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必读的历史名人

司马迁忍辱写《史记》

　　王昱佳

　　汉景帝中元五年，司马迁出生于地处黄河岸边的陕西韩城。大约在4岁左右，司马迁即随父在村上的“司马书院”开始识字读书。他天资颖悟，加上肯下功夫，进步很快。相传有一年他随外祖父杨鼎出席一次乡间文人学士们的聚会。在场的一位名叫杜明的儒生，早就听说司马迁年纪虽小，肚子里墨水却不少，耳听为虚，眼见是实，就有心想当场考考他。杜明说：“小兄弟，听你外祖父介绍，你能将《国风》145首都背诵出来，是不是给大家表演一下。”司马迁听后语出惊人，他反问：“是顺背？还是要倒背？”在场的众人听后无不为之惊愕。只见司马迁不慌不忙地站在太师椅上，滚瓜烂熟地倒背起来，其声调抑扬顿挫，刚柔婉转。大家无不为之惊叹、折服，都说他长大了一定大有出息。

　　在其父司马谈的严格督促和精心培育下，司马迁10岁时已经能熟练地诵读《左传》、《国语》等书。他所掌握的历史知识，已不是一般同龄人所能比的。司马谈出任太史令后，司马迁便跟随父亲一起离开家乡，来到京师长安。长安是当时的都城，也是西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人才荟萃。司马迁如鱼得水，尽情地徜徉在知识的海洋之中。他拜当时的古文大家老儒孔安国为师，学习《古文尚书》，又从当时的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董仲舒曾为中大夫，在职期间常给王公贵族们讲授《公羊春秋》，司马迁能得到他的指点，一定很有收获。他学习甚解，有一次研究一个历史问题，发现有几本书上的记载都和《尚书》不同，便搜集了许多材料，仔细地加以比较研究，最后终于找到了正确的结论。经过这一番刻苦的学习，加上父亲与家庭的熏陶，20岁以前的司马迁已经打下了厚实的知识基础，成为一个博学多才的青年。

　　然而，司马迁却不以书本知识为满足，更不想永远沉湎于“经史子集”之中。大约在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也许是他胸中潜藏着的人生目标在剧烈涌动，或许是受到父亲的指点和鼓励，20岁的司马迁，决定暂时走出书斋，开始了他那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壮举，到祖国各地去游历，实地考察名山大川，查考古代流传下来的遗闻轶事，了解和搜集各种史料。

　　经过多年的苦心准备，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决心将他们父子几代人的理想变为现实。他提起如椽大笔，开始了他那鸿篇巨制《史记》的写作。

　　然而，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秋天，孜孜不倦地著述《史记》已进入第六个年头的司马迁，却因直言敢谏而大祸临头，蒙受了一场极大的不幸。《史记》“草创未就”，他却下狱受了腐刑。

　　这场灾难的导火线是李陵一案。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精于骑射，有祖父李广遗风，谦虚下士，为人守信，不贪财，有口皆碑。

　　天汉二年，汉武帝诏令李陵领兵从居延出发，北击匈奴。最初，李陵所部长驱直入，深入敌境未遇抵抗，进展相当顺利，便派部将回报。汉武帝接报后十分高兴，朝中诸大臣无不举杯祝贺。岂料，就在这时，内部出了叛徒，有个名叫管敢的人投降了匈奴，将李陵没有援军，射矢将尽的机密告诉了单于。单于得到这一情报后亲自率领重兵，将李陵军逼入狭谷团团包围。匈奴骑兵从三万增加到八万，数十倍于汉军，大有一举歼灭汉军的气势。陷入敌军重围中的李陵军英勇奋战，且战且退，经过十几天的浴血激战，歼敌一万多人。但终因寡不敌众，在离边塞仅有一百多里的地方，矢尽粮绝，五千壮士死伤殆尽，李陵也成了匈奴的战俘并最后投降了匈奴。

　　汉军连遭败绩的消息传来，整个朝廷都为之震动。汉武帝更是食不甘味，坐立不安。汉武帝本希望李陵在兵败路绝之时，能战死全节，给汉王朝和他自己挽回一点面子。后来却听说李陵做了俘虏且投降了匈奴，大为气恼。于是便召集朝臣商议处置的方案。大臣们火上加油地说李陵辜负天恩，刚愎自用，丧师辱国，罪在不赦，其家属也应连坐等，极力怂恿汉武帝重重治罪。

　　在场的司马迁却越听越不是滋味，心想，几天前还在盛赞李陵功劳的这些人，今天却又痛骂李陵想置他于死地。相反，对败将李广利却不敢责备，胸中很觉不平。因此，当汉武帝召问他对李陵事件的看法时，司马迁以自己对汉武帝的“拳拳之忠”，以及坦率、耿直的性格，力排众议，大胆地为李陵辩护。

　　司马迁说：“我和李陵都在宫中任职，没有甚多交往，甚至不曾在一起饮过酒，说不上有什么特别的情谊。但我了解他平时的为人，是个能自守节操的出众人才。他侍奉双亲很孝敬，待人接物讲信用，平时廉洁奉公，不贪图和索取F分外的财物；能分别尊卑长幼而礼貌待人，谦恭自约，礼贤下士，常常想着奋不顾身地为国家的急难而献身；他平素所含蕴的品德，我以为具有国家杰出人才的风范。作为一名臣子，出于宁肯万死不求一生的考虑，奔赴国家的危难，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如今他一有过失，那些平时贪生怕死，只想保全自己和家室的私利之徒，却任意夸大、制造吓人的罪名强加于他，对此我实在感到不安和痛心。

　　然而，司马迁的这番言论，却引出了历史性悲剧后果。在汉武帝看来，司马迁为李陵开脱，无非是要达到贬损贰师将军李广利的目的，有意给他难堪。盛怒之下，全不顾及司马迁多年侍从尽忠职守，将他打入监狱。在狱中，审讯司马迁的就是后来被他称作“酷吏”的那些人。这班人残忍狠毒，司马迁在他们手中遭到了残酷的折磨和非人的待遇。但一时没有定罪。第二年（天汉三年），汉武帝误听传言，说李陵很受匈奴器重，单于已将女儿嫁给他做妻子，他正在为匈奴练兵。遂下令把李陵的全家抄斩了，连他无辜的老母也上了法场。司马迁因此受到株连，被扣上诬罔“主上”的罪名，定了死罪。

　　按照汉代的法律，凡被判处死罪的人犯，若要求生，有两条途径可走。一是用钱赎罪，大约需交50万钱，当时通行的是五铢钱，50万个五铢钱，约合黄金五斤。另一条是甘受宫刑。所谓宫刑，也称腐刑，是阉割生殖器的残酷肉刑，是对人格最野蛮的侮辱。司马迁俸禄并不丰厚，家境也很平常，父亲一生做了几十年的太史令，没有给他留下多少家产，根本没有能力偿付这巨额的赎罪金。自从他因李陵案蒙受不白之冤以来，昔日的亲朋好友们生怕引火烧身，没有一人敢站出来为他说句公道话，而是远远地离他而去。世态炎凉，司马迁得不到亲友的支持，只能忍辱负重甘受宫刑。作为士大夫的司马迁，理所当然地非常重视做人的尊严，看重自己的人格和名节。于是他想到自杀，想到了慷慨赴死。然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件事使他欲罢不能，这就是正在写作中的《史记》，这是他们父子几代人的理想和心血，他自己也已为之付出了多年的辛勤劳动，怎能忍心让它半途而废呢！

　　在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关头，司马迁不禁彻夜难眠，思绪万千。他想，自己的先人并没有立过赫赫的功勋，自己也不过是一个为流俗所鄙薄的太史令，如果就此死去，是决不能和历史上那些“死节”的人相比的，那不过“若九牛亡一毛，与蚁蝼何异”。对于那些想将自己置于死地的人来说是无所痛惜的；对不明真相的人来说，也许还会产生误会，以为是“智穷罪极，不能自免”才自寻短见的。人虽不免一死，但“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代价有大有小，如果这样平白无故地死去，是很不值得的。

　　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48岁的司马迁，作出了出人意料的选择，他摈弃自杀和赴死的念头，决计忍辱含垢，接受那最为惨无人道的“腐刑”。他“就极刑而无愠色”。腐刑不仅摧残了司马迁的健康，也给他的精神带来了为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然而，这都没有能够摧毁司马迁的意志，正是这出人生的悲剧，使他对历史，对人生，对汉王朝的吏治和刑法，对封建专制有了新的认识。他很快从极度的悲愤中解脱出来，将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默默地将自己全部的心血，倾注到正在撰写的《史记》之中。

　　受刑后的司马迁仍然被关押在狱中。在这种非人境况中，他没有一天停止过思考，几乎天天与《史记》结伴，或在脑中酝酿，或不停地记下一些考虑成熟的片断。大约在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他才获释出狱。

　　司马迁出狱后，也许是汉武帝的良心有所发现，觉得对他的处罚确实过重，或是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他很快被任命为中书令。中书令是贴近皇帝身边的重要官员，相当于皇帝的秘书，表面上看，其地位要高于太史令。他的经常性工作是将皇帝的命令下达到尚书，并将尚书的奏事转呈给皇帝，地位颇为显要。他以带罪之身，得以充任这样的职务，因而被一些人视为“尊宠任职”。

　　其实司马迁自己最明白，中书令一职能出入皇上身边，权势确实非同一般，然而此职一般都是让有文化的宦官担任。他因蒙冤受了腐刑后才被委任此职，这正是对他人格的再一次侮辱，他时时感到悲怨与愤恨。自然对朝廷内外的一切事务，毫无兴味。难能可贵的是，司马迁再次以坚强的意志，充分利用在皇帝身边工作的种种便利，全身心地继续投入到《史记》的写作之中。

　　经过司马迁前后14年的努力，约在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一部构思严谨、体大思精的空前历史巨著——《史记》，终于完成。这是一部融入了司马迁全部心血和毕生精力的不朽著作。被后人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作为一代史圣，他的名字将和他的不朽著作一起光耀千秋。

　　马迁以自己杰出的才智，广阔的视野，渊博的知识，写出了一部规模空前的史学巨著，在我国史学史上竖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然而他身上那种顽强的毅力和不屈的精神，却是值得我永远学习和敬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