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 安足静定与富强动进
钱穆先生讨论了人类文化的类型。从根本源头处考察，大抵人类文化，最先由于自然地理生态环境的不同，尤其如气候物产等之相异，而影响及生活方式，再由其原始的生活方式之不同，影响到此后种种文化精神的大趋向。钱先生本着这一看法，指出人类文化在其源头上有三大类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这三大类型又可再归纳为两类型：一是农业文化，另一是游牧与商业文化。因为农业文化大体上是自给自足的，而游牧与商业则同样需要向外依存，要吸收外来的营养维持自己。农业民族是安定的、保守的；游牧与商业民族则是变动的、进取的。
游牧与商业文化起于内不足，故常外倾；农业文化起于内在自足，故常内倾。前者常是趋向富强性的文化，后者则是趋向于安足性的文化。前者是富而不足，强而不安；后者则足而不富，安而不强。前者常觉得有一个外界和我对立着，永远引诱它向外征服，否则是向外依存；后者则常觉外面也像内部，内外一线，浑然一体，只求融和，不求扩张。前者的宇宙观是天人对立的，后者的宇宙观是天人合一的。前者主斗争，后者主协调。前者常想向外伸展，是注重在空间的；后者常想向后绵延，是注重在时间的。前者要开疆扩土，无限向外；后者要子孙万年，永守勿失。前者注意群，注意大集团，核心大而外界狭；后者注意家，注意小集团，核心小而外界宽。前者必游离飘扬，归宿到抽象化，易于发展宗教；后者必着土生根，归宿在实体化，易于发展伦理。宗教里的上帝，还是和我们（人）异类对立的；伦理里的人群，则是和我们同类并存的。因此坚信宗教的，可以对异信仰、异教徒不容忍，不宽恕；而道德伦理，则必以互相宽容、宽恕为前提。两者虽同主博爱，而一含敌对性，一含容恕性，仍然不同。
这是钱先生对两类型文化的总体比较。他首先具体分析了这两类生活方式孕育着两大民族性格和心理的差异-“安足静定”与“富强动进”。
农耕可以自给自足，自本自根，不需要向外求，因此安土重迁，养成的文化心态是静定、保守。草原与滨海地带所凭借的资生之地不仅感到不足，而且深受其阻，于是激发起游牧与商业民族的战胜与克服欲，还有工具感。草原民族最先工具是马，海滨民族最先工具是船。没有马与船就无法克服自然险阻而获得生存。草原滨海民族对自然、对外界怀有敌意。这种民族内心深处，无论是世界观或人生观，都有一种强烈的对立感，对自然表现为天人对立，对人类表现为敌我对立。于是崇尚自由、争取独立与其战胜克服对方的要求相呼应，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侵略。相反，农业生活所依赖的是气候、雨泽、土壤，这三者都不是人类自力所能安排，而是大自然赐予的，不需战争克服。农耕文化的物质是物我一体，天人相应，安分守己，自足和平。
游牧与商业民族，又常有鲜明的财富观。他们的财富往往以等比级数增加，如此则刺激逐步增强。财富有两个特征，一是愈多愈易多，二是愈多愈不足。商业民族的财富观念更益增强，农业民族则不知积累，只知生产。生产有定期、有定量，则少新鲜刺激。又且生生不已，源源不绝，便不愿多藏。他们往往感到满足而其实并不富。因此游牧商业文化是富强的，农业文化是安足的。富者不足，强者不安，安者又不富强。以不富强遇不安足，则虽安足也不安足，于是人类文化才得永远动荡而前进。
钱穆认为，安足静定的大敌是富强动进。古代农业民族的大敌是游牧民族。现代农业文化的大敌是商业文化。人类生活必须以农业为主，人类文化也最终以和平为本。因此古代人类真正的文化产生在河流灌溉的农业地区，而将来文化大趋势也仍然以各自给足的和平为目的。
钱穆指出，中西文化的不同是农业文化与商业文化的不同。照西方人看，人类文化的进展必然由农业文化进一步变成商业文化，但古代中国人的看法则不同。中国人认为，人类生活永远要依赖农业，因此人类文化也永远不应该脱离农业文化。只有在农业文化的根本上再加绵延拓展而加上一个工业，再附上一个商业，才是合理的。这里有自然地理背景的影响。古代如埃及、巴比伦等只有一狭小的农业区，他们的农业文化之内部发展容易达到饱和点，其外面又不容易捍御强暴，因此这些小型农业国的文化生命都不幸夭折。他们不得不转换方向，转到商业经济路上去。希腊、罗马乃至近代西方国家也是如此。农业文化有大小之分。在中国历史上，早就有很繁荣的商业，但由于中国很早就是一个统一的大国，因此，它的商业常是对内通商的重要性超过对外。而西方则常是对外通商的重要性超过了对内。双方对商业的看法不同。西方人运用国家力量保护和推进国外商业，中国以政府法令来制裁国内商业势力的过分旺盛。这样，西方很早就有一种近代资本主义的姿态，而中国则常采用一种近代社会主义的政策。
钱穆又说，其实中国是一农业社会而又早进步到工商社会了。工商社会第一个标准就是有城市。西方到文艺复兴以后，在意大利半岛，在波罗的海沿岸，才慢慢有城市兴起。中国至少在西周初年，在中央政府所在地和封建诸侯所在地就有了政治性的城市，如酆都、镐京、曲阜、临淄等。到后来又有了工商业城市和商业、政治两兼的城市，如前说的临淄及邯郸等。至于广州、洛阳、成都、苏州、扬州等城市，则都在两千年以上。中国的工商业与城市俱兴。中国社会是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这在全世界是一特例。
当然，中国以农业立国，在历史上通过抵御、融和游牧文化和适度发展工商业，得以发展壮大。今天，中国文化遇到新的工商业和科技的挑战，因此，必须把农业文化与新科技、新工商结合起来，仍然可以保持安足之感。钱穆曾指出，领导世界和平的有美国、苏联和中国。美苏都是大型农业国，又有新科学、新工商相配合，但其传统文化不是农业，换言之不是和平的。中国是举世唯一的农业和平文化，它所缺少的是科学与工商。中国把农业文化与新科学、新工商结合起来，对全世界人类文化前程以及世界和平必将做出重大的贡献。
如果我们发展一下钱先生上述议论，“安足静定”的农业文化性格在现时代的转进中，一定要吸纳“富强动进”的商业文化性格，才能真正面对现代文化的挑战，造成健全的民族性格。随着与新型的现代科技、工商密切结合的现代大农业的建设，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劳动力密集型农业的解体，生命科学、生物工程的发展和新的环境伦理、生态平衡理论的产生，我们必须给“安足静定”赋予新的内涵。至于世界和平的人类社会环境，亦将随着各国家、各民族、各宗教的相互尊重及与之相违的负面现象作斗争来取得。从人类的远景看，农业文明及其“安足静定”性格，仍有其现代与后现代的意义。
游牧与商业文化起于内不足，故常外倾；农业文化起于内在自足，故常内倾。前者常是趋向富强性的文化，后者则是趋向于安足性的文化。前者是富而不足，强而不安；后者则足而不富，安而不强。前者常觉得有一个外界和我对立着，永远引诱它向外征服，否则是向外依存；后者则常觉外面也像内部，内外一线，浑然一体，只求融和，不求扩张。前者的宇宙观是天人对立的，后者的宇宙观是天人合一的。前者主斗争，后者主协调。前者常想向外伸展，是注重在空间的；后者常想向后绵延，是注重在时间的。前者要开疆扩土，无限向外；后者要子孙万年，永守勿失。前者注意群，注意大集团，核心大而外界狭；后者注意家，注意小集团，核心小而外界宽。前者必游离飘扬，归宿到抽象化，易于发展宗教；后者必着土生根，归宿在实体化，易于发展伦理。宗教里的上帝，还是和我们（人）异类对立的；伦理里的人群，则是和我们同类并存的。因此坚信宗教的，可以对异信仰、异教徒不容忍，不宽恕；而道德伦理，则必以互相宽容、宽恕为前提。两者虽同主博爱，而一含敌对性，一含容恕性，仍然不同。
这是钱先生对两类型文化的总体比较。他首先具体分析了这两类生活方式孕育着两大民族性格和心理的差异-“安足静定”与“富强动进”。
农耕可以自给自足，自本自根，不需要向外求，因此安土重迁，养成的文化心态是静定、保守。草原与滨海地带所凭借的资生之地不仅感到不足，而且深受其阻，于是激发起游牧与商业民族的战胜与克服欲，还有工具感。草原民族最先工具是马，海滨民族最先工具是船。没有马与船就无法克服自然险阻而获得生存。草原滨海民族对自然、对外界怀有敌意。这种民族内心深处，无论是世界观或人生观，都有一种强烈的对立感，对自然表现为天人对立，对人类表现为敌我对立。于是崇尚自由、争取独立与其战胜克服对方的要求相呼应，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侵略。相反，农业生活所依赖的是气候、雨泽、土壤，这三者都不是人类自力所能安排，而是大自然赐予的，不需战争克服。农耕文化的物质是物我一体，天人相应，安分守己，自足和平。
游牧与商业民族，又常有鲜明的财富观。他们的财富往往以等比级数增加，如此则刺激逐步增强。财富有两个特征，一是愈多愈易多，二是愈多愈不足。商业民族的财富观念更益增强，农业民族则不知积累，只知生产。生产有定期、有定量，则少新鲜刺激。又且生生不已，源源不绝，便不愿多藏。他们往往感到满足而其实并不富。因此游牧商业文化是富强的，农业文化是安足的。富者不足，强者不安，安者又不富强。以不富强遇不安足，则虽安足也不安足，于是人类文化才得永远动荡而前进。
钱穆认为，安足静定的大敌是富强动进。古代农业民族的大敌是游牧民族。现代农业文化的大敌是商业文化。人类生活必须以农业为主，人类文化也最终以和平为本。因此古代人类真正的文化产生在河流灌溉的农业地区，而将来文化大趋势也仍然以各自给足的和平为目的。
钱穆指出，中西文化的不同是农业文化与商业文化的不同。照西方人看，人类文化的进展必然由农业文化进一步变成商业文化，但古代中国人的看法则不同。中国人认为，人类生活永远要依赖农业，因此人类文化也永远不应该脱离农业文化。只有在农业文化的根本上再加绵延拓展而加上一个工业，再附上一个商业，才是合理的。这里有自然地理背景的影响。古代如埃及、巴比伦等只有一狭小的农业区，他们的农业文化之内部发展容易达到饱和点，其外面又不容易捍御强暴，因此这些小型农业国的文化生命都不幸夭折。他们不得不转换方向，转到商业经济路上去。希腊、罗马乃至近代西方国家也是如此。农业文化有大小之分。在中国历史上，早就有很繁荣的商业，但由于中国很早就是一个统一的大国，因此，它的商业常是对内通商的重要性超过对外。而西方则常是对外通商的重要性超过了对内。双方对商业的看法不同。西方人运用国家力量保护和推进国外商业，中国以政府法令来制裁国内商业势力的过分旺盛。这样，西方很早就有一种近代资本主义的姿态，而中国则常采用一种近代社会主义的政策。
钱穆又说，其实中国是一农业社会而又早进步到工商社会了。工商社会第一个标准就是有城市。西方到文艺复兴以后，在意大利半岛，在波罗的海沿岸，才慢慢有城市兴起。中国至少在西周初年，在中央政府所在地和封建诸侯所在地就有了政治性的城市，如酆都、镐京、曲阜、临淄等。到后来又有了工商业城市和商业、政治两兼的城市，如前说的临淄及邯郸等。至于广州、洛阳、成都、苏州、扬州等城市，则都在两千年以上。中国的工商业与城市俱兴。中国社会是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这在全世界是一特例。
当然，中国以农业立国，在历史上通过抵御、融和游牧文化和适度发展工商业，得以发展壮大。今天，中国文化遇到新的工商业和科技的挑战，因此，必须把农业文化与新科技、新工商结合起来，仍然可以保持安足之感。钱穆曾指出，领导世界和平的有美国、苏联和中国。美苏都是大型农业国，又有新科学、新工商相配合，但其传统文化不是农业，换言之不是和平的。中国是举世唯一的农业和平文化，它所缺少的是科学与工商。中国把农业文化与新科学、新工商结合起来，对全世界人类文化前程以及世界和平必将做出重大的贡献。
如果我们发展一下钱先生上述议论，“安足静定”的农业文化性格在现时代的转进中，一定要吸纳“富强动进”的商业文化性格，才能真正面对现代文化的挑战，造成健全的民族性格。随着与新型的现代科技、工商密切结合的现代大农业的建设，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劳动力密集型农业的解体，生命科学、生物工程的发展和新的环境伦理、生态平衡理论的产生，我们必须给“安足静定”赋予新的内涵。至于世界和平的人类社会环境，亦将随着各国家、各民族、各宗教的相互尊重及与之相违的负面现象作斗争来取得。从人类的远景看，农业文明及其“安足静定”性格，仍有其现代与后现代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