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必读的历史名人

商鞅变法

　　丁忆刚

　　商鞅，春秋时期卫国人，本姓公孙，又称为公孙鞅或卫鞅。他的先祖是周武王的弟弟康叔。康叔被周武王分封到朝歌之地，建立了卫国，后来卫国衰败，而商鞅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日渐衰败的王族中。公元前361年，公孙鞅带着自己经常研读的《法经》，赴秦国去了。此时的秦国，献公刚刚去世，新即位的孝公年轻气盛，他目睹一些重臣权贵终日声色犬马无所事事，自己的父亲尝试着进行了一些变革，虽有效果但没能彻底改变贫穷积弱的状况，而魏、赵、楚等国又一个个虎视耽耽。因此，孝公下了一道求贤令，广招天下的贤士英才。

　　通过几次的会见、交谈，孝公决定起用公孙鞅，把振兴秦国富国强兵的重任委托于他。公孙鞅在分析了秦国的形势后，准备推行法家的治国之术来整饬秦国的朝纲，严明法纪，改变当前贫穷积弱的局面。要做到这些，首先必须改变秦国旧有的法令制度、陈规陋习。他把这种想法向孝公陈述，正与孝公不谋而合。但孝公又有深深的忧虑，他知道自己国内旧贵族的势力太大了，如果猝然实行变法，那些权臣贵戚会不会因惧怕而阻挠呢？

　　针对孝公的心情，公孙鞅劝说道：“迟疑不决的人很难成就功名，犹豫不断的事不会有什么功效。既然要变法，就必须决断。不要担心别人反对。有高行的人，在世上一定会遭人非议。有独见的人，也一定会遭他人诋毁。愚钝不化的人在别人事成之后还迷惑万端，而真正的智能之士在事发以前已洞悉明了。常言道，‘民可与乐成而不可与虑始’，讲究德尚的人是不与世俗同流的，欲成功名者决不会左顾右盼求助于他人。对圣者而言，只要能够强国，便毋须遵循旧规；只要有利于百姓，又何必重蹈旧礼！”

　　这一席话把孝公说得茅塞顿开，但一个反对的贵族甘龙对孝公说：“臣不以为如此。圣人不改变人民的风俗习惯便能实行教化，智士不改变原有的法规便可达到大治。按旧有的习俗去教化，不用劳神费思便可成功；按原有的法规去治理，官吏们得心应手，百姓也能安居乐业。”公孙鞅严词反驳道：“甘龙大人所言，未免太流于世俗了。只有寻常之辈才会拘于旧有的习俗，只有亦步亦趋的人才会像书呆子般恪守教条，这两种人去做官守法还可以，却不是可以与之讨论成法之外的道理的人。三代的礼法不同，却依次称王；五霸的令规各异，也先后成霸。贤能之士会适时变更礼法，不足成器之徒才墨守成规拘于旧礼！”

　　公孙鞅的滔滔雄辩压倒了甘龙的气势，但另一个贵族杜挚却发难了，他在孝公面前一字一顿地说：“没有百倍的好处，不改变旧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不改造旧器具。师法古制没有什么过错，遵循旧礼没有什么偏差。”公孙鞅听了这些，把锋芒转向他，劝孝公道：“治理天下不能死守一法，欲利国家不能只学古制。因此，商汤周武没有拘于旧礼王道大兴，夏桀殷纣没有更改礼法身败国亡。由此可见，反对古制的人不应该非议，遵循古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赞美！”

　　公孙鞅的滔滔雄辩，旁征博引，驳得那些旧贵族哑口无言，也深深打动了孝公的心。孝公变法的决心越来越坚定，终于在公元前359年，任命公孙鞅制定变法律令，向全国颁布了第一道新法——《垦草令》，并由此拉开了一场大规模变法的序幕。

　　《垦草令》颁布了，但仍然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即如何取得全国百姓对新法的信任。

　　一天，秦国雍都城市场的南门口，聚集了一大群人在围观什么。在人群中竖着一根三丈多长（合今日二丈余）的木头，一位军士大声宜布着：“如果哪一位能将这根木头从南门扛到北门，将赏给他十金（金是计量单位，每金相当于二十四两）。”话音落了，四周围观的人面面相觑，无人相信。这样垂手可成的事，竟然会重赏十金，会不会有诈？官府以前总是不把答应百姓的事当回事儿。等了良久，没有人出来扛那根“昂贵”的木头。军士马上又宣布：“如果有人把它扛到北门，赏他五十金。”这下更让围观的人惊诧不已了。人们窃窃私语，仍在猜疑，这时，一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从人群中走出，二话没说一口气把那木头从南门扛到北门，等候发落。军士立刻取来五十金赏给了他。在众人羡慕与惊异的目光中，那小伙喜不自禁地离去了。这事一传十、十传百，不几日秦国的百姓都相信官府言必信，行必果了。

　　这一幕原来是公孙鞅设计的。知道要变法必先取信于民，做到上情下达、令行禁止。看到这个目的已经达到，公孙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在秦国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变法措施在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两次颁布，基本内容大致如下：（一）实行“什伍连坐”制，鼓励告奸，防止民间私斗，“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其刑”，使国内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秩序；（二）奖励人口，“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刺激人口户数的增加，以改变秦国地广人稀的状况；（三）奖励耕织，重农抑末，要求百姓“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把民力民财引导到发展农业生产上；（四）奖励军功，强化以军功为基础的等级制度，削弱旧贵族的势力，规定“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刺激国人勇敢作战的牺牲精神；（五）废井田，开阡陌，掘开田间封界，改变旧的土地所有制，奖励垦荒，赋税平担，刺激国人生产耕作的积极性；（六）推行郡县制度，县令、郡丞直接由中央派遣，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理；（七）统一度量衡，为经济的发展交流铺平道路，同时还“燔诗书而明法令”，烧去一些禁锢人们思想的书籍，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实行变革。

　　这一系列大刀阔斧的变法措施，有效地刺激了秦国生产力的发展，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力量。新法实行了近二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国内安定，一派祥和。

　　二千多年来，历史学家对高鞅变法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但谁也无法忽视他的变法对秦国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王安石曾写诗赞叹商鞅：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