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

第十一章 自我修养

　　日本人把自我修养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培养能力，一类为“圆熟”。“圆熟”的境界远高于培养能力，目的在于消灭自我监视的“羞耻感”。

　　在外国观察者眼中，一种文化的自我修养没有任何意义。人们很难理解修身养性的方法。人们为什么要麻烦自己、为什么要把自己吊在钩子上、或者全神贯注于丹田？为什么这样自苦而不花一分钱？为什么只集中训练一项苦行、毫不克制在局外人看来不是很重要而且不必加以训练的某些冲动？尤其是那些在本国从来没有研究过修养的观察家，他们来到这个对修养方法高度重视的国家，非常容易产生误解。

　　美国的自我修养的方法和传统不是很发达。在美国人看来，如果一个人在自己生活中发现了可能达到的目标，就会训练自己以达到实现所选择的目标。他的理想、良心或维伯伦所谓的“职业本能”（an instinct of workmanship）决定了他是否要进行锻炼。他可以为了成为足球运动员而接受严格的纪律；他也可以为了做一名音乐家或在事业上获得成功而放弃一切娱乐活动。他的良心让他断绝邪恶和轻率。

　　在美国，大家是把自我修养作为一项技术来学习和训练的，它不是算术，可以一点都不考虑其在特定事例中的应用。如果说在美国也有人教授这种修行，那一定是欧洲的某些教派领袖或传授印度修炼方法的印度牧师（swamis）。在美国，连基督教的圣特丽萨（Saint Theresa）或圣胡安（Saint John）所传授和实践的默想和祈祷式的宗教修行都几乎绝迹了。

　　然而，日本人却认为，不管是参加中学考试的少年，还是剑术比赛的参与者，或仅仅是一个贵族，他们除了学习和应付考试等所必需的活动之外，还都要进行自我修养。无论取得多么好的考试成绩，剑术有多高超，也无论如何周到有礼貌，他们都必须放下书籍、竹刀，停止社交活动，来进行特殊的修炼。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接受这种修行的。自我修养的术语和在实践生活中享有的地位，即使是不修行的人也会承认的。有一套相当流行的修行是讲如何进行自我克制，各阶级的日本人在判断自己和他人时经常运用这一修行。

　　日本人对于自我修养的概念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培养能力，一类比培养能力要求更高，我们称其为“圆熟”。在日本，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两者会产生不同的心理效果，具有不同的根据，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外部标志来加以识别。前者，即培养能力的自我修养，在本书中已经叙述过不少事例了。比如那位陆军军官在谈及他的士兵平日演习长达60小时、中间却只休息十分钟的事说：“他们已经知道怎么睡觉了，睡觉不是需要锻炼的活动。”对我们来说，他们对士兵的要求太极端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培养一种行为能力。这被公认为精神驾驭术，即把那些忍受一切的肉体训练认为能被意志所驾驭，他们完全不理会那些忽视健康使肉体经受损害的客观规律。日本人所有“人情”的理论都是建立在这种观念之上的，即肉体的要求必须服从于人生大事，无论人们的健康是否允许，肉体本身是否容许以及他们是否被训练过。总而言之，一个人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发扬日本精神。

　　或许这样表述日本人的观点有点太武断了。在美国的日常用语中，“不惜任何自我修养的代价”（at the price of whatever self-discipline）往往是指“不惜任何自我牺牲”（at the price of whatever self-sacrifice），而且有“不惜任何自我克制”的意思。对于训练，美国人的理论是，无论男女从小都要经过训练而实现社会化，不管这种训练是外部强加的，还是内部意识形成的，训练是一种压抑，被训练者不满于对其愿望的限制，他必须有所牺牲，而且有时会产生反抗情绪。这不仅是许多美国心理专家的观点，也是家庭中父母抚育每一代人的哲学。就因为这样，心理学家似乎分析了不少真理。孩子们到时间必须睡觉，双亲的态度使他感到睡觉是一种自我压抑。很多家庭中，孩子们每晚都要因此吵闹一番，以示自己的不满。他已经是一个被训练过的美国孩子了，他知道人必须要睡觉，但他却仍要反抗。他的母亲要他吃东西，包括燕麦粥、菠菜、面包、桔子汁等，可是，对这些必须要吃的食物，一些美国的孩子却学会了反对，他们认为，大凡对身体好的东西都不好吃。日本没有美国这种惯例，某些欧洲国家如希腊，也没有。在美国，孩子长大了就意味着摆脱了在饮食上所受的压抑。原因是大人可不必讲究对身体是否有益而吃好吃的东西。

　　然而，与西方人对自我牺牲的整个概念相比，这些对于睡眠和饮食的要求，都是微不足道的琐碎小事。父母要为孩子作出很大的牺牲，妻子也要为丈夫牺牲自己的事业，丈夫则要为一家人的生计牺牲自己的自由，这些都是西方人的标准信条。对美国人来说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自我牺牲是不可思议的。在这种社会中，人们会说父母亲疼爱孩子是出于天性。与其他社会生活相比，妇女们更喜欢婚姻生活。肩负一家生计的人从事他喜爱的工作，如猎手或花匠等，人们怎么能说这些是自我牺牲呢？社会强调要这样来解释标准信条，人们也赞成按这种解释生活，几乎没有人承认自我牺牲的概念。

　　在美国只要是为别人的事作出牺牲，这种牺牲就可以相互交换，这一点与其他文化的认同是一样的。人们把它看做是投资，期待以后得到回报；或者这本身就是对以前受之于人的等值报偿。在具有这样观念的国家，就连父子之间也是如此。儿子幼年的时候得到父亲的照顾，理应在父亲的晚年或身后回报给他。任何一件事务上的关系都是一种民间契约，它通常都要求保证对等，一方承担庇护的义务，另一方则承担服务的义务。只要双方都获利，谁也不会觉得自己所承担的义务是一种牺牲。

　　在日本，为他人服务是相互的，不仅要求等量，还要求在等级关系上要相互承担相辅相成的责任。这种自我牺牲的道德与美国完全相反。日本人特别反对基督教传教士关于自我牺牲的说教。他们极力主张，有道德的人不应把别人的服务看成是对自己的压抑。有位日本人曾跟我说：“那些你们称为自我牺牲的事情，我们做的时候，往往是自己愿意做的，或者认为就应该那样做。我们绝不会感到遗憾。无论我们为别人作出了多少牺牲，我们也不会认为，那样做的目的是提高我们的精神境界，也不认为应该以此得到回报。”日本人是以紧密细致的相互义务为核心来组织社会生活的，他们不在乎所谓的自我牺牲。他们要求自己履行义务，但传统的关于相互义务的强制力却阻碍了他们持有的自我怜悯和自以为是的感情，这种感情很容易出现在个人主义竞争的国家中。

　　所以，要想理解日本的自我修养习惯，美国人就必须对他们的自我训练（Self-discipline）进行一系列外科手术，割除美国文化概念周围缠绕的自我牺牲（Self-sacrifice）和压抑（frustration）等赘生物。在日本，要想成为出色的运动员就要进行自我修养，像打桥牌一样，绝不会把这种活动看成牺牲。虽然训练是严格的，但这也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刚出生的婴儿虽然非常幸福，却没有体验人生的能力。人只有经过精神训练（或称“自我修养”）才能生活得充实，才能获得体验人生的能力。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享受人生乐趣（only so he can enjoy life）。修养可以锻炼丹田（自制力之所在），从而使得人生更加开阔。

　　日本人培养“能力”是因为他们要改善本人对生活的驾驭能力。他们说，人们也许会在修养初期感到难以忍受，但这种感觉很快就会消失的，因为他一定可以享受中间的乐趣，否则他就会抛弃修养。徒弟要在商业上卓越地发挥作用，少年要学习柔道，媳妇要学习并适应婆婆的要求。训练的最初阶段，人们对新要求会有些不习惯，会想逃避这种修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此时，他们的父亲就会教训他们说：“你希望得到什么？想要体验人生，就必须接受一些训练；如果你放弃修养，也许会觉得愉快。但如果你陷入这种处境而受到社会的议论，我绝不会袒护你。”按照他们的说法，修养就是要去除身上的锈。它会使人变成一把锋利的刀。这是他们所希望的。

　　日本人如此强调自我修养对自己的好处，并不意味着他们在道德戒律中要求的那些极端行为不是严重的压抑，也不意味着这种压抑不导致攻击性的冲动。在游戏和体育活动中，美国人是可以理解这种区别的。为了打好牌，桥牌选手绝不会抱怨必须作的自我牺牲，也绝不会把为成为专家而花费的时间看做压抑。尽管这样，医生们说，在下大注赌钱或争夺冠军赛时，精力的高度集中与胃溃疡和身体过度紧张之间是有关系的。这种事情在日本人身上发生过。但是，由于相互义务观念的强制力以及人们对自我修养有利自身的坚定信心，使得那些被美国人看做是难以忍受的行为，日本人却可以接受。他们要比美国人有更大的胜任行为，不会给自己寻找借口，也不像我们那样经常认为是别人导致了我们对生活的不满。他们也不会因为没有获得美国人所谓的平均幸福（average happiness）而经常沉湎于自怜。他们经过训练，变得比美国人更加关注自己身上的锈。

　　比培养“能力”更高的自我修养境界是“圆熟”。西方人只靠阅读日本人所写的有关著作是不大容易理解这类修养的技巧的，它往往不被西方学者所重视。它有时被称为“怪癖”。一位法国学者在著作中认为这完全是无视常识，他说最讲究修养的教派—禅宗是集严肃的荒谬之大成。但是，我们却可以理解日本人试图通过这种技巧所要达到的目标。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日本人的精神驾驭术。

　　日语中有一系列的词汇来表达自我修养达到圆熟者的精神境界。词汇中有些用于演员、宗教信徒以及剑术家，还有些用于演说家、画家和茶道宗师。通常，它们的含义是相同的。我仅列举其中的一个词：“无我”。这是上流社会很流行的禅宗用语。它所表达的圆熟境界是指在意志与行动之间毫无障碍，纤发悉除的体验。不管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它都像电流那样从阳极放出直接流到阴极。没有达到圆熟境界的人，仿佛有一块绝缘板位于意志与行动之间。日本人称这个障碍为“观我”、“妨我”。这种障碍经过特别训练消除之后，圆熟者就完全意识不到自己正在做什么了，好像电流在电路中自由流动而没有任何障碍。这种境界就是“一点”（One-pointed），行为者的行为与内心所描写的一模一样。

　　在日本，普通的人也要努力达到这种“圆熟”境界。英国研究佛教的权威查尔斯·埃利奥特爵士（Sir Charles E1iot）在谈到一位女学生时说：

　　她来到东京某著名传教士的住处，要求做基督教徒。传教士问她原因，她回答说，因为自己想乘飞机。传教士让她说说飞机与基督教之间的联系，她回答说，她听说坐飞机需要一颗非常镇静而遇事不乱的心，而只有经过宗教训练才能获得这种心理。她觉得，基督教是宗教中最好的了，所以，她才前来求教。

　　日本人不仅把基督教和飞机联系在一起，他们还把镇静、遇事沉着与应付考试、讲演、政治生涯等都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看来，对“一点”即集中和专注的培养对从事任何事业都有毋庸置疑的益处。

　　很多文明都发展这种训练技巧，但日本人训练的技巧具有独特的特点。由于日本的修养术很多且都源于印度的瑜伽派，这就饶有兴味了。至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日本的自我催眠、全神贯注以及驾驭五官的技巧与印度修行方法的亲缘关系。对“虚灵”（心中不想）、“体静”（身体不动），以及千万遍地反复诵念同一句话和全神贯注于某一选定的目标，日本人也同样重视。日本也使用印度的术语。不过，除了这些表面上的共同点外，日本版的修养术与印度的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印度的瑜伽是一个极端崇拜禁欲苦行的教派，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从轮回求得解脱的方法。人除了这种解脱即“涅”外，再无解救之道。障碍是人的一种欲望。人只有通过饥饿、受辱和自苦才能消除欲望。人通过这些手段可以超凡圣人获得灵性，可以达到神人合一的境界。瑜伽修行即是一种鄙弃肉欲世界、逃脱人间无边苦海的方式，还是一种掌握灵性能力的方法。苦行越是极端，就越能更快地实现目标。

　　日本是看布道这种哲学的。尽管是一个佛教大国，但在日本，轮回和涅的思想始终都没有成为人民对佛教信仰的一部分。虽然有少数僧侣接受这种教义，但这从来没有影响民间的思想和习俗。在日本，人们不会把鸟、兽、虫、鱼看做是人的转世而禁止杀生，轮回思想也没有影响到葬仪及庆祝诞生仪式。轮回和涅的思想都不是日本人的思想模式，不仅一般民众没有这种思想，僧侣们也把这种思想加工改制过了，因而这种思想也就消失了。有学问的僧侣们断言，顿悟的人已经达到涅了，也就是说此时此地，松树和野鸟也都能见涅。关于对死后世界的空想从来都没有激起日本人的兴趣。他们的神话讲的都是关于神的故事，而不是已经过世的人。对佛教有关死后因果报应的思想，他们拒绝接受。在他们看来，不管是谁，就连身分最低贱的农民，去世后都能成佛。日本人把供在佛坛上的家属灵位都称为佛。没有第二个佛教国家会这样看待佛了。理解一个对一般死者用如此大胆的尊称的民族当然不会追求涅之类的艰难目标。既然一个人无论如何都可以成佛，终生使肉体受苦或试图达到绝对静止的目标的努力就没有必要了。

　　同样道理，在日本，也没有肉体与精神不相容的教义。瑜伽修行是一种消除欲望的方法，欲望是寄生在肉体之中的。日本人没有这种教义，他们不认为“人情”（烦恼）是恶魔，他们认为感官享受是生活智慧的组成部分，唯一条件就是感官享受必须为人生重大的义务作出牺牲。在日本人对待瑜伽修行方法方面，这一信条从逻辑上扩展到极端：不仅一切自虐性苦行被排除了，就连这个教派也不是禁欲主义的了。他们的悟者过的是隐遁生活，虽然被称为隐士，但通常还是能和妻子一起在风景秀丽的地方过着安逸的生活。娶妻育子与超凡圣人没有一点矛盾。在佛教的通俗教派中，僧侣是完全可以娶妻生子的。灵肉不相容的说教从不会轻易被日本人接受。由于自我修行和生活质朴才成为顿悟者，而不是因为破衣敝服、弃绝声色之娱而成为顿悟者。日本的圣者整日吟诗、品茶、观花赏月。现在的禅宗指示其信徒要避免“三不足”，即衣不足、食不足和睡不足。

　　神秘主义的修行是瑜伽哲学的最终信条，它认为可以把修行者带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日本没有这种信条。不管是原始民族、伊斯兰教阿訇，还是印度瑜伽修行者或中世纪基督教徒，尽管他们有各自不同的信仰，但推行神秘主义的修行法者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已经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体验到了人世所无的喜悦。这种神秘主义的修行法日本也有，但却没有神秘的色彩。这不意味着他们不会入定，他们也可以入定。不过，这种境界在他们看来是“一点”，而不是超凡入神。其他国家的神秘主义者说，五官会在入定时停止活动。禅宗的信徒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说，入定会让六官达到异常敏锐的状态。第六官位居心中，训练能使它支配其他的五官。味觉、触觉、视觉、嗅觉和听觉在入定时都要接受特殊的训练。禅宗修行者的一项练习是要听到无声的足音，并可以准确地跟踪足迹；或者在三昧境界中仍然可以辨别诱人的美味。嗅、视、听、触、尝都是辅助第六官，在这种境界中，人要学会使诸官皆敏。

　　在任何重视超感觉经验的宗教中，这都是例外的现象。修禅者即使在入定状态也不想脱于自身之外而像尼采描述的古代希腊人那样，要保留自己的原样，保持自己市民的名义。在日本佛教法师的言论中，有很多生动的阐述，其中高僧道元讲得最精彩。他在13世纪开创的曹洞宗至今仍然是禅宗中最大、最有势力的教派。在谈到自己顿悟的时候，他说：“我只知道眼晴横在鼻子之上……在禅的体验中并没有神秘。好比时间自然流逝，太阳从东方升起，而月亮从西方落下。”禅学著作也不承认除了培养自我修养能力以外，“入定”还能传授些别的什么能力。一位日本佛教徒写道：“禅宗并不赞同那种瑜伽派认同的冥想可以获得超自然能力的荒谬说法”。

　　就是这样，印度瑜伽派的各种基本观点被日本人完全抹杀了。日本人的限定，让人联想到古希腊人。瑜伽派的修行方法被他们理解为自我修养以求完善自身的一种方法；是一种为达到“圆熟”境界，使人和自身行为毫无间隔的方法。这是一种自力更生的训练。它的回报就在现时现地，人们可以不用多少力就能恰如其分而又有效地应付任何局面；它能把人的恣意妄为控制得不躁不乱，不管是遇到外来的人身危险或内心的激动，人们都不会失去镇定。

　　这种训练不仅对僧侣而且对武士也有益处。实际上，正是武士把禅宗作为自己的信仰。像日本这样用神秘主义的修行法来训练武士单骑作战，这在任何地方都很难发现了。从禅宗开始发生影响之时起，日本就一直如此。12世纪，日本禅宗开山鼻祖荣西的巨著就取名《兴禅护国论》，而且为了达到目标，禅宗训练了武士、政治家、剑术家和大学生。好比查尔斯·埃利奥特爵士所说的那样，中国的禅宗史上没有任何人会想到，有朝一日，传到日本的禅宗竟然会成为军事训练的手段。和茶道、能乐一样，禅宗完全成了日本式文化。人们可以设想，在十二三世纪的动乱年代，这种主张是内心直接的体验而不是从经典中寻求真理的冥思，神秘的教义流行于逃避尘世灾难的僧院中，人们却不会想到武士阶级会把它作为喜爱的生活准则。

　　包括佛教和道教在内的日本许多教派都对冥想、自我催眠和入定的修行方法作了特别的强调。这种训练的成果被其中有些教派看成是上帝的恩宠。其哲学基础建立在“他力”之上，即要靠仁慈上帝的帮助。以禅宗为主的有些教派则主张依靠自己的力量，要自己帮自己。他们常教导人们说，潜力存在于自己内部，唯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增强潜力。日本的武士们发现这种教义很符合他们的性格。无论是作为一个僧侣，还是政治家、教育家，他们所从事的这类工作都用禅宗修行法来加强一种朴素的个人主义。禅宗的教义非常明确：“禅所求者，唯在己身可发现光明，不允许有任何阻碍。除去途中一切孽障……遇佛杀佛，逢祖灭祖，遇圣剿圣。唯此一途，可以得救。”

　　探索真理的人不能接受任何间接的东西。无论是佛陀教导、祖宗经典、还是神学。三乘十二因缘教都是一堆废纸。虽然不能说研究它一点用也没有，却无法自心灵光一闪，只有灵光一闪才能让人顿悟。有一本禅语对答的书中说到弟子求禅僧讲《法华经》。禅僧讲得很好，弟子对此却失望地说：“怎么这样，我还以为禅僧蔑视经典、理论和逻辑体系呢！”禅僧回答道：“禅并不是一无所知，只是相信真知存在于一切经典文献之外罢了。你不是来求知的，只不过是问经的罢了。”

　　禅师们传授的传统训练的目的是教弟子如何求得“真知”从而顿悟。训练不仅有肉体的，还有精神的。无论是哪一种，最终都必须在内心收到效果。剑术家的修禅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例子。他必须经常练习基本击刺，但这只是“能力”的范畴，他还必须学会“无我”。刚开始，他首先被命令站到地板上，把精神都集中在脚下那块支持身体的几英寸的地板上。这块室内窄小地板逐渐上升。之后，剑术家要学习像站在院子里那4英尺高的柱子上那般。当他可以坦然地立在那根柱上时，他就获得真知而顿悟了。他的心已经顺从己意，不会再有眩晕感或摔跌的顾虑了。

　　日本的这种立柱术改造了人们所熟悉的西欧中世纪圣西蒙派的立柱苦行术，把它从一种苦行变成一种有目的的自我训练。各种肉体训练都必须经过这种改造，无论是修禅还是农村中的诸多习惯。潜入冰水或站在瀑布下之类的苦行修炼存在于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有的是为了锻炼肉体，有的则为了祈求上帝的怜悯，还有的是为了进入恍惚状态。在天亮之前站在或坐在冰凉刺骨的瀑布之下，或者冬夜用冷水洗澡三次，这些都是日本人喜好的耐寒苦行，目的是锻炼自我。求道者的目的是把自己训练成能够不受任何干扰而继续冥想的境界。当他已感觉不到水的冰冷，身体能够在寒夜凌晨也不颤抖的时候，他也就“圆熟”了。除此之外，他不讲求任何裨益。

　　同样的道理，精神训练也要适合个人。你可以向老师请教，但老师却不会像西方意义上那样教导你。弟子不可能从自身以外学到任何有意义的知识。老师与徒弟讨论，但不会温和地对弟子加以引导，使他达到新的智慧境界。老师越粗暴，人们就越认为他有帮助。倘若师父猛地打掉弟子刚送到嘴边的茶杯，或者将弟子摔倒在地，或者拿铜如意敲打弟子的指关节，弟子就会像通上电流一样顿悟。这是因为，这样打掉了他的自我满足感。这类故事曾多次出现在僧侣的言行录中。

　　一种经常使用的使弟子拼命努力而开悟的办法是“公案”，按照字面的理解就是“问题”，传说有1700个“公案”。“禅僧逸话”中说，有不少人花费7年时间来研究解决一件公案。求得合理的答案并非公案的目的。譬如“设想孤掌独鸣”，或“缅思未生儿时母”；以及“背负尸体而行者谁？”“朝我而来者何人？”“万法（万物）归一，一又何归？”等。十二三世纪以前，这些禅问曾在中国使用过。日本在引进禅宗的同时也引进了这种方法。在中国，公案已宣告绝迹，而在日本，它却成了达到“圆熟”的最重要的训练手段。禅的入门书尤其重视公案。“人生的困境隐藏在公案中”。他们说，思考公案的人就如同被赶入绝境的老鼠，或是想吞热铁球的人，想叮铁块的蚊子，他进行忘我的努力，最终，除去了横在自己心灵与公案之间的“观我”屏障，就像一股闪电，心与公案合二为一，他就顿“悟”了。

　　读了这些使人极度紧张的精神材料，如果你想要从中寻找他们全力以赴的努力所得到的伟大真理，那么你一定会觉得失望。南侯用了8年时间来思考“朝我而来者何人？”最终，他想明白了。他得到这样的结论：“说此地有一物，旋即失之矣。”然而，禅语的启示也有一般定式，以下几句问答中，我们可以窥知一二：

　　僧问：“如何才能逃避生死轮回？”

　　师答：“是谁束缚了你？（就是是谁把你绑在轮回上的？）”

　　他们说，中国有一句有名的俗语，就是“骑牛找牛”。他们要学的不是织网，而是如何使用那些捕捉鱼兽的工具。用西方的术语来表达，就是他们学的是二难推理，两个都与主题没有关系。目的在于让人顿悟：只要打开心胸，现存手段就可以实现目标。一切皆有可能，无需借助外力，只需反求诸己。

　　公案的意义对于日本人来说，不在于这些真理的探索者如何找到真理（与全世界神秘主义者的真理是相同的），而在于他们探索真理的方式。

　　人们把公案称为“敲门砖”。“门”就装在蒙昧的人性周围的墙壁。这种人性对现存手段是否够用存在担心，总是存在幻觉，认为许多人正关注着自己，并准备发表着褒贬评论。这堵墙即日本人感之颇切的“耻感”。一旦把门用砖砸开，人就到达了自由天地，砖则因此失去了用途，公案也无须解答了。日本人的道德困境随之得以成功解脱。他们拼命钻牛角尖，为了修行成为“咬铁牛的蚊子”，最终，恍然大悟。“义务”与“情义”之间没有墙，“情义”与“人情”没有墙，“正义”与“情义”之间也没有墙。他们找到一条出路，从而得到了自由，从此就能充分地体验生命了。他们到达了“无我”的境界。他们的修养成功地实现“圆熟”的目标。

　　研究禅宗的泰斗铃木（大拙）解释“无我”为“无为意识的三昧境界”，“不着力、无用心”，“观我”消失了，人失去自身，也就是自己不再是自身行为的旁观者。按照铃木的观点，意识一觉醒就一分为二：行为者和旁观者，两者势必发生冲突。因为，行为者的我要求摆脱旁观者的我给予的约束。一旦“悟”了，弟子就发现，既没有“观我者”，也没有作为无知或不可知之量的灵体，除了目标本身和实现目标的行动外，一切都不存在。如果人类行为研究者改变一下表述方式，他们就能更具体地道出日本文化的特性。就如一个孩子，被严格地训练来观察自己的行为，关注别人的评论并据此判断自己的行为。作为观我者，他很容易受伤，一旦升华而到了灵魂的三昧境界，他就消除了这个容易受刺伤的自我，不再意识到“他在有为”了。此时，他就觉得成功地修养了自己的心性，就像舞剑术的人站在4英尺高的柱子上都可以毫无畏惧一样。

　　画家、诗人、演说家和武士都采用这种训练方法来达到“无我”的境界。他们所学到的并不是无限，而是关于有限的、清晰的、不被干扰的感受；换句话说，就是学会对手段与目标进行调整，用不多不少的恰当努力，恰如其分地实现目标。

　　就是连一点都没有被训练过的人也有一种“无我”的体验。当欣赏能乐和歌舞伎的人完全忘我地陶醉在剧情中时，也可以说这个时候他失去了“观我”。他手掌是汗，觉得这是“无我的汗”。在接近目标将要投下炸弹之前的时候，轰炸机的飞行员也渗出“无我之汗”。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他的意识中并没有作为旁观者的自我。当高射炮手全神贯注地侦察敌机时，他周围的世界就全都消失了，也同样会出“无我之汗”并失去“观我”。当人们身处这些场合，达到这种状态的时候，他们都进入了最高境界。这些就是日本人的观点。

　　上述论述雄辩地证明，日本人把自我监视和监督看做是多么重大的压力。他们说，这种牵制一旦消失，就会感到自由而有效率。美国人把所谓“观我”等同于内心的理性原则。所以他们以临危不惧、保持机智而自豪。对日本人来说，要让灵魂升华到三昧境界，忘掉自我监视的束缚，才能感觉到颈上的石枷解脱了。由此，我们看到的是，日本文化在心灵深处一再地灌输谨小慎微的原则；而对此，日本人却极力辩解并宣称：三昧境界使心理重荷消失，人的意识达到更加有效的境界。

　　对这种信条的最极端的方式（至少西方人听来如此），是日本人对“就视死为活着”的人表现出了高度的赞赏。如果把“就视死为活着”按字面意思翻译成西方语言，也许就是“行尸走肉”吧。可是，这句话在任何西方语言中都是很讨厌的。这是说一个人已经死了，在人世只留下一具躯壳，再也没有了活力。日本人讲“就视死为活着”的意思是说这个人已到达了“圆熟”的达观境界。在日常的劝勉和鼓励中，这句话被经常使用。人们鼓励苦恼于中学毕业考试的少年时，会说：就当你自己已经死了，这样就容易通过了。鼓励从事商业交易的人时，也是这样，朋友会说：就当已经死了而干下去。当一个人陷入严重的精神苦恼而看不到一线希望时，也经常怀着就当死了的决心生活。日本战败后，被选为贵族院议员的基督教领袖贸川（丰彦）在自传小说中说道：“就像是被魔鬼缠身了一样，他每天都躲在自己房间哭泣。那爆发性的抽泣已接近歇斯底里的程度。一个半月中，苦痛一直在持续，但是，生命终于获胜了……他要自己带着死的力量而活下去……他就当自己已经死了那样投入到战斗中去……他决心要做一名基督徒。”战争期间，日本军人喜欢说：“我决心就当自己已经死了，来报答天皇的恩泽。”这句话的后面还包括了一系列行动，比如出征前要为自己举行葬礼；发誓要把自己的身体变成硫黄岛上的一土；决心与缅甸的鲜花一起凋落；诸如此类。

　　“就当已死去而活着”的态度隐蔽地包含了以“无我”为根基的哲学。在这种状态中，人会消除一切自我监视，一切的恐惧和戒心也没有了。他已经死去了，也就是说不必再考虑行为是否恰当了。当死者不必报“恩”的时候，他们就自由了。所以，“我要当自己已死了那样活着”，这句话意味着要完全摆脱一切矛盾和冲突，也意味着：任何事情都不能束缚我的活动力和注意力了，我可以无所畏惧地去实现目标。我和我的奋斗目标之间已经不再有观我和一切恐惧的重荷了。以前，我奋力追求的时候，一直烦扰我的紧张感和消沉倾向也都消失了。现在的我可以为所欲为了。

　　根据西方人的说法，日本人排除了在“无我”及“就当已死”的习惯中的意识。他们所谓的“观我”、“妨我”才是对一个人行为进行判断的监督者。这明显地表明了东西方人心理的差异。当我们说一个美国人没有良心的时候，是说他在干坏事时已经不再有罪恶感了。而在日本使用同类词语时，指的却是这个人不再感觉紧张，不再受到妨碍了。同一个词，在美国形容的是坏人；在日本形容的却是好人，有修养的、能最大限度发挥能力的人，以及可以完成最困难工作、献身于无私行为的人。是罪恶感在驱使美国人行善，一个人若良心已经麻痹，就不会再有罪恶感，就会成为反社会的人。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日本人并非如此。根据他们的哲学，善存在于人内心深处，如果内心冲动可以直观地表现为行动，很自然地，他就会实践德行。于是，他想努力修行，为了“圆熟”，以求消灭自我监视的“羞耻感”。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能消除第六官的障碍，这才算是对自我意识和矛盾冲突的彻底扬弃。

　　如果脱离日本人在文化中的个人生活经验来考察他们的这种自我训练的哲学，那么你很有可能面临一个不解之谜。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那种被他们称为“观我”的羞耻感给日本人身上增添了异常沉重的压力。如果不考虑日本人教育孩子的方式，就不能弄清楚他们的精神驾驭术的真正哲学含义。任何文化的道德规范总是要通过语言以及长者对后代的态度来一代代传承下来，使其流传。如果不对一个国家的育儿方式进行研究，局外人就很难理解该国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直到本章结束，我们叙述日本民族对人生的观点时都只是从成人的角度出发的。日本人培育后代的方式将使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这些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