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与任何人谈好任何事

第五章 怎样与有困难、难打交道的人交谈

　　即使最善于应酬的人对下列情形也束手无策：（1）被一个无聊讨厌的人拉着去和他一家到遥远的黄石森林公园旅行，他一路上只会反反复复唠叨一件事，一整天和他在公路上赶路，或者（2）一个酒鬼眯缝着一只眼盯着你，大吼大叫：“你以为你小子真是机灵，别跟我耍小聪明”或者是（3）一位面容憔悴的夫人，她的丈夫已另觅新欢去了，她要你作为朋友听她倒一肚子苦水。

　　我会给碰上这类倒霉透顶的事情的人们提一些忠告，但我不敢肯定它一定管用。到处都会有一些伤脑筋的人和一些值得同情的人，他们也许如此可恶和可怜，你简直无话可说。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为了感情，我们越来越需要别人对自己产生同情和友情。当一个人感到完全孤立时，就最容易发生自杀这种事情。

　　此外，一旦碰上这些人和这些事时，热情和帮助就变得尤为重要，会使我们显得可爱和富有魅力。一个带着好意而又足智多谋的人突然出现那些遭困厄的人面前，他当然会成为一个让你神魂颠倒、感激涕零的客人；他们也需要自助，尽可能地自我奋斗。当人们陷入了顾影自怜和凄凉寂寞的境地时，毕竟会感到枯燥乏味，但他们往往不能自拔。因此现在和今后我们要做的事是，坐下来，听，倾听，凝神倾听。在人生的旅途中，你做了你应该做的事。

　　对新近丧亲者

　　在艾森豪威尔将军去世不久，我来到乔治亚州的奥古斯塔城，对他的遗孀玛咪·艾森豪威尔进行访谈。当我问她要谈些什么，艾森豪感尔夫人断然回答，“那些幸福快乐的时光”。那段时间她还忍受着咽喉炎的煎熬，她担心人们会怜悯她，认为是她彻夜嚎哭引起来的。她不想要人们可怜她，我想这是大部分新近丧亲的人的真实心态。在丧亲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的自我控制力会很脆弱。怜悯往往把丧亲者的这种自制力搞垮了，弄得他们就像赤身裸体那样困窘不堪，为丧失自制而悔恨交加。

　　埃塞尔·肯尼迪是另一位很有见识的坚强寡妇。在把丈夫的遗体从纽约运往华盛顿的长途火车过程中，她曳着拖地长裙带着微笑四处问候，和送葬者开玩笑。她说希望大家不要和她一起悲伤——她要自己处理——这是她的意思。

　　丧礼结束不久，我带着《今天秀》节目组去访谈罗丝，肯尼迪。她已经为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送葬，我问她是什么能使她有勇气这样做。我永远不会忘记她的回答。她这样说，“我拒不失败”。

　　我的朋友凯蒂，柯尼赛·哈特，是剧作家摩斯，哈特的遗孀，她同样也有这种决不屈服的精神。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到她家作客，问她最喜欢什么，最讨厌什么。她回答：“我最憎恨的就是象什么她是一个寡妇之类的话题。它暗示怜悯，我憎恨怜悯——自怜或其它之类的什么玩意。”

　　当一个朋友刚刚失去亲人，而你又是第一次与他见面，这需要慰问他。慰问应该非常简洁和朴实，只要对发生的不幸表示悲哀就够了，然后希望朋友节哀即可。可以谈谈丧亲这件事，但不要触及容易激动的问题。问他是否要搬家，或者问丧礼中有哪些亲友参加，或者问他是否准备离开一段时间。

　　如果你找不到非常适中的话题，那么你就全部谈些不相关的事情。我们的一个朋友她的至爱兄弟死了，第二天，她在街上遇见她兄弟的一位朋友。她赶紧不再啜泣，担心这满脸泪痕和他谈话很不雅观，很不合适，但双方又无法避开。她兄弟的这位好友忧郁地看了她片刻，说，“这糟透了”。然后他迅速地告诉她，他已知道怎样解决这个社区难题的方法，让她不再困扰。他说的话，她一句也听不懂，但她为他的机智而很是感激。

　　你要善于运用自己的机智弄清楚这悲伤的朋友究竟需要什么。如果你是他的知心密友，而又刚刚丧亲，他就希望不谈任何别的东西，注意“需要”不谈任何别的东西。只谈丧亲这件事，有一条犹太谚语就是有关这种“筋疲力尽”的悲叹和哭诉的——如果你不把它倾诉出去，它就会一直堵在你心里。“倾诉吧，忧伤”，莎土比亚说，“闷在心里的悲伤不能悄悄自语，向隅而泣，大声地喊出来吧。”

　　哀伤并不全都是因为亲人亡故引起的，有些哀伤仅仅只是因幸福时光的回忆触动起来的。发泄悲愤可以情不自禁地主宰一个人，但这并不应该成为他孤芳自赏、自鸣得意的资本。有一点可以指出，我连续两次访谈艾森豪威尔夫人，我看到每当提及艾森豪威尔将军最后的岁月时，她的眼里总是充满泪水。忧伤的泪水缓解了她的痛苦，我说，“让我们回头谈谈那些幸福时光吧。”“但是，芭芭拉，”她说，“那些就是幸福时光啊。毕竟，艾克（艾森豪威尔的昵称——译者注）活着看见我们的儿子约翰的书已经出版了，他活着看见大卫和朱丽成婚，他看见迪克当选为议员，还有最重要的是，”她补了一句，大笑起来，连泪水都从眼眶溢了出来，“他活着为我们一家子弄了个这么一个破屋子。”

　　在经受过葬礼那种现场气氛和极度刺激后，悲痛还将长久地、沉重地压在心头。这没有办法摆脱，只有忍受而已。

　　当你和一个新近丧亲者在一起，就不要谈别的东西，你要去劝慰这个不幸的人，同情地去听他诉说。生活是不容易的，任何谈话不要带有喜悦色彩。即使过去多年，他仍会感激的记得，在他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同情地倾听。

　　并非所有的哀伤都是死亡引起的。人们也会因为其它原因显得伤心万分——厌倦、单调、抑郁——在他们经过外科手术，或者毫无心理准备，而婚姻破裂和刚刚失恋，或者当他们从一个生活多年、幸福快乐的地方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或者因此下岗失业而丧失了自尊，或破产倒闭，扫地出门。

　　要仁慈、宽厚，让他们告诉你他们感觉自己是多么悲惨，这个世界是多么地糟糕。不要去说服和指出他们没有什么问题。对方要是十几岁的少年，就以同情的口吻说：“是啊，是啊，清楚，我清楚”然后去帮助他们。但不要造成这样的错觉，让他们认为你和他们有相似的经历，他们为此会安慰、自满——这样他们不会因此减少兴趣，还会，希望由你来担当他们的许多负担，这种想法和做法是不公平的。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关系非常敏感，很需要策略。我相信你能做得到。

　　最后，起码对朋友而言，要让丧亲者变得心平气和、通情达理还需要一段时间。不过服丧期过了，你已经听他讲述这不幸之事有二十遍了的时候，你断定这个朋友已过分沉浸于这病态的悲哀之时，就应该转换话题了，但你不要显得太冷酷了。

　　记住艾森豪威尔夫人的例子，引导谈话，去谈那些快乐时光，或者聊些闲话，“任何人都会经历这一课，都会从中受到教益，你说这最深刻的教训是什么？”

　　还有其它的可做。在我十几岁感到很孤独时，一个朋友讲了一个关于恶作剧般人戏弄人的故事，那时在中学高年级，我沉浸在关于女人命运的长吁短叹之中。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位富翁听人们传言有四个字可以揭开生活的奥秘，但这些人仅仅知道，一个非常年老的隐士知道这四个字，但没人知道他住在哪里。这位富翁抛弃所有财产，到各地去寻找这四个有魔力的字，最后，他攀登上西藏最为雄伟、高大的山峰，这时他已筋疲力尽，身无分文，他终于看见了那位老人。这老人吞吞吐吐地告诉生活的奥秘就是——“差不多了。”

　　对残疾人

　　一位影视明星因为患上震颤麻痹症，不得不从舞台上引退，人们叫他为“发抖的瘫子”，这使他痛苦万分，他害怕被人看到自己是残障人，于是整天躲在家里闭门不出。他说：一出门是注视的眼睛，以讨厌或嫌恶的心理向他侧视的眼睛，充满对一个跛子——怜悯的眼睛、无动于衷的眼睛以及瞪得圆圆的眼睛。

　　不过也有一次非常甜蜜的不期而遇，他和一位客人在英国的一条乡村小道上蹒跚而行。他碰见一个十岁左右的学童，极为好奇地看着他。“您的腿有问题吗？”这男孩关心地问。“是的，”这人回答道。“噢，先生”，男孩说，“我很难过。”

　　这位明星发现，这种率真的以心换心的坦诚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残疾人经过一段时间可以对生理上的折磨习惯地忍受，但对由此引起的心理困窘而几乎不堪忍受。

　　当和一个残疾人谈话时，记住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仅仅是身体上有些缺陷而已。不要主动去帮助他，除非他要求，不要心里不安，谈话不要带着严肃、凄惨的语调。

　　许多残疾人实际非常诚挚、非常友善，他们非常希望你和他在一起感到轻松自在。我记得哈罗德·肯尼兹，这位年轻的双目失明的哈佛大学生，一九六九年，他在百老汇大剧院成功地主演了《浪荡的女人真快活》一剧。我带着《今天秀》节目组前来访谈，他火热的激情让我心醉神迷，为之倾倒，结果抛弃了以前所有的同情、怜悯的想法。漂亮地完成了这场访谈。

　　《今天秀》专门的美食权威罗伊·安德烈斯·德·格鲁德，他是一个快乐热情的人，烹调技艺极为高超，可偏偏碰巧他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他在摄像镜头前示范表演烹饪时，我总是和他在一起。这样我们之间有一个实实在在的麻烦问题。我问他平常喜欢怎样去做：当离开座位时，他是希望拉着我的手臂，还是愿意我拉着他的手臂？他宁愿拉着我的手臂。他做起来更顺畅自在。因为他不可能看到助手打手势暗示他，我就触摸他的手臂表示他还有多少时间，与节目过程合拍。在摄像机前，我对他说，“我已经把您咖啡放在您的左手边了。”

　　这一切都那么简单和省事，以致于我们大部分观众没想到罗伊是个盲人。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个残疾人，也不希望大家把他当作残疾人。而这两个效果都达到了，对此他深感满意。

　　也许下面的一个访谈，是我在《今天秀》里面最困难的一次访谈，我的这位嘉宾，是个青年人，叫罗伯特·斯密斯达斯，他既聋又哑，但他却是一个卓越非凡的人，他是自海伦·凯勒以来又一个获得硕士学位的双重残疾人。他已更进一步，甚至已获得了博士学位，现在正帮助教育其他那些又聋又哑的人们。

　　我们这样进行交谈，当我说话时，他把拇指贴在我的嘴唇上。他如此敏感，他能借助嘴唇的嚅动而读懂别人的话。在访谈前，他的同事告诫我不要以困窘或怜悯的态度对待他，我先和他“聊天”，让他感到轻松自在为止，然后我开始问他许多关于他的个人生活的问题，如何克服这种双重残障而取得非凡的成就，我发现他希望我问这些问题……希望公众了解这一切。

　　在访谈结束时，我问他，他最希望大家了解的是什么，他回答，“请大家明白，我们残疾人并非怪物，要让我们感觉是正常人就够了。”

　　在大多数情况下，你拿不准该怎样做，那就先看残疾人怎样去做。让他引导话题。在你们关系还不熟络时，他也许只愿谈些平常琐事，也许待他了解你了，会向你叙说他的烦恼和折磨。这由他来选择，不要由你去选择。

　　作为《今天秀》主持人，我曾访谈梅塞德斯·麦考布里奇，我向观众介绍她，她是一位优秀的演员，过去曾是一个酒鬼。“并非过去是一个酒鬼，”她断然地修正道，“现在还是一个酒鬼。”她开始动情地独白起来，她讲述酒精中毒，诉说自己痛苦而漫长的挣扎，我从头到尾没有插一句嘴。她在电视上一直讲完到节目给定的七分钟，作为收场，这时我才又一次开口说话，“谢谢你，麦考布里奇小姐。”大量观众的来信证实了我的感觉，这次“访谈”是《今天秀》最让人难忘的访谈之一。

　　最后，我给的最好忠告是对残疾人要真诚，那意思是说你承认他有残疾，要去适应他。但不要把残疾看得比他本人还重要。

　　对残疾人的亲属

　　当你遇到残疾人的亲属，绕开有关他的残疾女儿或残疾丈夫以及其它任何亲属的话题，这无疑是明智的。如果他们不自己主动提起家里的残疾人，那么最好避开此类话题。无论怎样，你要是认为这样做仅仅只是好奇而已，没有了不得的，那么你这样触及别人的隐痛，那还是太冒昧了。

　　现在，人们已能以开明的态度对待这些问题，他们不再把家庭中的精神病患者或智力低下的人看作不能提及的话题。多少年来，人们对外貌畸异或行为奇异的亲属感到紧张、羞耻，他们把这些受害者藏进小阁楼或者塞给福利院，这样，亲属可以假装他们并不存在。作为一个勇敢的表率，约瑟夫·肯尼迪和罗丝·肯尼迪打破和驱散了古代的迷信和歧视，他们拒绝去掩藏他们智力迟钝的女儿。前副总统赫伯特·汉弗莱和他的妻子不仅接纳了智力迟钝的外孙女，而且对外孙女很珍爱。

　　玛丽尔·汉弗莱在《今天秀》节目里向我谈起这个小女孩，她并不困窘或伤心，这让每个人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当我问起这孩子，汉弗莱夫人回答，“噢，她很好。我和她到魏佛里去，我们和孙女一起在湖上玩耍，薇克耶去年就知道怎样去游泳了。她现在巳成了一个有修养的大姑娘了。她才七岁半，就会看书了。因此，她的前途不可限量。做得太好了。”

　　我钦佩她的率直是有特殊原因的，因为最近我才与人提及我那智力迟钝的姐姐。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忌讳这个话题的。过去，如果有人问到这个话题，而我还只是一个孩子，我回答说我有一个姐姐，如果他们想知道得更多，我就会以敷衍了事的口吻说，她和父母亲住在一起，经常就这样把这个话题绕开去。

　　我觉得自己长大成熟了，最后我能正视这个事实，我在《今天秀》上提起了我的姐姐和她的情况，在一个访谈中顺便谈起了她的智力迟钝。我讲叙她自己怎样帮助教育那些有智障的少年，我们怎样为她感到自豪。我的姐姐在家里看到这个节目，对此甚感欣慰，或许我们帮助另一些人认识到智力有障碍的人也能为社会做些贡献。

　　但显而易见，谈论有残疾的亲属是需要个人自己决定的，是需要理智和胆量的。越来越多的人做出了和我一样的决定，大家分享他们的体验相信他们这样能减轻一些人心底的恐惧。但仍然有许多人不能让自己谈话这些话题，这我完全能理解。

　　你自己决不要谈起这类话题，如果这人在谈话中提起精神不正常的母亲或有智障的孩子，并不显得忌讳，那么你要告诉他，他如此开明地谈话这事真是不错，要鼓励他；如果更多的人不再忌讳谈论这类家庭悲剧，那么整个社会将会有爱心些和宽松一点。

　　不要太过褒扬他；他并不因此会获得一枚国会勋章。

　　对令人讨厌的人

　　让人讨厌的人喜欢多愁善感。他特别爱插嘴，对无聊之事喋喋不休，他就因为这样才令人讨厌。他的妻子会跑过来，惬意地一笑，然后询问道：“他让您讨厌吗？”

　　如果他的确让人讨厌，这或许是你的过失。“对一个人感兴趣才会让一个人变得有趣。”艾里希·弗洛姆博士如是说，我愿意加上一句，一般说来，你的谈话往往会泄露你有无兴趣的神情。

　　关注、关心这个讨厌的人；他交际的个性就是他希望成为一个赢家。沉默让他尴尬，担心没人理他，害怕如果他的话一停下，人们就对他视而不见了。因此他就咕咕咙咙个不停，自己不觉讨厌，而希望人们发现他是如此魅力逼人。

　　你可以以强调的口吻说他确实活泼有趣。他选择的话题让双方不感兴趣，那么就果断地换一个话题。这样他就不会让你厌烦，因为他不会把一个话题颠过来倒过去七十六次之多，你不去提起新话题，他是不会想到的。比如说，他会想大多数男人和女人待在一起会不愉快吗？或者，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如此在意发型——它不是性的象征吗？或者，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哪位老师对他帮助最大？

　　你还可以尝试谈论任何一个当前流行而让人兴奋的话题，这样可以让那些想占上风的人获得满足。比如一些年前，伊丽莎白·泰勒和理查德·波顿到处被人谈论。有关名人的孩子或私生子这是连一个傻瓜都会被吸引的话题，这种话题与讨厌的人讨论准行。挑选这些时髦和精彩的事情，和讨厌之人侃大山，他说的话会让你生气，但至少不会让你无聊厌倦。

　　问题是他的讲话声特别响亮，弄得你的脑袋都要炸开了，这咋办？那就降低你的声音去暗示一下。对照你的温和他会觉察自己太吵闹。当观众的声音太嘈杂时，夜总会的歌手使用的是同样的招术——他们自己的笑闹声弄得听不见歌声，之后人们会安静下来去听唱歌。

　　当办法用尽了，还控制不住那人的那张喋喋不休的嘴，那就有些绝活可用了。如果你们在一起进餐，就采用商店店员的办法，全然不顾地自顾自地点菜吃饭，但必须吃同一种食物连续这样吃三十天。他会吃吗？如果大伙有脸面的话就会问他，他愿意有脸吗？他的妻子有何脸面？他的老板呢？如果他是一个畜生，他是怎样的一个畜生呢？提醒他，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里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是如何被分开的，因为“老大哥”发现这世界上单调是最恐怖的事。他还不会停下这单调的事吗？

　　杜鲁门·卡波特有一种天赋，让他成为聚餐会上最受欢迎的贵宾：他总是对和他谈话的人抱着极大的兴趣。他始终如一地全身心地观察和他在一起的人。我们大多数人只注意到别人的外貌，但杜鲁门却留心握手的感觉，谈话的语气，服饰的细微之处。

　　我自己就领教过他那双鹰眼的厉害，我在《今天秀》节目里对他进行了一次访谈，几个月后的一天，我在本涅特·卡菲家偶然碰见了他。我抵达这场晚宴时，杜鲁门正被大家众星捧月似的簇拥着，这很正常，这群人被他弄得神魂颠倒。他突然从人群中冲出来，快步走向我。“你还记得坦吉牌珠光口红吗？”他问道。我确实用过。“当我还是一名高中生时，我经常偷偷地把它带到学校里。”我告诉他，“我愿意把它放在那里，这样我母亲就不会知道了。我怎么会忘记坦吉呢？”

　　“好了，你现在应该用它。”他忠告我。“我上一次看见你用暗色口红，很漂亮，我觉得对你很合适，最后我弄到了它。它是坦吉珠光，你必须要弄一些。”（我每个星期五去到处找寻，结果找了十周时间，也没能发现坦吉珠光口红。我带着畏惧的意味，佩服杜鲁门为我想得这么周到，细致，但他干吗不建议用瑞威龙牌呢？）

　　他这样做的原因之一，就是杜鲁门总是希望大家对他兴致勃勃，他不许自己让人厌倦。他告诉我，当他碰到了一个讨厌透了的家伙，他会问自己，“我为何如此讨厌？这个人是什么地方让我呵欠不停？”他沉思这一切，“这人应该做的而没做的是什么？他欠缺什么东西可以让我警醒？”

　　他按照讨厌之人的面相，头型，嗜好，说话方式予以精心分类。他揣摩想像讨厌之人的自我感觉，他会有怎样的一个妻子，他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他开始大声地喊出这些问题去寻找答案，在短时间，杜鲁门发现了讨厌之人讨厌在哪里，他获得了如此魅力，他从此不再会让人讨厌了。

　　对酗酒者

　　我担心我受不了那些醉醺醺的酒鬼，那些喜欢恶作剧的人也在此列。优雅得体韵社交场合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酗酒者，他们是些憎恨女性的男人。当他们清醒理智时，他们会把怨恨埋在心底。他的妻子离开了他，他的女秘书惶惶不安，他的母亲讨厌他。当他酗酒时，一谈到那些当红的女人，他就火冒三丈。当他喝得面红耳赤时，看见宴会上人群里随便哪一位事业有成的女人，就会嚷嚷起来，叫她滚开。

　　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哪种女人……”

　　凯蒂·柯尼塞·哈特在一个晚会上的表现，是我见过的最优雅得体的摆脱尴尬的一次交际手腕的表演。那天凯蒂突然露面，一个喝醉的家伙用肘拐开我，挤了过去，“噢，约翰，”凯蒂春风满面地告诉他，“你总是那样伤害我。你还记得那次在皮特家，当时……”她带着他离开，巧妙地回忆别的时候和别的聚会。

　　如果碰到酒鬼无礼的情形下，又没有一位机敏的天使替你解围，那么就喊一个人过来。酗酒者要么不再满嘴喷臭，要么叫这过来的人为你解脱困境。要试着把谈话从你的身上转到一般日常生活事项的谈话，并让酗酒者身边的人带他到更多的人的地方去。你要做的事就是尽快地离开，为了夜晚睡个好觉，离开是非之地。

　　如果是另一种情况，即酗酒者对你很重要，你的老板或者一位密友，你不能要他为此道歉，那样，你们关系就此完结了，你可以假装身体不适离开。第二天打电话给他道歉，为提前退场向他赔罪。

　　当酗酒者是位女人时，那场面就无聊乏味透顶了，要试着帮助一下。告诉她这聚会太嘈杂了，你希望她到楼上的一间安静屋子。去喝杯咖啡，问她乐意和你一起上去吗？如果她跟你去了，问她是否想睡觉，否则你只有和她长谈这一条路了。建议你找间化妆室，多谈一会儿。

　　如果她不愿离开，作为最后的办法，只有建议她身边的男人带她回家。男酒鬼缺乏自制力时，就要按上面的方法由他的妻子或一位友人带走。行事时，柔和轻松最好；鄙视或粗暴会触怒酗酒者，反而把事情闹僵。

　　对色情狂

　　首要的是，不要对他认真。除非你两次清晨都在荒僻的第六大道上，孤身一人地碰见他——你到那里究竟干什么？——你不能被强奸。我认为我们国家里有太多诸如此类的性骚扰事件。那些风度翩翩的男人都争着向一位性感女郎献媚，就好象商人在抢夺一位客户一样。在大地的那一边，欧洲人和一位美女说话时，则是用一种略快的调子悄悄低语，在美国这样有格调的人则难得一见。他的眼睛明亮清澈，而眼神却朦胧含蓄，让你感到整个房间都辉煌明亮起来。

　　这多么愉快浪漫。曾经有一个男人在你的窗口徘徊，这是怎样的一种甜蜜的忧愁，他看中了你。

　　如果你碰上的是一个喝醉的色鬼，你得承认很是没趣，不要发火，要他马上离开，不要把事情拖到明天。那就会很麻烦了；但也不要把事情闹大。

　　男人在谈吐上最大的进步就是说话善于曲折迂回，出秀出彩、旁敲侧击赢得女孩的欢心，或者，她会不高兴吗？他已有资格参加这类冒险游戏了。如果你不高兴，真的不高兴，他很可能感到惊愕和沮丧。如果你感到诱惑，或者你觉到孤单，或者你过去曾与男人发生过剧烈对抗而你又想报复，那些风流成性的家伙会获得下意识的暗示，他能更深一步地动作。然后如果到了可以动手动脚的地步，就会严重到出现少女遭强暴的事情。

　　偶尔有些色鬼、色狼简直色胆包天，居然不顾所有拒绝的表示，还不罢手。那么我建议你就威吓他说要去自杀。在一个夜晚的宴会上，一个色鬼不断用脚勾我的腿，我紧紧地盯着他的眼睛，用脚狠狠地踢了他膝盖一下，声音低低而又愉快地叫道，“你真是棒极了。我们彼此脾气都不大好。你为什么不和你太太离婚，来娶我呢？”一个花心的男人，他以后一见到你就会溜到一边去。

　　对好斗者和出言不逊者

　　进入每个交际圈子，哎呀，某些话必须说得合体又谦虚。不是这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碰到某人一开口就要发牢骚。他们喜欢这样说，“那帮反战分子这些天又在干吗？”或者，“你们这帮富人就想弄死我。”我的一位朋友出资赞助修建一幢大学生宿舍，她的一位客人问道：“你也想和那些长头发怪人一起上绞架吗？”

　　这样的谈话是不可能让人愉快、热情的。对这种人用不着浪费你的口舌；只需随便听一下他的诋毁之言，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他，他的想法真是好东西，你对他的见解很有兴趣，然后不失外交家那样的手腕和风度离开（可以用反语逗逗他）。

　　我主持《今天秀》节目，收到不少诋毁性信件，在回复这些信件时，尽管心如刀绞，我还是使用这些温和的手法。一位作家称我为讨厌的家伙、巫婆、共产党和法西斯，并向支持者们散发帖子，我向他回信，“谢谢你为我组织了一场大批判。”

　　格里·摩尔有一个更妙的回答。当诋毁者的信件署上自己的名字（这一般很少见），他回信道，“我得感激你，你应该知道这是一个疯子写的东西，你居然还让我知道你的大名。”

　　毕竟，当某人侮辱你时，你就处在一种争吵的气氛里了，你要实实在在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不失理智地为自己的见解作有力的辩护，压倒对方，你或许不能改变他的观点，但你自己会睡得更香。

　　对说三道四的人

　　当喜欢说三道四的人扯到名人身上时，就惯常嬉闹般地闲言碎语起来，反正这些评头论足的话怎么也传不到名人的耳朵里，因此没人关心名人是否真的做了那事。对我而言，有关里兹和理查德或者杰奎琳和阿里（亚历士多德·奥纳西斯的呢称——译者）的风言风语，有着不用掩饰巨大的兴趣，但也许这种传闻完全不真实。对人喜欢背后说三道四不仅道德上有问题，而且交际策略上也是个错误。因为差不多最后总是要传到那个被议论的人耳朵里。

　　当别人诋毁某人名誉时，不要保持沉默，这样做等于欺骗自己隐瞒良心。你决不会是一个旁观者：只有去停止这种谈话，你始终是一个参与者。用坚定的语气改变话题；说，“我非常喜欢琼，我确信我们中没有任何人希望她出什么问题。让我们谈些别的吧，象刚才那样的事，我已经感到很是惊讶——你现在再闲聊些什么，是男人呢，还是女人呢？”

　　我担保因此产生的谈话比开始的闲言碎语活泼有趣得多。

　　当然，当某人诽谤一个你们都熟悉的友人时，可采用同样的手法。你惊讶地看着他，然后说，“真有趣，她总是说你这人多么多么地好。”我就这样打断喜欢说三道四的人的话头，尤其后面一句话是用你听到的话在恭维那位在品头论足的朋友。

　　另外，假如你碰到某人，并听说他曾背后叫你泼妇，你应该还是显得宽宏大量。我们都曾无意说过一些冷酷、不友善的话，那并非我们的本意，由于自身原因或某种情况的紧张不安而搞出些恶作剧。有时候人们闲言碎语、东扯西拉只是他们必须弄些笑料出来和一时兴之所至。

　　如果说三道四的人是你平时喜欢而又尊敬的，那就告诉她或他，你已听到他对你的意见，你希望和他坦率地交换一下意见。也许这个误会就此澄清了，或扦这个非难是对的，你能从中学习改正。这是一种富有教益的责难。

　　你尽管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但还是有时间努力显得文明些。和琼·里维斯的交往，我得出了这个经验，在我们还没有见过对方之前，她曾让我疑惧不安，后来我们之间变得客气礼貌了，她成了我的一位朋友。她接受《纽约时报》访谈，记者请她就电视女明星的气质这个问题谈谈。在提到粗鲁女人的例子时，她讥笑地说：“我渴望把芭芭拉·沃尔特斯和杰奎琳·苏珊放到一间屋子里，看哪一个会被轰出去。”

　　命运喜欢捉弄人，我正好应影迷的要求向她写信。请她和我在NBC演播室进行一场精彩的“脱口秀”，我欢迎她到电视台来作客。她收到我的邀请信刚好是那期《时报》出版发行的前夕，尽管我们从未谋面，她还是打电话带着极大的痛苦向我道歉。

　　我回信表示并不介意，但我后来想这是“真有趣——但——她——总是——说——你——好”的计策极好的变奏。不管怎么说，琼和我两人都感到就是因为这个插曲，反而让我俩从此成为朋友。

　　我曾经在《今天秀》节目上询问斯皮罗·阿格钮夫人怎样对待责难，她丈夫遭到如此多的责难这是否让她感到困扰和惊讶。她安详而明智地回答：“你不可能令每个人都爱你。”

　　这样沉着、镇静的人并不多。约翰·林赛夫人因其热情而坦率拥有极高的威望。我问她，如果在宴席上有人把你安排在威廉·巴克利身边，你是否愿意坐下，此公在市长选举中对她丈夫极尽刻薄挖苦之能事。玛丽·林赛说：“哎呀，我先就被弄得伤风鼻塞了。”

　　对过于坦率者

　　从记者的角度看，当总统回答有关他手术的一个问题时，能拉开衬衫，展露疤痕，这是再好不过了。但是当一位熟人在鸡尾酒会上告诉你，他的父亲如何酗酒，或对她丈夫性无能感到担忧，则毫无意思。

　　从你的经验看，这应该是一个天性的流露，你应该在谈话中表示同情。然后你平静地承诺要好好地帮助她。但不要鼓励她谈这类问题，否则第二天清晨她会记恨你，因为她太过坦诚了，她会为自己的不审慎而归咎你。

　　另外一方面，你要转移话题，不要假装同情。你的不安最后会暴露心底的秘密，那样看起来显然假正经或厌弃她。你必须马上调换话题，找些下面诸如此类的话题去说，“我一直听说你是个很勤奋的人，我想每个人都是这种看法，但我更钦佩你那么细心照料你的家人和孩子。”或者说她忙里忙外看不出有丝毫倦容。也可说她是多么乐于助人，人们是多么地尊重她。

　　如果她向你所谈的秘密是有关夫妻问题或两个朋友之间的不和，千万不要去当裁判员。他们可以彼此讲和，但他们决不会原谅你。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在我和丈夫订婚后，我和丈夫准备解除婚约。一个朋友很热心地祝贺他，断定我俩并不般配。我们后来经常碰到这位朋友，但是很冷淡了。

　　告诉那位哭泣的朋友，“你们两个人我都很喜欢，但我希望你不要告诉我这些烦恼，它也让我头痛不已。”要说，“我还是不当裁判的好。我要置身事外，你们应该自己解决，而我不会失去你们中的任何一个。”

　　在二本有关贝利·罗斯的传记同时出版不久之后，两位作者都在我们的节目上露脸。其中一本传记的作者，是贝利的姐姐——波力·戈特利布，显然是非常歌功颂德的；另一本则是贝利不相熟的一位作者写的，这是本“酷评”的书，在书中称贝利·罗斯为“艺术海洋里的海盗船长”。两位作者同时在我主持的《今天秀》作客，我尝试让他们针锋相对地摆开各自的观点，唇枪舌剑，论战一场。

　　在对方对贝利进行一番特别“扎心”的酷评之后，波力哭着转向我：“芭芭拉，你怎么能够让他这样说话！你知道贝利是爱你的，他视你为女儿！你要说一下呀。”我不能违反《今天秀》的公平惯例，我站起来，不偏不倚地说：“现在是广告时间了。”

　　对满嘴脏话的人

　　在社交场合里，脏话是一种既好管闲事而又猥亵的语言。它是男人们弄出来的，但在女人中间也经常听见。我猜想女士们大概把它视作女权运动的标志，模仿喜剧大师列尼·布瑞斯的噱头，但没他那深厚的寓意。他那样做不过是让观众正视自己生活中的不雅言行，并促使大家改正。新闻界仍陷在泥坑里，私下地仍认为它是色情的体现和革命的前兆。

　　其实，这不过是实实在在地表明大伙都是哥们姐们而已，是表示自己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一种较好的方式而已。我不在乎别人偶尔吐出的一、二句脏话——它能让人下流。我只是在一边看书，这种情况在电影院中则糟多了。但要是脏话超过了十五次，我就会说，“如果你要想惹恼我，那做不到。你做得真是辛苦，尽管，你这是触犯我。”

　　（常常我还忍不住加上一句，“真别扭。”）

　　荤笑话倒是能感染我。我常笑得喘不过气来。我觉得这没什么。

　　对打电话的人

　　打电话要当机立断，你决没想到接一个电话会长得让脖子痛得受不了。要清楚地报上你的名字和你所在的公司。

　　不管你打电话是打给一位朋友，还是一个对头，或者是一个不相识的人，如果话不投机或者打错了电话了，一当确定之后，应马上挂断电话。

　　如果你找到了你要通话的人，你接着要问现在通话是否方便，他打过来也可以。这样他就能对随后的十一分钟的通话有个准备，或者为这个重要约会确定会见时间。你可以消除对方不大情愿接电话的烦恼，因为他也许正在吊床摇晃着，也许他正吃巧克力和看电影画报呢。

　　最忙的人总是要他的秘书接电话挡驾，这样可以避免浪费时间，如果秘书知道你所有要求，你就不会恼火了。跟秘书通话，要尽可能的简短。如果你作为一个客人受到邀请，或者你要送礼物或者约见他，有一个好主意是首先写一封信给他，讲明所有的细节，解释随后几天你会打电话问问他的决定。

　　在你已经确定好事务后，就停止通话，避免打扰他，感谢他百忙之中接了电话，谈话要尽量简短。

　　最后，再强调一遍，要尽量简短。

　　实战场景之一：与搭档弗兰克·麦吉恶战——针锋相对，以牙还牙

　　当萨莉·奎英不再构成威胁，而每日都在一起工作的一位男人，却让她掉进了活地狱，他就是《今天秀》男主持人弗兰克·麦吉。如果说芭芭拉曾经有一位讨厌她、不把她当回事的同事，那就是麦吉。

　　当休，唐斯决定退休，麦吉也就在1971年10月接手主持《今天秀》。唐斯主持的时期是《今天秀》繁荣昌盛、欣欣向荣的时代，对芭芭拉来说也是极为成功的一段时期。“也许在《今天秀》是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她说，“和休一起……配合得天衣无缝，完美无缺，（我们）非常喜欢彼此。我们让彼此都有面子……彼此合力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我们彼此友善”。

　　芭芭拉所说的当然不是一个那么真实的童话，不过与麦吉那种水火不容的关系相比，芭芭拉和唐斯的关系确实象身处极乐世界。唐斯为人亲切柔和，举止殷勤得体，颇具绅士风范，唐斯让人感觉是一个心里很节制的人，不像芭芭拉——不顾一切要为自己获得声誉和大众的注目。

　　“休相信自己是一位明星和偶像”，东格·西塞尔说。芭芭拉总能固执地做成某事，往往得益于休的随机应变、顺水推舟的风度。他和客人谈话时，从不在意和担心芭芭拉在场，‘让我们忘记我是主持人……你不是一个联合主持人’（在当时的《今天秀》，主角是唐斯，芭芭拉只是配角，而联合主持人是指主持同一个节目的二位主持人其地位完全相等，没有主次之分——译者注），唐斯总是这样说，实际唐斯不过暗示在场面上她和自己的地位并不相等。

　　休也很严肃认真的一面，当他感到不快的时候，他有办法让芭芭拉知道。当他心中不快时，我们知道，她也清楚。休觉得场面弄得错乱起来——芭芭拉太要强了——他愿意让斯塔瑞特和我知晓。他会说，我要改变这情况。我要领导大伙脱离这局面；我会华盛顿去对参议员们一个一个地访谈，我不需要芭芭拉到那里去。

　　总的来说，唐斯还是很支持芭芭拉的。

　　麦吉可就不这样了，他为人倔强好斗，目中无人，是全国广播公司极富天才和能力的记者和主持人，他偶尔也上场主持《今天秀》，那只是顶替唐斯去度假而已，不过他那优雅和风度让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唐斯离去时，他成了最合适的继任者。

　　在主持《今天秀》之前，麦吉就曾经和大名鼎鼎的约翰·钱塞勒和布利克林三人联合主持节目，三人接手主持《亨特利——布里克林报道》，因为布里克林的老搭档亨特利在1970年7月退休了。这种三人联合主持的方式弄得观众眼花缭乱，懵懵懂懂，结果，收视率急剧下滑。最后，钱塞勒成了唯一的节目主持人——麦吉成了芭芭拉的一个“报应”和大敌。

　　麦吉曾自嘲自己是“一个恶母狗的犟儿子，一个坏小子”，他曾如此说过，“我大模大样地闯进一间屋子，龇牙咧嘴地一笑，我期待大伙喜欢我。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我就咬他们”。

　　在电视台这个老于世故的世界里，他是一只性格乖戾的怪鸟。其形象优雅洒脱，慷慨大方，语调有如蜜糖，谈吐沉着，极富磁力。他在俄拉何马州诺曼城的一个贫穷的家庭长大——位油菜农的儿子。在那个时期，弗兰克是一个热情的社会改革者，完全没有乡巴佬的保守气味。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弗兰克常常替倒霉蛋辩护，不公正的事弄得他热泪盈眶。读高中时，一位朋友受到老师的严厉斥责，因为这位朋友居然和历史老师为南北内战争执起来，弗兰克站起来为好友辩护，提出自己的新见解，这位老师对他嗤之以鼻，他就此毕不了业，再也没能得到高中文凭。

　　在陆军服役时，他从上士降为下士，因为他指责一位青年军官。驻扎伯克利城时，他的军人补助金被剥夺，因为他居然和教官吵闹起来。在电视这一行，麦吉终于找对了地方，在这里，他可以表达他的见解，并受到雇主们的欢迎。他被派驻图尔萨城报道新闻，很快受到上司的赏识，在现场报道和采访，他风度翩翩，思维敏捷、言词犀利。

　　弗兰克受到全国广播公司的注意，电视台雇请他去报道国内刚刚开始掀起的民权运动；他是首批报道这个运动的记者——包括最早报道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和他的儿子，还有罗萨·帕克斯，那位向亚那巴马州蒙哥马利城法律挑战的黑人，这条法律规定：“黑人必须坐在巴士的后半部”。后来，他指定去采访各种社会重大新闻——从暗杀到发射太空飞船。

　　接着他来到《今天秀》，麦吉是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部那些声名显赫的记者群中最为闪亮的大明星之一。芭芭拉也很快成了另一位大明星——经过完全不同的道路——每天上午7点至9点的节目中两位大明星碰在一起，自然是火星飞溅。

　　在麦吉成为头号主持人不久，他俏皮地向一个访谈者暗示了这种磕磕碰碰，“朋友们问我，‘你什么时候把芭芭拉·沃尔特斯弄上手？’我的回答是‘从来没有过。’尽管把我们俩人关在一间屋子里也不行”。但他确实没有感到能随心所欲，颐指气使。

　　麦吉尽其所能——比如把他的手挡住芭芭拉的嘴——减少芭芭拉在节目上说话的时间。每天由他打手势指示节目开始和节目结束，他向客人首先提问题，当芭芭拉向客人问话时，他常常的插嘴进来。离开了摄像机，他难得向芭芭拉搭腔，从不和她一起参加社交宴会。他常常扔给芭芭拉一句话，简直比让人在脸上扇一耳光还难堪：“我们还是会把你造就成一名记者，芭芭拉”，他的这种说法，弄得芭芭拉四处抱怨不已。

　　双方脸皮撕破以后，芭芭拉故意轻视麦吉，把他当作黑板上写的粉笔字一抹而掉——漫不经心地从他身边走过去参加时尚的夜晚派对或者当着他的面邀请某位大人物去赴晚宴——他则拒绝去看这一切，他的眼珠转个不停，牙关紧咬。随着他们的摩擦和裂痕加大，当麦吉与人谈话时，她乱哼着不成调子的歌曲耍弄他，评判这首歌是应该如何押韵，在便笺胡乱地涂写谢谢你之类的话送给朋友，然后大声地自言自语，“我今天干得真精彩……精彩的人儿笑个不停……精彩的人儿从不疯言疯语”。

　　当摄像机只对着芭芭拉时，麦吉认为芭芭拉支撑不住局面，同时对摄像师（一般是爱德温·纽曼）发火，干脆坐在那里什么也不管了，这自然让芭芭拉更为愤恨。

　　“那一段极其让人不愉快的时期”，芭芭拉多年以后承认此事。“弗兰克在的时候，我不能参与华盛顿的任何访谈活动。他要单独一个人做。与公司总裁一起参加一个大型宴会，我们最后才算和解。我能参与访谈了，不过要等（弗兰克）三个提问之后，我才能加入谈话。”

　　受到如此荒唐而苛刻的规定，芭芭拉走掉了，开始自己罗织访谈人物，麦吉当然不能与她分享了。这又更激恼了麦吉，麦吉猛烈斥责芭芭拉的访谈是一堆废料。

　　“麦吉认为芭芭拉是个笨蛋，对她的东西不屑一顾，”简·勋柏格说，弄得芭芭拉疯狂起来。麦吉对她很是轻视。他是一个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者——完全反对妇女进入思想领域。

　　如果他做得到的话，就要把芭芭拉排斥在访谈之外；他实际上想要她从《今天秀》中撵走；他要她滚出去；他不想与她谈话，不想看见她。如果他那古怪的脾气上来了，他就想方设法让她出丑；如果他心情好的时候，就对她不理不睬。斯塔瑞特可是一个厉害的驯狮手，一个谈判大师。他要让《今天秀》运作良好，他的笼子里关着两头穷凶极恶的野兽。

　　弗兰克·布莱尔，他的职责就是每天一大清早就将新闻递送到演播室里，事隔多年，他回忆当年的情景，“当麦吉接管《今天秀》时，好家伙……一开始就要把芭芭拉管束起来。我想对此她肯定很不高兴，她不能向麦吉耍威风。他是老板，《今天秀》的头儿，不得不照办，芭芭拉憎恶这一套。他则紧紧地钳制住她”。

　　布莱尔自己也对芭芭拉有点瞧不上。“经常如此”，他说，“她向那些街头小报的记者提问……如果是她亲手指定和挑选访谈者，她会他们混在一起，打成一片，气氛弄得很是甜蜜快活。和有权有势的人在一起，那就更是如此了。她常常顾左右而言它，不去回答那些严肃问题。”朱迪丝·克里斯特，仍在《今天秀》里从事影视戏剧评论，从头到尾目睹了沃尔特斯——麦吉这场龙虎斗，觉得问题大多数“来自芭芭拉”。克里斯特认为，麦吉感到不久某一天，芭芭拉会升上来成为和他旗鼓相当的联合主持人，这让他寝食难安。

　　“弗兰克明显地讨厌她”，西塞尔说，“他不会想她会长期呆在这里。他完全仇视她，妒忌她。他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俄克拉何马人，那地方的人都很固执；一个典型西部牛仔，自学成才，把一切都抓在手上，一个电视工作狂，既不容忍错误也不允许吹牛。芭芭拉的哪一样都让弗兰克·麦吉上火——‘世界之心’——纽约城的人，高品味的拉丁街区的创立者刘·沃尔斯特的女儿。他看不惯造作、滥情和为众人瞩目的芭芭拉——一副名流作派。”

　　芭芭拉讨厌讨论自己是否真有名人作派。她告诉《主妇之家》的记者，“我爱极了成为名流。我酷爱人们都想见我……我相信我能得到这一切”。一个季度过去了，她又向《先驱论坛报》记者宣称，“我想自己成不了名人”。

　　斯塔瑞特·勋伯格和麦吉一样有大男子主义倾向，他或多或少同意麦吉的看法，芭芭拉并非他所碰到的最亮眼的记者。确实，她争强好胜，过分沉迷于自我奋斗，狂热追求那些轰动效应的新闻、那些占据头版头条的事件。芭芭拉确信自己几乎比任何主持人都做得更棒，勋伯格明白自己不能去斥责，抱怨，挑毛病，找缺点。

　　不过他仍觉得她欠缺或者根本没有眼光。抓大人物访谈，抢轰动的大新闻，是她首要的目标，这他察觉得到。潜在的欲望，隐蔽的怒火，终于惹出一大家伙麻烦。

　　她的个性让他恼火。“毫无疑问，当她干事时或者受到挫折就变得粗卤莽撞，自以为是。无论是在播音或者没有主持节目，在她的信念中缺乏耐心，”他说，“我不在意她私下发怒，但对她在大庭广众之下，当着同事和客人的面发怒，很是生气”。

　　萨提菲斯回忆起芭芭拉来到勋伯格主持的评议会上的情景，她那傲慢的口气、蛮横的态度把勋伯格和麦吉二人都惹火了。“她大模大样，满不在乎”，在场的一个成员说。她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要人把她那副大吹大擂的模样录制下来，然后她会说现在她是多么地缺乏时间。

　　但实际上勋伯格仅只选取他想要的部分。她绝对没赢得什么东西，但她将功劳全揽到自己身上，显得她是多么不得了。

　　“最大的问题是，”简·勋伯格看到了这一点，“斯塔瑞特在制造《今天秀》，芭芭拉在制造自己的事业。”

　　斯塔瑞特确是一名记者：斯塔瑞特关注社会问题，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就会热爱政治，热爱新闻，学识渊博，富有教养。他发现芭芭拉，一种非常真实的感觉，她极为俗气。她有她的事业，她有受她尊重的有权有势的人的社交圈子，一个非常狭小的圈子。

　　斯塔瑞特不会认为她会有超凡的修养，或者知识特别丰富，他发现她非常平庸。她对科学或政治的历史毫无兴趣，对世界局势也是如此。如果你现在很出名，她马上就要弄清如何能找到你，你从哪里来，你和谁睡觉，不和谁睡觉。斯塔瑞得觉得她实质上不过是一个喜欢闲言碎语的脱口秀名嘴而已。

　　当她从以色列旅行回来（也就是萨莉，奎英初次登台后的几天；实际上芭芭拉第一次到以色列），斯塔瑞特感觉她已明白（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和那帮家伙不过是在花言巧语。他们在愚弄她。她和麦吉在《今天秀》上演播，麦吉故意向她询问巴勒斯坦情况，芭芭拉知道自己不了解背景，她不知道那个地方的历史——她大发脾气，因为麦吉在妨碍她演播。斯塔瑞特喝住芭芭拉，再次向她提醒，她不是，按斯塔瑞特的话说，一个新闻记者。

　　斯塔瑞特没有就成功的以色列之行向芭芭拉贺喜，他告诉《新闻周刊》记者：“芭芭拉非常看重权力和地位。她的提问难以切中要害。她不像唐·拉尔夫那样提问严肃，也不像约翰·钱塞勒提起问来连珠炮那样紧追不舍，不过她能赢得观众。比起无人观看的惨状，我当然选择能吸引七成观众的人。”

　　另一位和芭芭拉一起工作的制片人也看到她缺乏洞察力，芭芭拉的兴趣，这位制片人观察到，“就是为自己那位了不起的父亲和服饰在卖弄风情。”

　　“我不会认为芭芭拉愿意回家，拿起一本小说去阅读欣赏。因为她的职业不会让她受到作家魔力的蛊惑。芭芭拉的兴趣在于那些政界人物，她只会为一个特殊的客人忙个不停”，这位制片人补充道。

　　简·勋伯格说她的丈夫常常为芭芭拉这也不知那也不晓而惊愕不已，她居然表示毫无兴趣去了解这些东西。

　　他有次被弄得愣愣怔怔，因为她对罗塞塔碑石（1799年在埃及尼罗河口罗塞塔发现的一块石板，上面刻有希腊文，埃及象形文字，法国天才的考古学家香波亮通过此碑石的文字解读，终于为人类弄懂象形文字，从而解开了古埃及文明之谜——译者注）一无所知，还大放厥词。芭芭拉说，‘我们何必为罗塞塔石碑乱扯谈？’斯塔瑞特象只唐老鸭，气急败坏，唾沫飞溅，‘罗塞塔碑石，可是天意呀……’算了，算了，这种料子谁管得好？芭芭拉还会说，‘我了解人们要什么’

　　尽管斯塔瑞特知道这种趋向会毁了电视这一行，但他还是必须让芭芭拉站在摄像机前，因为只有她干得好主持人这类事。如果他想邀请某位新闻人物，他完全相信芭芭拉能弄过来。

　　“再严密的封锁，她也能打开一个缺口，他完全信赖芭芭拉，”简·勋伯格说。他认为她敏捷超群，她做得真是棒透了。

　　她让斯塔瑞特惊叹不已。他总是问，‘这女人又嗅着了什么？芭芭拉又要干嘛？’回答是马上就清楚了，芭芭拉要把一切搞定才露脸。她要成为受人器重和信赖的新闻界的高手，别人弄不到手的新闻，她立马能搞到。抢眼，风采迷人，大众偶像，这就是她的生活方式，一个有威望的名人，这些她都想要，她也做得到。弗兰克，麦吉已有52岁了，他到《今天秀》之前就因骨癌住院治疗。他未向公司和手下透露任何病情。1974年4月17日凌晨，他死于睡梦中。

　　在麦吉死后的几天，公司宣布正寻找选择一个新的主持人以代替麦吉。芭芭拉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打电话李·斯蒂文斯，她的经纪人正舒适地靠在躺椅上，他又神定气闲地向公司总裁打电话。

　　斯蒂文斯说，“你在找一位联合主持人吧！”

　　公司总裁目瞪口呆。“联合主持人？联合主持人？你说什么，联合主持人？”

　　斯蒂文斯接着说，“请读芭芭拉的合同？”

　　全国广播公司不得不重新和芭芭拉签约，电视台没办法反对那位行事坦率有力的大经纪人。斯蒂文斯在以前的合约曾加上这么一条，如果麦吉离开，自动地或者其它方式芭芭拉将晋级为联合主持人。

　　至此，麦吉去世五天之后，唐·梅耶宣称，“芭芭拉将成为《今天秀》联合主持人。这是本节目第一次有了联合主持人，这也是整个电视新闻界的节目第一个女性联合主持人。”

　　芭芭拉赢得了这份工作，她稍后说，“非常严肃地跃过了弗兰克·麦吉的遗体。”

　　实战场景之二：与骇人听闻的大罪犯交朋友——有理有节，好言以待

　　在1979年的7月12日，纽约市赫赫有名的黑手党头目卡明·加兰特，被枪杀在布鲁克林。这是一个重要的新闻事件，但ABC的《今晚世界新闻》节目的制片人并未浅尝辄止，他们正试图从血淋淋的现场报道中，换一个视角，挖掘出更隐密的内容来。这项调查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是《20/20》节目的制片人罗威尔·贝格曼，他对纽约市及周边地区的犯罪组织十分熟悉，在这方面是位受人尊敬的专业能手。贝格曼常常在全国各地为新闻杂志类节目进行巡回采访，案子发生的那天，他碰巧在纽约，晚间新闻的制片人指定他对加兰特的枪杀案提出新的建议和观点。

　　贝格曼考虑了一番后，决定从采访加兰特的辩护律师着手，这可是个令人感兴趣的创意，这位律师名叫罗伊·柯亨，他的委托人中有大量的下层社会的平民百姓。

　　贝格曼想与这位凶杀事件的辩护律师谈谈“枪杀”详情，并请他推测谁会继承加兰特的纽约黑社会老大的交椅，制片人觉得这真是个好主意，就请他立即着手，想方设法地去采访到这位律师。不料这个消息传出后，全市的很多记者也照办不误，柯亨的办公室里电话铃声响个不停，他的秘书告诉每一位采访者柯亨先生有事外出，无可奉告。贝格曼使出浑身解救想去见到柯亨，但苦于手中没有柯亨的私人联系电话。突然，同事中有人灵机一动，柯亨最好的朋友中，有一位不就在我们之中么，芭芭拉肯定会知道怎样找到柯亨本人。

　　贝格曼于是急匆匆地来到大楼六楼的办公室里。“你手中有罗伊，柯亨的电话号码吗？”他气喘吁吁地问芭芭拉。

　　“是的，”她干脆地答道。

　　“他的一个黑手党当事人被人杀了，我们想去采访他。能否告诉我他的电话号码？”

　　“不行，”芭芭拉一口回绝。

　　“为什么不行？”贝格曼问道。

　　“因为这是私人电话号码。”芭芭拉轻蔑地答道。贝格曼转身来到新闻编辑室，向经理杰夫·格拉尼克大声抱怨，谁知道这位经理大人无奈地耸耸肩道，“我也没法帮你。”

　　之所以再提起这件往事，是因为它对许多ABC的新闻记者、制片人和撰稿人表明，芭芭拉在他们的心目中，从来就不是一名记者，而是一位在新闻和娱乐业之间摇摆不定的名人，她比每一个人，包括其余一些新闻主持人，与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更深入广泛的交往。

　　但当芭芭拉有求于人的时候，事情又颠倒了过来。ABC报道参议院新闻的常驻记者唐·法默回忆说，有一次他被命令取消对一位参议员的采访，因为芭芭拉要去采访他。

　　芭芭拉为了得到一次采访，常常会使出浑身解数，甚至不择手段，这令她的同事和竞争同行十分厌恶。1980年共和党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芭芭拉看见克朗凯特对福特总统进行了独家采访，立即就急红了眼。她冲进CBS的小型临时投票站，在福特总统出来时拦住了总统。摄影记者戴维·肯尼勒利亲眼目睹了这一幕，他回忆道：“她苦苦哀求总统答应她再做一次专访，”噢，总统先生，你得答应我……看在原来的交情上……看在艾伦·格林斯潘的面子上。这几句话就像刻在了我的脑海里。这简直是在乞讨。我真希望自己也能变成一个令人作呕的臭娘们，因为我就缺这本事。这是一我一生中见过的最令人憎恶的记者采访。

　　但福特给了芭芭拉这次机会。

　　就在伊朗门丑闻被曝光后，芭芭拉乘座泛美航空公司的班机从华盛顿飞到纽约，在机上她认出了律师列昂纳德·加曼特，列昂纳德是前国家安全职务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的律师代理人，曾在丑闻调查中露过面。芭芭拉迅速穿过过道，来到这位律师面前，噼里啪啦地向加爱特提出了一连串问题。她的嗓门越来越高，引起了其他乘客的注意，大家都扭过身来看着他们。“你们以为她是芭芭拉·沃尔特斯吗？”加曼特对着这群观众说道，他是希望暗示芭芭拉知趣地离开。“她只不过是模仿芭芭拉而已。”芭芭拉的随从也提醒姬回到座位上去，她没加理睬。“告诉飞行员，让他在空中盘旋三圈，”加曼特吩咐道，“因为芭芭拉·沃尔特斯正在工作。”

　　又有一次，她在同一位印度总理助手就采访计划的变动发生争论，其他记者大吃一惊地看着芭芭拉冲她大声嚷道：“在美国，我是头号记者！我是头号记者！”

　　在ABC，芭芭拉已被公认为一种“强权”，照她那些同事的说法，她是第一等的自以为是而又爱慕虚荣的女人。

　　到了1981年春季，芭芭拉的五年五百万美元薪水的超级合同还差几个月就要到期了，她传出话来，她对ABC新闻部的待遇并不满意，尽管她到处摆大架子，要钱有钱，要权有权，而且喝采声不断。

　　芭芭拉和新闻部经理们都面临着重大的选择，3月21日，突发了里根总统遇刺事件，制片人和编辑人员考虑到她正在度假，所以没有谁愿去通知她回来助报道一臂之力，但事件发生不久的当天下午，芭芭拉打来电话，马上被分派去对杰拉尔德·福特进行跟踪采访，她二话不说就马上动身了。结果她的采访播出后，得到了一致好评。芭芭拉的经纪人李·史蒂文斯告诉阿利奇，他想要他的委托人不再续约。

　　就在局面僵持不下时，芭芭拉四处放风说，ABC的竞争对手许诺给她如何如何好的待遇。芭芭拉对ABC的最大抱怨，就是她从晚间新闻的联合主持人位置上被撤下来后，她就一直没有一个固定的“家”可供方便使用：她也感到她对政府要人的访谈——这些访谈只有她能搞定——在新闻中允许占有的时间太少。

　　到了九月，芭芭拉终于决定留在ABC，要求在电视网中主持自己的名人访谈，遭到了拒绝，但并没影响她的最终决定。她获得了恰如经纪人史蒂文斯的描叙的“心满意足的增长”——5年合同中每年年薪超过了原来的一百万美元；她主持的特别节目由每年四个减少到三个。

　　她要为新闻部制作一个突发事件的主体节目；她和休·唐斯一起定期主持《20/20》节目——这个决定使唐斯心中十分不悦。芭芭拉对这份新的合同十分高兴。她对《见多识广》杂志记者说道：“20/20》节目拥有一个宠大的观众群，也正面临巨大的竞争与挑战，我又有机会去做商界名人和见多知广人物访谈节目了。”

　　《20/20》节目分配给了芭芭拉一间豪华奢侈的新办公室，一位制片人在办公室和芭芭拉呆了少许一会后，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得目瞪口呆。“相比之下其他的所有办公室简直太寒酸了，只有墙壁是雪白的，”他说。“她的办公室里有一张小巧的办公桌，并不很适用，房间的四面镶上了镜子，房间里摆放了丝绒长沙发。我不知道在ABC还有哪个新闻编辑的办公室的墙上镶有镜子。我走进去时就像来到了拉斯维加斯的宾馆客房。”

　　这位制片人被问及他与芭芭拉谈到一起制作热门新闻时，芭芭拉显得很有兴趣。“我看到她的办公室四壁镶满了镜子，我就自言自语道：‘我一点也不喜欢这样，这个女人不是个记者——我才不管她接受还是不接受呢。’她外出旅行采访时还带着发型师，老实说，我们外出采访时没谁会带上发型师。”

　　最初，休·唐斯就建议芭芭拉加入《20/20》节目，但不担当固定的角色，唐斯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后来他听说是计划让他一起担任联合主持人（cohost）时，就竭力表示反对。

　　“对我来说，这是不能接受的事情，”他说，“我对芭芭拉参与到节目中来一点也不反对——我们一直是好朋友……但这是一个谁也解决不了的形而上难题，联合主持节目从来就很棘手。”

　　唐斯立即去找芭芭拉，告诉她仍想独自一人主持节目；他也向节目经理表达了极不愉快的心情。最后，产生了一个折衷的方案，就是唐斯仍做主持人，掌握节目的开始和结束，负责场内及场外的人物及相关背景介绍，节目各个片断的过渡与衔接。芭芭拉的工作就是与记者就各个片断的内容进行探讨，根据现场情况适时点评在结尾时和唐斯一起作总结性交谈。

　　由于角色的分工，芭芭拉对担任唐斯的第二小提琴手没感到什么快乐。

　　“最后，不得不扪心自问，如果联合主持对两个苦恼的人真的至关重要呢”唐斯说，“很显然，如果我们找不到新的解决办法，就会冒失去芭芭拉的风险。”

　　后来在1985年，《20/20》节目进行新的改版和人员组合，芭芭拉正式升到了联合主持人的位置。

　　在《20/20》节目中，芭芭拉的“强敌”似乎是神气活现的杰拉尔德·里瓦拉。里瓦拉认为芭芭拉是一个“性感而又仁慈的暴君。”

　　“我喜欢芭芭拉，”他说。“她是显得咄咄逼人，但我总把她当作一个性感的贵妇人。我对芭芭拉的最大遗憾，就是我们从未热情相处过，她的眼界比我们更高些。”他向芭芭拉套近乎，结果碰了一鼻子灰。

　　对于《20/20》不论在什么场合，芭芭拉别无选择，她只能在她的独家新闻访谈中，对重要新闻人物的争论和处境持一种中间的立场。

　　比如在1982年4月，她抓住了对丹麦贵族克劳斯·范·布洛（ClausVonBiilow）的独家电视访谈。一个月前，布洛被指控有罪，罪名是试图蓄意谋杀他富有的名人妻子珊妮，给她注射胰岛素，使她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他随后被宣告无罪释放）。布洛被指控企图谋杀她，以便继承她的九百万美金，达到和他的女管家结婚的目的。他告诉芭芭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