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镜东像

第十一节 宗璞对卡夫卡的剥离式借鉴--《我是谁》与《变形记》之比较

　　众所周知，卡夫卡是20世纪初奥地利著名作家，表现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他的短篇小说《变形记》（1916）是公认的世界经典。而宗璞是我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出名、反右运动中受到批判、“文革”期间被迫中断创作、粉碎“四人帮”之后又焕发出创作活力的作家。她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曾在《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多年，阅读过很多外国文学作品，并翻译过大量的外国文论和小说，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宗璞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接触卡夫卡的作品，尽管当时是作为批判的任务研究他的，但卡夫卡的作品在宗璞面前打开了文学的另一个世界，使她大吃一惊，她说：“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是一种抽象的，或者是原则性的影响。我吃惊于小说可以这样写，更明白文学是创造。”宗璞1979年发表的《我是谁》是她有意识地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特别是变形、荒诞等手法）的一次尝试，这个短篇在许多方面和卡夫卡的《变形记》有相似之处。

　　一

　　首先，两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有一种无归属感，因而发出生命的叩问：我是谁？

　　我们先看看宗璞的《我是谁》。小说叙述1949年春天，满怀一腔报国热情的韦弥从大西洋彼岸飞回了祖国的怀抱，她要把自己的才智、青春和热情奉献给亲爱的祖国，立志在细胞研究方面做出贡献。正当她沉浸在科研当中时，不料厄运突然降临，她被揪出来批斗，在学校的四个游斗点任人侮辱毒打，丈夫也不堪折磨，悬梁自尽。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使她登时天旋地转，如坠云雾之中，迷失了自我的本质，禁不住自问：我是谁？是啊，“我”到底是谁呢？身为女性，却被剃成了阴阳头；本是爱国的知识分子，却被诬蔑为“黑帮的红人，特务”；本愿做护花的泥土，却被说成“浸透了毒汁”；本是献身科研的楷模，现在却成了牛鬼蛇神、杀人犯、大毒虫，甚至恍惚中真的变成了虫子，“缩起后半身，拱起了背，向前爬行”，而一个五六岁女孩“打倒韦弥”的高声叫喊更使她陷入混沌之中：“谁是韦弥？（她）和我有什么关系？我该往哪里走？该向哪里逃？而我，又是谁呢？真的，我是谁？我，这被轰鸣着的唾骂逼赶着的我，这脸上、心中流淌着鲜血的我，我是谁啊？我--是谁？”“我”是人？还是牛鬼蛇神、杀人犯、大毒虫？一种强烈的无所归属的感觉使主人公在困惑之中向生命之神发问。

　　卡夫卡的《变形记》讲述的是推销员格里高尔在一个早晨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但仍然保持着人的清醒思维，这把他置于万般尴尬的境地。从一方面来看，他既是虫，又是人。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既不是一个纯粹的虫，又非一个单纯的人。这种无所归属的处境使他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最后在感到自己成为家人的累赘之后，默默死去。为家人谋生的责任感使格里高尔在变成甲虫之后仍想挣扎着起床去赶五点钟的火车，但不听使唤的甲虫形体使他动弹不得。随后生活习性的进一步昆虫化使他只能把打算送妹妹进音乐学院的美好愿望埋在心底，眼睁睁地看着一家人为生计奔波而无能为力。虽然格里高尔没有像宗璞的韦弥那样发出“我是谁”的诘问，但是那种无归属的感觉的确是他很快走向生命终点的重要原因。

　　其次，这两个短篇都表达了异化、孤独的主题。卡夫卡的《变形记》被看作表现异化、孤独主题的典范之作，宗璞的《我是谁》也蕴含着这方面的内涵。异化是人类极度孤独、焦虑、失去了自我与人性的结果。格里高尔为了家人和自己的生活，不得不成年累月地到处奔波，没有一点属于自己的享乐。上司的严厉，工作的繁忙，生活的焦虑把他异化成一个工作机器，并最终使他变成一只甲虫，失去了人的规定性。宗璞的韦弥也有这种异化感。特定的时代氛围把韦弥异化成非人，使她产生自我焦虑，在内心深处发出“我是谁”的叩问。与异化密切相关的是孤独，格里高尔在丧失养家糊口的能力之后，先是遭到父亲的冷遇，继而被关心他的妹妹遗弃，最终父亲投掷的苹果使他悲惨地死去--带着内疚，也带着愤懑。亲人之间尚且如此，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更可想而知。韦弥在被揪出来之后，如果说那些平日里关心她的人出于她此时的身份，不得已而冷落她，那么那些利用群众的热情，对韦弥这样的知识分子大肆攻击的所谓革命者，则将韦弥置于孤独、凄凉的境地，而一个天真、单纯的六岁女孩“打倒韦弥”的叫喊更使她孤独得心寒。

　　最后，荒诞、变形手法的运用是两篇小说的又一相似之处。卡夫卡让他的主人公变成了一只大甲虫，这件事本身已经够荒诞的了，而更荒诞的是这又不是一只普通的甲虫，它还有着人类的思维，体验的是人和虫双面的痛苦。卡夫卡发现了人生状态的荒诞与变形，并将它夸张地表现出来，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宗璞是我国当代文学中较早尝试荒诞、变形等现代派手法的作家之一，这是她深受卡夫卡影响的结果。她说：“‘文革’的残忍把人变成了虫，生活中人已变形了，怎么能不用变形手法呢？”宗璞的《我是谁》借他山之石，写出了一篇别开生面反思小说，使中国的读者耳目一新。韦弥的遭遇是不幸的，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她的遭遇是当时许多人都遭遇着的，但宗璞将她笔下女主人公的遭遇用荒诞、变形的手法加以处理，使这件事本身所体现出的无所归属和孤独、异化的主题更加震撼人心。

　　二

　　两位来自不同国度，生活于不同时代的作家之所以在创作中表现出以上的相似之处是和他们各自所生活的时代背景的相似分不开的。

　　卡夫卡生活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奥匈帝国，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且看这一段描述：“奥匈帝国根据宪法是个自由主义的国家，但它却受着教权派的统治。教皇统治着这个国家，但是居民却信奉自由主义。在法律面前一切公民都是平等的，但是并不是人人都是公民。”政治上的极权统治和公民所谓的民主、自由是滋生无所归属、孤独、异化的温床。《我是谁》中的主人公生活的时代，正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使不少中国人产生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西方人带来的精神危机，有一种类似西方人的无所归属、孤独、异化之感。宗璞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批判地阅读卡夫卡的作品，但只有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惨痛经验之后，才真正懂得了卡夫卡。她认为，“文革”的惨痛经验用卡夫卡那种极度夸张、扭曲的手法来表达最好。宗璞在文革中的亲身感受使她对卡夫卡由批判到懂得，进而接受并创作出《我是谁》这样的富有卡夫卡意味的短篇小说，不能不说相似的时代背景是宗璞接受卡夫卡的契机。但《我是谁》中韦弥的无归属、孤独、异化的感觉几乎完全是中国特定时代的产物，而《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那种感觉却不仅仅是由于卡夫卡所生活的奥匈帝国的政治气候所致，还和当时欧洲整个的时代氛围、卡夫卡自己的家庭背景密切相关，这也导致了这两个短篇的同中之异。

　　首先，超俗性与社会性，主题的属性不同。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资本主义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其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其负面效应--对人的异化和人的主体感的丧失。文明的发展并未带来人们所预想的理想世界，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自由平等中的独裁专权，不能不使西方人为人类的出路焦虑。尼采关于“上帝死了”的宣言使西方人陷入了信仰危机，旧的信仰崩塌了，新的信仰尚未建立起来，人们迷茫、孤独、焦虑、悲观。人类艰苦奋斗了几千年，最终在自己编织的网中苦苦挣扎，不得而出。于是，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成了许多西方文化人苦苦思索的问题。因而，卡夫卡“我是谁”的生命叩问是人类终极意义上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迷惘，这种迷惘超越了具体的社会生活表象，从哲理的高度表达了卡夫卡对人类的无所皈依、荒谬存在等超俗性主题的思考。在《变形记》中，我们既看不到那一社会的具体特征，也看不出作家所处的那一时代的具体社会问题，作品表现的是一种超俗性主题。

　　中国没有西方意义那种坚执的宗教信仰，因而也就体会不到信仰失落后那种彻骨的孤独与迷惘。宗璞在《我是谁》中对生命的叩问是一种“在我处的社会里，我是谁？我该往何处去”的困惑，而非终极意义上的人类生存命题，因而，《我是谁》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卡夫卡在《变形记》中将人类无所归属、孤独、异化的困境观念化、抽象化了，变成了一种观念的演绎和象征。而《我是谁》则能够通过社会剖析的方法得到解释，它是从“文革”荒诞、残酷的真实经验出发，有现实生活的依据。宗璞写这篇小说的直接触发点是她看到中国物理学界泰斗叶企荪先生在被多次批斗之后，弯着差不多九十度的腰在食堂打饭。这一触目惊心的事实使宗璞难过万分，于是，她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反对“文革”把人不当人看，抗议把人变成虫，呼吁人是人，而不是虫，不是牛鬼蛇神。因而，《我是谁》虽然是具有现代主义因素的小说，但始终是在时代精神的照耀下，立足于民族文化土壤之中，反映的是社会政治批判。并且，《我是谁》中对荒诞、变形的理解和认识，不是来自人类自身存在的荒诞，而是因袭的思想观念和现实中不合理的因素造成的，作品表现的是具体的、社会性的主题。

　　这种同中之异还可以从东、西方各自的文学精神上做进一步的解释。西方文学从古希腊开始就贯穿着一种寻根究底的精神，在文学作品中执著于形而上的人类终极意义的探索。莎士比亚的“是生存还是毁灭”的命题回荡了几个世纪。放眼文学殿堂，无论是在戏剧还是诗歌、小说领域，西方人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追询从来没有停止过。中华民族是一个讲究实际的民族，从孔子开始就视身外之事为不着边际，也不去探究。在文学作品中更为关注的是形而下的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况且，文以载道的古训，使中国的文学在很长时间内同社会、政治问题靠得很近，因而也就导致了超俗性和社会性之别。

　　其次，孤独、异化的程度不同。格里高尔的孤独与异化要比韦弥的更为彻骨、更为深广，这可以结合两位作家所处的时代特别是家庭背景做出解释。时代赋予了卡夫卡忧郁的性格，家庭生活又加剧了这种忧郁。他的父亲是一位犹太商人，专横犹如暴君，从小对他管教甚严。他虽然爱好文学，但却不得不屈从于父亲的意志，取得法学博士学位，从事工伤事故保险工作，在业余时间搞创作，感到没有亲人能够理解他、支持他。卡夫卡曾在日记里写道：“在家里，在那些最好的、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我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在社会上，他也是如此。德国批评家亨特安德斯曾说道：“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在捷克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替工人保险的雇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阶级，作为中产阶级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工人，即便在职务上，他也不是全心全意的，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但他连作家也不是，因为他把全部精力献给了家庭。”卡夫卡在任何地方都感到自己是陌生人。资本主义“异化”的普遍过程和个人生活中的“异化”交织在一起，造就了卡夫卡思想性格中强烈的孤独、异化感，他把它们赋予他笔下的主人公格里高尔，并通过格里高尔反映出西方人普遍的孤独、异化意识。

　　与卡夫卡相反，宗璞的家庭生活是幸福的。渊源的家学使她从小受到良好的熏陶；开明的双亲使她的特长得到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阳光雨露，使她形成了坚强的性格。她没有卡夫卡那种因家庭原因而导致的孤独、异化感，她的主人公韦弥的孤独、异化是特定时代造成的，这种特征不是中国人普遍具有的。而且，随着拨乱反正的不断深入，那种梦魇般的感觉已逐渐淡去。

　　最后，悲观与乐观，主人公悲剧结局的内涵不同。两篇小说中的主人公虽然都是悲剧结局，但卡夫卡的主人公是悲观的，体现出作家本人的悲观主义思想；而宗璞的主人公则是乐观的，表现了作家对美好人性的希冀。格里高尔虽然试图反抗，但在反抗中逐渐意识到自身的软弱无力与反抗的徒劳，不得不做出宿命的选择，最终放弃了反抗和斗争，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而从韦弥身上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挣扎，是呐喊，是对特定时代的控诉。韦弥最终追踪“人”字形的雁群，寻回了迷失的本性，“向前冲进了湖水”。尽管宗璞也写到了主人公的死，但在韦弥那凄厉的声音中，分明充满了“觉醒和信心”，它让人在凛冽的寒风中，满怀着对春天的希冀，眺望着黎明的曙光。因而，韦弥的死是凤凰涅盘，是新生。

　　这种不同的处理方式是和两位作家各自不同的人生观、世界观分不开的。时代的阴影，父亲的专制，疾病的折磨，婚恋的受挫，形成了卡夫卡悲观的人生观、世界观。他曾伤感地说：“这个世界是我们的迷误”，“我们误入其中”，“我们摧毁不了这个世界”。与巴尔扎克写在手杖上的“我粉碎了一切障碍”截然相反，卡夫卡悲观地说：“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在卡夫卡看来，这个世界原本就是不可救药

　　的，人置身其中，一切反抗都是无用的，只有消极地接受自己的命运，这也是西方许多知识分子找不到出路的宿命感。宗璞那一代人有着20世纪50年代那种“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们来编织你们”的豪情，他们对共产主义有着执著的信念。虽然在十年浩劫中历经磨难，但他们把这看作是历史暂时的曲折。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使他们更加坚信光明的存在，确信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因而，虽然身陷囹圄，韦弥心中依然充满了对美好人性的憧憬，正像宗璞在小说的结尾所说的那样：“然而，只要到了真正的春天，‘人’总会回到自己的土地上。”

　　通过以上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宗璞的《我是谁》确有对卡夫卡的《变形记》的借鉴，但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和多年从事外语工作的优势，使她的借鉴立足本土，追求创新。她说卡夫卡的作品“对我有影响，但更重要的是我具有长期培养的中国文化精神，中国艺术讲神韵，有对神韵的认识和体会，也就是说我有这样的艺术观念作基础，才能使这些影响不致导向模仿。”宗璞的小说是创造性的借鉴。她把自己的作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外观手法”，即根据生活反映现实的写实主义手法；另一类是“内观手法”，就是透过现实的外壳去写本质。在她看来，这种写法虽然荒诞不经，但求神似。卡夫卡的《变形记》写的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事，可在精神上是那样准确，这种剥去表象的本质真实契合了宗璞的中国文化底蕴中求神似的特征，使她大胆地借鉴外来新异的、富有表现力的艺术手法。但宗璞更看重作家的独创性，从上文对两篇小说“异”的探究中我们已经领略了宗璞小说的独创性魅力。

　　当然，由于《我是谁》是宗璞借鉴西方现代派技巧的首次尝试，作家对这种手法的运用还不是那么得心应手。韦弥的变形是在幻觉中出现的，并且这种变形也是现实关系的一种真实反映，因而作家并未脱离她所熟悉的现实主义轨道。宗璞对卡夫卡的借鉴，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剥离形式的借鉴，其作品的基调和内涵都是现实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