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等级制，战争的起因说，战时的日本急于向世界输出这一观念。他们认为，必须为建立世界的等级秩序而战，而且，这一等级秩序的领导者只能是日本，因为日本才是能够真正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唯一的国家……

　　任何文化传统中都包含了关于战争的信条。西欧各国尽管各有特色，但也在很多方面具有一些共性，比如号召全民参与的战争动员方式，局部失利时坚定信心的方式，战死和投降者的稳定比例，以及对待战俘的某些行动规则等，这些在西欧国家的战争中都是可预见的，因为即使包括战争在内，这些国家也同属于一个文化大体系。

　　日本与西方在战争惯例上的所有差异，都可以成为了解其人生观以及对人的全部责任看法的资料。我们进行研究的目的是要对日本的文化及行为进行系统的分析，至于那些与我们的信条不符合的东西在军事上是否重要，我们没有必要在意。但这其中的每一个行为却可能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提出了许多与日本人性格相关的问题需要我们作出解答。

　　日本为战争的正义性进行辩护的那些前提条件与美国的恰恰相反。其衡量国际形势的观点与我们存在差异。美国认为战争是由于轴心国的侵略所引起的。日本、意大利、德意志三国以征服的行为非法地打破了国际和平。不论是“满洲国”、埃塞俄比亚还是波兰，轴心国所占领的地方都证明他们推行的是以强凌弱的罪恶方针。他们的行为践踏了“让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的信条，或者至少是侵犯了对自由企业“门户开放”的国际准则。日本对战争起因的看法则另有不同。在他们看来，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全世界的无政府状态就不会消除。日本必须为建立世界的等级秩序而战。当然，这一等级秩序的领导只能是日本，因为日本才是能够真正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唯一的国家，日本也才是最了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的国家。日本实现了国内的和平统一，平定了内乱，建筑了公路，发展了电力、钢铁等产业。根据日本官方数字，其青少年接受公共教育的比例达到了99.5%。所以，它应该帮助落后的兄弟邻邦——中国。“大东亚”各国属于同一人种，日本应当首先把美国从世界的这一区域中驱逐出去，然后是英国、俄国，使之“各得其所”。诸国都应在国际等级结构中确定各自的位置，这样才能形成统一的世界。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探讨这种被高度评价的等级制在日本文化中包含的意义。这是日本民族自己创造出来的、最符合其口味的幻想。在日本看来，最大的不幸就在于那些被占领的国家，并不用同样的观点来看待这一理想。尽管如此，即使战败后，日本仍然认为不应该从道德上排斥“大东亚”这一理想。此外，在日本战俘中，即使是最不好战的士兵，一般也不会指责日本对亚洲大陆和西南太平洋地区所怀有的目的。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必将保持其某些固有的观念，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对等级制度的信仰和依赖。这一点与热爱平等的美国人是完全不相容的。但我们却必须弄清楚这一等级制对日本意味着什么，又有什么益处。

　　日本对胜利的希望所寄托的依据也不同于美国的通常看法。他们宣扬日本必胜，精神必将战胜物质的言论。他们说：美国是个大国，军备的确优越，但这不算什么！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他们根本没有放在眼里。日本民众从国内的一家大报纸—《每日新闻》上，读到了这样一段话：“如果我们害怕数字就不会发动战争了。敌人的丰富资源并不是在这次战争中创造的。”

　　在日本取得胜利的时候，日本的政治家、策划者以及军人们都反复强调说：“这次战争是日本人信赖精神与美国人信赖物质的较量，并不是军备之间的较量。”当日本在战争中失利的时候，他们还是反复强调：“在这场较量中，物质力量注定会失败。”在塞班、硫黄岛溃败时，这一信条毫无疑问成了很方便的遁词，然而这并不是专门为失败而准备的遁词。在日军炫耀胜利的几个月期间，它一直发挥着进军号角的功能，并且早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这一信条就已经是一个深入人心的口号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前陆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荒木大将在名为《告日本国民书》的宣传小册子中就说道：日本的“真心使命”是“弘扬皇道于四海，力量悬殊不足忧，吾等何惧于物质”。

　　与许多备战的国家一样，实际上他们也确实存在担忧。整个30年代，日本国民总收入用于军备的比例一路飙升。偷袭珍珠港的那年，近一半的国民总收入都被用于了陆海军的军备上。而只有百分之十七的政府总支出额用于民用的行政性支出。对物质军备的关心程度日本与西方诸国并无区别。然而，就像武士的佩刀只是日本道德品质的象征一样，军舰和大炮，也只不过是永世长存的“日本精神”的表面象征。

　　美国向来追求强大，而日本却一贯重视非物质资源。像美国一样日本也开展增产运动，但其增产运动却基于一个独特的前提。他们认为精神就是一切，是永存不灭的。物质虽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但却是次要的、短暂的。日本的广播电台经常鼓吹：“物质资源是有限的，不存在千年不灭的物质，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这种对精神的信赖原封不动地被应用在战争中。日本的战术手册中有这样一句口号：“以吾等之训练对抗敌军数量之优势，以吾等之血肉对抗敌军之钢铁。”这是他们传统的口号，并不是专门为这次战争而特意提出的口号。他们的军队手册第一页就印着粗体字的“必读必胜”四个字。他们的飞行员驾驶小型飞机以自杀方式撞击我军军舰，这就是精神战胜物质的无数素材。日本人把这类飞行员称为是“神风特攻队”。所谓“神风”，原是指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东征时，一次飓风使其船队覆灭，从而拯救了日本，所以称为“神风”。

　　就是在日本民间，当权者们也推行精神胜于物质这一信条。比如，当民众在工厂里劳作了12小时之后又被通宵达旦的轰炸折磨得筋疲力尽时，他们就宣称：“身体越累，精神和意志就越昂扬”，“越是疲倦，就越能锻炼人”。当老百姓在冬天的防空洞里冻得瑟瑟发抖时，大日本体育会就通过广播指挥大家做御寒体操，并宣称这一体操不仅可以代替取暖设备和被褥，而且还可以代替当时极其匮乏的为维持百姓正常体力所必需的粮食。他们说：“也许会有人说，现在食品这么缺少还做什么体操啊。这是错误的。食物越是匮乏，我们越是要采取其他方法来增强体力。”这也就意味着要用额外消耗体力的方法来增强体力。美国人关于体力的认识，总是通过了解昨天的睡眠是否有8或5小时；饮食正常与否；有没有感到寒冷等状况，然后再计算可以消耗多少体力。日本人却认为这是物质主义，他们根本不关心体力贮存的问题。

　　在战争期间，日本的广播更是如此极端，以至于宣扬战争中精神可以超越死亡这种生理上的现实。一家广播电台就曾报道过一个英雄飞行员战胜死亡的神话：

　　空战结束后，日军的飞机分三四架小编队飞回机场。在第一批回来的人中有一个大尉。从自己乘坐的飞机走下来后，他站在地上，通过双筒望远镜注视着天空。他一架一架数着部下返回的飞机，脸上略带苍白，但神色却十分镇定。当他看到最后一架飞机返回时，他写完报告就向司令部走去。他到了司令部，向司令官汇报了情况。一汇报完，他就立刻倒下了。当时在场的军官们赶紧跑上前，但他早已经停止呼吸了。检查后，大家发现他躯体已经冰凉了，胸口带着致命弹伤。一个刚断气的人的身体不可能是冰冷的。然而大尉的身体像冰块一样凉透了。他肯定是早就死了，支撑他做完这次汇报的是他的精神。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正是已逝的大尉所怀有的强烈责任感创造了这样的奇迹。

　　显然，美国人肯定会认为这只是一段捏造的荒诞奇谈。但是，受过教育的日本人是不会觉得这种广播可笑的。他们确信，日本的听众肯定不会把这看做是荒诞无稽的故事。他们首先明确的一点是这个广播用事实证明，这位大尉的英雄故事是“一个奇迹般的事实”。为什么奇迹就不能存在呢？灵魂都是可以修炼的。这位大尉明显是自我修炼到一定程度了。日本人都懂得：既然“镇定的精神能够千年永存”，那为什么就不能在一位以“责任”为其全部生命的中心信念的大尉身上多停留几个小时呢？日本人对此深信不疑：特殊的修炼可以让一个人的精神达到最高境界。这位大尉已经学会，并收到了成效。

　　作为美国人，我们完全可以对日本人的这一系列极端行为嗤之以鼻，将他们的信条看做是贫穷民族的遁词，抑或是被骗者的愚昧妄想。但我们越是真的这样看待日本人，就越难在战时或平时应对他们。他们是用一系列的禁忌、排斥和一定的训练方法使这些信条渗透到日本人心中，并使之根深蒂固的。这些信条绝对不仅是单纯的怪癖。了解了这些，美国人才能理解日本人在战败时承认“仅有精神是不够的”、“企图用‘竹枪’来守住阵地是幻想”这些话的真正含义。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只有了解了这些才有可能衡量他们这番自白的含义：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工厂中，经过与美国人的精神的较量，日本人的精神力量还是不够的。如同他们在战败后所说的那样：在战争中，他们“完全是凭主观意志的”。

　　不仅是关于等级制度和精神高于一切的说法，战争期间日本人对各种事情的说法都为比较文化研究者提供了研究素材。他们奢谈安全、士气等只不过是精神准备上的问题。在遇到种种困境时，诸如城市的空袭、塞班岛的溃败、菲律宾的失守等，日本政府对老百姓所作的解释也总是千篇一律的：“这些情况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一切早在预料之中。”收音机仍在夸张地宣传着，明显是指望日本人可以继续相信他们仍然处在一个全面预计的世界之中。他们认为这样可以让老百姓镇静下来。“基什加岛（Kiska）被美军占领了，日本本土已处于美军轰炸圈之内，但是对此我们早有估计，并已经作了相应的准备。”“敌人势必会以陆、海、空三军的立体战术向我们发起进攻。我们在作计划时早就考虑到这些了。”就连那些希望日本早日停止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的日本俘虏也坚信，轰炸是不可能摧毁本土日本人的士气的，“因为他们在思想上早就对此作了准备”。在美军开始轰炸日本城市时，日本飞机制造业协会副会长在电台中广播说：“敌机终于飞到我们上空来了。但是，这是在我们飞机制造者的预料之中的，对此我们已做好了万无一失的准备，丝毫没有什么可值得忧虑的。”一切都在预料之中，万事俱备，万无一失。只有基于这一信念，日本人才能够继续坚持他们那种必不可少的观念：这一切都是我们主动期求来的，绝不是被动来临的、别人强加给我们的。我们不应认为是消极地受到了攻击，而应该认为是我们主动地把敌人吸引到身边来的。“敌人，想来就来吧。”他们决不说：“要发生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相反他们会说：“我们所期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们欢迎它到来。”海军大臣的国会演说词中引用了18世纪70年代的伟大武士西乡隆盛的遗言：“有两种机遇，一种是偶然碰到的，另一种是自己创造的。当面临极其艰难的状况时，我们必须自己去创造机遇。”此外，当美军突然攻进马尼拉市中心时，他们的报道说，山下（奉文）将军“微微一笑，得意洋洋地说：敌军现已落入我方怀中了……”“敌军仁牙因湾（Lingayen Bay）登陆后不久，马尼拉市就迅速沦陷，这正是山下将军的神机妙算，事态的发展正处在将军的部署中。山下将军的作战计划正在一步步实施中。”换言之，他们越是失败，事态的发展就越是顺利。

　　跟日本人一样，美国人也走极端，只不过走的是另一极端。美国全力以赴进行战争是为了应战。这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战争。我们遭受到了攻击，所以才要教训一下敌人。在谈及珍珠港以及巴丹半岛的溃败时，只要是顾及稳定国内民众情绪的发言人，就决不会说：“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计划中充分考虑到的。”相反，我们的官员会这样说：“这些是敌人肆意强加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给他们一点厉害看看。”美国人会调节自己的全部生活，以经常应付各种挑战，我们会时刻准备应战。而日本人则宁愿选择万事预先都安排好的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没有比未曾料到更有威胁性。

　　日本人在战争中频繁宣传的另一个主题也揭示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经常说：全世界是如何关注他们的。因此，他们必须充分发扬民族精神。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军向他们部下传达命令说，目前他们已处在全世界的注视中，必须表现出日本男儿本色。日本海军官兵有一条诫令，在遭到鱼雷攻击，被迫弃舰时，必须以最出色的姿态转移到救生艇上，否则“会被全世界耻笑，美国人会将你们的丑态拍成电影，拿到纽约公映”。这关系到全世界对他们的评价。日本人一贯很重视这一点，这在他们的文化中有着深刻的渊源。

　　在有关日本人的态度问题中，最让人关注的莫过于他们对天皇陛下的态度。天皇对他的臣民究竟有多大的控制力呢？几位美国权威人士指出，在日本整个封建时代的七百余年间，天皇一直是并无实权的傀儡首领。民众所尽忠的是那些直接统领他们的君主，诸如“大名”，以及位于其上的军事大元帅，即将军。几乎没有人关心对天皇忠诚与否。天皇只是被幽禁在孤立的宫殿中，其活动和仪式都被各种规章制度严格限制着，而这些规章制度就是将军制定的。如果一个地位很高的封建诸侯对天皇表示出敬意，这甚至会被视为是背叛。日本的平民百姓几乎无视天皇的存在。某些美国学者坚持认为，只能通过日本的历史来理解日本，天皇在老百姓的记忆中只是模模糊糊、默默无闻的，为什么却能够被拥戴起来，成为日本这样一个保守的民族重新积聚力量的真正核心呢？这些学者说：那些反复强调天皇对其臣民拥有永世统治权的日本评论家太夸张了，他们的坚持只能证明其论据的不堪一击。因此，美国二战时制定政策就没有根据要礼待天皇，反之，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可以猛烈地攻击日本近来编造的这种邪恶的元首观念。天皇是日本现代国家制度神道的核心，如果我们对天皇的神圣性发起挑战并使之摧毁，那么就会使日本的整个结构坍塌。

　　很多优秀的美国研究者对此持有相反的意见，他们熟悉日本的情况，也读过来自前线的报道或日本方面的文献。有过日本生活经历的人都非常清楚，没有什么比在言辞上侮辱、攻击天皇，更会刺痛日本人、更能激起他们的士气了。他们坚信，日本人是不会把对天皇的攻击看做是对军国主义的攻击的。一战后，他们亲眼见证了，民主的呼声很高，军国主义的名声却非常臭，以至于军人外出到东京市区时都要谨慎地换上便装。但即使是那样的年代，对天皇的崇敬依然是狂热的。那些曾在日本居留过的人士声称，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并非“希特勒万岁”的口号可比，后者与法西斯的一切罪恶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是显示纳粹兴衰的一张晴雨表。

　　日军俘虏的证词证实了上述观点。同西方的军人有所不同，日军俘虏没有接受过在被俘后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的训练，所以，他们对各种问题的回答，很明显地不统一。这种训练的缺乏当然源自于日本的不投降主义。在当时，这种状况虽然只限于部分军团和地方军队，却一直维持到战争结束前几个月。俘虏的证词值得我们重视，是因为它们是日本军队意见的横断面。这些战俘并不是因为士气低落而投降的，也没有因投降而失去了典型代表性。除极少数外，他们几乎每一个都是在受伤或失去知觉后因无力抵抗才被俘的。

　　那些负隅顽抗的日军俘虏，将极端军国主义归于对天皇的效忠。他们认为自己是在“遵循圣旨”行事，是为了让“陛下放心”而战，是在“为天皇而献身”。他们认为“天皇指引国民进行战争，服从就是我的职责”。但是，这次战争和日本未来侵略计划的反对者，也同样将他们的和平主义归因于天皇。就所有人看来，天皇乃是一切。反对战争的人称天皇为“热爱和平的陛下”，他们坚持认为天皇“始终是一位反对战争的自由主义者”，“是受了东条的欺骗”，“在满洲事变时，天皇就表示反对军部”，“战争是在天皇不知情或未许可的情况下发动的。天皇厌恶战争，也不同意国民卷入到战争之中。天皇对他的士兵受到的虐待并不了解。”这些证词和德国战俘恰恰相反。不管他们对希特勒手下的将军或最高司令部背叛希特勒的行为如何的不满，这些德国战俘仍然认为，必须由最高的战争赔偿者——希特勒来承担战争本身以及准备战争的责任。然而，日本战俘却明确表示，对皇室的忠诚与对军国主义及侵略战争的政策的认同不能混为一谈。

　　他们觉得，天皇和日本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天皇的日本就不能称其为日本。天皇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民众宗教生活的中心，是日本民族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即使日本战败，天皇也不能因此而遭受谴责。普通民众认为天皇不应对战争负有责任。应由内阁和军部的领导者来对战败负责，而天皇则没有责任。即使战败，所有的日本国民仍会继续崇敬天皇。

　　美国人一贯认为凡是人就不可避免地会受怀疑和批判，在我们看来，那些一致认为天皇可以超越一切批判的论调简直就是无稽之谈。然而，直至战败，这些却毫无疑问地仍然是日本坚持着的舆论。那些最有审讯战俘经验的人都认为在每份审讯笔供上都注明“拒绝诽谤天皇”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包括与盟军合作过、曾在日军中宣传我们思想的人在内，没有一个战俘愿意诽谤天皇。从各地汇集的诸多审讯口供中，只有三份委婉地提到对天皇的反对，只有一份明确提到：“保留天皇将是日本的一个错误。”另一份则说天皇“是一位意志薄弱者，他仅是一个傀儡而已”。而最后一份仅仅是作了一个猜测，认为天皇可能会让位于皇太子。他还猜测，如果废除了君主制，那么日本的青年妇女或许可能拥有羡慕已久的像美国妇女那样的自由。

　　所以，日本军部统领就利用全体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尊崇，他们把“天皇御赐”的香烟分赏给部下；天长节时，他们率领部下向东方遥拜三下，高呼“万岁”。军队受到日夜轰炸时，他们早晚和部下一起共诵天皇亲自在军人敕谕中向部队颁赐的“圣旨”，奉诵声回荡在森林中。军国主义势力极大程度地利用人们对天皇的效忠，他们号召所属官兵都要“奉诏必谨”、“免除圣虑”，要他们以尊崇之心报陛下之仁慈，要献身于天皇。然而，对天皇意志的这种服从却又是一把双刃剑，正如许多日本战俘所说的那样，他们只要天皇一声令下，就是只有一支竹枪，也会毫不犹豫地进行战斗。同样，只要是天皇命令停止战斗，他们也会服从。如果天皇陛下下诏停战，第二天日本人就会放下武器。纵然就是最强硬好战的关东军也会放下武器。能够让日本国民承认战败，并让他们愿意为重建家园而生存下去的，只有天皇陛下的圣旨。

　　日本人对天皇是无条件的忠诚，但对天皇以外的其他人和集体都加以批判，这两种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日本的报纸杂志或战俘的供词中，有不少人批判政府和军部领导。战俘们对前线的指挥官极为不满，尤其是对那些不能与部下同甘苦共命运的人破口大骂。他们对那些自己坐飞机逃跑，却撇下士兵让他们顽抗到底的指挥官更是恨之入骨。战俘们常常对一些军官备加赞扬，对另一些军官则严厉谴责。他们对日本的事物完全具有辨别善恶的能力。纵然是日本国内的报纸杂志也在批判“政府”，他们指出政府很不令人满意，要求更强有力的领导和更大的协作。他们还抨击政府限制言论自由。如1944年7月，东京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重要的座谈记录，这次座谈的参与者包括了新闻记者、前国会议员以及日本的极权主义政党—大政翼赞会的领导人物等。座谈中，一位发言者说：“我以为振奋日本民心的方法有很多，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实现言论自由。最近几年，日本民众不敢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看法，他们因为说的话而受到惩罚。国民满腹狐疑，只是在表面应付，他们变得异常胆小。照这种情形，发挥全体国民的力量是不可能实现的。”另一位发言者对此进一步强调说：“几乎每天晚上我都和自己选区的居民座谈到深夜，我想征求他们对各种事情的看法。但他们却唯唯诺诺，不肯讲实话。言论自由完全被限制了。这确实妨碍了人们斗志的激发。所谓的战时特别刑法和治安维持法，限制了国民，使他们变得胆小如鼠，甚至跟封建时代的老百姓一样。这使得本应发挥出战力的国民，到现在战斗力仍然未发挥出来。”

　　即使处在战争中，日本人也在指责政府、大本营以及他们的直接上司。他们并不是绝对地承认等级制度的优越性。但是，他们唯独不批判天皇。天皇的至高无上性是在近代才得以确立的，但为什么会受到如此的尊重？日本人的性格中什么怪癖成就了天皇的这种神圣不可侵犯性呢？只要天皇下达命令，日本人就会“挥舞竹枪”，奋战到死。同样，只要天皇一声令下，日本人也会乖乖地承认战败，接受被占领的事实。日本战俘的这些话可靠吗？会不会是故意迷惑我们的欺人之谈？还是确实就是这样的？

　　有关日本人作战行动的这些重要问题，从反物质主义的偏见到对天皇的态度，不仅关系到前线作战，也关系到对日政策。还有一些态度，则更与日本军队有着关系。其中之一是对日军战斗力消耗的态度。当美国把海军勋章授给台湾海峡机动部队指挥官乔治·爱斯·麦肯因将军时，日本的广播电台对此表现出极大的惊讶，其态度与美国人截然相反。广播内容如下：

　　官方对约翰·爱斯·麦肯因司令官受勋的解释不是他击退了日军，我们不清楚他们否定的理由是什么，因为尼米兹的公报已宣称他击退了日军。麦肯因受勋的官方理由是，他成功地解救了两艘损坏的美国军舰并把它们安全地护送到基地。这个小报道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的真实性，而不是虚构出来的。我们并不是质麦肯因将军确实救了两艘军舰。我们只是希望你们了解这一奇怪的事实：“在美国，拯救两艘军舰就可以受勋了”。

　　一切救援行动以及给陷在困境中的人的一切帮助，都会让美国人深为感动。勇敢的行动如果能解救受难者，就是更加英雄主义的行为了。日本人对勇敢的诠释则不包括这类救援。他们甚至把我们在B29轰炸机和战斗机上配备救生器具的行为斥为“胆怯”。他们的报纸、广播频繁谈论这一话题，他们认为视死如归的冒险才是最高尚的，而谨小慎微是没有价值的。他们的这一态度在对待伤病员及疟疾患者时也体现得非常明显。在他们看来，那些负伤和生病的士兵已没有利用价值了。他们的医疗服务极其匮乏，以至于难以维持正常的战斗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本来就匮乏的医疗设施由于补给上的困难就更难以维持。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日本人对物质主义的蔑视在这里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们向日军士兵灌输说，死亡本身就是精神上的胜利。我们那样对病人进行照顾，好比在轰炸机上配备安全设备一样，反倒是给英雄主义造成了干扰。首先，相对美国人而言，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就不会那样频繁拜访内外科医生。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来美国旅游的欧洲人都经常谈论说，美国对伤病患者的怜悯要远远地超过对其他福利设施的关心。这些在日本却是不常见的。总之，在战争中，日军既没有设置一个受过专门训练，能够在战火中搬运并救助伤员的救护班，也没有配备系统的医疗设施，诸如前线救护所、后方野战医院以及远离前线的康复医院等。对医疗品补给的关注之少就更让人感慨了。如果遇到某些紧急状况，他们干脆杀死伤病患者。尤其是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战场，日军常常被迫从设有医院的营地撤退，但他们却从来没有在有条件时预先转移伤兵患者的习惯。只是在敌人马上围攻到面前或是部队真正执行所谓的“有计划的撤退”时，他们才想到采取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却是伤兵被临走的值班军医全部用枪杀死，或者是用手榴弹自杀。

　　既然对伤兵的这种态度是日本人对待本国同胞的基本原则，那么在处理美军战俘时，它也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按照我们的标准，日本人在对待战俘和他们的同胞问题，都犯了虐待罪。前菲律宾上校军医哈罗鲁得·格拉特里（Harald W。G1attly）曾说，他作为战俘被囚禁在台湾三年与跟囚禁在日军相比，美军战俘所受到的医疗护理要多得多。盟军战俘营中设有军医可以对俘虏进行护理，而日军却一个军医都没有设。很长一段时间里，日军仅仅设了一个医务人员来医护自己，还只是一个下士，后来才升了中士。这位上校在日军中一年只能有一两次机会看军医。（1945年10月15日《华盛顿邮报》报道）

　　关于这种兵员消耗理论，日本人表现得最极端的就是他们的不投降主义。西方任何军队在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仍然寡不敌众、毫无希望时，便会向敌军投降。他们仍然把自己看做是光荣的军人。而且根据国际协议，将把这种情况告知他们本国，让家属知道他们还活着。在西方国家，无论是作为军人还是平民，他们都不会因此而蒙辱。但是，对此日本人的看法则不同。荣誉就是拼战至死。面临绝境，日本士兵要么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进行自杀，要么赤手空拳冲入敌阵，发起集体自杀式的进攻，总之绝对不应该投降。万一受伤后丧失知觉而被俘获，他就会觉得回国后再也抬不起头来了。他的名誉丧失了，相对从前的生活，他已经是个死人了。

　　当然，日本军队虽然有上述的军令，但在前线却不用对此专门教育他们的士兵。日军如此忠实地实践这条军纪，以至在北缅会战中，被俘虏与战死的士兵的比例达到142：17 166，也就是1：120.并且，在这142名战俘中，大多数都是在负伤或昏迷情况下被俘的。一个人自己或两三个人结伴投降的就更占少数了。在西方国家的军队中，如果阵亡者达到了全军兵力的1/4或1/3，该部队一般是不会不停止抵抗的。投降与阵亡士兵的比率大约为4：1.而在霍兰迪亚（Hollandia）战役中，日军第一次大规模投降，其投降与阵亡的比率达到1：5，与北缅的1：120相比这已经是莫大的进步了。

　　因此，在日本人看来，那些被他们俘获的美国人，单是投降这件事就够可耻的了。纵然他们没有受伤，没有染上疟疾、赤痢等，也已经成为废物从而被排除在完好的人的范畴之外了。许多美国人都曾提到，在俘虏营里，美国人发笑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他们曾谈到这件事是如何刺激到日军看守的。以日本人的眼光来看，当了战俘本身就已经是奇耻大辱，美国人却居然不这样觉得，这是他们无法容忍的。日本军官要求俘虏营的看守们也必须遵守一些美国战俘所必须服从的命令。对日军来说，急行军或是乘坐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拥挤的运输船转移，已是平常的了。有些美国战俘还谈到，日本哨兵曾反复地严令他们对自己的违章行为进行掩盖，最严重的罪行就是公开违抗。在战俘营中，俘虏们白天外出修路或进工厂劳作时，是禁止从外面带食物回来的，但这个规定往往只是一纸空文。因为水果、蔬菜被包起来就可以带进来。不过，一旦被发现，那就是严重的犯罪了，这就意味着美国战俘蔑视日本哨兵的权威。如果战俘公然挑战权威，即使只是一句顶嘴的话，也要被严厉惩罚。哪怕是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严禁顶嘴。在军队中，顶嘴是肯定要被严惩的。俘虏营中确实有很多暴行和虐待。我们对作为文化习惯导致的行为和暴虐行为进行区分，这并不是宽恕暴虐行为。

　　战争刚开始时，日军士兵坚持认为敌方会虐待并杀死所有战俘，因而他们更把投降当做是耻辱。有一个关于美军在瓜岛上用坦克碾死战俘的谣言在日本各地流传甚广。有些日军士兵想投降，但我军对此十分怀疑，为谨慎起见而将其全部杀死，这种怀疑常常是有根据的。当一个日本士兵除了死亡外别无其他选择时，往往以与敌人同归于尽为傲，甚至在被俘后也常常这样做。如同一个日军战俘所说：“既然已经决定要用自己来祭奠胜利，那么不壮烈牺牲才是极其可耻的。”这种可能性使我军更加审慎，从而更使日军投降的人数减少。

　　投降是奇耻大辱，这一观念深深地烙在了日本人的灵魂深处。他们将此视为天经地义，我们的战争惯例与此却迥然不同。同样，我们的行为在他们看来也不可理解。有些美军战俘要求将自己的姓名告知美国政府以便让家属知道自己还活着，日本人极为震惊，他们十分蔑视这种做法。一般的日本士兵都没有料到巴丹半岛的美军会向他们投降，他们原以为美军会像日军一样顽强抵抗到死。他们实在理解不了，为什么美国人就一点都不以被俘为耻呢。

　　西方士兵和日本士兵之间存在的最戏剧性区别，莫过于日本士兵被俘后居然能与盟军合作。日军头脑中完全缺乏适应新环境的准则。一旦他们名誉丧失，他们就丧失了作为日本人的生命。直到战争即将结束的前几个月，才有极少数日本战俘要求回国。不论战争结局将怎样，有些人都要求被处决。他们说：“如果你们的惯例不允许这样做，那我就做一个模范战俘好了。”结果他们比模范战俘还要好。一些老兵和多年的极端军国主义分子甚至为我们指明了弹药库的位置，他们为我们仔细说明日军的兵力配置情况，制作宣传品，与我军飞行员乘坐同一架轰炸机为他们指点军事目标。貌似他们的生命翻开了全新的一页，内容与旧的完全不同，但他们却表现得同样忠诚。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战俘都这样。他们中的少数人顽固不化。并且不管怎样，以上行为的发生，必须以先提供一些有利条件为前提。有些美军指挥官很警惕日本战俘，不敢轻易接受他们表面上的合作，这使得有些战俘营根本就不打算利用日军战俘可能提供的服务。但在接受日军战俘协助的战俘营中，都是消除了原先的猜疑而逐渐代之以对他们的信赖。

　　美国人并没有预料到日本战俘会有如此大的转变，这不符合我们的信条。然而日本人的行为就好比是这样：一旦他们选择了一条路就会全力以赴，如果失败了，就顺理成章地选择另一条路。战后，对他们这种行为方式我们能否加以利用？或者这只是个别士兵成为俘虏后的特殊行为？就像日本人在战争中的其他行为表现出的特殊性迫使我们要进行思考一样，是什么制约了他们的整体生活方式、各种制度的作用方式和他们的思维及行动习惯，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弄清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