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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精忠与守诚——以忠诚为本,以才智为用

  有多少人认为你值得信赖,你就拥有多少次成功的机会。忠是什么?忠是超越金钱、地位的人格力量。诚是什么?诚是赢得别人理解、欣赏和信任的优秀品质。把“忠”与“诚”放进心里,世界就在你的心里。

为势不贪,厚待于人

贪婪是恶魔下的诱饵,一旦被诱惑就无法自拔。权势就好比鱼钩,把贪婪的饵直接放到“鱼”的嘴边。

世上贵重的东西很多,而最贵重的东西是无价的。它们常是无形的存在,比如一种品质,一种感觉。

为官不贪是对做官之人的最基本要求。曾国藩时时不忘祖父在他中进士以后所说的话。祖父对他父亲说:“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做官)吃饭。”曾国藩将此番话作为一生的训示,他曾发誓说:“我从三十岁开始,便以做官发财为耻辱,以官宦公饱私囊,为子孙聚敛财富为耻、为羞。因此我立下誓言,此生绝不靠做官发财,为后人敛集财富。神明作证,我决不食言!”

曾国藩在京做官十四年,俸银极少,后来,皇上让他去四川任正考官,得到为官生涯中最高额的俸银,不久便寄回乡。曾国藩不贪图钱财,也以“勤俭”二字训诫后人,且以“勤俭”二字严于律己。他一生为官且位高权重,但终身俭朴,过着清淡的生活,他曾说:“我做官二十年,从不敢沾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一向恪守朴素的家风,俭朴节约可以,稍稍丰盛也可,但过多的丰盛我是不敢也不愿的。”

曾国藩尤其推崇汤斌,认为汤斌是清朝有所成就的人中的一流人物。汤斌是一名清官,他就任江南巡抚时,刚到南京,就把府县官员召集,严加训斥:贪图贿赂的人轻则被别人弹劾丢官,重则没收家产,累及子孙。为官者,一旦沾上贪字,上司接受下官的贿赂,把柄就在别人手中捏着,这样下官有何过失一律不敢叫其纠正,长此以往,上司就会有包庇之嫌。

他们都忘记了以清廉作为为官的根本。据曾国藩的女儿崇德老人回忆,曾家收受别人的礼仅一次,那是提督黄翼升的夫人进献的。

黄翼升曾是曾国藩的部下。曾国藩组建水师时,黄翼升鞍前马后帮了许多忙,是曾国藩的心腹大将。建立淮扬水师后,黄翼升被提升为统带。1862年,黄翼升成为李鸿章的得力助手。曾国藩用人之际想调回黄翼升,与李鸿章来往书信相商十三次,被李鸿章断然拒绝。因黄翼升本性宽厚,性情温良,深受众将士拥戴,曾国藩千番百计要把这员心腹大将调回。而李鸿章更是对黄翼升赞赏有加,因此坚决不给。为此事,曾、李二人相持不下,差点翻脸。这个时候,黄翼升夫人出面周旋,事情才有了缓和的余地。

黄翼升其时身处两难境地,左右不是,夫人出来调停,设法要拜曾国藩的夫人为义母。待到曾夫人寿诞之日,黄夫人带着翡翠钏一双,明珠一粒,纺绸帐一个前来拜寿,当着众宾客的面,黄夫人执意要拜曾夫人为义母,曾夫人碍于情面,只好收黄夫人为干女儿。

宴席散后,曾夫人向曾国藩说明缘由,开始曾国藩很气恼,但转而一想,此举既能缓解因黄翼升而起的曾、李矛盾,又能笼络将心,便再无异议。

曾国藩官至大学士后仍清廉如故,老朋友都戏称他为“一品宰相”。

日常穿戴曾国藩通常是旧衣布鞋,还幽默地说:“古人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视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之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曾国藩一生坚守清廉,对儿女也同样要求他们俭朴度日。他规定,嫁女压箱银为二百两,娶媳也同样如此。他在咸丰九年(1859年)七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写道:“是日己刻,派潘文质带长夫二人送家信,并银二百两,以一百为纪泽婚事之用,以一百为五十侄女嫁事之用。”

“不贪财,不苟取”,就是曾国藩的人生信条。观其一生为官处事之道也的确如此。得自己应得的,争取自己想争取的。有所得无所贪才是正确的为人之道。

曾国藩为人通晓世故,很能为别人着想。有一年,邵蕙西的夫人为逃避战乱带着孩子来到上海,曾国藩获悉后秘密派轮船迎接她以及她的两个儿子,一个未出嫁的女儿。他又每月出银二十两为邵夫人一家租好房子,将他们安排妥当才放下心来。过了几年,邵夫人和她的长子相继病故,邵夫人的二儿子及女婿要送灵柩回老家。曾国藩见邵家小女儿孤苦伶仃,无人照顾,便让夫人收其为义女,这样,邵家小女儿便可在两江总督署中居住,得到曾家悉心的照料。

曾国藩曾言:“躬自厚而薄责人,则度量宏深。”事实证明他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确是如此要求自己的,即使波折频生、变化不定他也从未改变过。

曾国藩一生中做到交友贵雅量,从中受益不少,他认为:以德求变的立世方法,由于天生资质不高,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求得振作,取得进步,所以只有借助外界的帮助来让自己不断进步向上、完善。因此一生对于友情极为珍惜,谨慎而不敷衍。

“假如心胸不够宽阔,气量狭小的话,那么根本不敢去博取天下的美德。就算只有一点长处,一点善行,只要他于我有益,都应广泛采纳用以培养自己的德行;某些以正大之词、劝谏之论前来告知我的人,就算不合我的心意,也从未敢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只会认为他对我的关心,和其他的人有所不同而已。”

对于有思想有见解的人,即使他的思想和见解与自己不同,也应该抱一种容纳的心态来面对。在交流过程中自然能发现自己的缺点与不足,这样的朋友是不可或缺的。

曾国藩作为清朝的理学大师,继承了儒家传统的“仁民爱物”的品德,并将其转化在待人处世上。为官期间了解民情,体恤民众,甚至在咸丰年间,冒死直谏。他说:“做官不为民众着想,不爱民众,都是我所痛恨的。”在他的家书、诗词中都反映了他爱亲人、与邻里和睦相处的心愿。

曾国藩一生宁可自己吃亏也从不占他人便宜。这看似守旧的思想,实则包含了为人处世的大智慧。接受好处犹如给人把柄,后患无穷。拿别人的、用别人的终究是要还的,不以物抵也会用其他方式相抵。所以,不贪心的人没有人情债,没有人情债的人活得才会更加轻松。

忠诚体国,以为天下

心怀广大之人能为天下之事。只忠于个人利益的人即使有远大的抱负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想成大事就必须忠于国家,忠于社会的整体利益指向。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不计小利。国家、民族、社会、自我相互影响,不可分割。所以,不做自私自利之事,不逆大局之势,待人以诚,为国有忠是为人之根本。

曾国藩就是一个心怀天下之志的人,他在京都任职的时候,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之时。曾国藩所关心的,在外患有“英夷”,在内有太平天国,在灾情则有黄河决口。可见,他对时务的关心更甚他人。

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都已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准备下的学问,拿出来应用。他眼光长远,凡事皆有准备,所以书生带兵还能报捷绝非是幸运可以解释的。我们只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是如何地准备着应付事变,如何地关心时务,如何地虚心研究,便可知他的成功,有多么地来之不易了。

曾国藩身为臣子,能恪尽职责,忠君体国,这一点可以于国家危难之际体现。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二十六日,咸丰皇帝即位。他继位以后的时局颇为艰难,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正在广西地区酝酿成熟,时刻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为挽回人心,渡过难关,咸丰帝颁诏求言,封章密奏。许多朝臣应诏陈言,直谏流弊,这其中就有曾国藩。他当时掌理全国庶政的六部中除了户部之外五部的侍郎,因此他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民生疾苦与军事外交。目睹时局危急,政风颓靡,就先后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

第一道是《应诏陈言疏》。内容大致是推荐用才之法、督官之道。在用才上建议在官员中树立学习风气,提高自身修养;考察官员时推荐“奏折”形式以方便直谏,陈述忠言。他还对官员的腐败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朝廷正值用人之际,应该设立完善的举荐制度广纳天下英才。虽然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奏折评价很高,但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

曾国藩上的其余各疏,对于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等方面切要的问题,也都详细指出受病之因及治理之方,足可看出他对当时的利弊,都有全面深入地了解。他还提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加强武备的具体措施。他认为国家的忧患大致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家可用的后备资源不足;一个是军队精干力量的匮乏。

面对财用不足,应从根本上杜绝不必要的开支,其中节饷就是一项。他列举了各地军队的种种腐败状况后认为,医者在治疗痈病时,会割掉患者的腐肉使其生出新肉来,军队中能力差体质弱的士兵,也应该适量地优胜劣汰,再加以强化训练。这就好比忍痛割腐长新,否则,是无法改变武备废弛的现状。其后,他又说明了“兵贵精而不贵多”的道理。

在这些奏疏之中,最具有重要性的,还是他在咸丰元年(1851年)四月间所上的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率直指出如要转移政治风气,培养有用人才,全在皇帝个人的态度。这一道奏疏,不但足以看出曾国藩忠君爱国及有作为、有担当的耿直风格,也对他此后的平乱事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除此之外,曾氏的忠心还表现在他所写的家书、日记中。他写在家书里的报国之愿大意为:我现在身居高位,想忠诚为国,为国家社稷而鞠躬尽瘁,所以不会阿谀奉承来换取皇帝的喜欢,这样做会让祖宗蒙羞的,也会辜负长辈的教诲与希望。其在平定太平天国期间,将之变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和“置生死祸福于度外”的思想,他在家书中讲道:“天下纷纷,沅弟断不久安,与其将来事变相迫,仓促出山,不如此次仰体圣意,假满即出。余十五之信,四分劝行,六分劝藏,细思仍是未妥。不如兄弟尽力王事,各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终不失为上策。”

曾国藩忠诚体国除去其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责任感之外,还有其识见之原因。他对“忠”、“勤”二字的理解尤为深刻,他认为开国创业之初,大多能人所创的丰功伟业都是顺势之举,人事的作用相对较小。到了建设国家、发展国家的时候,天命和人事大致是一半对一半。若以人事和命运抗争,只能以“忠”、“勤”二字当先。乱世之中,多是虚伪奸佞的小人,只有绝对忠心的人才能克制他们。当人们越来越懒惰的时候,只有勤劳的人才能够出类拔萃。忠心的人不一定要有什么过人的才智,尽心竭力就可以了;勤劳的人也不必有过人的精神,尽力而为就可以了。这就是平凡之中最不平凡的人了。

由以上可看出,曾氏忠诚体国,始于其志,定于其识,成于其行,贯穿于其为官之生涯中。在和平年代,发展的年代,现代人又如何效仿古人做到有忠有勤呢?先从自己的每一天开始吧。

心诚则志专而气足

“做人先做事,做事先取诚。”对人对事多一份诚心就多一分成功的可能。

很多人都有同感:在人情逐渐冷漠的现代社会,要做到知心实在太难。以诚相待,可以得人心。此学问简单得很,但对有些人来说,难于上青天。

曾国藩把人心诚伪作为人的基本品格来认识,认为只有诚实对人才能和他交往,才能有信誉可言。此为其一生必备的交际学问。

曾国藩认为,天地之所以运行不息,国家之所以存在建立,圣贵的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都是因为一个诚字。若世上人人欺人,人人被人所欺,世必乱。

人必须虚怀若谷,心地坦荡,毫无私心,然后才能真实无妄。所谓实,就是不欺骗。人之所以欺骗他人,必定是心中怀着私物。心中别有私心,不敢告人,必然编造谎言骗人。若心中不着私物,又何必欺骗人呢?他之所以欺骗他人,也是因为他心中怀着私物。

诚,就是不欺骗;不欺骗,就是心中无私;心中无私,就是至虚(虚怀若谷)。因此,天下之至诚,就是天下无私,天下才称之为天下。现实中,与人交往之初若未能得人心,不要着急,尽可以继续以诚待人,多做交流,久而久之,大家自然能了解你的心意。真话,不妨多说。但是不可以攻击他人的隐私,尤其不能背后诋毁他人。“言多必失”是在没有思维过滤下做出了错误举动。

曾国藩说,我们应该永远诚心待人,虚心处世。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变初衷,终有顺理成章的那一天。虚心、踏实,终有为大家所理解的那一天。真正有诚之人必是心怀坦荡之人,是不会因为流言而改变自己初衷的人。

用兵久则骄惰自生,骄惰则未有不失败的。“勤”字可以医治怠惰,“慎”字可以医治骄傲,在这两个字前,还需有一“诚”字作为根本。一定要立志将此认识透彻,坚持到底。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军人天生是直爽的,文人的心多曲,多不坦白,商人多算计多计谋。不同的人需要改进的地方也不同:文人必须完全除去歪曲私心,事事推心置腹;军人也要多在为人行事时多考虑别人的感受;商人要参透只有真心为顾客着想才会获得成功,这是说的交往中的诚实。以诚为本,以勤字、慎字为用,也许可以避免大灾大败。

自古以来,“信”字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并不一定明显违背条约,或者放弃承诺,才算是失信;即便是纤细之事,谈笑之间,也必须真心实意办理或说出。心中对他只有七分,外表不必假装十分。既然已经通和讲好,那就要凡事公平合理,不使远方的人吃亏,这就是恩信。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狐假虎威更不装腔作势。面临危险有不屈不挠的气节,面对不义之财有不沾染的廉洁,这就是威信。这两种做法,可以在无形之中消除祸患。

诚是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概念,被认为是天地万物存在的依据,同时也是人的道德修养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曾国藩主张“诚”,而且也是身体力行的。

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他发出自己出办团练后第三封给湖南“公正绅耆”的公开信说:“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唯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父君。”“不要钱,不怕死”,是他的“血诚”的重要内容。后来,他失败于靖港,在向朝廷的请罪折中信誓旦旦地说,虽然挫折,仍当“竭尽血诚,一力经理”。曾国藩一生正是秉着这股“血诚”来与太平军和捻军纠缠的,可以说他用行动为“血诚”作出了生动的诠释。他说:“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他简直把“朴诚”当作医治满清王朝的政治病的一副“良药”。可惜朝廷早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

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需有一“诚”字,也处处以“血诚”要求自己的下属。例如,他说,带兵打仗的人,第一要会治理军队,第二不能怕死,第三不贪图名利,第四要能吃苦。接着他说,大多忠义双全有血性的人,这四点都具备。没有血性的人等于一无所有。

总之,血诚是曾国藩修身、求才、治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是他借以团结一批封建文人、巩固官位的精神力量,也是他企图“复礼”实行“礼治”的重要保证和理想途径。这正是魏征所说的“君子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的意思。

无论修身做人还是治家治军,曾国藩所信奉的只有一个“诚”字。正所谓“诚心千金难换”,当别人拿出一片真诚的时候,感动地接受就是了,千万不可伤其心,要明白事可改而心难换。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义务为别人无偿付出,不论是日常生活还是职场、商场都是这个道理。有诚有义者必有所获,懂得珍惜他们的人亦是如此。

假拙诚真,世故不可取

诚意是交往的根本也是合作的前提。世故的人只看得到利用和谋略,唯独看不到的就是诚意。

人活于世应该明理行事。理不明,莽撞行事只能做错事。通晓世事的人常被称为“世故”、“狡猾”。

“世故”在于常人的理解,常有贬义意味。但事实上世故是个中性的词汇,含有机谋之意。深于世故指通达人情事理,因此又与世俗相接近。深谙其道的人也必然不免俗见、俗为。同时,长于世故容易犯经验主义的错误,使人循规蹈矩,不具有开拓精神。

曾国藩的“治心经”里有“治口”的话,即是防止祸从口出。他对“立”与“达”的诠释颇得内方外圆的谋略之要领。立是站得住,即有自己的真本领,达是方法、手段,是过程,因此要圆通。不因多言而横生事端,不因固守旧规而得罪于人,为人严谨处事通达才是王道。

曾国藩说:我往年为官,在官场中总有与人不和、磕磕绊绊的地方,现在改进了,觉得好多了。但是,世故不等于要投机取巧,圆通也不等于圆滑。曾国藩认为人一旦如此,也就不能指望有什么作为了。认为“侍君不以忠,但以巧”之人,虽然个人暂时有荣华富贵,但对国家贻误甚大,会毁名于后世,太不可取。

曾国藩关心属下,有自己的独特的方式。他率淮军“剿捻”时,刘秉璋、鲍超(春霆)等均为部下勇将。一天,刘秉璋率军追剿捻军在湖北、河南交界的地方,遇到了鲍春霆。当时,各军队在某驻地相会,作为主帅曾国藩本来是应该知道的。但曾国藩故意向刘秉璋问道:“见到鲍春霆了吗?”刘秉璋回答:“见到了。”曾国藩又问:“穿黄马褂了没有?”说:“没穿。”曾国藩吃惊地说:“为什么没穿呢?”答说:“客人先问主人,有没有黄马褂子,因为知道没有而改穿了别的服装,不用自己所有的而显示别人所无的,是宾客敬重主人的意思。”曾国藩说:“奖赏战功了吗?”刘答说:“主人景仰客人,有幸能够一见,互相谦让还来不及,哪里还有什么战功可叙。客人因为主人不谈战功,因而也不谈自己的战功,也是客人敬重主人的意思。”曾国藩大笑。就这一事情可以知道驾驭将帅的方法,值得今人借鉴。

曾国藩很有同情心,而且能够发展到仁爱的境界。他常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馈赠金钱给同族亲戚。统领军队之后,曾国藩的弟弟曾说他“仁爱有余,威猛不足”。曾国藩听说后写信给弟弟说:“沅弟说我‘仁爱有余,威猛不足’,澄弟在这时,也常常提到。最近友人关心我,也都有所谈论,只是我自己本性如此,怎么也威猛不起来。”

曾国藩在给李筱泉的回信中说:“学生法制严格,并非漫无条例,一直以屠伯为老师。要用精细微小的意志,施行威猛严厉的事情,希望对死的人,没有惭愧遗憾,对于活着的,做到警示作用,然后才能心安。”可以知道曾国藩并非冷酷无情的人,反而有一颗博爱关怀之心,懂得为他人着想,也明白自身的不足。

曾国藩的处世之道中有一条“拙诚”,他认为聪明对精明,但以愚诚做事反而显得轻松,心中明白就可以了。曾国藩在给陈岱云的信中劝慰好友,大意是说:在外省做官比在京城为官要复杂得很多,要多留心。俗话说“看透水中的鱼是不吉祥的”,愿阁下像未雕琢的玉那样浑含不清,不要像水晶那样光明剔透,那么就可以保全自己而没有闪失。可见他对于保身之道有深刻的认识。

在给丁雨生的回信中他也说过:“阁下志向宏大识见正确,不难赶上古人。但愿你在大家都醉了而你独醒的时候,仍然以‘浑’字表现出来;在效果迟迟体现不出来的时候,更要以‘耐’字要求自己。那么,人们都感到这样很好,而对于自己来说可以养德养身,两方面都有好处。”这里说的是从政者除了应当具有忍耐的态度以外,有时要有含浑的态度,凡事都清清楚楚会把自己放在危险的悬崖上。

曾国藩在给地方官吴竹庄的回信中说:“阁下往年的短处在于尖语快论,机锋四出,这是最容易招致诽谤的了。现在你的地位声望一天比一天高,更须要尊重贤人容纳众人,取长舍短,在公开的场合表扬善行,而在私下里检讨自己的过失,这样就可以使人佩服你的英明,而感激你的宽厚。”由此可知,他教人遮掩锋芒,假拙做事,处事之道甚为高明。

曾国藩认为:“凡是要办成一件大事,总要以诚心去办,虚心对待。心诚就会专心致志而信心足,千难万险也不改变我们的态度,终有顺理成章的那一天。谦虚谨慎地去做就不用客气,不夹杂私心杂念,最终可以使人们都谅解。”

在给陈舫仙的信中,曾国藩又说:“阁下的一封信而使两个人失去了官职,往后恐怕会被众人嫉忌,望您务必加倍小心,用勤、廉、谦三个字作为自己的信条。”但“勤”与“廉”都不要从自己的口中说出。“谦”更是时刻都应该具备的。做到这三个字才不会犯人忌讳,这也是明哲保身的办法。

曾国藩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吾九年以来,痛戒无恒之弊,看书写字,从未间断,选将练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强能立工夫。奏疏公牍,再三斟酌,无一过当之语自夸之词,此皆圆融能达工夫。至于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则常不能免,亦皆随时强制而克去之。”

可见,假拙真诚的原则他都有做到。诚的是心,拙的是形,所谓“大智若愚”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一原则对于现代生存也是有很强的实际意义的,尤其对于初入职场的人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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