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的悲愤
1926年初，广东的革命军在共产党的支持下，积极准备北伐战争。于是，北洋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加紧进攻倾向革命的冯玉祥统帅的国民军。3月12日下午，两艘日本军舰掩护奉系军阀的四艘军舰驶向大沽口，企图进攻天津，大肆炮轰守卫大沽口炮台的国民军，打死打伤国民军官兵十余人，国民军被迫开炮还击。3月16日，日本纠集英、美、德、意、荷、比、西八国，借口国民军违反《辛丑条约》，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工事等无理要求，并限于四十八小时内答复。
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3月17日，北京各学校、团体代表四百余人，在北大三院召开紧急会议，决议：（一）即日驳复最后通牒；（二）不许日舰带奉舰入口；（三）驱逐帝国主义公使出北京，并敦促国民军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决定于3月18日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会后，代表们分成两队，前往段祺瑞执政府和外交部请愿。结果段祺瑞执政府拒绝接见三位入内请愿的代表，并命令卫兵用刺刀和木棍对付门外等候的请愿代表，重伤六人，轻伤数十人。
3月18日上午，北京总工会等团体和各校学生十余万人在天安门举行国民大会。向来在爱国运动中起先锋作用的“女师大”学生，在该校教务长林语堂的支持下，由刘和珍带队参加大会。大会开始后，由徐谦（国民党北京市特别党部代表）报告开会的宗旨和意义，师大代表报告了昨天在国务院请愿的经过。最后通过了“电促全国国民一致反抗八国”，“请政府严驳八国最后通牒”，“若八国不肯收回通牒即驱逐公使”，“督促国民军为反帝国主义而战”，“组织北京民众反帝大同盟”等六项决议。
大会开至12时结束后，由四千多人组成的请愿团，前往段祺瑞执政府请愿。女师大学生会主席刘和珍负责“女师大”队伍的指挥，走在请愿队伍的最前列。而她的同学杨德群则沿途散发传单，进行宣传。
当请愿队伍来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广场后，推举五位代表要求会见国务院总理贾德跃。国务院以无负责人为借口，加以拒绝。正当请愿队伍准备改为前往吉兆胡同会见段祺瑞时，埋伏在执政府北边大红门内的数百名大刀手，蜂拥而出，冲向请愿队伍，乱砍乱杀。这时，执政府门前的卫队，也在警笛的指挥下，向请愿群众开枪射击。反动军警这样屠杀、射击请愿群众，长达数小时之久，致使执政府门前血肉横飞，死伤枕藉，惨不忍睹。当场惨死47人，受伤132人，失踪40人。
死难者中，有刘和珍、杨德群等“女师大”学生。刘和珍是在执政府门前中弹的。大屠杀开始后，她临危不惧，沉着地指挥同学们撤退。而卫队却从她身后开枪射击，刘和珍被一颗子弹击中，“从背部入，斜穿心肺”，立即倒在血泊中。“女师大”学生张静淑和杨德群本来已经转移到较安全的地方，但看见刘和珍中弹倒地，又奋不顾身地奔去救护。可是，正当张静淑伸手要扶起刘和珍时，卫兵又向她射击，连中四弹（其中一颗是手枪子弹），即时倒在地下。接着，杨德群又前去要将刘和珍救出，结果又被一颗子弹击中要害，而且由于未能得到及时救治而死去。这时，刘和珍挣扎着坐了起来。但有一个卫兵立即用棍子在她的头部和胸部猛击了两棍，终于牺牲。刘和珍牺牲时只22岁，杨德群殉难时也不过24岁。
刘和珍、杨德群惨遭杀害的噩耗很快传到了“女师大”。林语堂和许寿裳闻讯后，心情激愤，立即驱车赶赴现场，以校负责人身份查看刘和珍、杨德群的遗体。当他们到达国务院时，执政府已将23位死者草草装进事前准备好的棺材里。他们进门开棺查看，头一个装着的便是刘和珍的遗体。她脸上呈苍灰色，乱蓬蓬的黑发下半开着怒视的双眼，胸腰裸露，身上凝结着血潮，一堆血衣乱塞在棺内。林语堂看到这样的惨状时，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但他强抑着悲痛，继续与许寿裳一起把所有的女尸辨认一遍，查找杨德群的遗体。当未能查到时，他又跟许寿裳跑去一间收留有许多受伤者的医院里探视。结果，他发现杨德群的尸体放在一张很短的桌子上，下半身悬空挂着。目睹此情此景，他苦痛得说不出话来。
林语堂和许寿裳回到学校后，立即派人前去将刘和珍和杨德群的遗体运回学校来。杨德群的遗体很快运回来了，但刘和珍的遗体却受到当局的阻挡，不允许搬走。经林语堂几经交涉后，才于19日晚运回，跟杨德群的遗体一起安放在大礼堂里。
刘和珍和杨德群的惨遭杀害，给林语堂的刺激太大了。他“每日总是昏头昏脑”，激愤难平。三天后，他执笔写了《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一文。在这篇感人的悼文中，他称颂刘和珍是“女师大”同学所敬爱的革命领袖，是“昏天黑地，国亡无日，政治社会思想都须根本改造”时期少有而宝贵的人才；指出她和杨德群是“死于与亡国官僚瘟国大夫奋斗之下”，“是死在我们最痛恨之敌人手下，是代表我们死的”，“为全国女革命之先烈”，“死的光荣”；并表示“我们于伤心泪下之余，应以此自慰，并继续她们的工作”。在当时极端恐怖统治的笼罩下，林语堂毅然第一个站出来说这样爱憎鲜明的话，并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段祺瑞之流，就充分表明他具有异常强烈的正义感和不畏惧反动当局的斗争精神。
3月25日，“女师大”师生和北京各界人士在“女师大”礼堂为刘和珍、杨德群烈士举行隆重的追悼会，由许寿裳主祭。林语堂和鲁迅等人参加了追悼会，对烈士表达由衷尊敬和痛悼之情。
可是，这时现代评论派的陈源之流却对“三一八”惨案大肆散布流言蜚语。这激起了林语堂的极大愤怒，并于3月30日撰写了《闲话与谣言》一文，予以痛斥。
他首先驳斥了陈源在《闲话》一文中混淆黑白的说法。陈源煞有介事地说：“3月18日她的学校出了一张布告，停课一日，叫学生都去开会。杨女士还是不大愿意去，半路又转回。一个教员勉强她去，她不得不去了。卫队一放枪，杨女士也跟了大众就跑，忽见友人某女士受伤，不能行动，她回身去救护她，也中弹死。”这不仅歪曲了杨德群自觉参加请愿的事实，而且言下之意是要“女师大”校方和某教员负杨德群之死的责任。因而，立即受到知道事情真相的孟菊安和董秋芳的反驳。孟菊安是跟杨德群一道参加请愿的“女师大”同学，她于3月30日《京报副刊》发表文章，以自己和杨德群3月18日一起参加天安门前的抗议大会并前往执政府请愿的事实，揭穿了陈源所说的“半路又转回，一个教员勉强她去，她不得不去”是纯属谎言。董秋芳是北大学生，也在《可怕与可杀》一文中指出陈源的有关“闲话”，“有辱没死者和嫁祸生者的阴谋的用意”，“这种畜牲，生殖在人类里面，早就可怕，而且早就可杀了”。而林语堂则在他们揭露的基础上，进一步斥责陈源的“流言”，是“走狗献给它们大人的狗屁，以求取得主人的欢心。其实用不着郑重的去辩。叫狗放‘人类之屁’本来是没有这回事”。
同时，他批驳了《晨报》社论和陈源的《闲话》妄图嫁祸于民众领袖的“流言”：“这回民众请愿是和平的，被卫队抢夺的也不过几枝手枪木棍。”“要是李鸣钟真有信去保护，事实上却没有军警去保护，那么李氏百口也不能辩其罪；要是李氏并没有去信，那么读的信，出于捏造，那捏造的人，又犯了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对于前者，林语堂斥责说：“这是何等公正的态度呵，但是暗中已给人阴险的暗示，当日实在有几把手枪给卫队抢夺去，这手枪自然是共产党带去的，于是大家可以，并且应该，攻击共产党了。”可谓揭穿了它的险恶用意。对于后者，林语堂则指出，陈源是要给一班读者暗示李鸣钟（北京警察总监）的信“有捏造的可能”，所以结论是徐谦等“又犯了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而且陈源明明是懂得那信决非捏造的，因为李鸣钟并没有出来否认，徐谦也让自己的女公子加入请愿队伍。可是，他却偏要说那信是民众领袖捏造的。因而，林语堂认为，他是“全无心肝”的。
此外，他还痛斥了燕树棠等人为执政府开脱罪责。“三一八”大屠杀后第二天，北京九院校举行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围绕段祺瑞执政府是否应承担罪责问题，争论不休，而北大代表燕树棠和师大代表马明海等人则极力为执政府开脱罪责，结果只以五比四通过了政府应负责任的议案。会后发表了一个简单敷衍的“宣言”。因而，林语堂非常气愤地指斥燕树棠等人“连一个屁也不响”，是“丧心病狂的同胞”。
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3月17日，北京各学校、团体代表四百余人，在北大三院召开紧急会议，决议：（一）即日驳复最后通牒；（二）不许日舰带奉舰入口；（三）驱逐帝国主义公使出北京，并敦促国民军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决定于3月18日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会后，代表们分成两队，前往段祺瑞执政府和外交部请愿。结果段祺瑞执政府拒绝接见三位入内请愿的代表，并命令卫兵用刺刀和木棍对付门外等候的请愿代表，重伤六人，轻伤数十人。
3月18日上午，北京总工会等团体和各校学生十余万人在天安门举行国民大会。向来在爱国运动中起先锋作用的“女师大”学生，在该校教务长林语堂的支持下，由刘和珍带队参加大会。大会开始后，由徐谦（国民党北京市特别党部代表）报告开会的宗旨和意义，师大代表报告了昨天在国务院请愿的经过。最后通过了“电促全国国民一致反抗八国”，“请政府严驳八国最后通牒”，“若八国不肯收回通牒即驱逐公使”，“督促国民军为反帝国主义而战”，“组织北京民众反帝大同盟”等六项决议。
大会开至12时结束后，由四千多人组成的请愿团，前往段祺瑞执政府请愿。女师大学生会主席刘和珍负责“女师大”队伍的指挥，走在请愿队伍的最前列。而她的同学杨德群则沿途散发传单，进行宣传。
当请愿队伍来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广场后，推举五位代表要求会见国务院总理贾德跃。国务院以无负责人为借口，加以拒绝。正当请愿队伍准备改为前往吉兆胡同会见段祺瑞时，埋伏在执政府北边大红门内的数百名大刀手，蜂拥而出，冲向请愿队伍，乱砍乱杀。这时，执政府门前的卫队，也在警笛的指挥下，向请愿群众开枪射击。反动军警这样屠杀、射击请愿群众，长达数小时之久，致使执政府门前血肉横飞，死伤枕藉，惨不忍睹。当场惨死47人，受伤132人，失踪40人。
死难者中，有刘和珍、杨德群等“女师大”学生。刘和珍是在执政府门前中弹的。大屠杀开始后，她临危不惧，沉着地指挥同学们撤退。而卫队却从她身后开枪射击，刘和珍被一颗子弹击中，“从背部入，斜穿心肺”，立即倒在血泊中。“女师大”学生张静淑和杨德群本来已经转移到较安全的地方，但看见刘和珍中弹倒地，又奋不顾身地奔去救护。可是，正当张静淑伸手要扶起刘和珍时，卫兵又向她射击，连中四弹（其中一颗是手枪子弹），即时倒在地下。接着，杨德群又前去要将刘和珍救出，结果又被一颗子弹击中要害，而且由于未能得到及时救治而死去。这时，刘和珍挣扎着坐了起来。但有一个卫兵立即用棍子在她的头部和胸部猛击了两棍，终于牺牲。刘和珍牺牲时只22岁，杨德群殉难时也不过24岁。
刘和珍、杨德群惨遭杀害的噩耗很快传到了“女师大”。林语堂和许寿裳闻讯后，心情激愤，立即驱车赶赴现场，以校负责人身份查看刘和珍、杨德群的遗体。当他们到达国务院时，执政府已将23位死者草草装进事前准备好的棺材里。他们进门开棺查看，头一个装着的便是刘和珍的遗体。她脸上呈苍灰色，乱蓬蓬的黑发下半开着怒视的双眼，胸腰裸露，身上凝结着血潮，一堆血衣乱塞在棺内。林语堂看到这样的惨状时，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但他强抑着悲痛，继续与许寿裳一起把所有的女尸辨认一遍，查找杨德群的遗体。当未能查到时，他又跟许寿裳跑去一间收留有许多受伤者的医院里探视。结果，他发现杨德群的尸体放在一张很短的桌子上，下半身悬空挂着。目睹此情此景，他苦痛得说不出话来。
林语堂和许寿裳回到学校后，立即派人前去将刘和珍和杨德群的遗体运回学校来。杨德群的遗体很快运回来了，但刘和珍的遗体却受到当局的阻挡，不允许搬走。经林语堂几经交涉后，才于19日晚运回，跟杨德群的遗体一起安放在大礼堂里。
刘和珍和杨德群的惨遭杀害，给林语堂的刺激太大了。他“每日总是昏头昏脑”，激愤难平。三天后，他执笔写了《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一文。在这篇感人的悼文中，他称颂刘和珍是“女师大”同学所敬爱的革命领袖，是“昏天黑地，国亡无日，政治社会思想都须根本改造”时期少有而宝贵的人才；指出她和杨德群是“死于与亡国官僚瘟国大夫奋斗之下”，“是死在我们最痛恨之敌人手下，是代表我们死的”，“为全国女革命之先烈”，“死的光荣”；并表示“我们于伤心泪下之余，应以此自慰，并继续她们的工作”。在当时极端恐怖统治的笼罩下，林语堂毅然第一个站出来说这样爱憎鲜明的话，并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段祺瑞之流，就充分表明他具有异常强烈的正义感和不畏惧反动当局的斗争精神。
3月25日，“女师大”师生和北京各界人士在“女师大”礼堂为刘和珍、杨德群烈士举行隆重的追悼会，由许寿裳主祭。林语堂和鲁迅等人参加了追悼会，对烈士表达由衷尊敬和痛悼之情。
可是，这时现代评论派的陈源之流却对“三一八”惨案大肆散布流言蜚语。这激起了林语堂的极大愤怒，并于3月30日撰写了《闲话与谣言》一文，予以痛斥。
他首先驳斥了陈源在《闲话》一文中混淆黑白的说法。陈源煞有介事地说：“3月18日她的学校出了一张布告，停课一日，叫学生都去开会。杨女士还是不大愿意去，半路又转回。一个教员勉强她去，她不得不去了。卫队一放枪，杨女士也跟了大众就跑，忽见友人某女士受伤，不能行动，她回身去救护她，也中弹死。”这不仅歪曲了杨德群自觉参加请愿的事实，而且言下之意是要“女师大”校方和某教员负杨德群之死的责任。因而，立即受到知道事情真相的孟菊安和董秋芳的反驳。孟菊安是跟杨德群一道参加请愿的“女师大”同学，她于3月30日《京报副刊》发表文章，以自己和杨德群3月18日一起参加天安门前的抗议大会并前往执政府请愿的事实，揭穿了陈源所说的“半路又转回，一个教员勉强她去，她不得不去”是纯属谎言。董秋芳是北大学生，也在《可怕与可杀》一文中指出陈源的有关“闲话”，“有辱没死者和嫁祸生者的阴谋的用意”，“这种畜牲，生殖在人类里面，早就可怕，而且早就可杀了”。而林语堂则在他们揭露的基础上，进一步斥责陈源的“流言”，是“走狗献给它们大人的狗屁，以求取得主人的欢心。其实用不着郑重的去辩。叫狗放‘人类之屁’本来是没有这回事”。
同时，他批驳了《晨报》社论和陈源的《闲话》妄图嫁祸于民众领袖的“流言”：“这回民众请愿是和平的，被卫队抢夺的也不过几枝手枪木棍。”“要是李鸣钟真有信去保护，事实上却没有军警去保护，那么李氏百口也不能辩其罪；要是李氏并没有去信，那么读的信，出于捏造，那捏造的人，又犯了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对于前者，林语堂斥责说：“这是何等公正的态度呵，但是暗中已给人阴险的暗示，当日实在有几把手枪给卫队抢夺去，这手枪自然是共产党带去的，于是大家可以，并且应该，攻击共产党了。”可谓揭穿了它的险恶用意。对于后者，林语堂则指出，陈源是要给一班读者暗示李鸣钟（北京警察总监）的信“有捏造的可能”，所以结论是徐谦等“又犯了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而且陈源明明是懂得那信决非捏造的，因为李鸣钟并没有出来否认，徐谦也让自己的女公子加入请愿队伍。可是，他却偏要说那信是民众领袖捏造的。因而，林语堂认为，他是“全无心肝”的。
此外，他还痛斥了燕树棠等人为执政府开脱罪责。“三一八”大屠杀后第二天，北京九院校举行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围绕段祺瑞执政府是否应承担罪责问题，争论不休，而北大代表燕树棠和师大代表马明海等人则极力为执政府开脱罪责，结果只以五比四通过了政府应负责任的议案。会后发表了一个简单敷衍的“宣言”。因而，林语堂非常气愤地指斥燕树棠等人“连一个屁也不响”，是“丧心病狂的同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