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必读的历史名人

姚崇倡廉

　　江忠宝

　　姚崇，唐朝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南）人。曾任武则天、睿宗、玄宗三朝宰相，兼任兵部尚书。姚崇为稳定武周，革除积弊，开创“开元盛世”，推进社会进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是一位颇有政绩的人，同时也是一位倡廉、自廉的官吏。

　　姚崇的《五诫》，即是他自身品格的表露，又是他吏治思想的集中体现。在《执称诫》中，他要求“为政以公，毫厘不差”，为官应“存信去诈，以公灭私”，“官者，庶人之师，其身既正，不令而行，在下无怨，唯上之平”。在《弹琴诫》中，他强调治国的感化作用，主张“移风易俗”，“治国之道，大急小缓”。在《执镜诫》中，他告诫官吏应“内涵虚心，外分郎鉴”，“刑不可滥，政不可贼”，“如镜之明，断可以平；如镜之洁，断可以决”。在《辞金诫》中，他要求官吏“以不贪为宝”，“以廉慎为师”，“凡所从政，当须正已”。在《冰壶诫》中，他指出“与其浊富，宁比清贫”，“耸廉勤之节，赛贪竞之门”，“清白遗其子孙”。他言行一致，以身作则，为人师表。

　　开元前期，姚崇身为宰相，却没有自己的专门宅第，全家人住在离朝廷很偏远的地方。他上朝处理政务后常常不能回家。就住在附近一个叫罔极寺的寺院里。有一次，姚崇患了疟疾，就让家人到罔极寺来照料他。在寺院里，他还带病协助上常令源乾曜处理政务。每有大事，源乾曜就到寺里去请教姚崇。源乾曜与姚崇接触较多，十分敬佩姚崇严于律己、廉洁勤俭的生活作风。他奏请玄宗皇帝让姚崇搬进四方馆（属中书省）居住，玄宗当即批准。但姚崇感到四方馆太豪华，又藏有公文，不便住进去，遂坚决谢绝。玄宗感动地说：“设四方馆，为官吏也。使卿居之，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辞！”

　　开元二年（公元714年），玄宗令吏部尚书魏知古赴东都考察选择官员。姚崇的两个儿子在东都任职，依恃姚崇有德于魏知古，招权请托。玄宗得知此事后，想考验一下姚崇。一次，玄宗装作不在意的样子，问姚崇：“卿子才性如何？今何官也？”姚崇很坦率地介绍了两个儿子的情况，说他们“为人多欲而不谨”，并估计两个儿子在东都会去找魏知古走后门。玄宗听后，解除了怀疑他会为儿子掩饰的顾虑，高兴地问：“卿安从知之？”姚崇答道：“魏知古本是小吏，是我引荐他当了宰相。两个儿子一定以为魏知古会出于感激我的心理，为他们开后门，答应他们的请托，允许他们行不当之事。”原来，姚崇的儿子在东都招权请托之事，是魏知古回到朝廷后报告给玄宗的。玄宗见姚崇并未为儿子隐瞒，倒觉得魏知古太不给姚崇面子了，故认为“薄知古负崇，欲斥之”。姚崇坚决请求道：“臣子无状，挠陛下去，陛下赦其罪，己幸矣；苟因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下为私于臣，累圣政矣。”玄宗觉得姚崇言之有理，于是取消了自己的打算。

　　开元四年，姚崇的两个儿子劣性不改，“广通宾客，颇受馈遗，为时所讥”。姚崇所信任的中书省主簿赵诲“受胡人赂”。这两件事都影响到姚崇，使姚崇感到自己再担任宰相对国家不利，于是，他奏请玄宗皇帝辞去宰相职务，举荐广州都督宋璟担任宰相。姚崇的自尊、自重，深得世人称赞。

　　姚崇不仅自己为官清正，以身作则，同时对朝廷的腐败现象极为反感，进行了不懈的斗争。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姚崇任相王府长史兼礼部尚书，掌管国家典礼等事。武则天宠幸的张易之在定州（今河北定州）私立寺庙，要从京都强迫迁移十名高僧到定州。寺僧们对张易之的无理之举不满，向姚崇苦诉，姚崇下令停止迁移。张易之几次向姚崇请托，姚崇毫不惧其骄宠，坚决予以拒绝。结果，姚崇遭张易之谗毁，被降职使用。

　　睿宗继位后，重新起用姚崇。姚崇竭力革除弊政。当时官僚机构臃肿，百官泛滥，选拔官吏的制度混乱。特别是公主、后妃们，依势用事，大搞“斜封官”（即皇帝受公主、后妃等人的请谒，任意颁下敕书任命官员，用斜封交付中书省），各树朋党，网织裙带关系，扰乱吏治，致使政出多门，铨选官吏的机构形同虚设。买官卖官现象严重，一些庸碌之徒花钱就可以买到官职。官多为患，滥官充溢，竟出现了宰相、御史及员外官办公时连座位都没有的现象，当时被戏称为“三无坐处”，影响了正常的政务活动。面对这种混乱状况，姚崇联合宋璟等人向睿宗进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废。”睿宗采纳了他们的建议，罢免斜封官数千人。

　　玄宗继位后，姚崇辅佐玄宗严格铨选制度，继续罢免以前的斜封官。对于用请托等不正当手段谋取官职的，无论是谁，姚崇都坚决予以制止。开元二年，申王李成义向玄宗请托，要求把他府中的阎楚圭由录事（九品）破格提拔为参军（正七品）玄宗答应照顾。对此，姚崇坚决反对，上书皇帝，指出量材授官的权力应归属官吏任命部门，反对因亲故之恩就得以升官晋爵，覆前朝冗官泛滥之辙，扰乱国家法纪。姚崇的力争，使玄宗收回成命。自此，向皇帝请谒讨官的恶习，大为收敛。薛王李业的舅父王仙童，仗恃李业是皇戚，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御史弹奏了王仙童的罪行，李业为舅父开脱，向玄宗说情，玄宗想要宽释王仙童。姚崇说服玄宗，使王仙童得到了应有的惩治，“由是贵戚束手”。

　　开元九年，姚崇去世。当时，国家经济状况比较好，社会上特别是在官吏中厚葬成风。姚崇对这一风气极为反感，他列举古代圣贤薄葬的故事教育他人，批评厚葬之风。姚崇去世之前，向子孙们留下遗嘱：不准崇佛敬道，不准为他厚葬，只给他穿平常的衣服，不要抄经写像。并告诫他的子孙们去世以后，也要按照他所嘱咐的去做。姚崇节俭安排后事的故事，也被世人传为佳话。

　　一个人的所作所为足以说明他是什么样的人，姚崇在儿子有错时不为儿子开脱，虽然他很容易做到这一点，他还拒绝了皇帝赏赐的豪华住所，说明了姚崇是个严于律己、廉洁勤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