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另类

第18章 佛光下的君王梁武帝

　　如果说汉明帝刘庄是第一个与佛结缘的中国皇帝的话，那么，梁武帝萧衍则是中国第一个“以佛化治国”，乃至好佛成癖的一代君王。他在位48年，活了86岁，最后败于侯景之手，饿死在宫里。死时还念佛不止，虔诚斋戒。

　　崇拜佛祖，一心向善，本身并不是坏事，但一味地“佞佛”，那就不妥了。马克思说过，对君王来说，作“恶”比行“善”更为有利。

　　（一）当今但凡中年以上的四川人，可以说没有不知道梁武帝的。梁武帝从川剧《别宫出征》中走向巴山蜀水的千家万户，我也正是从中首先知道他的，那是一个既爱江山又爱美人的君王。

　　但是，后来看了一些史书后，才知道这个皇帝十分古怪。他放着皇帝不好好去做，偏要一再跑到庙里去舍身为奴。

　　史书上说，大同元年（535），京都瘟疫肆行，梁武帝便在重云殿为万民设“救苦斋”，以身为祷，祈福消灾；后又在同泰寺没四部“无遮大会”。他亲披法衣，虔升法座，为大众开讲《涅槃经》：继之又设“道俗大斋”，亲吃钵饭，自行清净，俨然成了一个虔诚的和尚。这是梁武帝的第一次舍身。

　　中大同元年（546），武帝再次举行“清净大舍”，在同泰寺宣讲《金字三慧经》。不料，当晚同泰寺发生火灾，佛陀似乎并不接受他的心愿，或者说不想收他这个皇帝和尚，故尔以示警戒。但梁武帝并不这样看，他以为这是天魔在作祟，有意破坏他的好事。因此立即下诏，宣告。“道高魔盛，行善障生”。再起12层高的宝塔，以此镇之。这是武帝的第二次舍身。

　　太清元年（547），即仅隔一年之后，武帝又在同泰寺设无遮大会，行清净大舍，讲般若经。这是他第三次舍身为奴。据说还有一次，前后共四次。

　　但每次都由不得他，他一旦跑到庙里去当和尚，皇太子和群臣便穷追不舍，每次都用一万亿钱帛把他“赎”回来。最后他也只好乖乖地“兴驾还宫”，照样做他的皇帝。

　　因此，使人免不了又有些怀疑：他这是在演戏给人看呢，还是真的想当和尚？皇帝，这两个字在许多人眼中，无疑是璀璨夺目的七彩宝珠，是财富与权势的象征。为了得到它，人们争夺还来不及呢，哪有舍此而去当和尚的道理呢？然而，天底下的事情偏又如此古怪，居然就有不爱皇位而爱和尚的人。开创佛教的释迦牟尼，便是放着王位不坐，偏要舍江山、舍娇妻、舍爱子而去当和尚的第一个怪人。老佛爷开了头，往后的安世高、菩提达摩等一大批人，便紧步佛祖的后尘，也都弃王位而步入佛门，甘愿出家为僧。

　　皇帝有皇帝的光彩，和尚有和尚的风范。

　　富有与清贫；重权与乐道；图利与淡泊……各自的选择与归宿，各自的追求与企盼，各自的经历修养、人生目的和生存方式，都是有一定缘分的，勉强不得。

　　如果说梁武帝几次三番舍身为僧，多少掺有几分做戏的意味的话，那么，他舍道归佛、广建佛寺、盛造佛像、优待僧侣、编撰佛书，乃至带头吃斋念佛、恪守佛门戒律等等行为，都是有史可查的。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是，梁武帝为什么要选择这条道路？是明智还是糊涂？梁王朝的覆灭，是否与他崇佛成癖有关？

　　（二）梁武帝萧衍（502～549），字叔达兰陵（今江苏常州）人，是汉代萧何的第24代孙。其父萧顺子曾做过丹阳的县尹，其母好佛，后来尊为张太后。萧氏一家与齐皇室本是同族。

　　萧衍本人自幼读的是儒道之书，“洞达儒玄”。年轻时曾任齐卫将军王俭的东阁祭酒，后又做过齐雍州刺史，镇守襄阳。当齐内乱之时，他趁机扩大势力，最后逼齐“禅让”而建立梁朝。

　　梁武帝篡位后，开始信奉的是道家和儒家。梁朝的国号，就是道士陶弘景用图谶之文合成的“梁”字。但不久梁武帝便舍道归佛了。看似突然，其实萧衍早在称帝之前，就在萧子良门下接受过佛教的熏陶了。当然，他的信仰的改变，主要还与他身经战乱、亲感亡国杀身的社会动荡有关。

　　他说：“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砺行，由乎经术。”儒道之“教”，如重亲长、讲孝道，固不失为教，但相比之下，他更看重佛教。

　　乃至南面，富有天下，远方珍馐，贡献相继。海内异食，莫不毕至。方丈满前，百味盈俎。乃方食缀，对案流泣，恨不得以温情，朝夕供养，何以独甘此膳！因而蔬食，不啖鱼肉。这是他当皇帝之后的一次感悟，眼前之富，席上之珍，皆是从流血的战乱中“杀”出来的。成千上万的人死了，而今他一人“独甘此膳”，于心不忍，不禁“对案流泣”，因此决定“不啖鱼肉”，蔬食吃斋；一心向善，皈依佛门。

　　淡去战乱的烽火狼烟，远去历史的鼓角铮鸣。他想用佛的法雨洗涤自己的心灵尘埃，让禅风吹尽眼中世俗名利的烟云，同时也想通过“以佛化治国”的途径，将人们从对现实人生名利的关注引向彼岸和未来，以此求得生命的永恒与超脱。

　　这便是梁武帝选择的一条皇帝而兼和尚、和尚而兼皇帝的人生道路。

　　但是，人生之路的选择，并不完全决定于个人，还要受制于他所处的时代。

　　在梁武帝所处的南北朝时代，魏晋以来谈玄之风和志气宏放的人格精神之美，还有相当大的影响。

　　南朝名士“妙于谈玄”，并不亚于当年的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而“妙于淡玄”，则是“才”与“貌”的结合和升华，由此而形成才貌双全、志气宏放、任性不羁、傲然独得、神情超迈的人格光彩。

　　南北朝时代，不仅男士“以任放为达”，而且女性也可以“任情而动”。男女在生活上和思想上，都相当豪放、自由，无不表现出对美的大胆追求与享乐。他们根本不把儒家的“四教”放在眼里。山阴公主竟然拥有30个“面首”，而且还是她的皇帝哥哥为她挑选的。上之所倡，下必效尤。人们尽可说这是“淫泆之过”，但这未尝不是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所造成的恶果！也就是说，自魏晋以来，人们逐渐发觉了儒教是扼杀个性和心灵的东西。“妙于谈玄”的任放之风，乍然一看仿佛是邪气漫延，世风不古，但仔细一想，这恰是久为儒教思想束缚的人们借此而表现出来的一种个性解脱与追求。也可说是一种报复和必然结果。因此，与其说是对儒教的背叛，不如说是对独尊儒术的强烈不满和反抗。这是前进中的变化，变化中的进步。

　　“独尊儒术”，既尊了儒家也害了儒家。

　　梁武帝正处于儒家倒霉、玄风犹在的时代。儒家一蹶不振，道家玄学已趋于末流，所以梁式帝选中了佛家。但他毕竟是个皇帝，深知儒家对治国安邦的重要意义，因此一直想把儒佛结合起来，或者说他弘佛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弘儒。所以他精心研究佛学，表现出对佛家的最大虔诚，故被佛界誉为中国的“圣主”。

　　在佛教传至中国的初期，一个中国皇帝如此大胆而热心地推崇佛教，这使人们想起了印度阿育王对佛教的提倡。

　　但是，中国不是印度，他也不是阿育王。他想将儒、佛结合起来，又集皇帝与和尚于一身，这就不免给他带来不少麻烦与尴尬，乃至苦涩与悲凉。

　　（三）梁武帝既然想以皇帝之身而做和尚，那么他碰到的第一个难题，便是“王侯之位”与“方外之宾”的抵牾。也就是说，到底是皇帝高于一切呢，还是和尚大于一切？换句话说，是皇帝向和尚磕头，还是和尚向皇帝跪拜？梁武帝自己把自己推向了两难的尴尬境地，他想绕过这种难堪的处境，实在太难了。

　　因为中国是一个王权至上的国家，决不容许任何其他的社会势力凌驾于王权之上。

　　东晋时的慧远法师曾写过一篇《沙门不敬王者论》的文章，他认为“出家人是方外之宾”，虽“不处王侯之位”，但“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因此不应改敬王者，“不得与世典同礼”。他想与当时的执政者桓玄分庭抗礼，其结果可想而知。他的老师道安法师对他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佛教在中国的存亡兴废，一般地说，并不取决于上层统治阶级，而取决于下层人民。但是，离开了王权的庇护与支持，则又寸步难行，乃至难逃覆灭的命运。

　　梁武帝就是抱着“君权至上”的传统观念而与和尚打交道的。倘是只当皇帝而不做和尚，那倒无所谓，但他偏要受戒为僧，拜和尚为师，这就不能不碰到拜与不拜的难题了。

　　普通元年（520），武帝在宫中筑坛，欲禀受菩萨戒，授戒的师——父便是当时德高望重的惠约禅师。

　　授戒大典在正觉殿举行，观者如云，盛况空前，大家都想观看皇帝如何受戒行礼。临到受戒顶礼时，武帝始终放不下皇帝的架予，又想行礼却又不便行礼，好不为难也。惠约禅师倒也能体谅他的难处，心想：皇帝可以什么都不拜，但天地是必拜的。于是神功突发，合掌隐入净瓶之中，忽又飞出瓶口，化作五彩云朵，结跏趺坐于空中。武帝会意，这才倒身下拜。但拜后又悄悄地对禅师说：“弟子顶礼，请勿为外人知晓。”禅师也对他说：“贫僧化身人瓶之事，也请陛下勿为外人知之。”因为佛法是不许僧人随便显示“神通”异能的。

　　就这样，皇帝与和尚，双方终于摆平了。他们从对立走向妥协，最后取得了共识，找到互相都有利可图的交汇点。

　　梁武帝尽管过了这一关，但事情并未到此为止，麻烦又接踵而来。

　　梁武帝请他的老师宝志禅师为他讲《金刚经》，宝志禅师便推荐傅大士去讲。

　　傅大士，名翕，又叫傅弘，法名善慧，浙江义乌县人，居住在云黄山上。他在山上栽了两棵树，借释迦牟尼灭度于娑罗双树间的典故，命名为“双林”，又自称为“当来善慧大士”。时人则称他为“傅大士”。

　　善慧禅师同宝志禅师一样，都是禅门的先驱人物。他曾写了一偈：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

　　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

　　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非常推崇此偈，认为它道出了“禅”的奥秘，揭示了“禅”的真谛，因而将它译成英文，传遍世界。可以想见，善慧禅师的境界是不低的，因此赫赫有名的宝志禅师才把他推荐给梁武帝。

　　不料，当梁武帝到了法堂之后，在场的所有人都站起来恭候圣驾，唯独善慧禅师端坐在讲台上，一动也不动。

　　梁武帝一看，又是一场尴尬。

　　侍卫近臣忙上去质问善慧禅师：“圣驾在此，为何不起？”

　　善慧禅师不理不睬地说：“法地若动，一切不安。”又道：“出家人功如王者，不敬君王。”

　　梁武帝已有和惠约禅师取得默契的经验，便喝退侍卫近臣，又巧妙地与善慧禅师寒暄一阵，这才坐下来请善慧禅师宣讲经文。

　　孰料，善慧禅师将手中的尺子一挥，然后就走下讲台，再也不说话了。

　　梁武帝愕然，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只呆呆地坐在那里，不知善慧禅师在搞什么名堂。

　　这时，宝志禅师才问他：“陛下领会么？”

　　梁武帝反问他：“领会什么？经尚未讲，领会何来？”

　　宝志禅师说：“傅大士已经讲经完毕了。”

　　梁武帝诧异地说：“不曾说一字，怎么就说完毕了呢？”出来的不是禅。

　　释尊拈花，迦叶微笑，不说一字，惟心会而已。梁武帝执著于讲经说法，他哪里知道禅的奥妙，全在于不说之说，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

　　这也难怪，当皇帝与做和尚，这是两个迥然不同的行当。日理万机的皇帝何来空闲参禅呢？他又不善于将禅道运用在政务和日常生活之中，老是把皇帝与和尚执著地分隔开来。因此，善慧禅师想点化他一下。

　　一天，善慧禅师披上百衲衣，头戴冠帽、拖着布鞋去朝见梁武帝。

　　梁武帝见他这样打扮，便问：“大士是僧人否？”他指着头上的冠帽，梁武帝又问：“那你是道人吗？”他又指着拖鞋，梁武帝再问：“莫非是俗人？”他又指着身上的百衲衣，梁武帝傻眼了，他猜不透禅师的用意，禅师也直摇头。

　　尴尬，十分尴尬。

　　善慧禅师的意思是，僧即俗，俗即僧；凡即圣，圣即凡，这叫僧俗不二，凡圣同一。他本想以此要他领悟：自己既是皇帝，又是和尚。皇帝与和尚，统一于一身，合二为一，了然不殊。这样，许多事情就迎刃而解了。

　　但梁武帝早已习惯于非此即彼、非红即黑的思维模式了。他在处理政务时，官员的升降，朝令的兴废，都是出自他的一句话。说升便升，说降便降，说兴便兴，说废便废。他不知这是一种思维误区，更不知自己虽然想一身而兼二任，把皇帝与和尚集于一身，但往往又将两者对立起来，严加区分。这就使得他不能不处于人格分裂之中，不能缔造一个统一的文化人格。因此，矛盾冲突、尴尬难堪，也就不可避免了。

　　那么，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五）普通元年（520），广州刺史萧昂表奏朝廷，说有个名叫菩提达摩的天竺僧人，泛海来到广州，现暂住于王园寺（即光孝寺）。此僧像貌非凡颇通禅法，问见还是不见。

　　梁武帝遣使迎往建康（今南京），不日接见了菩提达摩。但及至一看，是一个浓眉大眼的络腮胡子，不是他想像中的慈眉笑眼的僧人，心里便有些不快。因此，他也不客套儿句，劈头就问：“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数，有何功德？”

　　说的都是事实，功德可谓大矣。但此话从身兼皇帝与和尚于一体的梁武帝口中吐出来，就不妥当了，因为佛家倡导的是“大恩不言报”，做了善事，自己并不知道，一切都出自本心的自然流露，并不是为做善事而做善事，更不是为了出名和图报。

　　这就说明，梁武帝造寺度僧也好，吃斋念佛也好，乃至舍身为奴、想当和尚也好，这一切都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他拼命地去完成这些功德，目的无非是想获得更多的酬报。对他个人的报答，也就是强化他的统治地位。他狂热地推崇佛教，不排除为了人格上的自我实现与自我超越的目的，但他也同任何一个皇帝一样，都想利用佛的灵光来为自己增添更多诱人的光彩。说白了，还是利用。因此他才以功自居，并要别人承认他的功劳。

　　达摩一听便知，这位皇帝徒有信佛的虚名，而骨子里却怀有私心。因此他当即冷冷地顶了回去，说：“并无功德”。

　　梁武帝又问：“何以无功德？”他显然是不服气，故尔追问。但愈是如此，求报之心愈加暴露无遗。

　　达摩耐着性子解释说：“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达摩所说的“人天果”，指的是未脱三界（色界、欲界、无色界）、尚处于六道（地狱、饿鬼、畜牲、阿修罗、人、天）轮回中的小果品位；“有漏因”，指的是处于三界中的轮回果报。意为你学佛也好，度僧修庙也好，都是为求福报的有为、有漏之功。

　　这些如同竹影扫阶一样，是虚非实。功德再大再多，都是过眼云烟，虽有实无。

　　梁武帝又问：“如何才是真功德？”

　　达摩大师说：“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达摩说的“净智妙圆，体自空寂”这八个字，儿乎囊括了佛教文化的全部精髓，涵盖面相当深广。简而言之，学道成佛的使命，无非是以佛文化的人格精神和纯情圆熟的智慧（不是一般的智慧，而是生命潜能），既完成自我、净化自我，又净化他人，普度众生。这样的功德，不是靠世俗为求福报的造寺写经那些有为之功能代替的。

　　说得虽然含蓄，但意思还是明白的。梁武帝听了，也觉惊讶，真是闻所未闻，难道经书上是这样说的吗？所以他又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你说的合乎佛经的最高旨意吗？达摩说：“廓然无圣。”你说的那种“圣谛”，普天下都不存在，没有这种“圣道”的境界。

　　梁武帝说：“对朕者谁？”既然没有，不存在圣谛第一义，那么你又为什么老远跑来中国传道呢？而且现在就坐在我的面前，还讲了什么净智妙圆、体自空寂这番话呢？难道你说的都是假的不成？这还算动了点脑筋，毕竟问出一点道理来了。

　　但达摩回答得更妙，仅说了两个字：“不识！”不知道。你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意为佛法禅旨只能靠自证自悟。一旦说出，就不是第一义。而是第二义了。这就叫说出来的不是法，讲出来的的不是禅。善慧大士和他的老师宝志禅师早就给他说过这番道理了，但梁武帝始终难入悟境。达摩见他底蕴不足，慧根太浅，好生失望，只好摇头而去，决然渡江北上。

　　梁武帝也感到话不投机，大为扫兴。他的老师宝志禅师见他闷闷不乐，便问他为了何事。梁武帝只好将他和达摩的对话，一五一十地向他说了。宝志禅师一听。顿时一迭连声地说：“此乃千载难逢的禅师矣！陛下却把他放跑啦！”

　　梁武帝也觉得很后悔，要马上派人去把达摩追回来。但宝志禅师阻止了他，说像达摩这样的禅师，就是派全国的人去追也是追不回来的。又说这也是机缘不契，非人力可为也。

　　其实，问题还是出在梁武帝身上。为求福报而立功，为安帝位而学佛，这便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慕虚名而不求实际，尚浮华而好事喜功，则更给他带来了人生悲剧、亡国之痛。

　　（六）前人对南唐后主李煜曾作过这样的评语：“作个词人真绝代，可怜命薄作君王。”这里，不妨套用一下。纵观梁武帝一生，不禁令人叹息：作个和尚真绝代，偏又终恋作君王。

　　我很赞同唐人魏徵对梁武帝所作的评语，他评梁武帝“慕名好事，崇尚浮华，抑扬孔墨，流连释老。或终夜不寐，日旰不食，非弘道以利物，唯饰智以惊愚；且心未遣荣，虚厕苍头之位，高谈脱屣，终恋黄屋之尊”。这是一语中的。

　　梁武帝状貌奇伟，虎目龙颜，天纵奇才，幼而好学，允文允武，六艺皆通。乘齐乱而夺位，治乱世而爱民，都表明他是一个成熟的君王，一个博古通今的皇帝。

　　只是到了晚年，却显得目光短浅，急功近利。在没有充分的准备时，贸然北伐，结果一败涂地。当侯景叛乱时，他又显得软弱无能，优柔寡断。

　　江陵有个名叫陆法和的隐士高人，曾聚集上千弟子，把侯景击败了。他想扩大兵力，帮助武帝平息这场叛乱。但武帝怕他势大之后兴风作浪，终不肯答应他的请求。气得陆法和愤然而去，说“贫道！学佛者，尚不希释梵坐处，况人王之位乎”？

　　梁武帝失此良机，任凭侯景猖獗，终致于打到建康台城，威逼武帝。这时粱武帝更显得迂腐，他对侯景说：“卿在戎日久，无乃为劳。”叫人将他引就三公榻，想以高官来笼络他。他不知道，这时的侯景岂是“三公榻”能满足得了的？

　　果然，侯景自封为丞相，而且旨在夺位。梁武帝忧愤成疾，徒唤奈何。但他仍然斋戒不衰，念佛不止。这时，他已经是86岁的老人了。他在位48年，几近半个世纪，最后却在阵阵悲叹中驾崩于净居殿。

　　这不单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皇帝与和尚的糅合与冲撞而产生的悲剧。

　　皇帝与和尚，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行当和不同的文化人格。两者不是不可以糅合，也不是不可以身兼二任，问题是怎样糅合？怎样将两者统一起来？这是很难的。只有非常之人，才能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