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速读

第七节 魏晋舞蹈

　　魏晋时期，在声色迷离的宫廷乐舞之外，各地域的民间乐舞活动也十分活跃。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五塔寺上就有浅浮雕的乐舞图像，一北方服饰装扮的舞人正弓步回头，逗引一只狮子，这显然是《狮子舞》。由于战乱不断，人们习武风气很盛，也直接影响了乐舞艺术。在三国时期的文物上我们就能够见到儿童对舞花棍的形象。特别是南北朝时期，西域乐舞的东传成为影响了中国古代舞蹈发展的大事。南北朝各代统治者似乎都对“胡伎”“胡舞”很感兴趣，有的甚至成了一种嗜好。《隋书·音乐志》就记载了曹妙达、安未弱等人因善“胡伎”而做了高官，“封王开府”，享受高官厚禄，可见社会上西域乐舞得势的风气！在此背景下，传统的汉族礼仪和胡乐互相渗透的情况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如《南史·齐本纪》中曾经记录了齐废帝郁林王在武帝萧赜大敛之日，让胡伎奏乐，所奏之乐却是“鼙铎之声”，官苑内外传遍了乐音。陈朝的章昭达，“每饮会，必盛设女伎杂乐，备尽羌胡之声，音律姿态并一时之妙”。陈后主时期，流行一种叫“代北”的乐舞，其实是后主耽于声色享乐，为了得到真正北方歌舞艺术，派遣专人到北方学习“箫鼓”，回来后在宫廷内演出。在今辽宁省内的集安发现的一座约4世纪末至5世纪初的墓葬中，有珍贵的乐舞壁画重现于世。在实际的表演场合里，我们还可以见到“胡”“汉”合舞的情况。陕西一尊古佛的基座上，就刻画有这类形象。

　　舞史学者们一般认为，张骞通西域，即汉武帝时期，是中原地区和外域进行乐舞文化交流的起始时期。而李延年根据西域传来的乐曲造“新声”二十八解，被当做西域乐曲正式传入中国的标志。南北朝时期，偏安江南的王室豪家，拥有众多歌姬舞人。府内所养的胡人伎乐越多，奢侈豪华的场面也越大。一些出土的生活器具上，刻画了“胡乐”表演的生动形象，说明了人们对此的喜爱程度。

　　“胡戏”“戎乐”的名称受到人们的注意，而且在长期的流传中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品目。

　　《五隹锻》

　　一种以手拍打身体的动作锻炼方法，像舞蹈，又是体育性的修炼活动。著名文学家曹植即是此中高手。《魏志·王粲传》曾引用《魏略》的史料，说曹植是热爱表演的“艺术家”。他在洗浴后，很喜欢拍袒胡舞《五锻》。在中国西南、西北地区，都有以拍打身体为手段的体育锻炼，有的地方叫做“拍张”。如果这种锻炼配以音乐或自唱歌曲，并为宾客表演娱乐，即是乐舞性的《五锻》。曹植作这些举动时还要化妆，俨然是有表演意义。与客人共同享乐，还有“弄丸、击剑”，当然需要相当的熟练技巧，可见这是常用的体育锻炼方式，又是一种身体文化的修养。当时的胡乐、胡舞对汉民族日常生活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龟兹乐》

　　龟兹是古代地名，初见于汉代史料，如《汉书·西域传》中就有龟兹之名。主要是以今天的新疆库车为中心，包括了轮台、沙雅、新和、拜城、阿克苏、乌什等地的一个颇为广大的地域。龟兹是古代西域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印度佛教的东传，有一条重要的路线就是从此经过。天竺佛乐舞东传中国，以龟兹为一个中转之站。汉代之时，龟兹是一个西域的城国，属于西域都护府。汉代通西域之后，龟兹乐舞文化随着佛教的东渐传入内地。

　　北齐之时，帝王、贵族们嗜爱胡乐。龟兹之乐舞也就大行其道。这一方面是乐舞好听好看，另外也是西域和中原地区多种形式交往的结果。或者说，艺术上的爱好和政治上的需要同步进行，文化艺术的交流自然增多。这也被记录在日常生活用品上。北朝之时，拓跋氏在北方建立了政权。北周武帝与突厥势力交好，聘娶了可汗之女阿史那氏为后，突厥可汗送给女儿的陪嫁是《龟兹乐》《疏勒乐》《安国乐》《康国乐》等西域著名乐舞。西域东传的各种乐舞中，由于种族和地域的来源广泛，所以形成多种特色，而《龟兹乐》该是其中水平较高的一种。特别是器乐的表演非常突出。《大唐西域记》曾经记载：“屈支国滩（龟兹）管弦伎乐，特善诸国。”在发展琵琶的弹拨技巧方面，北齐后主高纬非常喜欢《龟兹乐》，并且能亲自谱曲吟唱。他所宠爱的龟兹乐工曹妙达，善弹“胡琵琶”，《隋书·音乐志》云：“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于是繁乎淫声，争新哀怨。故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遂服簪缨而为伶人之事。后主亦自能度曲，亲执乐器，悦玩无倦，倚弦而歌。别采新声，为无愁曲，音韵窈窕，极于哀思，使胡儿阉官之辈齐唱和之，曲终乐阕，莫不陨涕。”

　　跟随阿史那氏一起来到内地的还有一位善龟兹新声的乐工白智通，以及在当时大名鼎鼎的龟兹乐工苏祗婆，她最擅长龟兹乐律七调，而且弹得一手好琵琶，所到之处该很是轰动，所以被后人记录在正史里。由此可见西域乐舞的“价值”，而《龟兹乐》自然被圈入其中。北齐后主高纬（565～577）也是一个喜欢龟兹乐舞的人，并且自己写作，有《无愁曲》传世。前文所说的北周武帝宇文邕（561～578），与高纬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开始执政，同样爱好龟兹乐舞。龟兹乐从被人注意发展到这个时期，已经大约过了近二百年的传衍，风格已经定型并广泛传播，有了新声变体。《龟兹乐》被特别看重，与它的艺术特点一定有很深的关系。龟兹石窟壁画上有伎乐天持多种乐器演奏的形象，与之配合的舞蹈想必也该多姿多彩吧。

　　《西凉乐》

　　是魏晋、南北朝时与《龟兹乐》齐名的乐舞，而且还是一部“新声”，是汉族传统乐舞传人西域之后，与当地乐舞相结合产生的新乐舞。

　　“凉”，本为城国之名，基本分布在今天甘肃境内。晋宋间有前凉、后凉、北凉、西凉、南凉各国。西晋时的凉州（今甘肃武威）已经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镇上大户人家境况富裕，而且虽处在丝路关隘，却在西晋丧乱时成为关中士人避难的好地方。凉州由此成为当时中国西北文化的中心，也成了汉族传统乐舞、西域乐舞荟萃之地。

　　西晋战乱之时，匈奴族的苻坚命令大将吕光出兵西域并且获得了很大的地盘。吕光也在征战中广得《龟兹乐》，并把乐舞带进了凉州。匈奴族的沮渠蒙逊在412年占领了凉州，继而又灭了西凉。沮渠蒙逊信奉佛教，《龟兹乐》也因此而与佛教音乐及形象形成了一次历史性的“邂逅”。吕光和沮渠占据凉州期间，《龟兹乐》就与流传于凉州的中原旧乐相结合，产生了新的乐舞，名为《秦汉伎》。约公元431年，北魏太武帝平定了河西，也得到了一部比较成型了的《秦汉伎》，并称为《西凉乐》。

　　《西凉乐》的融合历史，造就了它在表演方式上的多种乐曲、乐器之“一统”。《隋书·音乐志》中说“…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类，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杨泽新声》《神白马》之类，生于胡戎。……其歌曲有《永世乐》，解曲有《万世丰》，舞曲有《于阗佛曲》。其乐器有钟、磐、弹筝、掐筝、卧箜篌、长笛、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箫、大筚篥、小筚篥、横笛、腰鼓、齐鼓、担鼓、铜钹、贝等十九种，为一部。工二十七人。”《旧唐书·音乐志》中追述这种情况时也说：“西凉乐）其乐具有钟、磬，盖凉人所传中国旧乐而杂以羌胡之声也。魏世共隋咸重之。工人平巾帻、绯褶。《白舞》一人，《方舞》四人。《白舞》今阙。《方舞》四人，假髻、玉支钗、紫丝布褶、白大口袴、五彩接袖、乌皮靴。乐用钟一架、磬一架、弹筝一、掐筝一、卧箜篌一、竖箜篌一、琵琶一、五弦琵琶一、笙一、箫一、筚篥一、小筚篥一、笛一、横笛一、腰鼓一、齐鼓一、担鼓一、铜钹一、贝一。编钟今亡。”虽然我们已经很难仅仅从以上的记载上看出《西凉乐》的具体表演情形，但是其规模已经相当可观！

　　东夷三韩之乐舞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乐舞文化是异常活跃的。除去西域之外，到处都有乐舞艺术在发展。不过，由于历史年代过于久远，有许许多多的资料早已经散失，所以被记载下来的就格外宝贵。例如，在与西域遥遥相对的东方大地上，也有很值得我们关注的乐舞。《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中记载了“三韩”之人的歌舞习俗。当时所谓“三韩”，即生活在朝鲜南部地区的部族“马韩”“辰韩”“弁韩”。《三国志》说他们“常以五月下种讫，祭鬼神，群聚歌舞，饮酒昼夜无休。其舞，数十人俱起相随，踏地低昂，手足相应，节奏有似铎舞。十月农功毕，亦复如之”。从上述这段宋人所记载的曹魏时期的乐舞情形，已经能够约略地感受到当时朝鲜族居住地区民间农事舞蹈的动人。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乐舞文化大交流的时期。山西大同市北魏墓葬中出土的鎏金铜杯上的舞人纹饰，是汉人装束，其体态之婀娜秀美，令人赞叹不已。甚至在佛像造像中，也有极为世俗的乐舞形象出现。山西沁县的北魏佛像周围的装饰浮雕上，就有杂技百戏的生动画面。即使在民用品上，也可找到类似胡人乐舞的形象。石窟造像中有日常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子，反过来说，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看到宗教艺术的影响。甘肃酒泉丁家闸曾经发现了一座魏晋墓，墓主人是世俗社会的成员。但是在他死后，就在自己的墓穴里绘制飞天形象。同一墓穴当中，当然也绘有日常人类生活里享受乐舞的情形。战乱的社会环境虽然从某一个方面看不利于乐舞的发展，但是人口的迁徙，各民族间的贸易往来，战争活动中的对于乐舞艺人特别是才艺出众的女乐舞伎的掠夺和转送，都给乐舞的融合、变异、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时代条件。因此，有了这样的前提条件，当国家生活一旦安定和繁荣，乐舞的辉煌时代就自然会到来了。

　　§§第四章 音乐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