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诺奖的荣幸

“黄金时代”的文学记忆--我与首届军艺文学系（代后记）

　　朱向前

　　一个电话帮我“捡了大漏”

　　1984年暮春的一天下午，我突然接到原福州军区文化部王炳根干事的电话，他先是不无神秘地透露，经中央军委批准，解放军艺术学院决定创办文学系，秋季开学，目前正在全军物色学员……最后，他郑重说道：“经研究，我们军区拟推荐你和XXX同志，请尽快准备两部报考作品，并立即着手文化考试复习。如无意见，正式通知即日发出。”

　　当时我嘴上哼哈却心头撞鹿，凭直觉感到与我人生重大相关的历史机遇来到了，但又确实不了解文学系，既不易权衡，更难以深思，便脱口而出两个反问：“学制？学历？”

　　王干事稍显迟疑了：“好像是两年学制，可能是大专学历。”

　　“啊？哦，这个，这个……”这下轮到我含糊了。因为我当时已读了四年电大，听课虽少，却把中文本科课程和教材都拉了一遍，光古典文学就学过六个学期，还背过《诗经》、《离骚》和若干先秦散文，写作考试多次名列福建省第一，并被评为全国优秀电大学员。这眼看本科文凭和学士学位就要到手了，再退而求其次去读“大专”，有必要吗？

　　那头王干事显然猜到了我的心思，不由也急得语无伦次起来：“朱向前，你不是渴望深造吗？渴望名师指点吗？学历能说明什么？我不知道军艺文学系有多么好，但我知道它肯定能解决学历所解决不了的问题。我敢说你一旦错失良机将后悔终生，一失足成千古恨……”

　　结果当然是我奉命行事，欣然赴考，而且凭着四年电大的底子，以当年福州军区干部考生第一名、军艺文学系考生文化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了，成了福州军区唯一的幸运儿。入学报到后，我才发现这下真搞大了--所谓军艺首届文学系，实乃全军作家班，面向三总部各军兵种和十大军区，总共招了35人。其中最著名的同学如1982年就以《高山下的花环》名动天下的李存葆，其他获得过全国文学奖的还不在少数，至于军队或省部级奖的就稀松平常了，只是因为各大单位分配名额，才让我在福州军区的矮子里面拔了将军，用古玩行的一句话说，算是捡了大漏啦！

　　开学伊始，著名老作家、总政原文化部老部长刘白羽先生就来给我们作动员。他在系主任徐怀中先生陪同下走上南阶梯教室讲台的情景至今历历如在目前。白羽先生身材魁伟，脚穿布鞋看上去也足有一米八五，虽年近古稀却鹤发童颜，面如朗月，腰板笔直，慈眉善目中透出一种威严，十足大将风度里又显出九分儒雅。他的动作、语速略显迟缓，但高瞻远瞩甚至有些居高临下的思考与谈吐，分明又显示出一种扎实的文化底蕴、深厚的文学修养、很高的美学眼光和领袖群伦的风范，以及一种“居高声自远”的恢弘大气。他从邓小平在全国第四次作代会致辞中提出的“文艺的春天”到王蒙由衷地欢呼“文学的黄金时代”，讲到军事文学的异军突起，既和“前17年”遥相呼应但又差距甚大。要深刻、持久、全面地表现这个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军队，目前军队的作家队伍、文学阵地和体制机制都还远不能适应形势需要。因此，我们下决心办军队的作家摇篮文学系，办自己的大型期刊《昆仑》，并分批组织作家深入南线战地采访……这是战役行动，更是战略决策；我们既要及时出击，集团冲锋，更要养精蓄锐、厚积薄发。同学们都风华正茂，来自军队第一线，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和创作经历，但由于“文革”的耽误，大家缺的就是读书修养与文化底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磨刀不误砍柴工啊！这就是把各位请来的初衷，就是要让你们更快更好地加油、充电，听课、读书，反思提高。未来更大的舞台等待着你们，全军广大官兵在注视着你们，军事文学的未来属于你们。好好努力吧，同学们！

　　应该说，此时此刻，我才真正认识到文学系的意义，她正是军队高层和刘白羽、徐怀中诸公深谋远虑的战略举措。自己无意中走进了时代的潮头、同时也就走进了历史。听着刘白羽先生的谆谆教诲，我一边不时跳出来提醒和感叹自己的幸运和幸福，一边又渐渐将这种暗自庆幸升华为一种庄严神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朱向前啊朱向前，你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以优异的成绩回报前辈作家的厚望与厚爱！

　　同时，我也常常感念王炳根先生的那个电话。

　　“密集型轰炸”的“天才式教育”

　　1984年北京的金秋，天高云淡，风清气爽。我整天陶醉在庆幸和惊喜之中，而天天都有新的惊喜接踵而至。说的就是课程设置和来给我们讲课的老师，那真是个顶个的棒，一个更比一个牛。

　　按说，当时文学系草创之初，只有系主任徐怀中带一个老师、一个参谋和两个干事，真可算得上是“白手起家”。可一张白纸，正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没有师资，正好可以利用天时地利人和，广招天下名士，“入我彀中”，为我所用。

　　系主任徐怀中时年五十有五，功成名就，德高望重，在中国当代文坛深孚众望，又深谙创作规律。可他经常只带一个参谋，上高爬低，登门造访，坦诚相邀。这种诚实谦逊，遇事端肃、亲切平和又一丝不苟的为人，感动了所有的应聘者。于是乎，丁玲、刘白羽、魏巍、汪曾祺、林斤澜、王蒙、李国文、刘心武、张洁、李陀、张承志等著名作家来了；李泽厚、刘再复、张炯、吴元迈、刘梦溪、刘锡庆、陈骏涛、雷达、曾镇南、何西来、刘纳、赵园、汪晖、季红真等著名学者们来了；吴组缃、吴小如、袁行霈、严家炎、谢冕、叶朗、乐黛云、徐晓钟、王富仁、童庆炳、孙绍振、洪子诚、钱理群、丁涛、赵德明、曹文轩等著名教授们来了……这都是当代中国一流的作家、学者和教授，其中如丁玲和吴组缃先生，都已多年不登台演讲授课了，但他们却把毕生的最后一次演讲留给了军艺文学系。一时间，京西魏公村风云际会，名动海内。各路神仙、十八般武艺，手挥五弦，目送飞鸿，耕云播雨、点石成金。直弄得我们天天如坐春风，如梦方醒，如醍醐灌顶，如浴火重生。徐怀中先生笑眯眯地看着这帮弟子们天天都在凤凰涅盘般地进行自我扬弃与更新，欣喜之下非常得意。他将这种集授课者毕生研究之精华为一次讲座的授课方式称为“高信息强输入”的“密集型知识轰炸”，称为“就高不就低”的“天才式教育模式”。就在这种信息密集而系统松散之中，体现了徐怀中的匠心：冲击学员们固有的文学观念，让他们迎着八面来风的洗礼，山高水低随形发展，保持个性，挖掘优势，“各行其是”，最终培养出非标准化的“天才”。

　　实践证明，当年徐怀中先生所倡导的“讲座式”是有先见之明的，今天早已为全社会广为欢迎。而他所网罗的那支院外名师阵容也基本成为了文学系一直沿用的固定师资队伍。其中，从学生到老师，我认为自己受益最多。当然，至今我也说不好上述三路名师、三类讲座，究竟谁家对我启发最大、教益最深、影响最远，应该说是各有千秋，各擅胜场，各领风骚。但有一个角度可以比较，那就是1986年我毕业留系任教之后，有意识地观摩学习各路大家的授课艺术，自以为有了一点心得，不妨在此略作披露。

　　以我在文学系先学生后先生的双重身份观之，仅以授课效果或授课艺术论，一般说来，作家一路富于激情和经验，而弱于理性和概括，虽然生动风趣，最具可听性，但不便记录，难以复述；学者一路，一二三四，甲乙丙丁，逻辑严密，条分缕析，新见卓然，但容易流于刻板和枯燥，时间一长，学生们难免恹恹以致昏昏；比较之下，教授一路似有综合前二者之长而避其短之意思，既有逻辑的架构，又有知识的重点，既有理性的归纳，又有感性的表达，课堂效果普遍偏好。尤对我这个初登讲台的青年老师而言，较具可模仿性。譬如，吴组缃先生的幽默谈吐，袁行霈先生的声情并茂抑扬顿挫，孙绍振先生的快人快语一剑封喉，钱理群先生的激情与尖锐，王富仁先生的深刻与沉重，丁涛先生华丽的措辞与炫技，曹文轩先生夹带乡音的朗诵，以及王扶汉先生用漂亮的板书大段大段地默写先秦散文……都从不同层面和侧面给我以影响，使我在较短时期内潜心揣摩授课效果（包括练习书法以提高板书水平）而有较明显提高，课堂上常在鸦雀无声中爆出笑声，课后也常被学生包围和追问，很快就在军艺脱颖而出，留校第三年便获全军优秀教员称号。

　　从1984年到1997年，从学生到讲师、副教授、教授、系副主任（上世纪90年代中期，文学、戏剧两系合并为“文学戏剧系”，文学方面只配备了副主任，实际上是以副代正），我前后在文学系待了13年。13年中，无论是当学生、老师还是领导，凡有名师名家来讲课，我都始终如一在讲台下洗耳恭听。也许授课老师和内容多有重复，但我观察学习的角度却不重复，从内容到形式，从观点到例子，从声调到语气，从手势到眼神，从站姿到板书，总觉得有听头，有看头，百听不厌，常看常新。打那以后，我的授课经验也渐积渐多，授课范围愈来愈广。尤其近年来，我的专题讲座《诗史合一--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广受欢迎和邀请，从国防大学、北大、清华、中国传媒大学等名校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鲁迅博物馆等学术机构，从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月末讲座”到全国各地论坛，直至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周末开讲”，讲了100多场，还大有方兴未艾之势。虽说无心插柳、歪打正着、撞中了选题、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是主要方面，但我的演讲风采也要对得起他老人家吧。如果这也算一个缘的话，那就是在军艺文学系13年尤其是首届文学系两年听课听来的缘啊！

　　“地道战”与“借东风”

　　徐怀中的教育理念是包容大度，宽松自由，与北大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堪可一比。譬如文学系的两面大旗--主旋律大将李存葆和艺术前锋莫言，徐怀中都厚爱有加。对存葆这样的“特殊学生”--1984年9月30日晚上，李存葆就应邀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建国35周年国宴。10月1日大阅兵之后，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代表文艺界的唯一彩车就是电影《高山下的花环》的造型，尤其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自费购买了2000册《高山下的花环》赠送老山前线将士，给了“文学黄金时代”的最好注脚。也因此，每天来自首都各高校团委、文学社的讲座邀请；各剧种的编剧、导演来洽谈“花环”的改编事宜；全国各大文学刊物的主编名编们来登门索稿者络绎不绝，不仅严重影响了李存葆的正常学业，我和他的室友李荃，整天笼罩在“花环”的阳光雨露里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干脆，徐主任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开学不久，就准其请假，躲到外面去赶稿了。结果第一学期末就赶出了10万字的大中篇《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在当年年度的全国中篇小说评奖中又一次夺魁，使得新生不久的文学系声威大震。而莫言这样的“千里马”则是被徐怀中一眼相中，本来考试报名莫言就晚了一天，单凭这一个短篇《民间音乐》就打动了徐怀中，不仅破例收下了莫言，而且还在第一次全系集会上就七分得意三分遗憾地宣布：“可惜当年全部短篇小说评奖时，我没有看到《民间音乐》，否则，一定要投它一票！”语音未落语惊四座。可以想象，一言九鼎而出言谨慎的徐怀中这两句话对尚未出道的莫言具有怎样的影响。事实上，莫言也很快就以《透明的红萝卜》、《枯河》、《白狗秋千架》以及稍后的《红高粱》等一批经典作品回报了徐怀中，并经徐怀中推荐发表，一下子就撼动了中国文坛，使文学系的育才功能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传说”。而我从创作正式改弦更张做评论，应该说当自莫言始，并借莫言之红火也热了热身。正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得来全不费工夫”。（详情就此处从略吧）

　　徐怀中的胸襟决定了他的大家风范，即便在教学、文学以外，他也实事求是，不拘一格。譬如四人一间的宿舍本来宽敞明亮，忽一日就不知被谁革了新，用布帘将自个的小空间包裹起来与外“绝缘”。读书写作，各自为战。你熬你的夜，我睡我的觉，你面壁苦思冥想，我读书忍俊不禁，互不干扰，相安无事。于是就有人“报老爷，大事不好”！不料想，徐主任一巡视竟默认了。我想原因一是给这些老大不小的学生一点宽松优惠，二更主要的是尊重创作规律。当时我们的课程安排就是半天上课半天读书创作，创作这事嘛，恰如莫言一个不雅的比喻--精神排泄。“排泄”过程，岂能示人？你想，一会四人相对而视，一会外人推门探视，那谁还“创”得出“作”呢？于是乎，不出三日，全系都照此办理，倒也整齐划一了，只是进得任何宿舍，都是不见人影，只闻人声，你只能顺着布帘隔成的“地道”摸索前进，遂有“地道战”之美誉在首都文学界不胫而走，广为传播。

　　再比如服装与跳舞。当年军装款式少数量亦少，交谊舞对我们而言则有如天方夜谭。但随着文学系声名鹊起，社会各界的采访、座谈、对话、宴请、联欢、舞会络绎不绝。一时间弄得我们这帮基层来的土老帽们灰头土脸，手足无措。徐主任就鼓励我们先从“换装”入手。然而审美眼光不是一朝一夕炼成的，一不留神，某星期天就从文学系走出了很多“乡镇企业家”。于是乎，在系里第一个中秋节联欢晚会上，徐主任身着藏青色西服挽着夫人翩然入场。在大家目瞪口呆还没回过神来时，就见徐主任从容迈步舞台中央站定，清清嗓子，自报曲目：“我先清唱一曲《借东风》，为大家助兴。”然后就咿咿呀呀、有板有眼地一路唱将下去，嗓音苍凉，韵味十足，风神飘逸，俨然马派弟子。大家都傻得忘了喝彩和鼓掌。接着，徐夫人--总政歌舞团原资深舞蹈家、编导于增湘老师就笑眯眯地开始为大家讲解和示范几种主要交谊舞的基本动作要领。本来还要找一两个男同学比画比画，可把大家吓得不轻，差点就要抱头鼠窜了。这时徐主任才宽容地放大家一马，说，今天就这样子吧。跳舞其实很简单，毛主席跳舞就是散步嘛。关键是有机会多实践，出去别让人笑话咱军队作家哈……

　　徐主任如此苦心孤诣、身体力行，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第二天，我就直奔王府井，咬咬牙抱回了两套西服，引来全系一番热议和采购潮，一时间男女同学都纷纷以邀我为服装采购顾问为荣，并戏称我“领导文学系服装新潮流”（此事已有诸多同学回忆文章为证，此处亦不赘述）。

　　徐怀中惊喜道：“朱向前跳出来了！”

　　真正值得在此一说并与我命运相关的是另一件事，是徐主任真正看重的学术交流，也即他所比喻的“搓澡”。意即鼓励同学们要像在澡堂子里一样赤裸裸地坦诚相见，互相切磋，互相砥砺，互相帮助。然而，就在全系第一次“搓澡”会上，我“跳出来了”。

　　那是入学第三天，徐主任召集全体座谈，希望以不同的文学观念和见解的碰撞和交流为契机，让大家迅速地互相熟悉了解。为了表示重视，他还事先找我们几个正副班长开了准备会，交代一旦冷场要我们带头发言。果不其然，主任讲完开场白后就冷场了。“搓澡”的愿望当然好，但35个“作家”，天南地北走到一起，互不熟悉，个性迥异，水平参差，观念不同，要袒露自己走进“澡堂”，是何等不易啊！尽管徐主任事先有估计，但也没想到水有这么深，足足有五分钟没人吭声吧。终于，我斗着胆子跳出来了！这一跳真是石破天惊。它留给人们的看法、感觉十分不同，但印象的深刻是一样的。

　　事后，陈道阔同学清晰地回忆道--

　　徐怀中主任笑眯眯地宣布开会，说请大家座谈座谈艺术。那时，我们初来乍到，都惴惴地不知根底。大名鼎鼎的李存葆跷着二郎腿，只顾抽烟，好像那烟是公家的；‘不敢为天下先’的宋学武尽往阴影里躲，似混进来的见不得天光；莫言那时候还叫管谟业，整个儿小老幺一个，作一副憨厚态，很谨慎的样子……

　　不知过了多久，没有人说话。

　　突然--生活中常常有这种突然，一声小心的咳嗽，掀掉了那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的空寂。

　　“朱向前，发言了……我有些感激地望着他。”（见《他有两把“刷子”》，载《作家生活报》1985年12月16日）

　　陈描写当时的尴尬情形与我的孤注一掷状，大抵是客观真实的。

　　16年后，莫言同学还依然对此记忆犹新--

　　“当此之际，这个朱向前自报家门之后，竟然滔滔不绝地做起了报告，从国际到国内，从西安到延安，从文学到艺术，一通大侃，令我们晕头转向。事后，有一些同学对他的这种过分强烈的演讲欲望表示了反感，但我的心中却对他深感钦佩……这毕竟是我有生以来听到的最流畅的演讲之一，这毕竟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口若悬河的人。”（见《部长教授批评家》，载《中国文化报》2001年12月13日）

　　显然，莫言有点调侃我的所谓“辩才无碍”。但不管调侃也罢，反感也罢，欣赏也罢，朱向前敢侃、能侃，恐怕就是我留给同学们的最初印象。

　　然而，各人的立场不同，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就大相径庭。徐怀中主任就对此另有说法--

　　“我曾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首届35位同学一起学习过一段时间，我所能给予他们的太少太少了，倒是他们，常常在许多方面启发了我，帮助了我。就说向前吧，他最初给我以深刻印象的，是在第一次全系学员的讨论会上。不知是由于新来乍到的生疏，还是作家的矜持，讨论会一开始就冷场了，我作为主持人，心中不免暗暗发急，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几个事先打过招呼的班长们身上。果然，朱向前跳出来了，侃侃而谈，云山雾罩，居然一口气就讲了四五十分钟，且大有欲罢不能之势。使我惊喜的是，他不仅为讨论会解了燃眉之急，还表现出了较好的理论素质……从那以后，向前的理论热情被点燃了，不断地喷射出闪闪烁烁的火花。”（见《理性激情的开发》，载《文艺报》1988年10月29日）

　　当然，徐主任的看法是最重要的，因为他决定和改变了我的命运！其一，经他鼓励和推荐，我在那次发言的基础上，写出了平生第一篇论文《小说“写意”初探》并很快就在理论批评的皇家刊物《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这对我此后走上评论之路的启示与激励作用不言而喻；其二，毕业前夕，在诸多高手竞争留校之际，在我与徐主任毫无个人交往的情况下，仅仅因偶然原因（我爱人突然被通知上中央党校），我才最后写信向主任表达了留京（还并非留校）愿望，不料立即就被主任决定留校了！我敢说，如果我自诩为千里马，那么徐主任相中我的第一眼就是因为那次发言。其实，如此大胆张扬的“演讲”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为什么有这一次？我只能说是前定，在那一刻，命运之神向我招了招手，而我抓住了它，如此而已。我此生搞评论、做研究、当教授的道路，实际上在那一刻就已经决定啦！

　　为此，我感谢徐怀中，感谢文学系，感谢军艺。

　　此后的情况如所周知，我在文学系前后13年，继续和文学系一道成长。尤其结合自己的评论专业，为以后的著名学员如阎连科、徐贵祥、麦家、柳建伟、石钟山、赵琪、陈怀国、李鸣生、王久辛、辛茹、张慧敏、唐韵等等的脱颖而出推波助澜，从推荐作品、撰写评论到作序、评奖，无不竭尽绵薄之力。待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根据全军文学干部生源萎缩的大势，遂着手“转型”，一是升格大本，面向社会招生；二是开办军事文学研究生教育，1996年获准招生，1997年正式招收第一届军事文学研究生（至今还担任军事文学研究生导师），也开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研究生教育的先河。从此，军艺文学系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庚寅立秋日改定于江右袁州听松楼

　　（原载《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