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 内倾型与外倾型
钱先生比较中西文化，是从客观的地理自然环境、原始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等出发的。他说：“上述两大类型的文化，其先是由于客观的自然环境之不同，而引生出生活方式之不同。其次是由于生活方式之不同，而引生出种种观念、信仰、兴趣、行为习惯、智慧发展方向，乃及心理上、性格上之种种不同。由于此种种不同而引生出文化精神之不同。”钱先生这种考察和比较的方式是很值得称道的。他没有仅仅从抽象的观念出发，而是从自然环境到生活方式到行为习惯、观念形态，到心理、性格，再到文化精神，这大体上符合他自己关于文化结构由外层到内核的发展层次序列，也符合文化史发生发展的客观事实。
根据各层面的比较，钱先生判定农业型文化与游牧商业型文化，或者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一是内倾型文化，一是外倾型文化。他先从总体上分析这两种文化的内在矛盾、张力及理论与实际上的优劣：
外倾型的文化，常看世界成为内外两敌对。因其向外依存，故必向外征服。但征服即征服其自所依存者。依存者被征服，即失却依存。此其一。其文化精神既寄托在向外征服上，而空间有限，征服再征服，以至于无可征服，则最后成功，即无异于最后之失败。此其二。人生即是自然之一部分，不可能与自然相对立。若使彻底征服自然，即连人生本身，亦复在内。此其三。内外对立的宇宙观，最难是内外的界限并不明确。严格言之。人的自身亦就是一个外，征服自然，而人生本身即就在自然之内，于是最后必然要扑一个空，不得不投入抽象，回归上帝与精神界。结论是征服了自己来回归上帝，征服了物质来回归精神，实际上成为人类文化一终极的矛盾。此其四。
内倾型的文化，常看世界是内外协一，因其内自足，而误认为外亦自足，然明明遇到外不自足者向我侵略，当面即是一矛盾。此其一。内倾型的文化，寄托在自安自足上。但富强相倾，这是一对比的，外面的富强，可以形成自己内部的不安足，则立脚不稳，不免要连根栽倒。此其二。在理论上，外倾型的观念，比较欠圆满，但在实践上，凭其战斗向前精神，易于取得临时的胜利，而终极则不免要失败。内倾型的文化，就理论讲，其观念似较圆满，但在实践上，和平而陷于软弱，要守守不住，要定定不下，远景虽美，抵不住当前的横风暴雨。于是人类文化，遂在此两类型之偏胜偏短处累累地发生了无穷的悲剧。这是已往一部整个的人类史，要待我们从头来调整。
钱先生在这里客观平实地分析了内倾型与外倾型文化各自的困境与难题。这一分析是非常深刻的。以上对外倾型文化内在张力及终极矛盾的分析，已为愈来愈多的当代人所认同。至于对内倾型文化缺弱的分析，则已为近世中国文化的困境所证实。
钱先生认为，东方文化是内倾的，西方文化是外倾的，西方文化精神总倾向于求外在表现，这种表现主要在物质形象上。他说：“西方文化总会在外面客观化，在外在的物质上表现出它的精神来。因此一定会具体形象化，看得见，摸得着，既具体，又固定，有目共睹，不由不承认它的伟大和力量。这一种文化，固然值得欣赏，但它会外在于人而独立。我们游历到埃及，埃及古国早已灭亡，但金字塔依然屹立。欧洲中古时期各地的大教堂也如此，似乎在此以前的耶教精神都由它接受过去而作为唯一真实的代表似的。此后的耶教心灵，却不免为此等伟大而宏丽的教堂建筑所拘束、所范围。换言之，从前耶教精神，多表现在人物及其信仰上，此下耶教精神，则物质形象化了，人物和信仰，不能超过那些庄严伟大的物质建设。”又如英法各有一段光荣历史，亦都表现在伦敦巴黎两都之物质形象里去了。文化精神表现在物质上定型了，便不能追随历史而前进。起先是心灵创出了物质形象，继之是物质形象窒塞了心灵生机。再如国家体制，它们也多定了型，所以近代欧洲极难有统一之望。由此推想古代希腊各城邦，始终不能统一而卒为马其顿所吞并，希腊灿烂文化，亦终告熄灭。如果要在定型以后求得发展，只能如古代罗马及近代欧洲走上向外征服之路。
钱穆说，讲到中国历史的发展，似乎没有一定型，没有一个客观外在具体而固定的形象可作为其历史文化的象征。因此，中国文化反而是新陈代谢、生机活泼。如历代首都，远从商朝有亳邑，西周有镐京，都有几百年历史，并相当富庶与繁荣。秦代咸阳，体制更大。西汉长安，东汉洛阳，南朝金陵，北朝新洛阳，隋唐两朝的两京，北宋汴京，南宋临安，辽金元明清的燕京北京，各朝代各首都的物质建设，都极伟大壮丽。读《洛阳伽蓝记》、《长安巷坊志》等书，可见一斑。西方学人对此甚感兴趣，只要有物质具体证据，如殷墟地下发掘，长安古城遗迹发掘，以及其他古器物，他们都认为是那时文化水准的无上证明。但在我们中国，历代首都，一个接一个地毁灭，文物建筑荡然无存，然国脉不伤，整个文化传统依然存在。在西方，雅典毁灭了便没有希腊，罗马城毁灭了便没有罗马；在中国，洛阳、长安毁灭了，中国仍然存在。这是东西方历史文化一相异点。中国并非没有物质建造，物质建造则必然形象化，但与中国文化大统没有甚深的勾联。即是说，中国文化命脉，不表现在这些上，也不依托在这些上。其存其毁，与中国文化大统无甚深之影响。中国文化命脉是建立在内在精神的承传上的。
钱穆引《易传》上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说明西方人所震惊重视者即在器，中国人必从器求道。苟其无道，斯器不足贵。中国人的观念，器可见，而任何器之形成，则必有一本原所在，那是道。开物成务属器，在开物成务之上还有其不可见之道，宫室衣冠一切文物都从道而来。希腊人雕刻一人像，极尽曲线之美，那亦是物质形象。中国人画一人，重其气韵，注意在其眸子，在其颊上三毫，这些都可见东西方人所重有所不同。中国古代传下的礼乐器，乃至一切瓷器丝织品等，专从器方面讲，也都极精妙，但中国人更注意器物中所包含的关于人生价值与意义的含义，由器物、技艺而进乎道。
钱穆认为，外倾文化总要拿我们的聪明、智慧、技能、才力，一切表现到外面具体物质上去。例如美国人登月，表现了西方文化的力量和价值，我们决不抹杀。西方人遇到要解决问题时，或表现其文化伟大，每好从远大艰难处、人所难能而己所独能处着意用力。中国人不然，遇到解决问题及表现其文化伟力，只从日常亲切处、细微轻易处、人所共能处下手。中国人讲行道有得，得之于己之谓德。“中国文化究竟和西方文化有些不同。人类各民族间的文化，自然各有其突出之点，各有其和人家不同之处。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乃在教人怎样做一个人。做人的道理和理想，应该怎样做人，这是中国人最喜爱讲的。西方文化，似乎比较不看重此方面。他们更看重的，似乎在人怎样来创物。中国文化看重如何做人，西方文化看重如何成物。因此中国文化更重在践行人道，而西方文化则更重在追寻物理。”
钱穆又说：“我们的文化传统，注意向内看重性情，要求自得。我请问：有什么条件能限止我不忠？有什么条件能限止我不孝？因忠孝是我性情，在我心上，我心已尽，得之在己。既不要条件，也不论成败。若讲自由，惟此最自由；若讲平等，惟此最平等；讲独立，亦惟此最独立。在中国历史上，历古圣哲大贤却不把自由平等独立这几个字来教训人，正为有更高更深一层的教训在。现在我们则接受了西方人的事业观，接受了他们的竞争观，又加上自由平等独立这许多字眼，许多呼号，我们尽跟着西方走上了一个不安的社会。若要世界大同，哪能大同在一个不安上？所能大同者，还是忠孝性情这一套。只要有人类，中国人这一套道理也总会存在。这番道理，可以使我们当下满足，又可使我们有无穷的希望。这样的一个文化，应该是一个长命的文化。简言之，是向内求之于各人之性情的。而西方文化则是向外求之于大家的事业的。”
这里，钱先生指明了所谓内倾与外倾，一则重成己，一则重成物；一则重在如何做人，一则重在追寻物理；一则看重性情，一则看重事业。当然，这两者并不是绝对化的，只是倾向性不同而已。他说：“外倾文化，只是中国《易经》上所谓‘开物成务’的文化。在我们东方人看来，这种文化，偏重在物质功利，不脱自然性。中国文化之内倾，主要在从理想上创造人、完成人，要使人生符于理想，有意义、有价值、有道。这样的人，则必然要具有一人格，中国人谓之‘德性’。中国传统文化最看重这些有理想与德性的人。”中国传统文化理想中的每一个人，可不问其外在环境，与其一切所遭遇的社会条件，而可以无往而不自得。他在人群中生活，则必有一个道，而这个道就在他自身。己立而后立人，己达而后达人，尽己性而后可以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自己先求合道，始可望人人各合于道。这才是内倾型文化的本质特征。因此所谓“内倾”，是一种向内在心性修养的倾斜，不是不重成物，不重外在事功，而是把成物、功利、事业等等，建筑在心性修炼的基础上。这样去成就外王事业与功利，才能真正有益于民众、国家与民族的长久利益。
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的境界。中国文化正是用这种道义与理想去熏陶、鼓舞、教育人，使得人们不至沉溺于物欲追逐之中而失却了内在本己之性。人不成其为人，并不是吓唬人之说。一旦我们只知外倾，只知逐物，为金钱、权力拜物教所俘虏，我们就失去了内在自我，“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外不在人，内不在己”，因而不成其为人。钱先生的外倾型文化与内倾型文化之比较，重在说明这一点。中国文化强调的是，只要我们对生活有高度的觉解，我们所做的平常事就有不平常的意义。能否成就外在功业，有赖于各种机缘；但只要我们顺着本性内在的禀赋有所发挥创造，我们的内心得到某种精神的满足，这就实现了我们生活的目的。
钱先生说，人生有表现在外的，有蕴藏在内的。表现在外的，一是人所创造的物，即“开物”；一是人所经营的事，即“成务”。中国人把这两面归属于圣人的功绩，可见对其之重视。但这都是表现在外的。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要追求文化事功本身的内在意义与价值，即在求道。
这种内倾性，还表现在中国文学与艺术上。中国的文学家、诗人，如屈原、陶渊明、杜甫等，是先有了此作者，而后有他的作品的，作品的价值即紧系在作者之本人。人们不仅崇拜其作品，尤其崇拜作家自身的人格和个性。文以载道，即文以传人，即作品与作者之合一。中国艺术也同样富于内倾性。如绘画，西方人主要在求这幅画能和他所欲画的对象近似而逼真，其精神仍是向外、外倾的。中国人绘画则不然，画山不一定要像这山，画树不一定要像这树。乃是要在他画中，这山这树能表现出画家自己的意境和胸襟。学西洋画，精神必然一路向外，但要做一中国画家，却要把精神先向内。这就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西方戏曲，必有时间、空间的特殊规定，因而有一番特殊的布景，剧中人亦必有他一套特殊的个性，还有特殊的情节。中国戏曲没有这些限制，它所要表现的，不是外面某特殊条件之下某人的性格行为，而是人的共性，是中国人所谓的“道”。中国戏剧不强调布景，布景愈逼真，便愈走失了中国戏剧所含有的真情味。中国戏剧重在描写人的内在心情，也可以说其即是道。中国的诗歌、散文、书画、戏剧，重在表现出人类心情之共同要求与人生理想之共同标准。总之西方文学艺术注重向外，都要逼真，意在一人一山之特性，而中国文学艺术中那人那山，则由我们的理想要求而有。这其间一向外一向内，双方不同之处显然可见。
综上所述，钱穆先生从中西文化的外在表现、内在精神及各部门文化的特点，论证中西文化的不同，是内倾与外倾的不同。尽管在论述中不免带有褒贬，但大体上还是客观的、平实的。钱先生这些看法容或可以再讨论，但不能说没有揭示中西文化之根本差异。如前所说，钱先生没有把这些差异绝对化，也没有停留在“察异”上，他仍主张把二者统合起来。只是在现代文化的背景中，人们往往很难平心静气地承认内倾性文化对人类文化的贡献及其现代意义，因此，钱先生说明了历史上形成的东方或中国文化的这些特性，固然不免有缺弱，但仍是十分宝贵的，值得珍惜的。他希望我们能从长远的观点看待中国文化的特性，以期“集异建同”。
根据各层面的比较，钱先生判定农业型文化与游牧商业型文化，或者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一是内倾型文化，一是外倾型文化。他先从总体上分析这两种文化的内在矛盾、张力及理论与实际上的优劣：
外倾型的文化，常看世界成为内外两敌对。因其向外依存，故必向外征服。但征服即征服其自所依存者。依存者被征服，即失却依存。此其一。其文化精神既寄托在向外征服上，而空间有限，征服再征服，以至于无可征服，则最后成功，即无异于最后之失败。此其二。人生即是自然之一部分，不可能与自然相对立。若使彻底征服自然，即连人生本身，亦复在内。此其三。内外对立的宇宙观，最难是内外的界限并不明确。严格言之。人的自身亦就是一个外，征服自然，而人生本身即就在自然之内，于是最后必然要扑一个空，不得不投入抽象，回归上帝与精神界。结论是征服了自己来回归上帝，征服了物质来回归精神，实际上成为人类文化一终极的矛盾。此其四。
内倾型的文化，常看世界是内外协一，因其内自足，而误认为外亦自足，然明明遇到外不自足者向我侵略，当面即是一矛盾。此其一。内倾型的文化，寄托在自安自足上。但富强相倾，这是一对比的，外面的富强，可以形成自己内部的不安足，则立脚不稳，不免要连根栽倒。此其二。在理论上，外倾型的观念，比较欠圆满，但在实践上，凭其战斗向前精神，易于取得临时的胜利，而终极则不免要失败。内倾型的文化，就理论讲，其观念似较圆满，但在实践上，和平而陷于软弱，要守守不住，要定定不下，远景虽美，抵不住当前的横风暴雨。于是人类文化，遂在此两类型之偏胜偏短处累累地发生了无穷的悲剧。这是已往一部整个的人类史，要待我们从头来调整。
钱先生在这里客观平实地分析了内倾型与外倾型文化各自的困境与难题。这一分析是非常深刻的。以上对外倾型文化内在张力及终极矛盾的分析，已为愈来愈多的当代人所认同。至于对内倾型文化缺弱的分析，则已为近世中国文化的困境所证实。
钱先生认为，东方文化是内倾的，西方文化是外倾的，西方文化精神总倾向于求外在表现，这种表现主要在物质形象上。他说：“西方文化总会在外面客观化，在外在的物质上表现出它的精神来。因此一定会具体形象化，看得见，摸得着，既具体，又固定，有目共睹，不由不承认它的伟大和力量。这一种文化，固然值得欣赏，但它会外在于人而独立。我们游历到埃及，埃及古国早已灭亡，但金字塔依然屹立。欧洲中古时期各地的大教堂也如此，似乎在此以前的耶教精神都由它接受过去而作为唯一真实的代表似的。此后的耶教心灵，却不免为此等伟大而宏丽的教堂建筑所拘束、所范围。换言之，从前耶教精神，多表现在人物及其信仰上，此下耶教精神，则物质形象化了，人物和信仰，不能超过那些庄严伟大的物质建设。”又如英法各有一段光荣历史，亦都表现在伦敦巴黎两都之物质形象里去了。文化精神表现在物质上定型了，便不能追随历史而前进。起先是心灵创出了物质形象，继之是物质形象窒塞了心灵生机。再如国家体制，它们也多定了型，所以近代欧洲极难有统一之望。由此推想古代希腊各城邦，始终不能统一而卒为马其顿所吞并，希腊灿烂文化，亦终告熄灭。如果要在定型以后求得发展，只能如古代罗马及近代欧洲走上向外征服之路。
钱穆说，讲到中国历史的发展，似乎没有一定型，没有一个客观外在具体而固定的形象可作为其历史文化的象征。因此，中国文化反而是新陈代谢、生机活泼。如历代首都，远从商朝有亳邑，西周有镐京，都有几百年历史，并相当富庶与繁荣。秦代咸阳，体制更大。西汉长安，东汉洛阳，南朝金陵，北朝新洛阳，隋唐两朝的两京，北宋汴京，南宋临安，辽金元明清的燕京北京，各朝代各首都的物质建设，都极伟大壮丽。读《洛阳伽蓝记》、《长安巷坊志》等书，可见一斑。西方学人对此甚感兴趣，只要有物质具体证据，如殷墟地下发掘，长安古城遗迹发掘，以及其他古器物，他们都认为是那时文化水准的无上证明。但在我们中国，历代首都，一个接一个地毁灭，文物建筑荡然无存，然国脉不伤，整个文化传统依然存在。在西方，雅典毁灭了便没有希腊，罗马城毁灭了便没有罗马；在中国，洛阳、长安毁灭了，中国仍然存在。这是东西方历史文化一相异点。中国并非没有物质建造，物质建造则必然形象化，但与中国文化大统没有甚深的勾联。即是说，中国文化命脉，不表现在这些上，也不依托在这些上。其存其毁，与中国文化大统无甚深之影响。中国文化命脉是建立在内在精神的承传上的。
钱穆引《易传》上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说明西方人所震惊重视者即在器，中国人必从器求道。苟其无道，斯器不足贵。中国人的观念，器可见，而任何器之形成，则必有一本原所在，那是道。开物成务属器，在开物成务之上还有其不可见之道，宫室衣冠一切文物都从道而来。希腊人雕刻一人像，极尽曲线之美，那亦是物质形象。中国人画一人，重其气韵，注意在其眸子，在其颊上三毫，这些都可见东西方人所重有所不同。中国古代传下的礼乐器，乃至一切瓷器丝织品等，专从器方面讲，也都极精妙，但中国人更注意器物中所包含的关于人生价值与意义的含义，由器物、技艺而进乎道。
钱穆认为，外倾文化总要拿我们的聪明、智慧、技能、才力，一切表现到外面具体物质上去。例如美国人登月，表现了西方文化的力量和价值，我们决不抹杀。西方人遇到要解决问题时，或表现其文化伟大，每好从远大艰难处、人所难能而己所独能处着意用力。中国人不然，遇到解决问题及表现其文化伟力，只从日常亲切处、细微轻易处、人所共能处下手。中国人讲行道有得，得之于己之谓德。“中国文化究竟和西方文化有些不同。人类各民族间的文化，自然各有其突出之点，各有其和人家不同之处。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乃在教人怎样做一个人。做人的道理和理想，应该怎样做人，这是中国人最喜爱讲的。西方文化，似乎比较不看重此方面。他们更看重的，似乎在人怎样来创物。中国文化看重如何做人，西方文化看重如何成物。因此中国文化更重在践行人道，而西方文化则更重在追寻物理。”
钱穆又说：“我们的文化传统，注意向内看重性情，要求自得。我请问：有什么条件能限止我不忠？有什么条件能限止我不孝？因忠孝是我性情，在我心上，我心已尽，得之在己。既不要条件，也不论成败。若讲自由，惟此最自由；若讲平等，惟此最平等；讲独立，亦惟此最独立。在中国历史上，历古圣哲大贤却不把自由平等独立这几个字来教训人，正为有更高更深一层的教训在。现在我们则接受了西方人的事业观，接受了他们的竞争观，又加上自由平等独立这许多字眼，许多呼号，我们尽跟着西方走上了一个不安的社会。若要世界大同，哪能大同在一个不安上？所能大同者，还是忠孝性情这一套。只要有人类，中国人这一套道理也总会存在。这番道理，可以使我们当下满足，又可使我们有无穷的希望。这样的一个文化，应该是一个长命的文化。简言之，是向内求之于各人之性情的。而西方文化则是向外求之于大家的事业的。”
这里，钱先生指明了所谓内倾与外倾，一则重成己，一则重成物；一则重在如何做人，一则重在追寻物理；一则看重性情，一则看重事业。当然，这两者并不是绝对化的，只是倾向性不同而已。他说：“外倾文化，只是中国《易经》上所谓‘开物成务’的文化。在我们东方人看来，这种文化，偏重在物质功利，不脱自然性。中国文化之内倾，主要在从理想上创造人、完成人，要使人生符于理想，有意义、有价值、有道。这样的人，则必然要具有一人格，中国人谓之‘德性’。中国传统文化最看重这些有理想与德性的人。”中国传统文化理想中的每一个人，可不问其外在环境，与其一切所遭遇的社会条件，而可以无往而不自得。他在人群中生活，则必有一个道，而这个道就在他自身。己立而后立人，己达而后达人，尽己性而后可以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自己先求合道，始可望人人各合于道。这才是内倾型文化的本质特征。因此所谓“内倾”，是一种向内在心性修养的倾斜，不是不重成物，不重外在事功，而是把成物、功利、事业等等，建筑在心性修炼的基础上。这样去成就外王事业与功利，才能真正有益于民众、国家与民族的长久利益。
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的境界。中国文化正是用这种道义与理想去熏陶、鼓舞、教育人，使得人们不至沉溺于物欲追逐之中而失却了内在本己之性。人不成其为人，并不是吓唬人之说。一旦我们只知外倾，只知逐物，为金钱、权力拜物教所俘虏，我们就失去了内在自我，“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外不在人，内不在己”，因而不成其为人。钱先生的外倾型文化与内倾型文化之比较，重在说明这一点。中国文化强调的是，只要我们对生活有高度的觉解，我们所做的平常事就有不平常的意义。能否成就外在功业，有赖于各种机缘；但只要我们顺着本性内在的禀赋有所发挥创造，我们的内心得到某种精神的满足，这就实现了我们生活的目的。
钱先生说，人生有表现在外的，有蕴藏在内的。表现在外的，一是人所创造的物，即“开物”；一是人所经营的事，即“成务”。中国人把这两面归属于圣人的功绩，可见对其之重视。但这都是表现在外的。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要追求文化事功本身的内在意义与价值，即在求道。
这种内倾性，还表现在中国文学与艺术上。中国的文学家、诗人，如屈原、陶渊明、杜甫等，是先有了此作者，而后有他的作品的，作品的价值即紧系在作者之本人。人们不仅崇拜其作品，尤其崇拜作家自身的人格和个性。文以载道，即文以传人，即作品与作者之合一。中国艺术也同样富于内倾性。如绘画，西方人主要在求这幅画能和他所欲画的对象近似而逼真，其精神仍是向外、外倾的。中国人绘画则不然，画山不一定要像这山，画树不一定要像这树。乃是要在他画中，这山这树能表现出画家自己的意境和胸襟。学西洋画，精神必然一路向外，但要做一中国画家，却要把精神先向内。这就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西方戏曲，必有时间、空间的特殊规定，因而有一番特殊的布景，剧中人亦必有他一套特殊的个性，还有特殊的情节。中国戏曲没有这些限制，它所要表现的，不是外面某特殊条件之下某人的性格行为，而是人的共性，是中国人所谓的“道”。中国戏剧不强调布景，布景愈逼真，便愈走失了中国戏剧所含有的真情味。中国戏剧重在描写人的内在心情，也可以说其即是道。中国的诗歌、散文、书画、戏剧，重在表现出人类心情之共同要求与人生理想之共同标准。总之西方文学艺术注重向外，都要逼真，意在一人一山之特性，而中国文学艺术中那人那山，则由我们的理想要求而有。这其间一向外一向内，双方不同之处显然可见。
综上所述，钱穆先生从中西文化的外在表现、内在精神及各部门文化的特点，论证中西文化的不同，是内倾与外倾的不同。尽管在论述中不免带有褒贬，但大体上还是客观的、平实的。钱先生这些看法容或可以再讨论，但不能说没有揭示中西文化之根本差异。如前所说，钱先生没有把这些差异绝对化，也没有停留在“察异”上，他仍主张把二者统合起来。只是在现代文化的背景中，人们往往很难平心静气地承认内倾性文化对人类文化的贡献及其现代意义，因此，钱先生说明了历史上形成的东方或中国文化的这些特性，固然不免有缺弱，但仍是十分宝贵的，值得珍惜的。他希望我们能从长远的观点看待中国文化的特性，以期“集异建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