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大洋彼岸
汤用彤清华时期的同学，以后足可以称为学衡派主将的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先后均游学美国，并在大洋彼岸获得硕士学位。特别是吴宓，与汤用彤同年毕业，又与汤氏同时留清华任职。汤氏任国文教师，兼任《清华周刊》总编，吴氏则任文案处翻译。1917年，他们又都用庚子赔款奖学金留学美国。汤用彤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才接受了真正的西方文化的教育。吴宓有《感事》七言律诗一首，题下注云：“予毕业未得游美，任清华学校文案处翻译及文牍职事，凡一年。”而汤用彤留美，一般认为在1918年，事实则不然。杜维明在《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创新》一文中曾经提到汤氏赴美情况的调查结果。他自哈佛大学获得了汤氏成绩单的影印件，并说：
成绩单最后附有一条：汤用彤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哈姆莱大学，也就是说是用庚款在一九一七年就去美国了。
后来，他又从哈姆莱大学获得证据，汤氏于1917年确实就读于这所大学，学习政治学与社会学两门功课，后由于成绩优异被推荐到哈佛大学。当时的哈姆莱大学校报还有两篇关于汤用彤情况的报道。
显而易见，汤用彤毕业后留校任事一年左右至1917年，与吴宓同年赴美。吴宓就读于弗吉尼亚大学，后转入哈佛。汤用彤则先受学于美国中西部的一所普通大学——哈姆莱大学，专攻政治学和社会学。那年汤氏25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岁月，其学习成绩优异，且颇受舆论界的重视，而后被保举到著名的哈佛大学学习，其年是1918年。这大概是认为汤氏1918年赴美留学的依据。
汤用彤在哈佛学习两年，1920年入哈佛研究院，完全沉浸在沉静的哲学思维之海，学科涉及西方哲学、印度哲学。正如乐黛云教授分析的那样，原就读于芝加哥西北大学、弗吉尼亚大学以及加州贝克莱大学的梅光迪、吴宓、胡先骕，慕白璧德（Irving Babbit）教授之声名，先后转入哈佛，以白璧德为师，并非白璧德塑造了他们的思想，而是他们早已形成的思想雏形，与白氏新人文主义取得了共识，因而共同选择了白氏。汤用彤同样在白氏新人文主义的吸引下，系统地接受了白氏基于个人道德完善的“同情加选择”的人文思想，并受白氏重视佛教研究的影响，兼治佛教史研究所必需的梵文、巴利文。研究院学习期间，汤氏刻苦攻读，博采东西，并览今古，成绩优异，提前完成学业，于1922年获哲学硕士学位，与其清华、哈佛学友，以后的学衡派中坚成为我国第一代系统接受近代科学训练并正式灌注西方文化知识的学者。他与吴宓、陈寅恪被誉为“哈佛三杰”也得力于此。
白璧德“同情加选择”的新人文主义是20世纪现代保守主义的核心。他认为16世纪以来由培根创始的科学主义发展而为视人为物、泯灭人性、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18世纪卢梭提倡的泛情主义演变而为放荡不羁的浪漫主义和无检择的人道主义，使人只有追名逐利的物欲而放弃内在的道德修养，因而提出“慎思明辨，尊尚传统”的论事标准，并强调人的规范和德性。他认为文化乃至整个人类的进步有赖于有聪明才智的秀异分子，而不是凡庸大众。因此可以说新人文主义是对近代科学民主潮流的反拨。汤用彤及其清华哈佛学友对白氏的选择，无疑反映了中国近代学术思潮的转向。
白璧德，1865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1889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894年到1933年执教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法国文学，是一位对东西方文化均有深刻理解，于印度佛学、梵文、巴利文深造有得，且对中国文化和中国近代困境深切关注的人文主义学者。他与执教哈佛大学的梵文教授莫尔（Paul。E。More），以西方贤哲、东方孔佛之说，改造当世文化自任，共同发起了现代新人文主义运动。与旧人文主义不同，他首先界定人文主义（Humanism）与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的根本不同。他指出人文主义——Humanism不能被误以为是希腊人的博爱——Philanthropy，它包含有规训与纪律之意。它不是指芸芸众生，而是指少数的社会优秀分子。所以白氏强调“人道主义重博爱，人文主义重选择”，力主“同情与选择必须持其平”的人文思想。《文学与美国大学教育》（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中《释人文主义》（What is Humanism？）一章中有一段话集中表述了白氏同情加选择的人文思想。他说：
人文主义者常徘徊于同情与训练、选择两极端之间……执两端之中而择其当。更言其大凡则即巴斯喀尔所云“人类美德之真标准乃其融合各种相反之德性而全备其间之各等级之能力”……人类偏颇之失殆属前定（指情感与理智之冲突。本书作者注），欲其合于人文，惟有战胜此先天之缺憾，以相反之德性互相调剂，而期于合度耳。其目的乃安诺德（Matthew Arnold）所谓“观察人生审之谛而见其全”。
这里，他一方面要求执其中而得其当，另一方面又强调人类偏颇之失，因此必须以理智战胜情感而期于合度。他还把这种“合度”思想，谓之为“人生之金科玉律”的“合度律”（Law of Measure）。由此不难发现白氏“持平”的思想同样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下面这段话尤能反映其“持平”思想的倾向性。
不必复古，而当求真正之新；不必谨守成说，恪遵前例，但当问吾说之是否合乎经验及事实；不必强立宗教，以为统一归纳之术，但当使凡人皆知为人之正道。仍当行个人主义，但当纠正之，改良之，使其完善无疵。
白氏虽然主张不必复古，但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层层递嬗而为“真正之新”；尽管无须恪守成法，但必须符合由人类历史经验长期积淀而成的“人事之律”；思想固然不必强求一律，但必须使人类同行一正道；个人主义亦可行之当世，但尤应加以规训，力戒任性纵欲，而使人性达于完善。总之，白氏所谓的新旧今古、人欲与道德、物质与人事、同情与选择的诸多“持平”，最终都还是倾向于后者的。因此表现为重道德训练、重人事昌明、重传统阐扬的保守主义特征。概括起来说即重少数秀异分子选择的精英文化思想。
首先，白氏从心性方面阐明道德规范的重要性。他把人的本性分为高下相殊的三种品位，即神性、人性和兽性。神性渺不可及。人性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普遍永久价值在自我的体现，是一切时代共同的智慧。因此，只要用超越个人生存意识、克制纵欲的本能，并以普遍永久的价值实行教育和规范，就能避免沦为兽性，而从较低的自我升华到较高的自我。
其次，他又从社会学的角度，划分“物质之律”和“人事之律”，突出传统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作用。他指出，人事之律是人类智慧和历史经验积淀而成的社会观念。人类不仅要利用物质之律，创造物质财富，而且要在人事之律的支配下，增强个人的道德和智慧。然而20世纪以来“人事之律受科学物质之凌逼”，使人变成事物的奴隶而丧失了作为人的人性。若要使人复归人性，只有崇尚传统，昌明人事之律，才能建设真正的世界文明。
关于传统，他进一步强调：“为人类之将来及保障文明计”，“必先能洞悉古来文化之精华”，“以见人类所留遗之最高尚之思想言行，陆离彪炳，铭刻其中”，“显示人生之要理”，使“古人之灵明睿智既得传于今，而今人本其新得之经验，亦可以其灵明睿智并传于后”。进一步强调传统的承续性在社会发展史上的重大作用。
上述三个方面集中表述了白璧德“重选择”的人文主义，本质上即通过传统教育和道德规诫，遏制物欲，即由科学刺激而起的功利主义；逆转兽性，即由民主唤起纵欲的感性主义。
在中西文化的问题上，白氏“持平”的态度确实无明显倒向，而能从会通中西、建设世界性新文化的高度讨论传统以及如何吸收外来文化这一时代课题。他认为，中西文化传统“在人文方面，尤能互为表里，形成我们可谓之集成的智慧的东西”。他指出“儒家泛爱众而亲仁则近于人文派矣”，孔子的“克己复礼”和亚里士多德及其他希腊哲人的人文主义亦相一致。因此，“凡能接受人文主义的纪律的，必趋于孔子所谓的君子或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持身端严者’”。他主张在中国学府“应把《论语》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合并讲授”；在西方讲坛“也应该有学者，最好是中国学者来教授中国历史与道德哲学”，从而促进东西方知识界领袖间的了解和东西文化的交流，希望造就一个“人文国际”的世界文明。借此在西方推进人文主义运动，而在中国开展一个“以扬弃儒家思想里千百年来累积的学院与形式主义的因素为特质”的“新儒家运动”。
虽然，白璧德在西方推进人文主义运动的愿望徒成画饼，但他致力于阐扬儒家道德哲学和在中国开展“新儒家运动”的热情，则通过汤用彤及其清华、哈佛、《学衡》诸友，乃至其后各式各样的新儒家而付诸实践，此是后话，俟以下有关章节详述。但他对中国近代学术的古今中西之争的深刻见解，与其说塑造了汤用彤诸友，倒不如说是契合了中国近代复古主义的文化思潮。他说：“在中国已开始的新旧之争，乃正循吾人在西方所习见之故辙。”他既反对“完全抛弃中国古昔之经籍而趋向欧西极端卢梭派之作者”，也不赞成“不承认他国文化之成绩”的夜郎自大的排外主义。他要求“中国在力求进步时，万不宜效欧西之将盆中小儿随浴水而倾弃之”，而“必须审慎保存其伟大之旧文明之精魂”，“宜博采东西，并览今古，然后折衷归一”，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释迦、孔子等东西方贤哲之前言往行“加以变化，施之于今日”。这一尊尚传统、会通东西的人文思想，恰恰与汤氏崇尚理学、文化救国的志向在同一个层面发生了共振，为汤氏以后“昌明国故，融化新知”的学术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白璧德也特别重视佛教，每提及传统，总是把释迦、孔子、亚里士多德并称。他说佛与耶稣之宗教教理，孔子及亚里士多德之人文学说“价值之高”、“影响之巨”无可比拟，并称“此四圣者，实可谓为人类精神文化史上最伟大之人物”。他在年轻时，不仅从各方面了解中国，而且希望能在本源上了解佛家的真谛，曾刻苦攻读梵文和巴利文。他认为“佛教的本来形式特别接近我所谓的现代精神，也便是实证与批评的精神”。因此他相信佛教这一古老的信仰至今“仍为一股活的力量，对现代产生影响”。
基于他对佛教思想的兴趣和佛教对现在影响的肯定，其教人不仅坚持“使学生先成为人文学者，而后始从事于专门”，而且要求“中国学生亟宜学习巴利文（今留美学生中，习之者已有二三人），以求知中国佛教之往史，且可发明佛教中尚有何精义可为今日社会之纲维”。由此可知，白氏对佛法的探求决非超凡脱俗、远离社会生活的禅思，而是为了取佛法之精华而律之于社会。他说的留美学生习巴利文之二三人，显然包括了汤用彤。如前所述，清华时期，以“新潮之重要人物”自况而慷慨天下的汤用彤，已初步形成保守主义的思想，这使他和他的同志选择了白璧德。而白璧德对佛教研究的兴趣，以及对中国学生的期望，不能不说直接影响了这位留美的青年学子。汤用彤归国以后，虽戎马生郊，中西文化之争尤烈，他却以醇儒的清高，保持着“知识分子的距离”。他既不像旧学家“以为欧美文运将终，科学破产”，也不持新学家之态度，“以国学事事可攻，须扫除一切”，而加入那场笔墨之战。但他也决不是象牙塔中的学者，他的心中始终存着对国事尤其对民族文化的忧思。因此，他既没有卷入当时的政治大潮而“与世浮沉”，赶做政治、社会思想问题的时髦文章，也没有以绝对超越的精神，忙于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三四十年教学南北，且以同情之默应致力于冷僻的佛教史研究。他精考事实，平情立言，“非谓考证之学可济时艰”，仅在于“俾古圣先贤伟大之人格思想，终得光辉于世”，这显然是白氏“发明佛法精义，为今日社会之纲维”的再版。由此而形成汤氏立足传统、因革推移、悉由渐进的文化转化观念，无疑都是白氏选择思想演化而来。
成绩单最后附有一条：汤用彤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哈姆莱大学，也就是说是用庚款在一九一七年就去美国了。
后来，他又从哈姆莱大学获得证据，汤氏于1917年确实就读于这所大学，学习政治学与社会学两门功课，后由于成绩优异被推荐到哈佛大学。当时的哈姆莱大学校报还有两篇关于汤用彤情况的报道。
显而易见，汤用彤毕业后留校任事一年左右至1917年，与吴宓同年赴美。吴宓就读于弗吉尼亚大学，后转入哈佛。汤用彤则先受学于美国中西部的一所普通大学——哈姆莱大学，专攻政治学和社会学。那年汤氏25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岁月，其学习成绩优异，且颇受舆论界的重视，而后被保举到著名的哈佛大学学习，其年是1918年。这大概是认为汤氏1918年赴美留学的依据。
汤用彤在哈佛学习两年，1920年入哈佛研究院，完全沉浸在沉静的哲学思维之海，学科涉及西方哲学、印度哲学。正如乐黛云教授分析的那样，原就读于芝加哥西北大学、弗吉尼亚大学以及加州贝克莱大学的梅光迪、吴宓、胡先骕，慕白璧德（Irving Babbit）教授之声名，先后转入哈佛，以白璧德为师，并非白璧德塑造了他们的思想，而是他们早已形成的思想雏形，与白氏新人文主义取得了共识，因而共同选择了白氏。汤用彤同样在白氏新人文主义的吸引下，系统地接受了白氏基于个人道德完善的“同情加选择”的人文思想，并受白氏重视佛教研究的影响，兼治佛教史研究所必需的梵文、巴利文。研究院学习期间，汤氏刻苦攻读，博采东西，并览今古，成绩优异，提前完成学业，于1922年获哲学硕士学位，与其清华、哈佛学友，以后的学衡派中坚成为我国第一代系统接受近代科学训练并正式灌注西方文化知识的学者。他与吴宓、陈寅恪被誉为“哈佛三杰”也得力于此。
白璧德“同情加选择”的新人文主义是20世纪现代保守主义的核心。他认为16世纪以来由培根创始的科学主义发展而为视人为物、泯灭人性、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18世纪卢梭提倡的泛情主义演变而为放荡不羁的浪漫主义和无检择的人道主义，使人只有追名逐利的物欲而放弃内在的道德修养，因而提出“慎思明辨，尊尚传统”的论事标准，并强调人的规范和德性。他认为文化乃至整个人类的进步有赖于有聪明才智的秀异分子，而不是凡庸大众。因此可以说新人文主义是对近代科学民主潮流的反拨。汤用彤及其清华哈佛学友对白氏的选择，无疑反映了中国近代学术思潮的转向。
白璧德，1865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1889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894年到1933年执教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法国文学，是一位对东西方文化均有深刻理解，于印度佛学、梵文、巴利文深造有得，且对中国文化和中国近代困境深切关注的人文主义学者。他与执教哈佛大学的梵文教授莫尔（Paul。E。More），以西方贤哲、东方孔佛之说，改造当世文化自任，共同发起了现代新人文主义运动。与旧人文主义不同，他首先界定人文主义（Humanism）与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的根本不同。他指出人文主义——Humanism不能被误以为是希腊人的博爱——Philanthropy，它包含有规训与纪律之意。它不是指芸芸众生，而是指少数的社会优秀分子。所以白氏强调“人道主义重博爱，人文主义重选择”，力主“同情与选择必须持其平”的人文思想。《文学与美国大学教育》（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中《释人文主义》（What is Humanism？）一章中有一段话集中表述了白氏同情加选择的人文思想。他说：
人文主义者常徘徊于同情与训练、选择两极端之间……执两端之中而择其当。更言其大凡则即巴斯喀尔所云“人类美德之真标准乃其融合各种相反之德性而全备其间之各等级之能力”……人类偏颇之失殆属前定（指情感与理智之冲突。本书作者注），欲其合于人文，惟有战胜此先天之缺憾，以相反之德性互相调剂，而期于合度耳。其目的乃安诺德（Matthew Arnold）所谓“观察人生审之谛而见其全”。
这里，他一方面要求执其中而得其当，另一方面又强调人类偏颇之失，因此必须以理智战胜情感而期于合度。他还把这种“合度”思想，谓之为“人生之金科玉律”的“合度律”（Law of Measure）。由此不难发现白氏“持平”的思想同样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下面这段话尤能反映其“持平”思想的倾向性。
不必复古，而当求真正之新；不必谨守成说，恪遵前例，但当问吾说之是否合乎经验及事实；不必强立宗教，以为统一归纳之术，但当使凡人皆知为人之正道。仍当行个人主义，但当纠正之，改良之，使其完善无疵。
白氏虽然主张不必复古，但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层层递嬗而为“真正之新”；尽管无须恪守成法，但必须符合由人类历史经验长期积淀而成的“人事之律”；思想固然不必强求一律，但必须使人类同行一正道；个人主义亦可行之当世，但尤应加以规训，力戒任性纵欲，而使人性达于完善。总之，白氏所谓的新旧今古、人欲与道德、物质与人事、同情与选择的诸多“持平”，最终都还是倾向于后者的。因此表现为重道德训练、重人事昌明、重传统阐扬的保守主义特征。概括起来说即重少数秀异分子选择的精英文化思想。
首先，白氏从心性方面阐明道德规范的重要性。他把人的本性分为高下相殊的三种品位，即神性、人性和兽性。神性渺不可及。人性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普遍永久价值在自我的体现，是一切时代共同的智慧。因此，只要用超越个人生存意识、克制纵欲的本能，并以普遍永久的价值实行教育和规范，就能避免沦为兽性，而从较低的自我升华到较高的自我。
其次，他又从社会学的角度，划分“物质之律”和“人事之律”，突出传统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作用。他指出，人事之律是人类智慧和历史经验积淀而成的社会观念。人类不仅要利用物质之律，创造物质财富，而且要在人事之律的支配下，增强个人的道德和智慧。然而20世纪以来“人事之律受科学物质之凌逼”，使人变成事物的奴隶而丧失了作为人的人性。若要使人复归人性，只有崇尚传统，昌明人事之律，才能建设真正的世界文明。
关于传统，他进一步强调：“为人类之将来及保障文明计”，“必先能洞悉古来文化之精华”，“以见人类所留遗之最高尚之思想言行，陆离彪炳，铭刻其中”，“显示人生之要理”，使“古人之灵明睿智既得传于今，而今人本其新得之经验，亦可以其灵明睿智并传于后”。进一步强调传统的承续性在社会发展史上的重大作用。
上述三个方面集中表述了白璧德“重选择”的人文主义，本质上即通过传统教育和道德规诫，遏制物欲，即由科学刺激而起的功利主义；逆转兽性，即由民主唤起纵欲的感性主义。
在中西文化的问题上，白氏“持平”的态度确实无明显倒向，而能从会通中西、建设世界性新文化的高度讨论传统以及如何吸收外来文化这一时代课题。他认为，中西文化传统“在人文方面，尤能互为表里，形成我们可谓之集成的智慧的东西”。他指出“儒家泛爱众而亲仁则近于人文派矣”，孔子的“克己复礼”和亚里士多德及其他希腊哲人的人文主义亦相一致。因此，“凡能接受人文主义的纪律的，必趋于孔子所谓的君子或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持身端严者’”。他主张在中国学府“应把《论语》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合并讲授”；在西方讲坛“也应该有学者，最好是中国学者来教授中国历史与道德哲学”，从而促进东西方知识界领袖间的了解和东西文化的交流，希望造就一个“人文国际”的世界文明。借此在西方推进人文主义运动，而在中国开展一个“以扬弃儒家思想里千百年来累积的学院与形式主义的因素为特质”的“新儒家运动”。
虽然，白璧德在西方推进人文主义运动的愿望徒成画饼，但他致力于阐扬儒家道德哲学和在中国开展“新儒家运动”的热情，则通过汤用彤及其清华、哈佛、《学衡》诸友，乃至其后各式各样的新儒家而付诸实践，此是后话，俟以下有关章节详述。但他对中国近代学术的古今中西之争的深刻见解，与其说塑造了汤用彤诸友，倒不如说是契合了中国近代复古主义的文化思潮。他说：“在中国已开始的新旧之争，乃正循吾人在西方所习见之故辙。”他既反对“完全抛弃中国古昔之经籍而趋向欧西极端卢梭派之作者”，也不赞成“不承认他国文化之成绩”的夜郎自大的排外主义。他要求“中国在力求进步时，万不宜效欧西之将盆中小儿随浴水而倾弃之”，而“必须审慎保存其伟大之旧文明之精魂”，“宜博采东西，并览今古，然后折衷归一”，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释迦、孔子等东西方贤哲之前言往行“加以变化，施之于今日”。这一尊尚传统、会通东西的人文思想，恰恰与汤氏崇尚理学、文化救国的志向在同一个层面发生了共振，为汤氏以后“昌明国故，融化新知”的学术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白璧德也特别重视佛教，每提及传统，总是把释迦、孔子、亚里士多德并称。他说佛与耶稣之宗教教理，孔子及亚里士多德之人文学说“价值之高”、“影响之巨”无可比拟，并称“此四圣者，实可谓为人类精神文化史上最伟大之人物”。他在年轻时，不仅从各方面了解中国，而且希望能在本源上了解佛家的真谛，曾刻苦攻读梵文和巴利文。他认为“佛教的本来形式特别接近我所谓的现代精神，也便是实证与批评的精神”。因此他相信佛教这一古老的信仰至今“仍为一股活的力量，对现代产生影响”。
基于他对佛教思想的兴趣和佛教对现在影响的肯定，其教人不仅坚持“使学生先成为人文学者，而后始从事于专门”，而且要求“中国学生亟宜学习巴利文（今留美学生中，习之者已有二三人），以求知中国佛教之往史，且可发明佛教中尚有何精义可为今日社会之纲维”。由此可知，白氏对佛法的探求决非超凡脱俗、远离社会生活的禅思，而是为了取佛法之精华而律之于社会。他说的留美学生习巴利文之二三人，显然包括了汤用彤。如前所述，清华时期，以“新潮之重要人物”自况而慷慨天下的汤用彤，已初步形成保守主义的思想，这使他和他的同志选择了白璧德。而白璧德对佛教研究的兴趣，以及对中国学生的期望，不能不说直接影响了这位留美的青年学子。汤用彤归国以后，虽戎马生郊，中西文化之争尤烈，他却以醇儒的清高，保持着“知识分子的距离”。他既不像旧学家“以为欧美文运将终，科学破产”，也不持新学家之态度，“以国学事事可攻，须扫除一切”，而加入那场笔墨之战。但他也决不是象牙塔中的学者，他的心中始终存着对国事尤其对民族文化的忧思。因此，他既没有卷入当时的政治大潮而“与世浮沉”，赶做政治、社会思想问题的时髦文章，也没有以绝对超越的精神，忙于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三四十年教学南北，且以同情之默应致力于冷僻的佛教史研究。他精考事实，平情立言，“非谓考证之学可济时艰”，仅在于“俾古圣先贤伟大之人格思想，终得光辉于世”，这显然是白氏“发明佛法精义，为今日社会之纲维”的再版。由此而形成汤氏立足传统、因革推移、悉由渐进的文化转化观念，无疑都是白氏选择思想演化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