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漫记

第四节 祭拜黄帝五千年

　　在原始社会，先民对大自然及人类本身缺乏认识，相信“万物有灵”。出于依赖和畏惧的心理，他们用各种手段沟通自己与万物之灵，其中一种最重要的办法就是祭祀。

　　起初先民对于祭祀的对象没有什么统一的规定，祭祀的方法也不固定。到了黄帝时代，祭祀开始趋于规范。传说黄帝时曾行封禅礼典，又建明堂，朝拜万灵。到了虞舜时期，自然神祇被归纳为“六宗”，即天宗三、地宗三，就是说，日、月、星、河、海、岱。夏代的祖先崇拜较之前又有发展，神域有了一定的领导关系。商人的祭祀名目繁多，非常复杂，但也非常严密。他们对自己祖先的祭拜按照一个既定祀谱，几乎是每天都祭，每旬必祭，每年必祭。对先王先妣的祭祀秩序，无论直系、旁系，甚至虽立为太子但未即位者，全都予以祭祀；先妣就有选择地加以祭祀，只有直系先王的配偶，并曾立于正后者才入祀。

　　在商代中晚期，祭祀已经具有贵贱嫡庶的宗法意义，开始以男性为中心，规范原有祭祀传统。除此之外，商人还祭祀山、川、风、雨、云等自然神以及“上帝”这个至上神。商朝统治者极端迷信，他们“尊神，率民以祀神”，试图借助这些以加强和维护自己的统治。

　　周代把祭祀作为国家大政，其特点是国家通过宗法手段来实现自己的职能。祭祀在当时从三个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一是巩固宗族内部团结；二是明确政治级别和隶属关系；三是利用祭祀发布政令。周代祭祀对象仍然是天神、地祇、人鬼三大系列，但最主要的内容是祭祀先祖。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孔子首先提出祀制，只有仪式方面的变化；孟子指出应注意以地域关系制约血缘关系，将社会正义规范放在与宗法伦理同等重要的位置；荀子提出“法后王”的主张。儒家学者对原有的祭祀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归纳，使之具有更加明确的统属，以自然神祇而言，主要是上帝和日、月、星、辰等构成的“天象”，和土地、山川、江河、湖泊等构成的“地象”；以人类社会的祖先神祇而言，主要是等级化的庙祭，历代先王之祭以及历代先贤之祭。

　　祭祀历代帝王和先圣先师，秦汉时期已开始形成定制，而汉代开始为先王先帝维修和营建陵园，分别立祠祭祀。直到隋代，始以祭祀先代帝王为常祀。自东汉末到清代灭亡，封国祭典的主要格局是祭天、祀地和祭祖。

　　在黄帝时代，祭祀不仅很普遍，而且已经具有比较统一的祭祀制度。黄帝崩，当时人们自然要根据传统习惯祭祀黄帝。不过在古代，各部族祭祀的对象和内容都是互不统属的。《左传》有这样的说法：“神不歆训分类，民不祀非族。”这是说祖先神灵不愿享用异族人所供奉的牺牲，民也不该去祭祀与本族异宗的神灵。对黄帝的祭典，在当时也可能在本族内部流行了很长的时期。这是黄帝祭祀的第一个阶段。

　　黄帝死后的上千年间，华夏族的地位日益上升，对黄帝的祭祀出现了新的现象：黄帝不但作为华夏族的始祖受到尊崇，还得到了其他部族的崇敬，在当时祭祀始祖的禘礼中，黄帝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据《国语鲁语》记载说，禘礼在古代祭礼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

　　“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喾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就禘的对象来看，有虞氏和夏氏都将黄帝视作自己的始祖。这表明黄帝在尧、舜、禹三代具有政治上的意义，而商人取得了政治霸权之后，改变了传统视黄帝为始祖的做法，立喾作为统治范围之内各诸侯的始祖，其他各族也都祭祀族中有巨大功绩的氏族英雄。

　　东夷族的商民兴起之前，华夏族的主体炎黄部族始终是当时文化的主角，它具有政治上的霸主作用，而这一时期的祭祀，自然是以黄帝为主要对象，这是黄帝祭祀的第二个阶段。

　　黄帝祭祀的第三个阶段是商周时期，由于东夷文化的长期影响，这一时期喾被提升为各族共祭的始祖，而黄帝降为炎黄部族后裔的祭祀对象。

　　黄帝祭祀的第四个阶段是春秋战国和秦汉之际。随着诸侯争霸局面的出现，各诸侯都试图追溯各自的族源或所在地域的历史英雄，打破了以往单一的祭祀制度。到了战国中、晚期，随着儒、道、墨、法诸子百家对以往历史研究的深入，人们认识到黄帝的历史地位，回到了对黄帝始祖的祭祀，但增加了对于历代帝王定期、平等祭祀的内容。秦汉之际，五德以天人感应形态出现，不但人世间是五德轮流转换，天文现象也是黄、青、白、赤、黑五帝迭易其位。而黄帝被当作天帝之一在郊祀天地的国家大典中得到重视，被纳入祭祀天地的大典中，再次证明，虽然秦汉王朝各以创业之君作始祖，可黄帝和其他四帝在中华民族的始祖地位得到确认。

　　黄帝祭祀的第五个阶段是两汉至清朝末期，对黄帝的祭祀已成定制，只有少数个别细节，在不同的朝代有所变化。

　　一是作为天帝之一在郊祭天地的大典中得到附祭；

　　二是作为历代帝王之一在历代帝王庙中被祭祀。黄帝被封建国家当作三皇之一纳入中央的历代帝王庙中受祭祀，始于隋代，在唐朝得到进一步加强。明太祖将三皇庙扩大为帝王庙，并规定春秋二时祭祀，提高了祭祀的规格。

　　三是作为帝王陵寝之一的黄帝陵受到祭祀。比如秦始皇巡游天下时，经过名山大川时，都要祭祀有关帝王。汉武帝既灭南越，乃北巡朔方，勒兵十万余骑，还归时，祭黄冢桥山。

　　以上是古代到整个封建社会祭拜黄帝的概况，到了近现代，对黄帝的祭拜无论是认识内容、形式、规模都有了新的变化。

　　中国社会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列强的侵略面前，为了救亡图存，有识之士大声疾呼，改革中国社会。首先是洋务派主张从武器装备上赶超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师夷长技以制夷；其次是维新派认识到在只有武器上的改进还不足以挽救挨打的命运，主张效法西方政治制度，用君主宪政拯救衰亡。随着各种变法运动的失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中国只有推翻君主专制，充分吸纳近代民主与科学，才有出路。

　　他们把民族主义与御侮图强和社会革命结合起来，特别是与近代国民意识的引进与宣传结合起来。通过革命建立新的民族国家，新的民族国家对内争取国民应有的权利，有独立的人格与主人翁意识，打破一人一家的国家观念，在自由、平等人权的基础上，建立新式的民族国家，才是真正的国家。从新式的民族观念来看，国家的象征决非一姓一人之私，它应该是全体国民共同认可的精神领袖，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

　　当时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求这种象征。他们认为黄帝就是中华民族的“始祖”。1903年夏天，刘师培发表《黄帝纪元说》，毫不讳言这是仿效日本立国以神武天皇纪年，用以唤起国人的民族自觉。他说：“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源为吾四百兆汉族之鼻祖者谁呼？是黄帝轩辕氏，是则黄帝者，乃制造文明之第一人始。”稍后，又有《黄帝魂》一书的辑印和《黄帝传》，大力宣传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并且还刊登黄帝像。宋教仁为黄帝像题词：

　　“起昆仑之顶兮，繁殖于黄河之浒。借大刀与阔斧兮，以奠定乎九有。使吾世世子孙有啖饭之所兮，皆赖帝之栉风而沐雨。嗟吾四万万之同胞兮，尚无数典而忘其祖！”

　　这段话阐发了当时人们所共有的民族情感。辛亥革命前后，学者们眼里的黄帝实质上已经成为中华民族腾飞的精神力量；黄帝的精神吸引着人们为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结束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辛亥革命以后，黄帝精神召唤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致力于民主与科学的建设。在中华民国时期，黄帝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早在1908年农历九月，陕西同盟会决定重阳节祭扫中华民族的祖先轩辕黄帝陵，在先祖陵前宣誓，表达要复兴中华民族的决心。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同年3月，孙中山派代表团赴陕西桥山祭祀轩辕黄帝陵。

　　1918年，爱国志士于右任先生于清明节拜谒黄帝陵，并写有谒陵诗一首：

　　皇祖威灵我欲攀，西征问道礼桥山。

　　弥天风雨伤今日，垂老仓皇过此间。

　　独创文明开草昧，高悬日月识天颜。

　　干霄古柏摩挲遍，挂甲河人亦等闲。

　　于右任收集先秦以来史籍中关于黄帝的事迹和传说，辑成《黄帝功德纪》一书。

　　1935年4月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陕西省党务指导委员会、陕西省政府、西安绥靖公署等组成祭拜团，祭奠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陵，并确定清明为“民族扫墓节”，岁岁举行仪式。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再次合作，一致抗日。1937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从2月到9月中旬，国共两党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1937年4月5日清明节，国共两党在轩辕黄帝陵前举行共祭仪式。上午十时，中国国民党政府主席特派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派代表林伯渠，各自携带祭文来到桥山，列队致祭，并各宣读祭文。国共两党共祭黄帝陵，对于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38年4月5日，国共两党又一次共祭黄帝陵。蒋鼎文以国民政府西北行营主任身份，孙蔚如以陕西省主席身份，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身份，到黄帝陵参加祭祀，嗣后，程潜题写了“人文初祖”匾额，蒋鼎文题写了“轩辕庙”匾额，分别挂在大殿与庙门之上。

　　1939年--1943年的清明节，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陕西省政府均派官员到黄帝陵祭祀。1942年冬，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和胡宗南一起前往中部县（黄陵）桥山祭祀轩辕黄帝，亲笔题写了“黄帝陵”三个大字，今还保存在刻碑石上。

　　1948年3月10日，黄陵县和平解放。1949年4月5日，中国共产党即派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和黄龙专区专员前来黄陵县桥山敬祭黄帝陵。

　　1955年至1961年，先后有陕西省政府副省长成柏仁、韩兆鹗、杨玉亭、孙蔚如、任兼、李戾明等代表全省人民公祭祖先轩辕黄帝，并担任祭祖人。

　　1962年至1978年，祭陵活动间断。

　　1979年的清明祭祀活动，由黄陵县组织。

　　1980年4月5日，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为主祭人，参祭的有省政协、延安行政公署的代表。

　　1981年4月5日，陕西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省政协，延安地区行署，黄陵县人大常委会、人民政府暨各界群众代表两千多人，祭拜中华民族的始祖轩辕黄帝。

　　陵园两边柱子上悬挂着一副长联：

　　十万万黄帝子孙齐心共奔四化；

　　五千年文明古国环宇同赞中华。

　　省、地、县分别向黄帝陵敬献花篮和花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作宾主祭，知名人士、台胞、归国华侨以及黄陵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机关干部、学生等各界群众代表参加祭扫活动。延安地区行署专员李森杜在祭扫仪式上恭读祭文。

　　从1981年起，至21世纪的现在，祭祀轩辕黄帝陵就一直没中断过，一年有两次，一次清明节，一次重阳节。人员越来越广泛，人数越来越多，多的时候达两千多人。黄帝祭典越来越受到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关注，海外华人不远万里从世界各地来到陕西省黄陵桥山谒陵祭祖，人文初祖轩辕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意义显得愈来愈突出。今天，黄帝陵已成为人们反思历史与现实关系的一个重要场所。自1985年以来，不断有海外侨胞特别是台湾同胞参加祭祀，他们在黄陵前发出期盼祖国统一的深深呼唤。香港诗人雁翼在《黄帝陵》诗中写道：

　　我双腿跪下，双手按地。

　　并不是致哀，

　　仅仅为着接通五千年血脉，

　　让祖先的血和我的血共流灌溉。

　　炎黄子孙对黄帝陵的祭拜历史悠久，意义深远。

　　首先，祭祀对弘扬民族文化、凝聚民族情感、激发爱国热情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自古以来，每当中国历史发展出现重大转折的时候，人们就要在古今之间寻找变化的规律，但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可能彻底否认传统。只有立足社会实践，继承发展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才有可能创造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文化形式。当炎黄子孙聚集在人文初祖黄帝陵前，油然而生对以黄帝为代表的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崇敬和追思，同时自然感觉到自己所担负的历史责任。

　　其次，对黄帝的祭祀，寄托着炎黄子孙对实现祖国统一的决心。实现祖国统一，是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在中华民族还没有实现统一的时候，这种愿望越来越迫切。邓小平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有力地推动了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海外侨胞特别是台湾同胞不断参加对黄帝陵的祭拜，他们在黄帝陵面前，表达了对一国两制构想的衷心拥护。

　　1988年1月，当台湾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第一个“返乡探亲团”踏上离别几十年的故土时，团员们悲喜交加，泪水盈眶，他们都穿着特制的套服，胸前一律写着“想家”两个醒目大字，后背根据各人不同的经历印着“西望乡关何处是，梦里家园路迢迢”，“四十多年了，放我回家吧。孤苦无依汉，夜夜梦神州”等不同内容的词句。他们回来的第一件事，不是看望亲人，而是先拜谒黄帝陵。

　　其三，对黄帝陵的祭拜，对振奋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要清楚地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方面需要最大限度地把包括海内外同胞在内的中华儿女团结起来，把我们民族的巨大潜力挖掘出来，把人们的聪明才智发挥出来；另一方面，需要炎黄子孙具有黄帝“敢为人先”的实践精神，百折不挠的创造精神，造福于民的务实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多少代以来，各种祭文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以黄帝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精神的讴歌和赞扬。它表明了炎黄子孙要从以黄帝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中吸取营养，团结一致，奋力拼搏，使文明古国焕发新的生机的强烈愿望，表明了炎黄子孙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使中国民富国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强信念。

　　附：1937年毛泽东为祭黄帝陵而写的祭文：

　　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敬派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时果之仪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而致词曰：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先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领茂德。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奋力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

　　1908年10月，同盟会陕西分会祭文：

　　维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五年九月重阳日，玄曾孙某某等谨以香花清酒牲肴之仪，敬献于我皇祖轩辕黄帝之墓前，而泣告曰：惟我皇祖，承天御世，钟奇孕灵，乃圣乃灵，允文允武，举修六府，彰明百物，翦蚩尤于涿鹿，战炎帝于阪泉，挥斥入埏，疆理万国，用是奠基中夏，绥服九州，声教覃敷，讫于四海，凡有血气，莫不尊亲。是自以后，圣子神孙，历世相承，尧舜以禅让缉熙，汤武以征诛定乱，泊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皆能仰承遗绪，奋厥声威，镇抚百蛮，光宅九土。其间偶逢衰替，暂堕纲维，秽丑跳梁，蛮夷猾夏，然皆历时未几，族伏厥辜，弃彼毡裘，袭我冠服。我民族屡厥屡振，既仆复兴，率能重振金瓯，澄清王宇者，莫非我皇祖在天之灵，有以默相而佑启之也。迨至前明甲申之岁，国立凌迟，建州虏夷，乘我丧乱，驱其胡骑，入我燕京，盗踞我神器，变乱我衣冠，侵占我版图，奴役我民众。神州到处，遍染腥膻，文化同胞，备受压迫。剃发令下，虽圣裔犹莫逃，旗兵驻防，遍禹迹而皆满。又无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二百年之惨痛犹存，十八省奇耻未湔已也。且近年以来，欧美民族，对我环伺，各欲腐割大好河山，而满清政府恣其荒淫，不恤国耻。殷忧之士，义愤填膺，近有执义帜而起者，粤东如陆皓东、郑士良、孙逸仙，湘南如马益福、黄克强、唐才常，均矢志盟天，力图恢复。某等生逢艰巨，何敢后人，乃集合同志，密筹方略，誓共驱除鞑虏，光复故物，扫除专制政权，建立共和体制，共赴国难，艰巨不辞。决不自私利禄，决不陷害同仁，本众志成城之古训，建九州复分之义师。伏望我皇祖在天之灵，鉴此愚衷，威神挟佑，以纡民生之苦，以复汉族立业。某等不自量力，竭诚奉告，不胜惶愧煎灼郁结悲祷之至。尚飨。

　　§§第二章 三峡游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