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老子其人其书的考辨
由于老子生前遗留史迹不多，因此，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时代问题，自五四以来，就不断发生争论。有人认为老子在孔子之先，有人认为在孔子之后，有人认为在庄子之后，有人认为老子在战国时代，有人认为老子是汉初人，更有人认为根本就没有老子其人，《老子》一书为汉代人伪造。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民国初年，老子其人其书成为热门话题。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出，判定老子先于孔子。1922年，梁启超评胡著，提出质疑，认定老子为战国末年人。顾颉刚不同意胡、梁之说。钱穆也参加了讨论。据罗根泽统计，仅收入《古史辨》中讨论老子的文章就有30万字。关于老子时代问题，清代以来大体有三种意见：
有一派学者认为《老子》一书是老聃遗说的发挥，老聃确在孔子之前。主此说的有马叙伦、张煦、唐兰、郭沫若、吕振羽、高亨等。第二派学者的意见，认为老子是战国时代人，《老子》书也是战国时代的书。主张这种说法较早的有清人汪中，及近人梁启超、冯友兰、范文澜、罗根泽、侯外庐、杨荣国等。第三派学者认为《老子》成书更晚，在秦汉之间。主张这一派学说的有顾颉刚、刘节等。
钱穆先生认为，老子其人其书年代问题不弄清，先秦诸子学术源流次序就无法解决。他主张《老子》一书成于战国后期，在《庄子》内七篇之后。其说近于上述三派中的第二派。钱说虽受汪中、梁启超的影响，但汪容甫所疑，特在《史记》所载老子其人其事，未能深探《老子》书之内容。梁任公疑及《老子》其书，举证坚明，但仍限于清儒途辙，未能开出新境。而且《老子》书晚出于《论语》，其说易定，而其书之著作年代，究属何世，庄老孰先孰后，则难以确立。钱先生继踵汪梁，力主《老子》书出在庄子、惠施、公孙龙之后。自1923年写成《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此文1930年发表于《燕京学报》，又收入《古史辨》中），至20世纪30年代《再论老子成书年代》、40年代《三论老子成书年代》、50年代《老子书晚出补证》，以及20-60年代所作有关庄老比较、庄老思想、庄老与易庸、魏晋庄老论等近二十篇论文，钱先生从不同角度一再论证自己的观点，垂老弗变，所用训诂考据方法，颇有超出清儒旧有轨范之外者。钱先生有关论文，1932年上海大华书局编成《老子辨》一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出版钱氏之《庄老通辨》，收文最全。与它相应者，另有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庄子纂笺》、《国学概论》、《中国思想史》、《墨子》、《惠施公孙龙》诸书。
一、老子其人事迹的真伪问题
究竟有没有老子这个人呢？战国诸子很喜欢称述老子的是《庄子》一书。钱穆认为《庄子》一书多寓言而无实。关于老子其人的故事传说主要有三种。
第一，孔子见老聃。这个老聃实际上是老莱子，也就是《论语》中的荷篠丈人，此人是南方的一位隐士。孔子南游时，子路曾向他问路，并曾在他家留宿。而后，孔子又让子路再去见他，但没有见到。孔子见老聃的故事就是由此而衍生出来的。
第二，太史儋去周适秦。此见于秦史的记载。但后人认定他就是孔子所见到的老聃，于是老聃就成为周朝的史官，又成为去周适秦的隐士了。
第三，老聃出关遇关令尹。这个故事流传最晚，出处无法考证，大概是汉朝初年。关尹是战国道家环渊的误传。环渊与詹何同时齐名，于是后来把詹何误混为太史儋，而引出上述遇关令尹的传说。而现在《礼记》中的《曾子问》一篇，为何也记载孔子适周问礼于老聃之说呢？这是因为孔子问道于老聃的说法流传得太广了，所以后代的儒家也记载了孔子适周问礼于老聃的传说。在钱穆看来，儒家称述孔子的故事有许多不可信之处。
钱穆综合了先秦古籍中有关老子的传说后指出，以上三种传说指的是三个人，一是孔子所见的南方老莱子，神其事者为庄周。二是出关游秦者周朝史官儋，而神其事者属于秦人。三是著书谈道列名百家的楚人儋何，而神其事者则为晚周的小书俗说。混糅三人为一人，合而流传则从《史记》开始。基于这一点，他又对《史记》中关于老子其人其事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史记》中关于老子名耳字聃姓李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并引用《说文》“聃，耳曼也”及《毛诗》“曼，长也”来证明老聃是长寿人的通称。长耳朵是长寿的相，所以说老聃是一位耳朵长的老者。古书又有称续耳、离耳的。如《礼记学记》引韩诗“离，长也”。《庄子》一书也只说孔子曾去见了一位长耳朵的老者，但后人穿凿附会，便把离耳转变成李耳，于是变成老子名耳字聃姓李了。针对司马迁说李耳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这一说法，钱穆又加以考辨，认为这更简单。老子已成了汉代的大名人，自然应该替他安排一个出生地。厉乡又名赖乡，赖字音近于老莱子的莱，厉字音近于李耳的李，而且苦县地点又近于沛，因此遂替那位长耳朵的老人选定了他的出生家乡。
关于老子的后代子孙问题，司马迁《史记》又断定，老子的儿子名宗，是魏国的将军，宗受封于段干，宗的儿子注，注的儿子宫，宫的玄孙假，假在汉孝文帝时做官等等。由此看来，司马迁笔下的老子不仅有了姓氏、出生地，而且还有了后继家谱。钱先生认为这是不符合历史的。司马迁《史记》说的魏列为诸侯，这是战国时期，如果说老子年龄长于孔子，试问他的儿子如何能在魏做将军呢？大概这封于段干的，最早也该与孔子的孙子子思同时了。《战国策》一书有段干崇为魏使秦割地求和的事，依字形看，段干宗必然会是段干崇。但这已经是魏安釐王时的事，连当太史儋的儿子也不配，如何说是孔子所见的老聃的儿子呢？或许汉代李氏与战国段干氏，在其先世的血统上有什么关系吧。
那么《老子》一书是谁作的呢？就此钱先生谈到中国古代书籍写作的特征。中国古代名著不知道作者真实姓名的不限于《老子》，如《中庸》、《大学》也不知著者是谁。后人把《老子》看作是出自孔子所见的老聃之手笔，正如把《易传》看作是出自孔子的手笔一样，是不可信的。
二、关于《老子》的成书年代
钱穆在考证老子其人及行事后，又进一步考证《老子》成书的年代。他主要从三方面来考证《老子》一书。
首先考证《老子》的时代背景。钱穆先就《老子》书中对于当时政治、社会所发种种议论而推测其书的历史背景，认为该书为战国晚期的作品。他认为老子关于不尚贤的理论是战国中期以后时代的产物。尚贤是墨子最先提出的，是针对当时贵族世袭崩坏而发的。到了战国中期，学者的尚贤理论变为政治上的真实情况，以后尚贤制也出现弊病。而发展为不尚贤之论一定是在战国中期以后。然而《老子》虽然提倡不尚贤的理论，但在无意中也不脱尚贤的旧观念。由此钱穆证明老子成书年代一定是正值尚贤思想浓厚之际，书中以圣人为理想中的最高统治者，这就是战国中晚期尚贤思想无形的透露。
钱穆考证《老子》关于从政者就是圣人、官，而在下的被统治者是百姓的说法，不是春秋时代人的用语。另外，《老子》中的尚智、多欲、好动、轻死等，凡书中认为民之难治的话都不是春秋时期所有的现象。《春秋左传》记述了春秋二百四十年的历史大事，基本上是以贵族阶级内部相互斗争或不同贵族阶级之间的斗争为主。而《老子》书中的百姓好智、多欲、好动而轻死，这是王官之学流散入民间，诸子兴起、百家争鸣时代才有的现象。就《老子》一书语言的时代背景反推《老子》成书年代，在钱穆看来是比较可信的。
其次考证《老子》一书的中心范畴及其与先秦思想史系统的相互关系。钱先生说：“大凡一学说之兴起，必有此一学说之若干思想中心，而此若干思想中心，决非骤然突起。盖有对其最近较前有力之思想，或为承袭而阐发，或为反抗而排击，此则必有文字上之迹象可求。《老子》一书，开宗明义，所论曰‘道’与‘名’，此为老子书中二大观念。就先秦思想史之系统，而探求此二大观念之所由来，并及其承前启后递嬗转变之线索，亦未始不足以为考察其成书年代之一助。且一思想之表达与传布，又必有所藉以表达与传布之工具。如其书中所用之主要术语，与其著书之体裁与作风，皆是也。此等亦皆不能逃脱时代背景之影响与牢笼，则亦足为考定书籍出世年代之一助也。”钱先生抓住了《老子》的主要思想范畴“道”及与“道”有关的名词范畴“帝”、“天”、“地”、“物”、“大”、“一”、“阴阳”、“气”、“德”、“有无”、“自然”、“象”、“法”、“名”等，与先秦诸家典籍和思想反复互证，一一指陈、分析其涵义，又推论其在思想史上展衍递进之层次与线索。
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其人其著可考无疑的有：孔子、墨子、孟子、庄子、惠施、公孙龙、荀子、韩非、吕不韦等。就其人其世先后的顺序而知其书中彼此先后思想的条贯，这也是一种考据。然而先秦诸子之著作也有不能确知其书的著者和著者年代的，如《易传》、《中庸》、《老子》等。其人虽然不可知，而其世则大约尚可推。在考据其书背景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探寻其书的思想线索。每一家的思想，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这种承继的关系，就是思想线索。
考证一条思想线索，必须先已知另一条思想线索的存在，然后以此为据才能类推。钱穆是以先秦诸家为基准，即孔子、墨子、孟子、庄子、惠施、公孙龙、荀子、韩非、吕不韦这一思想顺序来确定《老子》一书的成书年代的。如《论语》重言仁，而《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又说“天地不仁”，这是老子晚出于《论语》的证据。《墨子》有《尚贤》一篇，《老子》言“不尚贤，使民不争”，这又是老子思想晚出于墨子的证明。
庄子和惠施后学都说“万物一体”，庄子是从道的角度来立论的，惠施则是从名的角度来立论的。《老子》一书开宗明义，把道和名兼举并重，因此而知老子思想晚出于庄子和惠施。先秦道家开始于庄子，名家应开始于惠施，不能说老子是道家和名家两者始祖。老子综合庄子和惠施两家创立新说。
《老子》说：“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抟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钱穆认为，这一条立论很新奇，寻遍先秦诸家思想，公孙龙的《坚白论》主张坚白可以外在于石而相互独立存在。公孙龙说：“拊石得坚而不得白，视石得白而不得坚，故坚白石可二不可三。”就常识而言，石是物的名，坚白是象貌状态之词。物体是实，象貌状态是虚，石为一个实体，兼包坚白二象状。因此，坚白相联，不相离。公孙龙把实体与属性割裂开来。《老子》一书认为，所视、所听、所触，都相互脱离，各别存在，由于不可致诘，故遂混而为一。这与公孙龙的思想很相似。
“道”为老子书中的中心范畴与观念。钱穆比较《论语》、《墨子》，前者仅指人事，后者言义不言道，思想浅近、质实，而《老子》独深远、玄妙。《庄子》内七篇所言道，如“道不欲杂”、“惟道集虚”、“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等，皆较素朴，唯《大宗师》“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爱，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一句稍有玄远之意，但此颇有晚出伪羼之嫌，即使出自庄子亲笔，在庄子思想中亦未将此贯彻到底。然在《老子》中乃就此“道生天地”之说发挥无遗，卓然成一系统，亦表明老子承庄子而起。《庄子齐物论》以道与言并称，即老子道与名并提之所本。在庄子之义，仅以道与言之矛盾破“儒墨之是非”，因儒墨在当时群言淆乱，皆所以争道之是非，故庄子有此说。孔墨积极地尊信天道，知天命天志之必如此，还从人事上尽力；庄子则消极地尊信天道，即谓天道不可不遵依，而天道又未必尽可知，于是遂使其于人事，有彷徨却顾，而失其勇往直前的毅气与壮志。然其指导人当知天命，实与孔子相近。“可见《老子》书中‘道’字之地位，实较《庄子》七篇之言道者为远过。故曰‘天乃道’，曰‘天法道’，加道于天之上，乃不再见有古代素朴的天帝观念之缠缚，此与庄子之言天者远殊矣。即此可证老子书当较《庄子》七篇尤晚出也。不然，老子之于道与天，先已分言之，明明谓道尊于天，庄子思想既承袭自老子，而于此复混言之，又谓令乎天乃道，此非学术思想层累前进之象也。故在庄子时，古代神秘的天之意义虽已变，而至老子时，古代神秘的天之地位乃大降，即此可以推断庄老之先后也。”
《老子》一书说天地最先，只有一物混成，这就是他所谓的道。道的衍变是先有象状，再有具体。如此言之，抽象的道名在先，而个别的物名在后。简单地说，老子的思想是，天地间应该先有黑白之分，然后才有白马、白石、白羽之分，黑白之分在先，叫作可常，而马、石、羽之分在后，叫作不可常。因此，《庄子》一书多次谈及物，而《老子》书则屡次言名、言象，这是两书的差别。《庄子》虽然屡次言物，然而庄子实际上主张未始有物。《老子》继承这种看法，并改造为一切象状、可名者。庄老思想大体不同由此导出。
惠施分别说大一小一，由此推论万物一体，而公孙龙改造其说，主张坚白石相离不相盈，天地间万名各离而自止于其所指。而老子又改造其说，主张成象的名在先，物名在后，由此出发来证明天地最原始的不可名状的道。由此看出老子的思想与公孙龙的思想一脉相承。
公孙龙说：“物莫非指，而指非指。”钱穆认为，如果把公孙龙与《老子》互相参照，可见公孙龙的“指”字与老子的“象”字很相似。就人言说指，就物言说象。凡天地间一切物的抽象之名，两家都认为可以离开物而独立存在。因此老子的说法与公孙龙的说法都师承惠施，由惠施转变而来。坚白之学是由惠施提倡，公孙龙继承并加以发展，所以成为当时的名家。庄子不喜欢名家，主张观化而言道，所以成为当时的道家。老子的学说由继承庄子、惠施和公孙龙的学说而加以改造，并兼揽了道和名的两种观点而融化为自己的思想。《老子》又不说坚白，而说夷、希、微。这更为抽象，这就是老子关于“玄之又玄”的道理，从这里也能看出老子学说晚出。钱穆指出：“凡此云云，则必博综会通于先秦诸子思想先后之条贯而后始见其必如是，故曰：非通诸子，则不足以通一子也。”
最后，钱先生从《老子》一书文字、文句、文体考证《老子》一书的成书年代。如老子书中关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话本源于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老子说：“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这句话类似于《论语》中“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老子的话显然晚出。又如《老子》“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庄子养生主》的“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说以无厚入有间。老子说以无有入无间因袭于庄子，而加深一层。凡此种种，钱穆列举的例证非常之多。
春秋之际，王官之学未尽，学术还没有流入民间。孔子的《春秋》本于鲁史，《论语》记言记事，是史官著书的旧形式。《孟子》一书议论纵横，文体不同于《论语》，但也不免有记言的陈式。《庄子》一书尽管寓言多，也没有超出旧时的记言记事的格局，文体因循，没有全变。《公孙龙子》、《荀子》等书超脱对话痕迹，不再因袭记言记事的旧套，自抒理论。至于《老子》一书，语言精练，既没有对话也不同于论辩，运思成熟，熔铸而出。有许多格言，可备诵记，与以前的诸家不同。如果认为《老子》一书早在前，为什么老子以后的诸家反而不如他呢？纵观《老子》一书，总挈纲领，开宗明义，要言不烦，这种文体上的进展，一定在战国末年，而不能早出《论语》、《孟子》、《庄子》以前。另外，钱穆考证《诗》、《史》、《论》，这三者可以说是古代文字自然演进的三个阶段。《老子》一书的文体比《论语》还要进步。结句成章，又加上有韵味，可以说是论文的诗化，这种情况也见于《庄子》、《荀子》，《老子》以韵化的论文成书，是晚出无疑。
清代考据学，首推阎百诗（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阎氏是书在于证明《古文尚书》是伪书。钱穆考《老子》的成书年代问题与阎氏考《尚书》不同，而是像孟子所言，“在于求知其人，而追论其世”。旨趣不同，方法也就不同。《老子》一书不是伪书，而说者多伪，如果钱穆在辨伪的话，是辨说者多伪，非书之伪。
钱穆从《老子》一书思想反映的时代背景、《老子》一书的文字文句文体以及先秦诸子思想衍变的系统，全方位、多视角地考证了《老子》的成书年代，确定《老子》一书为战国中晚期的作品，从方法论角度来看，有积极意义。第一，从思想方法上看，他不迷信前人与权威，敢于向他们提出挑战。大胆怀疑，精心考证，这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对后人进一步研究和考证《老子》，颇有启发。第二，任何思想都不会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同时思想本身的前后承接关系也使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钱穆考《老子》一书也遵循这种分析方法。他首先从《老子》书中的思想理论特殊性出发，进一步考证书中思想所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正确说明一定思想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因此，又把《老子》一书置于先秦诸家思想发展变化的历史与逻辑中去考察，从范畴的演变和思想承续关系为《老子》在诸子百家中定位，从而确定《老子》成书年代。第三，钱穆强调，“非通诸子，不足以知一子”，这种联系的、会通的方法不仅适用于治子学，而且适用于治整个文化思想史。
必须指出，究竟《老子》一书成书于何时，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也有不同的考证和理论分析作依据。《老子》一书成书年代问题，至今也未有定论。钱穆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这在科学研究，尤其在人文科学研究中，是很正常的现象。钱先生并不认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钱穆的以上考证，特别是思想、语言、文体的累层衍进的观点，深受当时进化论的影响。然而，思想、语言、文体之类，不一定是进化的，或者进化之中可能包含有退化或飞跃，而且诗化哲学很可能是早出的。这些都可以再研究。此外，钱先生没有可能研究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这也是一件憾事。
§§第5章 培养史心 求取史识（史学论）
民国初年，老子其人其书成为热门话题。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出，判定老子先于孔子。1922年，梁启超评胡著，提出质疑，认定老子为战国末年人。顾颉刚不同意胡、梁之说。钱穆也参加了讨论。据罗根泽统计，仅收入《古史辨》中讨论老子的文章就有30万字。关于老子时代问题，清代以来大体有三种意见：
有一派学者认为《老子》一书是老聃遗说的发挥，老聃确在孔子之前。主此说的有马叙伦、张煦、唐兰、郭沫若、吕振羽、高亨等。第二派学者的意见，认为老子是战国时代人，《老子》书也是战国时代的书。主张这种说法较早的有清人汪中，及近人梁启超、冯友兰、范文澜、罗根泽、侯外庐、杨荣国等。第三派学者认为《老子》成书更晚，在秦汉之间。主张这一派学说的有顾颉刚、刘节等。
钱穆先生认为，老子其人其书年代问题不弄清，先秦诸子学术源流次序就无法解决。他主张《老子》一书成于战国后期，在《庄子》内七篇之后。其说近于上述三派中的第二派。钱说虽受汪中、梁启超的影响，但汪容甫所疑，特在《史记》所载老子其人其事，未能深探《老子》书之内容。梁任公疑及《老子》其书，举证坚明，但仍限于清儒途辙，未能开出新境。而且《老子》书晚出于《论语》，其说易定，而其书之著作年代，究属何世，庄老孰先孰后，则难以确立。钱先生继踵汪梁，力主《老子》书出在庄子、惠施、公孙龙之后。自1923年写成《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此文1930年发表于《燕京学报》，又收入《古史辨》中），至20世纪30年代《再论老子成书年代》、40年代《三论老子成书年代》、50年代《老子书晚出补证》，以及20-60年代所作有关庄老比较、庄老思想、庄老与易庸、魏晋庄老论等近二十篇论文，钱先生从不同角度一再论证自己的观点，垂老弗变，所用训诂考据方法，颇有超出清儒旧有轨范之外者。钱先生有关论文，1932年上海大华书局编成《老子辨》一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出版钱氏之《庄老通辨》，收文最全。与它相应者，另有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庄子纂笺》、《国学概论》、《中国思想史》、《墨子》、《惠施公孙龙》诸书。
一、老子其人事迹的真伪问题
究竟有没有老子这个人呢？战国诸子很喜欢称述老子的是《庄子》一书。钱穆认为《庄子》一书多寓言而无实。关于老子其人的故事传说主要有三种。
第一，孔子见老聃。这个老聃实际上是老莱子，也就是《论语》中的荷篠丈人，此人是南方的一位隐士。孔子南游时，子路曾向他问路，并曾在他家留宿。而后，孔子又让子路再去见他，但没有见到。孔子见老聃的故事就是由此而衍生出来的。
第二，太史儋去周适秦。此见于秦史的记载。但后人认定他就是孔子所见到的老聃，于是老聃就成为周朝的史官，又成为去周适秦的隐士了。
第三，老聃出关遇关令尹。这个故事流传最晚，出处无法考证，大概是汉朝初年。关尹是战国道家环渊的误传。环渊与詹何同时齐名，于是后来把詹何误混为太史儋，而引出上述遇关令尹的传说。而现在《礼记》中的《曾子问》一篇，为何也记载孔子适周问礼于老聃之说呢？这是因为孔子问道于老聃的说法流传得太广了，所以后代的儒家也记载了孔子适周问礼于老聃的传说。在钱穆看来，儒家称述孔子的故事有许多不可信之处。
钱穆综合了先秦古籍中有关老子的传说后指出，以上三种传说指的是三个人，一是孔子所见的南方老莱子，神其事者为庄周。二是出关游秦者周朝史官儋，而神其事者属于秦人。三是著书谈道列名百家的楚人儋何，而神其事者则为晚周的小书俗说。混糅三人为一人，合而流传则从《史记》开始。基于这一点，他又对《史记》中关于老子其人其事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史记》中关于老子名耳字聃姓李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并引用《说文》“聃，耳曼也”及《毛诗》“曼，长也”来证明老聃是长寿人的通称。长耳朵是长寿的相，所以说老聃是一位耳朵长的老者。古书又有称续耳、离耳的。如《礼记学记》引韩诗“离，长也”。《庄子》一书也只说孔子曾去见了一位长耳朵的老者，但后人穿凿附会，便把离耳转变成李耳，于是变成老子名耳字聃姓李了。针对司马迁说李耳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这一说法，钱穆又加以考辨，认为这更简单。老子已成了汉代的大名人，自然应该替他安排一个出生地。厉乡又名赖乡，赖字音近于老莱子的莱，厉字音近于李耳的李，而且苦县地点又近于沛，因此遂替那位长耳朵的老人选定了他的出生家乡。
关于老子的后代子孙问题，司马迁《史记》又断定，老子的儿子名宗，是魏国的将军，宗受封于段干，宗的儿子注，注的儿子宫，宫的玄孙假，假在汉孝文帝时做官等等。由此看来，司马迁笔下的老子不仅有了姓氏、出生地，而且还有了后继家谱。钱先生认为这是不符合历史的。司马迁《史记》说的魏列为诸侯，这是战国时期，如果说老子年龄长于孔子，试问他的儿子如何能在魏做将军呢？大概这封于段干的，最早也该与孔子的孙子子思同时了。《战国策》一书有段干崇为魏使秦割地求和的事，依字形看，段干宗必然会是段干崇。但这已经是魏安釐王时的事，连当太史儋的儿子也不配，如何说是孔子所见的老聃的儿子呢？或许汉代李氏与战国段干氏，在其先世的血统上有什么关系吧。
那么《老子》一书是谁作的呢？就此钱先生谈到中国古代书籍写作的特征。中国古代名著不知道作者真实姓名的不限于《老子》，如《中庸》、《大学》也不知著者是谁。后人把《老子》看作是出自孔子所见的老聃之手笔，正如把《易传》看作是出自孔子的手笔一样，是不可信的。
二、关于《老子》的成书年代
钱穆在考证老子其人及行事后，又进一步考证《老子》成书的年代。他主要从三方面来考证《老子》一书。
首先考证《老子》的时代背景。钱穆先就《老子》书中对于当时政治、社会所发种种议论而推测其书的历史背景，认为该书为战国晚期的作品。他认为老子关于不尚贤的理论是战国中期以后时代的产物。尚贤是墨子最先提出的，是针对当时贵族世袭崩坏而发的。到了战国中期，学者的尚贤理论变为政治上的真实情况，以后尚贤制也出现弊病。而发展为不尚贤之论一定是在战国中期以后。然而《老子》虽然提倡不尚贤的理论，但在无意中也不脱尚贤的旧观念。由此钱穆证明老子成书年代一定是正值尚贤思想浓厚之际，书中以圣人为理想中的最高统治者，这就是战国中晚期尚贤思想无形的透露。
钱穆考证《老子》关于从政者就是圣人、官，而在下的被统治者是百姓的说法，不是春秋时代人的用语。另外，《老子》中的尚智、多欲、好动、轻死等，凡书中认为民之难治的话都不是春秋时期所有的现象。《春秋左传》记述了春秋二百四十年的历史大事，基本上是以贵族阶级内部相互斗争或不同贵族阶级之间的斗争为主。而《老子》书中的百姓好智、多欲、好动而轻死，这是王官之学流散入民间，诸子兴起、百家争鸣时代才有的现象。就《老子》一书语言的时代背景反推《老子》成书年代，在钱穆看来是比较可信的。
其次考证《老子》一书的中心范畴及其与先秦思想史系统的相互关系。钱先生说：“大凡一学说之兴起，必有此一学说之若干思想中心，而此若干思想中心，决非骤然突起。盖有对其最近较前有力之思想，或为承袭而阐发，或为反抗而排击，此则必有文字上之迹象可求。《老子》一书，开宗明义，所论曰‘道’与‘名’，此为老子书中二大观念。就先秦思想史之系统，而探求此二大观念之所由来，并及其承前启后递嬗转变之线索，亦未始不足以为考察其成书年代之一助。且一思想之表达与传布，又必有所藉以表达与传布之工具。如其书中所用之主要术语，与其著书之体裁与作风，皆是也。此等亦皆不能逃脱时代背景之影响与牢笼，则亦足为考定书籍出世年代之一助也。”钱先生抓住了《老子》的主要思想范畴“道”及与“道”有关的名词范畴“帝”、“天”、“地”、“物”、“大”、“一”、“阴阳”、“气”、“德”、“有无”、“自然”、“象”、“法”、“名”等，与先秦诸家典籍和思想反复互证，一一指陈、分析其涵义，又推论其在思想史上展衍递进之层次与线索。
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其人其著可考无疑的有：孔子、墨子、孟子、庄子、惠施、公孙龙、荀子、韩非、吕不韦等。就其人其世先后的顺序而知其书中彼此先后思想的条贯，这也是一种考据。然而先秦诸子之著作也有不能确知其书的著者和著者年代的，如《易传》、《中庸》、《老子》等。其人虽然不可知，而其世则大约尚可推。在考据其书背景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探寻其书的思想线索。每一家的思想，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这种承继的关系，就是思想线索。
考证一条思想线索，必须先已知另一条思想线索的存在，然后以此为据才能类推。钱穆是以先秦诸家为基准，即孔子、墨子、孟子、庄子、惠施、公孙龙、荀子、韩非、吕不韦这一思想顺序来确定《老子》一书的成书年代的。如《论语》重言仁，而《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又说“天地不仁”，这是老子晚出于《论语》的证据。《墨子》有《尚贤》一篇，《老子》言“不尚贤，使民不争”，这又是老子思想晚出于墨子的证明。
庄子和惠施后学都说“万物一体”，庄子是从道的角度来立论的，惠施则是从名的角度来立论的。《老子》一书开宗明义，把道和名兼举并重，因此而知老子思想晚出于庄子和惠施。先秦道家开始于庄子，名家应开始于惠施，不能说老子是道家和名家两者始祖。老子综合庄子和惠施两家创立新说。
《老子》说：“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抟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钱穆认为，这一条立论很新奇，寻遍先秦诸家思想，公孙龙的《坚白论》主张坚白可以外在于石而相互独立存在。公孙龙说：“拊石得坚而不得白，视石得白而不得坚，故坚白石可二不可三。”就常识而言，石是物的名，坚白是象貌状态之词。物体是实，象貌状态是虚，石为一个实体，兼包坚白二象状。因此，坚白相联，不相离。公孙龙把实体与属性割裂开来。《老子》一书认为，所视、所听、所触，都相互脱离，各别存在，由于不可致诘，故遂混而为一。这与公孙龙的思想很相似。
“道”为老子书中的中心范畴与观念。钱穆比较《论语》、《墨子》，前者仅指人事，后者言义不言道，思想浅近、质实，而《老子》独深远、玄妙。《庄子》内七篇所言道，如“道不欲杂”、“惟道集虚”、“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等，皆较素朴，唯《大宗师》“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爱，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一句稍有玄远之意，但此颇有晚出伪羼之嫌，即使出自庄子亲笔，在庄子思想中亦未将此贯彻到底。然在《老子》中乃就此“道生天地”之说发挥无遗，卓然成一系统，亦表明老子承庄子而起。《庄子齐物论》以道与言并称，即老子道与名并提之所本。在庄子之义，仅以道与言之矛盾破“儒墨之是非”，因儒墨在当时群言淆乱，皆所以争道之是非，故庄子有此说。孔墨积极地尊信天道，知天命天志之必如此，还从人事上尽力；庄子则消极地尊信天道，即谓天道不可不遵依，而天道又未必尽可知，于是遂使其于人事，有彷徨却顾，而失其勇往直前的毅气与壮志。然其指导人当知天命，实与孔子相近。“可见《老子》书中‘道’字之地位，实较《庄子》七篇之言道者为远过。故曰‘天乃道’，曰‘天法道’，加道于天之上，乃不再见有古代素朴的天帝观念之缠缚，此与庄子之言天者远殊矣。即此可证老子书当较《庄子》七篇尤晚出也。不然，老子之于道与天，先已分言之，明明谓道尊于天，庄子思想既承袭自老子，而于此复混言之，又谓令乎天乃道，此非学术思想层累前进之象也。故在庄子时，古代神秘的天之意义虽已变，而至老子时，古代神秘的天之地位乃大降，即此可以推断庄老之先后也。”
《老子》一书说天地最先，只有一物混成，这就是他所谓的道。道的衍变是先有象状，再有具体。如此言之，抽象的道名在先，而个别的物名在后。简单地说，老子的思想是，天地间应该先有黑白之分，然后才有白马、白石、白羽之分，黑白之分在先，叫作可常，而马、石、羽之分在后，叫作不可常。因此，《庄子》一书多次谈及物，而《老子》书则屡次言名、言象，这是两书的差别。《庄子》虽然屡次言物，然而庄子实际上主张未始有物。《老子》继承这种看法，并改造为一切象状、可名者。庄老思想大体不同由此导出。
惠施分别说大一小一，由此推论万物一体，而公孙龙改造其说，主张坚白石相离不相盈，天地间万名各离而自止于其所指。而老子又改造其说，主张成象的名在先，物名在后，由此出发来证明天地最原始的不可名状的道。由此看出老子的思想与公孙龙的思想一脉相承。
公孙龙说：“物莫非指，而指非指。”钱穆认为，如果把公孙龙与《老子》互相参照，可见公孙龙的“指”字与老子的“象”字很相似。就人言说指，就物言说象。凡天地间一切物的抽象之名，两家都认为可以离开物而独立存在。因此老子的说法与公孙龙的说法都师承惠施，由惠施转变而来。坚白之学是由惠施提倡，公孙龙继承并加以发展，所以成为当时的名家。庄子不喜欢名家，主张观化而言道，所以成为当时的道家。老子的学说由继承庄子、惠施和公孙龙的学说而加以改造，并兼揽了道和名的两种观点而融化为自己的思想。《老子》又不说坚白，而说夷、希、微。这更为抽象，这就是老子关于“玄之又玄”的道理，从这里也能看出老子学说晚出。钱穆指出：“凡此云云，则必博综会通于先秦诸子思想先后之条贯而后始见其必如是，故曰：非通诸子，则不足以通一子也。”
最后，钱先生从《老子》一书文字、文句、文体考证《老子》一书的成书年代。如老子书中关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话本源于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老子说：“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这句话类似于《论语》中“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老子的话显然晚出。又如《老子》“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庄子养生主》的“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说以无厚入有间。老子说以无有入无间因袭于庄子，而加深一层。凡此种种，钱穆列举的例证非常之多。
春秋之际，王官之学未尽，学术还没有流入民间。孔子的《春秋》本于鲁史，《论语》记言记事，是史官著书的旧形式。《孟子》一书议论纵横，文体不同于《论语》，但也不免有记言的陈式。《庄子》一书尽管寓言多，也没有超出旧时的记言记事的格局，文体因循，没有全变。《公孙龙子》、《荀子》等书超脱对话痕迹，不再因袭记言记事的旧套，自抒理论。至于《老子》一书，语言精练，既没有对话也不同于论辩，运思成熟，熔铸而出。有许多格言，可备诵记，与以前的诸家不同。如果认为《老子》一书早在前，为什么老子以后的诸家反而不如他呢？纵观《老子》一书，总挈纲领，开宗明义，要言不烦，这种文体上的进展，一定在战国末年，而不能早出《论语》、《孟子》、《庄子》以前。另外，钱穆考证《诗》、《史》、《论》，这三者可以说是古代文字自然演进的三个阶段。《老子》一书的文体比《论语》还要进步。结句成章，又加上有韵味，可以说是论文的诗化，这种情况也见于《庄子》、《荀子》，《老子》以韵化的论文成书，是晚出无疑。
清代考据学，首推阎百诗（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阎氏是书在于证明《古文尚书》是伪书。钱穆考《老子》的成书年代问题与阎氏考《尚书》不同，而是像孟子所言，“在于求知其人，而追论其世”。旨趣不同，方法也就不同。《老子》一书不是伪书，而说者多伪，如果钱穆在辨伪的话，是辨说者多伪，非书之伪。
钱穆从《老子》一书思想反映的时代背景、《老子》一书的文字文句文体以及先秦诸子思想衍变的系统，全方位、多视角地考证了《老子》的成书年代，确定《老子》一书为战国中晚期的作品，从方法论角度来看，有积极意义。第一，从思想方法上看，他不迷信前人与权威，敢于向他们提出挑战。大胆怀疑，精心考证，这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对后人进一步研究和考证《老子》，颇有启发。第二，任何思想都不会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同时思想本身的前后承接关系也使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钱穆考《老子》一书也遵循这种分析方法。他首先从《老子》书中的思想理论特殊性出发，进一步考证书中思想所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正确说明一定思想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因此，又把《老子》一书置于先秦诸家思想发展变化的历史与逻辑中去考察，从范畴的演变和思想承续关系为《老子》在诸子百家中定位，从而确定《老子》成书年代。第三，钱穆强调，“非通诸子，不足以知一子”，这种联系的、会通的方法不仅适用于治子学，而且适用于治整个文化思想史。
必须指出，究竟《老子》一书成书于何时，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也有不同的考证和理论分析作依据。《老子》一书成书年代问题，至今也未有定论。钱穆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这在科学研究，尤其在人文科学研究中，是很正常的现象。钱先生并不认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钱穆的以上考证，特别是思想、语言、文体的累层衍进的观点，深受当时进化论的影响。然而，思想、语言、文体之类，不一定是进化的，或者进化之中可能包含有退化或飞跃，而且诗化哲学很可能是早出的。这些都可以再研究。此外，钱先生没有可能研究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这也是一件憾事。
§§第5章 培养史心 求取史识（史学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