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史心与史识智慧与功力
钱宾四先生是学问渊博的史学大师，他的全部著作可以说都是史学著作。他综合、提扬了传统史学，又吸纳、消化了西方史学，在自己毕生治史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史学理论、思想、观点与方法，推动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这里主要根据《国史大纲》、《史学导言》、《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略作述介，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史家有史家的责任，史家有史家的胸怀。钱先生说，治史者须先廓开心胸，广筑基础，然后可以深入学问之堂奥，获得学问之实用。治史者必以“世运兴衰”“人物贤奸”这八个字为出发点和归宿，积久感染，“自能培养出一番对民族国家之爱心，自能于民族国家当前处境知关切。诸位当知治史学，要有一种史学家之心情，与史学家之抱负。若不关心国家民族，不关心大群人长时期演变，如此来学历史……最多只能谈掌故，说旧事，更无史学精神可言”。钱先生认为史学是生命之学，这不仅意味着历史是活生生的，是精神生命，而且意味着它本身是生命的学问。研究者、学习者必须深切地投入自家的生命，首先是德性生命。
钱先生告诫诸位学史学者：
必要养成一番广大的心胸，乃及一番远大的眼光，来看此历史之变化。更贵能识得历史大趋，一切世运兴衰，背后决定全在人。决定人的，不在眼前物质条件，乃在长久的精神条件。须知我们大家负有此时代责任，须能把我们自己国家民族已往在长时期中之一切兴衰得失作为我求知识的对象。如此般的知识，可谓之是史识。历史上有过不少为民族为国家为大群体长时期前程而立志操心的大人物，他们此种心情，可谓之是史心。培养史心，来求取史识，这一种学问，乃谓之史学。史学必以国家民族大群体长时期上下古今直及将来为其学问之对象。由此培养出一番见识与心智，始得把其自身成为一历史正面人物。便是能参加此民族国家历史大趋之人物。其所表现，则在此人物之当身，在此人物之现代。在其当身现代所干之事业，即是一历史事业，不限于其当身与现代。
钱先生坚持的是我国古代史家的优良传统，以上所引“史心”、“史识”与“史学”的界说，分明弘扬着经世明道的中国史学精神。以史为鉴，经世致用，怀抱热烈深厚的理想情怀，关心民族国家的兴盛衰亡，是我国史家的崇高美德。发奋立志，忧国忧民，秉笔直书，促进后世的史家之出现及其学问之被重视，又多在衰世。他们能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把握历史发展趋势，指示国家民族之未来。无论在当身还是身后，他们都是民族的脊梁。
关于史家修养，刘知几说，史家必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章学诚又补充了“史德”。钱先生根据近世思想界和史学界的流弊，重新解释了学史者必须有的素质。“史识”本指历史见识、见解、眼光、胆识，即观点和笔法，然钱先生在此集中解释为关于自己国家民族一切兴衰得失的反思。钱先生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史心”，即为民族、国家、大群体的长远利益和前途而立志操心之良史的心情，又指人们对待历史传统的心态。钱先生要求治史者必须有一个健康、宽容的心态和博大的胸怀，尤其不要对古史开口就骂，轻肆批评。他说，古人对前代、当代史多有批评，如杜佑《通典》各部分都有杂议论一类，都收载这些批评。但那些批评都是切合事实、有情有理的，决不如现代有些人不负责任地轻浮谩骂，骂尽中国全部历史。
钱先生强调，必须把史心、史德、史识、史才、史法、史义统一起来，才能成为史家。钱先生说，世界上绝没有纯客观的历史，我们决不能把过去史实全部记载下来，不能不经过主观的观察和了解而去写历史。我们必须对史实之背景意义有所了解，并有了某种价值观，才能拿这一观点来写史。因此，从来的历史，必然寓褒贬，别是非。史家记载下来的历史，不但要与史实符合，且须与其所记载的一段历史之过去、未来相贯通。若不能贯通，则此项记载不能称为历史。钱穆说：
写史有史法与史义，如何观察记载是法，如何了解历史之意义与价值为义。如何获得史义，则须有史心、史德、史识。惟其有史家之心智，才能洞观史实，而史心须与史德相配合，那样才能得到史识。
中国人作史之大义，肇始于孔子《春秋》，司马迁自称其写史学自孔子，又谓《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孔子不问其上下尊卑，据义直书，为的是要达王事。《史记》不以孔子为列传，而特为世家以表尊重，就是据史迁之史义而致之。
至于如何才能写客观之历史，那就是史法的问题。要尽可能客观地描述，必须有客观的分析。中国史书有编年、纪传、纪事本末、典章制度专史、史评、方志等多种体裁。史家对年代、事迹、人物、自然现象、社会活动及制度、风俗及文化典籍等等，无不客观、苦心孤诣地记述。从《史记》、《汉书》到《通典》、《通志》、《通考》，举凡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草木昆虫，无不详备，记述之中寓有许多创见卓识。其中既有共同的，又有特殊的史法。
钱先生又具体疏解了史才、史识与史德。在史才方面，贵在能分析又能综合。既能将一件事解剖开来，从政治、社会、经济、学术思想、风俗及民间信仰等各角度去观照，析理造微，又要有综合的本领，将各细节、各事件、各人物、各方面统合起来，能见其大源与多面，这种才智即是史才。
所谓史识，即能见其全，能见其大，能见其远，能见其深，能见人所不见处。历史是全体性的，其事件不可能一件一件孤立分离，其过程也并非一时期一时期的。历史只是通体浑然而下，无间断、无停止地在向前。能见其远，能看出每一事之隐微处，不单从外面看，而能深入看，这样的见识便是史识。
钱先生指出：尚专业，务近利，则其人决不足以治史；崇公业，图远利，其人始得入于史。这就涉及史德的问题。有了史才和史识，更须有史德。所谓德，是一种心智修养，例如不抱偏见，不作武断，不凭主观，不求速达。这些心理修养便成了史德。我们如能兼备上述三条，自可取得高深卓越的成就。反过来说，我们从事历史研究，正可训练我们分析和综合的头脑，增长我们的心智修养，提高和加深我们的见识与智慧。
中国学问主要是“做人”。史学也不例外，钱先生所说的史心、史德、史才、史识、史义、史法，总体来说，是治史者必备的素养，根本上还是治史者本人的人格与人生境界，首先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在这里，“天下”就是指的民族文化。钱先生特别强调史心、史德、史义，并强调它们与史才、史识、史法的有机结合，把民族大义、社会道义、中国情怀与客观主义评价统一起来。史家必须内外兼修，以求主客统一。对我们民族的历史抱着温情与敬意，投注爱心，予以同情地理解，与历史的客观性之间，当然不免会有一些矛盾，但孔子、史迁以来，中国优秀的史家不是结合得很好吗？
钱穆先生对于入门史学者还谈到智慧与功力相结合的问题。他主张，智慧与功力两者不可偏废，智慧需要功力的培养，功力也需要智慧的指导。《论语》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如果把“学”当作功力，那么“思”就是智慧。学而不思等于只知用功，而无智慧，不免糊涂；思而不学，只凭智慧而不下工夫，也靠不住。“智慧与功力须循环相辅前进。”钱穆进一步从智慧与功力相结合的角度阐述治史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这是治史的入门阶段。治史必须首先从师与受业。师者，并非只是当面之师。从师要上师古人，读书也是从师，应懂得“由前人之智慧来指导自己的功力”。学问都有传统，都是从古到今不断承续而来的，绝不能认为这项学问由我开始。前人在此项学问上早已加上了不少功力。前人既然成学成业，也有可信的智慧。正因为如此，所以前人的智慧，可以来指导我自己的功力。第二层是“由前人之功力来培养我自己的智慧”。这个前人的智慧，也是由其功力培养而成，因此可以依据前人功力来培养自己的智慧。这两个层次是治史的入门功夫。
第二阶段。第一个层次是由自己的智慧来体会前人的功力。上述第一阶段是凭着前人引路来指导自己的功力，培养自己的智慧。现在是自己有智慧了，再回头去体会前人的功力。起先是跟着别人，现在是要进一步懂得前人，从前是读前人书，现在是知道前人如何用功而完成此书。读前人书由不自觉进到自觉。学问做到这种程度可谓与著者“同道”了。第二个层次，以上说的是凭自己的智慧来窥探前人的功力，对前人功力有所体悟，自己功力便可又进一步使用。现在进一步，以自己的功力来体会前人的智慧，最先是从别人的心来启发自己的心，是上面所说从前人的功力启发自己的智慧。现在是要以自己的心来证发前人的心，即是以自己的功力来体会前人的智慧。学问进行到这一步，才可以说懂得做学问，到了已是“升堂”境界，已能神交古人。上述第一步是“从师治学”，现在第二步是“从学得师”了。如此，才能说有师承，才不是跟着前人走，而是与前人同道而行了。
第三阶段。钱穆认为，第三阶段不仅“升堂”，而且“入室”，也即是“成学”阶段。到了这个阶段，学问才开始为我所有，我已为主而不为客，学问成为我的安宅，我可以自成一家。他总结指出，上述第一个阶段是“从学”阶段，第二阶段是“知学”阶段，第三阶段是“成学”阶段。
以上关于史心与史识、智慧与功力诸论，是钱先生对治史者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史学入门的门径和登堂入室的要诀。对于治史者来说，钱先生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今日所需要的新史学与新史学家》一文中指出的新史家应具备的几条标准，颇值得记取：第一，对世事有恳切之关怀；第二，明于察往，勇于知来，不拘于世事；第三，凡世间诸事相、各科学智识有相当程度之了解；第四，有哲学融会贯通之头脑。钱穆认为，不具备以上四条，无当于史学之大任。既有救世之心、入世之忱，又能淡泊明志，超越于俗世，同时辅以其他主客观条件，才能做一位史家。
对我们晚辈后学来说，钱先生所强调的广其心，沉其智，专其业，事其事，甘于寂寞，守先待后……实在是太重要了。钱先生常爱引用朱熹的“放宽程限，紧著工夫”和章学诚的“言公”与“谢名”来劝诫学生。吾辈不追逐时尚，不急于自售，潜心做学问，庶几不被时俗风潮卷去，而能为中国文化的繁荣做一点实在的工作。
史家有史家的责任，史家有史家的胸怀。钱先生说，治史者须先廓开心胸，广筑基础，然后可以深入学问之堂奥，获得学问之实用。治史者必以“世运兴衰”“人物贤奸”这八个字为出发点和归宿，积久感染，“自能培养出一番对民族国家之爱心，自能于民族国家当前处境知关切。诸位当知治史学，要有一种史学家之心情，与史学家之抱负。若不关心国家民族，不关心大群人长时期演变，如此来学历史……最多只能谈掌故，说旧事，更无史学精神可言”。钱先生认为史学是生命之学，这不仅意味着历史是活生生的，是精神生命，而且意味着它本身是生命的学问。研究者、学习者必须深切地投入自家的生命，首先是德性生命。
钱先生告诫诸位学史学者：
必要养成一番广大的心胸，乃及一番远大的眼光，来看此历史之变化。更贵能识得历史大趋，一切世运兴衰，背后决定全在人。决定人的，不在眼前物质条件，乃在长久的精神条件。须知我们大家负有此时代责任，须能把我们自己国家民族已往在长时期中之一切兴衰得失作为我求知识的对象。如此般的知识，可谓之是史识。历史上有过不少为民族为国家为大群体长时期前程而立志操心的大人物，他们此种心情，可谓之是史心。培养史心，来求取史识，这一种学问，乃谓之史学。史学必以国家民族大群体长时期上下古今直及将来为其学问之对象。由此培养出一番见识与心智，始得把其自身成为一历史正面人物。便是能参加此民族国家历史大趋之人物。其所表现，则在此人物之当身，在此人物之现代。在其当身现代所干之事业，即是一历史事业，不限于其当身与现代。
钱先生坚持的是我国古代史家的优良传统，以上所引“史心”、“史识”与“史学”的界说，分明弘扬着经世明道的中国史学精神。以史为鉴，经世致用，怀抱热烈深厚的理想情怀，关心民族国家的兴盛衰亡，是我国史家的崇高美德。发奋立志，忧国忧民，秉笔直书，促进后世的史家之出现及其学问之被重视，又多在衰世。他们能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把握历史发展趋势，指示国家民族之未来。无论在当身还是身后，他们都是民族的脊梁。
关于史家修养，刘知几说，史家必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章学诚又补充了“史德”。钱先生根据近世思想界和史学界的流弊，重新解释了学史者必须有的素质。“史识”本指历史见识、见解、眼光、胆识，即观点和笔法，然钱先生在此集中解释为关于自己国家民族一切兴衰得失的反思。钱先生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史心”，即为民族、国家、大群体的长远利益和前途而立志操心之良史的心情，又指人们对待历史传统的心态。钱先生要求治史者必须有一个健康、宽容的心态和博大的胸怀，尤其不要对古史开口就骂，轻肆批评。他说，古人对前代、当代史多有批评，如杜佑《通典》各部分都有杂议论一类，都收载这些批评。但那些批评都是切合事实、有情有理的，决不如现代有些人不负责任地轻浮谩骂，骂尽中国全部历史。
钱先生强调，必须把史心、史德、史识、史才、史法、史义统一起来，才能成为史家。钱先生说，世界上绝没有纯客观的历史，我们决不能把过去史实全部记载下来，不能不经过主观的观察和了解而去写历史。我们必须对史实之背景意义有所了解，并有了某种价值观，才能拿这一观点来写史。因此，从来的历史，必然寓褒贬，别是非。史家记载下来的历史，不但要与史实符合，且须与其所记载的一段历史之过去、未来相贯通。若不能贯通，则此项记载不能称为历史。钱穆说：
写史有史法与史义，如何观察记载是法，如何了解历史之意义与价值为义。如何获得史义，则须有史心、史德、史识。惟其有史家之心智，才能洞观史实，而史心须与史德相配合，那样才能得到史识。
中国人作史之大义，肇始于孔子《春秋》，司马迁自称其写史学自孔子，又谓《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孔子不问其上下尊卑，据义直书，为的是要达王事。《史记》不以孔子为列传，而特为世家以表尊重，就是据史迁之史义而致之。
至于如何才能写客观之历史，那就是史法的问题。要尽可能客观地描述，必须有客观的分析。中国史书有编年、纪传、纪事本末、典章制度专史、史评、方志等多种体裁。史家对年代、事迹、人物、自然现象、社会活动及制度、风俗及文化典籍等等，无不客观、苦心孤诣地记述。从《史记》、《汉书》到《通典》、《通志》、《通考》，举凡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草木昆虫，无不详备，记述之中寓有许多创见卓识。其中既有共同的，又有特殊的史法。
钱先生又具体疏解了史才、史识与史德。在史才方面，贵在能分析又能综合。既能将一件事解剖开来，从政治、社会、经济、学术思想、风俗及民间信仰等各角度去观照，析理造微，又要有综合的本领，将各细节、各事件、各人物、各方面统合起来，能见其大源与多面，这种才智即是史才。
所谓史识，即能见其全，能见其大，能见其远，能见其深，能见人所不见处。历史是全体性的，其事件不可能一件一件孤立分离，其过程也并非一时期一时期的。历史只是通体浑然而下，无间断、无停止地在向前。能见其远，能看出每一事之隐微处，不单从外面看，而能深入看，这样的见识便是史识。
钱先生指出：尚专业，务近利，则其人决不足以治史；崇公业，图远利，其人始得入于史。这就涉及史德的问题。有了史才和史识，更须有史德。所谓德，是一种心智修养，例如不抱偏见，不作武断，不凭主观，不求速达。这些心理修养便成了史德。我们如能兼备上述三条，自可取得高深卓越的成就。反过来说，我们从事历史研究，正可训练我们分析和综合的头脑，增长我们的心智修养，提高和加深我们的见识与智慧。
中国学问主要是“做人”。史学也不例外，钱先生所说的史心、史德、史才、史识、史义、史法，总体来说，是治史者必备的素养，根本上还是治史者本人的人格与人生境界，首先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在这里，“天下”就是指的民族文化。钱先生特别强调史心、史德、史义，并强调它们与史才、史识、史法的有机结合，把民族大义、社会道义、中国情怀与客观主义评价统一起来。史家必须内外兼修，以求主客统一。对我们民族的历史抱着温情与敬意，投注爱心，予以同情地理解，与历史的客观性之间，当然不免会有一些矛盾，但孔子、史迁以来，中国优秀的史家不是结合得很好吗？
钱穆先生对于入门史学者还谈到智慧与功力相结合的问题。他主张，智慧与功力两者不可偏废，智慧需要功力的培养，功力也需要智慧的指导。《论语》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如果把“学”当作功力，那么“思”就是智慧。学而不思等于只知用功，而无智慧，不免糊涂；思而不学，只凭智慧而不下工夫，也靠不住。“智慧与功力须循环相辅前进。”钱穆进一步从智慧与功力相结合的角度阐述治史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这是治史的入门阶段。治史必须首先从师与受业。师者，并非只是当面之师。从师要上师古人，读书也是从师，应懂得“由前人之智慧来指导自己的功力”。学问都有传统，都是从古到今不断承续而来的，绝不能认为这项学问由我开始。前人在此项学问上早已加上了不少功力。前人既然成学成业，也有可信的智慧。正因为如此，所以前人的智慧，可以来指导我自己的功力。第二层是“由前人之功力来培养我自己的智慧”。这个前人的智慧，也是由其功力培养而成，因此可以依据前人功力来培养自己的智慧。这两个层次是治史的入门功夫。
第二阶段。第一个层次是由自己的智慧来体会前人的功力。上述第一阶段是凭着前人引路来指导自己的功力，培养自己的智慧。现在是自己有智慧了，再回头去体会前人的功力。起先是跟着别人，现在是要进一步懂得前人，从前是读前人书，现在是知道前人如何用功而完成此书。读前人书由不自觉进到自觉。学问做到这种程度可谓与著者“同道”了。第二个层次，以上说的是凭自己的智慧来窥探前人的功力，对前人功力有所体悟，自己功力便可又进一步使用。现在进一步，以自己的功力来体会前人的智慧，最先是从别人的心来启发自己的心，是上面所说从前人的功力启发自己的智慧。现在是要以自己的心来证发前人的心，即是以自己的功力来体会前人的智慧。学问进行到这一步，才可以说懂得做学问，到了已是“升堂”境界，已能神交古人。上述第一步是“从师治学”，现在第二步是“从学得师”了。如此，才能说有师承，才不是跟着前人走，而是与前人同道而行了。
第三阶段。钱穆认为，第三阶段不仅“升堂”，而且“入室”，也即是“成学”阶段。到了这个阶段，学问才开始为我所有，我已为主而不为客，学问成为我的安宅，我可以自成一家。他总结指出，上述第一个阶段是“从学”阶段，第二阶段是“知学”阶段，第三阶段是“成学”阶段。
以上关于史心与史识、智慧与功力诸论，是钱先生对治史者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史学入门的门径和登堂入室的要诀。对于治史者来说，钱先生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今日所需要的新史学与新史学家》一文中指出的新史家应具备的几条标准，颇值得记取：第一，对世事有恳切之关怀；第二，明于察往，勇于知来，不拘于世事；第三，凡世间诸事相、各科学智识有相当程度之了解；第四，有哲学融会贯通之头脑。钱穆认为，不具备以上四条，无当于史学之大任。既有救世之心、入世之忱，又能淡泊明志，超越于俗世，同时辅以其他主客观条件，才能做一位史家。
对我们晚辈后学来说，钱先生所强调的广其心，沉其智，专其业，事其事，甘于寂寞，守先待后……实在是太重要了。钱先生常爱引用朱熹的“放宽程限，紧著工夫”和章学诚的“言公”与“谢名”来劝诫学生。吾辈不追逐时尚，不急于自售，潜心做学问，庶几不被时俗风潮卷去，而能为中国文化的繁荣做一点实在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