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费厄泼赖”——由赞同到摈弃
周作人于1925年11月23日《语丝》54期上，发表《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个人在日报上曾发表好些议论……这都依了个人的趣味随意酌定，没有什么一定的规律。除了政党的政论以外，大都要说什么都是随意，唯一的条件是大胆与诚意，或如洋绅士所高唱的所谓“费厄泼赖”——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自信比赛得过任何绅士与学者。
在这当中，周作人把“费厄泼赖”作为他自己乃至语丝同人的一个特点提了出来。接着，他又在《语丝》56期上发表的《失题》一文中说，本来想写一篇批判段祺瑞在《甲寅》周刊第1卷第18号发表的对青年学生满含杀机的《二感篇》的文章，但后来听说段祺瑞要下野，于是不再准备写了，即不再打落水狗。他说道：
到了现在段君既将复归于禅，不再为我辈的法王，就没有再加以批评之必要，况且“打落水狗”（吾乡方言，即“打死老虎”之意），也是不大好的事，所以我只得毅然把《恭读〈二感篇〉谨注》这一个题目勾消了。
……一日树倒猢狲散，更从那里去找这班散了的，况且在平地上追赶猢狲，也有点无聊、卑劣，虽然我不是绅士，却也有我的传统与身份。所谓革命政府不知还有几天的运命，但我已不得不宣告自十二月一日起我这帐簿上《赋得章士钊及其他》的题目也当一笔勾销了事。
显然，周作人主张对于“落水狗”应该讲“费厄泼赖”，不应再行攻击。
林语堂读了周作人的这两篇文章后，于12月8日写了《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刊登在《语丝》57期上。在这篇文章里，他表示赞同周作人提倡的“费厄泼赖”精神。他说：
再有一件就是岂明所谓“费厄泼赖”。此种“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也只好努力鼓励，中国“泼赖”的精神就很少，更谈不到“费厄”，唯有时所谓不肯“下井投石”即带有此义。骂人的人却不可没有这一样的条件，能骂人，也须能挨骂。且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攻击其个人。即使仪哥儿，我们一闻他有了痨病，倘有语丝的朋友要写一封公开的信慰问他，我也是很赞成。最可厌的Kipling，昨天看见他有肺膜发炎之症，我们还是希望他能早日痊愈。大概中国人的“忠厚”就略有费厄泼赖之意，唯费厄泼赖决不能以“忠厚”二字了结他。此种健全的作战精神，是“人”应有的与暗放冷箭的魑魅伎俩完全不同，大概是健全民族的一种天然现象，不可不积极提倡。
不难看出，林语堂不仅赞同周作人提倡的“费厄泼赖”精神，而且对它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这表明他对暂时失败了的敌人有可能卷土重来缺乏认识，错误地认为对“落水狗”应采取宽容的态度。
当鲁迅看到周作人、林语堂有关“费厄泼赖”和不打“落水狗”的言论后，产生了与他们迥然不同的看法，并撰写了著名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发表在1926年1月10日《莽原》第1期上。在这篇文章中，鲁迅认为对于“落水狗”决不能讲“费厄泼赖”，并提出了痛打“落水狗”的战斗主张。他指出，“狗性总是不大会改变的”，倘是“咬人之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他告诫善良的人们，不能以为“落水狗”必已忏悔，不再咬人，也不要被它一时装出的可怜相所迷惑，“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否则便会被“咬死”，等于“自家掘坟自家埋”。他还指出，辛亥革命的不少革命党人就是由于对当时的鬼蜮慈悲，不打“落水狗”，反而被咬死了，而现在的一些“落水狗”正躲在天津租界里，做好了一切伺机报复的准备。因而，他以为“费厄泼赖”“当然是要的，然而尚早”。
那么，能不能认为鲁迅是用彻底革命的精神批判了林语堂的对敌“妥协”思想呢？不能。事实上，林语堂赞同“费厄泼赖”和不打“落水狗”，是由于缺乏斗争经验，未能认识对敌斗争的复杂性，不懂得打“落水狗”的必要性，归根结底是属于思想认识水平问题，而不是什么对敌人“妥协”。而且，鲁迅也不是把林语堂的有关看法当作对敌人“妥协”来批判的，只是把它看作为“老实人”的糊涂认识，在客观上会起到“纵恶”的作用。因而，他着力阐述的始终是必须痛打“落水狗”的道理。
正因为这样，林语堂读了鲁迅的这篇文章后，丝毫没有抵触和反感，并受到了深刻的启发和教育，自觉地纠正了“费厄泼赖”的片面认识，心悦诚服地接受了鲁迅打“落水狗”的主张。由于思想认识的提高和变化，他曾绘制了一幅《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刊登在1926年1月23日《京报副刊》上。画中画着鲁迅站在岸上，手持一根长竹竿，猛击一只落水的叭儿狗的头。这不仅生动地体现了鲁迅痛打“落水狗”的战斗精神，而且表达了他摒弃“费厄泼赖”，学习鲁迅“打狗”精神的决心。
可是，林语堂绘制这幅漫画，却产生了他所未曾料及的效果。他在画中所画的那只“叭儿狗”本来没有实指谁的用意，只是泛指帮闲文人而已。但《现代评论》派的陈源却疑心是针对他的，心里很不舒服。他之所以这样认为，大概是因为他在“女师大”学潮中偏袒杨荫榆，曾受到鲁迅和林语堂的抨击吧。于是，他挖空心思地报复林语堂和为自己开脱。他于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上刊出一封致徐志摩的信，认为林语堂由赞成周作人的不打“落水狗”改为拥护鲁迅的痛打“落水狗”，才是做了“叭儿狗”。他说：
我也是主张“不打落水狗”的。我不像我们的一位朋友，今天某乙说“不打落水狗”，他就说“不打落水狗”，第二天某甲说“要打落水狗”，他连忙的跟着嚷“要打落水狗”。我见狗既然落了水，就不忍打它了。……
说起画像，忽然想起本月二十三日《京报副刊》里林语堂先生画的“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要是你没有看见过鲁迅先生，我劝你弄一份看看。你看他面上八字胡子，头上皮帽，身上厚厚的一件大氅，很可以表出一个官僚的神情来。不过林先生的打叭儿狗的想象好像差一点。我以为最好的想象是鲁迅先生张着嘴立在泥潭中，后面立着一群悻悻的狗。“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不是俗话吗？可是千万不可忘记了那叭儿狗，因为叭儿狗能今日跟了黑狗这样叫，明天跟了白狗这样叫，黑夜的时候还能在暗中猛不防的咬人家一口。
陈源的这番话，一方面攻击了鲁迅是“官僚”，另方面又影射林语堂才是“叭儿狗”。而且他自以为这样一来，既可以刺痛林语堂，而他自己也不再被人看作“叭儿狗”了。
然而，陈源这一自以为高明的手法，并没有动摇林语堂跟随鲁迅“打狗”的决心。相反，更加激发了他对陈源一类“叭儿狗”的憎恶，坚定了他“打狗”的意志。这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的日子里，便充分表现出来了。
我个人在日报上曾发表好些议论……这都依了个人的趣味随意酌定，没有什么一定的规律。除了政党的政论以外，大都要说什么都是随意，唯一的条件是大胆与诚意，或如洋绅士所高唱的所谓“费厄泼赖”——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自信比赛得过任何绅士与学者。
在这当中，周作人把“费厄泼赖”作为他自己乃至语丝同人的一个特点提了出来。接着，他又在《语丝》56期上发表的《失题》一文中说，本来想写一篇批判段祺瑞在《甲寅》周刊第1卷第18号发表的对青年学生满含杀机的《二感篇》的文章，但后来听说段祺瑞要下野，于是不再准备写了，即不再打落水狗。他说道：
到了现在段君既将复归于禅，不再为我辈的法王，就没有再加以批评之必要，况且“打落水狗”（吾乡方言，即“打死老虎”之意），也是不大好的事，所以我只得毅然把《恭读〈二感篇〉谨注》这一个题目勾消了。
……一日树倒猢狲散，更从那里去找这班散了的，况且在平地上追赶猢狲，也有点无聊、卑劣，虽然我不是绅士，却也有我的传统与身份。所谓革命政府不知还有几天的运命，但我已不得不宣告自十二月一日起我这帐簿上《赋得章士钊及其他》的题目也当一笔勾销了事。
显然，周作人主张对于“落水狗”应该讲“费厄泼赖”，不应再行攻击。
林语堂读了周作人的这两篇文章后，于12月8日写了《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刊登在《语丝》57期上。在这篇文章里，他表示赞同周作人提倡的“费厄泼赖”精神。他说：
再有一件就是岂明所谓“费厄泼赖”。此种“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也只好努力鼓励，中国“泼赖”的精神就很少，更谈不到“费厄”，唯有时所谓不肯“下井投石”即带有此义。骂人的人却不可没有这一样的条件，能骂人，也须能挨骂。且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攻击其个人。即使仪哥儿，我们一闻他有了痨病，倘有语丝的朋友要写一封公开的信慰问他，我也是很赞成。最可厌的Kipling，昨天看见他有肺膜发炎之症，我们还是希望他能早日痊愈。大概中国人的“忠厚”就略有费厄泼赖之意，唯费厄泼赖决不能以“忠厚”二字了结他。此种健全的作战精神，是“人”应有的与暗放冷箭的魑魅伎俩完全不同，大概是健全民族的一种天然现象，不可不积极提倡。
不难看出，林语堂不仅赞同周作人提倡的“费厄泼赖”精神，而且对它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这表明他对暂时失败了的敌人有可能卷土重来缺乏认识，错误地认为对“落水狗”应采取宽容的态度。
当鲁迅看到周作人、林语堂有关“费厄泼赖”和不打“落水狗”的言论后，产生了与他们迥然不同的看法，并撰写了著名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发表在1926年1月10日《莽原》第1期上。在这篇文章中，鲁迅认为对于“落水狗”决不能讲“费厄泼赖”，并提出了痛打“落水狗”的战斗主张。他指出，“狗性总是不大会改变的”，倘是“咬人之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他告诫善良的人们，不能以为“落水狗”必已忏悔，不再咬人，也不要被它一时装出的可怜相所迷惑，“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否则便会被“咬死”，等于“自家掘坟自家埋”。他还指出，辛亥革命的不少革命党人就是由于对当时的鬼蜮慈悲，不打“落水狗”，反而被咬死了，而现在的一些“落水狗”正躲在天津租界里，做好了一切伺机报复的准备。因而，他以为“费厄泼赖”“当然是要的，然而尚早”。
那么，能不能认为鲁迅是用彻底革命的精神批判了林语堂的对敌“妥协”思想呢？不能。事实上，林语堂赞同“费厄泼赖”和不打“落水狗”，是由于缺乏斗争经验，未能认识对敌斗争的复杂性，不懂得打“落水狗”的必要性，归根结底是属于思想认识水平问题，而不是什么对敌人“妥协”。而且，鲁迅也不是把林语堂的有关看法当作对敌人“妥协”来批判的，只是把它看作为“老实人”的糊涂认识，在客观上会起到“纵恶”的作用。因而，他着力阐述的始终是必须痛打“落水狗”的道理。
正因为这样，林语堂读了鲁迅的这篇文章后，丝毫没有抵触和反感，并受到了深刻的启发和教育，自觉地纠正了“费厄泼赖”的片面认识，心悦诚服地接受了鲁迅打“落水狗”的主张。由于思想认识的提高和变化，他曾绘制了一幅《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刊登在1926年1月23日《京报副刊》上。画中画着鲁迅站在岸上，手持一根长竹竿，猛击一只落水的叭儿狗的头。这不仅生动地体现了鲁迅痛打“落水狗”的战斗精神，而且表达了他摒弃“费厄泼赖”，学习鲁迅“打狗”精神的决心。
可是，林语堂绘制这幅漫画，却产生了他所未曾料及的效果。他在画中所画的那只“叭儿狗”本来没有实指谁的用意，只是泛指帮闲文人而已。但《现代评论》派的陈源却疑心是针对他的，心里很不舒服。他之所以这样认为，大概是因为他在“女师大”学潮中偏袒杨荫榆，曾受到鲁迅和林语堂的抨击吧。于是，他挖空心思地报复林语堂和为自己开脱。他于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上刊出一封致徐志摩的信，认为林语堂由赞成周作人的不打“落水狗”改为拥护鲁迅的痛打“落水狗”，才是做了“叭儿狗”。他说：
我也是主张“不打落水狗”的。我不像我们的一位朋友，今天某乙说“不打落水狗”，他就说“不打落水狗”，第二天某甲说“要打落水狗”，他连忙的跟着嚷“要打落水狗”。我见狗既然落了水，就不忍打它了。……
说起画像，忽然想起本月二十三日《京报副刊》里林语堂先生画的“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要是你没有看见过鲁迅先生，我劝你弄一份看看。你看他面上八字胡子，头上皮帽，身上厚厚的一件大氅，很可以表出一个官僚的神情来。不过林先生的打叭儿狗的想象好像差一点。我以为最好的想象是鲁迅先生张着嘴立在泥潭中，后面立着一群悻悻的狗。“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不是俗话吗？可是千万不可忘记了那叭儿狗，因为叭儿狗能今日跟了黑狗这样叫，明天跟了白狗这样叫，黑夜的时候还能在暗中猛不防的咬人家一口。
陈源的这番话，一方面攻击了鲁迅是“官僚”，另方面又影射林语堂才是“叭儿狗”。而且他自以为这样一来，既可以刺痛林语堂，而他自己也不再被人看作“叭儿狗”了。
然而，陈源这一自以为高明的手法，并没有动摇林语堂跟随鲁迅“打狗”的决心。相反，更加激发了他对陈源一类“叭儿狗”的憎恶，坚定了他“打狗”的意志。这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的日子里，便充分表现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