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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文学与政治-向亨利希曼致敬

　　施京吾

　　不久前，秘鲁作家略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位小弟兄立刻发给我一堆略萨的作品目录，说：你看，他写得多好多好-我当然不会否认略萨有多好（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好），而且，我对他的某句话还颇感兴趣，他说“小说需要介入政治”，只是目前我并不打算关注他，我眼下关注的是人们不太容易想起，或者已经忘记了的德国作家-亨利希曼。隆重而慎重地介绍一位过气的西方作家，对我而言，算是一次破例。

　　也许是我们太过热衷现代和时尚，也许压根就是我们的阅读品位下降，亨利希曼在中国的“可阅读性”不知还剩几何，其名望足够潦倒，倘若再以“获奖”与否作为文学成就的评判标准，他甚至不如弟弟托马斯曼，托马斯曼以《布登勃洛克的一家》获得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

　　尽管亨利希曼现在过气，并不意味他真的“不行”，他的代表作有《种族之间》、《臣仆》、《垃圾教授》、《亨利四世》、《首脑》、《穷人》等等。其中《臣仆》、《亨利四世》、《垃圾教授》堪称世界名著。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他的作品被称为“本世纪以来德语文学最杰出的作品”，而亨利希本人则是“创造我们全体的大师”。他并非浪得虚名。不过，文学成就仅仅是他伟大的一部分，他伟大的另一部分，正如略萨所说“小说需要介入政治”-亨利希曼在这个方面极具典型，更加具有显著意义-他以一个作家身份，对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统治进行了顽强抵抗。

　　作家与政治的结合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比如左拉，他不仅写过《娜娜》，在德雷福斯事件中还写过光彩照人的《我控诉》；我们所以能记得昆德拉的《玩笑》、《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也与他受到过极权统治有关；奥威尔和索尔仁尼琴之所以令中国读者有“如雷贯耳”的感觉，更是因为前者写过《1984》和《动物农庄》，后者则写过《古拉格群岛》和《红轮》；而这位新近获奖的略萨，更直接跳上政治舞台，与藤森竞选起秘鲁总统。如果说到中国作家与政治的联系，我依然会想到浩然-他的《金光大道》是一部典型图解政治的作品，其作品本身就能准确反映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态，这，也是一种“介入”，一种功德。

　　亨利希曼与政治的连接体现在他与法西斯纳粹主义坚定不移的斗争中，其目光之尖锐、下笔之犀利，不能不给人以油然而生的敬意。

　　“愤青”亨利希

　　亨利希曼于1871年3月27日出生在德国汉莎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家族极有名望，若想了解他的家族史，可以参看其弟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译林出版社，傅惟慈译，这是一部家庭小说）。亨利希出生在一个微妙时刻，1月18日，普法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德意志，在法国凡尔赛宫镜厅宣布德意志国建立-这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次以一个完整的统一国家形式呈现在世界面前。德意志国的建立，使德国民众陷入极度狂欢之中，并且导致了德国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恶性膨胀，连续发动两次世界大战。

　　少年亨利希便有了阅读的爱好，他14岁开始写作，16岁写出第一部中篇小说《证明》，并开始诗歌创作。此后不久，他离家自谋发展。

　　德意志国家主义对年轻的亨利希有着深刻影响，用网络上的流行词来形容，他也是个当仁不让的“愤青”。他在给父亲一封推荐剧作《奎佐夫一家》的信中说：“我相信，这种民族戏剧的形式是使德国剧坛复兴的唯一途径。”他否定法国的现实主义作品而“满心欣赏日耳曼传说和德意志历史中高大完美形象”，亨利希在1890年2月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愿上帝保佑皇帝和俾斯麦。六十名社会主义分子和九十多个中央党人要进入帝国议会了，和多数派一起执政可不会是件轻松的事情。”这封信表明了他作为一个贵族阶层“对皇帝的忠诚”。他甚至进一步表示：“我义无反顾地认为，奥托冯俾斯麦所造就的德国，已经成了地球上一块保守的乐土，它永远摆脱了威胁。”国家主义的情结在亨利希身上十分浓烈。

　　1895年4月，他在《二十世纪，德国的方式和福利报》担任了为期一年的出版人，这份杂志具有半官方色彩，在内容上“对霍亨索伦家族的崇拜和黩武主义、反议会主义、种族优越论以及非理性天命论-一应俱全。”此时亨利希本人的观点则“反动至极”，他经常用文字诋毁李卜克内西、攻击倍倍尔这些社会主义者。晚年的亨利希曼承认：“我当时必须与自身太多的‘日耳曼式’的模糊性和偏激性作斗争。”那时，他崇拜尼采，完全臣服于尼采的“强力意志”，亨利希曼与德国的流行思潮保持一致-赞赏英雄和美。

　　但亨利希在《二十世纪》最后时期却开始了思想的反省，他在该刊上发表了最后一篇政论文《被盗的文件》，对不久前还备受他尊敬的家庭、等级、国家产生了怀疑。

　　1896年10月，亨利希离开德国抵达罗马，开始一段离群索居的生活，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完成了自己的思想转变，眼光投向法国小说，“开始研究法兰西革命的精神财富”，在思想上，他把青年时代所崇尚的理想“一一丢弃”。

　　亨利希曼的创作进入一个高峰期，连续写下了《懒人乐园》、《女神或阿西公爵夫人的三部小说》、《皮波史帕诺》、《爱的追逐》，尤其在《皮波史帕诺》这个中篇小说里摆脱了对尼采的崇拜，因为他察觉到尼采哲学与法西斯主义内在精神上的联系。

　　此后，亨利希曼的作品中越来越多地具有了法国小说的传统风格，被称为“德国的巴尔扎克”。非但创作风格上如此，他的政治思想更加信奉自由、民主、人权，走上了共和主义者的道路。1904年10月8日他发表宣言，表示拥护法兰西共和国，高度赞颂民主生活方式，他以“一名对法兰西共和国深怀感激之情的作家”的身份写道：“共和国并不是通过‘外表文明’而可以实现的。法兰西民族经过不屈不挠的抗争才建立起共和国：他们凭借的是心灵深处对人权的坚定信念；是一种批判的执著精神；是纯洁的智慧本能，因为这些本能禁止人们把实践理性和纯粹理性分离开，禁止人们由于生活安逸、有利可图而变得苟且偷安，容忍一种被精神抛弃的国体。”人权和民主成为亨利希本人追求以及他对德意志国的要求。

　　兄弟阋墙

　　德意志统一以后，在整个德国弥漫着极其强烈的国家主义情绪，这种情绪的特征在于，德国民众信奉一个强大、统一、具有征服感的大德意志帝国，他们对德意志强大充满迫切希望，而且希望无止境地强大，德国人心中怀着统一欧洲乃至世界的目的，这为后来法西斯纳粹主义在德国的盛行开辟了道路。而亨利希曼的共和主义思想，首先在世界观上与自己家族产生了分歧和分裂。先是自己的妹妹尤莉亚，不能接受哥哥对德意志国家主义的强烈批判，与之断绝来往，其后是弟弟托马斯曼。

　　托马斯曼对哥哥的思想转变颇不以为然：“我感到特别有趣的是总觉得你的世界观不大可能发展为自由主义”，而亨利希则从弟弟的作品中察觉到他有“反对人权第二要求，即反对平等的倾向”（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共和国的特点就是平等-笔者注）。并不点名对弟弟进行了严厉批评，把他称作“背信弃义的文人”、“他们仅仅将对人民生活的了解看成自己阅历丰富的标志……他们不了解民主，蔑视民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是兄弟之间世界观分歧的全面爆发。此时的托马斯几乎堕落为一个沙文主义者，其观念和国家主义如出一辙，他公开宣称忠实于民族及其国体-这距纳粹法西斯主义只有一步之遥，把霍亨索伦家族的统治称为“我们的社会帝制”，用“德意志精神”表达对战争的歌颂。战争开始不久的1914年9月18日，托马斯给哥哥写了一封信，说由德国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伟大的、正义的、并且是庄严的人民战争”，对弟弟所表现出的极端思想，亨利希“怀着愤怒和痛苦的心情”与弟弟断绝了来往。

　　可以说，托马斯曼在这个年代的表现极为糟糕，不仅不断发表歌颂战争、支持侵略的文章，还对哥哥进行了肆无忌惮的诋毁、诽谤和诬蔑，“其总方针是把亨利希曼说成德意志民族的内奸”。甚至在1917年亨利希表达了与他和解的愿望之后，他断然拒绝哥哥的善意，亨利希对弟弟的表现表示“痛苦挣扎、反省、对照、坚定自己”。1918年1月5日，亨利希给弟弟写下一封漫长信件，再度对托马斯进行严厉而中肯的批评：“我觉得你低估了你对我们的生活所存在的自然感受方面的意义，而过高地估计自己在精神方面对生活的影响。这种精神方面的影响由于你不端的品行而被你自己损害了。”在谈到战争结果时，亨利希说：“难道这满目疮痍、陈尸遍野的世界就是我的胜利……我可不是那种为了满足自己精神嗜好而置民族于苦难和死亡之中的人，我不是……”然而这封信并没有寄出。而托马斯曼，直到法西斯纳粹主义极右思潮在德意志全面泛滥才幡然悔悟。

　　爱国，不能仅仅体现在对国家无条件的赞美上，亨利希以其强烈的批判姿态对爱国主义进行了新的诠释，爱国，还有一种更为深切、更为忠诚的态度-就是对国家的一切丑恶行为和思想进行严厉的抨击，国家并不具有天然的正义性和正当性，正如他在德国一战战败之前所说的那样：“不能要求作家在一切都在走向毁灭的时刻去赞美生活”，这不仅充分展示了他的政治敏感性，也更加是他良知的要求，亨利希曼给我们建立了一座坐标。1918年11月11日，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

　　天才的政治洞见

　　一战失败，德国政局发生急剧变化，尽管在国体上走向了共和，但魏玛共和国极其软弱和动荡，法西斯纳粹主义正是在这个时期崛起并席卷全德意志。

　　纳粹党建立并出现在德国政治舞台上不久，作为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亨利希曼是第一个意识到：法西斯纳粹主义是将与德国工业界巨头联合进行垄断的政治怪胎。这促使他在思想上进一步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者，并且把自己变成“泛德意志主义者的敌人”-他几乎是在与全德意志的民族情绪进行搏斗，这需要何其大的勇气。1919年底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政治论文集《权力与人》，对“帝国和共和国”进行彻底清算。

　　1920年2月，希特勒在慕尼黑颁布该党的《二十五条纲领》，系统而肤浅地阐述了纳粹党的方针，对德国民众进行疯狂煽动与蛊惑，亨利希立刻指出，这是糊弄“低能儿的世界观”，纳粹党的全部欲望是“夺权高官厚禄、夺取政权，除此之外别无他图”。在1923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预言，在德国“中央集权是不可避免的”-用现代政治术语就是“极权主义”。亨利希曼以极为深刻的政治洞见对这个政党的邪恶本质进行了无情揭露。

　　他作为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一方面反对英美的资产阶级经济方式，即完全没有约束的自由竞争；同样，他也反对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不相信无产阶级专政的有效性。爆发于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1989年苏东垮台，证明亨利希曼的眼光不仅具有现实性，更具有历史性和世界性。

　　1923年法国占领鲁尔区（德国的一个重要工业区）和希特勒发动慕尼黑啤酒馆暴动之后，亨利希意识到，欧洲国家不能从其历史渊源的相互联系中完全独立，他提出建立一个“帝国之上的帝国：欧洲合众国”的主张-这是一个具有高度政治前瞻性的主张，当代欧洲的联合，从某种意义上正是亨利希曼倡议的结果，或者说是他思想的一种体现。

　　随着局势的变化，希特勒所领导的纳粹党势力越来越庞大，德意志的纳粹化特征愈加显著，到20年代末，亨利希对德国的政治走向更加明晰，他明确意识到，在德国，“审美，内心深处的道德不再起作用”，作为作家，他对文学具有了新的态度：“文学绝不是单纯的艺术，从诞生之日起就超越时代的文学创作是不存在的。它不可能像音乐那样的纯真，受到人们的喜爱。因为它是良知，是产生于世界，又位于世界之前的良知。它不断地作用、行动着。”-这与本文开头略萨的意思是完全一致的-由此，亨利希曼成为德意志的良心。

　　到1931年，60岁的亨利希曼已经取得德国文学上的崇高地位，他被任命为柏林普鲁士艺术科学院文学分院主席，此时，魏玛共和国的末日即将来临。在担任文学分院主席不久，鉴于纳粹法西斯主义的疯狂发展，他以《文学与政治》为题，再度重申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共和国已经扎根于每个市民的判断力中，在共和制下，每一个市民对社会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认识比在任何制度下都要深刻。否则，他们就不会维护共和国的安全。”这充分表明了他对共和国即将面临的瓦解而担忧。1931年底，他在《德意志的抉择》一文中写道：“德国历史也许会由此而留下血迹斑斑的一页。冒牌的德国人（希特勒并不是德国人，他是出生于奥地利的日耳曼人-笔者注）和冒牌的社会主义分子建立起来的帝国无疑将在流血中产生。然而，与这个帝国灭亡的时候将要流淌的鲜血相比，这点儿牺牲不足为奇。”他准确预言：“第三帝国将由于他的无能和依附性而失败。”-后来，历史在德国的发展中几乎得到完全的应验：纳粹政权通过流血而建立，经过更大的流血而覆灭。

　　1932年12月，亨利希曼发表了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超民族的信仰》（他自己也将其称为“最重要的文章”）。他认为，德国存在着一种始终如一的反民主主义的国策，而且，这种反民主的国策至少从1848年起就为人察觉，而1871年的德国统一，正是建立在这种反民主主义的基础之上，而魏玛共和国也没有对此进行改变：“共和国承袭的统治体制，是陈腐的体制，同样在准备着一场战争。它仍然像以前一样不公正，只是一味地有利于从不放过任何东西的获益阶层，有利于要求特殊利益的阶级。”他对这个时代的进程进行了总结性的表述：“反理性的复兴为人类弱点重新抬头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使他们能够为所欲为，完全听凭本能行事。本能是不会受到检查的，因为它埋得很深。本能也不容受到检查，因为它的深度使它变得神圣不可侵犯。正因为如此，国家主义这场半个世纪以来的重大运动才能够不断发展，最终超境离界……在非理性的时代结束之前，这个运动是不可能停止的。”他甚至精确预言国家主义将在1940年结束-1941年12月美国对德国宣战，宣告了第三帝国覆灭的开始。

　　在这篇文章中他坚定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对国家的态度：“我抛弃了旧的民族强权国家，因为它已经失去了道德内容……人成了国家主义谎言的牺牲品。整个人类都成了国家主义的牺牲品。我听够了这类无耻的谎言，说什么最高的使命不是为了人类而斗争，而是进行反对人的斗争（指反对犹太人-笔者注）。”一个国家，不论表面上如何光鲜华丽，给人以如何华美的视觉盛宴，一旦丧失基本道义就是崩溃的开始。

　　亨利希曼在担任文学分院主席最后阶段，于1933年2月与珂勒惠支、爱因斯坦等人联名签署了一个请愿书，呼吁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即将在3月进行的议会选举中联合，反对正在面临的法西斯纳粹的极权统治和独裁专制，以阻止德国“坠入野蛮状态”之中，得到的回应却是，如果他们不沉默，就将解散这所学院，他立刻以辞职加以抗议。随后，普鲁士文化部帝国中央特别委员会于1933年2月15日以亨利希“因党派政治活动原因”作出开除亨利希曼的决定，同月21日，文学院发表声明，对他的辞职深表遗憾。这一天，亨利希曼在自己的袖珍日历上只写着一个字：“走”！

　　从此，亨利希曼离开了德意志开始了流亡生涯，再也没有回到他挚爱的祖国。1933年8月，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政府发布“帝国公告”，一大批流亡者被开除德国国籍，亨利希曼位列公告的第一批、第一名。

　　笔后余墨

　　不能期待每个作家都像亨利希曼一样具有深邃的政治眼光，也不必苛求每个作家都气宇轩然地选择战斗，但作家的集体沉默乃至趋炎附势，却是作为“作家”-这个职业的羞耻。既然以“写作”为自己的事业，不论在笔下表达是现实或者是历史，在善恶之间、在正义与非正义之间，我们应该懂得选择什么。作家不能丧失的是自己心灵世界对人性中至真、至善、至爱的追求，也许它无法追寻得到，也许它永无止境，终究不该的是，在这样的抉择面前停下脚、向后转。倘若一个作家果真面临着巨大政治的压力而不能自主，那就放下自己的笔，回到“普通大众”中，一同混迹，一起沉沦。

　　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说：“文学，如果不能成为当代社会的呼吸，不敢传达那个社会的痛苦与恐惧，不能对威胁着道德和社会的危险及时发出警告-这样的文学是不配成为文学的。”-亨利希曼，是否令人有所触动？

　　选自《随笔》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