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国思想随笔排行榜

第三十五章 阅江楼清谈

　　唐翼明

　　说诚信

　　信是个会意字，从人从言，为人传言即是信。今天大家常说的书信、信使、信息都还保留了这个意思，这是信的基本义，也是原始义。为人传言必须信实，否则便失去了传言的意义，于是信就引申出诚实、可靠的意思。今天讲信用、诚信、守信就都是这层意思，这是信的引申义。诚字是一个形声字，从言成声。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个会意字，成言为诚，成者就也，就是说讲好的话，可以实行的言才是诚，所以诚也就有了可信、实在的意思。《说文解字》诚信二字互训，“信，诚也。”“诚，信也。”说明这两个字的基本意义是相通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两个字都从言，由此可见它们都跟说话有关。因为说话才有这话可靠不可靠的问题，才有所言与所指（用符号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能指”和“所指”）是不是一回事的问题，所言跟所指一致才是信，才是诚，否则便不信不诚了。

　　所言跟所指一致，才能办事，如果所言跟所指不一致，那就什么都办不成了。比方说，请你倒杯茶，你以为是搬个凳子，说三点钟开会，你以为是四点钟跳舞，那岂不就天下大乱了。所以孔夫子说为政（搞政治），第一件事就是要“正名”。所谓正名其实就是保持所言跟所指一致。他的学生子路说老师把正名摆在第一位未免太迂，被孔子骂了一句“野哉”，接着孔子发了一大篇议论，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年轻的时候不大读得懂这段话，后来才明白孔夫子这段话说的实在是至理名言，一点都不迂。

　　“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于言无所苟”，这就是信，这就是诚。反过来“名之不可言”（提出一个主张，却说不出个所以然），“言之不可行”（说一堆不切实际的话，根本办不到），“苟言”（随便乱说，或说一些无用的话，言不由衷的话），这就是不信不诚，是为政的大忌。文革中政坛流行大话、空话、假话、套话，就是典型的“名之不可言”、“言之不可行”、“苟言”，那结果是大家都看到了的，就是几乎亡党亡国。文革过去三十年了，但是“假、大、空、套”还没有在中国绝迹，尤其是套话，时下还颇流行。

　　孔子还说过要搞好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三件事，第一是“足食”（让人民吃饱），第二是“足兵”（有一支足够保卫国家的军队），第三是“民信之”（让老百姓信任政府）。他的学生子贡问老师，如果这三件事不得已的时候要去掉一件，先去掉什么？孔夫子说：“足兵。”子贡又问剩下的两件事如果不得已还要去掉一件，那么先去掉什么？孔夫子说“足食。”而“民信”是无论如何不可以去掉的，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年轻时读这段话也不大理解孔夫子为什么把诚信看得这么重要，现在也明白了孔夫子说的的确是至理明言，跟前面的正名是一个意思。

　　请想一想一张钞票为什么可以买到一堆东西？这是因为它有整个的政府系统（军队、法律、警察、监狱等等）在后面保证它的“信用”，一旦政府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不能维持保证“信用”的功能，那么一张钞票就不过是一张印刷精美的纸而已。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之前发生的“金圆券”事件就是一个不太久的例子，上午发的薪水下午就贬值一半，到最后一麻袋的钞票就不过是一麻袋的废纸，这样的政府还能不垮台吗？

　　诚信不但是为政的第一要着，也是为人的第一要着。孔子的弟子曾参每天要反省自己几件事，其中一件就是“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一个不讲信用的人，说话不算数的人，甚至说假话的人，是没有人愿意跟他交朋友的。跟一个人打交道，却老是要提防上当受骗，这不是太累了吗？一个社会，如果大家都不讲诚信，大家都所言非所指，这不是太恐怖了吗？严格地讲，人和人之间如果缺乏基本的诚信就一天也过不下去，不能交朋友，不能做生意，也不能办任何事情。明明是鹿，却说是马；明明说是治病的药，却是一堆无用的糖丸；明明说是营养的牛奶，却有致命的三聚氰胺。论文可以请人捉刀，学位可以用钱买，明星可以包装，连院士据说都可以集体打造，那么还剩下什么东西是货真价实的呢？什么东西是可信的呢？如果什么都不可信，那么这社会还如何正常运转呢？所以孔子感叹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輗读泥，軏读月，均指车杠与车衡衔接的销子。）

　　我们不敢说今天的社会已经诚信荡然，但说诚信匮乏、令人忧心总不算过甚其辞吧。谁为之？孰令致之？我以为首当其责的是为政者，是身居高位的人。只用“阳谋”二字就可以令天下读书人丧胆，高明则高明矣，无奈“诚信”二字也就跟着被逐出我们的字典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陂陀从迹以至，非能骤溃。”（章太炎语）今日之事，其由来渐矣。呜呼，哀哉！

　　也谈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逝世四十周年了。近二十年来国内有一股陈寅恪热，关于陈寅恪的书出了很多，关于陈寅恪的会开了很多，关于陈寅恪的话题更是谈了很多，学术界无不推崇陈寅恪是一位大学者，真正的学者。但是说实在的，对于陈先生的学问，我们其实知道得并不多（当然史学界专门研究陈先生的例外）。陈先生曾经下过大功夫研究过的十几种已死和半死的外国文字，大概也没有什么人去接着研究。人们之所以推崇陈先生，包括我在内，其实只是欣赏他所标举的十个煌煌大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这就很够了。

　　中国人丧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经很久了。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旧时代，一切言行都要“征圣”、“宗经”，当然谈不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是在不久前（三十年前吧），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思想要统一，行动要听指挥，要甘当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要甘当一颗螺丝钉，拧在哪里就在哪里起作用-在这样的时代，奢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要付出挨棍子、戴帽子、坐牢、杀头的代价的。人毕竟是血肉之躯，一顿“阳谋”，就把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打断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早已被中国知识分子忘记了。只有一个呆呆的陈寅恪（当然也还有几个呆子，像张志新之类）坚持到死。而今天中国知识界重新发现陈寅恪，其实只是在零零星星星地、一点一滴地、依依稀稀地回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十个字而已，就好像一个植物人苏醒过来，慢慢恢复记忆，这当然是令人高兴的。

　　但高兴之余我总免不了感到一丝悲哀，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应该是一个“人”（非木石、非牛马、非奴才）所应当具备的基本特征吗？尤其是现代人，如果连这十个字都没有，还能叫做一个文明人吗？鲁迅感叹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奴性很重的民族，他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种时代，一种是求为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一种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话很沉痛，大抵上也是事实，但不应该忘记中国人也向来有不甘心当奴才的，孔子就是第一个。从前有些人攻击孔子提倡君君臣臣，是要人给君王做奴隶，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君君臣臣是一种双向的要求，即君要有君的样子，臣要有臣的样子，并不是单方面要求臣怎样怎样。所以孟子后来发挥了孔子的思想，说纣只是一个匹夫，而不是一个君王，因为他做得不像君王的样子。孔子其实是一个真正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孟子更发挥孔子的思想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能做到这样吗？至于以后的“孔孟之徒”是否具有这样的精神，那是“孔孟之徒”的事，不是“孔孟”的事。

　　我以为一个现代人，不论职业为何，学问大小，身份高低，只要自认是一个文明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是最起码的标准。令人悲哀的是，在咱们中国，这样起码的标准竟然没有多少人具备，竟然要一讲再讲，竟然还有人不敢理直气壮地讲，竟然还有人似懂非懂，不大明了它的意思。有人理论上不反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是一实践起来，便糊涂了。有人遭到一点打击，遇到一点挫折，这十个字就不见了。有人在金钱面前，有人在长官面前，有人在配偶面前，这十个字也不见了，而且还心安理得，认为理所当然。

　　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多么低的要求，又是多么高的要求；是多么应该办到的事，又是多么难办到的事。人们发现，他们心底多么佩服和羡慕那些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但他们也知道自己很难做到，富贵不淫，难；贫贱不移，难；威武不屈，更难。连河东狮吼都足以让人不敢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呜呼，“独立”、“自由”说起来容易，行起来何其难哉！

　　所以我们要谈陈寅恪。陈寅恪寄托了我们的希望，而谈陈寅恪可以掩盖我们的胆怯；陈寅恪是我们的偶像，谈陈寅恪是我们夜半行路时给自己壮胆的口哨。

　　糊口一生实可悲

　　一年一度的高考（我年轻时叫“统考”，台湾则叫“联考”）眼看就要到来了，每天阅报总有一些和高考有关的消息和报道，很多学生和家长也常常征询我的意见，到底报考什么系好？读什么毕业后最好找工作？当了几十年的教书匠，这些问题是常常被问到的，我的答案都是一条：你（或是你孩子）喜欢什么就报什么。换来的常常是沉默或怀疑的目光和不满足的表情，显然，我的回答没有解决他们的问题。其实我何尝不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但是我实在没法蒙昧了自己的理智，去迎合他们的意图。

　　我在台湾教大一国文时，曾经有一个会计系的学生，国文成绩非常优秀，每次上我的课她都早早来到教室，坐在前排，极有兴味地听我讲课，课间总是替我擦黑板、倒茶添水。我没法不注意到这个漂亮、聪慧的女孩，有一天忍不住问她：“你喜欢会计吗？”她说：“不喜欢。”我说：“那你为什么要读会计系呢？”她说：“我姐姐是会计系的，爸爸、妈妈、姐姐都让我读会计系，说毕业后好找工作，收入稳定。”我说：“你读大学就是为了找份稳定的职业吗？如果你不喜欢会计，而这一辈子都要当会计，你不会觉得后悔吗？”她默然，眼光里有很困惑、很无奈的表情。期末有一天上课，她突然蹦蹦跳跳地跑过来，满脸洋溢着欢快的色彩，说：“老师，我请你吃糖。”我很奇怪，问她有什么喜事，她说：“我申请转系成功，下学期就进中文系了，老师，你不替我高兴吗？”我说：“当然高兴。”然后我请她吃了中饭。她跟我讲到很多她的家事和小时候的故事，以及自己的理想。这个孩子转到中文系后一直很快乐，表现很出色，毕业后又考进研究所，读完硕士又读博士，得到学位后在一家大学任教，现在已经是正教授了。她一直和我保持联系，常常说的一句话是：“老师，我真感谢你，不然我这一辈子都在糊口。”

　　其实糊口没有什么不对，糊口是人生的第一要义。鲁迅说，人生第一是求生存，第二是求温饱，第三是求发展。这是至理名言，但也卑之无甚高论。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Maslow）所说的人生的五层需求无非也就是同样的意思，不过是分得更细罢了。人若不能生存且温饱，其他的发展就谈不上了。所以细民百姓九成以上一生都在为生存和温饱奋斗，本是人生常态。今天的大学早已沦为职业训练所，普世皆然，中国尤甚，因为今天的大学教育已经普及到平民百姓，不再是少数精英分子的专利，那么读大学为了找职业，找职业为了糊口，也就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无足深怪。

　　但是人生的境界如果仅仅达到温饱的层次而无所发展，总不免令人有点悲哀。我之所谓“发展”，并非指要干一番伟大的、轰轰烈烈的事业（如果能那样当然更好），我所理解的“发展”，就是实现自我，把上天所赋予你的才能和潜力充分地施展开来，然后在这施展中找到人生的意义与快乐。如果违背自己的天赋与爱好，仅仅为了温饱而一辈子从事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这样的人生恐怕没有欢乐可言，至少没有高层次的、精神上的满足。在现代社会，读书-求职-谋温饱，是一线相连，所以考大学就想到找工作，本也没有什么可怪的，我只是要提醒所有的学生跟家长，读书谋职，都要与自己天赋相合，然后从生存到温饱这一条线，才能延伸到发展，才有可能得到人生真正的快乐与满足。否则，这一条线就只到温饱为止，发展与快乐就谈不上了。哪怕你升到CEO的位置，拿到很高的薪水，情形还是一样。我有一个年轻朋友原来在大学任教，后来去美国留学，拿到比较文学的博士学位，终于在一家电脑公司做事，薪水大概还不错。不久前他回国探亲，我就老实不客气地对他说：“你就打算这样一辈子糊口下去吗？”他默然。

　　实现自我，并从实现自我中得到满足与快乐，这才是令人满意的人生。如果只是糊口，不管这口糊得多么好，即使有高位高薪、豪宅豪车，在我看来，还是不足取。陶渊明为什么辞去彭泽令？那薪水应该还可以吧，不是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吗？但他说：“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归去来兮辞》序）如果是“口腹自役”（亦即糊口）而违背自己的“质性”和“平生之志”，就是当县长也不干啊！

　　想想钱到底有多值钱

　　像我们这种与共和国大致同龄的人，至今为止的生命都可以分成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两个大段。如果要总结这两段，最经济的办法就是现在流行的筛选关键词。想来想去，我想前三十年的关键词最少可以用四个字来表示，那就是“革命”、“运动”，后三十年也可以用四个字来表示，那就是“建设”、“挣钱”。现在在这八个字中专挑一个“钱”字来讲，因为这个字目前最热火，可以说没有一个中国人不关心它。当然，对钱的关心自古皆然，但谁也不能否认于今为烈，即使说举国上下向钱看齐也不为过。富商巨贾、贪官污吏不必说了，连清高如大学校长也连连落马，因经济案件而被捕，这恐怕是自汉武帝立太学以来都没有出现过的盛况。

　　今日民间有一句流行语说：“钱不是万能，没钱却是万万不能。”这话说得实在精辟，即使起古圣先贤于地下，也莫能赞一词。但如果要再三挑剔的话，也许可以补充一句，就是：在今天许多中国人的心目当中，钱根本就是万能的。其实关于钱的万能，一千七百年前的晋朝就有一个鲁褒，作了一篇《钱神论》，已经说得很透彻了，且引几句最精辟的来看看：

　　“钱）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问非钱不发……谚云：‘钱无耳，可暗使。’又曰：‘有钱可使鬼。’而况于人乎？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吾以‘死生无命，富贵在钱。’何以明之？钱能转祸为福，因败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长短，相禄贵贱，皆在乎钱，天何与焉？”

　　我们如果留心一下报纸的社会新闻版，就会感到这些话简直就像是今天什么人故意用古文写的。如果你没事干，不妨搜集一些报上的故事来为此文做注脚，包管你每一句话都可以找到极其贴切、极其精彩的例证。

　　那么钱真是万能的吗？鲁褒其实是不相信的，我也不相信。

　　那些相信钱能买到一切的人，却忘记了满足生命基本需要的东西，大都是不要钱买的。李白说：“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苏轼说：“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其实还有李白与苏轼都没有说到的更重要的东西，例如阳光与空气，也都是不要钱的。现在想想，如果这些东西也要钱，该怎么算？如果阳光要钱，多少钱可以照一分钟？如果空气要钱，多少钱可以吸一口？如果明月与清风要钱，要多少钱？你读过《基度山恩仇记》吗？小说快结束的时候，基度山伯爵把那个邪恶的银行家邓格拉斯关在山洞里，几天不给饭吃，最后邓格拉斯自愿用10万法郎换一顿饭。如果现在让你憋气三分钟，又如果你富如比尔盖茨，你愿不愿意花十亿美元换一口空气？这样想想你就知道，如果阳光空气清风朗月都要用钱买，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其实比一个乞丐并没有富裕多少。零点零一秒，对于争夺世界百米赛冠军的人来讲，意义无比重大，但对于一个普通人，请问有何意义？花毕生的代价，甚至牺牲道德、廉耻、爱情、正义，去换取一堆钞票，从某一个角度看，也就不过是争那零点零一秒罢了。总是有人会争的，但犯不着全世界的人都去参加百米赛。

　　在武汉吃一顿早点，买一个面窝，一盘豆皮，还加一杯豆浆，不超过五元钱。但如果在五星级饭店呢，一顿早餐就要一百块。如果到迪拜的帆船旅馆去吃，那就不知道要多少钱了，说不定得五百元吧，我也没吃过。可我不吃也想象得到，在迪拜吃一顿早餐，跟在武汉街头吃一顿早餐，对一个人的意义是有一点差别的，但如果说这个差别达到一百倍，恐怕没人会相信。买一个普通的女式提包，大概一两百块钱就够了，但如果买一个LV的提包，却要几万块。那个LV的包包，真比普通提包好几百倍吗？如果你的钱很多很多，多得数不过来，当然不妨每隔几周去迪拜吃一顿早餐，三不五时地换一个新款的LV提包。但如果要你打一年的工去迪拜吃一顿早餐，打五年的工去买一个时髦的LV包包，你觉得值得吗？打工太辛苦，时间又花得太长，有什么好办法呢？于是就偷，就抢，就骗，就贪污，就直接或间接地谋财害命，就把自己变成野兽和畜生，或变成囚犯与枪下鬼，值得吗？

　　我不是说钱不好，不重要，有钱当然好，但是，把钱看得无所不能，以为钱可以买到一切，不择手段地去搞钱，却是犯不着，也是没有意义的。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简单的物质生活中，仍然有许多快乐，穷人没有必要去玩富人的游戏。放下上帝赐给你的阳光和空气不享受，或享受而不知；放下造物者无尽藏的清风与明月不享受，或享受而不知，却用你最宝贵的生命和情感，甚至用“不义”的手段，去跟富人们争那零点零一秒，有必要吗？可惜这样简单的道理偏偏是大多数人都不曾想过的，或者觉得不值得去想，就好像苹果从树上掉下来，所有的人都视为当然，根本不去想一样。只有牛顿那个傻瓜才会去想这种无聊的问题。

　　但是，这个世界需要牛顿吗？

　　我看还是需要的。

　　选自《芙蓉》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