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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以境界衡词

  清代词学中兴,创作、理论都超出明代。其词坛浙派、常州派互相争鸣,或精考证,或重寄托,以至“词外求词”。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词论,与清代的其他词话相比,立足点高,眼界宽阔,开拓出一个新局面,其中心可以说“以境界衡词”。

  将词作为一种正统的文学形式,在王国维的时代,属于比较开明的思想。王国维重视为词找到一个应有的历史地位。在康德美学的影响下,王国维常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实际上指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形式。他用这样的思想解释词的演进,目的是为词找到应有的历史地位。他在《宋元戏曲史》中也说过:“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可见,王国维的思想是一贯的。他用这思想解释词的发展,也解释诗的发展,用之解释文学史上的一些现象。他指出:“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亦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此亦文学升降之一关键也。”从这个观点伸发开去,他揭示了唐五代、北宋词的独创价值,给予高度评价,这是正确的,有见解的。两相对比,他对南宋词太贬低,有缺失。

  在论“隔”与“不隔”时,他以唐、五代、北宋词作为“不隔”的例证。《人间词话》第三十九则指出:“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风流,渡江遂绝。抑真有运会存乎其间耶?”对照《人间词话》原稿,“梅溪”下原有如下的话:“绮罗香》‘咏春雨’亦然,皆未得五代、北宋人自然之妙。”第四十则《人间词话》说:“然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浅深厚薄之别。”这句话的意思还承认南宋词有不隔处。可是,到王国维发表《人间词话》选时,论及欧阳修“谢家池上”句“隔”之后,紧接着说“南宋人词,则不免通体皆是‘谢家池上’矣”。

  在论及词之有题、无题时,《人间词话》第五十五则说:“诗之三百篇、十九首,词之五代、北宋,皆无题也。……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王国维这个论断,历来有争议。从表面看来,北宋的词并非都无题。苏东坡《念奴娇》“大江东去”,不是以《赤壁怀古》为题吗?却传诵至今。这里要着重说明的,“题”并不是只局限指题目。《人间词话》第五十五则说:“非无题也,诗词中之意,不能以题尽之也。自《花庵》《草堂》每调立题,并古人无题之词亦为之作题。如观一幅佳山水,而即曰此某山某河,可乎?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然中材之士,鲜能知此而自振拔者矣。”在这则词话中,王国维删去了一段具体说明的文字:“诗词之题目,本为自然及人生。自古人误以为美刺、投赠、咏史、怀古之用。题目既误,诗亦自不能佳。后人才不及古人,见古名大家亦有此等作,遂遗其独到之处而专学此种,不复知诗之本意,于是豪杰之士出,不得不变其体格,如楚辞,汉之五言诗,唐五代、北宋之词皆是也,故此等文学皆无题。”这里说得很明显,“题目”宜广,不宜局限于“美刺、投赠、咏史、怀古”的分类。因为,诗人如果着眼于“自然及人生”,就有可能获得独立的感受,于是可以感自己之所感,写自己之所感。要是局限于某种具体事务,就难免陷于功利的目的。在王国维看来,这就对创作有妨碍。王国维在未刊的《人间词话》前期手稿中作了说明:“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词人观物,须用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故感事、怀古等作,当与寿词同为词家所禁也。”(见通行本《人间词话》)王国维反对词有题,还有个想法,就是一旦形成了这些题目之后,陈陈相因,限制了诗人的独创性,所以他说:“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见通行本《人间词话》)如果参看《人间词话》的前期手稿,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上面引的词话就写在讨论“无题”的词话前面。这样作者在思考时的连续性就显露出来了。

  王国维以境界论词的特色,突出地表现在对李煜词的评论上。王国维以为一种文体的发展,依赖于天才的创造。那么,词的天才首推谁呢?李煜。王国维从词的发展的角度确定李煜的地位:“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人间词话》第十五则)周济(1781-1839)字介存,清代词学家,常州词派重要理论家,词学方面著有《介存斋论词杂著》和《宋四家词选》。王国维批评周济的理论,出处见于《介存斋论词杂著》:“李后主词,如生马驹,不受控捉。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严妆也;端已,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从这则词话看,周济的着重点,似在说明李后主、温飞卿、韦端己词各具特色。王国维批评周将李“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并不全是事实。倒是王国维在前则词话说:“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很有见地,有针对性地校正了周济的评论。总的看,周济的词论以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王沂孙为两宋词人首领,作为他“意内言外”理论的代表作家。诚然,将李煜称为“词帝”或“词中李白”者早已有之,王国维的贡献,是在他自己的对李煜词的评价中,表达了对文学艺术的新的认识,从而提高了一代学人的审美水准。王国维对李煜词的推崇,总起来说就是阅世贵真,境界贵深。下面一则关于李煜的词话是历来有争议的。“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第十六则)其实,这则词话在原稿上删去了下面的一句话:“故后主之词,天真之词也。他人,人工之词也。”这几个字是对上面那段词话的说明。王国维又写道:“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这里表述的重点是:抒情诗人应注意体验生活,以赤子之心体验生活,也就是以自然之眼观物。不过,这样来概括李后主的创作道路,有片面性,太强调个人的天才了。其实,从当皇帝到作俘虏,生活变化的跨度多么大!简直是“天上人间”!其间阅世当然就很深很深了。阅世深了,并未妨碍“性情愈真”,反而使人的赤子之心得到进一步的发挥。王国维并未主张一切文学创作都要少阅世,因为他明确主张“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就李后主而言,王国维认为抒情诗人要用“诗人之眼”去体验生活,并不是只追求“材料愈丰富,愈变化”,同时,更为关键的一步在于能“出乎其外”,使其表达的赤子之心有普遍的意义。《人间词话》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王国维引用李后主的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皆是名句,为人传诵。但是,王国维发现了这些名句中包含的更为深层的美;因为这样的美而使这些名句更有分量。

  《人间词话》中突出关注的词人是李煜、冯延巳、辛弃疾、纳兰性德。这都是从境界的角度来衡量的。王国维认为五代、北宋是词的高峰。所以,评冯延巳词时说:“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与中、后二主词皆在《花间》范围之外,宜《花间集》中不登其只字也。”(第19则)《花间集》没有选冯延巳的词,有的学者以偶然的原因来解释,比如“道里隔绝”之类。王国维明确指出,因流派的不同。这里推崇冯延巳,很有历史的眼光。辛弃疾是南宋词人,王国维以“其堪与北宋颉颃者”称许,因他的词“有境界”。“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唯一幼安耳。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词可学,北宋不可学也。学南宋者,不祖白石,则祖梦窗,以白石、梦窗可学,幼安不可学也。学幼安者率祖其粗犷、滑稽,以其粗犷、滑稽处可学,佳处不可学也。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气象论,亦有‘横素波、干青云’之概,宁后世龌龊小生所可拟耶?”(第43则)王国维善于从不同层次上加以分析,有助于加深对境界为本的理解。

  与王国维推崇李后主相似的是他对纳兰性德的评价。他认为文学史上的名句“明月照积雪”、“长河落日圆”等“此种境界,可谓千古壮观”。纳兰性德的词的境界则“差近之”。《人间词话》第五十二则称:“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最后一句,要是理解成“北宋以来”,那就是李后主以后的大词人唯纳兰性德一人了;要是理解成北宋以后,则强调纳兰性德又恢复了词的新境界了。无论何种理解,对纳兰性德的评价都失之过高。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揣摩王国维原意,十分强调“以自然之眼观物”,即近似于“以物观物”的含义。这就能使读者从理论与创作实际的结合上更好地把握王国维的境界理论了。

  《人间词话》对周邦彦也是从境界理论出发来加以评论的。主要的一则词话如下:“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美成为什么创意才少?《人间词话》六十则说:“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能出。”周邦彦是公认的词界大家,王国维这样评价他,是从词的境界创造的角度着眼的。这些论点在中国传统词学的范围内,显出很有新意。在词史上,沈义父《乐府指迷》云:“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注》:“清真,集大成者也。”沈义父回答“清真词所以冠绝”的原因时说:“盖清真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也。”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从词的发展论周邦彦说:“词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苏、秦之终,后开姜、史之始,自有词人以来,不得不推为巨擘。”王国维对周邦彦的评价,第一层意思:认为他是“第一流的作者”,但词之天才应推李煜。第二层意思:周虽为“第一流作者”,但“不及欧、秦”,同时,“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倡伎之别”。(《人间词话》第三十二则)还有第三层意思:在具体描写事物、情境方面,“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所以在这一点上又高于白石。“美成《苏幕遮》词:‘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觉白石《念奴娇》《惜红衣》二词,犹有隔雾看花之恨。”(《人间词话》第三十六则)可见,王国维评周邦彦是很认真的,确有研究的,有自己独创的见解。但是,也有论者认为王国维对周邦彦的评论有自相矛盾之处,或有前后期的不同处:一般指王国维的《清真先生遗事》:“词中老杜,则非先生不可。”以后,上述这段话也“附录”进《人间词话》了。由于这是专论清真的文章,背景和论述重点都不同;其实,这里又一次说明,研究《人间词话》应以王国维生前公开发表的文本为主。

  王国维评白石词艺高超,格调高逸,然而缺乏“内美”:“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人间词话》第四十二则)这则词话的早期手稿最初书写为:“终落第二手。其志清峻则有之,其旨遥深则未也。”王国维评南宋词人时,称“白石有格而无情”,对其他词人评价就更低了。一种艺术体裁,当它发展时间长了,失之艺术刻意求工的现象就可能更明显,加以当时的总的社会气氛也会影响词的创作。当然,南宋词也有词境宽阔的强劲之作。在王国维已有“一代有一代文学”的想法指引下,有些复杂的情况就容易疏忽了。好在《人间词话》的真知灼见在于从大处抓住境界理论,虽然在这些细微处时有偏颇之语。

  §§第六章 中国戏曲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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