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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行事滴水不漏——天下之事,贵在谨慎

  “老成不怕多,凡事应三思。”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人与人的差异性体现在思想上、行为中,矛盾冲突的发生,都是客观存在引起的,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可以掌握的,那就是以谨慎小心的态度去面对这些差异,用自己的严格要求换事业的顺利发展。

推美让功巧避嫌

过分自满,不如适可而止,锋芒太露,势难保长久,富贵而骄奢,必定自取灭亡。而功成名就,激流勇退,将一切名利都抛开,这样才合乎自然法则。

永远不做别人的箭靶,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尤其对于位高权贵者而言。权力是一把双刃剑,露出锋芒的同时更要小心不割伤自己。

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他手握军权,但因为明白权力的双面性,所以采取了放权但不全放的办法应对潜在的危机。因为军权适度,从而能够在不被清廷猜忌的前提下,更好地为国效力,更好地保全自己。

同治元年(1862年),曾氏家族处于鼎盛时期。曾国藩身居将相之位,弟弟曾国荃、曾国华也多有人马,还多次拜受皇恩。面对如此浩荡皇恩,曾国藩早已心满意足,甚至有点喜出望外,他十分地清醒冷静,知道自己之所以被重用,关键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存在。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运动,自己很可能会一无所有。清廷不想在消灭了太平军之后,又有湘军谋反。

所以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攻陷武昌后,咸丰皇帝对他的封赏一再延迟,正是考虑到这些。当时,捷报传来,咸丰皇帝很高兴,立即下旨,封曾国藩为湖北巡抚,并且夸奖曾国藩,说他虽然是一介书生,却能够立下大功。但与此同时,咸丰也意识到了曾国藩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所以赏是要赏的,可是权力却不能再给。

曾国藩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了危机,心中不免有矛盾。因为要想做到精忠报国又要做到功成身退,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古往今来能做到这点的人寥寥无几。曾国藩的想法在他的日记中屡屡表露:

同治三年(1864年)三月二十五日

日内因户部奏折似有意与此间为难,寸心抑郁不自得。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意欲解去兵权,引退数年,以息疑谤,故本日具折请病,以明不敢久握童柄之义。

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初七

是日,接奉廷寄,因十二月十八日秦兵之败,霞仙革职。业经告病开缺之员,留办军务,致有此厄,宦途风波,真难测矣!然得回籍安处,脱然无累,犹为乱世居位者不幸中之幸。

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曾国藩也有类似的隐退表示,大意是说自己辛苦多年没必要留恋什么官职,若从此能远离重要的职位就能保自身安危了。

曾国藩不是一个不知足的人,与权力野心相比他更喜欢平安。也许这就是看尽繁华,历经磨难之后的一种感悟。的确,知足是一种最大的满足。沉浮宦海多年的曾国藩深知知足之道:

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岂无过人资,多段为患害:在约每思丰,居固常求泰,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钉带,木得求速赏,既得勿求坏。芬馨比椒兰,磐固方泰岱。求荣不知厌,志亢神愈昂,岁懊有时寒,日明有时晦,时来多善依,运去生灾怪。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片言动招尤,举足便有碍。戚戚抱殷尤,精爽日凋瘠。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憝。君看十人中,八九无依赖。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而况处夷涂,臭事生嗟气?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侯命堪终古,臂不愿乎外。语云:名根未拔者,纵轻千乘甘一瓤,总堕尘情;客气未融者,虽泽四海利万世,终为剩技。

他认为知足的人会觉得心中豁然,生活更加美好。相反贪得无厌的人因为总是不停止欲求,不停地追逐和计较,所以会觉得连宇宙都十分的狭小。追名逐利不知道满足的人,即使达成一个愿望又会生出更多的愿望,因为没有满足的时候,所以整日为此伤神,精神也会越来越不济,灾祸就容易降临了。

各种福分不可期求,各种祸害往往纷至沓来。一句话会招人怨尤,一举足便会有障碍。举首望世界,乾坤是多么大啊,得到荣誉的时候不要“乐极”,遇到患难也不要气馁。你看十个人中,八九个都没有依赖。比自己贫困的人有的是,但只要平安健康地生活还有什么不能忍耐,又有什么值得叹息的呢?对世界少一分索取就多一分快乐。

俗话说:一个不能彻底拔除名利思想的人,即使能轻视富贵荣华而甘愿过清苦的生活,最后还是无法逃避名利世俗的诱惑;一个受外力影响而不能在内心加以化解的人,即使他的恩泽能广被四海甚至遗留给千秋万世,其结果仍然是一种多余的伎俩。

他把自己的感觉和心情告知家人,又以自己的学识、阅历和权威规劝家人。他认为曾氏家族的荣耀背后隐藏着危机,所以应该将“功成身退”的想法灌输给家人。

“功成身退”不是让人失去积极的进取心,从而满足于现状,而是一种永远把自己放在最安全位置上的明智之选。“功成身退”仅是一种退守策略,是指一个人能把握住机会,获得一定成功后,见好就收。

老子的知足哲学也包括了“功成身退”的思想。认为过分自满,不如适可而止,锋芒太露,势难保长久,富贵而骄奢,必定自取灭亡。而功成名就,激流勇退,将一切名利都抛开,这样才合乎自然法则,人生难免会有舍有得。无论名利,在达到顶峰之后,都会走向其反面。

从1852年奉旨兴办团练开始,到1872年他死前的一两年,曾国藩一直在过问军事。虽然他的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为他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正处于威震四海的顶峰时期,曾国藩却出于保全自己的目的,下令解散了军队。

当他在1858年再次出山时,变得十分注意自我克制,特别注意调整自己和清廷之间的关系,尤其注意回避历史上那些顾命大臣常遇到的功高震主的问题。曾国藩时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贵常蹈危”这一残酷的历史教训,只有推美让功,才能做到保身有道。

天京合围之后,李鸿章、左宗棠先后攻下了苏、杭,五万大军陈兵于天京城外,却难以将天京攻下,来自于朝廷上下的各种议论纷起,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的注意和思考。尤其是与沈葆桢争夺江西厘金的问题上,更引起他的警觉,他已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朝廷有意偏袒沈葆桢而压制自己,使自己处于极难的处境之中。在攻克天京前,曾国藩对于大功后他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当攻破天京的消息传至安庆以后,他对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进行预测并采取相应的处理办法,那就是裁军不辞官。

攻破天京后,曾国藩被皇帝封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他是事实上的湘军领袖,凡是湘军出身的将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任疆吏,都视他为精神上的领导者。而湘军在裁遣之后,被裁者多至数万,功名路断,难免有很多人心怀不满。曾国藩如果在此时请求解官回籍,皇帝当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却容易因此被朝廷误解发生不必要的猜忌。

所以,曾国藩自动解除兵柄,又留在两江总督任上继续为清政府效力,就等于给清政府吃了一颗定心丸。他在两江总督任内奉旨“剿捻”而不以劳苦为辞,逢到军事失利,立即趁机推荐李鸿章自代,亦无非仍是远权势而避嫌疑的做法,不过在表面上不太显露痕迹而已。曾国藩一贯主张“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裁撤湘军,是曾国藩谋事在先、“多策略,巧避嫌”的一个典型事件。

由此可见,事不在功高,有退路就行。不管做什么事情,投资还是创业,风险都不可避免,但却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把风险降到最低。

扬人抑己,谦虚而行

言谈举止中总有不可一世的感觉,时时处处都显出高人一等的气派,久而久之,就会有意或者无意地养成一种傲气。人生的衰败也由此开始。

曾国藩为人谦虚谨慎,为官多年,无论是对上级还是对幕僚,都谦虚待人,没有半点傲慢的样子。正是这种谦虚谨慎的美德,使曾国藩在官场上左右逢源,应对自如,从而始终处于不败之地。曾国藩认为,傲气太盛,说话太多,是历代士大夫和近世官场导致灾祸的两个原因。

官宦之家,一是有权,二是有势,有权有势就少有顾忌,多有优越感。有了优越感,往往不大注意他人的感受,不把别人当回事。言谈举止中总有不可一世的感觉,时时处处都显出高人一等的气派,久而久之,就会有意或者无意地养成一种傲气。人生的衰败也由此开始。

当曾国藩身居高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时,曾国荃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了很多奉劝的话,曾国藩当即写信表示赞赏。他觉得古代的君主有直言进谏的良臣,今天兄长有积极相助的贤弟。自己的官位太高,听到的规劝声音越来越少,正在为此忧虑。如果弟弟能对自己多加规劝,再加上一二好友,这样也许能帮自己避祸免灾。凡是身居高位的人,都是败在自以为是、不听忠言上的。

曾国藩劝诫曾国荃身居高位,不可骄傲,但曾国荃总是置若罔闻。曾国藩在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中再次规劝道:“你对我的劝诫,总是不肯虚心接受,动辄辩论一番,这不可取,我们身居高位,万众瞩目,不可不慎。大凡总督巡抚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自满自足。君子过人之处,只在虚心而已。不但我的话你要细心寻思,而且外边所有的逆耳之言,你也应该仔细回味思考。”曾国荃对于其兄的劝说不以为然,他认为天下是势利者的天下,是恃强凌弱者的天下。这种现象并非一时的气象,自古就是如此。

曾国藩反驳了曾国荃的观点,他认为特立独行、不畏强权也有不妥之处。柔不是怯弱的意思,而是谦虚退让。一个人求享受又求名利,处处都想赢得美满,没有一件事有谦虚退让的意思,断然不会有好的发展。

曾国藩为了使儿子不滋长骄傲的情绪,不至于蜕化堕落,主张家中不积钱,也不为儿子置办田产,认为金钱和田产最容易滋生奢骄之气。他所以持如此坚决态度,一则是因为他一贯有不以买田置屋留给后人的思想;二则曾国藩对清正廉明的官吏比较敬佩。正是如此良好的家教,使曾氏后人中出现了不少英才。

“满招损,谦受益”,曾国藩处处自谦自抑,扬人抑己,虚怀若谷,终身自视不足。无论是治军作战还是文吏公事,他都以谦字为先,从不争功抢劳,贪恋权势,相反地,敏感时期他还主动请求减权。

曾国藩一方面执著于实现自己的抱负,一方面又善于从“名利两淡”上下功夫,讲求谦让退却,所以能保身有道,安享晚年。可见,一个人若想每天都有进步,就要常保一颗谦虚之心。

小心行事,得意不忘形

时刻观察着身边的动静,认真处理每一件事情,并且在做事之前,深思熟虑一番,才有以后的成就。

古人对“谨慎”二字看得很重,他们认为谨慎是成事的基础,是保身的法宝。谨慎是一种成熟的表现,是任何一个有所成就或建树的人,在奋斗过程中都应该具备的思想。

因为,这样的人有着长远的目光,他们想得要比普通人更远,看得比普通人更高。于是,他们的忧患意识会促使他们时刻观察着身边的动静,认真处理每一件事情,并且在做事之前,总是深思熟虑。正是因为这些人在前行过程中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才有了以后的大成就。

曾国藩的谨慎也是从失败中获得的。如果不谨慎地分析失败原因,那么打胜仗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小,就要忍受将士战死疆场的痛苦,而且自己辛苦创建的湘军就承担不起救国大任,就不能实现自己成就功业的大志。因此,曾国藩必须谨慎。

战场上需要谨慎作战,官场上更需要谨慎为官。因为,官场上的战争是无形的、隐蔽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是不公开的。

清、勤、忠等都是官场中必不可少的,“慎”同样很重要。曾国藩本身就是一个谨慎的人。身在官场,毕竟不同于平日在家与周围的人打交道那么简单。初入官场,曾国藩并没有体会到这一点,而是处处争强,时时果敢,吃了不少亏。时间久了,曾国藩渐渐发现了官场的黑暗,善于总结的他变得更加谨慎起来,变得低调,变得更善于隐藏自己了。

曾国藩对“慎”有深刻的理解,并且有专门的阐述。他说:“凡吏治之最忌者,在不分皂白,使贤者寒心,不肖者无忌惮。若犯此症,则百病丛生,不可救药。”

因为镇压太平军的赫赫战功,曾国藩的权势越来越大,然而他不以为荣,反为其忧。因为官位越高,接触的高官越多,要想在其中游刃有余,谈何容易?更何况曾国藩还是一个外权大臣。

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不久,清廷内发生了政变。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相互勾结,将八位顾命大臣囚禁。曾国藩心生恐惧,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牵连进去。肃顺是顾命大臣之一,此人虽处在清廷腐败环境中,但仍能够洁身自好,洞察时事,是当时少有的开明之臣。他曾极力推荐曾国藩去营救左宗棠,曾国藩比较敬重他。另外,作为肃顺的幕僚,王闿运、郭嵩焘等人与曾国藩的湘军交往密切。慈禧要肃清肃顺一党,曾国藩多少会受到一些牵连。

曾国藩当时应该是很谨慎的,他料到了慈禧太后不会对他怎么样。因为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并没有平定,湘军仍然是保护大清江山的一道坚固屏障。没有湘军,即使慈禧太后能够垂帘听政,也不会长久。另外,湘军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势力,如果曾国藩遭遇不测,各地的军营必定混乱。

慈禧也是一个聪明人,她不想面对湘军和太平军的双重威胁。与其排斥曾国藩,不如笼络他,让他继续为大清效力。曾国藩因此得到加封,出任钦差大臣,还被封为两江总督,统辖四省军政。

曾国藩深知慈禧的打算,所以心中很是矛盾,多次写信给家人发泄情绪。在一封信中,他向弟弟大发感慨,说往日手上一点点权势都没有,心里着急,可是现在所拥有的权力太多,多得连自己都想不到,又觉得更为不安,反而不如以前舒坦。

几个月后,曾国藩又被加授了协办大学士。慈禧的厚待,曾国藩是能够料到的,但是同时他也明白,自己的权位如日中天,渐渐高居众人之上,日后要想平安无事,需要更加谨慎。

慈禧太后的野心在辛酉政变后变得更加明显,她干预朝政,并且不满足于与别人分治。为取得清廷的绝对控制权,她施展阴谋逼迫奕下台,最终独揽大权。曾国藩见此情景心惊,他分析局势认为,奕贵为咸丰皇帝的亲弟弟、同治皇帝的亲叔叔,是血统纯正的皇亲贵族,竟不得善终,更何况自己一个外权大臣,自己的处境就好比站在了悬崖边上。

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前后,朝廷和湘军之间的风波基本平息,曾国荃不再归隐,于同治四年(1865年)再次踏入仕途,在湖北担任巡抚一职。当时的湖北总督是官文,因是满人,在官场上是春风得意。曾国荃对此人深为不满,于是上奏,说官文是肃顺的余党,应该一并铲除。结果却被御史佛尔国反参,说曾国荃图谋不轨,想诬陷官文,按照大清律法,应该将曾国荃议罪。后来,经过调查,官文的确与肃顺等人有关系,清廷将其罢免。不过,曾国荃的做法无疑得罪了清政府中的权贵。如果曾国荃在日后出现疏漏之处,曾国藩肯定脱不了干系。为了让曾国荃日后谨慎,曾国藩写信开导。他在信中强调,为官之人,满汉有别。这一点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改变的,要学会隐忍、学会适应。官场变幻莫测,稍不注意,便会有所闪失。得意的时候可能会一年升迁数次,而失势的时候又会一落千丈。曾国藩以古人为鉴,以今人为镜,将官场看得透彻而真切。

他曾说过:“久居高位,一有不慎,名声即损,惟小心谨慎,时时若有愆尤在身,则自然无过矣。”

在曾国藩去世前的几个月,他仍然不忘谨慎,给兄弟写信时,再次告诉兄弟仕途险恶,望兄弟保重。他这样写道:“官途险,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风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实属不易。如帅之和厚中正,以为可免于限难,不谓人言藉藉,莫测所由,遽至于此。”他这样说,目的之一是想让兄弟学会他的谨慎,不要毁了自己辛苦创下来的基业。

人生得失难料,要想易得不易失,谈何容易?即使是天之骄子、运气的宠儿,也要懂得“乐极生悲”的道理。创业难守业更难,只有时刻点醒自己,才能让成功常伴身边。

羽翼不丰,绝不妄动

“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未丰不可以高飞。”万事没有俱备的时候要禁得起考验与诱惑,要明确自己的终极目标,不作中途的无谓牺牲。

“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未丰不可以高飞。”万事没有俱备的时候要禁得起考验与诱惑,要明确自己的终极目标,不作中途的无谓牺牲。

曾国藩对此体会深刻,尤其是他与太平军对峙期间。1853年太平军势如破竹,一路北上,不断扩大着势力范围,连克数城后,如狂风般进攻湖北;次年春,黄州的清兵大营被士气高昂的太平军攻破。

清军面对太平军的进攻节节败退,毫无战果,咸丰皇帝坐立不安。他不愿大清的基业毁在自己手中,不想坐以待毙,但又苦于没有良策,最终只有下旨让曾国藩率领湘军前去支援。

在这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安徽、湖北各地纷纷告急,曾国藩接到了出兵救援的诏令。

但曾国藩只是上奏解围之法,依旧按兵不动。这惹怒了咸丰皇帝。咸丰皇帝大笔一挥,一纸朱批发给曾国藩:“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然而,咸丰皇帝的激将法在曾国藩的身上没有起到丝毫作用。

曾国藩不接旨出兵是因为他理性地分析了当前形势。太平军与以往的农民军有着很大的区别,他们经过了严格的训练,有着很强的战斗力,如果没有一支实力颇为雄厚的军队,是很难与之对抗的。曾国藩的军队虽小有规模,但在战斗力和士气方面仍无法与太平军相比。他认为如果要战胜太平军,不但要加强军队训练,更要考虑到“长江千里,战船实为急务”。

曾国藩下定决心,在提高军队素质的同时,组建水军和炮队。在海上工事方面,曾国藩花了大量财力和物力,力求精益求精。造船的木头质地要好,船要造得大而坚固,做工还得精细,洋炮虽价格不菲,但杀伤力强,质量好,炮队必须要用洋炮来装备。曾国藩明白,如果军队素质和装备没有达到要求,贸然出兵多半会一败涂地,所以前期的准备显得尤其重要。

但曾国藩从大局考虑的同时,心中也难免有些悲伤和内疚。因为自己的按兵不动只能眼看师友战死沙场。

吴文镕是曾国藩的老师,任湖广总督,太平军打到湖北后,湖北向清政府告急,曾国藩很快接到了出兵支援湖北的圣旨,不久恩师吴文镕亲自向他求救。

曾国藩忍住内心痛苦,回信告诉吴文镕自己的难处,讲明其中道理。身为湖广总督的吴文镕没有以老师的资格去逼迫曾国藩前来支援,而是在信中告诉曾国藩,要他不要因师生情分而贸然出兵,自己的身家性命没有国家大局重要,只有等到有把握的时候方可迎战。他希望曾国藩能够稳重,切忌焦躁。曾国藩听了老师的话,按兵不动,结果吴文镕战死。

江忠源是曾国藩的挚友,他遇到危难时,曾国藩也未去营救。

就在江忠源升任安徽巡抚的这年年底,太平军打到了安徽。江忠源殊死搏斗,在庐州被围,急切需要支援。然而,曾国藩迟迟不出兵,江忠源没有盼到援军,最终战死疆场。

曾国藩的老师吴文镕可以说是他的一根重要的政治支柱,如果吴文镕健在,凭着二人的密切关系,曾国藩的仕途路无疑会平坦许多;江忠源则是一位有大将风度的领袖人物,如果他不战死,作为书生的曾国藩就不用领兵打仗,只需好好经营部队,训练精兵,交给江忠源即可,凭着江忠源的才能,定能够将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下去。

他们二人的死,对曾国藩来说,是很大的损失。站在自己情感的角度,他十万个不愿意失去师友;可站在大局的角度,自己去救援只会损兵折将还会陷朝廷于更大的危机之中。

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人生中的选择,利害轻重都要细细端量。生命固然重要,但与国家、集体的利益相比仍旧是小事。

谨慎行事,巧于用智

智慧的处事方法都是经过冷静的研究的,小心多一分,安全就久一点。越是困境越是混乱的时候,越要注意这一点。

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再有把握的事情,再简单的过程都应该仔细地面对,不狂喜不深悲才能明白得失,头脑清醒。

曾国藩为官一生,活跃在千变万化的政治舞台上,权倾朝野,位列三公,伴君数十年得以自保是非常不容易的。虽然他的官运亨通,但从不以此自傲,还常常告诫家人为人要内敛,不可嚣张。可是有些时候,他的亲朋故友偶尔会有一些万难之事求助于他,并且是一些实有的冤屈之事。不帮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但是一帮就难免落人口实,所谓的“众口铄金”不可不顾及。这就要发挥聪明才智了。

同治年间,衡阳挨近双峰大界的地方,有一个忠厚而又倔强的老农。老人一生勤劳俭朴,自食其力,日子过得蛮好,不想有一年清明节去扫墓时,与别人发生了纠纷。一户人家仗着自己有钱有势,毫不讲理地硬将一冢坟迁到他家的祖坟上来。老农哪能让人家这样欺负他,于是跑到衙门去告状,但势单力薄对有钱有势,衙门当然偏袒后者。官司由衡阳县打到了衡州府,没个公道的。倔老头急得直想上吊自杀。

经友人的提醒老头才想起干儿子在南京做官,兴许能帮上忙。主意一定,老头四处筹措去南京的盘缠,凑足钱后,背上包袱雨伞,就直奔南京。可是衙役不认识他,就是不让他见总督。

正在这时,督署里传出讯令,总督大人要出门来。一会儿,一顶轿子出门了。老头儿人老,眼可没花,一眼就窥见轿中坐的正是曾国藩。老头欣喜万分,操着家乡口音一声大喊:“宽一!”坐在轿中的曾国藩猛然听到有人叫自己的乳名,忙叫轿夫停轿,下轿后他又惊又喜地说道:“这不是干爹?您老人家怎么到了这里?”他赶快把干爹迎到家中。

曾国藩夫妇热情地招待远道而来的干爹,不住地问他家乡的情况。老头儿满腹委屈,见了干儿来不及品尝美酒佳肴,来不及消受干儿的孝心一片,赶忙就说明了来意。曾国藩温和地接过干爹的话头:“暂莫谈这个,您老人家难得到这儿来,先游览几天再说吧。”接着曾国藩把一个同乡衙役叫来,对干爹说:“因有公务在身,这几天不能陪干爹玩,就请他陪同您去玩吧,玄武湖啦,秦淮河啦,夫子庙啦,南京的名胜及热闹地方都去看看。”老人家根本无心游览,玩了几天,再也忍不住了。一天晚上,他对干媳妇细说了来意,求她向宽一进言,给衡州府下个二指大的条子。欧阳夫人说:“不要担心,除非他的官比你干儿大。”老人家听干儿媳一说,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

过了几天,曾国藩办完一天公事后,夫人对他说起干爹特意来金陵的事。夫人劝曾国藩:“你就给干爹写个条子到衡州吧。”曾国藩听后大声叹气:“这怎么行呀?我不是多次给澄弟写信让他们不要干预地方官的公事吗?如今自己倒在几千里外干预起来了,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干爹是个本分的人,你总不能看老实人受欺,得主持公道呀!”曾国藩思虑片刻:“好!让我再想想。”

第二天,正逢曾国藩接到奉谕升官职,南京城内达官显贵都来庆贺。曾国藩把干爹让到上席,敬酒时,曾国藩向大家介绍,并极力推崇干爹为人忠厚,一生勤劳,文武官员一听,都起身致敬。曾国藩拿出一把折扇,说:“干爹执意要返家乡,我准备送干爹一个小礼物,列位看得起的话,也请在扇上留下宝墨,以作纪念。”文武官员听总督大人一说,争相留名,不到半个时辰,折扇两面都写满了,曾国藩高兴地收好折扇,用红绫包好,双手送给干爹。

回到乡里,老人手执折扇去衙门,他大摇大摆走进公堂,知府想要将他治罪,一看折扇气焰矮了半截。据说老头从衡州府衙门后堂退出来后,知府还热情款待一番,他的官司当然也顺利地了结了。

折扇虽小,但从中看出了曾国藩处事的智。这种事情如自己出面恐会招来闲言闲语,但谨慎行事,借人之力达成所愿,实在高明。

曾国藩为官几十年,深谙官场的险恶,即便是这种小事也要大费周章,谨慎处理,由此可见他做人处事的过人之处。智慧的处事方法都是经过冷静的研究的,小心多一分,安全就久一点。越是困境越是混乱的时候,越要注意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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