全局,也就做不到胸有成竹,因此,当英国凭借着“坚船利炮”、向中国开战而转败为胜时,道光帝一下就吓瘫了,忙派直隶总督琦善去处理后事。

  最后接受了英国人的条件,赔了600万两白银,又将林则徐撤职,流放伊犁。接下来就更惨了,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割地赔款,多达2100万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40%。一个在政治上独立自主、自供自给的天朝帝国,从此沦落为半殖民地的极贫极弱之国。那么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有人说,这笔账应该算在琦善和穆彰阿等奸臣、骗子的头上。但也有人说,罪不在“臣”,而在“君”。因为琦善,穆彰阿等大臣,只不过是奉旨办事,一切都按照道光的意旨办的。所以卖国也好,误国也好,最后的根源还是“鸡蛋皇帝”。要不是他只有“一个鸡蛋的家当”,能落个丧权辱国的下场吗?

  这话似乎不无道理,因为道光帝毕竟是一个资质平平,胸无大志和鼠目寸光的守财奴、平庸之君。他怕多花钱,但结果却花了更多的钱;他怕多事,但结果却反而事更多;他无更多的欲望,也就没有更多的作为;他怕被人蒙骗,但结果却事事、时时受大臣们糊弄。他愈怕输,但结果输得愈惨。

  因此,说道光帝应负主要的历史责任,也是对的,就是将他的名字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也不为过。

  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换一个皇帝来呢,哪又如何?比如就把道光的祖父乾隆帝抬出来,让他处于道光帝的位置上,是否就能转危为安、挽回败局呢?我看未必如此,甚至我敢断言,即使是康熙、乾隆复出,他们也会回天无力,无可奈何。为什么?

  (四)康乾二帝,就像当年的秦皇汉武一样,绝不是道光似的胸无大志的“鸡蛋皇帝”,而是雄才大略、敢输敢赢的一代君王。但愈是雄才大略、敢输敢赢的皇帝,愈喜欢亲自操盘,愈喜欢独断专行,乃至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这样的结果,要么是输得精光,很快完蛋;要么是赢得彻底,长治久安。但不管是输是赢,是长是短,他们都会变成集权力于一身的独裁者。

  “中央集权,一人专政”。

  这就是中国的皇权、皇帝。

  没有皇权,就没有皇帝。

  没有皇帝,就没有官僚。

  这便是帝国制度的核心。

  因此,有人认为,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出在“皇帝制度”上。

  从秦汉到明清,都是帝国时代。实行的也都是“皇帝制度”。从辛亥革命后,则进入了“共和制”。但皇帝被拉下来了,皇帝制度的残余势力还很强大,独裁专制的问题并未彻底解决,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还依然存在。

  因此,又有人发话了。说“任何一种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种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衰”(参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可见,把“制度”视为罪魁祸首的这一看法,也未见得言之成理。

  譬如开车,有的司机能驾轻就熟,开起来得心应手,安全舒适;但有的司机让他开同一辆车,他却驾驶不了,开起来摇摇晃晃,东倒西歪,而且还会抛锚,出车祸。

  又如烹调,有的厨师能调料出美味佳肴,令人大饱口福;但同样的材料,有的厨师却烹调不出玉盘珍馐,令人大倒胃口。

  所以,车开得好与不好,主要取决于司机;烹调的好与不好,主要取决于厨师的手艺更主要的还是,像这样的司机和厨师,并不是指少数个别人,而是指整个国民的人格素质。

  由此可见,“制度”只是社会的一个平台、载体和基盘,至于好与不好,还要看驾驭它的“人”,就看这个驾驭者,能否熟知自己所处的“生态环境”,能否站在时代的顶端,引领他的臣民奔向历史潮流。

  显然,道光帝不是一个能驾驭“皇帝制度”的引航人。他根本不明白自己所处的“生态环境”和“时代精神”,更看不清历史发展的方向。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情绪。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精神。

  18世纪中叶,历史已发展到工业文化的时代了。道光和他的大臣们却还滞留在农耕文化、夜郎自大的天朝帝国的美梦之中。一旦与英军交火,立刻就露出破绽来。

  有一幅《广州海战图》,画的是1841年1月发生的一场海战,地点在珠江三角洲的亚森湾。图中画的是,一艘中国战船被英国战舰“奈米西斯”号开炮击中,烧毁在熊熊烈火中……当日,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战斗中,11艘中国战船被英舰击沉,船上500名船员全部牺牲。这下中国人才知道英国“坚船利炮”的威力,也才发现了自己的落后与愚昧。

  发现了落后并不等于承认自己的落后。

  发现了愚昧并不等于面对自己的愚昧。

  这个教训一直到洋务派提出“中体西用”时,才有所改观。但一步赶不上,步步都赶不上,西方文明在日新月异地发展、变化,而东方文化却还在抱残守缺,不想从根本问题上进行彻底地变革。正如鲁迅当年所说的,就是要搬动一张桌子,也要闹得流血才能有所变动。

  怕讲民主,不敢触动政治体制的一根毫毛,更不敢从政治体制上动手开刀,一心只图在“中体西用”上做足文章,这便是当年洋务派的一个先天不足之症。所以后来尽管有了自己的海军和从海外买来了洋枪洋炮,但结果还是一输到底,照样割地赔款,连小小的日本也敢骑在中国人的脖子上撒尿。

  由此可见,虽然病根在“制度”上,但关键还是看是否有敢于向“制度”开刀的、具有先进文化思想的“人”。这个有条件和有机会向“制度”开刀的人,既是“制度”的守护者,同时又是“制度”的改革者。他向“制度”开刀,实际上正意味着向他自己开刀。不敢和不想从政治体制上动手开刀,往往是因为主刀者怕因此而出乱子,更怕因此而失去既得的利益和宝座。

  对作为一国之君的“鸡蛋皇帝”道光来讲,他连一个鸡蛋都怕打破,更遑论其宝座。

  宋代开国之君赵匡胤,一语道破玄机。他说:“卧塌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中国皇帝,都有这种“卧塌情结”。

  道光帝自然也有这种“岂容他人酣睡”的“卧塌情结”。或者说这个“节俭成癖”的“鸡蛋皇帝”,更怕任何有损于他的江山社稷的变革,所以他不敢甚至恐怕想都没有想过要对自己开刀。因此,不必以今天的理念来评判他了。

  但即使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他,他也是一个不合格的君王,就凭他“一个鸡蛋的家当”,就凭他“节俭成癖”的毛病,就不可能撑起大清朝的一片蓝天。

  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十四日,道光帝病逝了,死后葬于河北永宁山,名曰“慕陵”。终年69岁,庙号“宣宗”。

  “鸡蛋皇帝”的配偶约20人,他最钟情的是纽佑禄氏。当道光帝选秀时,一眼就看中她。不久就封她为贵人,以后又升为嫔、妃。因她才貌双全,道光帝就叫妃子是“全妃”。生了咸丰帝之后,她又被封为皇贵妃。到孝慎皇后佟佳氏病故后,她就被正式册立为皇后了。

  但因为纽佑禄氏得罪了孝和睿皇太后,所以在病中吃了皇太后送来的药后就去世了。道光帝在得知皇后猝然崩逝后,非常伤心,但又不敢去追究她的死因,只专门发了一道上谕,称他的皇后为“恭俭柔嘉”。

  他自己以“恭俭惟德”,当然就夸他的皇后为“恭俭柔嘉”。这样,夫妇二人都成了“节俭”的模范夫妻了。

  但过于“节俭”,也就成了“浪费”。正如过于聪明,也就成了愚蠢一样。“过犹不及”都不能达到“度”的要求。真理往前走了一步,就成了谬论。

  适度的“节俭”是美德,若过了头的话,那就是老抠、吝啬、守财奴了。

  不过,时机决定一切。

  机缘未至,时机不成熟,一切都是空谈,怪谁都没用。

  因此,道光就是道光,鸡蛋就是鸡蛋。他毕竟是生活在“帝国制度”中的一个“另类”皇帝而已,他既为皇帝制度所困扰,同时也没有勇气向“制度”开刀。这样,正如邓小平说的:政治体制如果不改革,民主政治上不去,好人也会变坏,坏人则更坏。要有先进的制度,就要有先进文化思想的改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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