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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我们都是寓言的主角

　　弋舟 王小王

　　弋舟：作家

　　王小王：作家、编辑

　　王小王：评书先生把醒堂木一拍，说我要开始了--以这种方式开始谈小说，我就会有点儿失语，拍完木头自己也变成木头。我自我分析了一下，大概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恐怕是自己天生地上不了台面，另一个便是对“说”本身怀有疑虑。“说”出来的总是“正确”的，尤其是当知道它可能还要被发表，说得就更正确了，会自觉不自觉地努力显得高瞻远瞩，动用储备以示渊博。

　　弋舟：不错，这是普遍人性上的事儿。既然是普遍人性，咱们也就不需要格外苛求自己了吧？文学之事能不能说？我想是应该能的。问题是怎么说，用什么态度来说。当我们对他人、对自己那种大而无当的述说感到厌倦甚至憎恶之时，其实应该清醒，并不是那个被说之物很糟糕，而是我们这些说的人很糟糕。同时，我们不应当惧怕空泛，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在我看来，空泛，乃至空虚，亦是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个我们避免不了的，就像我们避免不了人生一样。而且我们还得做好准备，当我们说文学时，同样也避免不了陈词滥调，因为，离开了陈词滥调，我们已经几乎无法把一件事说得稍微明白点儿了。

　　王小王：不久前参加研讨会，面对一个有正反观点的议题，很多作家评论家都谈得很好，各有角度，各有反思，各有结论，但正是这种“好”，让我突然对这种讨论的意义产生了不信任。因为虽然表面上似有争议，但你会发现只是角度和说法不同，根底都是一样的，都是极为“正确”的文学观。研讨会如果开得足够长，最后就会沦为辩论的模式--没有对错，只有争执技巧上的输赢。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文学圈有些喧嚣，各种文学事件层出不穷，各种文学讨论五花八门。评论家们说作家说得太少，总是评论家在发言，可我认为我们的作家还是说得多，外在的东西多，遵从内心的东西少。这导致很多作家的作品跟从所谓的文学形式，缺少内在的恒力。

　　弋舟：评论家说作家说得太少，这是陷阱和圈套。如果不把这个“说”字局限在“评论腔”的范畴内，显然，对于文学的表达，作家们远远“说”超了搞评论的。但似乎，评论者并不把一个作家的具体作品当做是他们眼中的那种“说”。什么意思呢？这种漠视具体作品、言不及物的评论，也许是我们当下文学生态的必然景致。这种生态，需要并且滋生这种喧哗，几乎就是内在逻辑规定好了的。由此，一个别样意义上的枝繁叶茂的图景就成为了可能--挺繁荣的。你的感觉不错，在这种生态下创作的作家们，的确是说得太多了，并且是在用那种非作品的方式在说。但也许我们应当宽宥和体谅，因为我们同处于这样的生态之中，不拔高一个音节，实在就会给吞没掉。当然，这一定不能成为作家们声嘶力竭的正当理由。我相信，一个有尊严感，有自制力，有雄心和壮志的作家，自然会秉持着自己内心的操守。这就是你所说的“恒力”吧。

　　王小王：很多作家都怀着可爱的天真，面对某些不负责任的肯定，他们常常信以为真。有多少作品刚出来时被冠以瑰丽名头，被评论界毫不吝啬地授予至高无上的夸奖，甚至被誉为某类巅峰，但是却很快就销声匿迹了，被遗忘了，下一个，下下一个“巅峰”又在不断产生着。当然，这里面有出版界过度宣传的因素，但问题是，会有一些作家真信，他们从此会以“大师”自居，起码会觉得自己离大师仅仅咫尺之遥了，不再学习，不再训练自己，开始随随便便地写了。我见过一些取得一点儿成绩就觉得中国文坛已经装不下他了，张口闭口斯德哥尔摩在等着他的作家，可是再没有见到他的好作品。

　　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我们眼下的作品研讨会。作家评论家请来一群，围着你夸，偶尔委婉地提些无关痛痒的小毛病。究竟是什么原因形成了这样的氛围，这不好说，分析起来可能是个大议题，涉及到中国社会的特点等等吧。这不是短时间也不是几个人可以改变的。但是至少，我想，作家们应该清醒，应该有自知之明，应该多向自己的内心发问，有怀疑才能有进步吧。

　　弋舟：我其实一直比较怀疑评论的意义。对一个成熟作家最妥帖的评判，也许只应当来自另一个对等的作家，并且这里评论的意思都不太多，完美的话，应当是一种切磋与探讨。因为，同样是在干一个工种，并且级别相当，这样才能形成那种比较有效，同时也令当事者相对买账的气氛。就好比两个钳工，在技术职称上大家都是三级或者四级，一个对另一个加工出的零件提些意见，彼此促进一下，提高一下，重要的还有温暖一下，岂不是种最舒服的局面？我也开过不少的研讨会，有个发现，如果会场上真的有比较恳切的声音响起，那大多都是出自一个严肃作家的口中。虽然如今连这样的声音都日渐稀缺了，但我想，我们不应当低估作家们的操守，向内自省的目光，必定恒久地存在于那些真正的偏执者身上。

　　王小王：2008年我在北京参加帕慕克的作品研讨会，帕慕克简短发言之后，研讨会即将正式开始，他却起身离座，然后竟一路走了出去。后来主持人解释了他的意思，大概就是他觉得面对这么多人，听大家谈他的作品觉得很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的，我当时觉得非常尴尬。我觉得他说得很委婉，而实际上心里是对这种研讨怀着不屑的。在座的学者、作家于是面对一把中国的椅子，展开准备好的发言稿，一个接一个地读下去。这种研讨，对于帕慕克有什么意义？

　　弋舟：我曾经说过，那种巨大的“羞怯”，对于一个小说家是何其重要，这几乎就是一种世界观和生命态度了，这种态度对于一个商人或者官员无关紧要，甚至会是妨碍，但对于一个有志于小说这门艺术的人，却是堪称紧要的基本气质。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场针对小说家的会议，都是伤害，是压迫和取闹。好在帕慕克携诺奖之威，给我们捍卫了一下小说家的尊严。这也就是我所说的不要低估作家们操守的一个证明。

　　王小王：对，你说了不应当低估。是的，不低估，不急躁，不杞人忧天。总是看到不如意，总是挑毛病，是不是也是人性的普遍劣根？其实想想，今天真是文学的好时代。80年代文学极盛是一种时代的意外，是“非常”现象。现在文学这样不温不火，我倒觉得是一种“正常”的状态。艺术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对有些人来说大一些，对有些来说小一些，没必要为它争取主角的地位，那是不现实的。

　　弋舟：文学的好时代？这个我得有所保留。这个时代对文学的干扰并不少多少，不过是面目不同而已。同时，在我看来，文学的好时代已经永不再来。这本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好比京剧的好时代已经永远消逝在我们背后，一两出大戏，根本无法挽回一个时代的远去。无论从创作者还是到阅读者，我们都已经无法复原托尔斯泰的时代，卡夫卡的时代，甚至曹雪芹的时代和塞万提斯的时代。文学日益像一个古董或者标本了，放在博物馆里供少数人瞻仰和凭吊，并且心生安慰--我们也阔过。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学”，是一个特指，那种范式和模样，如果还要生发与延宕，以配合这个时代，必然是另一种价值之上的东西了。由此，也可见你我之荣幸，在这样的时候，耽情此事，并且自得其乐，实在是奢侈。我们感到了异常的幸福，就是被上帝眷顾的一个确据，在上帝眼里，将此事看为宝贵。

　　王小王：真正的文学就是奢侈品。我们既然承认喜欢贝多芬的是少数人，就没必要痛心人们不理解莎士比亚。艺术是整个人类的需要和灵魂表达，但通往其深层之美的路径却是难以窥破的神秘所在。我发现有很多“文化人”都是不屑于读小说的，他们认为是瞎编乱造，认为吃饱了撑得没事儿干的人才去读小说，更没事儿干的人便去写小说了。现在人人都或多或少读过些名著，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只看到里面的“故事”，看不到“故事”的里面。所以你问他名著怎样，他也不觉得怎样，就那么回事吧。没办法，你替人家惋惜，人家还觉得你傻。你体会不了他的欢乐，他也理解不了你的幸福，这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

　　弋舟：对啊，这还是各自按各自的路数出牌、没必要相互谴责的事。不过我发现了，我们今天的对话之所以如此困难，根源就在于大家所持有的标准往往截然不同，但两种不同的标准，往往又借着同一个名目，比如文学啦，作家啦，小说啦，这些名堂的概念已经非常混乱。你所说的这些“文化人”，可能在我这里并没有这样一个身份上的认同，在我这里，毫无歧义，一个文化人是不会排斥小说艺术的，起码他不会藐视和不屑于。当然我这个标准你可以忽略其中的褒贬之意，我只是陈述一个自己的标准，并不说明，人家不读小说就天然地不高级。

　　王小王：所以出于寻找家园的内心需求，我们不得不需要辨识出和自己标准相同的人。我原以为起码搞文学的人都跟我是自己人吧，后来发现也不是，这个圈子里照样有令我恐惧的，令我鄙视的，令我烦恶的，同样，我肯定也被别人鄙薄着，厌嫌着。而你，是我气味相投的人，这不是人与人接触之后得来的结论，而是文字之间的私下结盟。我第一次读你的小说（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就觉察到了心底的感动，我想，这是一个自己人。小说就是有这种力量，它给人无限丰富的人生感受。有时候一部好作品真的是能把你填充得一瞬间好像要涨开来，这样的好东西读得多了，一次一次被涨开，整个人就真的被涨大了，真的更丰富了。

　　弋舟：听了这样的话，实在是温暖人。如果说我们做的这些事情，能够有所回报，那一定就是这样的吧--以“文字私下结盟”，如同找到亲人般的，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支队列。所谓圈子，一定是不能涵盖这种情感的，起码大多数时候，圈子并不能让我们支取到正当的力量。对于我的小说，你当然有发言权，我也庆幸，自己发在刊物上的两部长篇，都是你做的责编。其实当我们力图用小说这门艺术来打动所有人时，实际上，我们能做到打动同类就已经堪称安慰了。于是，自己人终于会合，穿着蓬蓬裙，或者赤着脚，跳舞，或者跋涉。

　　而且你还准确地说出了读小说这件事对人的裨益。这种感触不是读一两本名著便可以收获的，而是将阅读浸淫到那么一个相对充分的地步，才可以获取的曼妙滋味--以有限的生命去体察无限的岁月，然后，卑微的自己便得以丰盈。

　　王小王：有时候我们会说写作是出于内心的需要，但是，如果写出来没有一个读者，我们内心的需要是否会得到满足呢？假如写出来没有一个人看，或者没有一个人喜欢，你是否还会写呢？

　　弋舟：这个可能会出现两种状况：不写了，彻底承认，自己干不了这个；继续写，写到愤世嫉俗，没准会变成个疯子。在我，估计会是第一种局面。首先我不能算是一个非常有恒心的人，其次，我也不算心智彻底非理性的人--没人读便去怀疑别人的水准。但这种局面不太容易发生，写作之初，那么一点点自信，还算是有，也因此，才有提笔的动力，何况，真要庆幸，最初我便得到了那些弥足珍贵的声援，总有些渠道，可供我们承荫蒙泽。这说明世上令人绝望的事儿还是有限度的，总有些跟自己相仿佛的家伙吧。

　　王小王：我自己觉得其实作家都是有大野心的人，这种野心不以名利啦物质啦权势啦什么的来衡量。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终极野心，是有神性的。作家的内心是想把人看明白，并告诉世界，人是这么个样子。假如有一种别的方式，可以让人真的抟捏人性，甚至具备一种“造物”的能力，我想作家们便不会再采取这种无望而又无奈的“写”的方式了。

　　弋舟：这也许就是现代作家和古典作家的分野了？那种不期待被阅读的作家，起码不热烈期待被阅读的作家，一定有，但看来只属于古典时期了。而且，那部分作家已经被证明，不乏杰出者。但是，文学到了今天，实在是被裹挟着前进，也愈发接近于一门职业了。这里面并无优劣，不能说当我们盼望读者时，就一定比古典作家埋汰了一些，当然，庸俗一些可能是会有，但是没有办法，人在时代面前就是这么卑微，即使你是个野心勃勃的作家，也不能不潜移默化地接受时代给出的一些准则和方式。其实我觉得，一个作家的野心，往往都是隐而不发的，甚至往往都是不自知的。从我的写作经验来看，我没有明确地要去堪破或者改造什么的目的，但那份根本的动机一定是有的，否则如此无望和无奈，谁还会去为之颠倒生命？如果再往最根本的地方说，显然，我们如今的文学生态，几乎已经没人敢这么追根究底了。起码大多数人，是羞于甚至耻于这样表态了，我们已经习惯语焉不详或者躲避比较高级的诉求。比如寓言这种文体，如今几乎没人喜欢了，好像这东西有些幼稚，在我们日益完备的大脑里，多少已经不屑于这样的方式。但殊不知，这个世界的本初，便是建立在寓言之上的，神也借着寓言来向我们显明上帝自己。文学之事，从来是，而且永远是高级的东西，那种终极性的、神性的方向，也永远借着寓言般的“幼稚”，在根本上哺育着一切艺术，否则，时风之下，若没有这样一个根基，文学早玩完了。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呢？我们这些自己人心怀野心，无望而又无奈地写着，本身便是一个寓言，并且，我们“私下结盟”的那个角落，原来就是在寓言的地盘上，在那里，我们是天然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