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第三卷）

第一章 清朝（三）

　　5月2日，戈登率“洋枪队”2800人再次进犯太仓，步兵在炮火掩护下，逐渐向城垣推进。太平军经反复战斗，予敌重创后撤离太仓。这仗击毙“洋枪队”少校班农等20人，打伤“洋枪队”官兵142人。6月1日，侵略军出动炮兵600人，“洋枪队”2500人，侵占了邻近太仓的昆山。7月29日，侵略军攻陷吴江。这样，太平天国苏福省的省会苏州就暴露在敌军面前。

　　从11月下旬起，揭开了苏州城防战序幕。戈登率“洋枪队”5000余人，伙同清军对苏州城实施包围。面对太平军的坚固工事，戈登决定于27日晚进行偷袭。“洋枪队”的士兵都分发白头巾，以便在黑暗中能够互相辨认。当突击队爬进胸墙时，太平军突然开火，“洋枪队”陷入太平军的火网，顿时片混乱。戈登见太平军已有防备，急令部队退却，将大批伤亡士兵遗弃在战场，至少有200多官兵被打死打伤。戈登恼羞成怒，于29日晨又以重炮猛轰该地太平军石垒。在这次进攻中，太平军切断了戈登的退路，差点把他捉住。这天，“洋枪队”又遭惨重伤亡，至少有9名尉级军官被打死。在太平军的打击下，“洋枪队”的进犯次次被粉碎。孰料正在这紧急关头，太平军内部些将领却悲观失望，贪生怕死，背着主将谭绍光，秘密准备献城投降。12月4日，太平军苏州守将郜云宽、汪安钧、周文嘉等人在会议厅将谭绍光刺死，向反动派投降。这样，苏州城就不战而陷了。叛徒们满以为可以卖主求荣，结果在两天之后，这8名叛将统统被江苏巡抚李鸿章杀死，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

　　在太平天国苏南战场反击侵略军之时，太平军还深入敌后展开反击作战。1864年3月下旬，江阴华墅之战是其中最著名的役。31日，戈登率“洋枪队”两个步兵团和个炮兵连在无锡、江阴地区寻找太平军决战。他发现太平军主力集结于江阴华墅。即率队乘坐船只，分路逼近太平军阵地，却不见太平军踪影。正在彷徨之际，太平军实施突袭，击毁了“洋枪队”的运载船只。太平军还乘“洋枪队”步兵分散出击之机，居高临下，从邻近的山丘上呼啸而下，骑兵也从隐蔽地冲杀出来，手持大刀，左右冲杀，把“洋枪队”团团围住，附近农民也用锄头、木棍协助太平军拦击逃跑之敌。这仗，800名“洋枪队”全军覆没。戈登带了少数士卒，仓皇逃窜，才免死。据外人记载，“这是戈登生平所遭遇到的伤亡最为惨重的次战役。”经这次惨败，“洋枪队”士气低落，被迫整顿。

　　1864年4、5月间展开的常州之战是太平军与“洋枪队”最后次交锋。4月中旬，戈登统率步兵、炮兵共3000人，作为攻打常州的先锋。太平军守将陈坤书率8000子弟坚守常州城。24日，常州保卫战在隆隆炮声中拉开战幕。此战历时半月，陈坤书死亡。

　　在悲壮的常州保卫战中，太平军8000将士浴血苦战，壮怀激烈，可歌可泣，予“洋枪队”以重创。戈登自己也承认：“常州太平军是支最能拼死作战的队伍”，“洋枪队”的100名军官中有48人死伤，3500名兵士伤亡半。

　　至此，太平军在苏南的基地丧失殆尽。

　　天京的陷落从1862年11月底天京会战失败后，天京仍被围困，洪秀全在12月制定了“进北攻南”计划，命令李秀成率军渡江北征，进军皖鄂，迫使围攻天京的湘军回师救援上游，以便乘机歼灭湘军，解除天京之围。1862年12月及次年2月，李秀成部分两批渡江，在皖北带作战，由于该地被清军和地主团练烧杀劫掠空，军队无衣无食，饥饿疲惫，“病者甚多，”而清军只采取“专守为稳，以逸待劳”的方针，故进展不大。1863年6月13日，湘军攻陷雨花台，进逼天京城南，洪秀全急诏李秀成回救天京，于是李秀成在当月16日率军东返，20日在江浦渡江时，遭到湘军袭击，损失惨重，回到天京时，只剩下了1.5万人。至1863年下半年，苏南、浙江战场已呈瓦解之势，天京被包围，仅有太平门、神策门尚与外界相通，形势十分危急。李秀成在12月间向天王提出“让城别走”的正确方案。

　　但此时洪秀全思想已经十分僵化，只信上帝，固执死守，并派洪仁玕外出征粮调援，以解天京之围。

　　1864年2月28日，湘军攻陷了天保城。3月2日，曾国荃部进驻太平门和神策门外。从此天京完全被包围，城中粮食断绝。6月3日，洪秀全病死，长子洪天贵在6日继位，是为幼天王。7月19日，敌人掘地道用火药轰塌城墙，冲入城内，守军高呼“弗留半片烂布与妖享用，”与敌人展开激烈巷战。傍晚，天京陷落，湘军入城后，大肆烧杀抢劫，繁华的京城顿成废墟。

　　城陷后，李秀成保护幼天王从城墙缺口冲出，并把自己的战马换给幼天王，不幸被敌人冲散，在天京东南方山丁村被俘。他在敌人囚笼里写下了几万字的“自供”，提出了“收齐章程”10条。即“招降十要”。写完后，即被曾国藩杀害于南京。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将领和重要支柱，在历次重大战役以及开辟苏浙根据地，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均建立功勋，作出贡献，但在最后生死关键时刻，却在自己所写的自供里，不乏对清廷阿谀奉承和对天国自贬自污之词，尤其是要为曾国藩招降太平军，“愿收齐人众，尽义对大清皇上，以酬旧日有罪愚民”。这不能不说是严重的失节行为，应是他生中的最大污点。

　　幼天王突围至安徽广德，与洪仁玕会合，转战皖浙边界，9月下旬进入江西，10月间兵败被俘，11月先后被杀害。洪仁玕慷慨就义时，吟诗明志，其最后句为：“临终有语，言之心欣慰，天国虽倾灭，他日必复生。”表现了个革命者对革命必胜的坚强信念和坚贞不移的崇高气节。

　　洋务运动的兴起第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不久，由于清朝统治者用领土、主权以及系列经济、贸易特权暂时满足了外国侵略者的要求，国内的农民战争也进入低潮，因而呈现了暂时相对“稳定”的局面，也就是所谓“中外和好”的“和局”。但是在清朝统治集团中，些头脑比较清醒的当权者，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在中枢掌握大权的恭亲王奕讠斤等人，并没因为这种“和局”的出现而减少他们对清朝统治的危机感。曾、李、左诸人都因为镇压太平天国为清朝立了殊勋，他们在外国侵略者对太平天国的“华洋会剿”中，亲眼看到了西方侵略者船坚炮利的“长技”，从而预感到种潜在的长远威胁。因此，当第次鸦片战争刚结束，曾国藩就提出：“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日忘备？……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1861年8月，他又强调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之第要务”，并且提出“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独有，在中华则罕于所见”。从而主张在购买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之，继而试造，不过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他的这个主张得到了奕讠斤的赞赏，认为是“深思远虑之论”。在奕讠斤的支持下，曾国藩在1861年攻下安庆后，即设立安庆内军械所，试造枪炮弹药。虽因采用手工生产，效果不显，但是却任用了批近代早期的著名科技人才，如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人。另个洋务的热心倡导者李鸿章，1862年率领淮军到达上海与英、法侵略军和华尔的“常胜军”向太平军进攻时，亲眼看到外国军队的“落地开花炸弹”，赞不绝口，视为“神技”。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表示“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又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对此他感到忧虑，愤愤而言：“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湖之间”，“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此类议论，在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等人的言论中，也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

　　面临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曾、李、左等人看到中国在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方面大大落后于西方，他们继承鸦片战争时期“经世派”代表人物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的思想，并且极力把这思想主张付诸实践。他们“师夷长技”的目的，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维持清朝的统治；是在与外国侵略者保持“和好”的条件下，徐图自强，免遭沦胥。奕讠斤是清朝统治集团中最先倡导洋务的首领，他处理“内乱”和“外患”时的方针是：“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患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患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在内政方面，则认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现在国威未振，亟宜力图振兴，使顺可以相安，逆则可有备，以期经久无患。”总起来说，就是“讲求洋器”，平定叛乱，自立自强，抵御外患。而其重点则在购船、造炮、练兵等军事方面。这时期，对洋务宗旨说得最完整、最透彻的是冯桂芬。他在1861年写成的《校邠庐抗议》系列政论中，明确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的主张。他痛感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因此，对西方国家要“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他的洋务指导思想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个指导思想，不仅成为兴办洋务的纲领，也成来后来流行时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论的滥觞。

　　19世纪60年代初期，在清朝统治集团部分当权人物和某些开明的士大夫中间，尽管在师法西方以求自强的认识上还有某些差异，但是已经开始形成种政治主张和时代思潮。主张举办洋务的倡导者，在清朝中央政府有恭亲王奕讠斤和军机大臣文祥、桂良，地方大吏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郭嵩焘等。在他们的周围又有批比较了解国内国外形势，希望通过兴办洋务达到富国强兵的官僚和开明人士。这些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们，在镇压平太天国的战争中和在与外国侵略者的直接交涉中，都为保住清朝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手握中央和地方的军政、经济实权。由于他们在兴办洋务的问题上，思想主张基本致，于是就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个势力相当强大的政治派别，习惯上被称为洋务派。而洋务派经形成，历时30多年的洋务运动也就随之兴起。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生在洋务派创办官督商办企业的同时，中国社会还出现了些商办企业。这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工商业的发端，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的个标志。这些商办企业主要是由些官僚、地主、买办和商人投资而来的，也还有些是从原来的旧式手工业工场、作坊开始采用机器生产转化而来的。自1869年至1894年，商办企业只有50多个，资本共有500余万元。虽然数量很少，实力甚微，但它却是种新生的社会经济力量。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1869年在上海成立的发昌机器厂，是由铁匠作坊主方举赞开始采用车床而出现的。它的主要生产业务是为外商船厂制造配修零件。由于沿海和长江航运兴起，它的业务发展也比较迅速，到1877年，已能生产轮船机器和车床、汽锤等机器产品。80年代，它还兼营进口金，成为当时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企业中规模最大的家。

　　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县设立第家继昌隆机器丝厂，以蒸汽机为动力，雇用工人百人，产线精美，行销国外。两年之后，南海又建立了4家缫丝厂，至80年代初增至11家，共有缫车2400架，每年产丝1200包。到90年代，顺德县的丝厂也很快发展起来，丝厂多达35家。

　　1878年，轮船招商局会朱其昂在天津设立贻来牟机器磨坊，雇用工人10余人，用机器生产面粉，“面色纯白，与用牛磨者迥不相同”，打破了传统手工业磨面的旧式生产方式。

　　1879年，汕头的家豆饼厂开始用机器榨油和压制豆饼，第年每日生产豆饼200块，次年增至300块，1881年又增至400块。1883年又增设厂，日产豆饼600块，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豆饼所用原料大豆，均从华北购进，制成品则在本地和台湾市场销售。

　　1881年，黄佐卿在上海设立公和永缫丝厂，资本10万两，丝车100部，次年投产。

　　开始数年，营业不佳。1887年后，生产逐渐发展，丝车增至900部。此后，上海缫丝业日益兴起，至1894年已有丝厂5家，其中最大的坤记丝厂资本为20万两。

　　1882年，徐鸿复、徐润等在上海设立同文书局，购置石印机20台，雇用职工500人，先后翻印《十史》、《古今图书集成》等重要古籍。1893年，该局不幸失火，损失颇重，但因事先投了火灾保险，得到赔偿，仓库、宿舍亦未殃及。后来由于积压资金过多，遂于1893年停办。

　　1886年，官绅杨宗濂、买办吴懋鼎、淮军将领周盛波等在天津合资设立“自来火公司”（火柴厂），资本1.8万两。1891年投产不久，即发生火灾，厂房被焚。后来又公开招股，资本增至4.5万两，由吴懋鼎任总办，聘请英、俄商人购办机器，并帮同管理帐目，但洋商并不参股。火柴多行销于河南等地。

　　1887年，买办商人严信厚在宁波设立通久源轧花厂，资本5万两，购置日本生产的蒸汽发动机和锅炉，另有40台新式轧花机，雇用工人百人。1891年，该厂出售轧成棉花3万担。

　　1890年，上海商人设立燮昌火柴公司，资本5万两，生产木梗火柴，所需化学原料从欧洲购买，木梗、箱材等使用日货，每日生产硫磺火柴20余箱，但质量较差。产品多销售于江西、安徽等内地省份。

　　此外，在上海、广州、北京等地还有少数小规模的商办企业，有些忽开忽停，举步艰难。

　　中国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中国社会阶级构成和阶级关系也开始发生新的变化。尽管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道路艰难曲折，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还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是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的两个新的阶级力量，它经产生，就必然要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引起新的变化。

　　中国近代第代产业工人，最早是通商口岸的码头工人和各国轮船雇用的中国海员。由于外国资本相继在中国开设工厂，兴建各种建筑工程，中国产业工人的队伍也随之扩大。随后在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业和中国民族近代企业中，工人的人数也日渐增加。至1894年，除了码头工人缺乏统计数字之外，产业工人共有10万人左右。在约10万工人中，外国资本企业中的工人约占35%；洋务派经营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工人约占37%；民族资本经营的企业的工人约占28%。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因此，从产生的时间上说，中国无产阶级要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早了近30年。而中国近代工业大部分不是从工场手工业发展起来的，因此，中国无产阶级的前身也主要不是由工场手工业工人转化而来，而是破产的农民和家庭手工业者。早期的中国工人阶级人数很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几年，还没有登上政治舞台，但它却是个最有希望、最有前途的革命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个来源，是由那些投资于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及商办企业的官僚、地主、买办和商人转化而来；另个来源则是由那些采用机器生产的手工工场主转变而来。这两部分人，形成中国早期的民族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层，即上层和中下层。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人物，大都拥有规模较大的企业，经济力量比较雄厚。他们与外国资本和国内封建势力的联系比较密切。其中不少人都在清政府的些机构中取得定的官职头衔，或者在农村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具有亦官亦商或绅商兼备的多重身份。例如，1887年创办宁波通久源纱厂等企业的严信厚，1891年在上海创办华新纺织新局的唐松岩，在天津创办自来火公司的杨宗濂，1881年在上海创办人公和永丝厂的黄佐卿等等，就是早期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性人物。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所办的企业，般规模都比较小，资金也较少，有的则是由手工工场发展起来的。这些企业虽然也采用机器生产，但大都机器设备陈旧落后，经营状况也远远不如资产阶级上层所办的企业。他们不但得不到外国资本和本国封建官僚势力的帮助和扶植，而且还经常受到排挤和打击。

　　因此，他们与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矛盾比上层较大，联系比上层为少。尽管他们也想让自己的企业得到发展，但是却很少有这种可能和条件。早期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有其先天性的许多不足，但他们毕竟代表了当时先进生产力的分向，他们已经成为支引人注目的新兴的经济力量，并且必然要成为新的政治力量。

　　民族资产阶级又是个带有两重性的阶级。它方面受到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具有反对外国侵略和反对封建压迫的要求，希望中国能够独立富强，为民族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提供条件。另方面，它又同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缺乏彻底反侵略、反封建压迫的坚决性。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既带有其历史的进步性和定程度的革命性，同时又带有先天的较弱性和动摇性。

　　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产生，在定意义上说都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洋务运动的产物。而这两个新的社会阶级的产生，结果又导致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反抗和对洋务运动的否定。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没有按照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意图行进，洋务派“求强”、“求富”的主观意图也没有实现。新的阶级将要开辟新的社会道路。

　　组建北洋海军1866年，清政府采纳了闽浙总督左宗棠的建议，设局制造轮船，以整顿水师。清政府的第个军用工业大厂——江南制造总局，和左宗棠在福州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开始不惜工本，仿照西方国家，制造兵船。先后造成“惠吉”“测海”、“操江”、“威靖”、“万年青”、“湄云”、“福星”、“伏波”等兵船，耗费了大量的金钱。虽有人指责“糜费太重”，也没停止。1875年，清政府批准由海关税中每年提取400万两，作为经费，计划十年之内建成南洋、北洋、粤洋支海军。后来，又把这笔经费集中筹建北洋海军。

　　淮系军阀李鸿章，当时担任直隶总督的重要职务，又抓到海军筹建权。他在天津设立水师营务处，负责海军筹建事务，又派了批留学生，到英国、法国等学习海军技术和军事。他成立水师学堂，任命严复为总教习，训练海军军官。并且，花了巨款购买英国8只蚊子船，不到两年，船底的钢板锈蚀，机器松损，就不能继续使用了。只好再用高价购买德国的铁甲舰。

　　1881年，李鸿章委派陆军提督丁汝昌统领北洋海军。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李鸿章为保存个人实力，不派船支援福建海军，使之全军覆灭。1885年，李鸿章向德国定购的“定远”、“镇远”等舰开到中国，成为北洋海军的主力舰。这年10月，清政府正式设立海军衙门。醇亲王奕亻奚任总理海军大臣，庆郡王奕劻与李鸿章任会办，都统善庆和兵部右侍郎曾纪泽为帮办。实际上，海军大权仍在李鸿章人之手。1886年，李鸿章开始建旅顺船坞、旅顺炮台和威海卫炮台。到1888年，北洋海军拥有军舰22艘。李鸿章检阅了北洋海军后，得意忘形，认为“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

　　北洋海军虽然照例每年由政府拨400万两经费，但从1885年后，再也没有买船。

　　有2000万两海军经费被西太后挪用，兴建颐和园去了。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李鸿章苦心经营30多年的北洋海军，经黄海战，全军覆没。清政府的洋务运动也就此宣告破产。

　　京师同文馆的设立咸丰十年（1861年），清政府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负责对外事务。次年，咸丰皇帝准总理衙门大臣奕讠斤的奏请，设立京师同文馆，作为附属于总理衙门的所外国语学校，培养对外人员。是年5月，京师同文馆在北京正式开办，设英文、法文、俄文馆，规定招收学生10人，最多不超过24人。只招收14岁以下的旗子弟，由总理衙门考察录取，依次传补。第年，变通章程，改为每馆招收10人。同治年（1866年），总理衙门又奏请皇帝，要增设天文、算学科目，聘请洋人来教习，理由是“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不自天文、算学中来。”于是陆续增设了算学（包括天文）、化学、格致（包括力学、水学、声学、气学、火学、光学、电学）、医学馆。

　　录取学生的方法也相应变动。规定由京内外各衙门保举30岁以下的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及品以下由进士出身的官员，或举人、贡士等未仕人员，最后由总理衙门考取入学。同时规定“年考列到高等者，按升阶优保班次，以示鼓励。”学生的生活待遇从优，先是每月每人给膏火银3两，后改为每人每月薪水银10两，并供给饭食。

　　同文馆设立之初遭到清政府内极端守旧派人士的反对。

　　监察御史张盛藻认为强盛中国的办法依旧是尧舜之道，只有通过精读孔孟之书，明体达用，才能使国家规模宏大，所以他极力反对向洋人学习制造轮船、洋枪技术，主张朝廷命官定要用科甲正途者。接着，大学士倭仁也不断提出“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未有专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天文、算学只为末议，即不讲习，于国家大计亦无所损。”从此，守旧派与洋务派在同文馆的设立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倭仁在当时声望在学界很高，是理学权威，他出来反对，响应者颇多，这样，京师同文馆虽然设立了讲习天文、算学等自然科学的科目，但投考的人却寥寥无几。

　　同治十年（1874年），总理衙门提出条“紧急机宜”，发给各省总督、巡抚筹议。

　　以李鸿章为首的实力派大肆倡导，办洋务已成为种时尚，于是同文馆也随之逐步兴盛起来。在此之前曾增设了德文馆。这以后又增设了东文馆。光绪十年（1887年）规定学生增加到120人。光绪十年（1895年）改学制3年为8年，分前馆5年，后馆3年。课程包括汉文、外文、天文、算学、物理、化学、世界史地和万国公法等科目。此外设有为教学服务的化学实验室、物理实验室和博物馆、天文台等。在此之前，还于同治十年（1873年）设立了印书处，有中体和罗马体活字4套，手摇机7部，承印同文馆和总理衙门所翻译的数、理、化、医学历史等书籍和文件等。

　　同文馆设管理大臣、由总理大臣委派，初由1人担任，以后时有由2人担任，负责主持管理同文馆事务。其下设提调1人，帮助调2人，负责安排课程及督察学生勤惰之事，同文馆的教课人员有总教习人，洋教习若干人，还有汉教习和汉文教习3人。总教习多由外国人担任。同文馆的经费、人事等方面多为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所控制。

　　同文馆先后聘请了外国传教士包尔腾、傅兰雅、丁韪良等担任教习或总教习，其中由赫德提名的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总管校务近30年。按规定，同文馆不允许传播西方宗教，但实际上洋教习们总是借机进行传播。

　　光绪十年初（1902年），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改称“译学馆”，内设英、俄、法、德、日国语文科目。

　　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洋务”本来就是与西方近代军事、工业、技术、外交等各方面有关的事务，也是学习西方近代国防、经济、技术各项事务的措施。要兴办洋务，就需要通晓洋务的人才，而传统的旧式教育体制和教育内容，都无法满足洋务事业的需要，因而兴办新的教育事业，培养洋务人才，就成为洋务运动的项重要措施。

　　从1862年奕讠斤奏请创办北京同文馆和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广方言馆培养外语翻译人才，到1894年在烟台创办烟台海军学堂，30年多间，洋务派共创办新式学堂24所，其中培养各种外语人才的有7所；培养工程、兵器制造、轮船驾驶等人才的有11所；培养电报、通讯人才的有3所；培养陆军、矿务、军医人才的各有1所。由于当时科举制度尚未废除，旧的教育制度基本未变，这些新式学堂又缺乏足够的师资和经费、设备，学生人数并不很多，但毕竟打破了旧式教育和科举制度的统天下，培养了批近代科技军事人才和知识分子，并且在文化教育方面起到开通风气的作用。

　　在兴办新式学堂的同时和稍后，有的官员还主张向外国派遣留学生，但直搁置未办。到了1868年，经蒲安臣之手签订的《中美续增条约》，才明确为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提供了条约依据。同年，早年赴美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容闳，抱着“教育救国”的志愿，向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了派学生出国留学的计划。1870年，经曾国藩同意并向清廷奏准，派江南制造局、上海广方言馆总办陈兰彬为留美学生委员（监督）、容闳为副委员（副监督），又经与李鸿章磋商之后，制订了《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12条。1872年8月，第批30名幼童乘轮船离上海赴美。1873、1874、1875年，每年又各派30名。这批幼童赴美入学之后，成绩优良，品行端正，深得美国社会人士赞许。但陈兰彬、区谔良、容增祥、吴嘉善等与留美学生屡生冲突，并且也同容闳不能合作，于是以留学生“抛荒中学”、“多半入耶稣教”、沾染“外洋风俗，流弊多端”等为由，建议总理衙门逐渐将留学生撤回。结果，总理衙门定议“将出洋学生律调回”。1881年，94名中国留美学生分批回国。在回国的94人中，只有两人获得学士学位，其中人就是著名的杰出铁路工程师詹天佑。

　　就在第批留学生赴美之后第年（1873年），总理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也正式向清政府奏请派遣船政学堂优秀学生出洋留学。他建议派学堂的优秀学生赴法国留学，“深究其造船之方，及其推陈出新之理”；派后学堂中的优秀学生，赴英国深造，“深究其驶船之方，及其练兵制胜之理”。清政府批准了沈葆桢的建议。1874年，他又提出了实施方案，并设计了留法、留英学生的学习大纲。1877年春，议定了《选派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十条。同年3月，华监督李凤苞、洋监督日意格带同随员马建忠、文案陈季同、翻译罗丰禄和学生、艺徒前后共35人出洋。其中留英学生12名，除1人因病先期回国外，其余11名均取得优良成绩，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方伯谦、林永生、叶祖珪、萨镇冰、严复等，都是这批留英学生中的佼佼者。在14名留法学生中，除1名病故外，其余都取得能胜任总工程师的文凭，其中魏瀚、陈兆翱尤为成绩突出。而严复在甲午战争之后，则成为著名的近代启蒙思想家。1879年经李鸿章奏请，于1881年又派出留欧学生8名，其中留法5名，留英2名，留德1名。1886年又派出第批船政出洋学生34名，其中包括天津水师学堂优秀学生刘冠雄等10名。20名留英学习海军，14名留法学习造船、建筑、法律等。这批留学生，经年努力学习，也都以优异成绩学成归国。学习海军的留学生许多都成为北洋水师的指挥骨干，在参加甲午中日黄海大战的12艘北洋水师战舰的重要指挥官中，就有半数是首届船政留学生。

　　翻译西书和创办报刊洋务既然是西方的近代事物，兴办洋务就需要介绍西方近代的科学文化知识。但是在同文馆和广方言馆等建立以前，除了西方传教士向中国介绍过些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外，中国人通晓外国语言文字的人极少，而对西方近代科学文化也十分陌生，甚至格格不入。因此翻译西书，就成为兴办洋务事业不可缺少的项工作。北京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特别是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的翻译馆，成为洋务运动期间主要的译书机构。

　　译书是同文馆的重要活动之。1888年以前，该馆师生共译辑各种书籍22种，包括法学（如《万国公法》、《公法便》、《公法会通》、《法国律例》、《新加坡律例》等），经济学（如《富国策》），外国历史（如《俄国史略》、《各国史略等》），物理学（如《格物入门》、《格物测算》等），化学（如《化学指南》、《化学阐原》等），数学（如《算学课艺》），天文学（如《天文发轫》），生理学（如《全体通考》），外交知识（如《星轺指掌》），外国语文（如《英文举隅》、《汉德字汇》等），历法（1877年——1879年《中西合历》）。这些书籍为教材性质，也可以说是些“西学”的入门书。

　　上海广方言馆也培养了些外语翻译人才，而翻译西书成绩最显著的是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据英人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方事略》记载，从1871年到1880年，已刊印译书98种，235册。译成未印者45种，140余册，尚有13种未全部译完。在已刊和未刊的译书中，绝大多数为自然科学书籍。这些“西学”书籍的翻译出版，虽然数量有限，内容浅近，但对当时中国知识界来说，却是种新知识和新学问。后来许多投入维新变法的骨干人物，大多都是从这些译书中受到启发和影响。它对近代中国思想文化演变所起的作用，远远超出这些译书本身的价值。

　　在自然科学技术的译述和介绍中，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李善兰（1810—1882年），字壬叔，浙江海宁县人，对数学造诣颇深。他翻译了《几何原本》后卷、《代数学》、《重学》等数学、物理方面的书籍。所著《则古昔斋算学十种》，其中《方圆阐幽》已独立地达到了微积分的初步概念。华衡芳（1833——1902年），字若汀，江苏金匮县（今无锡市）人，翻译了代数、角、微积分、概率论等书，共60多卷。著有《行素轩算稿》6种，共23卷。徐寿（1818——1884年），字雪村，江苏无锡县人，研究物理、化学和机械制造。他同华衡芳等编译了这几方面的科学著作，数量很大，刊行的有13种，其中《化学鉴原》和《西艺知新》两书较为著名，对中国近代化学的发展起了先导作用。

　　与翻译西书同时，创办报刊也是洋务运动期间产生的种重要的文化事业。中国近代最早的报刊是由外国创办的。其后伍廷芳虽然在1858年创办了《中外新报》，但因为刊行于香港，对内地影响不大。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作为近代社会信息传播工具的报刊，也开始在中国出现。1872年在广州创办了《羊城采新实录》，1873年在汉口创刊了《昭文新报》，1874年在上海创办了《汇录》，1876年又在上海创了《新报》。这些由中国人办的近代早期的报纸，虽然不可能与外国人办的《申报》、《新闻报》相抗衡，但它们毕竟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新闻事业。随着时代的变化，近代报刊对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后来的维新变法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都把创办报纸杂志作为最主要的宣传工具。

　　早期改良思潮从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随着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产生，原来的地主阶级改革派要求变法和学习西方以抵御侵略的思想，发展成为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潮。

　　主要代表人物有：

　　王韬，字紫铨，号仲弢，江苏长洲（吴县）人。秀才出身，后屡试不中，离家赴上海受雇于英国教会主办的墨海书馆工作。曾因避清政府通缉，在英国领事庇护下逃往香港，后赴英、法、俄等国游学，悉心研究西方富国强兵之道。同治十年（1874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自任主笔，评论时政，宣传“变法自强”。著有《弢园文录外编》、《弢园尺牍》等。

　　薛福成，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贡生出身。曾当曾国藩幕僚年，协助曾镇压过捻军起义。后随李鸿章办外交。光绪年（1879年）著《筹洋刍议》，提出变法图强的主张。光绪十年（1888年）担任湖南按察使，次年出任驻英、法、比、意国公使，写了大量文章和日记，不断向国内介绍西欧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光绪十年（1894年）回国后，不久病逝。其著作经后人编为《庸庵全集》。

　　陈炽，字次亮，号瑶林馆主，江西瑞金人。举人出身，历任户部郎中、刑部章京、军机处章京等职。曾遍历沿海各埠及香港、澳门，留心“天下利病”，积极钻研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光绪十年（1893年）发愤撰成《庸书》内外百篇。光绪十年（1896年）又发表《续富国策》。

　　马建忠，字眉叔，江苏丹徒（今镇江）人。出生在个信奉天主教的商人家庭。少年在上海时，曾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为探求中外“得失之故”，抛弃科举道路，专门研究西学。光绪年（1876年）赴法留学，兼驻法使馆翻译，得博士学位。他掌握拉丁、希腊、英、法等文，阅读了大量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回国后为李鸿章幕僚，累保道员。参与洋务活动。度担任轮船招商局会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晚年回家从事著述。其政治思想集中地反映在所著《适可斋纪言纪行》书。又著《马氏文通》，亦是著名的语言学家。

　　郑观应，字正翔，号陶斋，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7岁放弃科举，到上海学商。曾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担任买办近20年，并投资轮船公司。捐资得道员衔。

　　同治元年（1862年）写成《救时揭要》。同治十年（1871年）又改名《易言》刊行。光绪年（1880年）后，由李鸿章委派为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等职。因受洋务派排斥和外国公司迫害，更注意研究时务。中法战争结束后，集中精力增补修改《易言》，光绪十年（1893年）定名《盛世危言》分卷出版；光绪十年（1895年）增订新编十卷出版。

　　王韬与冯桂芬有过交往，思想受其影响。他看到“环而伺我者数十国”都是心腹之患，将来中国要弄到“国几不国”的地步。表示“息尚存，尚思报国”。马建忠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外国侵略者的种种罪行：“其公使傲昵于京师，以陵我政府；其领事强梁于口岸，以抗我官长；其大小商贾盘踞于租界，以剥我工商；其诸色教士散布于腹地，以惑我子民。”郑观应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梦寐不安，行愁坐叹”，“太息痛哭流涕”，“大声疾呼，以期上下心，重见唐虞盛世”。薛福成主张通过修约取消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的片面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当听说洋务派准备推荐英国人赫德管理中国海军时，急忙上书李鸿章，说赫德为人“阴鸷而专利”，如再掌握兵权，就要“酿无穷之患”。

　　在中法战争期间，他担任浙江绍台道，曾在镇海亲自参与击退法舰之战。此时，郑观应奉调赴粤会办湘军营务，曾只身入暹罗（泰国）、金边、西贡侦察敌情，在香港、厦门办理援台抗法事宜，反对李鸿章在上海议和。陈炽在中日甲午战争后，面对国势危殆，更益坚其变法之志。光绪十年，与康有为等在北京创强学会，担任提调。光绪十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受到很大打击，经常“高歌痛哭”。次年竟在家乡忧愤中死去。

　　王韬建议“握利权”，使“中国之利权仍归诸中国”。指责顽固派“动循古昔，不知变通”，认为“变古以通今者势也”。批评“重农而轻商”，提出“商为国本”、“富强即治之本”。主张“行泰西之法”，必须“先富而后强”，应广贸易、开煤矿、兴铁路、兴织任、造轮船，大力发展新式商业。主张允许“民间自立公司”，兴办工矿交通事业。“官办不如民办”，要“令富民出其资，贫民殚其力”，以推行资本主义雇佣关系。早年曾反对“君民同治”，后来则转而认为“惟君民共治”，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晚年回上海主持格致书院，并任《申报》编纂主任，与丁日昌、盛宣怀等人交往甚密，对洋务活动既献计又批评。

　　薛福成认为“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处今日之世，“坏大地万里，罔不通使互市，虽尧舜当之，终不能闭关独治”。故应“以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他称赞西方君主立宪制度，“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英、德两国之制颇称尽善”。认为西方国家“以工商立国”，“工实居商之先”；而西人恃商为命脉，商“握民之纲”，又认为人口的迅速增加是造成人民贫困的原因，但欧洲人口密度更高，因“能浚其生财之源”虽人满亦富。中国则要以导民生财和导民出洋，来解决人口问题。主张效法西方国家发展工商实业，作机器“殖财养民”，强调“工商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提倡私人集股成立公司，反对洋务派垄断新式工业。提出“圣人正不讳言利”，“人人欲其私”等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论点。

　　陈炽认为西方国家的议院制度是“强兵富国”的根源，主张革命封建专制制度，实行资本主义议会制度，但又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观念，维护封建的“纲常”之说。

　　反对外国侵略者“盘踞要津”，攫取各种特权，认为“利之所在，即权之所在，不可轻以假人”。农民起义是由于“户口加多而土地不加辟”，无以谋生所致，而不是民情好乱；只有发展机器工业才是出路。提出振兴“商务”以反对列强侵略的经济理论，即以商业为中心，全面发展各部门经济，“商之本在农”、“商之源在矿”、“商之体在工”。谴责反对发展机器工业的顽固派是使中国贫弱的大罪人，揭露其口不言利的虚伪性。对洋务派的“摧折华商”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主张成立商部、制订商律、保护关税、取消厘金、设立公司、实行专利等保商措施。

　　马建忠提出“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讲富者以护商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的“富民”思想。主张提高关税，“重征进口货而轻征出口货”，以扩大商品出口。提出废除厘金、“将厘金尽行裁撤”，以利“华商”。主张发展新式工业，“仿造外洋之货，敌其销路”。建议由“商人纤股设立公司”，兴办新式工商业，反对洋务派的垄断政策。介绍并倾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权分立”之政体，谓其“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所以要求对封建专制制度作某些改革，“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

　　郑观应批判顽固派泥古不化，甘心愚陋而受制于人；谴责洋务派“舍本图末”，对西方“遗其精义而袭其皮毛”，不能使国家富强。他认为“器由道出”，“道”由中国“列圣相传”，“孔子述之以教天下万世”。主张“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并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学习西方原则。还认为“外洋以商立国”，“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提出以兵战对兵战，以商战对商战的对策，而“十万豪商，胜于有百万之劲旅”，此乃“国兴亡之所系”。强调“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民之纲领”。“论商务之源，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主张“以商战为主”，建立机器制造业。指出“官督商办”是“官夺商权”，是中国商务不能振兴的根本原因，要求清政府采取保护关税、海关不用洋人、裁撤厘金、允许商人自由投资、商人造铁路由国家保付利息、商人可举为议员及发给“称颂功牌”等护商措施。要求清政府提倡新学，培养新式人才，并组织力量翻译有关西方自然科学、工艺学、社会政治学等书籍出版。他说：“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故极力宣传“议院兴而民志合、民气强”的论点，赞扬英国“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要求改革内政。十年代后，他的思想趋于保守，拥护清政府的假立宪，敌视革命运动。晚年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厌恶军阀混战。

　　以王韬、薛福成、陈炽、马建忠、郑观应为主要代表的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潮，表现了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反对清政府限制工商业的政策，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揭露了封建政治的腐败和提出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早期的改良者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驱，亦为后来的维新派向西方学习架起了桥梁。

　　左宗棠入疆平叛全面评价左宗棠，既要看到他用农民的鲜血染红了珊瑚顶戴的前半生，也要看到他晚年对民族建树的汗马功勋。前后半生的变化，也不是突如其来的，根据可靠的史料，可以理清楚个头绪，看得出左宗棠之所以受到后人崇敬为爱国英雄，实非偶然。

　　左宗棠学识渊博，但很长时期是个会试不第的举人，他晚年得以任为协办大学士，乃是破格的擢升（大学士要翰林出身才合格）。他早年所以屡试不第，是由于喜爱经世之学，不能适应考官的胃口。有次赴京会试落第，听到沙俄在西陲蠢动的风声，他吟诗抒怀：“西域环兵不计年，当年立国重开边……置省尚烦他日策，兴屯宁速度支钱。”他师承了龚自珍主张新疆置省屯边的思想。林则徐在云、贵总督任上返里探亲，路过长沙；左宗棠因在陶澍家中当过塾师，所以有机会以“自身”获见他素所钦服的抗英大臣。两人在船上纵谈今昔，无所不及，直谈到东方既白。林则徐告诉他谪戍新疆见闻，“西域屯政不修，地利未尽，以致沃饶之区不能富强。”林氏以未竟事功为憾事，相与慨叹不已。

　　从上述些情况，可以了解到左氏晚年那么忠诚为国的思想根源。他坚决抗俄，既非急功图名，时激动，更非清流派类的盲目排外所可比。他虽是百年前的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却有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有师承，有独立思考。

　　十年代之交，英国正从印度偷偷地由藏边渗入，利用来自中亚细亚的外来侵略者阿古柏盘踞南疆若干城；帝俄则已染指伊犁，声言要永久占有。当此紧急关头，京师内以“海防”与“塞防”孰重为议题展开了论辩。直隶总督李鸿章主张重视海防，他说：

　　“海防密迩京师，旦有事，京师动摇；维新疆不守，亦难危及京师。”曾国藩提出应以全力肃清回民起义，把玉门关以外暂时放放再说，李鸿章连忙赞为“老成谋国”之见。于是有人进而提出具体办法：承认阿古柏所占城，任他与俄订约，封为“外藩”。督抚中不以为然的也有，如山东巡抚丁宝桢，湖南巡抚王文韶等坚决主张西征平乱，但仅少数，且发言影响不大。当时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手中控有重兵，处于西陲前哨地位，军机处不能不征询他的意见。左宗棠针对曾、李放弃西陲的论点驳斥说：“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保京师。”他认为若要确保京师，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两者不可偏废。

　　怎样对付阿古柏，他说如不及时规复，而任其刈据，这是自撤藩篱。他说：“莫让碧眼儿射西域盘雕！”并表示他有把握收拾这只“盘雕”。军机大臣文祥对他的意见表示赞赏。

　　1875年4月清廷决定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当时中外议论大多认为：

　　阿古柏入侵盘踞南疆已久，直有英国撑腰，又同俄国搭上了关系，其实力非同小可。

　　尤其是沙漠地带用兵，非南人所能习惯，左宗棠能否完成这个任务要打问号。李鸿章恨恨地散布失败主义论调说：“左倡率班书生腐官，大言高论，不顾国家之安危。即其西路调度，不过尔尔，把握何在？”他在等待西征军的失败了。

　　左宗棠已经64岁，他写信告诉儿子：“我年已衰，久怀归志，特以西事大有关系，遽尔抽身，于心未尽，于义不安。”于是整饬部下，申以纪律，严禁杀掠，要对被解救的少数民族“如去其虎口而归父母”，指挥大将刘锦棠发兵北逾天山。他掌握敌情，阿古柏基础较厚，北路叛逆白彦虎无论装备和实力都较南路为弱，从而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弱敌，诱使阿古柏出援而邀击之。在战术上，因长途沙漠中行军，提出“缓进急战”原则，不轻率求战，打则必胜。切按照预定计划进行，鼓而解决了白彦虎，除伊犁外全部收复了沦陷的各城。回师南下时，英使威妥玛通过外交途径代阿古柏乞和，请求“称为喀王，俾作属国”，自然还附带些威胁之辞。左宗棠据理驳斥，坚决用兵，把阿古柏盘踞了十年之久的老巢，从阿克苏到和阗等城全部拔除，在攻克库尔勒时逼使阿古柏兵败自杀。直扬言要出兵应援的英、俄两国，看到形势不妙，反倒规规矩矩起来，按兵不动。清廷为收复伊犁事，派遣大臣崇厚赴俄谈判，命令左宗棠不得径自动用武力。左即停止进军，严密监视，静待谈判消息。

　　左宗棠有巩固西陲的长期打算，他改变屯边原有做法，划兵农为，老弱者、宜农者留屯，能战者严加操练，专任军事。他关心各族农牧生产，积极辅助，大力提倡种植业和养殖蚕桑。不是这样，10余万大军是难以维持的。他设想改善行军条件，在交通要道从河西走廊起，夹道种上柳树，年就绿如帷幄，连绵通达吐鲁番、乌鲁木齐。诗人为之歌唱道：“大将西征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千里，赢得春风度玉关。”

　　不幸，脓包崇厚在彼得格勒为沙俄政府所欺，签订了个出卖土地的条约。左宗棠坚决不答应，清廷宣布崇厚签约无效，另派曾纪泽赴俄谈判。左宗棠宣言：“先之议论尚是空谈，继之兵威乃有结束也。”他入关已两年，1880年5月，他准备好棺木同抬出了玉门关（史称“舁榇出关”），驻节哈密，具体部署收复伊犁事宜。沙俄闻讯，也急速增调援兵，但我方始终占有优势。清廷意在等候谈判消息，担心左宗棠耐不住，就借口把他召回北京。左氏驰书告诉刘锦棠：“俄事非决战不可，克日通过筹划，无论胜负如何，似非将其侵占康熙朝地段收回不可。”原来，康熙朝尼布楚条约所定疆界，经沙俄数十年不断蚕食，早已面目全非，这在爱国志士心头自然是日不能忘怀的。

　　倘使没有左、刘部署“继之兵威”，曾纪泽在彼得格勒只能是空谈。谈判结果，虽然仍是沙俄占了许多便宜去，而伊犁终于物归原主。不久，新疆正式建成行省，浩荡春风吹度了玉门关，沙俄暂时规矩了阵子。

　　“绝口不谈和议事，千秋惟有左文襄。”这是后人给左氏的溢美之词，“绝”字是用得不够确切的。左宗棠对朝廷的“外须和戎”决策并不完全否定，但反对味迁就。他主张对外交涉应取不卑不亢的态度，“过亢固虞启衅生端，过卑亦必招尤纳侮。”他的实践也正是这样的，若不是他在战场上坚持了“不卑”的态度，曾纪泽在谈判桌上能取得那样的“和议”吗！

　　日美侵犯台湾在我国西北边疆危机的同时，侵略者又在我国东南海疆和西南边疆造成了严重危机。

　　早在1853年，美国海军统领皮雷率舰队窜到我国台湾，向美国政府建议占领台湾作为海军根据地。1856年，美驻华专使巴驾向其国务院提出项由美、英、法国分别占领台湾、舟山群岛和朝鲜的计划。1867年，美船“罗佛”号在台湾南部琅（今恒春）附近触礁沉没，船长等十余人被高山族人所杀。美驻厦门领事李仙得率海军到琅寻衅，被击退。美国再派海军将领贝尔率军舰两艘入侵，副舰长马肯基率陆战队在琅登陆，高山族人民击毙马肯基，打退了美军的进犯。

　　1871年11月，有琉球渔船因遇飓风漂流至台湾，被高山族人误杀船员50余人，12名生存者由中国政府送回琉球。此事与日本毫不相干，日本竟以此作为对外侵略的借口。1872年，日本要求琉球国王接受其藩王的封号。1873年，日本向清政府进行讹诈，清政府说明此事与日本无关。1874年5月，日本在美国帮助下，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兵3000余侵犯台湾，日本在琅劫掠焚杀，高山族人民据险反击。日军退跨龟山，设立都督府。清政府面和日本交涉，面派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赴台，部署防务。10月，清政府接受英、美、法等国站在袒护日本立场上的“调停”，被迫与日本订立《台事专条》（即中日《北京条约》），日军限期从台湾撤退，中国“赔偿”日本兵费50万两。日本利用《北京专约》上有台湾居民“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出兵是“保民义举”等字样，作为清政府承认琉球是日本属国的依据。1879年，日本以武力正式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

　　《烟台条约》与英俄对西藏的入侵由于英国侵略缅甸、法国侵略越南，中国西南边境出现危机，云南直接受到威胁。

　　英、法力图分别从缅甸、越南开辟条经云南至我国内地的捷径。英国先后在1863年、1868年派出“勘探队”窥伺我滇西地区。1874年，英国派军官柏郎率领近200人的武装“远征队”从缅甸出发，到我国云南探测路线；驻北京英使馆派翻译官马嘉理从北京经云南入缅接应。1875年1月，马嘉理在莫与柏郎会合，带领武装探路队于2月初擅自入境，分两路窜至腾起（今腾冲）地区。曼允山寨景颇族群众力阻英人通过。21日，马嘉理开枪击杀群众多名，群众也打死马嘉理。与此同时，景颇、傣、汉等族群众在班西山下阻击柏郎率领的英兵，把他们逐回缅甸。这就是所谓“马嘉理事件”，或称“滇案”。

　　英国利用“滇案”向清政府提出广泛的侵略要求。在谈判中，英国公使威妥玛屡以下旗绝交、增派军舰来华相恫吓。威妥玛还与俄国公使密商筹谋英、俄分别由云南、伊犁进兵。清政府屠杀了23名景颇族同胞，将当地文武官员革职，接受了英国所提出的苛刻条件。1876年9月13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山东烟台与威妥玛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和《入藏探路专条》。除了“抚恤”、“赔款”、“惩凶”、“道歉”之外，还允许英人开辟印藏交通，前往西藏、云南、青海、甘肃等省“游历”，规定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以及外贸免纳各项内地税、扩大领事领事裁判权等。《烟台条约》中的这些不平等条款，在许多方面扩大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所规定的特权。

　　英国早就企图从印度向我国西藏扩张。60年代初，英国侵略势力在进步伸入中国的两个邻邦哲孟雄（即锡金）和不丹之后，不断派遣侵略分子以传教、游历为名入藏活动。西藏地方官吏和僧俗人民屡加阻挡、驱逐，清政府也下令截回从内地潜赴西藏的外国传教士。《烟台条约》签订后，英国根据其中的另议专条规定，迫使清政府同意它派员入藏“探路”。1884年，英印政府官员马科雷率领支约300人的武装队伍从锡金越境，闯入西藏，在干坝地方被藏族人民所阻。1886年，又派出大批军队结集西藏亚东以南边境，进行武装挑衅。西藏地方政府呈文驻藏大臣，历数英国的侵略罪行，表示西藏僧俗人等，“男丁死后，即剩女流，情愿复仇抵御，别无所思”，并在热的宗隆吐山要隘建卡设防。1888年，英军悍然向隆吐山发动进攻。我西藏爱国军民英勇抗击后，转移至亚东山谷。在隆吐山战役中，西藏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实践了“誓死抵御，决无心”的誓言。

　　清政府再命令西藏军民撤出隆吐山边卡，罢黜了力争热的宗属于我国西藏地方和积极支持抗英斗争的驻藏大臣文硕，说他“识见乖谬，不顾大局”，改派升泰为驻藏驻办大臣，与英国“罢兵定界”；并派总税务局英人赫德之弟赫政充作升泰的助手。1890年和1893年，清政府与英国先后签订了《藏印条约》与《藏印续约》，承认锡金归英国保护，开放亚东为商埠，英国在亚东享有治外法权以及进口货物年不纳税等特权。从此，英国侵略势力伸进了西藏。

　　沙俄也不断进窥我国西藏。从1870年开始，十多年间，沙俄派“调查团”先后次潜入我国西部地区活动，曾两度潜入西藏境内。19世纪末，“累年以来，俄入藏者肩背相望，查勘矿山，测量地形，举动至为叵测”。沙俄还从和藏族共同信仰喇嘛教的布里亚特蒙古人中培植间谍分子，派往西藏，长期潜伏。其中，伪装最巧、潜伏最久的是阿旺·德尔智（俄名道尔济也夫，藏名洛桑姑马）。他利用担任达赖十世经师的权位，发展亲俄势力，并向达赖灌输“英人将来侵略西藏可畏，中国政府亦不足赖，唯俄罗斯是将来喇嘛的唯保护者”的思想，唆使达赖投靠沙俄。1899年沙皇遣使到拉萨“访问”达赖十世。1900、1901年，达赖两次派德尔智等去彼得堡晋见尼古拉世。沙俄对达赖集团的影响不断扩大。

　　堆拉之战英国侵略者的欲壑并非到此为止，他的侵略阴谋是牢牢控制西藏，妄图使之脱离中国的版图。

　　1903年10月初，英国侵略者拟订了个攻占江孜、拉萨的作战计划。他们集结了1万多兵力，配备了大量步枪、机关枪和火炮，由麦克唐纳少将为总指挥，分两路实施进攻。麦克唐纳统率以印度锡克族步兵为主的主力部队，从锡金越过则利拉山口入藏，占领春丕（今亚东南），然后北上向江孜进击。另路英军进入干坝，以牵制藏军，然后再向春丕方向运动，在春丕与江孜间会合。

　　西藏的地方部队，包括绿营兵和西藏地方军，总兵力约4000千人，主要集中在拉萨、日喀则、江孜等地。绿营兵配备有步枪、火炮等火器，藏军则以土枪与冷兵器为主。

　　由于平时缺乏训练，战斗力较弱。尽管如此，面对英国侵略军压境，他们还是作了防御的准备，集中主要兵力于干坝线。

　　1903年12月11日，麦克唐纳率1000余名英军，按预定计划越过则利拉山口，于14日进占了未及设防的通向江孜的要地春丕。藏军急趋帕里带加强防守。20日，麦克唐纳率800精兵，夺取了帕里地方政府的火药库和武器库。由于气候严寒，英军难以继续前进，遂留少数部队驻屯帕里，主力折回春丕，补充装备给养，待机而行。藏军囿于驻藏大臣裕的不准追击的禁令，未予拦截。1904年1月初，英军又从春丕出发，经帕里，至堆拉，不少人冻伤，患病者亦不少，企图以与西藏地方政府派来的代表进行谈判之机，进行休整。这时，3000余名藏军在总指挥降巴丹增率领下，已先后赶到堆拉以北的曲眉仙角、古鲁带，构筑石墙，组织防御。西藏代表多次要求英军撤至亚东，进行谈判，而英方则提出至江孜谈判，和谈终于破裂。3月底，麦克唐纳率领1300余人，从堆拉分路北进，当进至曲眉仙角藏军阵地附近，英方忽提出停火谈判，而暗中却令1个步兵营迂回至藏军阵地侧后，抢占山头有利位置。藏军为使谈判顺利进行，遂停止还击，结果中计，被迫从山上阵地撤至石墙以内。这时，英军的步、骑、炮兵从面将1500余名藏军包围。藏军前线指挥官莱丁色拒绝缴械投降，用刀矛叉等原始武器与侵略军展开了白刃格斗，毙伤英军10余人，莱丁色和700多名藏军将士，在战斗中英勇献身，余部撤至曲眉仙角以北的古鲁，在英军强大火力下，藏军奋起抗击，但未能阻止敌之兵锋。此战，藏军共伤亡1400百余人，接近前线兵力之半，可见战斗之残酷，但无人向英军投降。西藏军队为捍卫乡土而殊死搏斗，充分显示了中国各族人民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大无畏精神。

　　江孜保卫战英国侵略军在堆拉线战斗中得手后，得寸进尺，积极作进犯江孜的准备。西藏驻军并没有因初战失利而气馁，也作了继续抗击侵略军的准备。

　　康玛沿线之战1904年4月5日，英国侵略军从古鲁出发，北犯江孜。藏军据险扼守古鲁至江孜间的康玛带山谷，并不断袭扰英军。当地藏族同胞为捍卫家园，也纷纷拿起武器，加入了反侵略作战的行列。当英军进至康玛以南的雪那寺附近，守卫该寺的百藏军以高墙坚固为凭借，予英军重大杀伤，由于兵力不足，在英军步、骑兵的包围下，被迫转移。

　　尔后，康玛遂为英军所占。9日，英军从康玛继续北犯，当进至藏的章带峻岭时，遭到千余藏军的阻击。藏军依托山地工事，次又次打退了英军的进攻。英军又采用正面进攻与侧翼迂回相结合的战法，包围了藏军阵地。藏军在腹背受敌的不利态势下，奋不顾身，英勇搏击，被迫向北突围。11日，英军迫近江孜。

　　江孜为相当于内地县级政府的所在地，西通日喀则，东通拉萨，是西藏的军事要地。由于江孜驻军大部已南调各地，又缺乏预备队，与英军相比，兵力更显薄弱。江孜守军未敢近战而后撤，英军竟不费枪弹而占领了江孜城。随后，留少数兵马驻守外，大部分仍由麦克唐纳率领折回春丕，以图伺机再战。

　　卡罗拉之战藏军撤出江孜城后，西藏地方政府迅速组织民众武装近万人，分别集结于江孜附近和日喀则带，并在位于江孜、拉萨、康玛之间的卡罗拉山谷地段筑墙设卡，由2000藏军守卫。侵略军担心前进受阻，决定乘藏军立足未稳之际发起进攻。5月3日，英军步骑及工兵部由江孜出动，向卡罗拉进犯。7日，英军从正面分路向藏军阵地进攻。藏军和民团依山凭险，奋力抗击，经4小时激战，击毙英军官兵18人，迫使英军蜷缩在峡谷之中。下午，英军投入预备队参战，以求摆脱困境。在炮火支援下，英军突破了卡罗拉守军右翼的段防御工事。500藏军闻讯前往增援，也遭英军拦阻而未能实施机动。

　　藏军为改变不利态势，改从左翼发起出击，接连次都因遭英军机枪封锁而未果。而突破藏军右翼之敌却进入侧后高地，顿成前后夹击之势，藏军为保存实力，遂东撤向浪卡子方向转移。

　　西藏军民袭击江孜正当英军向卡罗拉山谷运动之时，集结在日喀则带的西藏民军获江孜守敌不足200的重要情报后，民军当机立断，决定乘虚袭击江孜。5月4日，民军1000余人从日喀则方向直奔江孜，迅速占领了地方政府以及附近各要点、寺庙，控制了整个市区，并包围了江孜英军的巢穴江洛林卡。5日拂晓前，民军突然向英军营地发起进攻，向内射击，英军遭此突袭，乱作团。天明后，民军撤出战斗。9日，侵占卡罗拉之敌闻江孜营地被袭，遂返军回救，但仍未改变被围态势。西藏民军逐步缩小包围圈，先后攻取了英军营地附近的村落，并痛击出击的英军。24日，从春丕出发的英援军部，抵达江孜，配合守敌，向营地附近帕拉村民军展开反击。26日，英军出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