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群落：续编（上卷）

8、湘南往事

　　张健夫

　　公元1964年，深秋。一列一列的专列，一艘一艘的专轮穿梭于铁道、港口，风驰电掣地向南、向北、向东、向西……这些现代交通工具载着数以万计的城市男女青年，从我所居住的这个城市―长沙，不分昼夜地驶向广种薄收的湖区，驶向贫瘠荒芜的山区……这是一个“政治卫星”频频迭曝的神奇岁月，这是一个创造“英雄史诗”的伟大时代。

　　在长沙市东风路的尽头，有一道狭窄而阴暗的小巷。巷堂至多五十米不到，最多三四步宽，铺着碎裂而不规整的石子。巷子的两边堆聚着一些称之为“房子”的构筑物。屋顶大多为大片瓦，因为长年无人理睬而积满了附近铁道上飘来的灰垢……经常散发出一种浓烈的湿臭味。那时的人们没兴趣散步，来往的多是此地的居民，从那衣着肮脏的制服上，从多油垢的脸上那充满疲惫的神色可以判定，这些来去匆匆的男人大多是附近铁路上的工人。这里叫铁路新村。我的外婆据说最合乎那种年代阶级定性的标准，作为“逃亡地主”被赶出了单位，即便她是“辛亥”先贤杨毓麟唯一的女儿。在一个亲戚的安排下她住到了这相对偏僻相对安全的铁路新村。1964年上半年，为了照顾年迈的外婆，我们全家都迁到了这里。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我们三姐弟都属于被城市“清空”的对象……三姐弟都下去了，多病的老外婆怎么办？在母亲的哀求下，上面终于回复了一句话：“可暂留一人。”于是母亲召集大家讨论一个艰难的话题：谁去农村？入夜之后，在一盏昏暗的电灯照明下，阴暗而狭窄的陋屋更显得沉闷，灯泡闪闪烁烁地颤动着，似乎一瞬间就要熄灭似的，空气中散发着一种凄惨的意味，母亲那久久沉吟不语的神态，几乎就像要爆发一场全家生离死别的大哭。她的儿女们都没一个说话，只是不安地注视着母亲。就这样，在母亲和外婆的叹息声中左右为难地商议了一个通宵。正是这个夜晚的决定，我和弟弟纵身投入了汹涌的上山下乡运动洪流。

　　人生有时像一条湍急的河流，吐着白沫，滚着浪花，鲁莽地向前冲去。也许它会流到平坦的河滩，也许会冲到两壁陡峭的断崖。此刻，我别无选择地进入了我人生的断崖。

　　当列车沉重地喘着白雾，载着我们在一个无名的小站停下来的时候，我在睡眼中看看车窗外，依然是夜幕重重。天还没有亮。下车的五百多男女青年在带队干部老傅、小徐老师（他们是区政府从各级部门抽调来的干部）的指挥下，就近找了个宽敞一点的坪就地坐下来休息。在这里要坐等两个多钟头到天明，然后再坐五六个小时的汽车，越过双牌大山，才能抵达我们向往的那个“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西瓜芝麻，树上柚子打死人”的地方。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湘南地区的江永县。也许是我们大多年纪小，充满着青春的激情特别容易兴奋，一路上又是飙歌又是表演节目，几乎没有人打瞌睡。年龄最小的俞和平叽里哇啦地讲了一夜的话……到登上汽车的时候，他的喉咙都嘶哑了。我们正处在一个多梦的年龄，那地方是那样的令人产生美的遐思梦想，令人恨不得足登风火轮立即飞到那个极乐仙境去，没人想到这会是一条不归之路。

　　江永县坐落于湘南边陲，五岭山下，当地俗称骑田岭。五岭山系，余脉纵横，与广西十万大山相接，自南逶迤而来，突地耸立在潇水之畔。江永四面环山，投入峰峦怀抱。相对而言，这里的季节是冬短夏长，风调雨顺时，特别适合绿色植物生长。这里生长的一种“六月白”的稻谷，味美清香，是当地山民唯一骄傲的资本，据说在皇权时代是当地向皇帝老子进贡的唯一的贡品。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映入人们眼帘的是常青的松柏，翠绿的古樟，挺拔的竹枝，它们像一把把张开的绿伞，顺着山势，攀坡过峡，如同绿色的大海涌向远方。山上的草木，经秋霜染过，有的叶子枯黄，万绿丛中，红枫点染，不失为一幅气势雄伟、气象万千。

　　色彩斑斓的油画。据说当年的工农红军在经过惨烈的湘江之战后，一分支转移到了这里，准备翻过大山，借道广西北上抗日。关于红军的故事，成了这里山民津津乐道的谈资。

　　仿佛是一夜之间，近七千城市知青被抛散在这个不足十六万人口县份的各个角落……湖南的“北大荒知青兵团”来了！

　　从1964年10月进入江永务农到1971年早春二月“转点”浏阳农村，我经历了整整七年的湘南农村生活，年复一年的雨打风吹将我从羸弱的少年磨炼成骨骼粗壮的青年；永无休止的艰辛劳动又让我的精神从茫然陷入到对人生的绝望。即便是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又经历了生活中那么多酸甜苦辣，但江永的那人那山那水依然清晰地在自己的眼前晃动，我的人生之旅将始终难以逃脱这段青春时期的记忆。

　　周家帮村

　　我下放的地方叫周家帮村。

　　周家帮村，宛如一幅淡淡的水墨写意画：小桥流水，一条清澈见底的浅涧穿村而过，浅涧两岸的吊脚楼错落有致地分布岸边；开阔处，青砖黑瓦、古朴幽深的清式建筑拔地而起。百多年前从广西洪杨起事时避乱到此地的几对周姓移民夫妻的后代，在这里繁衍生子休生养息。很多年来，这里的山民苗汉杂居，相安无事。

　　围着山庄，巨大的青石叠起了一道高大而坚固的石墙，显示了这里民风的强悍。

　　知青小组五男七女（分属六、七两个生产队）“驻节”在一座据说是曾为当地苗王所有的二层木制楼房里，山民称之为苗王楼。这座百年老屋，整个布局呈四平八稳的国字形，入院即可见近千平方米的庭院，楼上楼下房间共设二十余间，分别起着堂卧厨厕的作用。虽然已是日见破败，但映入眼帘的鱼池假山，雕凿精细的走廊，楠木铺就的楼面，无不显露出当年主人的尊贵。

　　进村的第一天，村里支书便告诉我们，政府会按每个知青50斤谷配给，自己种菜……配给时间约为一年。一年过去了，自然也就没有了这种无偿的“皇粮”了，生产队分多少粮吃多少粮。当地虽然拥有无穷无尽的山林，但当时并无“开发”一说，山上的树木除按申报批给山民们自用外大多用来作柴火烧了。山民们赖以生存的只有旱地和不多的一点水田。

　　山清水秀啊，散发的贫穷却令人窒息。

　　记得1965年我所在的生产队的年尾分红是，每个劳动日（即10分工，我的劳力评分是8分）1角2分，分谷不到一斤。可以肯定地说一个男知青不缺一天地干一年，非但没有进项，反而还要出钱才能买回分配给自己的口粮。那年我的母亲寄给我20元钱，才得以将自己的口粮领了回来。

　　刚开始给家里写信，总是挑好的写，免得母亲担忧，到最后自己饿得也没了兴趣写信了，一次给家里写信只写了两个字：我饿！

　　如果要我来解释何为“乌托邦”式的生活？我就会说，下到周家帮的知青前两年的生活就是“乌托邦”。在知青群落里，无论劳力的强弱，无论男女性别的差异……只有“公平”二字，大家吃大户。谁的家里寄来了钱物，其所有权自然是“一切权利归农会”，于是，那点可怜的钱或吃的东西便成了知青们的“牙祭”。很多年过去以后，母亲听说这类“牙祭”的故事，总是泪眼涟涟唏嘘不已。

　　当太阳从山脊露出脸来，我们已经在田间做完了早工；当黑幕早将夕阳吞没，我们才收拾好农具借着水田反射的白光疲惫地回到知青组。我们标准地执行着古老农家的那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时间作息表。年轻人的心总是容易遗忘苦恼的。

　　回到自己的住地，这些青年男女们仿佛又像换了个人，整个苗王楼会被年轻人的活力抬起来。小提琴手小仇急不可待地将那优美的琴声奏起，一曲激越绵长的《命运》会让大家热血沸腾，精神振奋；最搞笑的要数冯大汉，总爱来一段粗鄙的荤段子，令几个女生红着脸跑开。往往在晚上十点多，我便沉静下来，将一天的疲劳和烦恼寄托到笔走龙蛇的书画中。虽然感到极度的疲劳，有时仍然会想起城里的书法老师对自己的殷殷嘱咐。

　　有人讲：人生有时又像一头马，一头骠悍野性的马，每个骑手都想驯服它。凭着自己的年轻，我也在幻想着驯服这匹“马”。

　　大山里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树木。下到深山里面的一些知青，有的无师自通地学做起了木工。赶墟时，只见他们男男女女知青肩扛手提，从山里弄出来各色家用木制品，有饭桌、箱柜，甚至还有淘盆、水桶。反正木材不要钱，一通烂便宜的销售，居然也能够弄几个油盐钱。

　　我特别佩服他们其中一位，号称“木匠王”的廖哥。此人个性倔犟，狂傲不桀，脑子却特别聪明，从小就喜欢摆弄机械零件、几何图形什么的。他做出来的箱柜严丝合缝如同一块整木挖出，平整光洁如同一件精巧的工艺品，令人观之钦佩不已！

　　我也受到了启发。我的自学木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我那时学的木工技术在一定时期还给知青小食堂解决了部分油盐菜蔬钱，为此，我不能不感谢艰难岁月对我的这种意外的馈赠。

　　征战“鬼地。”

　　下乡前，我们在知青学习班就被告之下乡后的几项任务：一、访贫问苦，改造世界观；牢记血泪仇，始知今日甜。二、充分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三、战天斗地，敢教日月换新天，努力改变农村贫穷面目。下乡后，每天都要透彻地学习和领会上述的内容。大家都是不到20岁的小青年，不免血气方刚心潮澎湃，深感改造社会的重大责任不容有失，否则有负革命领袖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大家摩拳擦掌四处打探，看有否凭我们的知识可以改造的地方。很快，我们发现这里的情况是地少人多，特别是水田少。这可是个大问题！于是，大家雄心勃勃地找到大队周书记，提出要改造靠山根阴河那片沼泽地，要让这片废地变成良田！周书记听后，却皱紧了眉头，他不同意我们的“革命行动”。他说：“那块地祖祖辈辈都种不得谷，你们去了也是空的哩。再说还是块鬼地，人去不得啊……”大家的积极性正空前高涨，谁也不听他的，一个劲地要去“捉鬼”！周支书自然抵挡不住我们的“革命积极性”，答应派我下乡时拜的师傅六苟和一位回乡知青昌武带着我们去征战“鬼地”。

　　已经是三九天了，冰凌子长长地挂在人家的屋檐下，人哈一口气只见一团白雾。

　　我们大队男女知青36个人赤着脚，裤腿卷到了膝盖，背着长齿耙和锄头，在六苟的带领下，开始向“鬼地”进军。

　　改造“鬼地”谈何容易！上千亩的沼泽地沿山根绵延十几里，上面长着芦花、刺木，一层厚厚的草科植物盘根错节地“盘踞”在稀泥上……有的地方根本不能站人，人如陷进去，真有“灭顶”之灾。据六苟说，他有个侄子到此处养牛，先是牛陷入泥内，侄子赶去救助也一同陷入。待六苟几个人带着梯子绳索赶来时，沼泽地已是人牛不见踪影，沼泽归于一片静寂。从此当地的山民再也不敢近前。这里成了一片神秘的“鬼地”。

　　几经研究，我们改造“鬼地”的措施有两条：一是选择好的地段，将泥面上的各种植物砍伐清除并开出水渠；其次是“换土”并加撒大量的石灰以增强其土垠的板结性和可耕性。

　　当我的双脚踩进那冰冷得刺人骨髓的稀泥中，我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这沼泽地刺骨的寒冷还是其次，最要命的是在浅浅的泥层下排满了一种坚硬而锋利的“铁梨刺”！这种东西在下面连成一片，时续时断，有的刺甚至是垂直生长的，被它刺中，可一穿而至脚面。我们的垦荒大战仅进行半天即有两名女知青因脚被刺伤而血流不止，但她们稍加包扎又加入了战斗。不幸的事终于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看到左边一片沼泽，既平整又少芦草，便兴奋地邀冯大汉赶过去，挥动长齿耙……又挑些田泥来掺和在面上。我俩干到下午，已经整理了五分多田。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右脚掌一阵撕裂般地疼痛。不好，我踩到“铁梨刺”了……说话间，我跌坐在泥里，脚根本拔不出。大汉见状，急忙在泥里挪动，赶到我身边。昌武也赶忙用两只手搂着我的身体。扒开泥一看，一根硕大的“铁梨刺。”

　　已如一根钢钉将我的脚钉死。我的右脚已被贯通，鲜血不断地从脚面的洞口涌出……我的眼泪也痛出来了。“小张，别急，只有慢慢拔。”大汉一边安慰我，一边慢慢地用弯刀将“钢钉”周围的根蔓斩断，小心地抽出我脚下的“钢钉”。因为天冷人又未动，脚流的血与沼地的水混在一起结成了一层红色的冰块……

　　这块“鬼地”经过我们十多个人一个多月的战斗，终于被彻底征服了（除实在无法开发的外）从外形看，百亩垅垅相接，错落有致，让人想象这里稻花飘香的丰收景象。

　　然而，春耕时节我们牵牛荷锄准备在鬼地耘田时，眼前的一切却让我们傻了眼：

　　原本像模像样的“良田”在汹涌的春洪冲击下早已荡然无存，依然回复到我们改造前的模样。原来鬼地实际上就是阴河泄洪的河床，秋冬季节无雨似乎像一大块闲置的土地，春天来了，山洪暴发，这里就成泽国。一腔热血，顷刻冰消，劳神费力，徒添笑料。那一天，带着沮丧的心情，大家荷锄打道回府。

　　庚哥

　　庚哥本名杨庚。下乡后，无论男女知青，无论村里老少，均呼其为庚哥。

　　苗王楼知青组有两个人的特点大相径庭：一个是冯大汉，身材魁梧，孔武有力，但说话结巴，不善言辞；另一个则是庚哥，身体瘦弱，手无缚鸡之力，但口若悬河，上通天文，下知地理。

　　常言道没有两片绿叶是相同的，阳世上的人性格也千差百异。庚哥算是“百异。”

　　中的一个“异”人。他总有令人拍案叫绝的惊人之举。庚哥好读书。下乡后，我们这些城里哥哥喜欢串门，常三五成群流窜到其他大队知青组去玩，或是有事无事到“闹子”上去闲逛。庚哥却蜗居一室手捧一书，两耳不闻分外事，在书中寻找他的“颜如玉”，其人行踪俨如一未出山的高人。与知青伙伴闲聊时，他嘴里不时嘣出几句什么“费尔巴哈”、“美学逻辑”之类的字眼，令听者目瞪口呆，不知所云。加之，此君生一张“阴阳脸”：右脸寸“草”不生，左脸却络腮虬髯丛生。据说，古往今来的高人脸相均呈谲诡怪异，庚哥对自己的长相不独不介意……反而自以为荣，自称自己为“半边美人”！以他1962年高中毕业的不凡学历，自然使得我等仅有初中学历、小学学历的小后生仰望他如泰山北斗。大凡平日里发生诸多不懂之事即屁颠屁颠去找这位庚哥解惑，待我们如小学生似的围他坐定后，他也不推诿，从事情的“来龙”谈到“去脉”，从事情的背景谈到解决的条件。最后，如此这般，“须按我庚哥说的去做……”云云。大家皆大欢喜，心里极是佩服庚哥的分析。

　　此君还有另一大特点：好逸恶劳，也就是说，他极端鄙薄体力劳动，而崇尚脑力劳动。用他的话说：莽者，一人敌；智者，万人敌也。从小就显得愚钝的我，不懂他的那套“之乎者也”，总疑心他是找借口偷懒。

　　1966年春耕前生产队出牛栏粪，这既是后生子挑担负重“炫耀”自己本事的时刻……又是一个捞工分的好机会。那时我的肩膀虽然稚嫩，但每次挑肥总咬着牙将自己的两个筐子堆得满满的，希冀在出得门楼的那一刹那博得大家一声“好后生。”

　　的赞扬。春耕前的一次出肥，我们挑着牛肥从门楼口鱼贯而出，将盛满牛栏肥的竹筐依次摆在门楼上，让生产队会计称重计工。会计依次为大家过秤，我的担子一称有184斤，黑莉的担子竟也重达140斤。贫下中农们纷纷向我们伸出了大拇指……嗨，冯大汉挑着一担堆积如两座小山般的牛栏肥出来了。一称，顿时举座皆惊……呵，360斤！我暗暗地感到了惊讶，冯大汉真是条汉子！

　　庚哥出门楼了。只见他挑着两团小小的牛粪，脚步扭着麻花，颈项内缩，双肩高耸，看去像是三个脑袋。他“扭”到门楼上一称，又是一个举座皆惊：他的担子只有大汉的零头：60斤！

　　黑莉当即打趣庚哥：“你不如把中饭让二碗给大汉，让他连你带肥送到田里去算了！”。

　　众人一阵哄笑。

　　那时候国家已停止对我们每月50斤“皇粮”的供给了。作为知青组长的我，看到庚哥既不愿出工，劳力又弱，不免心生忧虑。担心他养自己不活，也担心他拖累大家。

　　抛撒牛粪回来的路上，我期期艾艾地说：“庚哥，你还是要多锻炼，多出工啊！”特别还将大汉作为“范例”来启发他的觉悟，“你看，大汉养自己保证没问题……”话未讲完，庚哥打断我的话：“车到山前必有路，你急什么？”

　　“……”我无言以对。

　　临走进门楼口，他突然上不着天下不接地地讲了一句：“你读过历史吧，毛主席指挥那么多战役，你几时看见他带过枪？诸葛亮只有一把鹅毛扇，哪个不是他手下败将？”

　　我愕然，只好摇摇头跟着他进了门楼。

　　以后很长的一段日子里，庚哥成为了大家照顾的对象，而他也心安理得地将自己划入了女知青这一弱势群体的范围。其实，与黑莉比起来，庚哥则更应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者。

　　有一次知青和社员去县里送萝卜（这种又大又甜的萝卜也是本地的一种特产）

　　三十多里山路，回家半途天就黑了。大家都挑着从县里采购回来的一应物什，急急地行走在蜿蜒的山道上，而庚哥挑着空箩筐却还在大口喘着气。他实在走不动了，还是冯大汉将他背了十几里山路。当然，他也没有“亏”大家，运用自己的长处―嘴巴，就在冯大汉的背上，唾沫横飞地给我们讲了一段“十二金钱镖”，大家听得乐滋滋的。

　　庚哥会讲故事，但故事当不得饭。背着他，有人在我前面数落起了庚哥。伶牙俐齿的黑莉有次跟我抱怨，一是冯大汉的饭量大，抵得两个人；一是庚哥太懒，只晓得吃现成的。如此坐吃山空，还玩得下去？建议散伙，把“大锅饭”改为“小锅饭”。我自然不同意分伙，只是好言相劝。好言相劝这一招不凑效，只好用“革命道理”塞住她的嘴巴。自此以后，倒也相安无事。

　　1967年8月的“道县大屠杀”，让我们下放江永的知青们遭遇了充满生命凶险的日子。

　　在知青群落中，有思想深邃的，立马就“预警”到此风会否刮到此地，须早作撤离准备；也有“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杀人与枪战只在电影里看过，亲身体验怕也是一种刺激，有人甚至盼望此风果真刮到这里，也好亲身体验体验那种惊险场面。他们也在作准备，不过这种“准备”却令人啼笑皆非。

　　又逢三、六、九赶集日，我和黑莉从闹子上采买点肥皂煤油等生活物什回来，见苗王楼大门紧闭，连连敲门却无人应答，细听之下似有人声，我在外面骂起来，又将大门拍得山响。少顷和平的头从大门缝际中露出，一副怪异的神情。

　　“搞什么新鲜花样！”我一边骂一边踢开门。待进到院内，却见冯大汉等几个精壮知青正如虎狼般地在捆庚哥。脚踩手紧，一条牛索子将瘦弱的庚哥捆成了一个“绣球”！庚哥在知青组年纪是最大的，劳力是最弱的。但见条条绳索勒进肉里……肩窝处还渗出点点血痕，而庚哥正龇牙咧嘴呈痛苦状却又咬紧牙关连叫“再狠点，再狠点！”

　　我大骇，疾步上前欲制止他们的“再狠点”。

　　和平却笑着拦住我，“我们和庚哥是有合同的，我们是履行合同！我们不来真的……赶集莫想吃他的肉丝面！”他接着说，“他是想体验体验一下真要被‘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捆起时，会不会喊人家叔叔伯伯告饶，会不会丢我们知青的脸哩！”

　　原来他们在搞模拟“演习”。

　　大家赶忙给庚哥松了绑。庚哥却曲着身体躺在地下回不过神来。

　　我大叫：你们这是何苦！黑莉的泪珠子都笑出来了，我却苦涩得笑不出声来。

　　庚哥，庚哥啊，你总出“鲜味”！

　　庚哥“出鲜味”的模拟演习仅仅过去五天，江永县的造反派组织就开始大打出手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不时传来了知青被捆被杀的消息，留在江永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知青们愈来愈嗅到了一种生命遭受威胁的气息，终日惶恐不安地呆在知青组，哪儿也不敢去。男孩子倒还好办点，那几个跑不动的女孩子还有体弱的庚哥怎么办？这是我最感到焦心的问题。有天，村里周三姑的儿子厚昌回来了，他在县里驻军开汽车，经常跑零陵冷水滩。我灵机一动：何不让他想想办法将这几个人带出去！主意一定，人也轻松了很多。

　　平时就和我们关系很融洽的厚昌几乎没有考虑就一口答应了我的要求，只是遗憾地告诉我他的车最多只能挤四个人。他正要在明天去零陵拉军用物资，于是说好明天一早就将车开到允山镇，要我们等着他。

　　事情顺利得令我喜出望外。我决定组里三个女知青黑莉、吴萍、杨丽菁外加一个庚哥加紧收拾行装，明天搭乘厚昌的车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当我将决定通知这几个人时，却意外地遭到了他们异口同声的反对！他们不愿丢下我们自己逃生，“要死，死在一起；要活，活在一起！”

　　我和大汉等人苦口婆心地开导这些人，竭力让他们明白：我们留下来的人是安全的，他们要留下来和我们“捆”在一起，反倒会很危险。临了，三位女知青流着泪水同意了我们的建议，她们千嘱万托地要我们特别注意安全。但是，庚哥却死活不愿走，瘦削的两手在我前面激烈地舞动，其偏狭和固执实属罕见，直令我们束手无策。时间的紧迫已不容我们再作其他的选择，只得无奈地留下了庚哥。我在泪眼朦胧中看着厚昌的车载着黑莉她们渐行渐远。

　　留下的四个人准备徒步穿越道县地域，路途中逢车爬车，还必须时刻躲避那些极端仇视知青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们的追杀。然后抵达广西泉州，爬上去长沙方向的火车，这才算我们逃亡计划成功了。庚哥留下来却成了我的一块心病，很担心他瘦弱的身子能否跟上我们“逃亡”的步子。冯大汉自告奋勇，拍胸担保他一定照顾好庚哥。庚哥却一边嘬着“喇叭筒”，一边嘟嘟囔囔地说：“还不定谁照顾谁哩！”

　　当年9月5日，我们走小路绕过县城登上了唯一与外界连接的那条公路。鉴于当时所处环境的凶险，为了安全，我们选择白天找一个地方隐蔽起来，晚上断黑就走路。一路没有碰到一部车，四人已经步行六个小时备感疲劳，想找一处地方稍事休息。行进中，在月色下突然发现公路上横着几根圆木。正自奇怪之时，斜刺里窜出几个拿枪的汉子，其中一个瘦削的汉子兀自用把手枪指着我的头。我们被突如其来的情况吓得呆住了。“你们是干什么的？”一口的当地道县话，瘦汉子将枪摆了一下。我知道讲自己是知青必遭杀身之祸，正嗫嚅着不知怎么开腔。庚哥讲话了，一口纯正的广西话，“我们是广西人，到这里来投亲靠友，没有找到亲戚。现在想回广西……”瘦汉子紧盯着庚哥那张镇静坦然的脸，不置可否地沉默了一分钟后，突然问：“身上有枪吗？”我们忙不迭地摆手，“没有，没有。不信，你们搜！”他们中的一个人上来在我们身上胡乱地摸了摸，确实没有枪。只是好奇地盯着冯大汉身上背着的那个包，一摸，像是铁器。情况顿时紧张起来。

　　他们用枪指着冯大汉，要他将包打开检查。庚哥走过来继续用广西话解释：“这是木工工具，想找点木工活干干。”说着将斧凿拿到瘦汉子眼前晃晃。几个持枪者的脸色慢慢缓和下来了。瘦汉子围着我们转了一圈后，和其中一个人咬着耳朵低语了几句，一挥手，叫我们走。

　　我只感觉背脊上透着被汗水湿透了的凉意。好险，多亏了庚哥小时是在广西外婆家长大的，那口纯正的广西话救了我们。

　　天亮了，我们在路边坐下来，商量怎么办。我们感觉这样下去，即使是晚上走仍然很危险，晚上没有车可拦；只有白天才能拦到车，而拦了车才能很快脱离道县……我们决定宁愿冒一下险也要保证速度，尽快脱离道县这块凶险之地。

　　我们决定边走边等机会拦车，最好是货车。一路上，我们还真拦了几辆车，但是司机就是不停车。要么，司机远远看见我们站在路中拦车，就将汽车加大油门凶狠地朝我们撞来，让我们落荒而逃；要么，司机将车停了，待我们准备上车时突然启动将我们抛在后面。当时兵荒马乱危机四伏啊，知道你们是些什么人？这些司机明哲保身的“绝情”自有他的道理。我们经过几次类似的折腾后已是气急败坏筋疲力尽，对拦车也没了信心。我尤其着急，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大的凶险随时可能出现。

　　这时庚哥要冯大汉将那个背包给他。他将背包放在了显眼的路中央，然后将带在身边那把破油伞撑开了。我们正惊疑间，他拍着我的肩，要我们隐蔽到路边，说了句：“叫你们上车时，动作要快！”我猜不透他要干什么，但看着他那一脸的自信，一挥手就让大汉和政哥下了路基。我们依言匍匐在路边，倒要看他演的什么独角戏。

　　远远地来了辆大货车，显然司机看到了路中央站着一个人，似乎是拦车的。车依旧风驰电掣地冲了过来，这是老办法，拦车人没有不怕死的。看着车逼近了，我的心吊了起来，一双眼死盯着庚哥。此刻，庚哥的脚下摆着一个状若炸药包的背包，将伞撑开背对着疯狂逼近的来车，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口里还悠然地吹着“打靶归来”的口哨。

　　就在我紧闭着眼不敢看眼前即将发生的惨祸时，来车在距离庚哥几米远的地方突地一个急刹车！司机一双疑惧的眼睛死盯着几米远外的那个什么包，看来他不是怕撞死路上那个打伞人，引起他真正恐惧的是路中央那个疑似炸药包的东西。我们一窝蜂似的涌了上去，攀着车厢爬了上去。我们很幸运，这是辆到泉州的空车……虽然一路上司机骂骂咧咧的声音不绝于耳，但毕竟庚哥的阴谋得逞了，毕竟我们免了劳顿之苦，毕竟让我们当晚在泉州爬上了开往长沙的煤车。

　　在浓浓的黑暗中，我呼吸着被风卷起的煤屑，听着车身下面咣当咣当的车轮声，肚子里虽是饥肠辘辘，却感觉到精神上彻底松弛了下来。再见了，梦魇般的江永……

　　在静静的思考中突然生出一种对庚哥的感激之情，想起了他临走时说的“还不定谁照顾谁哩！”那句话，自己偷偷地抿着嘴笑了起来。

　　六苟

　　当年下到周家帮时，每个知青都“拜”了个学农师傅，周六苟是我的师傅。当时的六苟比我大两岁，一口“扒牙”，面相凶恶，只是据说出身最好，属苦大仇深的雇农一类。我当时虽不乐意，自认倒霉，但接触一段时间后，却发现他是一个面恶心善的好人。2004年是江永知青下放40年周年纪念，当地政府及回城的老知青都有愿望在当年下放地江永建一座知青雕塑。作为土建专业人员的我自回城后第一次踏上了这块久违的土地。

　　到江永后的第三天赶到当年下放的周家帮村。远远地就看见了山口那株双人合抱的百年古枫，依然是那样的高耸挺拔，依然是那样的翠绿葱茏。村口一个挑柴的年轻人用一双探究的眼睛望着我，显然我的那身装束使他判断出来者应该不是本地人。

　　当年的六苟，年纪19，却吹得一口上好的竹笛。当年仍属少年的我直至今天仍很纳闷：无师自通的六苟，怎么就会将那支竹笛吹得出神入化？每当月上山坳，生产队记过那价值三五角钱的十个工分后，六苟就似乎忘了别人的存在，拎上条竹椅，去到村后的松竹林里，架起赤着的二郎腿，悠悠地吹起些或悲或喜的歌曲，倾诉着心下那过去的日子所给予他的种种复杂情感。

　　这时，我便会寻声走过去，于一旁静静地站了，望着他那骨节突兀而变了形的粗壮手指，那灵巧无比地于竹笛上滑动的指尖，时而颤动，时而滑动，莺啼玉鸣般的声音一下就在寂寞的山村里弥漫开去。他的嘴偏嘬着，轻依笛杆，时而轻输兰气，如弱柳扶风，令人心旌荡漾；时而力度突兀地吐出断音，激扬刚劲，仿如千军万马，铁骑突出。他极尽着竹笛的种种表现力，奏鸣出抑扬顿挫的高山流水之雅意。

　　六苟其实也有师傅，那是一位南京某部队著名歌舞团落难下放的笛子演奏员，叫老朱，曾经多少教过他。说来也令人难以置信，而且迄今为止我也没能猜出个头绪：这笛手其实从未手把手教过他什么音律指法，而他却于一旁把他演奏的技巧烂熟铭记于心里。不几天他自家去杨头源砍来两捆挺拔的竹子，不知演练过多少次，做烂了多少枝竹，终于才制成了能吹得出歌的“笛子”。

　　四十多岁的老朱身体瘦弱多病，分给他一天的农活总难干完。六苟年轻，也不怕人家讲他“包庇坏分子”，即使干到入夜也要帮老朱干完农活。老朱的柴禾没了……也是六苟及时为他送来，让老朱直觉得六苟是个好后生。没有两年，老朱因病去了。这支紫竹笛就是老朱临终时送给六苟唯一的礼物。

　　山村来了些从长沙下放的知识青年，内中有个姓仇的知青携了把板鸭似的怪乐器……据说这东西在国外被称作维奥林（VIOLIN）而中国则把它叫做小提琴。光是那琴弦就有四根，音域足足比六苟吹的笛子不知扩大了多少倍。不消说，其表现力也就多出来一片广阔天地。特别是那把有如剑似的琴弓，竟然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在琴弦上自由自在地翻腾和跳跃。而不像竹笛演奏，仅凭六孔七音，似乎难以与“板鸭”一决高下。六苟却是不以为意，他虔诚而怯怯地找到小仇，惑惑地去问那“板鸭”演奏指法是否与吹笛相同，小仇敛了笑容，沉静而严肃地说出来一串长长的话语：哎呀，还看不出你这“都佬倌”（乡下人）还关心这个问题哩……问题问得好。这个山冲里，能有一个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实在让我感到震惊。

　　你晓得啵？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人，在我们偌大的长沙也难找出几个。我倒是蛮愿意对你讲，音乐和乐器，都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一种历史文化的特殊现象……中国是儒、释、道哲学文化源远流长的国家，讲究的是中庸与平和。儒家主张克己复礼，释家提倡普度众生，而道家则坚持独善其身，崇尚的都是内心的自省与自制，对一切都取含而不露之态。你看，你吐气吹的那种笛子，不就是通过嘴里吹气，指闭指开而发音的么？而外国却不是这样，人家的小号、圆号和大号，都是放在嘴外去吹的，那声音就格外响亮，足以振奋起沉睡中的人们猛醒，催促起将士们奔赴战场去卫国杀敌。至于笛子和小提琴，这两者音理的区别你已是看到了，一个是简单地屈从于六孔七音的吹奏，吹出些不大复杂的，如《林中鸟》一类的乐曲。而另一个却有如斯巴达克勇士一般，驰骋呼啸于四条金属弦上，奏鸣出如《自新大陆》、《马赛曲》和《国际歌》等惊世骇俗的雄浑乐章。嘿，你也不要听了我这些话后，便就为自家眼下仅仅见识过笛子而感到懊丧和悲哀，也不要为一时见不到我讲的小号、圆号和大号而自暴自弃。其实，中国也有令我们全身心获得解放的一种乐器，这就是琵琶。你晓得白居易么？唐代的著名诗人，一曲伟大的《琵琶行》，道尽了对千载琵琶之表现力的无限赞美和自豪。

　　不啻是对牛弹琴，因为我看到六苟的眼神是懵懵的。六苟和我分手时，却对我讲了一句让我对他另眼相看的话：音乐深啊，就像大山！

　　我同样被小仇这段话所震惊。说实在的，有些话语，其含义至今我仍不敢说都已然明白。而只是从那以后我就看着六苟又跟着小仇吱吱呀呀地学起了小提琴。平心而论，一段时间后，看着六苟拉着小提琴的样子，直觉得别扭难受。况且，拉出来的曲调倒有点像吹笛子似的哀怨。我暗忖：六苟还是吹你土腔土调的笛子好……

　　六苟终于没有将琴学下去，笛子却愈见吹得悠扬动听了。

　　六苟用笛声救我的故事发生在1967年。

　　肆虐如洪的“文革”浪潮涌到了僻静的山乡后，原本民风淳朴的所在，竟然武斗频发，乡村之间的械斗借机也愈演愈烈。知青均为外来人，自然难逃此祸。一段时间来，冠名为“贫下中农法院”的造反组织对知青更是如“仇人相见，格外眼红”。桃川知青王伯明无端被杀，瓦扎湾知青集体被捆被吊的消息传来，知青组的知青惶恐不已，人人自危，总怕哪天厄运降临，无端做了冤死鬼。

　　偏生周家帮出了个“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造反分部，偏生这为头的又是那个历来与知青有很深过节的癞苟。这癞苟，说白了就是周家帮村一个人见人嫌的二流子。好吃，谁家的鸡鸭逮到就吃；贪色，村里稍有点姿色的女人看见他无不犯怵……好来事儿，丁点的事儿被他撩拨成天大的事。他也知道知青素不愿答理他，干脆将知青看成了一伙仇敌。倘若哪位知青与哪位山民稍有一点矛盾，他即上蹿下跳从中撺掇，唯恐事情搞得不大。机会来了。有次知青养的一群鸡溜进他的菜园啄坏了他刚下的菜秧子，他竟然狂暴地用扁担将鸡打死了11只。拎回家不算，还以风作邪地在知青食堂门前跳起三尺高骂娘。知青冯大汉实在忍不住，出来和他论理，竟然被他砍了一扁担。嗨，大汉可不是好惹的，身高体壮，一米八的大个……上去一个“小背”，即将这厮送到了粪坑里。当他从满满一坑的粪尿里爬出来时，脸上爬满了蛆虫，让围观的山民笑了一个小死。

　　这仇结大了。听六苟几次讲，他要用鸟铳冲死几个长沙仔。

　　县里愈演愈烈的武斗使癞苟格外兴奋，“贫下中农最高法院”造反分部在周家帮村的设立使他更加趾高气扬。因为他可以报仇了！他放话出去：长沙仔一个莫想跑，吊死他们！

　　六苟是他的本家亲，与他住在一个大屋里，总劝他莫乱搞，也时常提醒我们早作打算，别遭了他的毒手。一次六苟殷殷叮嘱了我们一席话后，复又转身附着我的耳朵低语了几句才走。

　　这几天心里感觉会出事，因此知青组剩下的几个男人总是和衣而睡。一连过去几天无事，人就疲惫了。第四日夜深之时，正自昏睡，突地耳畔响起一阵笛声，如凄厉鸟鸣，撕魂裂魄。蓦地惊醒过来，想起六苟临行附耳叮嘱的话，一激灵，鲤鱼打挺般坐将起来。摇醒大汉与和平，急促地将准备好了的简单行李拿了，蹑脚开门，融入了夜幕，开始了向长沙方向的亡命。

　　若干年后才了解到，当时癞苟已纠集了一帮人准备在凌晨动手，准备将我们弄到潇江边用马刀砍死丢入河中。多亏了六苟的笛声及时报警，否则结局实难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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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断断续续地了解到当年的实际情形，不禁为六苟后来悲惨的遭遇而感到锥心的伤痛和愧疚。那天晚上，六苟为我们吹笛报警后，不久即为癞苟参透。他碍于亲戚面子不便向六苟发作，反倒唆使几个外村同类寻了一个机会将六苟毒打了一顿。那次六苟当场被打断三根胸肋骨，口吐鲜血……

　　正是由于这老伤对六苟多年的折腾，六苟在一次偶遇风寒后便咯血不止，不到36岁即英年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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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今，造物弄人，六苟早逝；睹景伤情，笛声渺渺。

　　后记

　　岁月镌刻的是道道画痕，于是成为了一圈一圈人的年轮。这就是我吗？不是，不是的，这是风吹过，雨打过，雪飘过，冰凝过的人的生命。很多年以后，当地政府在这里修建了一座知青广场，并且为纪念长沙知青曾经抛洒过青春热血的岁月而铸造了一座知青雕塑。我的一篇应征的碑文中写道：

　　清幽灵秀，蜿蜒北去潇江；雄峻巍峨，逶迤南来都庞。寄我辈几多少年壮志，证历史无数沧桑悲壮。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患家忧，举国青年奔赴广阔天地；别亲桑梓，长沙知青落户江永山乡。雏鹰试翼万里，青春溢彩；古郡旌旗七千，壮志飞扬。知青携手乡亲，躬耕垄亩，修渠治水，改造山河，栉风沐雨相伴；意志淬火艰危，饿其体肤，苦其心志，獠烟历火，期盼凤凰涅�。

　　冠名革命，史称迁徙，是耶非耶，说与后人谈。

　　惜乎蹉跎岁月，当年农友安在？青山遗恨，绿水哀伤。逝者已已，生者戚戚，悠悠缅怀，地老天荒。

　　斗转星移，四十光阴，迟暮回首，乡情难忘。捐资兴学，修路架桥，倾情回馈，慰我乡愁。史册当记，今届政府，慨然兴建，知青广场。知青雕塑，矗立于兹。

　　年华已逝兮，壮心不已；铭心刻骨兮，望我故乡。

　　然而，知青雕塑建成了，仍然是无字碑。历史无言，我亦无言。

　　作者简介

　　张健夫，长沙市人，生于1947年。1964年初中毕业下放到湖南省江永县红旗公社周家帮大队。1972年回城，历尽艰辛，从事多种职业，嗣后在雨花区任技术干部……现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