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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小舅舅死了

　　邵丽

　　一

　　元月二十二日，阴历腊八。早上六点刚过，小舅舅便起来跟小舅妈说今天村里澡堂子换新水，要去洗洗澡。小舅妈说，去就去呗！小舅妈一边说一边为他收拾好了替换的内衣。小舅舅伸出两只手接了说，把我的新衣服拿来。小舅妈把洗好的一套外套递给他。他摇摇头说我要换刚买的那一套。小舅妈看看他，迟疑了一下，说，你今天怎么了？洗个澡还这么讲究！小舅舅没搭理她，只是拿眼瞪着她。小舅妈把那套衣服找出来递给小舅舅。小舅舅拿着衣服就走。小舅妈在后面开玩笑说，看穿上新衣服还烧不死你哩！

　　她的后半生，都会为这句话后悔。

　　从小舅舅家出来是一条长长的胡同，出了胡同往左穿过一条马路，再走不远就是这个村子唯一的一个澡堂。小舅舅目不斜视，两脚生风，直奔澡堂而去，到马路上也没有左顾右盼。这时，一辆公交车疾驶而来，前保险杠把他拦腰托起。车上睡眼惺忪的乘客被撞醒的时候，看见我的小舅舅像一辆冲出跑道的赛车，朝马路边撞去。

　　这是今年我第四次跟母亲在葬礼上相遇了，平时我很少回去看她，电话也很少打。一来我实在忙得分不清眉眼，二来她也不会跟人聊天，接到电话劈头就一句话，没事吧？你告诉她没事，她说，没事打什么电话啊？

　　今年母亲流年不利，摊上不少大事，算上我小舅，她接连失去了四位亲人。年初，她早上起来伺候父亲吃过早餐，打算出去买菜。她和我父亲都是建国前的老革命，离休后住在市里为老干部建的干休所里。几年前父亲患了肺癌，手术后保住了一条命，但基本上很少下床，吃喝拉撒全靠母亲伺候他。临出门的时候，父亲喊住她，让她买点干芝麻叶，说他想吃手擀面。母亲一边答应着一边往外走，觉得心里发毛--母亲后来跟我们说，我爷爷一直到死都喜欢这一口--等她买菜回来，父亲的一只胳膊耷拉在床沿，人已经去了。

　　父亲去世，母亲从头到尾一滴眼泪都没掉，还有条不紊地指挥着丧事，好像那是她的一份本职工作。也许在她眼里，父亲是丈夫，更是战友。只是把父亲的骨灰拉回老家埋葬之后，她站在坟前，久久地不愿离去。眼看着天快黑了，我们还是劝不走她。我们跟她说，你们俩都是战争年代过来的，那么多战友连新中国都没看到，与他们相比你们多幸运啊！而且父亲做手术的时候医生说，即使手术成功，他也只能活三年左右。想不到父亲又活了五年出头，我们应该知足了。他的走，对他对你都是一个解脱。

　　解脱。我们就是这样劝母亲的。

　　“他总该给我说点什么吧？”暮色中，母亲就那么站着，话语听起来更像是抱怨，“怎么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处理了父亲的后事，母亲把我姥姥姥爷接到身边，想好好陪侍他们一段时间。这些年父亲身体不好，母亲寸步不离，很少照顾到自己的父母。那时我姥姥虚岁已经一百了，我姥爷小她一岁，但是按农村的算法，虚两岁，俩人加起来刚好二百岁。不过，在我母亲的概念里，父母离死亡应该还有很远的距离。姥姥九十四五岁时，还能骑着三轮车载着村子里一群孩子去邻村赶集。九十七岁那一年，院子里的一棵樱桃树红彤彤地结了一树果子，孩子们没一个人回来吃。她看着怪心疼的，就搬了个梯子自己踩着上去摘果子，因此住了一回医院--天气太热，她趴在树上盯着果子看了大半天，眼睛看伤了，眼底出血。医生为她做了全面检查，开导她说，就您老这二三十岁年轻人的心脏，今后要是梨啊桃啊什么的，只管搬梯子上去；要是樱桃就算了，太费眼神。

　　两个老人跟着母亲住了半个月，吵吵着要回农村去。他们在城里住不惯，空气太脏，声音太吵，水太咸，人太懒。早上五点不到，老两口就悄无声息地起床，坐在卧室里大眼瞪小眼，既没什么活干，也没什么话说--城里没地儿喂猪喂鸡，就是认识邻居家的几个老人，人家一张嘴不是旅游，就是养生。想跟人聊聊收成，那话头怎么都对不上茬口。电视节目他们看不懂，逢到有人来串门，俩人赶紧往屋里躲，生怕哪一句话说得深浅不对劲，招人笑话，任我母亲怎么喊也喊不出来。

　　那一天母亲单位的几个人来看她，带了一筐子鲜活的毛鸡蛋。母亲觉得怪稀罕的，煮了给他们吃。姥爷多吃了两个，晚上觉得肚子不舒服。母亲要带他去医院，他死活不肯。夜里起来拉了几次，母亲看看也没什么异常，就没太在意，让他吃了几片消炎药睡了。哪知道母亲刚迷迷糊糊睡着，姥姥就起来喊她，说我姥爷不行了。母亲赶紧爬起来打电话找医生。姥爷赶在医生之前，先咽了气。

　　这次母亲哭得死去活来，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姥爷。姥姥劝她说，该死了，再不死就说不过去了，看着自己孙子的小孩们满地跑，脸上怎么都挂不住。姥爷死了之后，姥姥再也打不起精神活下去，一心一意想死。在她面前，母亲装得没事人一样，背地里偷偷地哭。后来她打电话让我们轮流回去陪她。我们各自都有一摊子事情，天天忙得脚不沾地，谁能抽出那么多工夫陪她？我们跟母亲说找个保姆，钱由我们来出，轮流回去终不是长久之计。母亲气得拿着话筒半天一句话都不说，看起来她是真动气了。

　　没办法，我们兄妹几个只好隔三差五地回去一趟。我前后回去了两次，第一次刚刚到家，单位来电话说要对去年的考评定级，结果跟个人工资挂钩，我立马折转回去了。第二次回去勉强住了两天，那时候，姥姥看着已经明显不行了，每天除了喝点稀汤，什么都不吃，往哪个地方一坐就是半天，动都不动一下。

　　吃过晚饭，我们常常坐在客厅看电视。姥姥坐在小凳子上打瞌睡，她和姥爷从来不坐沙发，说硌得慌。老天在上，硌得慌！农村老人说话，听着总是让人又好气又好笑。母亲一边干针线活，一边朝电视上胡乱瞅着，还得时不时地盯着姥姥。姥姥吃得少，排泄得多，一会拉，一会尿，稍微慢一点就会拉在裤裆里，满屋子充斥着屎尿的酸腐气味。开始我还帮她擦，帮她洗。她浑身都软塌下去了，简直像一个包裹，脱一次衣服像脱层皮一样难。后来我实在招架不住，就跑去买了一堆尿不湿给她垫上。

　　我相信，姥姥那时唯一的事情，就是等待死亡的来临。也许她的灵魂已经踏进了那扇朝她洞开的大门，晃动在我面前的只是一个掏尽了心力的空壳。她踏在生死两界边缘，悲哀地看着我们。她活了一百年，圈进她生命里的很多东西，都被一件一件地取走了，为此她肯定想说点什么。有一次我为她脱衣服，她像枯柴一样的双手突然把我的一只手紧紧地搂在怀里，浑浊的眼睛几乎贴在我的脸上，直愣愣地瞪着我，嘴张了几下，但什么也没说出来。

　　姥姥一直到死，什么都没再说。

　　二

　　小舅舅一直怕我父母，在他们面前一说话就脸红。父亲死时他来吊唁，也是远远地站在旁边看着，不敢直视父亲的脸，好像我父亲还会站起来训斥他似的。其实在我的印象里，父母从来没有吵过他，只不过不跟他说那么多。我还记得有一个夏末的晚上，那时我读大三，回来休暑假。吃完饭我们坐在院子里乘凉。母亲一边捶着打仗时留下的伤腿，一边对我说：“你爸啊，哪里都好，就有一件事让我心里不舒服，他太对不住你小舅舅了！”当时我很吃惊，因为父母从来不跟我们聊这些话题。父母谈论家事，也都是有板有眼，跟安排工作似的。在我们家，任何话题都是有边界的，孩子们如果越过边界，肯定要挨训。不过我看母亲情绪还好，便顺口问道：“爸怎么对不住小舅舅了？我看对他挺好的。”“你懂什么！”母亲愤愤地停住了捶腿的动作，“你爸抬抬手，你小舅舅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如果小舅舅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那他会是什么样子呢？我想象不出来。他懦弱，孤僻，有时候还非常执拗。难道他的这种性格是父亲造成、而一直让母亲心里有所歉疚吗？但是，这些话能从我母亲嘴里说出来，我觉得不可思议。她跟我父亲都是彻彻底底的革命者，不管处理什么问题，都保持着高度的一致，从来没见他们有过什么分歧。

　　那时候父亲还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但我们不可能去找他求证。他正统革命者的本色，在他和孩子们中间立了一道永久的屏障，他从来不屑于跟孩子们讨论这些家庭琐事。从很年轻的时候起，他就排除掉了这些低级趣味，恨不得在我们家建立一个党支部。他和母亲对我们实行军事化管理，再热的天也没人穿裤头背心，互相之间称呼一律连名带姓，不准喊小名。我们不会骂人，不会撒娇。我记不起十来岁时受了什么刺激，突然想跟母亲撒一回娇，她看我的眼神像看一个外星人，急慌慌把我推远点去。因为用力，差点把我搡坐到地上，头也没回地做活计去了。这些东西都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后来的性格和生活，我的孩子也从来不跟我撒娇，我根深蒂固受不了那种腻歪。

　　所以母亲跟我说这些，她说就说了，我听也听了，她说到哪里我听到哪里，我不会再去打问，否则便是自讨没趣。后来我当了专业作家，二哥跟我谈起小舅舅，说他过去的事儿可以写成一本小说。我前后听了听，觉得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也就没怎么当回事。从他们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谁还能揣着一大把幸福呢？即使没有遇到他那样的不幸，也会有其他不幸，都好不到哪里去。

　　那时候小舅舅在北京当兵，新兵训练的时候，又瘦又小的舅舅成绩总是排在最后一名，因此挨老兵的拳打脚踢是家常便饭。可他总是笑嘻嘻的，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八遍，终于成为新兵连的训练标兵。那时他是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性格开朗讨人喜爱的人。连长觉得他是个好苗子，便把他留下来当勤务兵。他跟了连长两年，后来连长提拔为副营长，就让他在部队食堂当协理员。部队驻扎在北京万寿路附近，他每天开着车去万寿路粮店购买粮食油料，慢慢就跟粮店的人都混熟了。有一年春节他去粮店，正赶上粮店的职工办福利，每人发一袋大米、一壶油。粮店主任让他帮帮忙，把几个住得较远的职工的东西送回去。他满口答应了，谁知道其中的一个姑娘住得离粮店太远了，在慈云寺那边，京棉三厂的家属院，等于是从西往东要横穿整个北京城区。但是既然答应了，又不好意思不去。到了京棉三厂家属院那个姑娘的家，他吓了一跳。虽然在北京生活两三年了，可是真正的居民区他还没进去过。那个姑娘的家，与其说是房子，还不如说是一个窝棚，靠着前面仓库的墙壁用碎砖头垒起来的，顶子是用油毡和塑料布搭起来的。他和一个战士把东西卸下来，准备往窝棚里抬。姑娘红着脸说：“别进去了，放地下我来吧。”他看出了姑娘的窘态，放下东西就走了。

　　后来再见到那个姑娘，他总是觉得心里怪怪的。姑娘也是，看见他进来，就躲到旁边去了。她不像个北京人，细瘦，苍白，胆怯。有一次在粮店他装完东西正准备上车走，那个姑娘拿着一个纸包跑出来喊住他说：“你的东西丢了。”

　　他看了一下那个纸包，说：“不是我的。”

　　姑娘的脸红到脖子了，着急地说：“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是谁的？”说完，扔给他就跑回去了。

　　回去打开来看，是一封信和一张星期天西单电影院的票。

　　他们恋爱后他才知道，姑娘是上海人。她的父亲是纺织专家，北京京棉三厂从上海把他作为技术骨干引进过来。她父亲过来不多久，就被上海方面盖着红印的一封信，贬到了河南黄泛区农场劳动改造--他的历史问题没有向组织上交代清楚，解放前他父亲曾经是一个小资本家，娶过两个老婆。父亲劳改，她母亲也跟着去了，就剩她一个人留在北京。

　　小舅舅把这件事情郑重地写信告诉了自己的大姐，也就是我的母亲，想征求一下她的意见。看了信后，母亲拿不定主意，把信交给了我父亲。

　　小舅舅的信发出去不久，就接到了家里的加急电报：父病速归。他火速赶回家里，看见我姥爷气定神闲地坐在八仙桌边抽烟袋锅子。我母亲和大舅二舅也在，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他行了个军礼，喊了声：“爹！”姥爷一烟袋锅子砸过去，小舅舅的头顺着军帽往下滴血。姥爷又把烟袋锅子砸在八仙桌上，断成了两截。他拿着半截烟袋杆朝屋子里划拉了一圈，说：“你没看咱们这一大家子人都是革命干部？哪有朝自己身上抹屎的？”小舅舅头都没抬，也没擦头上的血。姥爷朝这个穿着军装的儿子脸上扇了一个耳光：“黄泛区农场就在咱们家隔壁，那里面关的都是些劳改犯，难道你个畜生不知道？”

　　就因为这么点子事儿，小舅舅被从部队弄了回来，据说父亲和大舅费了不少周折。小舅舅没告诉我二哥他跟那个姑娘是怎么说分手的。我相信，虽然那是平常卑微得不足挂齿的爱情，可是由小舅舅一刀一刀地亲手切割，也必将是一个撕心裂肺生离死别的伤痛过程。而且，那些伤痛，在那么简单粗糙的社会里，有谁会看得到呢？在那个时代的制度和困境面前，爱情往往会成为一宗罪，还会株连九族。

　　小舅舅在家里疯疯癫癫折腾了好几年才消停，后来也不再闹腾了，但是好像变了一个人，过去爱说爱笑非常随和，现在沉默寡言。有时候别人跟他说一件事情，他半天都没反应，所以周围的人对他越来越疏远。但是，这些都不是很重要，最为重要的是，全家人都为家里出了个这样的糊涂虫而懊丧，一家人的前程和幸福差一点毁在他手里。他捅这个娄子成为我母亲家族的一个笑料，一道伤疤。小舅舅刚从部队回来那两年，除了母亲逢年过节回去看看姥姥姥爷，我父亲和大舅二舅，一步都没有踩过他们的家门--由亲人带来的内伤，既让他们有口难言地沮丧，也让他们理直气壮地愤怒。

　　一直到小舅舅出车祸，都没能改变家人对他的看法。

　　三

　　说实话，小舅舅的死对我而言有多少实际意义呢？除了空担着一份亲戚的名分，我们之间可能还没有一个邻居的关系紧密。其实，亲情这些东西，怎么说呢，那是你总也拿不起，但也不愿意彻底放下的大而无当的东西。它几乎很少有实际用处，或者说，它只有无用之用。它的存在仅仅是为了失去的时候，让我们心里难过一下--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只有在非常极端的时候，比如死亡，才得以面对生活中的某些真相。

　　我们很少见面，从来都没写过信或者打过电话。他只能从我母亲嘴里听到有关我的只言片语，然后把这些支离破碎的东西拼贴成我的生活。我也只是零星地从母亲嘴里听到他，甚至都没有耐心听完过：他孩子怎么怎么懂事；他承包的土地结了个几斤重的土豆；他从村东头搬到了村西头，就在你三姥爷的小儿子的院子隔壁，母亲说。都是一些鸡毛蒜皮，根本挤不进我稠密得无立锥之地的生活里。

　　我还记得生活困难那些年，一到寒暑假父母就把我们送回姥姥家去，好节省一点口粮。政府分配给我们的粮食总是不够吃，虽然我们兄妹几个并没怎么饿过肚子，但也没有真正吃好过。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两个哥哥个子像抽条似的往上蹿，有时候母亲买的豆腐或者番茄还没来得及炒成菜，都能被他们俩偷着吃完。

　　姥姥家的日子肯定也不会宽裕，城里人都吃不饱，更别说农村人了。好在姥姥家村子前后都是河，河里的鱼虾很多，姥爷带着小舅舅下河捞鱼，能抵挡一阵子。他还带着小舅舅去打兔子野鸡什么的，从来没有空手回来过。那时候大舅二舅都在外面当兵，小舅舅虽然比我两个哥哥大不了几岁，但在我们眼里，他就应该无所不能。我们想吃什么，想喝什么，想玩儿什么，张口就喊他。他立马就得听从我们的召唤跑过来，稍慢一点我们就到姥姥那里去告状。他因此挨了我姥姥不少骂，有一次我二哥爬树腿上受了点伤，姥姥看见了，二话不说，抽个棍子就朝我小舅舅头上打去，把我小舅舅头上砸了个包，像一只鹿角，被我们嘲笑了好几天。

　　后来我们慢慢长大了，也不再欺负小舅舅了，两个哥哥跟小舅舅的感情就是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在小舅舅结婚之前，他们从来没喊过舅，都是直呼其名。尤其是我大哥，跟父母都不愿意说的事情，都跟小舅舅商量。小舅舅出事的消息，是二哥告诉我的。二哥跟我说这事的时候，正在往小舅舅家赶。在电话里，他边哭边跟我说，这种倒霉事怎么能让小舅舅撞上呢？当时我无言以对，其实后来想想，小舅舅这一辈子，还有多少倒霉事没有撞上过？即使想干干净净地换一身新衣服，都得付出生命的代价。有些人就是这样，一辈子不管怎样努力，最后受伤的总是他。

　　见到母亲之前，我始终在想用什么办法安慰她。她有心脏病、脂肪肝、肾囊肿、高血压，血糖也高，反正老年病她七七八八都有一点。今年遭受的打击，搁谁身上都扛不住。不过母亲看起来还算平静，脸上不是没有哀伤，但那是一种无奈的而不是绝望的哀伤，很像枯水期的河床，留下的只是洪水走过的痕迹，而不是洪水。不过，如果稍微留心，便会发现她身上与过去不一样的东西，那种人到暮年才有的对什么都无所谓，既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既坚韧又枯萎的神情。

　　我们几个坐在母亲跟前，不知道做什么好。在农村，丧事一般都有人专门打理，何时哭，何时跪下来磕头，都是一套一套的，我们得听他们指挥。我和大哥一起到家，一进门我们就站在小舅舅灵前哭，立马被人制止了，说我们靠得太近，如果泪水洒到小舅舅身上，他到“那边”还得受苦！我们俩止住哭，等待着被他们安排。仔细想想，这样虽然很不近人情，但也有一定道理，可以使悲痛一点一点地稀释--这是秩序的最伟大之处，它像一粒缓释胶囊，把欢乐和痛苦程序化，死亡被划分出了节奏，伤心只是其中的一个段落，既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

　　一会儿，两个舅舅把母亲喊到里间去了。我们坐在外面更加无聊。小舅舅的尸体还没入殓，摆在离我们不远的一张席子上。他穿着崭新鞋袜的双脚，看起来是那么生动，好像随时可以站起来跟我们走。只是朝上看，才意识到这只是一具尸体。他脸上糊着黄表纸，露出来的地方虽然化了妆，却依然是死亡的颜色。看着看着，我心里涌出了深深的惶惑和巨大的恐惧：这个我喊小舅舅的人，他到底是谁？我和他曾经有过的交集，有哪一点是值得回忆和珍藏的？有的人死后因被反复追忆而日渐清晰，而有些人，你越是回忆他，他就越模糊。

　　据说小舅舅穿的就是他那天去洗澡时拿的新衣服，很多人为此唏嘘和惊讶，他们对着小舅舅的遗体指指点点，我估计说的就是这个。可能是死了之后小舅舅总是绷紧的身体突然松弛了，我看着比印象中的他胖大了很多，也威武了很多。过去他每次到我们家来，总是故意紧紧地缩着身子，好像害怕侵占了别人的空间似的。他把双手夹在两腿之间，拘谨地坐在客厅里，看见谁回来都赶紧立起来，等重新让了座之后再坐下去。要是我两个哥哥在家，他们就把他接到自己家去。他一走，我们都会松一口气。

　　不知怎么的，大舅在里间嚷起来，声音大得吓人。立马，外面说话和哭泣的声音都停了，还有几个人跑过来，立在屋门外，探头探脑地往里张望。“这次我就做主了，谁说也不行！”他声音里明显有着一股好像被压抑了很久的委屈。

　　我和两个哥哥赶紧跑过去，看见母亲坐在床沿上，大舅和二舅都站着。大舅扭着头看着墙壁的空白处，脖子青筋暴起。我从来没见他发过脾气，尤其是在我母亲面前。我的几个舅舅都非常敬重我的父母。

　　原来是两个舅舅跟母亲商量着想把小舅舅的丧事办得隆重点。母亲的意见是，尽量简办，快到年关了，人手不好找，别太麻烦村里的人。二舅倒没再坚持，平时他也不是固执己见的人。大舅不同意这么办，他的意见是：一要请一班古乐队好好吹打吹打，为三弟赶赶晦气；二要买一个好一点的桑木棺材，越厚越好，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小舅舅。

　　“老三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啊！”大舅把手背拍在另一只手掌上，委屈又加上了悲情，“如果后事再安排不好，我们的脸面往哪里搁？”

　　“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你们的脸面？”母亲激动起来，然后抬头看看外面，声音小了下去，“如果你执意要弄，我也没办法。你姐夫走的时候，弄了个杨木棺材，也没见谁说什么。咱爹娘走，是二老自己提前看好的桐木板材。人都死了，为什么非要弄那么好的棺材？也不是怕花钱，现在村子里找谁能抬动这么重的东西？”说着说着，母亲又激动起来，“尤其是这个古乐队，你不知道你三弟一辈子爱清净，不喜欢这咋咋呼呼的东西吗？”

　　大舅不听母亲说完，突然走出去，站在院子里，又说了一遍：“他一天好日子都没过过啊！”母亲呆坐在那里，一句话都没再说，一直到吃饭都没动--农村的规矩是必须吃过午饭，过了午时才能送逝者上路--小舅妈过去劝她，她只说不想吃，就不再多说了。我们兄妹几个都没有劝她。我记得姥姥死的时候，小妹让她吃饭，她说：“现在你姥姥还在炉子里烧得轰轰响，你说说我怎么吃得下去？”一句话说得我们都放下筷子，谁也不好意思再吃了。

　　四

　　把三个舅舅送出去当兵都是我父亲的主意，那时候不兴考学，当兵是走向革命道路的捷径，也是农村孩子走出去的唯一出路。我父亲说，如果一个人不在解放军的大熔炉里锻炼一下，就是一个废物。后来我两个哥哥也都当了兵，还有一个上了战场，好歹捡了一条命回来。三个舅舅很争气，在部队都干得不错，如果我小舅不是迷失了政治方向，也会有一个跟大舅二舅一样圆满的结局--找一个城里的姑娘，生一窝吃商品粮的孩子，一直被国家包养到断气。舅舅们争气得归功于我姥姥姥爷的家教。要说他们管孩子的方法既不新鲜也没有套路，主要是打骂，尤其是我姥姥，管孩子甚下得去手，不把孩子打改了就不撒手。也是奇了怪了，谁挨的打多，谁就越成材。让姥姥姥爷后悔不迭的，就是我小舅是老儿子，小时候挨打太少。

　　姥姥和姥爷两个人在做人方面那是没说的。从我记事起，就知道他们乐善好施。孩子们谁从外面带点好吃的回来，全村人吃不上的估计就只剩下他们两个。姥姥颠着一双萝卜头大的小脚，拿着东西送一个庄子。姥姥姥爷德高望重，满村子谁不知道姥姥家的儿女个个都争气？那时候农村人都买不起药，有个头疼脑热的，都来找姥姥姥爷借几块钱。谁家娶媳妇嫁闺女，手里措抹不开，也都是张口跟他们借。说是借，其实几乎没有还回来的。姥姥从来都是有求必应，跟个观音菩萨似的。

　　后来我才知道，小舅舅刚刚从部队回来的时候，母亲也跟父亲说过小舅舅进城工作的事。可任凭母亲怎么说，父亲就是不答应，他的理由是，这样的人在部队靠不住，在地方上就更靠不住了！“靠不住”是什么意思？现在的孩子们很少能懂，但在当时，这句话的意思大家都明白，那是政治挂帅的年代里最要命的一句话--毛泽东说邓小平“靠不住”，几乎要了他的命--基于这样的理由，母亲也不好再说什么。所以小舅舅回来，还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再后来，大舅二舅先后转业到地方上当领导，要说给小舅舅找个工作也不算什么。我母亲也跟他们提过，大舅二舅坚决反对--那时候农村已经开始分土地了，姥姥姥爷又在乡下，家里也得有人照应。小舅舅一直到三十多岁才结婚生子，这在当时的农村是比较少见的，至于个中原因，各种说法都有，反正表面上看起来是高不成低不就。后来我看到二哥写的一篇怀念他的文章，说他进城的念头一天都没有断过；之所以后来结婚生子，是因为绝望。我未置可否，但也深信不疑。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些地方政府卖城市户口，小舅舅背着哥哥姐姐东拼西凑了一大笔钱给自己的儿子买了一个。有一次他到我们家来，母亲问他这事。他低下头，脸红了半天，到底没说一句话。母亲拿了点钱给他，他当时接下了，可走的时候又偷偷地塞在了母亲的枕头下面。

　　我上中学之后就很少再去姥姥家，那时已经开始实行考试，很少有个人时间，只是过年的时候才随父母去一趟。母亲为了让她姊弟们一年团圆一次，每次我们回去的时候她都通知在城里的舅舅一起回去，往往一到家就是老老少少几十口人。小舅舅和小舅妈里里外外忙活着，我们很难插上手。两个舅舅总是吃完饭就走，大舅妈二舅妈都是城里人，待在农村不习惯。有一次大舅妈带着小孙子回来，刚刚下车不到十分钟，就嚷嚷着要回城里去，说在乡下太冷，小孩子受不了。

　　大舅二舅回城的时候，小舅舅把两个哥哥的车子塞得满满当当的，都是当地的土鸡土猪腊肉什么的。我们走得很晚，父母亲要陪姥爷姥姥说说话，走的时候还要给他们留点钱。两个哥哥总是要给小舅一份。小舅面红耳赤地跟他们争执着，不肯要。

　　有一次走路上，二哥小声地跟我们嘟囔，大舅二舅太不像话，不回来是不回来，回来就是要东西，平时连香油面粉什么的都回来要，连他们的儿子想要什么东西，都是回来找小舅舅。小舅舅承包了两个塑料大棚，收成的东西先被他们拉走一大半。后面的话被母亲听到了，她狠狠地呵斥了他一顿。倒是有一次，不知道怎么的，母亲跟我和小妹聊起姥爷姥姥，说着说着自己哭起来了。她问我们：“为什么你姥姥姥爷不愿意到城里来？”这话说得，好像我们对此事应该负责似的。我们俩一齐摇摇头。母亲说：“他们寒心哪！”那时我们对这些家长里短的东西还不大懂，母亲说的又不是很明白。好像是他们到城里去，两个儿媳妇很不待见。“暗气不好生。”母亲说。

　　但母亲跟我们说的主要不是这些，她只是想告诉我们，姥姥姥爷很会顾全大局，把家族的面子看得很重。“没有面子，何来的里子？所以家庭和睦比什么都重要！”--我和小妹都已相继结婚生子，这是母亲教育我们的方式。

　　农闲的时候，姥姥姥爷就让小舅舅带着他们到城里两个儿子那里去转一圈，说是城里的儿子媳妇捎信让去住几天。从城里回来的时候，小舅舅总是专门去买很多花花绿绿的糖果糕点什么的带回来，让姥姥再逐家逐户去送。“哎呦！这都是两个媳妇争着抢着非要买不可，不带回来还不行！你们尝尝中不中吃！”姥姥一户一户地跟村里人说。我妈给她买再好的东西，她都没跟人提过，不管人家夸奖他们家什么，都是媳妇的功劳。全村人都知道姥姥找的媳妇都孝顺，说，儿子好不如媳妇好，您老人家算是熬出来了！

　　随着年龄的增加，埋在这个外表风光的大家族表象之下，也就是“面子”之下的东西，我才慢慢地体味到。不过，那些东西既是普遍的、中性的，也是无可奈何的，更是无以言说的。

　　有时候，我会突然想起那天母亲问大舅的那句话：“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你们的脸面？”听着真是又解气又伤感其实仔细想想，难道我的父母在这些事情上没有责任吗？把小舅舅弄回来是因为他们的面子，不让他进城是为了他们的面子，他死后怎么安置还是为了他们的面子。从来没人会想到我这个窝窝囊囊一辈子的小舅舅也有自己的面子。而且，也不仅仅是面子问题，如果没有我的小舅舅在家伺候老人，支撑门面，为这个家族默默地垫背和牺牲，哪还有什么家族的荣耀？

　　那天在母亲的坚持下，古乐队没有请，但是在棺材问题上母亲妥协了。可是后来证明母亲是有远见的，那么重的桑木棺材，按照大舅的安排，外面还涂上了沥青。本来是八个人抬的，最后增加到十六个人也抬不动。村子里根本找不到那么多的青壮年，只好用一台拖拉机把棺材拉到墓地，朝下卸的时候，还砸伤了一个少年人的腿。棺材里装的只是小舅的骨灰，占据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空间。

　　办完丧事回去的时候，我还和大哥同乘一辆车。走到埋葬小舅的地方，他突然把车子停住，走了下来。到小舅坟前他并没有停下来，一直往前走到河边。我默默无语地跟着他，本来我们兄妹在一起话就不多，现在更找不到合适的话语。

　　大哥在河边站了一会儿，然后回过头来看着我说：“小舅舅跟谁都没提过，他从部队回来，偷偷找过父亲，求他给安排个工作。可是，你知道父亲是怎么做的吗？”他长长地叹了口气，迟疑着，两只手抖索着握在一起，“父亲只是抬头看看他，理都没理，拉开办公室的门就出去了……”

　　起风了，虽然很小的风，但是像刀子一样刺人。河边结着薄冰，只有河中间水还在缓慢地流着。

　　“父亲死，小舅舅当着人的面没哭，他在我家哭了一夜。其实他内心非常敬重父亲。他觉得父亲人正派，对姥姥姥爷好，对母亲也好。”大哥突然蹲下来放声大哭。我回头看看周围，没有一个人。“我们回去，他不管什么事都停下陪我们。可是他来办事，我抽不出丁点时间陪他。有一次他刚走就下大雨，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他。”

　　我心里有一种异样的东西翻动了一下，好像心底深处的东西被翻了上来，就像眼前的河，有冰块，也有水流，搅动着，冲撞着。不过，那又怎么样呢？他也来找我办过事，办的什么事，办没办，记不得了。只记得他浮肿的脸，带着许多歉意，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然后又突然消失。那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当那个面孔出现的时候，你只想着快点打发它；而它一旦消失了，你又怅然若失，心里有很多遗憾。

　　“小舅舅对自己的死是有预感的，出事的前一天，很晚了他给我打电话。我问他有事吗，他说没事，可就是不放电话。后来我找个借口，说有事要出去，才把电话挂断……”

　　我的鼻腔里有一股热流穿过，眼前的一切都模糊了，但心里的东西却慢慢清晰起来。我想起来了，姥姥想跟我说的话，不是老早老早就告诉我了吗？姥姥说，人啊，只有享不了的福，哪有受不了的罪？姥姥还说，这一辈子过不好，还有下一辈子，只要存住气，好日子总有一天会轮到。

　　我靠着大哥坐下来，把他颤抖的手放在我的手里握着，从记事起我就没有这么亲近过他。冰凉的土地上，密密麻麻的茅草根串在一起，一直延伸到河边。小时候我跟着小舅舅和哥哥一起挖过茅草根，顺着它粗糙的身子往下找，能看到它细嫩柔软的根茎一节一节地躺在黑黝黝的土壤里，谁也说不清楚它在地下到底能扎多深。我还记得小时候跟着放寒假的哥哥回来，我夜里受寒发烧，家里没有退烧药，姥姥让小舅舅出去刨了很多茅草根，用它熬了一大碗红糖水。我看着黑红的汁液，哭着闹着不肯喝。小舅双手捧着喝了一口，装作很陶醉的样子，说，甜，你要再不喝我就喝完了！我趴在碗边咕咚咕咚喝下去，浑身慢慢热透了，出来一身大汗。

　　（原载《北京文学》201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