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短篇小说精品

第二十九章 布莱克沃兹沃斯

　　[南非]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

　　John Maxwell Coetzee（1940--）

　　-法国东南部港口城市看望她女儿，这是几年来第一次看望她。她儿子要去参加一个什么会议，将顺道从美国坐飞机来和她们住上几天。这些日期赶到了一起，使她觉得很有意思。她怀疑，他们俩是不是已经串通好了，会不会给她提出某个建议，也就是当孩子们觉得她无法照顾自个儿了，他们就向母亲提出来的那种建议。这么顽固不化，他们会互相对对方说：这么顽固，这么固执，这么执拗-我们要不共同努力，怎么才能拗得过她呢？

　　当然了，他们爱她，否则的话，他们也不会给她制订计划。然而她的确感觉像那些个罗马贵族一样，等着有人递给她那杯致命的毒酒，等着有人用最易于信任、最令人同情的方式告诉她，为了顾全大局，她应该把这杯毒酒喝下去，而不用紧张不安。

　　她的孩子们像一般的孩子那样，一直都非常好，非常孝顺。而她这个当母亲的是不是也同样好，同样地尽职尽责，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不过人生在世，我们应该得到的，并不总能得到。她的孩子如果想把这分数扯平了，他们就得等到来生，等到再次投胎转世了。

　　她女儿在尼斯经营一家美术馆。她女儿到现在已经是地地道道的法国人了。她儿子娶的是美国太太，生的是美国孩子，过不了多久他也就变成了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了。所以他们既然已经飞出了窝，那就飞得远远的。不了解情况的吧，还会以为他们飞得远远的，就是为了躲开她呢。

　　不管他们给她提出的是什么建议，这里面肯定充满了正反两方面的感情：一方面是爱和关心，而另一方面是极度的残忍，希望看到她的终结。唉，正反两方面的感情并不使她仓皇失措。她就是靠正反两方面的感情谋生的。要是没有了这双重的含义，小说艺术将置于何处呢？要是只有头有尾而没有中间，生活本身会成什么样子呢？

　　“随着我年纪增大，我发现奇怪的是，”她告诉她儿子，“我很久很久以前曾从老人们嘴里听到的那些话，并且发誓我自己永远也不会说，可是现在也从我嘴里吐出来了。像这世道变成什么样子了之类。比方说：似乎没有人再会意识到‘可以’这个动词有过去时-这世道都变成什么样子了？人们在大街上走路，还一边吃着比萨饼，对着电话讲话-这世道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这是她来到尼斯的第一天，她来尼斯的第三天：一个晴朗温暖的六月天，是那种首先使那些慵懒富足的英国人来到这片海滩上的日子。看啊，他们来到了这里，他们两个沿英吉利海峡的海岸一边散步，一边慨叹布尔人 南非荷兰移民的后裔。正如一百年前英国人打着遮阳伞，带着船夫一边散步，一边慨叹哈代先生最后的努力那样。

　　“慨叹，”她说，“如今很少听到这个词了。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慨叹了，除非他们想成为一个被取笑的对象。这都成了一个忌语，一种被禁忌的活动。所以你该怎么办呢？把所有的慨叹都禁锢起来，直到你和另一个老人独处时，才把它们尽情地倾吐出来吗？”

　　“妈妈，您对我想怎么慨叹就怎么慨叹，”她那善良而又孝顺的儿子约翰说，“我会同情地点头表示同意，而不会取笑您。您今天除了慨叹比萨饼，还想慨叹什么呢？”

　　“我慨叹的并不是比萨饼。比萨饼并没有什么不好。一边走路一边吃同时还一边打电话，我发现很粗鲁。”

　　“我同意，是很粗鲁，至少是没有教养。还有呢？”

　　“这就够了。我所慨叹的东西，其本身没有多大意思。有意思的是，许多年前我曾发誓我永远不会慨叹，而我正在这儿慨叹着呢。我为什么屈服了呢？我慨叹这世道都变成了什么样子。我慨叹历史的发展进程。我是打心眼儿里慨叹啊。然而当我自己听慨叹的时候，我听到了什么呢？我听到我母亲当年慨叹迷你裙，慨叹电吉他。我还记得我当时的怒气。‘是的，母亲，’我就会说，就会咬牙切齿，祈望她闭上嘴。所以……”

　　“所以您就以为我也正在咬牙切齿，祈望您也闭上嘴。”

　　“是的。”

　　“不是。慨叹世风日下，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我自个儿私下也发这样的慨叹。”

　　“但是细节，约翰，细节啊！我慨叹的并不仅仅是历史的宏观范畴，而是细节呀-举止粗俗，文理不通，高音大嗓！正是这些令我恼火的细节，使我非常绝望。如此的无足轻重！你明白吗？不过你当然不明白。你觉得我是在取笑自己，而实际上我不是。我是完全严肃的！你明白我是完全严肃的吗？”

　　“我当然明白。您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

　　“但是我表达得不清楚！不明白！这些都只是话语，现如今我们对话语都听厌听烦了。唯一剩下来证明你是严肃的方法，就是除掉你自己。拔剑自刎。把你的脑壳儿炸掉。可是我刚一说这些话，你就想笑。我知道。因为我是不严肃的，不是完全严肃的-我太老了，老得严肃不起来了。你二十岁时自杀，就是一种可悲的损失；四十岁自杀，人们就会冷静地评论这个时代。但要是七十岁自杀，人们就会说，‘多遗憾，她一定是得了癌症。’”

　　“可是您从来没有在乎过人们说什么。”

　　“我之所以从来没有在乎过人们说什么，是因为我始终相信未来这个词语。历史将会证明我是正确的-我给自己讲的就是这个。但是当历史发展到今天，我越来越信不过历史了-越来越不相信历史有能力产生真理。”

　　“妈妈，历史发展到今天，发展成了什么样子？我们在谈这个问题时，我可不可以说，您又一次把我放在了一个心直口快的人或者心直口快的男孩子的位置上？而这个位置我并不特别喜欢。”

　　“对不起，对不起。这都是一个人住给闹的。大多数时间我得在脑子里进行这些谈话。能有人跟我把这些谈话演练出来，是一种解脱。”

　　“谈话机。不是人。是谈话机。”

　　“可以和我演练的谈话机。”

　　“可以在谈话机上面演练。”

　　“可以和我在上面演练谈话的谈话机。对不起，我不说了。诺玛怎么样了？”

　　“诺玛很好。她向您问好来着。孩子们也很好。历史发展成了什么样子？”

　　“历史已经失去了她的声音。很久很久以前，克莱奥曾拨动她的七弦琴，咏唱伟人们的壮举，而今呢，她就像那种傻得不能再傻的老太婆，变得摇摆不定，不仅摇摆不定，而且轻佻浅薄。至少我部分时间是这么认为的。其他时间我认为她被一帮暴徒俘虏，这帮子暴徒折磨她，让她讲言不由衷的话。我无法给你讲我对历史所持有的全部黑暗想法。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梦魇。”

　　“一种梦魇。这是不是意味着您在写有关历史的作品呢？”

　　“不，没有写。如果我能写有关历史的作品，我就会渐渐地掌握历史。不，我所能做的就是生历史的气，生气，慨叹。我也自怨自怜。我已经落入一个陈词滥调的怪圈，而且我也不相信历史会动摇那些陈词滥调。”

　　“什么陈词滥调？”

　　“我不想深谈了，这太令人沮丧了。粘住了的唱片那种陈词滥调，这种唱片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现在既没有留声机针也没有留声机了。从各个地方传来的回声就是‘冷酷’这个词语。她传给世界的信息是不折不扣的冷酷。冷酷，是什么意思呢？不知怎么的，一个本属于冬天风景的词语已经黏附到了我的身上。就像一条尾随我身后的小杂种狗，‘汪汪汪’叫个不停，甩都甩不掉。我被它跟踪。它会跟随我走向坟墓。它会站在墓穴边儿，朝里面瞥上一眼，‘汪汪’地叫‘冷酷，冷酷，冷酷！’”

　　“如果您不是那个冷酷的人，那您是谁，妈妈？”

　　“你知道我是谁，约翰。”

　　“我当然知道。但还是说出来吧。把那些话说出来吧。”

　　“我是那个过去常开怀大笑而现在不再笑的人。我现在是那个哭泣的人。”

　　她女儿海伦在这座古老的城市经营一家美术馆。大家都说这家美术馆经营得非常红火。美术馆并不是海伦的。她受两个瑞士人聘任，这两个瑞士人每年从他们位于波恩的老窝往这儿来两次，检查账目，把挣来的钱揣兜儿里拿走。

　　海伦或叫Helene，年龄比约翰小，但长相却比约翰老。甚至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她就穿一身筒裙，戴一副严肃的眼镜，再梳上个发髻，活脱脱一副中年妇女的打扮。她是那种法国人见了就给她腾地方甚至对她肃然起敬的人：那种不苟言笑的禁欲的知识分子。而在英格兰，海伦会立即被认为是个图书馆管理员或者是个被取笑的对象。

　　事实上她没有根据认为海伦会禁欲。海伦不谈她的私生活。但她听约翰说，她和一位来自里昂的商人有一段恋情，已经有好几年了，那个商人带她去度周末。谁知道呢，或许她到别处度周末时，就会情窦大开吧。

　　对自己孩子的性生活妄加猜测很是不合时宜。然而她无法相信一个献身艺术的人，哪怕她只是卖卖油画，她自己不会欲火中烧。

　　她所预料的是场联合攻击：海伦和约翰会让她坐下，然后向她提出他们为拯救她而制订的计划。可是却不是这么回事，他们在一起的第一个晚上过得异常愉快。这个话题是第二天在海伦的汽车里才提到的，当时他俩驱车向北驶往下阿尔卑斯（法国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省的旧称）山区，去海伦选中的一个吃午饭的地方，她们把约翰留在家里准备参加学术会议的论文。

　　“您想在这儿怎么生活，妈妈？”海伦突然说。

　　“你是说在山区？”

　　“不，在法国。在尼斯。我那幢楼里有一套房子，10月份会空出来。您可以买下来，或者我们可以一块儿买下来。在一楼。”

　　“你想让我们在一起生活，我和你？这太突然了，我亲爱的。你敢肯定你是这个意思吗？”

　　“我们不在一起生活。我们各自完全独立。但有了紧急情况，您就会有人可叫了。”

　　“谢谢你，亲爱的。可是我们在墨尔本有训练有素的人，照看老年人，应付他们出现的小小的紧急情况，他们很不错的。”

　　“求求您，妈妈，我们别玩游戏了。您都92岁了。心脏也有毛病。您不会总是有能力照看自己的。要是您-”

　　“别再说了，我亲爱的。我相信你找得出和我一样讨人嫌的委婉语。我会跌断臀部，我会变得老态龙钟；我会苟延残喘，卧床数年；我们在谈论的，就是这种东西。假使有这种可能，对于我的问题是：我为什么要把照看我的负担强加给我的女儿呢？对于你的问题是：尽管你完全出自真诚，但如果你不给我至少一次关爱和保护，你就觉得见不得人了吗？我把这个问题，我们的问题，我们共同的问题，讲得够公平了吧？”

　　“是的，我的建议是真诚的，也是行得通的。我和约翰都讨论过了。”

　　“好了，我们别因为发生争吵而毁了这么美好的日子。建议你已经提了。我已经听到了，并且保证会考虑你的建议。我们就此打住。你肯定已经猜到了，我不大可能接受的。我是在朝着另一个方向想问题。有一件事情老年人比年轻人擅长，那就是死亡。老年人（多么精巧的一个词语）要死得好。以向那些后来者表明好的死亡会是什么样子。这是我思考的方向。我想把整个心思用在好好儿死去上头。”

　　“您在尼斯可以和在墨尔本一样好好儿地死去。”

　　“但是你说得不对，海伦。你想通了，就会发现你说得不对。问问我好好儿地死去是什么意思。”

　　“妈妈，您说好好儿地死去是什么意思。”

　　“好好儿地死去就是在遥远的地方死去，在那里由陌生人，从事殡葬业的人处理掉尸首。好好儿地死去就是你通过电报得到死讯：我非常遗憾地通知您，等等。很遗憾，电报已经不时兴了。”

　　海伦不满地哼了一声。她们默默地向前行驶。尼斯已远远地甩在身后：沿空旷的道路驶去，地势突然下降，她们驶入一条长长的峡谷之中。虽说名义上是夏天，但是空气寒冷，仿佛阳光从来照射不到这深山幽谷似的。她连连打起了寒噤，所以关上了车窗。真像是在驶进一幅寓意画！

　　“没有人握着您的手，独自死去是不合适的，”海伦终于说，“这是违背社会道德的，是违反天理人伦的，是没有爱心的。对不起我说了这些话，但我就是这个意思。我主动提出要握着您的手。和您在一起。”

　　在两个孩子当中，海伦算是更加矜持的一个，是和母亲保持更远距离的一个。海伦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和她讲过话。也许是汽车使这样讲话更容易些吧，使得开车的人不用直视着和她讲话的人。有关汽车的这一点她一定要记住。

　　“谢谢你，亲爱的，”她说。从她嗓子里发出的声音出乎意料的低。“你这番话我不会忘记的。可是要是过了这么多年回到法国就是为了等死，难道不觉得别扭吗？边境线上的人问我来访的目的时，是商务活动呀还是游玩，我该对他怎么说？或者更要命的是，他问我计划待多久，我怎么说？永远待下去？待到死？待不了多久？”

　　“就说reunir la famille。他就明白了。和家里人团聚。这样的事天天都有。他不会提更多的要求的。”

　　她们在一家名叫Les Deux Ermites的小客栈吃的饭。客栈的名字后面肯定有一段故事。不过她倒不希望有人讲给她听。如果是个好故事吧，就有可能是杜撰的。一股冷飕飕的风刮了过来，像刀割般疼痛；她们坐窗玻璃后面，朝外面白雪皑皑的山峰望过去。时值初夏：除了她们的桌子，只有两张桌子有人坐。

　　“美吗？是的，当然非常美。一个美丽的国家，一个漂亮的国家啊。这是不言而喻的。La belle France（法文，意为”美丽的法兰西“。可是别忘了，海伦，我一直有多幸运，我从事了一个多么优越的职业。我这辈子大多数时间是想去哪儿就能够去哪儿。我一选定了地方，就一直生活在美的怀抱中。而此刻我禁不住要问自己的问题是：这给我带来了什么好处呢，所有这些美？美难道不像葡萄美酒一样，是一种消费品吗？一个人把葡萄酒喝进去，喝下去，就会给人一种短暂的晕晕乎乎的快感，可是它留下来的是什么呢？葡萄酒的残留物是，对不起，我用这个字啊，小便；美的残留物是什么呢？它有什么好处呢？美能使我们成为更好的人吗？”

　　在您告诉我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之前，妈妈，我可以告诉您我的回答吗？因为我觉得我知道您会说什么。您会说，美没有给您带来您看得到的好处，这些天来说不定哪一天您就会发现您站在天堂的门口，两手空空，而头顶上还悬着个巨大的问号。您这么说，也就是说，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说这样的话，并且相信这样的话，完完全全不符合您的性格。

　　“您不会回答的是-因为这不符合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性格-作为一个作家，您创作出的作品不仅有其本身的美-虽说是一种有限度的美，即便它不是诗歌，但还是美，条理分明，清晰明澈，用字简约-而且还改变了别人的生活，使他们变成了更好的人，或者略微更好一点的人。不光是我这么说，别人也这么说，陌生人就这么说。对我说，当着我的面说。不是由于您写的东西里面包含有说教，而是由于它就是说教。”

　　“你是说，就像是黾蝽。”

　　“我不知道黾蝽是什么。”

　　“叫黾蝽或者叫长腿蝇。是一种昆虫。黾蝽认为它只是在寻觅食物，而事实上，它在池塘的水面上飞来飞去，追寻的是上帝的名字，这是最美妙的词语了。笔在纸页上移动，追寻的也是上帝的名字，因为你从远处看才看得见，而我看不见。”

　　“没错儿，如果您想这么说。不过还不止于此。您教人们如何感受。凭着上帝的恩典，凭着这笔的恩典，因为它随着思想的移动而移动。”

　　这些话在她听来相当的老套，她女儿正在阐述的美学理论很像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这是海伦自己悟出来的呢，还是在什么地方读到的？这套理论如何适用于油画艺术？如果说笔的节奏就是思想的节奏，那么画笔的节奏又是什么？用喷雾罐喷出来的油画又是什么？这样的油画作品又如何教我们成为更好的人呢？

　　她叹了口气，“你能这么说，这么安慰我，太好了，海伦。我这辈子总算没有白活。当然我没有被说服。正如你所说的，倘若我能被说服的话，我就不是我自己了。但那也不算是慰藉。你可以看得出来，我情绪不好。就我目前的心境来看，我所过的这辈子好像从头到尾都给设计错了，设计的方式也不特别有趣。现在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要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就必须以比较间接的方式达到目的，而不是黑压压地写上数千页的散文。”

　　“比如说以什么方式？”

　　“海伦，这不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忧郁的情绪产生不了有趣的思想，至少在我的经验中是这样。”

　　“那么我们不能再谈喽？”

　　“是的，别再谈了。让我们做些非常老套的事情吧。让我们静静地坐着听布谷鸟叫吧。”

　　因为从餐馆后面的小灌木林中的确传来了布谷鸟的啼鸣。如果她们只把窗户打开一条缝，鸟鸣声就会清晰地随风飘来：一个两音符的乐音，一声高，一声低，时不时地重复着。芬芳馥郁，她想-是济慈的诗句-夏日的芬芳馥郁，夏日的悠闲自在。一种讨厌的鸟，但却是一个多么美妙的歌手，多么优秀的牧师啊！“咕咕”，上帝的名字从布谷鸟的口中吟唱而出。一个充满象征的世界。

　　他们在做一件自打孩子们还是孩子以来再没有一起做过的事。他们坐在海伦的公寓阳台上，沐浴在地中海那温暖的夜色中，他们在打桥牌。他们打的是三手桥牌。这种打法他们过去叫接龙扑克牌的一种玩法。以7点为中心，向两头按数序接下去，手中牌先接完者为胜。照海伦或Hlne的说法，这种玩法在法国叫做拉米。

　　花一个晚上打扑克是海伦出的主意。刚开始似乎有些别别扭扭，假模假式；不过她们一旦都投入进去，她就来了兴致。海伦多么富于直觉啊：她从来没有怀疑过海伦的直觉。

　　此刻使她感到惊讶的是，她们轻而易举就回到了三十年前打牌的个性中来，她原想一旦他们各奔东西，这种个性也就永远不复存在了：海伦是马马虎虎，牌技低下；约翰话语不多，还可以预测到他的牌；而她自己呢，还是出奇的争强好胜。想一想，这可是她自己的亲骨肉啊；想一想，鹈鹕鸟还会撕开自己的胸膛喂它的雏鸟呢。如果他们打牌是为了赌博，她就会把他们的钱一扫而空。关于她，这说明了什么呢？关于他们三个又说明了什么呢？难道说明了江山易改，禀性难移；还是仅仅说明家庭，幸福的家庭，是通过戴着面具玩保留节目而聚合在一起呢？

　　“我好像是雄风不减当年啊，”她又赢了一局之后说。“对不起啊，说这话多么尴尬。”这话讲得言不由衷，她当然不尴尬，一点儿都不尴尬。她赢了。“多奇怪，有的力量一个人能保持多年而有的力量开始失去了。”

　　她保持的力量，她此刻正在使用的力量，是一种直观化的力量。她根本不用费脑子就可以看到她孩子手中的牌，每一张都看得清清楚楚。她能看到他们手中去；也能看到他们心里去。

　　“母亲，您觉得您在失去什么力量？”她儿子小心翼翼地问。

　　“我在失去，”她兴高采烈地说，“欲望的力量。”既然话已出口，索性就一不做，二不休，说他个干净利落。

　　“我倒以为欲望并没有力量，”约翰拿起棒状面包，不依不饶地说，“也许是强度吧。电压。但不是力，不是马力。有了欲望您可能想爬山，但有了欲望并不等于您就会爬到山顶。”

　　“什么会使你爬到山顶呢？”

　　“能量。养料。您在准备阶段所储存的东西。”

　　能量。你想知道我的能量理论吗，一个老人的能量学吗？别着急，这里面没有任何个人的东西让你下不来台，也没有形而上学的东西，一丁点儿都没有。这种理论要多实在有多实在。是这样。随着我们上了年纪，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在老化，所有的能量与物质都发生退降，一直退降到细胞。上年纪从物质的观点看，也就是这个意思。即使在细胞还健康的情况下，旧细胞也给抹上了秋天的色彩（一个隐喻，我让步，不过偶尔有那么一点点隐喻并不会导致形而上学）。大脑中许许多多的细胞也是如此。

　　正如春天是盼望夏天的季节一样，秋天是回顾的季节。秋天的大脑细胞所想出来的欲望是秋天的欲望，怀旧，在记忆中是层层叠叠。它们不再具有夏季的热度，它们不管具有什么样的强度，都是多价的，复杂的，更多的是转向过去，而不是朝向未来。

　　“得，这就是理论的核心，我对大脑学科的贡献。你认为如何？”

　　“我倒认为，与其说是对大脑学科的贡献，”她儿子耍起了外交辞令，“倒不如说是对思维哲学的贡献，对那个哲学思维分支学科的贡献。干吗不说您感觉到在秋天的情绪当中，然后就此打住呢？”

　　“因为如果它是一种情绪的话，它就会像情绪那样发生变化。太阳一出来，我的情绪就会变得阳光灿烂。但是有比各种情绪更为深刻的灵魂状态。比如说，nostalgie de la boue（法文，意为”怀念泥泞）。就不是一种情绪而是一种生存的状态。我要问的问题是：

　　nostalgie de la boue属于思维还是属于大脑？我的回答是，属于大脑。大脑的源头不在形式的范畴之内，而在尘土、在泥土、在原始的黏土之中，当它向下流动时，它渴望返回到黏土之中。一种从细胞本身散发出来的实实在在的渴望。一种比思想更深刻的死亡驱动力。

　　听起来倒是言之凿凿，听起来倒还真像那么回事，喋喋不休，听起来倒一点也不疯疯癫癫。然而这并不是她此刻正在思考的东西。她此刻正在思考的是：谁对自己的孩子这样说话啊？况且她可能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孩子们了。她此刻还在思考的是：这种想法只有进入人生的秋季的女人才会有。我看到的一切，我所说的一切都抹上了回顾的色彩。给我留下的还有什么呢？我是那个应该哭泣的人。

　　“您现在忙的就是这些个东西吗-大脑科学？”海伦说，“您正在写的，就是这个吗？”

　　奇怪的问题：简直是冒犯。海伦从来不和她谈她的创作的。这倒并不一定是她们两个之间谈话的一个禁忌，但肯定是不应该谈到的。“不是，”她说，“我还只局限于写小说。听到这儿你该放心了吧。我还没有堕落到到处沿街叫卖我的意见的地步。《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意见》，修订版。”

　　“是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吗？”

　　“不是长篇小说。是个故事集。你想听其中的一个故事吗？”

　　“想听，您很长时间没有给我们讲故事了。”

　　好吧，一个睡前故事。很久很久以前，不过是我们这个时代，不是古代，有一个男子去一个陌生的城市应聘面试。在旅馆的房间里，他感到焦躁不安，感觉想冒险，感觉谁知道感觉什么呀，于是他打电话叫应召女郎。一个女孩子来了，和他共度良宵。和她在一起他可以随心所欲，因为他和妻子在一起时放不开手脚。他给她提出了一些要求。

　　“第二天的面试进行得非常顺利。公司给了他这份工作，他也接受了，在这个故事中，他及时搬到了这座城市。她在他的新办公室里当秘书，文员或电话接线员。在他的同事之中，他认出了那同一个女孩，那个应召女郎，她也认出了他。”

　　“后来呢？”

　　“我不能再给你们讲了。”

　　“可是这并不是一个故事啊。这仅仅是一个故事的铺垫。您讲故事可总是讲到欲知后事如何的。”

　　“她不一定是个秘书。公司给了他这份工作，他也接受了，就搬到了这座城市，并及时去走亲戚，去看望从小分别后一直没有见过面的表妹，或者是他妻子的一个表妹。表妹的女儿走进了房间，看啊，原来是旅馆里的那个女孩。”

　　“接着讲。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那要看情况而定啦。也许再也没有发生什么。也许就是一种到此结束的故事。”

　　“胡说。要看什么情况而定呢？”

　　此时约翰开了腔：“这要看他们在旅馆的房间是怎么T情的。要看您所说的他所提的要求。妈妈，您能详细地讲一讲吗？他都提了什么要求？”

　　“好的，可以讲。”

　　这下他们沉默了下来，都沉默了下来。刚找到新工作的男人将会干什么，那个以卖淫为副业的女孩子将会干什么，都变得没有意义了。在阳台上讲出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在阳台上，两个已人到中年的孩子面对这样一位母亲，她那惊扰震慑他们的力量仍然不减当年。我是那个哭泣的人。

　　“您要告诉我们那些要求都是什么吗？”海伦不依不饶地问，因为别的再没有什么可问的了。

　　天色已晚，但还不算太晚。他们不是孩子了，他们谁都不再是孩子了。无论好也罢，坏也罢，他们此刻都坐在同一条叫做人生的漏船上，在黑暗而冷漠的海面上漂荡，摒弃了一切幻想。（她今天晚上都想出了什么样的隐喻啊！）他们能学会在一起生活而不吃掉对方吗？

　　“我觉得一个男人在一个女人身上提出的要求使我震惊。不过你们也许觉得不令人震惊，因为我们不是一代人嘛。或许这个世界在那方面向前航行了，而把我留在了海岸上自怨自怜。这大概碰巧就是故事的核心吧：那男子比女孩子年龄大，所以当他面对她时，他的脸腾地红了；虽然如此，但在旅馆房间里发生的事情只是她那职业的一部分，是人生的一部分，事情的一部分就是这样子。‘琼斯先生……哈里舅舅，您好。’”

　　这两个已不再是孩子的孩子交换了一下眼神。故事讲完了吗？他们似乎在说。不太像个故事啊。

　　“故事中的女孩子非常美丽，”她说，“是名副其实的一朵鲜花儿啊。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们透露。琼斯先生，也就是哈里舅舅，以前从来没有沾惹上这种事，使美蒙羞，使美堕落。他打那个电话时，那还不是他的计划。他本来猜想不到计划就在他心中。只是当那个女孩本人出现了，而且正如我说的，他看到她只是一朵鲜花时，这时它才成了他的计划。他本来这辈子都遇不到它，美，而且从现在起，可能再也遇不到美了；这简直是对他的公然蔑视！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啊！他本来会在心里哭泣的，并以他那痛苦的方式哭下去。从整体来看，他算不上是好人。”

　　“妈妈，我原以为，”海伦说，“您对美以及美的重要性心存疑虑呢。您曾把美叫做一个插花儿表演而已。”

　　“是吗？”

　　“或多或少是这样吧。”

　　约翰伸出双手，把一只手放到妹妹的胳膊上。“故事中的那个男人，”他说，“哈里舅舅，琼斯先生-他还是相信美的力量的，他还是深深感受到了美的诱惑力。他之所以讨厌美并与之抗争，也就是这个原因。”

　　“这就是您要表达的意思吗，妈妈？”海伦说。

　　“我不知道我要表达什么意思。故事还没有动笔写呢。通常在故事完全从瓶子里弄出来之前，我是抵御谈这些故事的诱惑的。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尽管是个温暖的夜晚，她还是轻轻地打颤。“我受到的干涉太多。”

　　“那瓶子，”海伦说。

　　“没关系。”

　　“这不是干涉，”海伦说，“来自别人的也许是干涉。但我们是赞同您的。这一点您当然知道。”

　　赞同您？真是胡说八道。孩子们是反对他们的父母的，而不是赞同他们。不过这是一个特别的星期的一个特别的夜晚。他们很可能再也聚不到一起了。他们三个人，也许今生今世再也聚不到一起了。也许经历了这一次，他们会自命不凡。也许她女儿的话发自肺腑，是真情，而不是假意。我们赞同您。她要拥抱那些话语的冲动-也许也是出于真心吧。

　　“那么告诉我下面该怎么说，”她说。

　　“拥抱她，”海伦说，“让他当着全家人的面把那个女孩子搂在怀里，拥抱她。不管这看上去有多别扭。让他说：‘原谅我给你造成这么大的痛苦。’让他在她面前跪下来。‘让我在你身上再次顶礼膜拜这个世界上的美吧。’或者让他说能达到那种效果的话。”

　　“很像是爱尔兰的衰落时期，”他喃喃低语，“很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我不敢肯定我会保留到我的作品中。”

　　这是约翰在尼斯待的最后一天。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要动身去杜布罗夫尼克前南斯拉夫城市。参加会议。在那里，他们好像会讨论时间开始前的时间，时间结束后的时间。

　　“很久很久以前，我只是一个孩子，喜欢透过望远镜看世界，”他对她说，“现在我得重塑金身做一个哲学家，甚至做一个神学家了。是人生的巨大转变啊。”

　　“当你透过望远镜看时间以前的时间的时候，”她说，“你希望看见什么？”

　　“我不知道，”他说，“也许是上帝吧。他没有大小，又是隐藏着的。”

　　“唉，我倒希望我也能见到他。但是我好像没有那个本事。代我向他问好。就说说不定哪一天我就去找他了。”

　　“妈妈！”

　　“对不起。我相信你已经知道了，海伦建议我在尼斯这儿买一套房子。是个很有意思的想法，不过我想我不会接受的。她说你有你自己的建议要提。都挺固执己见，所有这些建议。就像是又有人求婚了似的。你要提的建议是什么？”

　　“您过来和我们一起在巴尔的摩（美国马里兰州中北部港口城市）住。房子很大，有的是地方，我们还在另外装一个浴室。孩子们会喜欢的。有他们奶奶在身边他们会非常高兴。”

　　“他们九岁啊六岁的时候是会喜欢的。等他们到了十五岁十二岁，他们就不会那么喜欢了。他们带朋友来家里了，却看见奶奶趿拉着个拖鞋慢吞吞地走来走去，嘴里念念有词，假牙还‘咔嗒咔嗒’响着，也许身上的气味儿也不好闻。谢谢你了，约翰，可是我不能接受。”

　　“您不必现在就做决定。这个建议就先这么放着。就一直让它放着。”

　　“约翰，我虽然来自一个肯定像奴隶贩子一样的澳大利亚，按照它美国主子的意旨行事，但我可是不会说教啊。不过你要记好了，你在邀请我离开我生于斯的国家，而到巨大的恶魔撒旦肚子里居住，对于这样做我也许可以有所保留。”

　　他停了下来，她的这个儿子，正散着步，她也在他身边停了下来。他似乎在思考她的话，并在她的话里加入布丁和果冻的混合物，塞到他的脑壳里，这个脑壳是四十年前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的。大脑里面的细胞还不疲劳，还有足够的活力抓住大大小小的想法，时间开始以前的时间，时间结束以后的时间，以及如何对付一个上了年纪的母亲。

　　“不管怎么说还是来吧，”他说，“虽然您有所保留。我们一致同意，这不是最好的时代，不过还是来吧。本着悖论的精神。而且如果您会厌倦那宏大的声明，愿意接受最小的最温柔的劝告的话语。美国并不是巨大的恶魔撒旦。白宫里那些疯疯癫癫的家伙们只是历史的一个瞬间而已。他们将会从历史中被抛出来，一切都将恢复正常。”“所以我可以慨叹，但我不能公开谴责了？”

　　“正义，妈妈，我所指的就是正义，正义的音调和精神。我知道，您一辈子都是在把每个字写下来之前都掂量再三，之后一下子放松了，被精神一扫而空，这肯定是很有诱惑力的；但这会在后面留下不好的味道。这一点您可得注意到。”

　　“正义的精神。你这种叫法我会记在心里。这个问题我会加以考虑。你说那些家伙们疯疯癫癫，在我看来他们一点儿都不疯不癫。恰恰相反，他们似乎都太狡猾了，头脑都太清醒了。而且也具有世界历史的野心。他们想扭转历史巨轮的航向；要是扭转不成，就让历史的巨轮沉没。这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过于宏大的画面？会在后面留下不好的味道吗？至于说悖论，悖论的第一个教训，在我的经验中，是不要依赖悖论。如果你依赖悖论，悖论就会使你大失所望。”

　　她挽起他的胳膊，他们又默默地向前走去。然而他们两个之间已经出现了裂痕。她感觉得到他的僵硬，他的怒气。他记得，他从小就是个爱生闷气的孩子。所有这一切蓦然间都回来了，他一生气，她就得花几个小时才能把他哄高兴。一个郁郁寡欢的孩子，一对抑郁寡欢的父母的儿子。她怎么会梦想和他，还有他那个不讨人喜欢的妻子，住在同一屋檐下呢？

　　她想，至少他们没有把我像傻瓜一样来对待。至少我的孩子们给足了我面子。

　　“咱们吵够了啊，”她说，（她此刻是在哄他吗？是在祈求他吗？）“咱们别因为一谈政治，就把咱们自己都弄得很不高兴。我们在一个和煦的夏日之夜，漫步在这里，古老的欧洲的摇篮，地中海的海岸上。让我简短些说，要是你和诺玛以及孩子们再也忍受不了美国了，忍受不了美国带来的耻辱了，墨尔本的家还跟过去一样，就是你们的。你们可以来看我，你们可以来当难民，你们可以来，用海伦的话说，是reunir la famille。现在我们就去把海伦接过来，步行去位于康贝塔大道上的她那个小餐馆，我们痛痛快快地一起吃最后一顿饭，你说怎么样？”

　　（杨振同 译）

　　2007年获奖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