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静庵诗稿》
王国维第一本书《静庵文集》上署“光绪乙巳九月出版”，即1905年阴历九月出版。书前有自序“光绪三十一年秋八月”（阴历）作。这是他研究哲学，即叔本华、康德哲学时期的文章。序文中称“以存此二三年间思想上之陈迹”。49首古诗编在最后，自署《静庵诗稿·附》。这是研究王国维早期诗歌创作的可靠的材料。1906年4月下旬《静庵诗稿》发表于《教育世界》总第124号。上期发表了《人间词·甲稿》，并有序。罗振常编《观堂诗词汇编》时，曾以《人间诗集》名之；然而王国维本人从未用过这个名字。他以后编《观堂集林》时，第二十四卷“缀林二”，选录了1905-1909年写的词22首和辛亥后旅居日本写的诗，未选《静庵诗稿》中的作品。然而《静庵诗稿》自有它自己独立的意义。
写诗明志，是中国文人的传统。王国维年轻时就写诗，正式发表的最早的诗《杂诗》自署“戊戌四月”，可能是阳历1898年5月，这是他刚到上海《时务报》工作的日子。“戊戌变法”百日维新，于9月21日了结。王国维写这首诗的时候，变法将起或刚起，他又走上新的生活之路，所以无论对国家命运还是对个人前途，都抱着希望。“我身局斗室，我魂驰关山”是他进入《时务报》时的心态。“我”对自己的处境并不满意；但是，总算走到新的环境中来了，希冀有新的机遇，新的发展，对当时的“戊戌变法”诸君也抱有期望。“虹梁抗日月，菡萏纷扶敷。”即颂扬当时知识界的领先人物。他在同时期（1898年6月4日）给好友许家惺信中也说：“大抵近世士大夫不乏魁垒奇特之才。”对自己前途抱着希望，以“豫章”自许，希望“匠石忽惊视，谓与风林殊”。但是，这也只是期望，所以诗的结尾说：“中道失所养，幽怨当何如？”对自己的前途仍是有希望渺茫之感。这首诗抒写他到上海之后的矛盾心情，表达他对未来的向往。在王国维的诗词基调是人间之苦难的情况下，这首诗被人所重视。作者又冠之于篇首，亦有深意。萧艾《王国维诗词笺校》对此事有不同看法：“至匠石惊视，殊异凡材云云，岂其时又受知于罗振玉邪？”这首诗作者自署“戊戌四月”，一般指阴历。当时东文学社已经办了，王国维已入学。按王国维书信中材料，“东文学社于六日开馆，弟拟往学，已蒙仲阁先生允许”。东文学社在阴历二月六日上课。罗振玉记“戊戌仲夏”开学，赵万里《年谱》记“五月朔，学社开学”，似为误记。所以，这首诗的写作年代，应该是到上海后又进入了东文学社以后。王国维进了东文学社，阴历五月末考试不及格，“乡人（指罗振玉）念其笃学力行，为言于掌教（藤田剑峰），仍许入学”。可是这件事是在写《杂诗》以后了。此诗看来写于考试之前。所以，从时间上看，萧艾沿习罗振玉、赵万里记的时间，略有出入。从内容上看，判定其抒发“对罗氏‘知遇’之感”，似太坐实。这是王国维编定《诗稿》的第一页诗，抒发了自我抱负得不到施展的抑郁之情。是不是写罗振玉的赏识，最近学者研究指出：“据前后诗意，其说非是。”
《静庵诗稿》的主旋律是抒发他的人生感受，即叔本华的人生是苦难的哲理。这是王国维诗的特色，也是他的诗的新意之所在。因为他重视诗要写出对人生的新的思索。比如：“虽惭云中鹤，终胜辕下驹。”“我生三十载，役役苦不平。”（《端居》）“人生苦局促，俯仰多悲悸。”（《游通州湖心亭》）“人生过处惟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六月二十七日宿硖石》）“不存言愁诗句在，闲愁那得暂时消。”（《拼飞》）“因病废书增寂寞，强颜入世苦支离。”（《病中即事》）这时期王国维的诗在语言上平易晓畅，从艺术表现上说，写得直白，受到陆游的诗风的影响，“宵深爱读剑南诗”（《题友人三十小像》）。
这本诗集中有两首诗在艺术表现上颇重构思之独特。《书古书中故纸（癸卯）》：“昨夜书中得故纸，今朝随意写新诗。长捐箧底终无恙，比入怀中便足奇。黯淡谁能知汝恨，沾涂亦自笑余痴。书成付与炉中火，了却人间是与非。”这首诗写于1903年，正是读叔本华的书，探究人生意义之时。他追求的诗有哲理性，实际上受叔本华哲学的影响，十分直接。《蚕》通过吟咏蚕一生劳碌，每年周而复始地劳苦，蚕的形象是“自缚还自钻”，诗人吟咏蚕的劳碌，诗的结尾却抒发对人生的慨叹：“劝君歌少息，人生亦如此！”
《静庵诗稿》大部分是王国维在南通、苏州任教员时写的。创作这些诗的指导思想可以与他同时的《红楼梦评论》互为参照。王国维对自己的诗篇的态度亦颇为理智。从这些诗歌创作中，他对自己作过深切的剖析：“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智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这段话，能帮助读者欣赏王国维的诗歌。
以一般经历论人，人生苦难老方知。说的是老年人的睿智，看透人生；年轻人有追求、有抱负、有上进的锐气。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认识了生活的真谛，他的人生就沉着，他心里希望中国人醒悟。这是王国维用“世界眼”看中国现实人生，这也是他诗歌的开阔处。
如果从创作过程分析，他写诗重整首诗的构思。他也许从一情一景的感悟开始，可能先有一句之奇，一词之秀，但不局限于此，而是上升到整首诗的艺术构思。读他的诗有整体性的艺术感受，是从此而来的。他谈到诗歌创作时说：“作诗易废时日。一诗之成，动笔后迟则三五日无不成者，惟以前实须酝酿，其期长短不定。……兴会不属，亦未敢动笔，须俟之暇日矣。”
写诗明志，是中国文人的传统。王国维年轻时就写诗，正式发表的最早的诗《杂诗》自署“戊戌四月”，可能是阳历1898年5月，这是他刚到上海《时务报》工作的日子。“戊戌变法”百日维新，于9月21日了结。王国维写这首诗的时候，变法将起或刚起，他又走上新的生活之路，所以无论对国家命运还是对个人前途，都抱着希望。“我身局斗室，我魂驰关山”是他进入《时务报》时的心态。“我”对自己的处境并不满意；但是，总算走到新的环境中来了，希冀有新的机遇，新的发展，对当时的“戊戌变法”诸君也抱有期望。“虹梁抗日月，菡萏纷扶敷。”即颂扬当时知识界的领先人物。他在同时期（1898年6月4日）给好友许家惺信中也说：“大抵近世士大夫不乏魁垒奇特之才。”对自己前途抱着希望，以“豫章”自许，希望“匠石忽惊视，谓与风林殊”。但是，这也只是期望，所以诗的结尾说：“中道失所养，幽怨当何如？”对自己的前途仍是有希望渺茫之感。这首诗抒写他到上海之后的矛盾心情，表达他对未来的向往。在王国维的诗词基调是人间之苦难的情况下，这首诗被人所重视。作者又冠之于篇首，亦有深意。萧艾《王国维诗词笺校》对此事有不同看法：“至匠石惊视，殊异凡材云云，岂其时又受知于罗振玉邪？”这首诗作者自署“戊戌四月”，一般指阴历。当时东文学社已经办了，王国维已入学。按王国维书信中材料，“东文学社于六日开馆，弟拟往学，已蒙仲阁先生允许”。东文学社在阴历二月六日上课。罗振玉记“戊戌仲夏”开学，赵万里《年谱》记“五月朔，学社开学”，似为误记。所以，这首诗的写作年代，应该是到上海后又进入了东文学社以后。王国维进了东文学社，阴历五月末考试不及格，“乡人（指罗振玉）念其笃学力行，为言于掌教（藤田剑峰），仍许入学”。可是这件事是在写《杂诗》以后了。此诗看来写于考试之前。所以，从时间上看，萧艾沿习罗振玉、赵万里记的时间，略有出入。从内容上看，判定其抒发“对罗氏‘知遇’之感”，似太坐实。这是王国维编定《诗稿》的第一页诗，抒发了自我抱负得不到施展的抑郁之情。是不是写罗振玉的赏识，最近学者研究指出：“据前后诗意，其说非是。”
《静庵诗稿》的主旋律是抒发他的人生感受，即叔本华的人生是苦难的哲理。这是王国维诗的特色，也是他的诗的新意之所在。因为他重视诗要写出对人生的新的思索。比如：“虽惭云中鹤，终胜辕下驹。”“我生三十载，役役苦不平。”（《端居》）“人生苦局促，俯仰多悲悸。”（《游通州湖心亭》）“人生过处惟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六月二十七日宿硖石》）“不存言愁诗句在，闲愁那得暂时消。”（《拼飞》）“因病废书增寂寞，强颜入世苦支离。”（《病中即事》）这时期王国维的诗在语言上平易晓畅，从艺术表现上说，写得直白，受到陆游的诗风的影响，“宵深爱读剑南诗”（《题友人三十小像》）。
这本诗集中有两首诗在艺术表现上颇重构思之独特。《书古书中故纸（癸卯）》：“昨夜书中得故纸，今朝随意写新诗。长捐箧底终无恙，比入怀中便足奇。黯淡谁能知汝恨，沾涂亦自笑余痴。书成付与炉中火，了却人间是与非。”这首诗写于1903年，正是读叔本华的书，探究人生意义之时。他追求的诗有哲理性，实际上受叔本华哲学的影响，十分直接。《蚕》通过吟咏蚕一生劳碌，每年周而复始地劳苦，蚕的形象是“自缚还自钻”，诗人吟咏蚕的劳碌，诗的结尾却抒发对人生的慨叹：“劝君歌少息，人生亦如此！”
《静庵诗稿》大部分是王国维在南通、苏州任教员时写的。创作这些诗的指导思想可以与他同时的《红楼梦评论》互为参照。王国维对自己的诗篇的态度亦颇为理智。从这些诗歌创作中，他对自己作过深切的剖析：“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智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这段话，能帮助读者欣赏王国维的诗歌。
以一般经历论人，人生苦难老方知。说的是老年人的睿智，看透人生；年轻人有追求、有抱负、有上进的锐气。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认识了生活的真谛，他的人生就沉着，他心里希望中国人醒悟。这是王国维用“世界眼”看中国现实人生，这也是他诗歌的开阔处。
如果从创作过程分析，他写诗重整首诗的构思。他也许从一情一景的感悟开始，可能先有一句之奇，一词之秀，但不局限于此，而是上升到整首诗的艺术构思。读他的诗有整体性的艺术感受，是从此而来的。他谈到诗歌创作时说：“作诗易废时日。一诗之成，动笔后迟则三五日无不成者，惟以前实须酝酿，其期长短不定。……兴会不属，亦未敢动笔，须俟之暇日矣。”
