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反对扼杀国学研究
林语堂一心想把国学研究院办好，以丰硕的研究成果来为厦门大学增添光彩。可是，他这一良好愿望只是一厢情愿，很快便因为受到校方的打击而难以实现。
国学研究院之所以设立，只是由于校主陈嘉庚重视国学，校长林文庆不得不把它弄起来，并亲自兼任院长。但他是一个英籍华人，思想守旧，不懂国学，对国学研究没有兴趣，与鲁迅和林语堂等新文化名人更是格格不入。因而，他对国学研究院的态度，先是“装门面，不要实际”，后是设置障碍，让它名存实亡。11月20日，他借口陈嘉庚橡胶业受挫，学校经济困难，将国学研究院的办公费由5000元削减到400元，并要教授们不出版著作，不出版刊物。其实，并不是真的经费难以为继，而是把款挪给理科用去了。他企图通过卡经费的手法来扼杀国学研究。
林语堂对林文庆的这一做法，非常气愤，一再据理力争，要他维持国学研究院的原定经费。当力争无效时，林语堂毅然提出辞去总秘书职务，以表示抗议。这时，林语堂得到鲁迅的大力支持。当11月25日林文庆在国学研究院召开谈话会时，鲁迅对削减国学研究院经费一事，提出了强硬抗议，并表示无意于在厦大久留。于是，林文庆才被迫取消了削减国学研究院经费的决定。林语堂也收回了辞呈。
国学研究院也受到理科主任刘树杞的诸多刁难。他是学校的秘书，掌管着学校的财权和后勤，经常利用手中的权力，使林语堂要办的事情难以办成。连国学研究院的用房，他也逼林语堂退还理科。更有甚者，他竟三次蓄意改动鲁迅的住房，最后一次竟要鲁迅住在理学院大厦的地窖里，“使鲁迅气得目瞪口呆，胡须尽翘起来”。诸如此类的行径，其用意都在于想把国学研究院搞垮。林语堂自然心里明白，而且极为不满，可是斗不过他，无可奈何。
此外，也由于林语堂在用人方面有所失策，造成了国学研究院内部不协调，难于成事。他亲自举荐或同意他人举荐前来的人中，有好些是《现代评论》派的人，如顾颉刚、朱山根、田难干、田千倾、卢梅、黄梅等。他们跟《语丝》派或接近《语丝》派的鲁迅、沈兼士、孙伏园、章川岛等难以共事，甚至要兴风作浪，排斥鲁迅等人。正如鲁迅于1926年9月30日致许广平的信中所说的：
……
此地所请的教授，我和兼士之外，还有朱山根。这人是陈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现在一调查，则他所安排的羽翼，竟有七八人之多，先前所谓不问外事、专一看书的舆论，乃是全部为其所骗。他已在开始排斥我，说我是“名士派”，可笑。好在我并不想在此挣帝王万世之业，不去管他了。
又如鲁迅于1926年10月16日致许广平的信中所说的：
……朱山根之流已在国学院大占势力，周览（鲠生）又要到这里来做法律系主任了，从此《现代评论》派色彩，将弥满厦大。在北京是国文系对抗着的，而这里的国学院却弄了一大批胡适陈源之流，我觉得毫无希望。……这样，我们个体，自然被排斥。所以我现在很想至多在本学期之末离开厦大。他们实在有永久在此之意，情形比北大还坏。
于是，《语丝》派的人感到在厦大实在无法做成任何事情，只好准备离开，另寻出路。孙伏园于10月20日请假前往广州联系办报。沈兼士于10月27日辞去教职，回北京执教。鲁迅则接受广州中山大学的聘请，决意离开厦大。
由于这些原因，便使苦心支撑着国学研究院的林语堂，终于被弄得一筹莫展，连他自己的语言学研究也难以为继了。不过，他毕竟为厦大文科和国学研究院做了不少工作。这是应该肯定的。
国学研究院之所以设立，只是由于校主陈嘉庚重视国学，校长林文庆不得不把它弄起来，并亲自兼任院长。但他是一个英籍华人，思想守旧，不懂国学，对国学研究没有兴趣，与鲁迅和林语堂等新文化名人更是格格不入。因而，他对国学研究院的态度，先是“装门面，不要实际”，后是设置障碍，让它名存实亡。11月20日，他借口陈嘉庚橡胶业受挫，学校经济困难，将国学研究院的办公费由5000元削减到400元，并要教授们不出版著作，不出版刊物。其实，并不是真的经费难以为继，而是把款挪给理科用去了。他企图通过卡经费的手法来扼杀国学研究。
林语堂对林文庆的这一做法，非常气愤，一再据理力争，要他维持国学研究院的原定经费。当力争无效时，林语堂毅然提出辞去总秘书职务，以表示抗议。这时，林语堂得到鲁迅的大力支持。当11月25日林文庆在国学研究院召开谈话会时，鲁迅对削减国学研究院经费一事，提出了强硬抗议，并表示无意于在厦大久留。于是，林文庆才被迫取消了削减国学研究院经费的决定。林语堂也收回了辞呈。
国学研究院也受到理科主任刘树杞的诸多刁难。他是学校的秘书，掌管着学校的财权和后勤，经常利用手中的权力，使林语堂要办的事情难以办成。连国学研究院的用房，他也逼林语堂退还理科。更有甚者，他竟三次蓄意改动鲁迅的住房，最后一次竟要鲁迅住在理学院大厦的地窖里，“使鲁迅气得目瞪口呆，胡须尽翘起来”。诸如此类的行径，其用意都在于想把国学研究院搞垮。林语堂自然心里明白，而且极为不满，可是斗不过他，无可奈何。
此外，也由于林语堂在用人方面有所失策，造成了国学研究院内部不协调，难于成事。他亲自举荐或同意他人举荐前来的人中，有好些是《现代评论》派的人，如顾颉刚、朱山根、田难干、田千倾、卢梅、黄梅等。他们跟《语丝》派或接近《语丝》派的鲁迅、沈兼士、孙伏园、章川岛等难以共事，甚至要兴风作浪，排斥鲁迅等人。正如鲁迅于1926年9月30日致许广平的信中所说的：
……
此地所请的教授，我和兼士之外，还有朱山根。这人是陈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现在一调查，则他所安排的羽翼，竟有七八人之多，先前所谓不问外事、专一看书的舆论，乃是全部为其所骗。他已在开始排斥我，说我是“名士派”，可笑。好在我并不想在此挣帝王万世之业，不去管他了。
又如鲁迅于1926年10月16日致许广平的信中所说的：
……朱山根之流已在国学院大占势力，周览（鲠生）又要到这里来做法律系主任了，从此《现代评论》派色彩，将弥满厦大。在北京是国文系对抗着的，而这里的国学院却弄了一大批胡适陈源之流，我觉得毫无希望。……这样，我们个体，自然被排斥。所以我现在很想至多在本学期之末离开厦大。他们实在有永久在此之意，情形比北大还坏。
于是，《语丝》派的人感到在厦大实在无法做成任何事情，只好准备离开，另寻出路。孙伏园于10月20日请假前往广州联系办报。沈兼士于10月27日辞去教职，回北京执教。鲁迅则接受广州中山大学的聘请，决意离开厦大。
由于这些原因，便使苦心支撑着国学研究院的林语堂，终于被弄得一筹莫展，连他自己的语言学研究也难以为继了。不过，他毕竟为厦大文科和国学研究院做了不少工作。这是应该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